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仲舒的历史观
战国后期阴阳学派的创始人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或（名类）》载：所谓“五德转移”就是：土德，“土气胜”，色尚黄；木德，“木气胜”，色尚青；金德，“金气胜”，色尚白；火德，“火气胜”，色尚赤；水德，水气胜，色尚黑。五德转移循环。秦始皇采纳了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意见，以秦得水德，色尚黑等等。到了汉代，有的说汉为水德、有的说汉为土德；有时由于代表天命的符应又与土德配合不上等原因所以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三统说。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质文》，讲了三统说、三统也名三正。从历史实际而言，是讲夏为黑统、色尚黑；商为白统，色尚白；周为赤统，色尚赤。三者循环往复。而在本文中，主要讲了三统各自的特征，今引证如下：
“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寅指农曆正月）。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质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于胙（东阶，主人之位），昏（婚）礼逆于堂，丧礼殡于东阶之上。……
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丑即农曆十二月），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质白马白，大节绶帻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于堂，昏礼迎于堂，丧事殡于楹柱之间。……
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子即农曆十一月）。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质赤。大节绶帻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骍（赤），犧牲角栗。冠于房，昏礼迎于户，丧礼殡于西阶之上。”
董仲舒上述文字论述了三统说的异同。在《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一文中进一步谈了三统说本质方面的同与异。他在《楚庄王》一文中说：“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也，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
上引董的这段话，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三统改制乃“非改其道，非改其理”，只是要“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二是三统说所说的“易姓更王”，在董中舒看来，
是“受命于天”的产物，是最高的神“天”所决定的。这就是董仲舒的历史观。
二、董的天人感应说与社会前进的动力？
前述董仲舒认为：“三统说”所说的黑统、白统、赤统“周而复始、循环变化”，就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而“天人感应说”就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董仲舒看来，天是最高的神，人类社会有不好的地方、国家有失误，天就降灾、异，使之改正，如果不改正，就会出现更大的灾殃。董在《春秋繁露》卷8《必仁且智》一文中说：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驚吓之。驚吓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
其次，董仲舒还认为用刑罚是造成灾异的重要的原因。董在其《举贤良对策》中说：
“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阴之不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上述这两段话，反映了董仲舒的一个思想：就是“任刑”不符合天意，所以就会“妖孽生矣”，只有“任德”，才符合天意。
董仲舒还认为，归根到底天降的符瑞就是天命的体现，可以决定一切。他在《春秋繁露》卷6《符瑞》一文中说：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而后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始终。”
在董仲舒看来，“西狩获麟”就是体现天命的符瑞、祥瑞。其出现就是为了“明改制之义”，去除天下的“忧患”。所以，人间的社会最后是要“随天之始终”的。
天是什么？人们可以有多种答案。董仲舒则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类社会最高的神。皇帝也应当服从天（神），天降的灾异就是天对社会不满的表现，皇帝就应当立即改正。天意不让用刑罚治国，只能用德教治国，所以就应当废除法律刑罚。天降了祥瑞，皇帝就应当按天的要求，作一番相应的事情。那么，董仲舒所说的的天意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认为的符合天意的治国理论与方法。所以，天命才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的动力。
三、天人感应说在武、昭、宣时期的遭遇
董仲舒信神，汉武帝也信神。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大谈天人感应的神学观点，汉武帝似乎并没有发现他的问题。根据历史的记载，汉武帝曾任他为江都（今扬州市）王相。建元元年冬十月，严助对策后，过了几年，才被任命为会稽郡守的。两相比较，对董仲舒这位儒学博士是比较重视的。但汉武帝对欺骗他而又被他识破的人，常常加以处死。阴阳学派的方士常常欺骗人，方士曾欺骗、侮骂过秦始皇，因其逃走，未被处死；汉文帝处死了欺骗过他的方士新垣平；汉武帝处死过欺骗了他的方士少翁、栾大，此二人说他们能见到鬼神、能让人长生不老等等。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也是骗人的，据《史记·儒林列传》载董在当中大夫时写了一篇《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诏诸生示其书，有刺讥（影射朝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据注释说，此事发生在建元六年（前135）。所谓“刺讥”朝政，是指《汉书·五行志上》所载元朔六年（前123）发现淮南、衡山王等的谋反事件而言。对董仲舒《灾异之记》的评价，董的弟子吕步舒在《史记·儒林列传》说是“下愚”；在《汉书·董仲舒传》则记载为“大愚”。现代人冯友兰先生评价董的天人感应说时说：“天人感应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虚构”。既然是一种根本就不存在的“虚构”，董就拿出来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要皇帝与下属官吏都听他的话，这不是对皇帝、对臣民极大的不尊重吗？冯友兰先生又说：“由这个滑稽的事情，正可以说明‘天人感应’的荒唐”。冯先生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据《史记·儒林列传》载，董仲舒被武帝下诏赦免，“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異”。据现在的史书记载，在一定的场合董是这样作的。《晋书·刑法志》载：“故膠东（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退职），朝廷每有政义，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祥矣。”这说明反对用法律刑罚治国的董仲舒，曾作以春秋决狱的著作，把春秋当法典用。这对他来说，应当看作是个进步。
然而，董仲舒在其他场合并非如此，如在教学生时他仍然坚持天人感应的学说。如他的再传弟子眭弘，在汉昭帝时说：山东泰山有大石自立等现象，并认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又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受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又通过宫内的官长名赐的送上此书。大将军霍光认为这是“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眭弘与内官长赐等人“皆伏诛”。
汉宣帝是昭帝以后继位的皇帝。他在实现中国的大统一与发展经济方面都作出了贡献。《汉书·元帝纪》载：“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又载：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宣帝治国对“用刑法”很重视。司隶校尉盖宽饶奏事说：“方今圣道渐废，……以法律为为诗、书。”又说：“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下吏治罪，说是“大逆不道”。后盖宽饶自杀。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西汉中期，从武帝、昭帝、宣帝时期，对用法律刑罚治国都是很重视的。《汉书》卷75《眭弘》等传在赞曰中说：“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孟，眭弘的字）、夏侯胜。……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等。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等人当然是要碰钉子的。董仲舒与其再传弟子眭弘都属于要用“阴阳灾异”治国的人；所以一个几乎被处死，一个及其同伙都被处死。汉宣帝时，盖宽饶反对用“法律刑罚”治国与董仲舒在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结果盖宽饶被宣帝处死。这些都是董仲舒等人在思想上与汉朝统治者的思想有重大不同，所造成的后果。据《汉书·儒林列传》载董仲舒在景帝时为博士，在武帝时当了江都相，后“废为中大夫”，这说明他在此时就出了问题，才被废除江都相、当了中大夫的。相反，公孙弘却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察其……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悦之”，1也就是说公孙弘按法律条文刑罚办事，而又能符合儒术的精神。所以，公孙弘在思想上符合汉武帝的要求，后经考验，汉武帝就提拔公孙弘当了丞相。从中可以看出董的遭遇则是其思想不符合时代要求所造成的。
四、方士与董仲舒神学思想的异、同？
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即今河北景县西南广川镇人。另一说是今河北省枣强县人。景县与枣强县相距不远，其东南距山东省德州市也不远。了解了董仲舒出生的地方，人们就可以了解董最早生活的地区与方士活动的齐、燕地区基本一致。
据冯友兰先生说，战国后期方士的根据地在齐地。他说：“阴阳五行家以齐为根据地，齐地滨海，其人较多新异见闻，故齐人长于为荒诞之谈。战国诸子，谈及荒诞之谈每谓为齐人之说。”。他并引证《孟子》、《庄子》等书的结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叙述了阴阳五行家邹衍不仅在齐国，而且到魏、赵、燕等国讲学的情况。在燕国讲学尤受重视，内云：邹子“如（到）燕，昭王拥瑟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视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此后，阴阳家与方士就发展到了燕国。
《史记·封禅书》概述了秦汉好荒诞之言阴阳家与方士的发展情况，内云：“自齐威王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宋无忌（火仙）、王伯侨（古仙人）、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僊（仙）道（效神仙者），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阴阳五行家在战国后期，打着神仙的招牌，如此进行活动，就为方士在秦汉时期的神学活动与推广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董仲舒神学思想在汉代的产生活动创造了条件。
方士与董仲舒都是神学思想，那么二者有何同与异呢？从表面上看二者有下述同与异？其一，从地域上看，方士产生于齐、燕地区，董仲舒也是这一地区人。其二，二者出现的时间不同，方士出现于战国后期；董仲舒（前179-前104），汉文帝即位元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所以，方士的神学思想比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早一百多年。二者在内容上的差别是：方士以神学思想骗人容易被识破，因此一再遭受打击。如：汉武帝时的方士李少君吹嘘自己能长生不老、能找到蓬莱仙人安期生等，以此骗人。由于今山东蓬莱县常见海市唇楼的幻景，人们就认为蓬莱有神仙。蓬莱的神仙就叫安期生。后来李少君直到病死也没有找到长生不老药与神仙。另一方士少翁则说他能通鬼神，后来因造假欺骗武帝，被处死。方士栾大则说他能找到长生不老药与神仙，通过欺骗，当了大官，武帝的女儿也嫁给了他。后来因一再吹牛失败，被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西汉中期也因骗人遭受打击，但有的皇帝喜欢有人说自已是天命所归的皇帝，如：眭弘因“大石自立”，说有平民当为天子，要求禅让，眭与同伙被处死。“兴与民间”的汉宣帝即位后，就徵眭弘之子为郎，1以表示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皇帝。成、哀二帝时，外戚王氏以天人感应说为指导思想，为其专权、篡权服务，篡汉立新。而随着外戚王氏专权、篡权的成功，一部分跟着外戚王氏的儒学知识分子也升官发财，在这种情况下，董在学术上的地位也就高了起来。历史的真相就是如此。
另外，董仲舒从其本质来看是一位阴阳五行学派的神学家，儒家是他穿的外衣。研究董仲舒，这点应当预以充分注意。
总之，本章所要说明的问题是：董的天人感应说是建构在巫术与原始思维的思想基础上的。这无疑是一种落后的思维模式与方法。董就是利用这种模式与方法来欺骗和愚弄人民的。这种欺骗、愚弄人民的思维模式，在实践中也在不断发展，每当群雄争天下时，群雄都希望自己能够争到天下，是真龙天子，而统一后又严禁其他人也这样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谶纬”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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