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初抵东京，住牛达区马场下町，身边还有钱，这里的生活也十分方便，除了维新志士、文人诗友暂时不得相见外，所遇困难便是语言。于是他专门请日本人教日语，每天苦读，以他的聪慧，日有长进，渐渐地可以翻字典看日文书，一读之下不禁豁然，日本人翻译了这么多的好书，真是读之不尽了。
这一天，梁启超翻字典翻得很认真的时候，有人叩门，这叩门之声在日本已难得听见了，有时候叩的是隔壁人家的门，梁启超也会一跃而起，心里盼着有人叩门、有人来访，人是最怕孤独的一种动物，却又不时被孤独煎熬着。梁启超从榻榻米上站起来，打开门，眼前笑吟吟地站着的竟是康有为！
没有比劫后重逢更教人喜不自胜的了。
梁启超实在止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
康有为依然固执而坚定，他的魅力在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会有一套一套的方略。虽然几个月来疲于逃命，又在英国人的协助下，从香港到日本，据康有为说国内已经有了联络的秘密通道，过些日子将要有大动作以救圣上，杀慈禧、荣禄。
康有为是从北京一路南逃至香港的，因而他还带来了梁启超家里的消息。梁启超亡命日本后，新会茶坑的家便被查抄了，使梁启超稍有安慰的是老父身体还好，太太李蕙仙居然面对兵丁临危不惧，直斥其暴行，并责问道：“夫君乃一介书生，上书言事无非为了报国，何以获罪？又何以株连及家人？”兵丁无言以对。
梁启超的父亲怕再生不测，便携带全家逃至澳门暂避。
人生关键的时刻，男子汉们可别忘了女人的坚定与忍耐。梁启超常这样对自己说。
梁启超想起夫人李蕙仙，心里不由生出感激与负疚之情。自从结婚成家，梁肩超总是奔走南北、浪迹江湖，家里的一切全由夫人操持。夫人是大户人家的闺秀，深得梁启超家人及邻里的喜爱。
梁启超在灯下给李蕙仙写信。
信云：“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唯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育，唯望南天叩托而巳。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梁启超信中所说的“令四兄”即李蕙仙的哥哥、刑部侍郎李端菜，因直接参与了维新变法，是百日维新期间唯一的“二品以上大员言新政者”。后人实在不能忘记李端桑，是他在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并选派学子去外国留学。
百日维新失败，慈禧以李端菜“滥行保存康梁匪党”获罪，革职、发配新疆，中途得病留甘州(今酒泉)。然而李端菜维新之志始终不衰，远在边地悼念“六君子”，有诗云：“怕闻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并有《感时》诗一首流传当世，担心在顽固派的把持下，中国会走上印度与波兰的亡国之路：“学派何分旧与新，纷纷聚颂究何因？绝无思想皆顽固，略得皮毛作解人。可怜尊荣安富国，甘为奴隶马牛身。若问后来真结果，波兰印度是前尘。”
梁启超对李端菜的思念，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可又何止李端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无时不在梁启超的心中。他认真思索中国变革之要领，以及百日维新失败的教训，将之作为精神源头之一部分，正是那些或者已经牺牲或者发配受难的旧友让他不断地思考着这些。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无奈的寂寞缠绕着他，他每感沉沦时，便会一次次地问自己：我是在为自己活着吗？死者的期待无言而厚重。
半年之后，梁启超的日语已经过关，不仅会说而且能读，梁启超在多掌握一门语言之后，自觉流亡生涯也稍稍丰富一点了。
因为，梁启超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读那些在中国读不到的书。
其实，日本人自己并没有多少经典传世。梁启超所说的日文书，是指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大量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有政治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
也许读这些书的第一个体会是书外的：中国为求维新变法富国强兵，前些年翻泽的西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即经济)等本源之学，几无一书焉”。
这也是两个民族的不同之处，而此种不同又交织着重重的矛盾。
一个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不是自许而是公认的文明古国，却常常数典忘祖、急功近利，在陈陈相因中丧失了一个民族赖以激活精神的鲜活的变革之气，从而成了千疮百孔、苟且没落的老大帝国。
弹丸小国的日本，是这样一种典型：它不拒绝一切新的思想、文化和技术，这些丰富的养料经过本土文化的精细陶冶与融合，成为已有。日本人巧妙地得到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财富，再凭借着技术的特长跻身强国。
日本在漫长的封建幕府时期，几乎一切都学中国，实在学不下去了，便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并立即掉转枪口侵略中国。结果当年的师傅不堪一击，甲午败绩已成国耻。
梁启超避居日本，不得不学日文，不得不把日本作为审视对象，仅仅从文化而言，梁启超惊讶了：“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
30年，以数千种介绍先进思想、经济的译著问世，这是一个奇迹。日本的译书业之发达，其时可称世界之首。看来一个没有名著，缺少悠久文化的民族并不可怕，他可以实行拿来主义；可怕的倒是那些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决不自新图强的另一种族类。
当梁启超孜孜不倦予各种书籍，为培根、笛卡尔等等新人新名词所诱惑而深探其幽，自以为得益甚丰时，他曾这样客观地估价自己：“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与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但，这时候的梁启超仍然是南海康有为的门下弟子。总想的道路实在崎岖而漫长，一个有着独立主见的梁启超的出现，还需要假以时日。
康有为并不反对梁启超读书，只是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设法推翻慈禧，救出光绪，以期推行新政。为达此目的，他认为应该不惜使用武力。失败之后的困境以及当政者的残暴，使那些书生们居然也想舞刀弄枪了。
梁启超面对康有为自然“诺诺”连声，何况他自己的思想仍然在康有为的束缚之下，救光绪皇帝出瀛台也时在念中。于是康梁二人便开始策划武装起义。
1899年3月，迫于清廷的压力，日本政府强使康有为离开日本。7月22日，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中国保皇会，又称中国维新会，随后康有为到新加坡坐镇，并在华侨中筹款，通过在日本东京的梁启超指挥国内的唐才常，组织“三合会”会党，购买枪支弹药，操练兵勇，相机起事。
这就是悲壮的自立军起义。
唐才常是谭嗣同的至友，他推动湖南的新政、变法，功不可没。百日维新失败，曾应谭嗣同之约赴京增援，行至汉口知大势已去，折返湖南。以后为寻求救国之路，曾赴上海，香港、新加坡、日本，并于1899年秋在日本见到了孙中LLJ。同年冬，唐才常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后又改名为自立会、三合会，立富有山堂，发富有票，康有为、梁启超为了表示与会党合作的真诚，加入了三合会。康有为任副龙头，梁启超为总堂负责人。
这是一个多事多乱之秋。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惶惑于改良的软弱无力，而在企图走向革命时却又力不从心，甚至摇摆不定。
唐才常的自立军到底是“勤王”还是“起义”，便颇费思索。
梁启超先已有了一种不祥之感。
在自立会内部，虽说各处会党和各路好汉暂时地统一在富有山堂门下了，但人员复杂，政见歧异，“有主张民主者，有主拥帝者，有主挟天子令诸侯者，有谓必杀南皮者，也有谓拥南皮以号召者，言人人殊”。另有会党中人，仇外心理极重，主张“灭洋”的。梁启超力主不可打出“灭洋”的旗号，“心理不可违”，“情理也不可悖”。
时间已经到了1900年。
新世纪的来临于中国的普通民众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样苦难，一样黑暗，依然沉沦于贫穷和愚昧的深渊之中。
1900年春，山东、天津、北京出现了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又提出“扶清灭洋”，饥民成了暴民，对于一无所有、不得一饱挣扎于死亡线上的人来说，生死本已无所谓了，揭竿而起以求一逞是大势所趋。
清廷举棋不定，剿抚两难。剿则怕身陷其中，也是力所不逮；抚则西方列强陈兵大沽口，一路杀将过来，取北京易如反掌。
对康有为、梁启超而言，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局势，计划中的自立军起义将使清廷首尾不顾，并能与义和团遥相呼应。即使列强参与镇压，也不能不分兵南北，用兵者便有了回旋躲闪的余地。再加上其时李鸿章新任两广总督，康梁凭以往和李鸿章的交情，晓以利害，说服他实行两广独立、置身事外，这真是一幅非常美妙的蓝图了。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时局大变。原先的一系列暂时的平衡被打破了，英国人从自身在华利益着想，疏远了康梁和唐才常的自立军。李鸿章这个在戊戌变法中虽“未闻机要”，却实际上同情维新派的封疆大员会不会在这关键的时刻彻底背叛清廷呢？而或者拥兵以“广东自立”，或者与康梁结成同道？
事实很快使一切幻想破碎了。
当慈禧在万般无奈之下，命李鸿章赴北京收拾残局议和时，李鸿章虽曾犹豫，却还是遵命北上了。
康梁对李鸿章的期待，完全是子虚乌有吗？否。李鸿章不满清廷，并对康梁寄予厚望是不假的，百日维新期间的不少瓶政，是他想做而未曾做到，却由康梁联手通过光绪做到了。慈禧复辟，新政尽付东流，京城杀机四伏，李鸿章却不动声色，只因其时他不过是个“伴食宰相”、投闲置散者，住在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中，以读书写字为乐。
光绪被关进瀛台后，慈禧对怎样处置李鸿章，竟一时无计可施，明知他同情光绪，并与维新派有来往，却又抓不住把柄，而且毕竟是曾经倚重的老臣。
慈禧又要出出这口气，至少李鸿章不如荣禄、奕勖等辈“劝进”，应是站错队的一贝。
慈禧于某日召见李鸿章。
慈禧手里拿着一份奏折，长长的指甲伸出去，仿佛要戳到李鸿章的脑门。
慈禧：“有人劾尔是康党。”
李鸿章：“臣可说是康党。”
慈禧：“所劾是真？康党之罪天地不容，尔知乎？”
李鸿章：“若主张变法者即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慈禧已经怒形于色：“尔接着说。”
李鸿章好像一吐为快了：“六部诚可废，旧法理应变，若旧法不变而能强国，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
慈禧默然不语，稍顷突然话题一转：“皇上在瀛台办事，你可听说了。”
李鸿章：“废立之事，臣不与闻。”
慈禧一挥手：“下去吧！”
李鸿章不愧是宦海沉浮的老手，他知道与康梁的交往早在慈禧掌握之中，但百日维新期间从未以个人的名义上书言事，而且又因是甲午败军之将，且又因为《马关条约》而为光绪当面指责过，新政的大旗不是由他扛起的，李鸿章还怕什么呢？至于皇帝的废立，这是清廷亲贵的家事，却又不表态，“臣不与闻”，四两拨千斤，滑过去了。
李鸿章到底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北上议和，打乱了康梁及自立军起义的所有步骤，在政治的牌桌上，因着对形势判断的失误，一着错全盘乱的实例不胜枚举。这一次，又轮到梁启超“忧思如结”了。唐才常对于这一切的敏感度，似乎要稍稍迟钝一些，便一直等着计划中的康梁在海外筹集的30万巨款。正是在这一点上，康梁却在犹豫中拖延下来了。
唐才常在上海却已是火急火燎了。
十多万会党中人摩拳擦掌，各路分堂的堂主天天催着唐才常：“钱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钱呢？”
。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为破釜沉舟之计，于上海联合社会名流80多人，成立中国国会。国会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同时向海内外发表政治宣言，以为起义造声势。
8月初，唐才常仍然等不到海外的筹款，但自立军要起事的消息已经风传开去，张之洞最先得到密报，加强了戒备，并立即实行跟踪查证。7日，大通的自立军仓促起事，很快失败。唐才常再也没有时间了，决定23日发难，却于22日被张之洞抓获，一起被捕的共20多人。唐才常壮烈牺牲，自立军起义也被血腥镇压了。
鲜血染红的暗夜，是催人猛醒的晨光吗？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一批热血青年从改良步入革命，纷纷投到孙中山麾下。康有为依然保皇，并且其态度越发坚定。梁启超选择的是启发民众的事业，致力于他最擅长的办学和办报，以开风气，以开民智。
梁启超的选择似乎是激流勇退了。
其实不然，梁启超只是找到了一条更适合于自己的道路，即教育和宣传。
梁启超不得不承认，在利用他的笔杆子、口才和实际操作革命运动之间，他的无人可比的长处是前者。
再说，哪一场运动的胜利不需要知识和文化？无论改良或者革命。
梁启超到日本不久，便决心重执教鞭了。
或者也可以说，除了时势的需要、梁启超个人对教育的重视外，也是因为原先梁氏门下弟子的呼唤！
这一天，梁启超真是喜出望外，他居然收到了蔡锷的信，信中说无论先生走到什么地方，弟子都想亦步亦趋，再听教诲云云。后来又有秦力山、范源濂、林圭等均辗转投书，无非是一来遥寄牵挂恩师之情，二来希望到日本随侍左右等等。
梁启超谈到在日本的办学初衷时说：
“戊戌政变，时务学校解散，我亡命到日本。当时那些同学虽然受社会上极大的压迫，志气一点也不消极。其后，我接到他们的来信，凑点盘费，让他们到日本来。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正是一个亡命的人，自己一个钱都没有，不过先将他们请来，再想方法。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问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晨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差，但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
横滨的大同学校是华侨邝汝磐、冯镜如创办的，在日本便小有名气，几乎在全世界浪迹的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忘记母语，一切的迹象又说明，从一代人开始远离并且遗失自己祖籍的母语是很容易的，因为在新的环境里，小东西们说外国话太方便了，回到家里跟父母亲说中国话反倒艰难得多。
地球上不少民族的最后消失，就是从语言失传开始的。而且通常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国家日益贫困衰败，它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纷纷离乡到外邦谋生，流浪于全世界。失望成为一种基因流传着，而思乡的情绪却因为时间而淡薄……
每每念及此种惨况，梁启超心里便生出一阵颤抖，便在为横滨大同学校谋划之外，决心再建一所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于1899年9月正式开学，招收学生30多人，梁启超为校长，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任总干事，校址在东京牛达区东五轩町。
自立军进退两难之际，梁启超一直还要操心学校的教育，总算维持下来了。使梁启超稍有安慰的是，这30多名弟子中有11名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算到了日本，乍见面竟师生礼仪也顾不得了，与梁启超相拥在一起，又笑又哭，不知如何是好。
蔡锷的到来，尤使梁启超高兴，他对这位高足的期待是很大的。那一夜，东京已经没有了白日的喧嚣，弟子们都已熟睡，梁启超还在与蔡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蔡锷：“以弟子所见，推翻清廷尚不是这两三年间可以做到的。”
梁启超：“愿闻其详。”
蔡锷：“不是清廷不该亡，也不是朝政还腐败得不够，而是与清廷对立的力量太分散，文治武功均还不到火候。清廷可以苟延，而吾辈却欲速则不达。”
梁启超点点头：“以尔之见呢？”
蔡锷：“吾师以学堂、报馆聚合天下人才之举，乃为上策。其一从吾师者必有相当基础，传道授业可以举一反三；其二为久远之谋，可以读书、研究、得大方略。如此则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愁将来大事不成。”
梁启超：“自立军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了。”
蔡锷：“弟子愚见，必败无疑。南海先生救圣上之心太急，无论如何，圣上在西太后的控制之下，圣上与清廷的根本利害并无冲突。今后的革命无论由谁领导，当以结束清王朝为第一要义，保皇之路岌岌乎可危哉！”
梁启超听罢蔡锷之言，忽然生出了一种感觉，这是自师从康南海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他说不出具体是什么感觉，或感觉到了什么，却是由蔡锷的嘴说了出来。
梁启超对蔡锷慰勉有加：“读书，做学问总要有自己的想法，好的好的！”
不觉天将破晓，二人竟然睡意全无。
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办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很快便得到了侨界的认同与支持。
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登课堂便神采飞扬，一写文章便笔下生花。
仅看梁启超所开设的课程．，便略知一二了。
世界文明史：把世界文明的发展展示给学子们，知天下之大、世界之纷繁、文明之不可阻挡；西方哲学：西方文明两处源头的探讨，即希腊文化与宗教的希伯莱文化。其它如人群发达史、中外时事、日本语言文字学、泰西学案、政治学、伦理学、资生学(即经济学)等等，真是耳目一新。
卢梭、培根、笛卡尔、亚当·斯密、达尔文、康德、孟德斯鸠、赫胥黎、泰戈尔，乃至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文化、经济、思想名人，都是研究的热门。
这是一种何等的气象！
上世纪末叶、本世纪初年，梁启超为中国的文化、教育所作的努力，是不朽的功勋。
梁启超自己对大同高等学校，归纳了四种特点：
其一，不出门可知天下大事。
其二，摒除落后及愚昧无知。
其三，用费少，收益丰。
其四．精选西洋及日人的文化精华，结合华夏文化比照、钻研。
教育的种子是必定有收获的。
梁启超依旧如湖南时务学堂一样，批卷阅卷。不同的是，时在戊戌政变以后，且是避居他国。所学的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的专著。梁启超未到30岁，弟子们则更是青春年少。梁启超视之为希望，也常常勉励他们：“这里只是一个驿站，你们都会离我而去，回到中国。今日苦读多学一点，他日即能受用一点。”
“种瓜总是会得瓜的。”梁启超常常这样想。
“未来是不可想象的，”梁启超对蔡锷说，“但我总想着以后的日子，你们是中国的栋梁。”
梁启超到日本后办的第一份报纸是《清议报》，其宗旨是维持中国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国人之学识；同时并负有沟通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使命。每10天出一期，每期40页，发行量在3000册以上，行销日本、南洋、朝鲜、欧美。清朝政府虽屡禁而不绝，《清议报》的销售量在中国本土一直高居首位。
《清议报》共出版发行100期，梁启超自己的文章在100篇之上。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如同上海《时务报》一样，梁启超不仅亲领笔政，而且统筹全局。
这100期《清议报》，也是梁启超亡命日本三年的心路历程，梁启超的思想、情感，以及广读西书所受到的震撼，都历历在目了。
梁启超以他的不可阻挡的笔底气势抨击清廷，对统治集团的腐朽、昏庸，卖国独裁的行径层层揭露、批驳。梁启超攻击最力的自然是慈禧、荣禄及袁世凯。
梁启超对光绪，仍然是歌颂圣德的。
同时，梁启超还在《清议报》上解释西方的“天赋人权”，亦即民权说，这些对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言，是新鲜而有吸引力的。国内的不少青年读者，正是在梁启超的这些文字的影响下，开始从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思考中国的现状，并走上了反对清朝的革命道路。有论者谓：“梁启超实在是一位制造舆论的大手笔！”
梁启超的《清议报》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揭露清廷的文章，但梁启超本人却把提倡民权作为办报的第一要义，认为唯有民权思想的普及人心，才有可能维新图强，“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勿措也”。
其次，梁启超追求的是“衍哲理”，他认为：“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
得寸贡寸，得尺贡尺，这就是觉世的梁启超。
“十年以后当思我”，这是梁启超《自励》诗中的一句，写于1901年。此种感慨，当是因为《清议报》成功的感慨之言。诗云：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梁启超是坦诚而自信的，岂止“十年以后当思我”的掷地有声？“世界无穷愿毛尽”一句，也形象地道出了精力过人、才智超群、多欲多望的梁启超的性情。
梁启超又渐渐地不满足于《清议报》了。
这是一个不容易满足的人，他以超常的速度领会新的思想，感悟着人生和世昂，然后便又付诸笔端见于行动，因而即使同道中人也常常目瞪口呆：
“任公怎幺了？”
《清议报》出满100期后停刊。
1902年元旦，《新民丛报》问世。
梁启超的思维活跃，从表面上看是因他的多变、善变；从实质而言，则是因他卞停地追求，他总是企图创造些什么，也总在努力摆脱些什么。从《新民丛报》的侵名到他的“新民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而立之年的梁启超的思想和学术臻成熟的结果。
梁启超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上，这个境界可以一个字概而括之：“新！”
新知识、新思想、新工艺、新法律、新世界、新社会……为旧世界、旧体制禁稠了几千年的中国人，谁不曾想过图新？
梁启超登高一呼，把这“新”字痛快淋漓地呐喊出来了！
于是便应者云集，八方呼应。
不妨说这既是《新民丛报》的缘起，也是其成功的全部秘密，以至逃亡在海外均梁启超，竟被公认为“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者”。
《新民丛报》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迷人的梁启超。
对于那些曾经迷醉于《时务报》、《清议报》的梁启超的读者来说，《新民丛筏》一出现便扫去了心头的困惑一一梁启超是以一种新的呼声奉献给读者了--而比种呼声对于刚刚进入20世纪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种福音，因为新民、新的民灸之说是中国所需要的“第一急务”。由梁启超的《新民说》开始，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多难的、急剧的变化，不妨说这二位便是开创这一段历史的弄潮者。
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新民丛报》的“新民”取自《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梁启超的这一命名及所引申的内涵，实质上充满了对百日维新的反思：那是一次从上到下，由光绪皇帝亲自推行的巨大的变革，可黾它失败得如此之快，有识之士都为此思索过：倘若只是慈禧及清室亲贵的一部分人反对，会是此种结局吗？倘若士大夫阶层、全国民众群起支持，慈禧能够如此轻易得逞吗？
原来芸芸众生是最不可小视的。
民风、民气、民心看似无形，其汇集而成的力量却能摧枯拉朽，真正势不可挡。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梁启超又重新提出教育为本、教育立国的方针，以期在《新民丛报》上推动，并明确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民智不开”之故。
梁启超还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表示“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梁启超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的反抗者、叛逆者，正是因为被封建专制压迫太久的缘故，好为极端之论。戊戌政变的血的教训，广读西方以后的开阔的眼界，将使梁启超渐渐走向冷静与平实。
于是，人们看见在更广大而且深入的社会的层面上，梁启超走上了自己的勃舞台。
《新民丛报》是什么？是梁启超的智慧、才情与灵魂，是一个变革时代的缩影。
一个梦，一个使人忧伤的梦，一个催人奋发的梦，有时又是万般无奈的梦，缠绕在梁启超的心头。
那是少年中国之梦。
我们要暂且回到《清议报》上，正是那一篇《少年中国说》，已经透露着梁启超《新民说》的光芒了，他又把这光芒聚合到“少年”这个焦点上，不禁使人联想耶稣的话：“把天堂的门打开，让孩子们进来。”
《少年中国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日老大帝国，再则日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日：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梁启超认为：“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以后是一连串的比喻，让读的人目不暇接、心惊肉跳，如：“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白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日：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老大帝国是可悲可伤的，“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为何？皆因“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人是怎么老朽的？“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进一官，进一职。”
概而言之是做几十年奴才，拍几十年马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进取。至于那些大官，“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
此等人治国，能不亡国吗？
“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
梁启超又决然地说，老大帝国不是中国的全部，造就一个少年中国，才是仁人志士的光荣与梦想。
老朽之为老朽，说明他是不可能不朽了：“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少年中国的希望，是寄托于中国少年的啊！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观望的呢？“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是国运，少年是激情，少年是梦幻。看一个国家看少年就可以了，少年是衣衫褴褛的，少年是目不识丁的，少年是沿街叫卖的，少年是捡拾破烂的，少年是未老先衰的，这个国度、这个民族除了沉沦决无别的命运。
善哉，梁启超所言：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甭肴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少年中国说》文末作者附识中，梁启超写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即口授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日‘少年中国之少年’。”
自亡命日本，去国离家，形单影只，梁启超常以“哀时客”为名，但从今而后却又是往昔心雄气豪的翩翩一少年了。
少年中国的希望之火把，曾经照亮了几代人；几代人读梁启超激情奔涌的这篇文字，总是为之激动，感慨到荡气回肠。
梁启超却没有停下脚步。
他的更有力度的《新民说》又问世了。
《新民说》的叙论载于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第1号，不能不读。
也就只相隔不到一年，较之于《清议报》上的文章，梁启超的文字显得从容多了，大概是从日人的诸多翻译中汲取了不少新的知识，由人类而环球，由环球而中国，由兴衰而民族，由民族而英雄，总之写的是属于世界的人类文明史的兴衰之别“新民之道”。
梁启超谓：
自世界初有人类以迄今日，国于环球上者何啻千万，问其岿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图占一颜色者，几何乎？日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国中，其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将来可以战胜于天演界者，几何乎？日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圆颅，而若者以兴，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强，则何以故？或日：是在地利。然今之亚美利加，犹古亚美利加，而盎格鲁逊(英国人种之名也)民族何以享其荣？古之罗马，犹今之罗马，而拉丁民族何以坠其誉？或日：是在英雄。然非无亚历山大，而何以马其顿今已成灰尘？非无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几不保残喘？呜呼噫嘻！吾知其由，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名，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枯，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梁启超不倦以求的仍然是强国之道，戊戌之前以为变法即可去弱，政变以后的痛定思痛并证之以世界强国发展之路，可认为新吾国必先新吾民。
何以新吾民？梁启超亡命异国经营的也就是一份《新民丛报》，就在这张每半月出一期的报纸上，梁启超所设的专栏多达25个，一个接一个西方的名人、一种接一种新进的思潮源源不断地介绍给读者。它所带给中国知识精英者的思想震撼，实在无与伦比。
清廷上下一时惊呼：“梁启超又回来了！”
梁启超自己也惊讶了：“销场之旺，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较之《时务报》、《清议报》有过之而无不及。1903年发行数增到9000份，后又激增至14000份，中国大陆发行点有97个，遍布49个市、县，乃至偏僻的大西南、大西北均有人传阅《新民丛报》，湖广京沪更是以读《新民丛报》为荣。
梁启超以新民强国为己任，为《新民丛报》撰文可谓不遗余力，有时除了种种编务，一天竟要写5000多字。他的《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主义》、《论公德》、《论进取冒险》、《论自由》、《论进步》等名著，喷涌而出。爱之者，不忍释卷；恨之者，无以招架。
梁启超于而立之年的独立思考，及属于他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已初见端倪。
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著作，在中国的文化海洋里，是生动活泼的冲击浪，它冲击着陈腐，也雕塑着新中国的海岸线。
就在这世纪之交为中国的巨变而发生的改造国民、更新思想的冲击与雕塑的运动中，梁启超当之无愧地成了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巨匠。
同时，梁启超又只是梁启超，既不是完人，也不是超人，他一样为他自己的经历、所处的时代所制约。在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新民丛报》是保皇派的喉舌，梁启超的一系列论著，与孙中山针锋相对。面对着当时激进革命者的咄咄逼人，梁启超不得不亲自出马，以应付章太炎等一些同是饱学之士的凌厉攻势。一方面，这是梁启超仍不得不遵康有为之命；另一方面，也囿于他本人对中国时局的看法。
换一个角度看，正是这种争论显现了本世纪海外中国仁人志士思想的多面性，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1903年前后，梁启超无可争议地成了中国“言论界之骄子”。流亡生活不仅没有使他步人颓态，相反以其知识的广博、新颖，笔力的雄健，推论的严密，联想的奇妙，而使众多的年轻人倾倒。
黄遵宪，这位见多识广的外交家、蜚声晚清文坛的诗人，对梁启超一直是寄予厚望的，他比梁启超年长，却总是真诚地认为，“任公才具，当今无可比者”。戊戌变后，黄遵宪为梁启超担惊受怕，当《清议报》及以后的《新民丛报》辗转到手中时，黄遵宪笑了，随即又掉下了眼泪，是喜是悲，亦喜亦悲，没有比悲喜交更摄人心魄的了。
上海《时务报》的创办，黄遵宪是起人之一，一纸风云，全由梁启超笔吐出。待到汪康年不容，黄遵宪刚好湖南就任新职，遂又有湖南时务学堂，启超办得有声有色。后来暂别，梁启进京会试，不料忽然风起云涌维新大如日中天之际，又突遭变故，京城刀剑影……
黄遵宪握笔，想给梁启超写点什么，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怀旧等等都不要了，还是谈报纸，这就是文人，吃少苦受多少灾，总是三句话离；卞开方字。
黄遵宪写道：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唯有合掌膜拜而已。一信写毕，意犹未尽，又寄一书，谓：
茫茫后路，耿耿寸衷，忍涸吞声，郁郁谁语，而何意公之新民说遂陈于吾前也。罄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能言，公尽取而发挥之，公试代仆设身处地，其惊喜为何如也。已布之说，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权利，若合群，既有以入吾民之脑，作吾民之气矣；未布之说，吾尚未知鼓舞奋发之何如也。
黄遵宪并告诉梁启超，中国几十家报纸，“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少，从形式到议论，中国的报章因之而“大变矣”！
黄遵宪是真正的知梁启超者。他除了告知梁启超，《新民丛报》上的文章已经动了千万读者的心，再一次触发了社会舆论的神经，不得不、不能不争相效之之，又叮咛梁启超山高路远，尚需继续努力：
嗟乎，我公努力努力，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此列祖列宗之所阴助，四万万人之所托命也。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唯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然正以此故，其责任更重，其关系乃更巨，举一国材智心思耳目，专注于公，举足左右，更分轻重。
晚清文坛虽然时逢乱世，却并不寂寞，而是显现出多变、争雄、富有生机。
桐城派文体曾风行一时，论家认为，这是桐城派的最后的辉煌，它如晚霞照，也曾使斑驳的晚清文坛稍显声色。
严复是多才而傲岸的一个。其文如汉魏之子，精到深刻，邃密雅致，缺的是气魄。章太炎古典儒雅，学王充《论衡》，却难以通俗。林纾宗诸柳州，恬淡飘逸可为小品。陈三立、马其昶格局不宏。梁启超的两个至友中谭嗣同师龚自珍，文壮丽顽艳，骨气凌然，可惜英年早逝；而夏曾韦占之文以老庄及禅语为本，即便在二坛上能品味者就不多，更别提百世传人了。
一个苦难而多变的时代造就了梁启超，造就了梁启超与众不同的文字，或者童至可以说一种文体，史称报章体、新文体。
那是顺应了时代需要，又以匡扶时代崇高目标的。有评论说：
“至于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磊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竞或蹇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矗超之文如此耳！”
还是在《时务报》的时候，梁启超便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近代思想的古文翻译复严复发生过一场争论，卷入这场争论的还聿黄遵宪。
如前所述，严复多才而傲岸，他以第一个译介西方近代思想的文坛才子著称，并刊有相当的社会影响。严复认为梁启超发论葛率，太多太快，有哗众取宠之嫌，因而“君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
对严复的相劝，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击中是这样说的：“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其所规则，皆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粕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
显然，梁启超对严复精深的学问是佩服的，对所劝之言，亦心有所动。
也许是出于社会公众接受程度的考虑，梁启超在给严复的回信中却坚持了另一砷看法：“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垦数失言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解也，先生谓毫厘之差，流人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得无视启超过重，而视众生太轻耶？”
梁启超强调了文章“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的作用，这是梁启超的吐人之处，他的兴奋点总是和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他已经预感到了时代的某种勾广大民众所迫切需要的精神与文化的需要。细读梁启超的信，最使梁启超不能接受的大约是严复的另一观点，即“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时为1897年，梁启超正追随康有为把中国变革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光绪之际。
无论如何，严复与梁启超的文字之争是战端已开了，起初，两个人大致旗鼓相当。到《新民丛报》时，梁启超的文章和声望已大有秋风扫落叶之势。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便发表了‘严复《原富》译本的书评，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
梁启超评《原富》，首先肯定其“精善”，同时也指出了译笔的不足：
“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
梁启超进而明确自己的观点道：
“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实质上这是觉世与传世之分，梁启超自然认为，其时中国需要的是觉世之人、邑世之文。由此出发，梁启超认为译笔艰深古奥，不能使学童受益的现状应该改芝，因而呼吁“文界革命”。
严复不以为然，他认为：
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
其实，后人可以不去判断在梁启超与严复之间的谁对谁错，或者说任何对或错价值判断，都是近乎武断的。梁启超和严复的争论，只是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知乏分子的追求与困惑。
对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而言，既需要梁启超，也需要严复；既应有觉世之，也应有传世之作，“和实生味，同则不继”。
严复没有错。梁启超获得了大成功。
梁启超的成功，是在于他拥有更多的读者。
或者，后人还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分析梁启超与严复的不同之处：自甲午败，改良派取代洋务派走上政治舞台，梁启超作为著名的青年思想家及宣传家，开了长达20余年的政治生涯，因而认为梁启超为开民智、倡民权作出了杰出贡献诸多文字，却也多少带有宣传的色彩，实不为过。严复不是，至少在与梁启超争“文界革命”的那一段时间，他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学问家。
梁启超在写学术文章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政治，梁启超确确实实是想通过各种途径--首先是以“新民”为第一要义--来达到富国强民之目的。而此种设想顺应了历史潮流，再加上梁启超著作的博古通今、识贯中西、流畅锐达、至情至性，梁启超便成了一代文坛之上众多大手笔中的更大者。
志在觉世，便贯穿于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著述与思想中，于是“报章体”便应运而生。
何为报章体呢？梁启超认为著书立说需“规久远，明全义”；而报章体，因为时势变异之速而只需“救一时，明一义者也”。用今天的话说是要不断地跟上形势，“持论屡变”这一为人人诟病的毛病或者特性，对梁启超及别的报人，都是在所难免的。
时代变了，报章上的文字能不变吗？
时代当其变化之时，报人是没有时间去咀嚼品味沉思再三的，他得连夜赶社讶写专栏，所以“一时、一义”之论也会随时变迁。回头偶一检视，不觉脸红，乃至“汗流浃背”。
脸红是脸红，却不悔少作，梁启超称：
“若鄙人者，无藏山传世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侮。”
那么，“沉博绝丽”，“瑰奇奥诡”之时人以为可藏之名山的传世之作，梁启起写不出来吗？非也，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一办报纸，怎么去瑰奇奥诡？而报纸又箕在是中国所需要的，介绍西方文明的这一窗口如不开启，中国的愚昧和黑暗岂不握要更深远吗？
梁启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觉天下为己任。
也因此，晚清文坛各路青年才子中，梁启超无可争辩地脱颖而出，为骄子、拱牛耳。
在自己的位置上，梁启超无论写政论或文学作品，首先考虑的是社会效果，币不是写作艺术，借鉴西方名著也以此为标准。日本明治前期的政治小说，从艺术币言极为粗劣，为宣传政治主张的便利计，梁启超将其引进中国加以倡导。
梁启超名声大噪的日子还没有过去，但生活本身还有更多戏剧性的变化，梁启超如何面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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