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王氏之所以能够专制朝廷，与汉元帝是有关系的。元帝与其皇后王政君没感情，对太子不满意，想改立傅昭仪之子为太子，但在侍中史丹等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只得作罢。但元帝生前安排太子许妃之父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而不用皇后王政君家的人辅政，已表示了其态度。但在元帝竟宁元年（前33）五月去世后，太子即位为成帝，遂即“尊皇后为皇太后，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样就安排了王凤辅政。而后成帝对许嘉说：“将军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职自累，赐黄金二百金，以特进侯就朝位”，这样免去了许嘉以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的资格。而成帝舅王凤就独揽了朝廷的大权。
一、外戚王氏专权打击正直朝臣事的例考
外戚王氏家族对朝臣，有的要排斥在朝廷之外到地方去工作、而对有不同政见者则要打击、陷害。丞相王商与京兆尹王章就是被其陷害致死的两位大臣。元后家族打击的重点是成帝许皇后，用种种手段致其于死地。在这些斗争中，成帝的意见不关用，有时成帝的不同意见，也被王凤否定，王凤说什么，就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成帝反而成了王凤、元后手中的工具。以下就把有关主要事实，介绍如下：
其一，王凤陷害丞相王商致死：王商，字子威，其父武，武兄无故，皆因宣帝王皇后的关系封为侯。商，少为太子中庶子，父死嗣为侯。元帝时为右将军、光禄大夫，为外亲辅政，拥立太子有功。成帝即位，敬重商，为左将军。当时帝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专权，行多骄傲僭越。
建始三年（前30）京师传谣言说：大水将至，长安城中大乱，人心惶惶。天子到前殿，召公卿议此事。大将军王凤提出：让皇太后与成帝、后宫坐船；吏民上长安城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却认为：“此必讹（伪）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于是，成帝停止了议事。后来事实证明，确实是谣言。成帝称赞王商的意见，王凤却大为惭愧。
第二年王商当了丞相。王商“为人多质有威重”，身长八尺余，容貌绝人。大将军王凤的婚亲琅邪太守杨彤，其郡有灾害十四以上。商的部属按问，王凤对商说：彤素善吏，切勿按问。商不听，竟奏免彤的职务。王凤因此怨商，暗中寻求王商的过失，并使人言商女儿婚姻之事，并下司隶校尉处置。事实是：皇太后曾诏问商女，欲以备后宫。时女有病，以对，未去。及王凤使人上书言此闺门内事，商惶怖，想送女入后宫为援，乃求皇帝新幸的李婕妤家办此事。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正遇上当时有日蚀。大中大夫蜀郡张匡，为人佞巧，上书愿说明日蚀发生的原因。下朝后，张匡对左将军史丹说：商女先有病不入后宫，后又求人入内宫。这是“执左道以乱政，诬罔誖大臣节，故应是而日蚀。”史丹等上奏内容与张匡所说相同，但说其罪行“皆为上戮”。成帝一贯重视王商，制曰：“弗治”。意思是：不让治罪。但王凤坚持要治罪。于是制诏御史起草的诏书最后说：“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绶。”也就是罢黜丞相官职，免于处死。
商免相后三日，发病吐血而死。谥曰：戾侯。商死于成帝河平四年（前25），商死后，连年日蚀、地震。值得注意的是，成帝始终不认为王商有什么问题，但王凤已以把自己凌驾在皇帝之上，导致王商被罢相、死去。在其他事情上也是王凤说了算。如，刘向之子，刘歆有异才，成帝要任其为中常侍，并告知王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再如，成帝无子，其弟定陶共王来朝，“天子留，不遣归国”，要其“长留侍我”。但王凤不答应，要遣王回之国。成帝与共王只能“相对泣而决（别）”。早在河平二年，成帝诸舅谭、商、立、根、逢就封为侯。王氏势力越来越大。所以，汉朝朝廷已形成了外戚王氏专权的局面。
其二，外戚王氏陷害京兆尹王章致死：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成帝时，曾任谏大夫、司隶校尉，后选为京兆尹。在朝廷以“敢直言”而闻名。于是以言“日蚀之咎”为名，天子召见。他认为：日蚀灾异出现，是大臣专政所造成的。这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陛下以未有继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今闻大将军猥日蚀之咎于定陶王，……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蚀，阴侵阳，臣专君之咎”，“凤不内省责，反归咎于善人”。二是：，前丞相王商，“内行笃，有威重，位历将相，国家柱石臣也。”因不肯“随凤委屈”，为其所罢，“身以忧死，众庶愍之”。三是：凤知其女弟“张美人已尝适（嫁）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讬以为宜子，内之后宫”，“且羌胡尚杀首子以盪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风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听了王章的话，“天子感悟”，并对章说：“微（无）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又请王章为其推荐能辅佐他的人。于是章奏“琅邪太守冯野王……忠信质直，智谋有余”，可为辅佐。成帝“自为太子时数闻野王先帝名卿，声誉出凤远甚，方倚欲以代凤”。
成帝与王章谈话时，常辟左右。然而，太后从弟之子王音为侍中，“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这样，王凤就知道了王章与成帝谈话的全部内容，并与其幕僚杜钦商量好对策后，2于是“上疏乞骸骨”，谢成帝说：“臣材驽愚戆（愚而刚直），得以外属兄弟七人封为列侯，宗族蒙恩，赏赐无量，……国家委任臣凤，所言辄听，荐士常用。”并说自已“无一善功”，要求辞职，理由是：“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咎在臣凤奉职无状，此臣一当退也。《五经》传记，師所诵说，咸以日蚀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此臣二当退也。河平（年号）以来，臣久病连年，数出在外，旷职素餐，此臣三当退也。……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归，……进退于国为厚，万无纤介之议。唯陛下哀怜！”“其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听了王凤这一通话，成帝很感动，何况他“少而亲倚凤”呢？于是立即让风“起视事”。成帝又使尚书劾奏王章，说章的罪行如下：“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亡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又说他：“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王章死狱中，妻子徙合浦（郡名，今广东、广西之间）。从成帝如此处理此问题来看，他显然是站在外戚王氏的立场上去处理问题的，而没有站在汉朝皇帝的立场去处理问题。人们可以想一想，汉武帝要立其幼子为昭帝，就先处死了昭帝的母亲。为防止外戚专权，武帝是何等地果断！两相比较，成帝是位不知为国家打算的皇帝！
其三，打击许皇后、陷害许皇后及嫔妃宫女与成帝所生子女：许皇后乃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嘉之女。从元帝去世，成帝即位，王凤当权，迅速取消了许皇后之父许嘉的职务。接着打击矛头就指向了许皇后。
成帝为太子时与许妃结婚，二人感情很好。送其结婚的“中常侍”对元帝谈了太子的“欢悦状”，“元帝喜谓左右：‘酌酒贺我！’”。后“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许妃为皇后，复生一女，失之。”许皇后先后生了一男一女，都在皇宫中丢失了，也没有记载找寻，这却是很奇怪的事情。此时，“皇太后及诸舅忧上无继嗣，時又数有灾异”，于是刘向、谷永等都“陈其咎在于后宫”，并要求减省许皇后“椒房掖挺用度”。许皇后上疏申辩说：如果与竟宁（元帝年号）前相比，“故杜陵梁美人”到年节时给“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给田八子的更多，“唯陛下深察焉！”成帝又以刘向、谷永之言对许皇后说：“建始元年（成帝元年）正月，白气出于營室（后宫），视后妾无能怀任（孕）保全者，以著继嗣之微，贱人将起也”。四月，又出现日蚀，“名阴盛，咎在内”。
成帝即位之初，王凤专权，连年日蚀，言事者“归咎于凤”，而谷永等却“著之于许氏”。久之，许皇后“宠亦益衰，而后宫多新爱”。此时，许皇后姊平安刚侯夫人谒诅咒王凤的小妾怀孕后又嫁给成帝当小妾的王美人等，事发觉，“太后大怒，下吏考问，谒等诛死，许后坐废”。许皇后，凡立十四年而废。九年后，“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许皇后服药自杀。
外戚王氏使许皇后丢失了子女，而且也导致本人自杀。而其他嫔妃、宫女如果与成帝生了子女，其子女是必然要丢失的。成帝的班媫妤就是其中一例。班媫妤乃成帝初即位时选入后宫的。不久大幸，为媫妤，有男，数月而丢。班媫妤是位讲礼仪的人，“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并受到皇太后的称赞。成帝鸿嘉三年（前18）“赵飞燕谮（诬陷）告许皇后、班媫妤挟媚道祝诅后宫，詈（责骂）主上”。导致“许皇后坐废。”班媫妤也受了考问。后班媫妤见赵飞燕姊妹骄妒，“恐久见危，求供养太后长信宫”，为成帝批准。班媫妤作赋自伤悼，其辞中有曰：“岂妾人殃咎兮？将天命之难求。”“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班媫妤是个守礼仪很正派的人，在种种挫折的摧残下，已经想着归遗骨“于山足兮”，而了此终生！
宫史曹宫与成帝所生儿子之死：宫史曹宫是位为皇后讲史、诗的宫女。成帝元延元年（前12），成帝幸宫。这年十月，曹宫产一子。曹宫曾对掖庭狱丞籍武说“善藏我儿胞（胞、胎衣），丞知是何等儿也。”后三日知孩子未死，赵飞燕昭仪“大怒”，问：“奈何不杀？”后籍武通过有关人上奏说：“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唯留意！”后成帝执意不要孩子，生母曹宫自缢死。有关宫人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许美人所生儿子之死：成帝许美人元延二年（前11年）怀子，十一月生。赵昭仪（飞燕）听说许美人生子，大怒说：“许美人儿何从生……，许氏竟当复立邪！”成帝回答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忧也。”后成帝让许美人“以苇箧（小箱子）一合盛所生儿”，缄封。最后，交给籍武，并“告武，箧中有死儿，埋屏（障蔽）处，勿令人知。”籍武接过后，就在狱楼下一个有坎的地方埋掉。
据上述记载，成帝一生共生了四男一女，有的丢失、有的在婴儿就被埋葬了。成帝是在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六月即皇帝位的，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死去的，在位时间共二十六年。许皇后生的第一个男孩是在当太子妃时生的，到成帝死时，年龄至少也有二十七、八岁。同样，班媫妤生的孩子与太子妃生的年龄应差不多。然而，在外戚王氏专权下，这些孩子都丢失了。而太皇太后就是后宫的最高当权者，她都干了什么？所以，成帝只是个任人摆布的傀儡！
尤其是，成帝为讨赵氏姊妹的喜欢，竟然事先承诺赵飞燕当皇后、生子就是太子。所以，当其他嫔妃、宫女生了孩子，赵氏都要大闹，一直到皇帝答应把孩子丢弃为止。这种情况，恰巧为外戚王氏专权创造了条件，也为王莽篡汉立新创造了条件。
二、王莽专权与篡权立新
从成帝即位，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把持朝政十一年死。其从弟王音在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为大司马、车骑将军继续把持朝政。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王音死，王凤弟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成帝元延元年（前12年），王商死，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王凤兄弟四人专权二十余年，这就为王莽专权、篡权打下了思想、政治基础。
王莽，字巨君，元帝皇后弟之子。元后父及兄弟都在元帝、成帝时封侯，家有九侯、五大司马。只有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没有封侯。王莽因孤贫，为恭俭。学《礼经》，穿着如儒生。事诸父有礼。王凤病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王凤死前，託太后及成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后来，王莽的叔父成都侯王商，“愿分户邑以封莽”，其他的当世名士也为王莽说话，成帝因此认为王莽贤能。永始元年（前16年），封莽为新都侯，食封千五百户，封国在南阳新野之都乡。后升迁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莽于是收买、瞻养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倾其诸父矣。
当时，皇太后姊子淳于长以材能为九卿，地位在莽以上。莽暗中搜集其罪过，通过大司马曲阳侯王根上奏，淳于长伏诛，莽获得了“忠直”的名声。后王根“荐莽自代”。成帝遂提莽为大司马。这一年为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此时，定陶共王已死，其子立为定陶王，其祖母定陶傅太后贿赂大司马王根，求为汉嗣。于是，成帝遂征定陶王为太子。
绥和二年（前7年），成帝死，太子即位，为哀帝。这年因王莽称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为“藩妾”，被“遣就国”。回封国后，莽闭门自守，莽的第二个儿子获杀奴，莽令自杀。莽在封国三年，官吏们上书颂莽的功德。哀帝于是征莽，还京师岁余，哀帝死，无子。太皇太后即到未央宫，收了玺绶，遣使者召莽。莽去后，先收了董贤的大司马印绶，贤自杀。太后拜王莽为大司马，并迎立中山王为成帝后，并立为平帝，帝年九岁。王莽废成帝赵皇后、哀帝傅皇后，皆令自杀。下面就看一看，王莽是怎样借祥瑞出现，抓住时机，夺取汉朝的政权吧！
其一，令塞外蛮夷献白雉（白野鸡）为祥瑞，莽借机篡夺朝廷大权：《汉书》卷99上《王莽传》载：“始，风（讽，婉言劝说）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献来后，原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莽让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因此奏言太后说：“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畴指封邑中的耕地），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有的臣下说：“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安汉公”等。最后，太后乃下诏说：
“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功德为忠臣宗，流化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重译（重复出现）献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复其后嗣，畴其爵邑，封功如萧相国。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著于令，传之无穷。”这些记载都清楚说明，王莽借让九岁的小孩为平帝、与白雉祥瑞的出现，为自己大造声势，说他的功劳可与周公、萧相国、霍光相比，有安宗庙之功。不仅增加了两县二万八千亩田地的封邑、后代免除了赋役，而且在大司马之外，还得到了太傅、安汉公的称号。而且，还有新都侯等称号。但王莽却一再推辞，不承担安汉公等称号，后有八千多人上书说：“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过上公之赏。”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机构请“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王莽）为宰衡，为上公。”到此，封王莽之闹剧方告结束。
王莽这样作，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官吏吕宽、与王莽子宇就持不同意见，他们要求：平帝为成帝后，应把帝母卫氏遣至京师，“归政于卫氏”。其结果，王莽子宇被“送狱，饮药死”。同时尽灭卫氏家属等一百余人，其中包括吕宽、何武、鲍宣等。
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平帝死。其时，“元帝世绝”，无后人。而宣帝的后人“有见（在者）王五人，列侯广戚侯显等四十八人”，而王莽恰恰选中宣帝玄孙、年二岁的广戚侯子婴。并声称，子婴的“卜相最吉”。
其二，王莽以得“符命”为籍口而为摄皇帝：有人奏京师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上有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就是天降的“符命”。最后太皇太后下诏曰：“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其）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这样就改年号为居摄，“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等等。
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反对王莽，攻宛（河南南阳），后失败。次年东郡太守翟义反莽，立刘信为天子；三辅起兵反莽，谋乘虚攻长安；后均遭王莽镇压而失败。
其三，居摄三年（公元8年）符命大作、要让王莽为真皇帝：这一年符命出现的多。先是广饶侯等三人要上奏符命，“莽皆迎受”，也就是说王莽抱着欢迎的态度接受他们的奏章。据王莽上奏太后说：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的中心内容为：“天公使我告”，“摄皇帝当为真”。其他二人上奏的符命与此同。臣下的意见是：“天下奏言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奏可。这样，王莽就当了真皇帝。
广汉梓潼人哀章，在长安问学，素无行，“见莽居摄，即作铜匱”。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匱图”、其二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中说：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国号曰新。年号曰始建国（元年为公元9年）。废孺子婴，封为定安公，万户，地方百里。哀章图书写着王莽大臣八人为其辅政大臣。临时哀章把自己的名子与王兴、王盛二人的名子加了上去。这样，莽的辅政大臣就成了十一人。其中，哀章为国将，封美新公，位上公，四辅之一。王兴，原为城门令史，封为卫将军。王盛，原为卖饼的，封为前将军。接着，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朝的法令、制度。这一年，真定刘都等谋举兵反，皆被诛4。
从始建国元年开始，王莽颁布经济制度的变革，主要有：（一）、始建国元年宣布：改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不准买卖。男口田满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制度受田。由于这一制度无法实行，到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又下令：允许买卖王田、庶人。这实际上等于废除前边的法令。（二）、还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就铸造了大钱、契刀、错刀三种新钱币。始建国元年，王莽又废契刀、错刀和五铢钱，另铸重一铢的小钱，和大钱同时使用。次年，王莽又第三次改变币制，钱币总称为宝货，下分金、银、龟、贝、钱、布，共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品种极复杂，换算极不合理，根本行不通。这使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造成极大混乱。并使人大量破产，因盗铸、连坐被罚为官奴婢十万多人，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三）、设立五均、六莞（管）：五均，是在长安、邯郸、洛阳、临淄、宛、成都六个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与市场物价。六莞，是由国家掌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五项事业，加收山泽生产税为六项经济事业，称六莞。不许私人经营。
六莞中除五均赊贷一项之外，其他在武帝时的平准法中都实行过。王莽推行五均、六莞用人多为大商人，这些商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其结果，使民众更加困苦。如果说，武帝实行平准法曽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增，而王莽的五均、六莞则完全走向反面。据《汉书·王莽传中》载：在钱币方面的改革，使“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道路。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这说明王莽在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全面失败。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下了一道命令说：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繆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王莽在这里要改两个制度，其中之一是：“诸侯王之号皆称公”。诸侯王的称号的内容在汉代是有发展变化的。汉初封过异姓王，从吕后封诸吕为王、作乱之后，再也不封异姓王。封同姓王的内容也有变化，汉初高祖曾封吴王刘濞三郡五十三城，后经吴、楚七国之乱与汉武帝推恩分封之后，诸侯王的封地大大缩小，而且没有行政权与军事权，所以诸侯王已对中央政权构不成威胁。王莽要把诸侯王的称号改为公，并遣使者赴各地收汉印绶、发新室印绶。这是针对当时仅有的刘姓诸侯王的，而且还要减少其封地与租税收入。始建国二年二月，“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这一变革付诸实施，遭到激烈反对。这年十一月立国将军建奏：有人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庶子，说“刘氏当复”。又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更聚众谋反”。王莽对这些案件都加以严厉镇压。这说明刘姓王、侯对这一命令的反抗，原来是很激烈的。
其二，王莽针对少数民族，在命令中说：“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这条命令是王莽歧视少数民族的表现。其结果导致了北方匈奴与西域、西南夷的激烈反抗。在发布这一命令的同年就遣使者赴匈奴、西域更换印绶。第二年，“匈奴单于求故玺（即汉玺绶），莽不给，遂寇边郡”。这年冬十二月，王莽“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又曰：“降奴服于知（王莽改单于名为知）……侵犯西域、延及边垂，为元元害，罪当夷灭。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共（恭）行皇天之威，罚（单于）知之身。”共统兵三十万，先到者屯边郡，待到齐后，同时出兵。始建国三年，匈奴攻边塞，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劫掠吏民畜产。数世无事的汉、匈沿边，如今又陷入了战乱之中。在西域，始建国二年车师后王叛逃，为都护杀死，其兄逃入匈奴，与其共击车师。始建国五年，焉耆反新莽，杀都护但钦。在西南夷，始建国四年句町王因降封为侯，反新莽，攻杀官吏。新天凤元年（公元14年）益州夷人，尽起反新莽。
王莽的变革导致了全面失败。在经济变革中，他企图解决土地问题、钱币问题、并通过五均六莞解决物价问题，结果一个也没有解决，使民众的生活更加悲惨。在政治制度上，他企图解决刘姓诸侯王、侯的问题，这些王侯虽表面同意，实际上却做出了更为激烈的反抗。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由于王莽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蓄意改变多年来汉朝行之有效的政策，导致了匈奴、西域、西南夷的武装反抗。而最后则导致了全民的武装起义，埋葬了新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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