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覃里雯

    和在世界各地一样，互联网作为一个行业在欧洲的兴盛和渗透，让欧洲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像硅谷创客。

    二月阴冷的天气，在柏林米特区一个叫“造雨空间”的创业加速器里和年轻创业者们一起吃早饭。长长的木头桌子上摆着小块黄油、两种果酱和面包，就像美剧《权力的游戏》里，武士们风餐露宿苦战敌人期间随意塞进肚子的食物。在抹面包和递果酱的同时，早餐桌两旁的年轻人轮流站起来，向大家介绍他们所做的工作。这里是一个给盲人设计的博物馆导游立体感应器，那里是一个为非洲市场打造的电动助力车，两个非常漂亮的意大利姑娘在给工程师们设计工具软件，一个胡子拉碴的美国年轻人正在用一个系统整理庞杂多变的欧盟进口产品化工成分规定数据库……

    年轻人友爱地鼓掌互励，让人相信这个时代的创新也许真的可以脱离“蠢笨的大机构”存在。

    2011年3月的日本海啸引发核危机之后，我们一面看到日本的核电站工作人员冒死进入站内抢修，一面却看到政府官员和核电站管理层拒绝面对和承认危机的顽固。掩盖灾难维护面子（或许还有“维护社会稳定”这样权力体系自我安慰的逻辑）的习惯是如此强大，即便是大型灾难也难以撼动它。日裔硅谷企业家、风投人兼MIT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曾是当时心急如焚的民众之一：“我妻子和家人当时在日本……我们想知道的信息在电视上却一点儿也没有。”政府显然没有打算把各地核辐射数据告知大家。

    伊藤穰一本能地转向了互联网，他在网上找到了许多和他一样试图发现真相的人。于是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松散的组织，自称“安全预报（Safecast）”，测量各地核辐射量。3年之后，这个组织竟然有了1600万个数据采集点，还设计了自己的盖格计数器（放射线探测仪），人们可以下载设置，并且把它和联网系统连接起来，有一个软件让人们看到日本和大部分世界其他地区的辐射强度——它成了全球最大的开放性核辐射测量数据集。

    当伊藤在TED演讲上讲到这个故事时，他试图描述一个“现在主义者”的时代：因为互联网大大降低了创新所需的花费（合作、交流和推广的开销，摩尔定律等等），使其接近于零，创新者可以不需要许可证、幻灯片而先做出一个产品，然后再筹集资金，筹备销售计划。从前商业管理人员驱动的创新模式变成了“设计师——工程师驱动的创建模式”，“它把创新推进到了边缘，到了宿舍，到了新企业，远离了大型的研究机构，远离了强力、有钱和有权威却老而蠢笨的研究所。”为了显示与上一代依然带有19世纪理想主义印记的硅谷“未来主义者”的不同，他把正在全球各个角落里从事创新的人们称为“现在主义者”，他们想到什么，立即就去创造。创新成为当下即时进行的存在方式，几乎是唯一方式。

    魔术岛柏林

    伊藤所说的由商业管理人员驱动的创新始于冷战。那一轮创新的结果是造就了数百家在全球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企业巨头，其中许多巨头的规模超过了大多数主权国家。而这一轮号称由“设计师——工程师驱动的创新”（其实，这些设计师——工程师同时也是具有商业管理天分的人才）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硅谷，结果是造就了另一批规模超过大多数主权国家的企业巨头，但它们还在学习如何在全球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谷歌在中国的被禁和它计划向全球发送免费无线信号就是其中一个博弈的例子。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成功的父母的人际关系网络虽然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在某些环节上推波助澜还是有效的。由家庭支持的科技创业者，如今也比比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创新者的创造力以及与之匹配的条件。当我在柏林采访当地创业公司代表、旅游类B2C网站Get Your Guide的一位华裔创始人TaoTao时，他承认他和5个同学创业时的“天使投资人”也是他们各自的父母，一人2000美元。当Get Your Guide在瑞士创立之初，当地年轻人还都觉得进入大银行工作才是人生顶级追求，所以找到合适的人才不是很容易。只是因为毫不相干的原因，也就是创业者们被柏林的生活方式吸引搬来此地后，才发现这里是吸引“价廉人美”的人才的天堂，而创业资本游戏尚未玩到昂贵的地步。“在中国投一个几百万的A轮跟在这里投一个几十万的A轮，风险几率是差不多的。”TaoTao说。这也使得创业公司估值增长的压力较轻，这也是柏林成为欧洲创业中心的原因之一。

    “柏林不是德国。”Matthaus Krzykowski打断我，“它是个魔术岛”。Matthaus今年36岁，但看起来更像个25岁的极客，梳着日本武士般的发髻，穿牛仔裤，背昂贵的黑色电脑包。他是波兰人，在曼德拉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时的南非上过国际中学，长大后加入硅谷坏小子队伍。2010年，他在旧金山感受到柏林作为欧洲新兴创业中心的风向，迅速决定搬到了这里。在柏林，他创立了Xyologic，一家手机app店搜索引擎和商业情报公司。Xyologic从硅谷融到了投资，做得不错，最近被一家大互联网公司高价收购。我们见面时，Matthaus正在准备次日去洛杉矶度假。

    在柏林，Matthaus这样的国际创业者成功故事虽然还不算普遍，但已不再是罕见的童话。在线旅行产品Waymate有一个美国式的名字，但却是两个在杜塞尔多夫机场被冰岛火山爆发耽误旅途的德国年轻人一起创造的，它基于用户所需行程、价格和时间，可供选择城市间和城市内部最佳交通方式。这在15年前仍是不可想象的，得不到足够多的互联网用户和行为习惯的支持，却在今天由两位创客变成了现实。

    或许与美国和中国的同类们相比，欧洲的年轻创业者缺乏咄咄逼人的雄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在跨越文化障碍和不受虚荣心干扰方面可能就更有优势。柏林创业典范Rocket Internet是很值得关注的例子。它的口号曾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同情和取笑：“成为美国和中国之外最大的互联网平台”。这种口号在好斗的中美创业文化中被认为是“还没开打就投降”，值得同情。但事实上，这家公司的三个创始人，Samwer兄弟找到了一个精确的定位。RI在全球被低估的市场里，模仿不同的在线商业模式，搭建本地版本，这些本地产品共享很多资源，因而能够迅速起飞。迄今为止，RI成果累累。RI不仅催生了成功的德国在线服装鞋帽电商Zalando，从eBay那里克隆了Alando又把它卖给eBay，还对CityDeal和Groupon如法炮制，更以一个成功的在线求职网站打入了最艰难的东南亚市场：互联网尚未普及的缅甸。它迄今已经在从巴西到巴基斯坦的50个国家中投资了在线项目。

    外来人很难了解，欧洲的创业者们为什么没有那么爱宣扬“占领全球市场、打造……第一”这样的口号。TechNode（TechCrunch中国合作伙伴）的创始人卢刚给我讲了一则趣事：当他被邀请到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做讲演和报道时，他询问当地的一位官员：“你们是打算把汉诺威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展会中心吗？”德国官员困惑地说：“为什么要做第一呢？我们只要做到自己的最好不就可以了么？”卢刚笑着对我说：“如果不怀着做第一的心，怎么可能做到最好呢？”欧洲的创业者的低调当中有很多考量。首先“占领……第一”之类的商业口号与传统的路德派、加尔文派文化以及战后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相违背，属于备受欧洲人厌恶的“无情的资本主义”气质；其次，宣称自己是“xx第一、唯一”有可能触及欧盟严格的反垄断法（谷歌、微软等大公司在欧洲都吃足了官司）；最后，欧洲历史悠久的多元文化导致的市场分裂也让他们更加现实谨慎，即便事实上，他们有自己一整套跨越不同文化的处理经验。

    保守与思变

    在废墟里重建欧洲的二战后一代人，较他们之后的欧洲人要更富于企业家精神。二战后迅速的财富积累、繁复的官僚和法制体系构建和优渥的福利体系，逐渐降低了年轻人创业的冲动，年轻的优秀人才最崇尚的成功就是受雇于知名公司、银行和组织然后稳步升迁。

    根据2013年10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报道，全球企业家精神观察（GEM）做的一次调研依然显示了这种惰性。在那次调研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德国人表示创业对他们具有吸引力，在法国这个数字是65％，在波兰是68％，在荷兰则是79％，尽管德国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讨厌成功。事实上，德国人对失败的忧虑才是真正的问题，42％的德国人因此而不愿创业。在更加保守的日本是53％，美国则是32％。在德国，人们对创业失败的人不会问“你从中学到了什么”这样开放性的问题，而是急于劝说后者回到稳定的工作中去。

    但德国年轻人缺乏创业精神不仅仅是文化历史造成的，也跟天使和风投资本运作不够活跃有关系。德意志银行的数据显示，按人口比例而言，德国的VC跟美国VC分布数量相当，但在德国，它们的平均投资额却只有美国的1/6。“德国的LinkedIn”、德国最大职业社交平台Xing的创始者Lars Hinrichs对《经济学人》说，这是因为成功的企业家很少去做投资。显然，老式的投资人对新产业不了解，过度保守，而地方储蓄银行和互助基金宁愿借钱给传统公司，而不愿相信未经考验的数码企业家们。

    然而，习惯和传统固然强大，资本风尚的变化总是能改变它们，虽然速度有快有慢。过去几年里，以上这些方面都在产生变化。虽然全面的数据尚未出台，但乐观的旁观者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把创业当作合宜的职业选择，欧洲的大学里也开设了越来越多的创业课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即便牛津剑桥这样的百年老学府也开始削减人文社科类教育的资源），欧盟以及欧盟各成员国都设立了专门的创业奖学金和奖金，积极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在貌似无所不在的机会面前，兴奋与焦虑并存。从欧洲到东亚，当地媒体总是批评本地创业“缺乏创新，抄袭硅谷”，或者彼此抄袭，不动脑子。我们可能过于高估了人类创造力在短期内能达到的极限。在同一场柏林的创业引介活动上，三个来自不同公司的创业者先后介绍自己的项目：“我们在设计一个为盲人参观博物馆时感受到立体效果的软件”，“我们在设计一个能让盲人看到古建筑构架的软件”，“我们在设计一个让盲人能感觉到画面的软件”。这场景让人想起喜剧片《硅谷传奇》里，每个演讲者都宣称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TechCrunch大会。究其原因，原来有社会福利效应的创业项目更容易获得欧盟的资金辅助和税收优惠。

    虽然有各种矛盾之处，但激活我们时代创造力的主要因素，依然是更多的自由：跨越地域交流的自由、资本流动的自由、思想和表达的自由、身体的自由，等等。就像过去一样，这些创新又会重塑新的规则，或许形成新的牢笼和禁锢，这也将为新一代创新者提供永远充足的动力。听上去这个轮回非常沉闷，但其实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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