梁启超传-百日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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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冰消雪融,又是桃红柳绿。

    当金水桥下护城河水又开始流动,并且发出轻轻的拍击之声,城墙下骆驼队缓爱地走过,必谭湖里冬季用来过河的冰床搁浅在湖边,一条条牵挂渡船的缆绳重新哥张活力……一切都只是无言地告诉人们:无论你觉得缓慢还是疾速,时光就这样蔬动着。

    岁月会带走一切,历朝历代,城头变幻殿角楼台……后人将会茫然地面对各种菱墟或者尘封的古迹,让思想绵延不绝。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然而,岁月的流逝却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富裕、繁荣和平安的一切。同在日月之下,英国的舰队占领了香港,日本侵略者霸占了台湾,德国人虽占了胶州湾……中国呢?光绪皇帝不断地在各种不平等条约上“用宝”;大臣门四出求情、议和;百姓已被搜刮得家徒四壁,为了赔款,赔给那些夺去中国人的命又夺去中国人土地的侵略者们……因而时间之于那时中国的全部意义便是:隹新救亡!

    现在是1898年了。

    已经是1898年了。

    不少人对这一年特别地敏感。

    康有为叹息道:距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帝,正好lo年。

    梁启超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年是“公车上书”后的第三年。

    那个在颐和园中享尽天下荣华富贵的慈禧太后,已经得了轻度的面部神经麻痹量,说是“万寿”,哪有万寿?这个绝对残忍的老女人会享福会用权势而且一点也氏糊涂,她不放心光绪,总觉得光绪要搞什么名堂,想彻底摆脱了她,自个儿做芑帝。

    慈禧晚上睡得香,白天清醒得很。

    1897年冬,康有为因上书:再一次被阻,心中悲愤准备南归。不料翁同稣突然造疗,亲临南海会馆劝他暂不远行,并告知光绪帝对他期望有加。康有为感激涕零。

    光绪拟召见康有为。

    奕诉反对,认为“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能召见,皇上若有垂询,命臣李传语可也”。

    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康有为奉命来到总理衙门西花厅,稍顷,李鸿章、寄同稣、荣禄、廖寿恒、张荫恒先后到达。稍事寒暄之后,荣禄突然冲着康有为大喝一声:“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不卑不亢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伺有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爿得已。”

    荣禄语塞。

    “宜如何变法?”廖寿恒问。

    “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康有为答。

    李鸿章接着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康有为:“今为列国并列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百推行。”

    翁同稣关心的是:“如何筹款?”

    “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改变,可比吗10倍。”康有为又谈了关于变法的总体设想,举凡法律、财政、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海军、陆军等无所不包。听者除荣禄外,满座皆惊,康有为这个从~介布衣起不断上书言政、被视为“悖谬”、“狂人”、“疯子”者,竟是学贯中囡之士。

    是此约见一直持续到天黑。荣禄是不进去的,先走了,出得中南海径奔颐雨园而去。

    康有为心里自是澎湃起伏。这是他舞一次面对朝廷要员直言变法和新政,光纠帝将会知晓今天他所说的一切。

    次日晨。紫禁城养心殿。

    光绪帝问翁同稣对康有为其人其言目象如何。

    翁同稣答道:“以愚臣之见,不独康希为,还有梁启超均是经世之才,且怀救磨之方。”

    光绪还关心的是与康有为谈话的几1官员的态度,翁同稣只好直言荣禄先退席余皆谈至天黑,多有交流颇为认真。待至翁同稣详尽转述康有为主张的变法各项匀则后,光绪的脸上有了笑容:“正合朕意。’

    光绪言毕沉思片刻,对翁同稣道:“袭政之行,看来是势在必然了。”

    翁同稣:“圣上圣明之见,江山万代之幸。愚臣漏夜三思不敢寐席,为臣也,肆不能力敌外侮,又不能内举朝政。枉为夕枉食俸禄。而康有为,南海一介布衣,于甲午前上书言政,道列强窥视‘瓜分豆之危;继又‘公车上书’日拒和、练兵、变法;再上书谓‘皇上与诸臣欲苟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长安布衣而亦不可得矣!’臣读后二胆俱裂,若非忠君报国何出此言?’上书屡为阻隔日祖制不许,而亡国灭种之危却以不闻不问,老臣无用,如老夫;新人可举,乃康有为、梁启超辈耳!”

    翁同稣伏地跪奏罢,已是涕泪满面。

    光绪抚慰几句后,即又传旨军机,召康有为独对。

    奕诉依然反对。

    光绪只好传旨康有为把变法建言书面呈递,同时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大变政记》送达内廷。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了他的第六书,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使法维新的主张有了纲领性的指导思想。

    其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其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20人为参与;商量更新一切政事制度。

    其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进言,各级官吏不得从中阻隔。

    虽说春寒料峭,北京的政治气候却显然开始随着变法维新升温。康有为与梁启重聚京华之日便商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光绪已有明确的支持,此为通上;有一个大的学会,集大群,“振士气于下”。上下呼应,在此一举。

    又是3年一度的会试之期,举子们云集北京不能忘怀“公车上书”,何况又有眼前的胶州湾被德国强占事件。,北京又热闹了。

    1898年4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二三百人集会于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式成立“保国会”。康有为先作演讲,日国之现状,曰如何报国,曰报国为谁等,声泪俱下,几乎没有经过讨论便通过了“保国会”章程30条。

    择其要者,不能不录,以示后人:

    1.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

    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

    2.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

    3.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

    4.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

    5.为保圣教之不失。

    6.为讲内治变法之宜。

    7.为讲外交之故。

    8.为仰体朝旨,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

    9.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

    10.凡来会者,激励奋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

    11.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

    这些章程要旨,实质上已具有政党性质,也可视为康、梁第一次试图组党举,是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集中体现。因为“保国会”的推波助澜,维薪步伐加快了。

    是年4月21日,“保国会”在北京崧云草堂第二次集会,梁启超发表了激耐心的演说。他先是直陈民族危亡已经燃眉,中国已经被瓜分,眼下还在被瓜分,千年生生不息的炎黄之地正由列强宰割、争抢,成为各自的势力范围。而更为痛者,是有一些士大夫的“中国不可救药论”。

    梁启超据此而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七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

    梁启超不是没有失望过,但确确实实,他是一个勇敢的希望者:“今中国外感耳,病噎隔耳,苟有良药,一举可疗,而举国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语,其病而待其亡,昔焉不知其病,犹可言也,今焉知其病,而相率待死,是致歹由,不在病而在此辈之手,昭昭然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待行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

    梁启超的演讲博得了满堂掌声。

    值此国破家亡之际,梁启超紧随其师康有为站到了最前列,用他的民族感。隧唤着千千万万的民众,那真是难忘的日日夜夜。

    康有为下榻的南海会馆,从白天到深夜,总是高朋满座,名流云集,议论生。满座之中最能高谈阔论者便是梁启超,康有为不时插话,赞许地点头,对流露着充满关爱的柔情。

    时值春夏之交。

    天寒地冻后的复苏纵然是缓慢的,却也不可阻挡。北京城的叶子渐渐成阴。在迎春开过之后,桃李已经结实,月季刚刚绚丽。

    梁启超赶往前门外的杏花村大酒缸。趁天气还没有热,约了夏穗卿小饮。

    两人落座。店主人当然还记得那年饮酒题诗的广东佬,如今真个名满京“梁先生请!”店主人的山西话居然也很动听。

    梁启超说:“别来可好?”

    夏穗卿:“有酒便好。”

    梁启超:“今日畅饮。”说毕春风满面。

    夏穗卿:“畅饮之期尚远。”

    梁启超:“你我久别,何不畅饮?”

    夏穗卿:“大祸将至,何能畅饮?”

    康有为:“兄何出此言?今上决意维新,正是我等有为之时,保国保种在一役。”

    夏穗卿:“兄可知今上之上尚有今上乎?兄可闻书生论道从来不敌刀兵乎?”

    梁启超:“然则坐待亡国乎?”

    夏穗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梁启超叹一口气,夏穗卿说的是老子之言,一切圣人之言,在热衷现实者能总是“恍兮惚兮”。“老兄,你到底想说什么?”

    夏穗卿满饮一杯:“西边要动手了!”

    康梁等对帝后之争或许都有耳闻,可不在局中者是难有切身体会的。在光绪的识或首肯之下,立志维新的人们鲜有想到后顾之忧的,“有今上圣明”这一句话舞着不少人,但在夏穗卿或旁的一些聪明人看来,维新实则隐伏着血光险象。

    军队在握、有权有势的荣禄居然在等候上朝时咆哮不断:“王公大臣都还没有,即使亡国也不用康梁去保!”

    与荣禄同列一班的李鸿章问:“以公之见当如何处置?”

    荣禄答日:“康梁僭越妄为,非杀不可。”

    御史潘庆澜、黄桂望上奏折,力主查禁“保国会”。御史文悌则于朝堂之上指呆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

    光绪怒斥道:“会能保国,岂不大善?尔等有何保国之策,朕未曾闻之!”

    光绪一怒之下,痛责文悌自己既不思保国,且不让别人保国,“悖谬之极,革史着交部议处”。

    保国会之后的这一股来势汹汹的暗潮暂时平息了,然而帝后两党的要员都知,一切仅仅是开始。

    夏穗卿极而言之,意在提醒梁启超,告别时仰天长叹:“任公,你我何如白云鹤!”

    1898年6月11日(旧历戊戌年),光绪帝“诏定国是”,

    “百日维新”正式始。

    已经是初夏了,天气开始有点闷热。

    光绪帝直到传旨颁诏,晓谕天下的那一时,心里仍是忐忑不安的。自从甲午败绩,割赔款,一方面是西方列强争先恐后纷纷取得中国“租借”海港及筑路、开矿等种种特,并且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国中之国”局面已大体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列强和封势力的勾结压制,使得民族工业在发生之初匿到摧残。民生凋敝,岁人减少,度支艰,广大的农村更是灾荒不断饥民遍野,在如民族危亡的时刻,只有变法一:途了。变法又谈何容易!“诏定国是”前,光绪在颐和园先已向慈赶后“奏请恩准”。慈禧不露声色,取的是且克制与容忍的态度,“静观其变”。那是勾慈禧也明白,《马关条约》之后不满清廷、酱慈禧的情绪已经达至愤怒,国势日衰是谁蠹盖不住的。如今皇帝要变法,慈禧当即站杉制止自然不妥,连太监李莲英都明白这个道理:“先让皇帝变着瞧吧。”

    荣禄等一批手握大权的守旧官僚,当然了解慈禧的叵测居心,就在“变法”始的那一时刻,他们就准备将“变法”一于人等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了。

    光绪所能依靠的除了少数如翁同稣、徐致靖、张荫桓等帝党官僚外,便是康为、梁启超等一批儒子了。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历史时刻。

    这是一种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

    在内忧外患之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变法”的客观环境:一批知识分子不1“托古改制”,而且也已经开始传播西方文明的思想、观念;除此之外,光绪帝几一全部接受“维新派”的主张,“诏定国是”便是皇帝几乎孤注一掷的自上而下强;“变法”之举:可是从“变法维新”的一开始,它就是败象重重的了。

    难道中国人不应该变法?

    光绪帝的谕旨出自翁同稣手笔,其中称道: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认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廷以挞坚甲利兵乎?……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康有为读罢诏书后,当即急步奔往新会会馆,梁启超读毕欣喜若狂:“一切新,基于此诏,一切新政,开于此日!”

    总算有个开头了,以后怎么辅助光绪使新政得以成为现实呢?师徒二人竟都时语塞,不知从何着手。不知不觉中,康梁已经卷入某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漩涡了,那是他们十分向往却又十分陌生的政治,自此以后的变化,人生的道路不再如以往的上书言事了,至于究竟如何,只是激动而迷茫。

    李端菜到访。

    梁启超一边延客一边连声直道:“来得好!来得好!”

    李端桑却并无太大的兴奋,先告诫道:“诏令之后,朝廷各种官员反应如币殊为重要,由此可以推断许多。公等务请切记:乐极生悲,祸生不测。”

    梁启超:“诏令之下,岂有不遵?”

    李端菜:“非康乾年代也。今上行事已不能朝纲独断,可谓如履薄冰。所以慎之又慎也。”李端蕖又告诉康梁,皇上不日会有召见,需早作准备。

    6月11日傍晚,紫禁城通往颐和园的官道上,兵丁吆喝,车驾不绝。

    值得庆贺的日子,往往也是阴谋诡计交织的日子。

    一批早朝时刚刚得到了“诏定国是”圣旨的大员们,由庆亲王奕勖带头,依次荣禄、载漪、端方、刚毅等,从颐和园侧门鱼贯而人,步履匆匆。

    进了仁寿门,便是仁寿殿。

    李莲英早已等候在一侧了,一声“叫起”,众大臣跪伏在慈禧座前,号啕大哭。

    “说话,我还在呐!”慈禧的脸上一阵抽搐。西太后毕竟老了,但依然声色厉。

    慈禧知道这班人是冲着皇帝的“诏定国是”来的,维新了,变法了,外边喊得热闹,宫廷内外有的是耳目,慈禧都明白,却顾左右而言他:“今儿个有什么新事?”

    奕勖:“启禀圣母皇太后,臣等恳请太后回銮训政,上为宗庙计下为黎民望,狂澜之既倒,非太后莫属。”

    慈禧:“皇上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荣禄:“废祖制、失乾纲,康梁结党,狂徒横行,皇上却宠信有加,大清祖是天后土,眼看要丢在维新奸徒手中,请太后圣裁。”

    载漪:“宁可亡国,不能维新!”

    慈禧:“你们下去吧,我不糊涂。”

    夏天的夕阳红得像一轮火球,映照在昆明湖上,那炽热便化作水汽,笼罩着湖,一朵荷花孤零零地亭亭玉立着。晚饭后,慈禧去湖畔遛弯儿,李莲英紧随其后:

    “老佛爷,明儿个荷花就要了。”慈禧:“小李子,你说当今朝中笔下生花的要数谁?”李莲英:“当然是翁师傅了,你瞧那诏书,不变法就要亡国,这话,皇上可不会说。”

    慈禧:“想不明白那些读书人,书读多了是聪明还是糊涂。”

    李莲英:“这全在老佛爷了,你让他明白他就明白,你说他糊涂他准糊涂。”

    1898年6月15日,光绪“诏定国是”第五天。慈禧即以“揽权犯悖”为革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稣之职,令其速回江苏常熟老家。光绪毫无思想备,新政初行正是借重翁同稣的时候,慈禧这一招敲山震虎着实厉害。光绪“战变色,无可奈何”。

    翁同稣乃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光绪从童年至青年一直悉听教诲。更为要皋光绪的革故鼎新之举为翁同稣额手赞同,并身体力行为光绪出谋划策。慈禧斥翁稣而去。锋芒所指乃是光绪本身,乃是置维新变法于死地,翁同觫不过是替罪而已。

    然而,光绪已无回头路可走了。

    慈禧开革翁同稣次日,1898年6月16日,光绪力排众议召见康有为,并特把召见的地点安排在颐和园勤政殿。

    康有为行礼如仪。

    光绪:“朕知尔等屡屡上书用心良苦,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贝必致无功。”

    朝堂之上,如此直言的,光绪已经许听不见了,点头称是。

    康有为接着又说:“今数十年言变法幸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变法。今所言变者,变事耳,非变法也。臣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

    光绪:“朕读《日本国志》知有明治维始得日本国之强大,弹丸小国历来仰视吾手而后来竟有甲午之败,朕深以为耻不忘怀。”

    康有为:“瓜分豆剖,臣早有危言。一或几役之败或可说兵家胜败乃常事,然每必败,当是败在自己之不强、不勇、不立。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主此今日之强心、勇志、立国之道也。”

    这一次,召见持续了几小时,为光绪接见臣僚时间最长的一次,随后康有为被命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特许专折奏事。

    维新伊始,在光绪及康梁等,主要的行动是拟定诏旨,晓谕中外,但裁撤.构、起用新人等等措施,却总是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军机处拖着,那是一种只会的观望。因而在光绪那边,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圣旨天天下,凡事推动。

    慈禧却不然,令出必行。国家机器的真正的权柄在她那里,这部机器已经实在朽、残缺,可是当光绪试图对其作一番修补或调换若干零件时,却加足了油运转,让光绪无法染指。

    罢斥翁同稣后,慈禧逼迫光绪发上谕,谓今后凡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命,均需到禧那里谢恩。这是说,此辈官员的任用都要得到慈禧的首肯。与此同时,慈禧又荣禄出任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成、新建陆军袁凯--让光绪无法动用军队。京师重地,尽在慈禧掌握之中了。

    光绪的反击尽管是有限的,却也可以让慈禧感觉到皇上的决心,在这个权欲倾的老女人看来,皇帝是愈来愈不听话了。

    6月20日,维新派官僚宋伯鲁、杨深秀弹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礼部尚书应骥,为光绪赞同,皇帝声色俱厉驳斥许应骥对康有为及新政的攻击,批评其办不力。

    “朕诏定天下,独独诏定不了你?”

    此言一出,许应骥吓得魂不附体。

    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

    是次召见的详细情形始终不得而知,朋友们问起,梁启超也只说:“上命进呈变法通议》,大加奖励。”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发表在上海《时务报》上,使其蜚声中国的大作,与康、为的几次上书一起,是康梁变法的理论基础。光绪帝读后,激赏之,并谓左右:粱启超文章写得好,可是他的广东官话却至为难听。”

    清朝旧例,举人召见便赐入翰林,起码得为内阁中书。梁启超其时已赫赫有,同乃师康有为并称康梁,召见后只赐给六品顶戴。传闻说梁启超说北京话水平差,光绪听得十分吃力仍听不明白,便让梁启超办理译书局去了。

    8月,严复、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人先后由光绪召见。与康梁结盟维新志士,全部走到了舞台的中心。

    对光绪而言,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国家、民族在危难关头时,皇帝突然发现那王公、大臣、铁帽子王竟是如此昏庸。光绪面对这些年轻的陌生面孑L,深感这是批有真才实学者。在昏庸无能却又拼死抱残守缺者与那些为家国民族敢于直言献者之间,光绪选择了后者。此一选择也意味着,这个被慈禧掣肘着却又不甘为亡之君的皇上,把命运托付给了近代中国的一次变革大潮,他将与之共存亡。

    康有为、梁启超各自寄居的会馆,便成了维新志士们的聚集地,终日人来车。这是他们的节日,办报、办学堂、上书等等奔走呼号,现在大体上已成了光绪令的基本内容,而变法伊始,诏令之多,也创下了清王朝的新纪录:每天由大内出的上谕达1~2件。

    梁启超自豪地说:“新政来源,真可谓尽出我辈。”

    酝酿新政或新政期间,康有为、梁启超始终是光绪的思想库,6月11日,康有有了专折奏事之权,便有2l道奏章进呈。光绪颁布的新政确实源于康梁等人,尤其是康有为关于军事和教育的建议几乎全部被采纳,经济改革方面,除了废漕及废厘金制之外,其余均得到了重视。唯独关于颁宪法、立议院等政治制度方面改革,光绪在左思右想之后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

    1898年的夏天过去了。

    这是雷电交加的日子,三伏天里,市井街头,京城的百姓们议论了一个夏的,是翁同稣离开京师贬回常熟时,于滂沱大雨中对着紫禁城长跪不起的情景,此这个泪流满面的老人便永远离开了权力中心。

    至于维新变法,老百姓觉得新奇,在认识的判断上却又格外地世故或者说:成:“要是老佛爷不想变,这事儿能成吗?”

    1898年8月下旬,主事王照上奏,请光绪帝“巡视中外”,以开眼界而广见谚并特建议他应该到日本走一走,可以实地考察明治维新的经验,以利新政推行,时并请成立商部、教育部等等。

    主事的官职太小,没有专折奏事之权,请礼部代递。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认为王照之议实属大谬,拒绝递转。王照据理力争,怀塔布仍以“违背祖训”为再拒。于是王照干脆再上奏章弹劾怀塔布等大员,一再阻隔言路、抗拒新政。怀:布不得已上递光绪,同时又指控王照“咆哮堂署”、无理取闹,并认为王照请光:帝远涉东洋这刺客极多之地,是“居心叵测”,“欲置皇上于险地”。

    9月1日,光绪发布上谕,斥责怀塔布“阻塞言路”,“着交部议处”。大学徐桐上奏为怀塔布等人求情,光绪不予理睬。

    9月4日,光绪再发上谕,一则批评怀塔布等礼部堂官敷衍塞责与新政作为同时认为王照“不畏强暴,勇猛可嘉”。如果上谕到此为止,仍有转圜的余地,一知光绪笔锋一转,谓为山川社稷、维新大业计,革去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骥,侍郎垄岫,署左侍郎徐会澧,署右侍郎曾广汉职。并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堂候补。

    这就是轰动京师、震骇慈禧的光绪革礼部“六堂官事件”。

    是夜秋风乍起。

    光绪在养心殿伏案读《变法通议》。“经国之才原来远在天涯近在眼前”,光’一声长叹。神武门城楼上传来三更鼓罢,光绪仍无睡意。他是预感到时日无多吗?他是决心要走下去了。

    革罢礼部六堂官,光绪即又破例任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为军机京,直接参与朝政,审议变法事宜。

    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欢呼雀跃。

    这是维新派取得的重大胜利,枢密要地的军机处,就是贵为王公大臣也不敢足停留的。

    颐和园仁寿殿。

    满脸肃杀之气的荣禄告之慈禧:“变法新政已使天下共愤,康梁一党可谓罪贯盈。”’

    慈禧关心的是秋天到天津阅兵一事,北洋三镇都在荣禄手中了,“你要把兵练得整整齐齐的,到时我和皇帝都会去看。”

    借阅兵之机把光绪孤零零地放在天,周围都是荣禄的兵,趁机废立,这是方便不过的事情了。

    荣禄:“皇上那里,上谕还没有发。”

    慈禧:“明儿个就有。”慈禧似乎不太多与臣下谈阅兵的话题,忽然问荣禄:秋风起矣,你那里可有好的草虫儿?”

    荣禄呆了会儿:“臣留心去找。”

    草虫是宫里的称谓,即蟋蟀,北京也称蛐蛐,斗蛐蛐是清宫里面的传统,于康熙年间。宫廷里有专门养蟋蟀的,内务府奉宸苑管理,备有暖室孵育草,如遇筵宴,则将蟋蟀置于绣笼挂在侧,以为助兴,每至元旦及上:元节令,清宫殿暖阁设精美的火盆,内燃香木火,周围架子上是各色绣笼内的各种蝈、蟋蟀等草虫,并挂有宫廷内自己的葫芦。是时,宫灯辉煌,美酒飘香,虫齐鸣,慈禧说:“那才是万国来朝的贺之声。”

    康熙曾有诗赞道:

    秋深厌聒耳,今得锦囊盛。

    经腊鸣香阁,逢春接玉笙。

    慈禧兴致很高,对荣禄说:“你先下去吧,得空来斗蛐蛐玩儿。”

    荣禄退出,一时摸不着头脑,眼看就要火烧眉毛,礼部六堂官都撤干净了,怎还有兴致斗蛐蛐?

    只要老佛爷高兴,荣禄岂敢怠慢?出颐和园驾车一溜烟赶到了圆明园,那儿的犬地蛐蛐”色青、背宽、腿长、善斗j因为这里泉水多、地湿,断垣残壁正是蛐的乐园。

    康有为、梁启超相约起了个大早,在湖南浏阳会馆谭嗣同处碰头。

    北京已是秋风飒爽了。一大早,天高且蓝,街上行人稀少,一支长长的骆驼队悠悠地刚从关外进京,那些骆驼或是累了或是陌生,低着头,负重而去。那是给里送炭的,悠悠的脚步已涉过千山万水了。

    进得会馆,谭嗣同已经等候在门前了。

    大病初愈的谭嗣同略显清瘦,但双目有神。光绪帝召见维新派诸人,谭嗣同因是最后一名到京的,召见之后即为四品军机章京,用梁启超的话说“犹唐宋之参政事,实宰相之职也”。光绪本想借重康有为,慈禧反对,谭嗣同等入值军机之后,光绪与康梁之间便有了直通的管道,上呼下应,几近日日召对了。

    谭嗣同的住处,自题为“莽苍苍斋”。

    一副门联,也是谭嗣同自拟自写的。上联是:家无儋石;下联为:气雄万夫。

    康有为凝视门联片刻,对谭嗣同说:“锋芒太露。”进屋,环顾室内,问:“刁笔墨吗?”谭嗣同立即笔墨侍候,’梁启超也兴致勃勃地站在一边,康有为要送一门联给他的得意门生。

    略一思想,康有为运笔写道:

    视尔梦梦,天胡此醉。

    于时处处,人亦有言。

    谭嗣同大喜,当即嘱会馆仆役将新的门联小心换上。

    然后是沏茶、交谈。

    谭嗣同讲起光绪欲开懋勤殿设顾问以议政,让谭嗣同拟旨,先让内侍把历朝i训送到谭嗣同手中并命查阅,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曾有开懋勤殿之举,写入上自中以为有前朝故事可以援引,再亲往颐和园请命慈禧。

    谭嗣同不无忧虑:“皇上确实无权。”

    开懋勤殿的上渝也真的让慈禧太后否决了,皇上虽有明令,懋勤殿的大门却,闭如初。

    康有为:“这是一个信息。”

    梁启超:“伊藤博文到访,或可有转机?”

    伊藤博文,日本的倒幕功臣,维新元老,是对华外交的决策人物。历任日本国四届政府相,三任枢密院院长。1898年时逢第三届伊藤F阁总辞,他以日本在野人士的身份来华访问。王有媒体称,伊藤行前,日本天皇曾召见数小时密谈良久,话题自然离不开其时正在进行中的国变法维新的局势。

    当然,伊藤博文想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主是毫无疑问的,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的疆域一是它所最感兴趣的,它必须和中国打交道,长日间的打交道。

    伊藤的到来,使光绪和慈禧都睁大了眼睛京城之内,一时成为舆论所向。

    伊藤会见了李鸿章,李鸿章闲居在北京“伴食宰相”,语多谨慎。他们两人是《马关约》的谈判对手,说是对手,其实一为胜者一败者。也即是从此开始,李鸿章这个“少年乖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素坐镇北洋,遥领朝政”的元勋首辅,一落千丈到投闲置散,门庭冷落,饱尝世态凉。

    伊藤博文很想知道李鸿章对光绪诏定国是的态度:“据我所知,大人熟谙洋务,康梁新政如废八股、兴学堂等理应视为同道,未知对否?”

    李鸿章:“仆老矣!康梁新进才学高深,未敢与闻。约略想来,维新之事却是贵国、贵相为楷模的,不知贵相以为如何?”

    这是避而不谈,还把球踢回给伊藤了。

    诏定国是以来,李鸿章对极少亲信表示过“取仕之道,亟应变通”,以练兵为家之本,振兴工农等等新政,都为李鸿章所深以为是的。然而李鸿章毕竟久经官,他知道慈禧与皇上二者只能有其一。光绪倘若愚庸或者假装愚庸,日子就要好一些,光绪一旦为振兴家国真有动作,稍示自己并非愚庸之君,那就大祸临头李鸿章自然不会去蹈火海,便作壁上观,而光绪自甲午败绩后也已疏离了他,于康梁更不曾想到和他结盟,李鸿章却早已看出维新变法必败无疑。

    盖因为:“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京师斗蛐蛐的场所在顺治门(今宣武门)外,两只蛐蛐决一雌雄谓之“打将’,这时要由王公大臣作主持。届时安放虫王神位牌,两侧饰以黄幡、宝盖等神仪仗。养蛐蛐者向神位三叩首,然后开始会斗。与此同时,颐和园里蛐蛐的角斗成为赌博的一种方式,秋风一起,便由蛐蛐把式将各种好勇斗狠的蛐蛐进呈慈慈禧观赏后便赐以嘉名,再召亲贵王公近臣、有钱的大太监开盆为戏。

    1898年9月的斗蛐蛐其实也是清室的祖制旧例,不同的是慈禧把荣禄拉来了,且赐给他一只从山东宁阳、洛灵~带进呈的“山蛐蛐”,白脑袋、墨色牙,稍有静便作呲牙咧嘴状,浑身青色。慈禧为这山蛐蛐取的名字是“大将军”。

    “大将军”主斗,慈禧在一旁观战,李莲英盒子里跳将出来的一只是从南方的“杭虫”,慈禧赐名时颇费思量,李莲英耳语一番后,慈禧说“就叫南客子

    还没有开斗,丫环们便伸长了脖子又惊又怕又好奇地一边往前瞧一边往后退,禧端坐着,一边是四格格,一边是点水烟的荣儿。一声“开斗”,只见“大将”猛扑过去,那“南客子”却只是往左一侧,回头应付。“大将军”回过身来再时,“南客子”似乎无心恋战,只是被逼到跟前了,才仓促应斗。荣禄看得真切,“南客子”的一条腿在开斗之前便已被折断了。结果是“大将军”一口咬死了季客子”。

    慈禧带头拍掌。李莲英也喜形于色,他知道今儿一定得输,输得让老佛爷高、放心。奴才自然也欢喜。

    荣禄频频进出颐和园。

    伊藤博文的到访正在加快着某种进程,慈禧知道,倘若光绪及康梁的新政得到日本或别的西方大国的支持,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光绪也在作最后的努力,除了准备接见伊藤博文外,皇上听取了康梁的意见,见袁世凯,手中需有可用之兵。

    9月11日,光绪发上谕:“:电寄荣禄,着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9月16日,光绪与袁世凯独对。

    袁世凯伏地跪午毕。

    光绪详细询问了小站练兵的各项细节,从着装、军饷一直到军纪是否严明,有垂询,语多关切。光绪并谆谆告袁世凯:“甲午之役割地赔款,朕之大辱国之耻。尔今以新法练兵务期有成,不负朕托!”

    袁世凯“诺诺”连声。

    光绪并破格授袁世凯侍郎衔。

    9月17日,光绪再一次召见袁世凯。

    朝堂之上,袁世凯自不敢与皇上对视,听出了光绪的沉重与焦急。

    光绪明确告诉袁世凯,“尔与荣禄,互掣肘”。这是把上方宝剑给了袁世凯,可以受荣禄节制。但,那又是为什么呢?

    光绪又说了:“如遇紧急军情,随时到陛见!”

    袁世凯叩头谢恩步出宫廷时,已经一身汗把内衣都湿透了,他知道他已卷进了帝后争中,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他在轿子反复掂量着慈禧与皇上,冷汗出个不停,秋从帘子里卷进,不禁一阵颤抖。

    天凉好个秋!

    就在这时候,杨锐带着光绪的密诏先找了梁唐超,展读之下,梁启超放声大哭。皇危难,变法维新已有一派气象,怎么会忽然功败垂成呢?次日,康有为、梁启谭嗣同、杨锐、康广仁秘密“经划救上之策”。议决:由谭嗣同携密诏见袁世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

    9月18日夜,京城似梦非梦。

    谭嗣同趁夜色来到法华寺,敲开了袁世凯寓所的大门。

    袁世凯延至内室。“军机四卿”之一到访,自然不敢怠慢。

    谭嗣同省却一切寒暄,开门见山问袁世凯:“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世凯一听就知道大事临头了,答道:“旷代圣主也。”

    谭嗣同:“皇上恐有不测。”

    袁世凯:“何至于此?”

    谭嗣同:“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乎?”

    袁世凯:“然。固有所闻。”

    谭嗣同当即从贴胸处取出密沼示之袁世凯:“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速设筹救。”袁世凯读毕,跌坐在椅子上。

    谭嗣同:“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者救之。”稍顿,谭髓又以手自抚其颈:“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得富贵也。”

    袁世凯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我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芝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救,仆固愿闻也。”

    谭嗣同:“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哿挟兵力以废圣主。董、聂二军不足道也,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兰,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不世之业也。”

    袁世凯:“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是夜,谭嗣同三更之后才回到会馆。

    一灯如豆,思绪翻腾。

    谭嗣同自问:与袁世凯一番交谈,应该说是成功的,可是为什么心里惴惴不安?再细想,袁世凯与荣禄,袁世凯与奕勖关系之深,几乎名满京城,惶急之下怎么忽略了这一层考虑?而如今,一切托付给袁世凯,一切均暴露在袁世凯面前,从圯绪的安危乃至维新大业以及一批朋友的生死存亡,都被袁世凯捏在手中了!

    谭嗣同一声怒喝:“不好!”

    怒喝之后却是安静,如“莽:窿苍斋”窗外的暗夜一般浓重--在天亮之前。

    谭嗣同意识到眼下的一分一秒都将是十分珍贵的,他首先想到要把自己的预惑、忧虑告诉康有为、梁启超,他认为此二人必须得设法保全,为图未来之策。

    打开“莽苍苍斋”,谭嗣同一头钻进黑暗中。

    这暗夜撕裂了,又弥合了。

    康有为的情绪也很低沉,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伊藤博文身上。康有为和伊藤见面时,伊藤问:“贵国着意变法已数月,而未见推行之效,何哉?”

    康有为答以慈禧掣肘、顽固派阻挠、光绪无权之故。并请伊藤在觐见慈禧时剀切陈说”变法之重要,促其“回心转意”。

    伊藤表示:“既如此,仆谒见皇太后时,当竭尽忠言。”

    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人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国度,大约是差不多的。京师人士,对伊藤的期望实在是太高了。

    御史杨深秀,维新派的干将,在给光绪的奏折中说:“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荏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朕吾华,共求自保者也。”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为之鼓动:“既然伊藤博文成功地改变日本成了一个强国,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由中国政府聘请伊藤为国事顾问。”还有人甚至主张干脆将伊藤留下为相,藉以推行新政。凡此种种,均在慈禧的掌握之中,她自然感到十分紧张。当光绪决定于9月20日接见伊藤后,19日,慈禧便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以便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

    光绪得知慈禧进宫并静观他与伊藤博文的会见时,光绪仿佛掉进了冰冻的深渊,感到透心彻骨的寒冷。他终于承认或者说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一切企图摆脱西太后的努力均告失败,天下是慈禧的天下。

    1898年9月20日。

    光绪在勤政殿召见伊藤博文,并待之以亲王礼,赐坐在御座之旁。

    光绪面色凝重忧郁。慈禧坐在屏风之后。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囚犯。有的关在刑部大牢里有的坐在金銮宝殿上。

    光绪已经演练好了一套说词,当时却全忘了,干不知说什么好,也许真是无话可说。他面对的是一一表面上拘谨、谦恭的日本人,他在自己的日本国倒军府,倡导明治维新,他成功了。甲午海战,他又赢了光绪如芒刺在背。

    伊藤首先致词:“陛下近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将来中国富强之业可立而待,外臣不胜钦佩。此实多方盛事!外臣归国后述与敝国皇帝知之,当必异常震悦。愿陛下永保盛业,长享景福!”

    光绪应答道:“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贵侯手定。各国无不景仰,无不赞美。朕亦自佩于心贵国与敝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H{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举,笔之于书,以备观览。”

    伊藤答:“敬遵宠命。他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以告。”

    光绪又说了几句诸如“愿嗣后两国友谊从此益敦”之类的客套话,便匆匆磊束了。

    就在光绪召见伊藤时,袁世凯匆匆离京,直奔天津小站而去。是夜,荣禄未勇通报,连夜返京与慈禧密商。

    光绪从慈禧冷若冰霜的神色中能感觉到,灾难的阴影正在迫近,此刻他牵挂亏心的是在两道密诏催促之下,康有为离京了没有。光绪想到一旦事变发生,康有蔓难逃杀身之祸,所以连连促其离开北京,也是用心良苦了。

    康有为决意不出都,等天津阅兵之后,视情况救护皇上。康广仁当机立断日“阿兄即行,弟与复生(谭嗣同)、卓如(梁启超)及诸君力谋之。”

    9月20日,康有为离京潜逃。

    这时候,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虽不放心袁世凯,又都以为事变不会马上发生.天津阅兵才是最后的决斗。因而梁启超与谭嗣同商量请湖南唐才常、毕永年等联绍会党及绿林好汉进京,相机营救皇上。

    每有一计想出,便是一阵激动。然康广仁的冷静与远虑,在这关键时刻便显瑚出来了:“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圣明,却无赏罚之权。国家权柄全在西后手中,成者足怪,败者当然。死生由命,败亦无妨,君辈当相约前彳}后继可也!”

    1898年9月21日凌晨。

    紫禁城还没有醒来。

    紫禁城就像一个梦。

    这是一个老梦,笼罩在琉璃瓦的屋顶下,由雕梁画栋装饰,高大而坚固的城墙卫着,一切只是为了梦的美丽与完整。曾有撕碎了这个梦的人,一到这残破的梦中便梦魂牵绕,开始修复这梦,直至完好如初。

    试图从这梦里醒来的人,也被大梦吞没了。

    养心殿寝宫里,光绪已早早地在灯下读《史记·河渠书》。其中讲到黄河山东段屡堵屡决,流民哀号,浊浪滚滚,赈灾的奏章年年都似雪片一样飞来。河段需一次大的勘河治理工程。无意中,光绪读到,汉武帝授任上书修通褒钭道的御史夫张汤的儿子张印为汉中太守,“发数万人作褒钭道五百余里”时,不禁感慨系,被吸引了。古褒钭道因褒谷、钭各得谷,“缘侧径于岭岩,缀危栈于绝壁”,在谷的一侧穴山架木、沿水作桥,使道路依崖凌空变险径为通途。这就是中国人民造的世界第一的栈道。

    后人为记古栈道之盛,便有了褒钭道上石门摩崖石刻群,那“衮雪”固真是曹艋石门而手书的吗?这得问翁同稣……

    光绪从养心殿踱步而出,他要去中和殿批阅礼部所拟的“祀社稷坛祭文”,刚出门,略一抬头却见秋高气爽。

    就在这瞬间,荣禄的一队卫兵和几个太监蜂拥而来,将光绪团团围住。

    光绪知道有变,喝道:“尔等私闯禁宫,意欲何为?”

    卫兵:“遵旨,请皇上挪个地儿。”

    一群昔日自称奴才的人,把光绪带到了中南海的瀛台,稍顷,慈禧在李莲英的恫下怒气冲冲地赶来了。慈禧怒目相向:“你做的好事,神人共愤!”

    光绪不语。

    “百日维新”落幕,慈禧撤帘训政开始。

    时光不会倒流,历史却会重演。

    从此,烟波浩淼的瀛台孤岛将与一个绝对无奈的皇帝厮守,孤独地咀嚼命运的味。

    梁启超正在谭嗣同所住的会馆与谭嗣同枯坐,这个时刻是艰难而漫长的,袁世究竟会如何动作?光绪为什么匆匆急令康有为离开京城?一种直觉告诉他们,恐不测!但中国的文人又历来好幻想,总以为某人或可援手,某人或许不至于坏到个程度,更何况袁世凯又是面对谭嗣同之时信誓旦旦的呢?

    最坏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康广仁已被捕。大批兵丁已将南海会馆查抄。

    紧接着,火车停开,侦探密布,北京顿时间便流动着恐怖的气氛,街议巷谈,不是以捉维新党的新闻。

    谭嗣同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事已毕,唯待死期。”

    梁启超劝谭嗣同逃跑,为留得青山着想,谭嗣同拒绝了,却要梁启超立即离开,径赴日本使馆,求见伊藤博文看能否于皇上及康有为有所帮助。

    梁启超匆匆跑到日本驻华公使馆。

    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正和伊藤博文谈话,光绪被囚,慈禧撤帘自然是主要的话,忽听守卫的报告说梁启超到了。林权助当即于另外一室和梁启超见面,只见梁超脸色苍白,满目悲壮之气,大约是太紧张了,或者因为自己不通日语,又怕会讲中国话的林权助听不懂自己的广东腔,便在一张纸上写道:“仆三日内即须赴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若君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林权助也是梁启超的老朋友了,且欣赏梁启超的才情,便决断地说:“你为么一定要去死呢?你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到这儿来,救你!”

    梁启超闭目,任热泪两行。

    是夜,梁启超宿在日本使馆,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他在想着谭嗣同。

    却说谭嗣同一天未曾出门,以待捕者。哪知捉人的人却偏偏不来。9月22日谭嗣同来到日本使馆与梁启超相见,虽然小别一天,却已经恍同隔世了。

    握手,相拥,一时竞无言语。

    谭嗣同劝梁启超东渡扶桑暂且避难,并以文稿及家书相托代为保存,而他自则下了必死的决心。

    梁启超仍是苦苦相劝:“既然东渡,兄为何不作逃亡之伴呢?”

    谭嗣同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圣主。兄远游,风雨兼程,不为苟全而为明日之想;弟赴难,只因改革需流血,愿从吾起从吾终,死得其所也!”

    梁启超:“既如此,你我理当或同赴市曹或一起亡命天涯。”

    谭嗣同:“目下已不是论理的时候了,圣上已入牢笼,南海生死未卜,程婴臼、月照西乡,弟与兄分而任之!”

    谭嗣同言毕,起身,目视梁启超。梁启超欲哭无泪,望着谭嗣同,“遂相与一抱而另U”。

    梁启超与谭嗣同直到最后时刻,一在设法力挽狂澜。为此,他们一起拜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商议通过外交途对慈禧施加压力,不致加害光绪。当时决,由李提摩太找英国公使,容闳找美公使,梁启超找日本公使,谁想到这最一着又落空了,美国公使避暑于西山,国公使去北戴河疗养了!

    没有时间了1

    9月25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同日被捕,刘光第闻讯,自投入狱,加上前天已经投牢的康广仁、杨深秀,“戊戌君子”尽在清廷的大牢之中了。

    慈禧却仍然忐忑不安,她知道这六,人加起来也抵不上康梁中的一个。“务捉获康、梁!”她密谕荣禄。

    审讯云云都是草草过场。

    狱中,谭嗣同、康广仁等依然“神罗飞扬”,谭嗣同并在壁上题诗云: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28日,33岁的谭嗣同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

    日本使馆,梁启超的房间里。

    林权助手里握着一把锃亮的剪刀,对梁启超说:“必须要剪掉你的辫子。”

    逃难的时候,一切都是拖累了。“剪!”梁启超毫不犹豫。

    然后梁启超着西装打领带。

    街上隐隐传来兵丁的吆喝声,日本大使馆门前人声嘈杂,密探与看热闹的人头攒动,坊间传言,康有为、梁启超都在日本大使馆躲着,慈禧已有严令:只要康、梁从使馆里跨出大门一步,便格杀勿论。从9月22日早晨起,更有挎着刀枪一脸肃杀之气的巡逻队,来回在日本使馆门前经过。因而林权助当机立断,要梁启超化装出逃,先离开北京到天津,然后再乘桴于海。

    化装的奇效连梁启超也认不得原先的自己了,居然在日本友人的陪同下,出得大门而有惊无险。然后是赶往火车站,望一眼前门,那大酒缸就在不远处,别了!别了!北京。

    扬旗起落,车轮滚动的时候,梁启超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想到去的是天津,荣禄的老窝,又不觉毛骨悚然。

    天津到了。

    天津的气氛一样紧张,军警横行一个个都像凶神恶煞一般,盘问或者抓捕任何一个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这个时候梁启超反倒泰然了,他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旦被发现,绝不掩饰,“是的,我是梁启超!”他甚至有点希望被抓走,他太想谭嗣同、康广仁了。梁启超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

    擦肩而过的军警居然没有留意他。

    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又成了梁启超暂时的寄居之处。

    真是度日如年。

    梁启超不得不去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当9月25日谭嗣同遇难的消息传来,一切的思想便又中断了,只剩一个念头:逃!赶紧逃!慈禧扑灭维新志士的速度之快,说明了这个老女人斩尽杀绝的决心之大,不赶紧逃还能怎么样呢?

    9月25日晚9点,梁启超在天津再一次化装,有消息说清廷的密探已经发现了梁启超的行踪,只是晚了一步,也算失之交臂,因此日本天津领事馆前密探暗伏,实行24小时“蹲坑”守候。

    这是到海边行猎的季节,长芦海滩野鸭成群,此一构想成了梁启超得以从领事馆脱身的关键:化装成行猎者,一身猎装,长统靴,肩背双筒猎枪,别人既想不到梁启超会是这般模样,而实际上梁启超手里还握着自卫的武器,且一行四人也可相互壮胆。潜出天津使馆后,梁启超被送进海河上的一只日本船中,急向塘沽驶去,那边玄海丸商船已经生火以待了。

    这时候的梁启超才松了一口气,船开动了,海河两岸灯火朦胧,不料岸上有马蹄声响传来,一阵紧似一阵,几十名清廷巡警飞驰而至,在岸上一字排开挥枪舞刀喝令:“停船!”

    日本人问:“为什么?我们是执行外交公务。”

    清兵全然不顾一切,令该船回航至原先停泊的海河码头,说是“上头有令,不可违抗”。

    日本人自然拒不从命,并以妨碍外交相压。

    那些清兵得到的报告是船上载着康有为,日本船员便放开嗓门反问:“如果船上没有康有为,你们又影响了外交公务,该当如何处置?”这一句话是有威胁性的了,那些兵丁巡警心里也知道日本人不好惹,怕弄出外交事件来。便分出一半跨马而去回天津禀报上司以请定夺,另一半骑马挎枪随船而行,严密监视。

    不料这一只日本船突然加足马力,愈开愈快。26日清晨7点船已开进塘沽,旁边停着一艘日本军舰大岛号,日方船员挥帽联络,梁启超被前拉后推逃到了日本军舰上,置于密室。

    9时许,直隶提督聂士成,亲兵营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知事吕宗祥30余人赶到天津火车站,当得知“疑犯”已逃到大岛号日本军舰上时,聂士成大发雷霆之怒:“上舰搜!混蛋小日本,这是中国的地方!”

    聂士成的震怒是唯恐交不了差,他知道现在是慈禧、荣禄心急火燎的时候,“百日维新”扑灭了,为首的康、梁一个也没有抓住,据巡警目击以后的报告说,逃到大岛号军舰上的不是康有为便是梁启超,聂士成是奉荣禄之命亲自来抓人的,回去怎么交差?

    聂士成说什么也要往大岛号上闯。王得胜、吕宗祥却在一旁苦苦相劝:“督帅尚需三思。一者以直隶提督之尊和一只军舰的日兵相论相争是否合适:二者倘若闪失引发中日冲突,这个担子谁也吃不消。”

    聂士成方始歇怒,但总不能眼睁睁让大岛号跑掉吧?真是左思右想,计无所出。巡警来服说,荣禄又派人带亲笔函件往日舰上交涉去了,聂士成这才松了一口气,王得胜过来附耳道:“回吧?”聂士成点头,打道回府了。

    荣禄派人交涉的结果是,日:疗一口回绝。

    日本人也正是从聂士成的犹豫中确定了决不让步的策略,大岛号生火了。

    26日午后,日舰启航。几小时后便已行驶臣一望无垠的渤海中。直到此刻,梁启超如死塞逃生一般,才能步出舱外,扶着船舷看惊涛陔浪。毫无疑问,军舰向着日本驶去,这是去蚕之路,也不是一次短期的旅行。当军舰驶离唐沽的时候,当日本友人告诉他现在已经安全向时候,梁启超分明听到那一声关门的声音,著后的国门关上了。

    从此,他真个是亡命天涯客了。

    梁启超从甲板上不时回首,除了浪还是浪,喁些海鸥群起群落,追逐于军舰驶过的水路两列。波浪会破碎吗?涛声会断裂吗?大海会干涸吗?梁启超问自己。他还想起了与蕤有为结伴北上听恩师论海的那一番话,此亦是海,彼亦是海,而今师生同难,生葛死别,大概这就是命运了!

    妻子、家父、兄弟,在愁肠寸断的煎熬中,泪已经流干了,夜却是无尽的。

    梁启超一阵战栗。

    那是海风吹的吗?在这一大片海洋之上,回首往事他怎能不想起甲午海战以及奎车上书呢?

    命运开了个大玩笑,此时此刻,梁启超是由日本友人一路相救,而站到了日舰勺甲板上。回首是不堪了,那么以后呢?梁启超还只有25岁,血气方刚的年华,至时济世的文章,难道从此尽付东流之水了吗?

    一种悲怆、一阵灵感袭来,似乎是提醒:至少他手中还有一枝笔,后来风靡海外的《去国行》是梁启超逃往日本途中,于大海之中吟得的: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成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

    却读东史说东故,三十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痛,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继形影从。一夫敢拾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凤。

    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纵,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后人或可把这首《去国行》看作是梁启超流亡生涯的开始,这一开始同样显厅了梁启超的性格,即虽是“飘然一身如转蓬”,却仍要“披发长啸览太空”!激愤忧患、君恩、友仇、国破家亡、民族危难,梁启超从未有一刻忘怀。在这最容易阵入消沉的亡命之际,梁启超依然是振作的。

    14年的亡命生涯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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