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的关系题记：

    西南民族，种类繁多，发展不均，势力不等。10至13世纪，西南民族或以“国”称，或以“道”言，或以“部”名。范成大在广西考察说：除“大理国”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蜀地之西，有“西山八国”；蜀地之南则有“浅蛮”三部，大渡河之南更有“东蛮三部”等族群。

    五代分裂时期，真可谓是政权林立了。代表中原政权的后唐以及“十国”中的前蜀、后蜀、楚、南汉等政权与西南民族先后发生过、有时还较密切的关系。梳理唐宋之际“过渡时期”的民族关系，可以窥见宋朝南方民族政策之先导。

    “云南八国”每见于唐末至宋之史籍，今论则多以“大理国八个行政区划”释之。考之史实，殊有不合。其实它是“云南”和“西山八国”之省文，古无标点，让我等迷糊。此虽“介末”考辨，然于梳理唐末五代以至北宋之西南史地关系甚大。宋代又有“玉斧划界”的传说，是谓宋太祖手挥玉斧，放弃了大渡河以南的管辖。传闻不一定得实，但宋朝廷对大理国以及西南诸族采取保守态度则是事实。而其导源，则在唐末五代，虽山川阻隔，更兼所谓“玉斧划界”，然而西南与内地双边或多边的往来却未能隔绝。宋室南渡，被迫因应对西南民族政策做出调整。北宋以来的“不生事”的国策仍然延续，然而物质文化交流却显现出兴盛的局面。至于南宋末，宋军试图“结约诸蛮”以抗击蒙古军的进攻，南宋朝在风雨飘摇中疲于奔命，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引言唐代后期，唐王朝与云南的南诏王国交恶，南诏军队先后于大和三年（829）、咸通十年（869）、乾符元年（874）三次北上，越过大渡河，前两次进围成都重镇。唐西川节度使高骈筑马湖、沐源川、大渡河三城，列屯拒险，方有效阻止了南诏的北上企图。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大军攻克长安，僖宗避乱入蜀。为了安稳后方，“募能使南诏者，得宗室子李龟年及徐虎、虎侄蔼，乃以龟年为使，虎为副，蔼为判官，使南诏。南诏所居曰苴叶城，龟年等不至苴叶，至善阐，得其要约与唐为甥舅。僖宗许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诏大喜，遣人随龟年求公主”。不久因黄巢败，僖宗东还，这一段“姻缘”乃止《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三·南诏蛮》。南诏舜化（898－902）时期，遣使款黎州修好，唐王朝内顾不暇而未答。

    唐朝亡后，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据有中原称帝。在其周边则先后建立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南平）、北汉等十国政权，史称“五代十国”（907－960）。正如《新五代史》卷六〇《职方考》述云：“（唐）自僖、昭以来，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为十一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分裂时期。

    与此同时，地处西南的南诏王国因连年对外用兵，国力也迅速衰落。中兴五年（902）南诏王舜化贞死后，权臣郑买嗣夺取政权，改国号为“大长和”。大长和国传三主，于天成三年（928）为东川节度使杨干贞灭，历时26年。杨干贞拥立原大长和清平官赵善政为主，改国号为“大天兴”，十个月后，杨干贞杀赵善政自立，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通海军节度使段思平乘机起兵，借东爨三十七部兵力，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政权，揭开了西南民族史上新的一页。

    地处今西藏的吐蕃王国自唐末瓦解之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与中原甚少往来。五代时期（宋代仍然如此）史籍所载的“吐蕃”，实际上多是指今甘青一带的藏族先民地区，不在本文讨论之内。本文所说的“西南地区”，是指今川、滇、黔、渝四省市及相邻的湘西、桂西等地区。在这一历史阶段，主要有五代政权中的后唐（923－936）以及“十国”中的前蜀（907－925）、后蜀（934－965）、楚（927－951）、南汉（917－971）诸政权先后与西南少数民族势力集团发生过、有时还较密切的联系。本文梳理这一较少为学界关注的史实，从中亦可看到宋王朝南方边疆民族政策之先导，兹分述如下。

    二、前蜀

    唐末僖宗入蜀避乱，都头王建护驾有功，不久留蜀为官。王建乘机“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四处攻略《新五代史》卷六三《世家第三·前蜀世家》。，屡屡得手。光启三年（887）三月，利州刺史王建在当地“召集溪洞酋豪，有众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袭阆州”［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僖宗光启三年（887）三月壬辰。文德元年（888）六月，朝廷以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分邛、蜀、黎、雅为永平军，拜王建为节度使。不久韦昭度被威迫离蜀，于是王建“以兵扼剑门，两川由是阻绝”，继而攻略了整个西川，成了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大顺二年（891）十月，唐以王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新五代史》卷六三《世家第三·前蜀世家》。唐乾宁四年（897），南诏王舜化初立，“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牒中书木夹”，王建视之为“小夷不足辱诏书”阻之于黎州［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一·高祖本纪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四月，王建出兵攻秦、陇之地，时有官马八千，私马四千。史称：“建本骑将，故得蜀之后，于文、黎、维、茂州市胡马。十年之间，遂及兹数。”［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天复三年（903）四月。几处市马场地均为宋代茶马贸易中所继承。

    唐末以来，黎雅间有浅蛮刘、郝、杨三王，各有部落。因其近汉界，故称“浅蛮”。胡三省谓此三王蛮“盖笮都夷、白马氐之遗种。杨、刘、郝三姓世为长，袭封王，谓之三王部落。叠甓而居，号凋舍。至宋，又有赵、王二族，并刘、郝、杨谓之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州百余里，限以飞越岭。其居叠石为凋，积糗粮器甲于上。族无君长，惟老宿之听。往来汉地，悉能华言，故比诸羌尤桀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元年（915）正月己亥。三王部落在唐代依违于唐与南诏之间，也被称为“两面羌”，是一支重要的民族势力集团。西川岁赐缯帛三千匹，使觇南诏，但三部落亦受南诏命刺探成都虚实，而一些官员也与三部落相为表里。王建镇西川后，绝其旧赐，并将与其暗地往来的押牙山行章斩首。于是“邛崃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乾宁四年（897）“是岁”条。，求得约十年的相安无事。

    天祐四年（907）唐朝覆灭后，王建拒受朱梁节制，于该年九月即皇帝位，是为前蜀。武成元年（908）正月，大赦境内，改元。赦文曰：“朕爰自统临，八国同心，诸藩部落首领已下，宜差使臣各赐诏敕，分物宣谕，其见在鸿胪礼院入朝藩客等，各赐分物，续有敕旨处分。”［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一，《四库全书》影印本。王建曾任“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唐末名僧贯休晚年入蜀依附王建，亦曾任有“云南八国镇国大师”［五代］贯休《禅月集》附其门人所撰《后序》。《十国春秋》卷四七《前蜀十三·贯休传》载其有“云八国镇国大师”之衔，显然“云”字后佚一“南”字。又，八国指“西山八国”，是唐代以来岷江上游八大羌部之称，参见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载《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等职衔。所谓“八国同心”虽为自誉，亦显示前蜀立国之时，周边可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长宁军》载“五代伪蜀敕牒”，有武成三年（910）牒淯井镇（今长宁）“羁縻十州五团土都虞候罗元审”和“羁縻淯州土刺史罗元楚”；永平元年（911）牒“土兵马使罗元培”。表明王建试图延续唐代以来实行的羁縻制度，在周边民族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

    前蜀永平四年（914）十一月，云南大长和国军进犯黎州（今四川汉源），蜀军先后败之于黎州南界之潘仓嶂等多处，斩其酋长赵嵯政等。黎州三面阻大渡河，“俘斩数万级，蛮争走渡水，桥绝，溺死者数万人。宗范等将作浮桥济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还”。胡三省以为：“蛮地深阻，不欲劳师远攻，驱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19册8785页。《锦里耆旧传》卷二系之于永平三年冬十二月“寇边”，四年春正月讨之。《九国志·王宗范》记此为：“黎州蛮入寇，以王宗范为第一招讨使。……杀八千余人。擒蛮王子赵龙眉等三人以归。”此表明蜀境南面未过大渡河，此正宋朝所谓“玉斧划界”之西南边疆民族政策之前导。永平五年正月，王建举行受蛮俘仪式，同时以“潜通南诏，为之诇导”之罪而斩黎、雅蛮酋刘、郝、杨三人，“自是南诏不复犯边”［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元年（915）正月己亥。这是王建第二次针对三王蛮采取的果断行动。

    据后蜀何光远《鉴诫录》载：“王蜀后主乾德（919-924）中，南蛮选布燮段义宗、判官赞卫、姚吟等为使入蜀。义宗不欲朝拜，遂秃削为僧，号曰大长和国尤街崇圣等赐紫沙门银钵。既而届蜀，群臣议奏：僧有佛法，宜令礼拜。义宗于是失节焉。”［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六《布燮朝》。布燮即宰相，《十国春秋》所载此段文字略有异，号曰作“大长和国左街崇圣寺赐紫沙门银钵”，当是；末句作“义宗不得已，遂行属国礼焉”［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七《前蜀·段义宗传》。，可作互证。乾德二年（920）二月，“云南遣使朝贡”；六年春，“云南进江猪”［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二。，显然双方有友好往来的一面。《五代会要》卷三〇《南诏蛮》载后唐灭前蜀后，“得王衍昔获俘数千人”，此俘从何而来？我以为要么是王衍统治时期（919－925）在战争中所俘，史文缺载；要么是前面提到的永平四年战中所获，史文误载。结合《十国春秋》卷三七《前蜀三·后主本纪》有载前蜀王衍曾忧“北有后唐，南有南诏”而不能吊伐来看，史文误载的可能性更大。

    前蜀时，另有两起边地民族的反叛事件，均被蜀兵“讨平”。一是蜀永平二年（912），“维州羌胡董琢反，蜀主遣保銮军使赵绰讨平之”［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后梁乾化二年（912）四月。；二是天汉元年（917），“戎州界獠胡连等反，七州捕盗使王球领兵讨平之”［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二。

    三、后唐

    唐王朝亡后，中原王朝与云南的割据政权的联系中断。至后唐同光三年（925），“魏王继岌及郭崇韬等破蜀”之后，情况得以改观。首先，恢复了与大渡河之南的两林、邛部诸部的交往。天成元年（926），“巂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右武卫将军李卑晚差大鬼主傅能、阿花等来朝。明宗引见，加其官，遣还”［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九，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是年十月丙午，“以巂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李卑晚为宁远将军，大渡河山前邛部六姓都鬼主、怀安郡王勿邓摽莎为定远将军”。又十二月戊子诏曰：“矧彼云南，素归正朔……百蛮都首领李卑晚、六姓蛮都首领勿邓摽莎等，天资智勇，世禀忠勤，梯航之道路才通，琛赆之贡输已至。……今则各颁国宠，别进王封。其巂州刺史李及、大鬼主离吠等，或遥贡表函，或躬趋朝阙，亦宜特授官资，各迁阶秩。”《旧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纪第三》。

    后唐“初平蜀川，乃募曾使南诏者”，试图恢复与云南的联系。秦州副使徐蔼自云“唐中和年僖宗在蜀，命嗣王龟年使云南，蔼季父为副使，蔼为判官”，最终“被止于界上，唯国信与蛮俘得往”［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三〇《南诏蛮》。此行乃“矫诏”归还其数千俘虏，“持金帛”，“谕以威德”，然而“南诏不纳”《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三·南诏蛮》。此乃同光三年（925）闰十二月事。看得出，对于恢复与中原政权的交往，大长和国持很谨慎的态度。

    继而后唐政府做了第二次努力。后唐天成二年（927）七月癸丑，“以左金吾卫将军乌昭远为左卫上将军，充入蛮国信使”；其年九月戊寅，西川奏据黎州状申：“云南使赵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间，留信物十五笼，并杂笺诗一卷，递至阙下。”《旧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纪第四》。《五代会要》记前次遣使受阻之后云：“续有转牒，称都督爽大和长国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自鹤拓历至几美、白崖爽等，又入弄栋演习、白鹦鹉邵膳裔爽等。又入平夷、新安、宁远、标莎，差人转送黎州，其纸厚硬如皮，笔力遒健，有诏体。后有督爽陀酋、忍爽王宝、督爽弥勒、忍爽董德义、督爽长垣、忍爽杨布燮所署。有彩笺一轴，转韵诗一章。章三韵，其十联有类击筑词，颇有思本朝姻亲之义，语亦不逊。其笼中即返其国信，旧封犹存。复命左卫上将军乌昭远往，皆不能去。”［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三〇《南诏蛮》。 此当为大长和国对前次后唐“国信”的回音。然乌昭远充入蛮国信使在先，可能后唐政府本已拟有所举动，适逢西川奏申，遂派乌昭远前往，仍未成功。

    由此次交往中可以看出，云南少数民族自南诏以来，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双方都有加强交往的愿望，唯客观情势未为许可。

    在黔南地区（主要在今贵州），唐末以来主要有两类民族活动：昆明和牂柯。昆明族人早年主要活动在滇西一带，渐向东发展至“牂柯”地区。《旧五代史》载后唐天成二年八月己酉，“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随牂牁、清州宋朝化等一百七十三人来朝，进方物。各赐官告、缯采、银器放还蕃”。据方国瑜考释：“所谓九部落，即昆明部族。……所见罗殿为昆明部族之大者，在今安顺、大方地区，普露静当是普宁，在今安顺城附近。”《旧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纪第四》；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619页。《五代会要·昆明国》载昆明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山路险阻，住止高栏，亦有羊马。其俗椎髻跣足，酋长披虎皮，下者披毡”，此次乃“随牂牁来朝贡”，说明其势力当时尚未居主导地位。罗殿国是此后至南宋末年一直雄踞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

    牂牁蛮则是比昆明人更早聚居于当地的少数民族，《五代会要·牂牁蛮》载：“其地北去兖州一百五十里，东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无城郭，散居村落，多霖雨，稻皆再熟，无徭役，唯征战之时，乃相屯聚。刻木为契。其法，劫盗者三倍还赃，杀人者出牛马三十头，乃得赎死。首领姓谢氏，唐时频遣使朝贡。”民族成分当属“僚人”，属壮侗语族或接近壮侗语族之民族。前次所贡方物，包括“草豆谷二万颗，硃砂五百两，黄蜡二百斤”，得赐官诰金帛而返。《宋会要》说：“西南蕃，汉牂牁地也。唐置费、珍、庄、琰、播、郎、牂、夷等州。王建据西川，由是不通中国。后唐天成二年，牂牁朝化，亦尝来朝。孟知祥镇蜀后，不通朝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一〇。

    《十国春秋》载后唐长兴四年（933）末，“是时，蛮人高曩阁藏、杨夹失朵儿只率众归附，置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赐阁藏‘世勋’二字，世袭安抚”。孟知祥于第二年闰正月即位，故此之“军民安抚司”应乃后唐之事，此“六军民安抚司”开当地后世土司之先［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八《后蜀高祖本纪一》。据《元史》卷二〇《成宗本纪三》载，大德二年（1298）正月，“并土蕃碉门安抚司、运司，改为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

    四、后蜀

    前蜀咸康元年（925）末，在后唐军队的攻击下，王衍举国降，前蜀灭。后唐同光四年（926）正月，新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孟知祥到达成都，成为西川的实际统治者。后唐长兴元年（930）九月，孟知祥反。后唐军攻讨失利，乃于长兴四年（933）二月，以孟知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又册封知祥为蜀王《新五代史》卷六四《后蜀世家第四·孟知祥》。第二年（934）闰正月，知祥即皇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当年知祥病死，其子昶即位，宋乾德三年（965）后蜀政权被宋灭而亡。

    后蜀广正九年（946）十一月，蜀施州（治今湖北恩施）刺史田行皋叛，遣将讨之。广正十三年（950）十一月，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奔荆南，被高氏执而归蜀。唐宋时期田氏乃施州地区少数民族中的大姓，田行皋很可能属此大姓，后蜀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为当地长官。《通鉴》载蜀广正十八年（956），陵州（今仁寿）、荣州（今荣县）“僚反”，被讨平。胡三省注云：“周闵帝元年（557）置陵州，因陵井为名。荣州，古夜郎国，汉开为南安县地。唐置，取境内有荣德山为名。”［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后周显德三年（956）“是岁”条。这一地区，正是成汉以降僚人大盛之地。

    广正二十三年（960）正月，宋受周禅。是岁，“大理国段思聪觇我国（按：指后蜀）委任非人，欲乘衅入寇”。大理臣高侯以为“蒙诏强盛时，与吐蕃连兵，尚不能侵夺巴蜀”，大理段氏从其言而止［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九《后蜀二·后主本纪孟昶》。这可能是大理国企图以兵北进“乘衅入寇”见诸史籍的唯一记载，值得研究大理史者注意。

    李焘《长编》载诏称：“伪蜀时，边郡守将遣牙校赍信币入黔南并院及思、费、播、夷、獠、南、辰、锦等州，率用私觌，以邀厚报，颇闻夷獠甚苦其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966）十月丙子。疑有误字，中华书局标点本。乾德四年（966）十月丙子，宋太祖诏“自今”后不得受其献。据《宋会要》载雍熙二年（985）九月：西南蕃王龙汉璿归宋，“并上伪蜀孟氏所给符印，请降真命，以安远俗。招授汉璿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刻印赐之”［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十一。说明孟蜀统治势力范围，曾远及于本土之外。唐宋时之“西南番”所居远及今黔南、黔西之地，龙氏乃西南番诸部中势力之最大者。而前揭《宋会要》所载“西南蕃”之牂牁，“孟知祥镇蜀后，不通朝贡”，只能理解为不通中原王朝而已。

    五、楚

    在五代时割据今湖南及黔东、桂北一带的马殷本为唐地方之一裨将，随着其势力的膨胀，逐渐成为当地的实际统治者。朱梁代唐，马殷受封为楚王。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马殷受封为楚国王，以潭州为长沙府，建国承制。马殷死后，其子希声、希范、希广、希萼、希崇相继为楚王，其中马希范在位时间最长（932-947）。楚国后为南唐所灭（951），其后楚地成为南唐、南汉和后周政权争夺的战场。

    楚国境内民族众多，特别是在其西部、南部，马氏政权一开始就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唐乾宁二年（895）十一月，唐将蒋勋“连飞山、梅山蛮”寇湘潭，据邵州，“飞山蛮在邵州西北界，今其山在靖州北十五里，比诸山为最高峻，四面绝壁千仞。梅山蛮在潭州界，宋时开为安化县，在州西三百二十里。”［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乾宁二年（895）十一月，胡三省注文。 光化二年（899）八月，唐将马殷军攻道州（今道县一带），“群蛮”恃山林以抗。马殷军燔林，而拔道州，进而尽得湖南之地。

    天祐三年（906），吉州（今江西吉安）刺史彭圩请降于湖南，“圩本赤石洞蛮酋，钟传用为吉州刺史”［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五。钟氏亡后，彭圩及其弟瑊请降于马氏。路振《九国志》卷一一《彭圩传》也载彭圩世居赤石洞为酋豪，后为吉州刺史，最后“以所部并其族千余人”归款于楚。二十多年后，溪州彭氏强盛，二者关系虽史无明载，然其线索应是清楚的。彭圩归楚，“楚王殷表圩为彬州刺史，为子希范娶其女”［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后梁开平三年（909）七月。地方志有载：“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今邑之本城洗罗、辰旗、董补、洛塔、他砂诸里皆其世土。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著冲，著冲败走。……瑊于梁开平间归顺，命为溪州刺史，子彦晞（一名士愁）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谢华：《湘西土司辑略》引《龙山县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1页。由上观之，楚国统治者与彭氏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彭氏在马楚政权的扶持下，成为湘西之地少数民族诸部新的统治者。

    楚境诸民族常与楚国统治者发生冲突。据《资治通鉴》载，后梁开平四年（910）十一月，“辰州蛮酋宋邺，溆州蛮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险，数扰楚边。至是，邺寇湘乡，金盛寇武冈”。辰州治今湘西沅陵，溆州即唐巫州，后又先后改名为沅州、溆州。 乾化二年（912）二月宋邺等降楚。贞明四年（918），梅山蛮犯邵州，被楚将樊须击走。又龙德元年（921），辰、溆蛮侵楚，为楚军姚彦章讨平。又如后唐天成四年（929）三月，“横山蛮寇邵州”，时邵州属楚境。

    楚国与其治下少数民族关系的发展最值得一书的是溪州铜柱之盟。天福三年（938）十月，文昭王马希范妻楚顺晌夫人彭氏（彭圩女）自杀。翌年九月，溪州刺史彭仕愁率锦、奖诸蛮攻澧州，并曾乞师于蜀未得允许。兵败，逃入深山。天福五年正月，仕愁命其子师暠率诸蛮请降。二月，楚王将溪州徙近内地，仍表彭士愁为溪州刺史，双方盟誓。《通鉴》载，“自是群蛮服于楚”，“以铜五千斤铸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铭誓状于上，立于溪州”［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后晋天福五年（940）二月。胡三省注云：“今辰州会溪城西南一里有铜柱，即马希范所立也，天策府学士李皋为之铭。”辰州，治今湖南沅陵。此即“溪州铜柱”，原位于今湖南省永顺县太坪乡酉水河畔的会溪坪。《十国春秋》卷七四《李宏皋传》载宏皋撰铜柱铭全文，其中说：

    今五溪辑宁，群帅内附。……盖闻牂牁接境，五溪遗风，上古以之要服，中世渐尔羁縻。师号滑夫，相名姎氏。汉则宋均甫肇靖溪山，唐则杨兴师遂开展境。迩来豪右，时恣陆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仕然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立三四代，长百万夫。……彭师暠为父输诚，束身纳款，我王愍其通变，爰降招携。……乃依前奏，授彭仕然溪州刺史，加检校太保。诸子、将吏，咸复职员，锡赉有差，俾安其土。仍颁廪粟，大赈贫民。乃迁州城于平岸，溪之将佐，衔恩向化，请立柱以誓焉。

    楚国允诺溪州各部首领保持原有官职，世代承袭，朝廷不向溪洞征赋抽兵参见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174页。，延及至宋仍然如此，是典型的羁縻州制形式。据《九国志》卷一一《彭师暠传》，溪州之地，“西接牂牁、羽林，南抵桂林、象郡，东北近代澧、朗，方数千里。山水险恶，舟车不能通。其蛮有六种，盘氏为大，即盘瓠之种也。俗无文法，约束系于酋长。当仕愁之世，昆弟强力多积聚，故能诱胁诸蛮皆归之。胜兵万余人。春夏则营种，秋冬则暴掠”。所谓“蛮有六种”的溪州所在的湘西地区本来就生息有众多民族，更兼新入主该地、俨然一独立王国的彭氏势力集团统治的长期存在，在民族史上亦颇具研究价值。

    铜柱之立产生了良好的效应：“于是，南宁州酋长莫彦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张万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范。”《新五代史》卷六六《楚世家》。也正如宋路振《九国志》卷一一《刘言传》谓马希范在位时期，“溪洞酋长多求款附”。《郡县释名》载天福五年（940）另有“罗甸王普露附楚”［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六八《楚世家二》自注引。《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载莫彦殊附楚乃天福八年（943）十二月事：“宁州酋长莫彦殊以所部温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其州无官府，惟立牌于冈阜，略以恩威羁縻而已。”唐末置宁州于清溪镇（今贵州惠水），去黔州29日行。如此，则楚国势力范围及于唐宋黔南羁縻地区。前已言，后蜀曾给龙蕃封印。显然，黔南乃蜀、楚相争之地。

    《十国春秋》卷六九《楚三·废王世家》载后汉乾祐二年（949）正月，楚戍将徐进“败蛮于风阳山，斩首五千级”。乾祐三年（950）六月，马希萼“诱辰、溆州及梅山蛮以攻益阳。蛮素闻长沙之富，争出兵赴敌”，八月戊戌，“又以群蛮破迪田”。又《十国春秋·符彦通传》载：马希萼“率群蛮破长沙”后，府库累世之积，皆为溆州（即沅州，今芷江）蛮帅符彦通所得，“彦通由是富强，称王于溪峒间”。公元951年，南唐趁楚国内乱之机派军灭楚。原楚将刘言等人抗唐，诸将欲召“溆州酋长苻彦通”为援，然以蛮贪而止。显德元年（954），已降附后周的原楚将王逵遣将王虔朗使苻彦通，说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今足下上无天子之诏，下无使府之命，虽自王于山谷之间，不过蛮夷一酋长耳。曷若去王号，自归于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节度使，与中国侯伯等夷，岂不尊荣哉！”［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显德元年（954）十一月。彦通遂去王号，因虔朗献铜鼓数枚于王逵，授为黔中节度使。

    六、南汉

    唐末，岭南刘谦、刘隐相继为封州刺史。天祐二年（905），刘隐为节度使。梁开平三年（909），封南平王。欧史《南汉世家》谓：“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乾化元年（911），刘隐进封南海王。是岁卒，弟岩立。《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载：后梁贞明元年（915），“清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以吴越王缪为国王而己独为南平王（按为郡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统”，因未得允许遂断绝了贡使，并于贞明三年（917）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改元曰乾亨。二年（918），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南汉统治者“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刘氏本大食商人后裔，而“自言家本咸秦，耻王蛮夷”《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刘陟（）传》。，表明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岭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后唐乾化三年（913）闽使祭南汉先王云：“总百蛮五岭之殷，有出将入相之盛。”［唐］黄滔：《黄御史集》卷六《祭南海南平王》。《资治通鉴》载，南汉治内道州盘容洞蛮酋盘崇“聚众自称盘容州都统，屡寇郴、道州”，胡注云：“盘，姓也，即盘瓠之后。郴、道二州时皆属南汉”［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后周文广顺三年（953）十二月。南汉以残暴统治著称，其治下诸民族不会甘于安静应在情理之中。

    其实，“西通黔蜀”所表明的商贸关系自西汉初南越王国时就已存在。南汉与西南民族势力集团交往最令人瞩目的是与云南大长和国的通婚关系，南汉乾亨七年（923），“云南骠信郑旻遣使致朱鬃、白马以求婚。使者自称皇亲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赐金锦袍虎绫纹攀金装刀、封归仁庆侯、食邑一千户、持节郑昭淳。郑旻好学有文辞，……遂以（刘）隐女增城县主妻旻”《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刘传》。《十国春秋》卷五八《南汉一·高祖本纪》系于乾享九年（925）十二月，“县主”作“公主”。大长和国在此前后曾向蜀国进贡，其与南汉通婚显然是其寻求与外部联系的努力之一。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云南八国”辨析

    ——兼谈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1075）八月庚寅载“戎、黎等州买马司”事条，在“附注”中有一则关于“云南八国”的记载。其记宋如愚在元丰三年（1079）三月所撰《剑南须知》中所载之《云南买马记》云：

    嘉州峨眉县西十里有铜山寨，与西南生蕃相接界，户不满千，俗呼为小道虚恨姓。……虚恨固无能为，仅六七百里有束密，束密之西百五十里至苴咩城，乃八诏王之巢穴也。其地东距交趾，西北连吐蕃而旁靠蜀。蜀自唐时常遭南诏难，惟太平兴国初，首领有白万者款塞，乞内附。我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然不与朝贡，故久不谙蜀之蹊隧焉。熙宁六年，陕西诸蕃作梗，互相誓约不欲与中国贸易，自是蕃马绝迹而不来。明年，朝旨委成都路相度，募诸色人入诏，招诱西南夷和买。峨眉有进士杨佐应募，自倾其家赀，呼群不逞佃民之强有力者，凡十数人，货蜀之缯锦，将假道于虚恨，以使南诏。

    又言杨佐后来受到“八国王”的召见，办好了买马之事而回。又谓次年云南蕃人贡马若干到寨，因“陕西诸蕃就汉境贸易如初”，“钤辖司即下委嘉州通判郭九龄前视犒劳，且设辞以绐之，谓本路未尝有杨佐也，马竟不留。初，佐受云南八国都王回牒，归投帅庭，后缘颁示九龄，遂掌在嘉州军资库”。

    鉴于北宋政府长期与大理国阻隔，有关史料极少，因而这段文字显得弥足珍贵，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然而其中所反映的若干问题，却颇令治西南民族关系史者感到困惑，如事关宋朝与大理国关系这一大事的太宗册封其首领白万为“云南八国都王”事就是如此。所谓“云南八国”，方国瑜先生解释为：

    大理前期设治之二级政区有八，亦称“八国”，杨佐《云南买马记》说：“太平兴国初，有首领白万（王）者，款塞乞内附，我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所以称“云南八国”者，当因所属有八个政区，犹之宋封勿邓为“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也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638页。按：《云南买马记》作者当为宋如愚而非杨佐。据《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二》，宋如愚撰《剑南须知》十卷（今佚），《云南买马记》是其中的一篇。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理”条中用此说释为：大理国前期在其统治区域内设“首都（大理地区），二都督（会川、通海），六节度（弄栋、银生、永昌、丽水、拓东、剑川）；二都督有时也称节度，因而共为八个，所以有‘云南八国’之称。”这也是现在通行的说法。

    我以为，这个解释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将八个行政区称为“八国”本身就值得怀疑，在历史上是难以寻觅到类似例子的，且不说是两类不同的行政区。其次，所谓太平兴国（976－984）初宋太宗册白万为云南八国都王事，出自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的“峨眉进士”杨佐之口而为宋如愚所记，仅见之于前面所揭《长编》卷二六七“附注”所引《云南买马记》中，而在其他史籍上却未能有蛛丝马迹，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杨佐并没有指白万为大理国王，若他真的亲见其国王，岂有不知大理国之理？

    大理国是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氏所建，时正值后蜀国（934－965）统治时期。而早在大理国建国前的数十年，就已有“云南八国”这样的用法载之史籍了。据《旧五代史》载，前蜀国创立者王建早在唐末龙纪元年（889）春即被授为“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旧五代史》卷一三六《僭伪列传》。《新五代史》也有同样职衔的记载，此不赘述。

    王建受职的“云南八国”，早于大理国建国之前48年，自然不会是指大理国。我认为，此之“云南八国”，当读为“云南、八国”，“云南”是指南诏或者后来的大理国，“八国”则是“西山八国”之谓。王建在任上职后不数年的乾宁四年（897），南诏王舜化初立，“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牒中书木夹”，王建视之为“小夷不足辱诏书”阻之于黎州［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一·高祖本纪上》。唐末以来，蜀地之南至大渡河之北的黎（治今四川汉源）、雅（治今四川雅安）间，有“浅蛮”刘、郝、杨三王部落依违于唐与南诏之间，被称为“两面羌”。王建镇西川后，绝其旧赐，并将与其暗地往来的押牙山行章斩首。于是“邛崃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蛮亦不敢侵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乾宁四年（897）“是岁”条。天祐四年（907）唐朝覆灭后，王建拒受朱梁节制，于该年九月即皇帝位，是为前蜀。前蜀武成元年（908）正月，大赦境内，改元。赦文曰：“朕爰自统临，八国同心，诸藩部落首领已下，宜差使臣各赐诏敕，分物宣谕。”［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一。这里所说的“八国”显然代指周边民族。唐末名僧贯休晚年入蜀依附王建，亦曾任有“云南八国镇国大师”见［五代］贯休《禅月集》附其门人所撰《后序》。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七《贯休传》注中，载其有“云八国镇国大师”之衔，显然“云”字后佚一“南”字，中华书局标点本。等职衔，而“云南、八国”指代周边民族更为全面。

    南诏王国自公元902年覆灭后，是为郑氏“长和国”（903－927年）。王建镇蜀，击退了云南方面的进攻，并且将黎雅间之“浅蛮”纳入到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前蜀南境仍未过大渡河，黎州则是其桥头堡。前蜀永平四年（914）十一月，长和国军队进犯黎州，蜀军先后败之于黎州南界之潘仓嶂等多处，斩其酋长赵嵯政等。黎州三面阻大渡河，“俘斩数万级，蛮争走渡水，桥绝，溺死者数万人。（蜀将）宗范等将作浮桥济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还”。胡三省以为：“蛮地深阻，不欲劳师远攻，驱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永平五年正月，王建在成都举行受蛮俘仪式，同时以“潜通南诏，为之诇导”之罪而斩黎、雅蛮酋刘、郝、杨三人，“自是南诏不复犯边”［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元年（915）正月。大渡河因之成为前蜀与云南诸国（当时是长和国）的分界线，从而亦奠定了宋代西南疆界的基础。

    乾德三年（965）宋军攻灭孟蜀国，并未乘势而南越过大渡河，有所谓“玉斧划界”的传说“玉斧划界”的传说不见诸北宋时人的著作，但追述到北宋末事，见本篇附录《附说“玉斧划界”》。这个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从两宋的历史来看，正是宋王朝不向大渡河以南开拓这一国策的最好说明。这个“边界”的确定并不是宋太祖的心血来潮，而是赵宋新朝对唐末以来既成事实的承认。宋初平西川，大理国建昌地方长官通过黎州，向宋朝示好。乾德三年（965）夏，“黎州递到云南牒，称大理国建昌城演习爽贺平蜀之意”；又开宝元年（968）二月，“黎州递到南诏建昌城堞，云欲通好。厥后寂无文字，但遣今界邛部、两林川王子，时有进奉”［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六月“是月”条，自注引《续锦里耆旧传》。建昌即今凉山州首府西昌，黎州则成为宋朝与大渡河之南诸民族交往的重镇。开宝二年（969）六月，当地两支最重要的少数民族势力集团邛部川蛮和两林蛮也通过黎州表示了期望入贡的愿望。

    “云南”初为东汉永平十二年（69）所设永昌郡下六县之一县名。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之后，于蜀汉建兴三年（225）分建宁、永昌二郡设置云南郡。在唐代，云南有时被作为南诏王国的代称，主要是就地域意义上而言。如玄宗天宝十年（751）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六万讨云南，与云南王阁罗凤战于泸川”《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唐代云南本有六诏，南诏首领皮罗阁（唐赐名归义）统一了六诏，其子阁罗凤（752－768年在位）时，“有时傍、矣川罗识二族，通号八诏。时傍母，归义女也，其女复妻阁罗凤”。又载：“施浪诏，其王施望欠，居矣苴和城。有施各皮者，亦八诏之裔。”《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传中》。“八诏王”既为南诏之谓，南诏覆亡后，“八诏王”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应注意的是，唐人不言八诏王为八国，其所言“八国”，则是指“西山八国”。史载德宗贞元九年（793）七月，东女国王与哥邻国、白狗国、逋租国、南水国、弱水国、悉董国、清远国、咄霸国首领“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此八国地处益州（今成都）以西的“西山”，而被称为“西山八国”，李绍明先生曾撰《唐代西山诸羌考略》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一文论之甚详，此不赘述。

    “南抚夷越，西和诸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已定下治蜀大计。蜀地西边和南边均面临着少数民族的不同势力集团，这一形势很早以来就为当国者或观势者看得很清楚了。保持西边和南边少数民族部落的安定成为历代蜀守的一桩大事，唐后期鉴于西川之西、南两边局势的复杂，蜀守的职衔上明确加上镇抚西、南两边少数民族之任。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南诏与吐蕃冲突正烈，韦皋实督其事。贞元十一年（795）九月丁巳加韦皋为“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载，是年“西川节度增领统辖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使”。永贞元年（805）八月，韦皋死。继任者仍兼西山八国、云南两事。如元和元年（806）九月以剑南东川节度使高崇文“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度支营田观察使、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兼云南安抚等使”《旧唐书》卷一四《宪宗本纪上》。继任“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者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白敏中《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本纪》。

    大和四年（830）十月，李德裕朝中斗争失利被斥出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西山八国云南招抚等使”，他曾奏论如何处置“西山八国”之事《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新唐书》载路岩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治边有方，“由是西山八国来朝”《新唐书》卷一八四《路岩传》。

    唐末王建镇蜀，唐王朝委“云南、八国”重任。光化三年（900）七月，任“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的正是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王建《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本纪》。

    同光三年（925）十一月，后唐灭前蜀，十二月丙子，孟知祥受命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西山八国云南都招抚等使”《旧五代史》卷三三《庄宗本纪》。后唐长兴四年（933）二月，兼据两川的孟知祥时任“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新五代史》卷六四《后蜀世家》。第二年闰正月，孟知祥称帝，是为后蜀。

    由上可见，“云南八国”不过是“西山八国、云南”的省文，讹为“云南八国”而已。这一误解，似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以至影响到一些古籍的标点断句问题，以上所引新旧《五代史》提到的“云南八国”未曾断开即为一例。

    至于前引元丰三年宋如愚《剑南须知》所引《云南买马记》，其内容的准确性历来颇有争议，我以为不可引以为据。试分析如下：

    所谓“白万”，多有释为“白王”者，显然失之牵强。“白万”当为音译，若为意译，直呼为“白王”岂不为好？何须绕此让人猜谜，此有“望音生义”之嫌。且白语或彝语称“王”均不作“万”音，故此当为其某首领名之音译，目前尚未找到任何可靠的材料能够支持“白万”即为“白王”之说。杨佐所说太平兴国初，因其首领白万内附，宋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之事，在其他宋人记载中（无论官、私）并无蛛丝马迹，而太宗朝留下的官方文献不为不多。如此孤证，难以引为信史，且不用说这条“史料”本身有诸多与史载不相吻合之处。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宋王朝与大渡河之南诸民族发生过如下几次关系：

    太平兴国二年八月癸亥，“黎州山后两林蛮主”求入贡；十月壬申，“黎州山后两林蛮主”。（卷一八）

    太平兴国四年八月丙子，“邛部川首领”等来贡方物；十月癸卯，“山后两林蛮王”以名马来贡。 十一月，“初，西南夷不供朝贡，寇钞边境。刑部郎中许仲宣为西川转运使，亲至大渡河谕其逆顺，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 （卷二〇）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卷二二）

    太平兴国八年八月丁酉，“山后两林蛮王遣其弟牟盖”等以贡名马。（卷二四）

    两林、邛部川，在唐属东部三部落（另一部为丰琶）。地理位置都在今凉山州，即大渡河以南至金沙江以北地区。也就是说，依《长编》所载，太平兴国年间，宋王朝并未直接与大理国发生过直接联系，更不用说是“册封”之类的事了。李焘（1115－1184）蜀人，去杨佐大约一百年，并没有找到材料来证实太平兴国年间的“册封”之事，故仅在记它事时“附注”而已，这已经能说明问题所在了。

    大约在“太平兴国初”之后十余年，“南诏国王”上表“请东封”，宋帝批答不允：“卿当善育民人，谨奉正朔，登封之请，以俟治平。”［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七《批答南诏国王请东封表》。王禹偁（954－1001）于端拱二年（989）为左司谏知制诰，后来数外任又复任知制诰。此表作于何年待考，尤中《“玉斧划界”新解》订于端拱二年，认为这是大理国“提出加封”，《思想战线》1985年6期。其实，这是“南诏”即大理国请宋太宗行封禅之礼，《批答》中说：“朕闻封禅之仪，皇王大礼，苟非功格天地，泽被昆虫，虽力行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含义是很清楚的。“国书”互答，应视为宋王朝与大理国之间的“正式”来往。但宋朝既未册封大理国，自然也就说不上是什么加封。若太平兴国初果真已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十余年后为何不径直用之？李焘《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六月的一条“附注”引辛怡显著《云南至道录》云，“载其山川风俗及淳化末朝廷所赐诺驱诏甚具”，称诺驱为“云南大理国主”。辛怡显为嘉州（今乐山）士人，于淳化（990－994）末李顺事变时出使云南。姑不论诺驱是否真的为“大理国主”，但辛氏也不言及“云南八国都王”，所以太平兴国初“册封”之事是令人怀疑的。我以为，不可把如此重要的一桩历史大事系之于一段并不可靠的“史料”之上。

    神宗熙宁九年（1076），大理国向宋王朝贡方物的使臣首次抵达京城。《宋史》载：“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刀剑、犀皮甲鞍辔。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宋史》卷四八八《外国传四·大理》。大理上贡事，李焘《长编》卷二七五记为当年五月丙子事，而《宋会要辑稿》记为当年八月二日事［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三。可能《长编》所载为报知朝廷之日，而《宋会要》所记为抵京上贡物之日。虽然大理国一直把宋朝视为上国，但至此时双方也并未见有何种政治上的册封关系。

    徽宗年间，开边之议大行。大理国虽多次向宋朝示好，始有宋朝“册封”大理国之事。据《宋史》载政和五年（1115），广州观察使黄璘奏“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六年，大理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出使宋朝。七年二月，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受到徽宗的召见，制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虽然此后“大理复不通于中国”，仅“间一至衡州互市”《宋史》卷四八八《外国传四·大理》。，大理与宋朝建立“册封”关系，当以此年为始，也不是如一些论者所说的加封。《宋会要》也载，政和六年（1116）四月，下诏尚书省制定“大理国入贡仪制”以及路途事宜。政和七年（1117）五月五日向大理国王段和誉颁赐制书，封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五百户”［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八。，与《宋史》所记小异。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附说“玉斧划界”笔者曾发表《从“玉斧划界”说起——兼谈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习作，原载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社科院历史所和四川民族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历史知识》双月刊，1981年第4期。今将其中与本篇内容相关的部分附于篇末，删去重复内容。

    公元964年11月，新建立的北宋王朝截获了后蜀国给北汉国的一封蜡书密信，建议联合抗击宋军。不久，在宋太祖赵匡胤“西讨有名”的大笑声中，北宋将领王全斌统率六万步骑，突破了剑门天险，一举荡平了后蜀国政权。宋朝用兵前后才六十六日，真是何其速也！但宋军至大渡河即止步，未乘胜向南攻取大理国的所在地云南。对这个历史事实，后来传说纷纭。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赵匡胤查看了后蜀地图，决定放弃大渡河以外的地方，把手中的“玉斧”一挥，沿河划线说：“自此以外，朕不取。”事见南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上。这就是所谓“玉斧划界”或“宋挥玉斧”（昆明大观楼长联句）的传说故事。

    其实，这个传说的真实性难以使人信服，它并不见诸北宋人的著作。提到“宋挥玉斧”的相关史籍，除《清波别志》外，还有《宋史》、《宋会要辑稿》、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六等。以上典籍，《宋会要辑稿》记上事时为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臣僚上言成都府路等边州城堡诸寨事时，宋高宗说：“蛮夷桀黠，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蜀。自大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由是不敢猖獗。然沿边控御兵官，岂可非人？”《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二五，《方域》二〇之二一记载了同一件事，只是前者所记“川蜀”，后者写作“川属”。《清波别志》所记乃据《西南备边录》，此显非唐李德裕之同名著作，而宋人此著已佚，无从查证所言内容。《宋史》卷三五三《宇文昌龄传》附其子《宇文常传》说：“常字权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诏以访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与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浸开，非中国之福也。’”所说与《清波别志》又有不同。余乃南宋时及其后书，更可不论。所以，有理由认为，这个故事乃好事者为之并被不断建构起来的，不足为信。

    宋初平定后蜀国后，确实未乘胜南进，这不应从某个“英雄”人物的举动来寻找原因，而应结合北宋初年的战略形势来分析。北宋初，北方还面临强大的契丹政权的威胁，东南方还有好几个割据政权。尽管宋朝初年“血气方刚”，可是鞭长莫及，无论从财力人力上来讲，或是从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要想立即用武力降服西南少数民族的广袤地区，实在是有很大困难。何况大理国政权从北宋平蜀之初就向宋表示友好，对于宋朝，西南边防不存在什么威胁。所以说，北宋在平蜀后，便把注意力放到东南，去着手结束五代十国数十年的混乱局面，完成统一大业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是，整个宋代对大渡河之南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一种低调态度，倒是事实。根源在于对民族关系问题患神经衰弱症的赵宋统治者，不可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宋代杂乱纷繁的民族及民族关系问题。在西南，应当从唐朝与南诏政权的关系谈起。地处今云南及附近地区的南诏政权是唐王朝扶持起来的，统治者为“乌蛮”（今彝语支民族先民）。南诏国势力发展并一度膨胀，对唐朝统治构成威胁。唐代后期，南诏向川广一带发动了一系列掳掠战争，唐王朝不得不在从广西到四川的漫长战线上设防，耗资颇巨。公元868年，驻守在今广西桂林防御南诏侵扰的一支军队因久戍不得按规定归返内地而心生抱怨，终致发生兵变。几年之后，便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黄巢大起义，彻底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宋代史家总结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蛮传》），错误地把唐王朝覆亡之“基”归之于南诏对内地的侵扰，企图对南唐之后不久“白蛮”（今白族先民）建立起来的大理国地方政权采取“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玉海》卷一五三）的政策，也是很自然的，南宋朝与西南民族的关系及其变化入宋以来，宋朝“吸取”唐朝覆亡的教训，大体以“不生事”为其行事原则，在西南地区推行一种相对温和的边疆民族政策。宋室南渡，疆土减少近半。面对新的政治、军事格局，南宋朝在延续北宋以来基本国策的同时，被迫作出相应的调整措施。其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一、羁縻政策的延续与变化

    宋朝继承唐代以来对西南民族地区实行的“羁縻”政策，其中主导的，是唐宋两代所实行的羁縻州制度。但是，与唐代相比，宋代羁縻州发生了许多变化。宋朝既没有类似唐代那样整齐的羁縻州制度，也没有类似唐代的整体统计数目，诸书所载各地所属羁縻州数也不全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总数已减少很多。仅就南宋朝而言，羁縻州的情况也与北宋时有大不同者。

    入宋以来，部分羁縻州就已经名存实亡，史籍所记，或存古，或相承而已。神宗和徽宗时期，北宋朝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边”活动，把原先一些实行间接统治的地区，纳入了直接统治的范围之内，羁縻州在许多地区已经不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讲，史籍所载的宋代特别是南宋羁縻州是一个模糊而又扩大了的“虚像”，未能反映出南宋时期羁縻州存废的实际情况参见本书另文《宋代羁縻州“虚像”以及制度问题》。

    南宋时，羁縻州尚存的地区主要有二处，一是夔州路黔州（治今重庆彭水）所属羁縻州，主要在今贵州地区，与南宋朝联系不是很多；另一处在广南西路中西部地区，即范成大所记的广西“蛮地”：

    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矣。

    又记云，当地羁縻州县“皆耕作省地，岁输税米于官。始时，国家规模宏远，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镇压之，以诸峒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比年不然，诸峒不供租赋，故无粮以养提举之兵”［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第146页、138页。宋政府对羁縻州并没有一定的规范要求，与“蛮地”的亲疏关系大体依离境内郡县远近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南宋朝对西南民族的控制已较前更为松动。

    所谓羁縻州一般有两个要点，一是受王朝官封，一是时有进贡。如南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一《羁縻》所言：“荆、广、川峡，溪峒诸蛮及部落藩夷，受本朝官封，而时有进贡者，本朝悉为羁縻州。”如果用这两项或者是其中一项作为判断标准，宋代的羁縻州制度则是残缺不全的。反过来说，如果以被称为羁縻州的情况来看，这个标准就不能完全成立。

    羁縻州制不是宋代羁縻政策的全部，宋代所谓的羁縻州有许多并未受官封，也并不进贡。相反，有许多部族首领既受官封，也要进贡，但并不实行“羁縻州”制度。例如，地处大渡河之南（今四川凉山州）称为“东蛮”的邛部、两林等部族，与宋朝政府的往来密切，按规定或三年、或五年一贡，朝廷赐予各级首领归德、归化将军或司戈等封号，然却并未以羁縻州视之。这是与羁縻州类似的“羁縻部落”形式，在夔州路黔州所属羁縻州地区也存在类似的状况。

    这是值得注意的，无羁縻州不等于不实行“羁縻”统治，不过形式不同而已，羁縻州仅是宋代羁縻统治的形式之一，羁縻统治形式的多元化正是宋代边疆民族政策的一个特点。

    二、“广马”贸易的突起

    北宋时已在西南边境地区设立了若干互市场地，主要是马匹贸易，集中在四川、陕西一带，分别称为川马、秦马。就宋而言，其中不乏羁縻之意。熙宁七年（1074）熙河用兵，马道梗绝，宋政府不得不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寻找新的马源地，羁縻的意义已有所减弱。正如南宋孝宗时兵部侍郎陈弥作所言：“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初不藉马之为用，故驽骀下乘一切许之入中。”［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三，乾道四年八月一日。四川制置使范成大上奏也说：

    祖宗时，西北马多，不赖西南夷马为用。故止以为羁縻蛮夷之术，与今日事势不可［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册3187页。“不可”疑为“不同”之误，或有佚字。

    在宋代马政中，南宋广马贸易的异军突起，成为南宋朝与西南民族交往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绍兴三年在邕州（治今广西南宁）设立买马司，“广马”成了宋朝政府马匹不可缺少的来源。亦如陆游《龙眠画马》诗中所咏：

    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

    南宋“事势”的确与“祖宗时”已大不相同了。

    北宋时广马购买数不详，南宋绍兴六年始定每岁“正额”为一千四百匹，随后的记载表明岁额一直为一千五百匹，但实际买马则往往超过此数，常年保持在两三千匹以上。由于来源不稳定，“广马”在数量上比较波动，最高的绍兴三十年达四千多匹，大体占宋政府年买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上下，规模虽不及川、秦二司，然于宋之军国大政不无少补。

    “广马”贸易中，宋政府用以交换马匹的物品是多样的，“从蛮人所愿”。如周去非《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言：产马之国“每冬以马叩边”，宋政府则：

    岁拨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绵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

    《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九载知静江府方滋也言：

    广西买发纲马，多是西南诸蕃、罗殿、自杞诸国蛮将马前来邕州横山寨，两平等量议定价直。从蛮人所愿，或用彩帛，或用盐、银等物，依彼处市价博易。

    除钱银而外，实物主要是盐和锦类两种。宋徽宗大观年间制定的《横山寨买马格》规定：“每招马一百匹支盐一二百斤、彩一十匹，与招马人充入蛮开路结托人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以盐、彩开路，很能说明盐、彩的重要性。一些“山僚”也乘机收取马匹过路费，《岭外代答·僚俗》载：“诸蕃岁卖马于官，道其境，必要取货及盐、牛，否则梗马路，官亦以盐、彩和谢之。”《宋会要》载绍兴三年（1133）二月十五日，要求地方官员“劝诱穷乏之人，小贩盐彩入界就蛮人博易。若及两匹至三匹，即许逐旋赴官中卖”。四月，邕州进士昌悫陈献广西买马事，“乞指挥买马司，如差效用入蛮招马，许借官钱充买盐、彩”。绍兴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提举广西路买马司言，本司招马官黄光旼发过马共三千五百匹，“皆是自备盐、彩充信招到”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七、一八、二四。也就是说，买马之本，一为银钱，一则为盐、彩等实物。

    唐末樊绰《云南志》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云南食盐产地最东者为安宁城（今安宁），元初《马可·波罗游记》也记押赤城（今昆明）“其地有盐井”。其东包括宋代的罗殿、自杞诸国以至广西西部，都是乏盐之地。故而寻购食盐对少数民族来说尤为重要，如提举广西路买马李预指出：

    蕃蛮要盐，如川陕用茶，只是博易之物［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一，绍兴四年二月十九日。

    如果说，川秦马以“茶马贸易”为其特色，“盐马贸易”则是广马贸易的最大特色。这里略举绍兴年间关于“广马”的几条史料，以见其“盐马贸易”的分量：

    绍兴二年七月癸亥：“敕令广西经略司以盐博马。其后岁拨钦州盐二百万斤与之。”

    绍兴三年二月辛卯：置买马司于宾州（治今广西宾阳）后，“仍命拨本路上供封椿内藏钱合二十七万缗、钦州盐二百万斤为买马费”。

    绍兴七年胡待制（舜陟）为帅之后，岁中市马二千四百匹，“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绮四千匹、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五百匹”。

    绍兴十九年十二月，“初，朝廷委广西帅臣即横山寨市马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岁损金一百两，银五万两，锦二百匹，四千匹，及于廉州石康仓拨盐二百万斤，皆资博马之直，岁额一千五百匹，五尺为最高，价银一百两。”

    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丁未，“岁捐黄金五十镒、白金三百斤、锦二百、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有五百匹，良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镒，官以是为差。”以上5条史料分别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六、卷六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熊克《中兴小纪》卷三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

    应注意到，二百万斤不是一个恒定的数字，所拨也时有波动，此不赘。李心传案绍兴三年二月买马事说，“盐二百万斤约计二十四万缗。又有钱十七万缗，实计四十一万”［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辛卯。如此，则盐值已占当年所拨买马经费的近百分之六十，食盐在“广马”中所占的分量不可低估。

    在“泸夷”地区（今四川泸州、宜宾地区），泸南民族与宋朝之间以“进马”为特征的市易成为常例。绍兴三年，泸南阿永部“蛮官及放马者九十三人”，“献马百有十二匹”，宋政府以高回值犒之，以致“岁用银帛四千余匹两，盐六千余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戊申。南宋其他地方如夔州路忠州（今重庆忠县）也曾贮有“博马盐”［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八三《知南平军朝请江君埙墓志铭》。，然详情未尽可知。“蕃夷要盐”，最主要者则存在于广马贸易中。

    马匹贸易带动了夷、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周去非《岭外代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载：

    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人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

    可以窥见，宋代“广马”在促进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南宋地区与西南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多得的作用，可说是功不可没。三、南宋朝与西南民族诸国（诸部）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宋代西南民族地区存在着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少数民族势力集团，可说是“政权”林立，或称国，或称部。主要有大理、自杞、罗殿、特磨等，他们与宋朝之间，若即若离，南宋时期仍然如此，但也有若干新变化。以下分述之。

    1.与大理国的关系

    大理国是宋代西南地区最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云南白蛮大姓段氏于公元937年所建，公元1253年为蒙古军队所灭，大体与两宋相始终。熙宁九年（1076）遣使贡方物，开始与宋王朝有间断的联系。据《宋史》卷四八八《大理国传》载政和七年（1117）二月，大理遣进奉使李紫琮等至宋京师入贡，大理王段和誉受封为“大理国王”，但是此后“大理复不通于中国”。南宋朝与大理国之间的联系较少，且多与“广马”贸易相关，大理国与宋朝广西路并不直接接壤，交通常阻。《岭外代答·通道外夷》载：“大理欲以马至中国，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自杞、特磨之间，有新路直指横山，不涉二国。”故而大理国也有时直接以马至横山寨要求互市。确切可考者，南宋朝与大理国之间直接交往主要有如下四次：

    第一次，建炎四年（1130）广西募人入大理国招马。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三载，当年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募效用董文等十二人入大理国善阐府（治今昆明），厚以盐、彩求市，得到大理王的赞许，“既而大理遣其臣张罗贤以千骑至横山寨，会棫罢归，事遂寝”。但据《宋会要》，绍兴三年四月，邕州进士昌悫因陈献广西买马事后被“差充广南西路买马司准备差使”，昌悫在谈到前事时说：前李棫派人至大理善阐府，得高姓知府的转申，“（大理）国王令备战马一千匹应付朝廷，先备马样五十匹，差人呈纳。若是中用，请差人使接上件马一千匹，差蕃官张罗坚（当即张罗贤）管押随效用至横山寨。时李棫减罢，只令买马官支还价钱。管设张罗坚，遣还本国”［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八。可见当年至横山寨的仅有五十匹“马样”。

    第二次，绍兴三年（1133）十月，大理国请入贡且卖马。高宗谕大臣，“令卖马可也，进奉可勿许”，“但令帅臣边将偿其马直当价，则马当继至，庶可增诸将骑兵，不为无益也”［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九。表明南宋政府只关心买马，防范心理仍强。

    第三次，绍兴六年五月大理国以马至边要求收买。对此，提举广西路买马司报告说，“大理国有马一千余匹，随马六千余人，象三头，欲进发前来”，朝廷随即命广西帅臣“更切相度，无他意即令提举买马官多方措置收买”。六月四日，广西路经略司报告此事说：“招马效用谭昂去大理国招马，经及八年。至去年九月内，满甘国（按：今缅甸）王差摩诃菩俄托桑一行人，赍机密文字与大理国王具章表匣，内差王与诚、杨贤明等管押象一头、马五百匹随昂前来。”［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三，绍兴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亦载此事，文略有异。 至是“八年”，则谭昂入大理国当在建炎三年。

    第四次，在乾道九年（大理利贞二年，1173）冬，大理国人来横山寨卖马求汉典籍。《桂海虞衡志·大理》载：

    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器并碗、琉璃碗壶，及紫檀、沉香水、甘草、石决明、井泉石、蜜陀僧、香蛤、海蛤等药，称利贞二年十二月。

    又言：“其人皆有礼仪。擎诵佛书，碧纸金银字相间。邕人得其《大悲经》，称为‘坦绰赵般若宗祈禳目疾而书’。坦绰、酋望、清平官，皆其官名也。邕守犒来者，厚以遣归。然南诏地极西南，当为西戎，尤迩蜀都，非桂帅所当镇抚。”据《宋史·兵志十二》载，李观音得等至横山寨时，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乃约来年以马来。但所求诸书，姚恪却“不敢上闻”，仅厚遗遣之。

    大理国与南宋朝之间，尽管由于宋朝方面的消极态度而往往有事而不果，但所反映出来的丰富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则远远超过了所谓广马贸易的一般意义。元初《大理行记》说大理地区的建筑、礼仪等，“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如若旧说大理国“三百年不通中国”，显然也非正论。

    2.与罗殿国的关系

    史载西南“诸国”本不产马（应指战马），皆贩之于大理，故大理成为“广马”最主要的马源地。例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蛮马》说：

    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罗殿、自杞、特磨岁以马来，皆贩于大理者也。

    但“大理马”本身，也不尽然是本地所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广马》载云：“大理地连西戎，故多马。马虽互市于广西，其实犹西马也。”由上可见，主要在于宋朝的消极政策，大理段氏在政治上与宋王朝的关系确很稀疏，但西南民族地区与内地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却是不能阻绝另据《南诏野史》载，嘉泰二年（1202），“入宋，取《大藏经》置五华楼，凡千四百六十五部”。淳祐四年（1244），大理高禾（和）迎战元兵败死；九年（1249），“宋遣使同来，致新经书，赐银百两，祭文一通，为禾（和）拒元兵战亡也”。《南诏野史》为明人倪辂集，这几条材料均有待证实。

    南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分布有许多“小蕃”。张栻《静江府厅壁题名记》一文记广西路羁縻州时说：

    其外则小蕃罗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属环之，其外则交趾、大理等国属焉［宋］张栻：《南轩集》卷一。

    稍早于张栻任知静江府并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这样说：

    南江（按即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

    南诏即指大理国。这些“小蕃”也主要由于广马贸易的缘故，与南宋朝保持了较前为多的联系。

    “罗殿”早在唐代后期已有活动的记载，以“昆明鬼主别帅”为王，又被称为“罗氏鬼国”，是彝族先民的一支。历五代至宋，绵延未衰，曾北向发展至宋潼川路之泸州一带。南宋时，主要由于其与广马贸易密切相关受到宋政府的重视。前面提到，绍兴三年春，即邕州置买马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这年八月二十七日，邕州靖远寨知寨官黄迥上言“蕃蛮将马中卖”事，谈到朝廷旧法于横山寨招买特磨道等蕃马，建议“增立格价，下措置买马司官差招马官前去罗殿国等处蕃蛮，别行招诱赴官收买”［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得到朝廷首肯。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六载绍兴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罗殿国贡名马方物，是日，知静江府吕愿忠言：罗殿国王罗部贡及西南蕃知矩州忠燕军节度使赵以盛入贡，进奉土产名马方物。诏令近上人赴阙，自余优与例物，令归本族”。第二年宋政府又规定了“罗殿国、小张蕃入贡”的礼仪问题。绍兴（1131-1162）后期，由于自杞等势力的崛起，罗殿在“广马”贸易中的地位逐渐退缩。洪遵于绍兴末年上《缴罗殿蕃进马指挥》认为，“今来罗殿蕃创乞贡马，于祖宗故事元未之有”，罗殿“逐年亦买马于横山，近与毗那国为仇，道路梗塞，遂由宜州”。洪遵反对在宜州接受罗殿马，认为那样会“贻无穷之弊”，陈言道：“只依广西经略司所陈，今后遇罗殿蕃马入界，如愿中卖，则令就邕州横山寨贸易。或系进贡，则须令赍祖宗以来所获告敕牌印之类辨验，即许照旧例从南平军入贡。所有前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谨录奏闻。”洪遵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为中书舍人，在此任上另有《买马博易札子》，前文当与此大约同时。隆兴元年（1163）六月二十四日，知静江府方滋谈到广马时，说：“广西买发纲马，多是西南诸蕃罗殿、自杞诸国蛮将马前来邕州横山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九。

    在广马贸易中，罗殿不但与累那国为仇，也与自杞国争锋。《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七载乾道七年（1171）五月二十五日张维言：“据知南丹州莫延葚札子，乞为招买蕃马以报国恩。又备罗殿蕃罗乡贡等状，有出格马欲赴宜州中卖。”未得允诺。《岭外代答·宜州买马》谓“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二国为卖马事“数至争”，以至要求另在宜州卖马，说明在争取广马贸易的争斗中，罗殿已渐趋弱势。

    3.与自杞的关系

    “自杞”也是彝族先民的一支，北宋时未见记载，南宋时异军突起，势力的消长与“广马”息息相关，是以贩马立“国”的少数民族政权。《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载，绍兴三年春，在邕州置买马司，“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这是现今能见到的关于自杞的最早记载。《岭外代答·宜州买马》说：“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而已。自杞、罗殿二国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而二国之间又彼此争锋而发生纠纷。乾道九年（1173）三月，范成大赴广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正月离任赴四川。在其任前后，正是自杞势力发展至极之时。范成大说：“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刀向人，亦尝有所杀伤。邕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引《桂海虞衡志》。淳熙四年（1177），自杞一酋领甚至“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宋地方官员交涉，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的要求。权知邕州吴儆兵庭相见，斥之云：

    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

    吴儆上奏其事，同时分析广西边地的形势说：“邕州化外诸国，如大理，如罗殿，如西南蕃，皆远小僻陋，各有安于无事。安南主少国危，幸臣用事，兄弟交兵，连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力强盛，独雄于诸蛮。……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他指出：“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宋］吴儆：《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 真是所谓一“国”障目，不见“大理”了。

    自杞本不产马，全靠贩马起家，《岭外代答·宜州买马》云：

    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

    宋朝地方政府对之已有莫可奈何之感。自杞以贩马致富，可以说是以贸易立“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至少在地方政权林立的宋代是独一无二的。在南宋时期，其势力在云贵地区仅次于大理而超出罗殿之上，值得予以充分重视。

    4.与特磨等的关系

    特磨道地处宋朝广西路到大理国之间，今云南东南部。司马光在记侬智高事时有言：“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马。”［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二六。如前所揭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朝廷允许“专委横山寨主监押招诱蛮人买特磨道等战马”。特磨道地区有“马”，早已知名一时。前面提到，大观年间制定了《横山寨买马格》，《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载：绍兴三年（1133）八月广西地方官员黄迥上言说，原立定等格已不适用，且言：“朝廷旧法，于本路邕州横山寨招买特磨道等蕃马，原立定等格，自四尺一寸至四尺七寸逐等，各立定价钱收买。只应付本路州军马军调习，备边缓急之用。”由上可见，北宋购买广马，主要对象就是特磨道。特磨大姓为侬氏，是壮族先民之一支系。对于加强西南民族与宋王朝的联系，开创“广马”贸易，特磨有着重要的贡献。

    前言与罗殿为仇的“毗那”，唐代记作“比楼”《新唐书·南蛮传》和《旧唐书·地理志》均有载“比楼”事，文略有异。《岭外代答·宜州兼广西路兵马都监》说：“（生蛮）其外，又有罗殿、毗那大蛮，皆有径路直抵宜之境上。”《桂海虞衡志·蛮马》也云：“（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其称“大蛮”，敢与罗殿为仇，应该有过强盛的时期且在广马贸易中充当或一度充当了重要角色。毗那在明清时期也有记载，位于今黔西北地区，是彝族之一支系。另《岭外代答·蛮马》还言：“龙、罗、张、石、方五部蕃族，谓之浅蕃，亦产马。马乃大口，项软趾高，真驽骀尔。”不是“广马”的博易对象。至于另外一些“小蕃”如罗孔、谢蕃、藤番等，与宋朝的联系更是近乎缺载，只好略而不论了。

    5.与“黎州诸蛮”的关系

    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地处大渡河北岸，其南不在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内，有所谓宋太祖“玉斧划界”的传说。《宋史·蛮夷传》将黎州之南诸部民族统称为“黎州诸蛮”，远至云南，其实他们大多与宋朝没有往来。与宋有往来的，主要是位居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东蛮”两林、邛部等部。从北宋以来，东蛮一直与宋王朝保持着朝贡和封授关系，南宋时仍然如此，但记载已不再那么密集，应该是与南宋朝的联系减少之故。

    “黎州边面”以外“黎州边面”以外指大渡河之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南宋枢密院官员李嘉谋语，《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五三。，包括邛部川在内的诸民族各部常与南宋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或者是一些小的变乱事件，诸民族各部之间也不时发生争斗。但大抵皆通互市，奉职贡。虽或有边事，但没有什么大碍。东蛮诸部夹于南宋与大理国之间，依违不定。这种状况至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发生了变化，《文献通考》卷三三〇《两爨蛮》载： 宁宗嘉定九年，邛部川为云南所逼，折归云南。初，邛部鬼主部库与其亲族崖则内自攻。崖则结两林蛮为援，部库闻之惧，求救。云南喜其附己，遂起兵攻两林蛮，灭之。蛮族素忠顺，自国初以来，蔽遮云南之路，故云南与中国绝。及是，黎州失藩篱之蔽矣。

    这是说，嘉定九年（1216），邛部鬼主部库与其亲族崖则自相攻击，崖则结两林为援，部库则向云南大理国求救。大理国乘机攻灭了两林蛮，邛部川则归附大理国，不再向宋纳贡称臣了。自此，以大渡河为界，南宋政府直接面对大理国的势力范围了。四、南宋后期联结“诸蛮”抗蒙的努力

    南宋晚期，蒙古与宋朝在西南地区展开了长期的角逐。由于宋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不是很多，以致对蒙古军队从六盘山南下，迂回包抄宋朝的所谓“斡腹之谋”并不是了解得很清楚。自蒙古军队渡过金沙江攻打大理国时，宋朝方面也只得依靠派出的一些谍报人员在相邻地方探刺消息，十分被动。南宋广西帅臣李曾伯说，“边防所急，间谍为先”，而当地“为蛮徭所隔，种类不一，语言不通”，所以他数年以来，已屡派员前往罗殿、自杞、特磨道等地刺探军情。南宋朝廷曾探知“安南自有私年号，并大理年号”时，急忙要求“疾速体访以闻” ［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七。还说：“重赏招募有能识蛮路、晓蛮语之人，令其结约诸蛮，深入远探，以伺动息端的。”［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七《帅广条陈五事奏》。后来宋边将方大琼有《与广西蔡帅范》信曾言：“七八年前，有敌窥大理之说。”方大琼信写于“今春有传其（指蒙古军）入大理”之时，蒙古军队于宪宗三年（1253 ，宋宝祐元年）底攻破大理城，此信当写于1254 年。他在信中建议说：

    自杞诸种好相仇斗，若有术以使之，用蛮攻敌，可使彼送死。要之，陡备严密，威声远畅，彼不敢动，上策也［清］汪森辑：《粤西文载》卷五四。 。

    企图利用自杞国的力量来“以蛮攻敌”，以阻止蒙古军队的东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招显然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

    早在淳祐十年（1250）李曾伯上《帅广条陈五事奏》，就陈述了借助当地少数民族之力以防备蒙古军队的进攻的建议。他检讨了历来作为“先务”的两条边政的实施情况，这两点是，“一则曰辑约溪峒，二曰团结民丁”，进而提出了他面对“今时异而事不同”的策略。

    “辑约溪峒”是对在间接统治下的“夷民”而言的，李曾伯前奏说历来不过是“捐濡沫之礼物，给借补之资贴，取名字作帐状，曰已令措置关险，纠集保守，其实相与羁縻而已”。结果是“稍有实作区画，即生猜疑。如融之步大岭、宜之陇栅，寨屋屡立，蛮徭即焚。前帅董槐侍郎固尝见于申请，亦以惹事端为虑”。他认为“官司辑约，使之不为我梗。谕令自保乡井，姑为篱落则可”，而“未可恃之”。防范与利用，正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团结民丁”是北宋以来即实行的在边州地区组织的沿边民丁组织，或在省地，或在溪峒，后者有时又称作“峒丁”。李曾伯说“往时边州纪纲修明，号令信服”，诸峒丁壮已“团结训练”，有良好的筹划。但后来的情况却变得糟糕：“向也输纳税米及钱以供提举官请俸，今皆失陷无复有之；向也首领至寨庭参，今率相抗礼，甚者反加漫骂矣。载思祖宗成规，百年羁縻以相安，比岁废坏之若此，积轻之势有自来矣。”这是宋政府自食其长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消极政策的苦果，也正是南宋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李曾伯认为：“必尽得其首领之心，然后可赖其丁壮之力。”建议要广泛“结约”各部首领，“或遗以银牌、盐、锦，或假以资帖名目，或与之结立盟誓，谕以无事则守险隘，有警则协力剿逐”。面对“时异而事不同”的新局，希望充分利用这股已经“团结”组织起来的力量来防备蒙古军队的“斡腹之谋”［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七《帅广条陈五事奏》。参见陈世松：《宋元之际的泸州》之“结约诸蛮”一节，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58-63页。“斡腹之谋”是当时宋人中盛传的蒙古迂回包抄南宋的军事策谋，李曾伯此奏多次提到这一点。四川大学2008届毕业博士生石坚军以《蒙古“斡腹之谋”与南宋西南边防》为题，详解其旨。

    蒙古军队在征服了云南少数民族各部之后，便着手向东进军。自杞国首当其冲，蒙古军队于宝祐六年（1258）秋季占领了自杞的主要领域。并在自杞之境造仓修路，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前攻击。李曾伯于开庆元年（1259）六月上《奏边事及催调军马》，据间探人田进自路城（今广西田林潞城乡）的报告说：“敌寇兴兵打罗殿了，要分一项出莫大王路。”又据从利州（今广西田林利周乡）的报告说：“其敌人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及敌人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阔一丈有余。”与宋朝长期保持较为密切联系的自杞、罗殿等部先后落入了蒙古军队手中。后来有自杞国人联络南宋方面，一为其“市马”事，二则向宋军方面报告蒙古军队的动向。开庆元年（1259）七月三日李曾伯上奏称，得到“自杞国王郍句并岑邈等公状”，言来春“市马之约”等事。此时国虽已破，流动性本来就很大的自杞统治者仍然有一定的实力，且念念不忘“市马”这项立国大政。七月二十一日李曾伯奏状称，“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拟在今月初九，缚牌渡都泥大江”［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九。都泥江即南盘江，该奏指出：“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横山之境。”据后来的记载，蒙古军队果然于当年七月渡过都泥江，八月攻下横山。

    面对咄咄逼人的蒙古军队，南宋“结约诸蛮”的策略颇有“临时抱佛脚”之嫌，自然难以抗击蒙古军队的进攻了。南宋朝在风雨飘摇中疲于奔命，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

    （原载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南宋定都临安（杭州）870周年纪念会”会议论文集，收入何忠礼主编《南宋史及南宋都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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