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马政”之于宋代，始终是“国之大事”，战马主要以购买为主。凡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广马者，从广西向西南民族地区购买战马也。“广马”贸易之兴，则在北宋后期西北马路梗阻之后。宋室南渡，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广马”受到更多关注。南宋时期，宋政府设置了专门购买广马的机构和博易场所，以便购买更多的战马。“蕃夷要盐，如川陕用茶”，广马以“盐马贸易”为特色。活动在滇东以至桂西的“自杞”因贩马而崛起，一度垄断了广马贸易，其以贩马立“国”，几与南宋相始终，在西南地区多民族或不同族群活动的舞台上，颇具特殊性。在研究民族或族群势力兴起的不同类型中，具有某种代表意义。

    “广马”在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的有限交往中，担当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座活动的桥梁。“蛮马之来，他货亦至”，“广马”贸易在中国西南各族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弥足珍贵。宋代“广马”以及相关问题

    由于战争的需要，“马政”之于宋代，始终是“国之大事”。马有牧养、购买之分，宋代战马以购买为主。买马地区北宋集中在四川、陕西一带，分别称为川马、秦马。南宋时更由广西路买马，与川、秦鼎足而立。故南宋时人言：“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凡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五《买马牧马》；［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九《马政》下。马端临《文献通考》和脱脱《宋史》等典籍将“广马”分作两类：“岭南自产小驷”与从“地连西戎”的大理国等地所购的战马，但一般所言“广马”，是指用于军事所需的后者，本文亦然。今人研究，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详于川秦马而略于广马。杜文玉先生近撰《宋代马政研究》一文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对有宋一代的马政做了全面的探讨，读后深受启发。然囿于篇幅，该文于“广马”亦未能多费笔墨。本文拟对“广马”以及相关问题做一集中的考察，希望有助于对宋代马政有一个更完整的理解。不当之处，恳请指正。一、北宋时期：“广马”的源起

    “广马”以南宋为盛，溯其源起，则在北宋。早在神宗时期，宋王朝已经着手在广西地区开辟新的马源地，并设置了相应的经办官员。周去非《岭外代答》云：“自元丰间，广西帅司已置干办公事一员于邕州，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经略司买马》。此职之设，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是西北战局的变化，马源受到威胁，如《宋史》所言：“熙宁七年，熙河用兵，马道梗绝。……元丰中，军兴乏马。”《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二是仁宗时期侬智高事件中，经过一番南方是否为“骑兵所宜”的讨论，宋政府最后派狄青率“西边蕃落广锐近二千骑与俱”［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才将事变平息下去，对岭南马战的重要性应该有一新的认识。而且也对广西马源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才有可能设员兼管买马。司马光在记侬智高事时有言：“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马。”［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知桂州的赵卨“乞专委横山寨主监押招诱蛮人买特磨道等战马”［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六，熙宁十年十二月甲午。，得到允许。绍圣元年（1094）三月，枢密院言：广西经略安抚司奏请“自四月一日已后至九月终，将邕州四指挥官马野牧”［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二六。邕州官马，应即从当地所收买者。苏辙哲宗初为绩溪令时，“适有朝旨，江南诸县市广西战马”［宋］苏辙：《龙川略志》卷四。此事未果，但可知北宋中期“广马”问题确已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镇压侬智高事件中，狄青以骑兵制胜对于广西军备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地民族原不习马战，侬智高就曾说过，宋朝的步兵不足忧，“所未知者骑兵耳！今闻狄青以骑兵来，吾当试与之战，若其克捷，吾当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不胜则“从特磨洞借马，教习骑战，俟其可用，更图后举，必无敌矣”［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元丰元年（1078）三月，广西官员报告说：当地峒丁“昨睹王师讨伐交人，因马取胜，愿习马战”［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八。进而要求以两江峒丁团成指挥，置马社，市战马，分给峒丁教习。出于防范的心理而惧于马战的威力，神宗下诏只令峒丁习溪峒所长武艺，勿教马战。提点刑狱彭云亦乞禁马战之术，建议让邕州马军于桂州习学而轮赴邕州防拓。

    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宋政府制定了《横山寨买马格》，规定了广马的八个等级。针对“广马”制定规范化要求，自然是因为广马贸易此时已初具规模。但北宋“广马”主要仅用于“备边缓急”之用，如绍兴三年（1133）八月，广西地方官员黄迥针对原立定等格所说：“朝廷旧法，于本路邕州横山寨招买特磨道等蕃马……只应副本路州军马军调习，备边缓急之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作用虽然尚还有限，然亦不失为南宋大规模广马贸易之先河。二、南宋“广马”机构以及博易场

    宋室南渡后，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战马问题紧迫起来。建炎元年（1127）六月，宰相李纲就上言说：“今行在之马，不满五千，可披带者无几。”比起北宋常年有战马一二十万匹来，真是少得可怜。除建议在民间括马外，李纲还“请命川陕茶盐司益市马，募商人结揽广南之马，以给诸军”［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丙戌。由于川、秦马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广马的采购显得更为必要，广西这块在北宋时期相对冷落之区引起了朝廷的日益关注。

    建炎元年十月，“备知峒丁情伪”的邕州人李棫被任命为提举广西路左右两江峒丁公事。建炎四年，李棫受命即邕州置使买马，是为南宋经营“广马”的开始。李棫随即募人入大理国求市，大理国遣张罗贤以马样五十骑至横山寨，以求进一步市马。绍兴元年（1131）七月，枢密院上言广西经略安抚司乞支本路钱应付买马，诏令“不得过十万贯”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五。，似还有所限制。但北方“五路既陷，马极难得。议者谓岭外于西南夷接境，有马可市，而大理、特磨诸国所产尤多”，工部侍郎韩肖胄上言：“战以骑兵为胜。今川、陕马纲不通，而广右邻诸蕃，宜即邕州置官收市，专责成功。”［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九，绍兴元年十一月丁酉。宰臣吕颐浩亦上奏言：“陛下临御以来，留意马政。然关陕诸州，半陷戎虏。四川道路通塞不常，战马难到行在。惟广西一路与西南诸蕃接连，密迩黎、雅等州，日进纲马节次到来，诸军颇以谓堪备出入行阵。欲望明诏有司于邕州置买马司，差有风力臣僚一员充提举官收买纲马。”［宋］吕颐浩：《论乞于邕州置买马司状》，载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迫于形势之需，宋廷于当年十一月另派王趯充任广西经略干办公事，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及收买战马。当时道里，广西自静江府起发进马至行在二千八百七十七里，而成都起发马匹至行在为六千一百一十九里［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四。事有紧急，广马显然更能应付不时之需，如绍兴二年七月，朝廷令礼部支降给广西度牒、盐等，“限一月内”措置变卖，收买战马一千匹。在北宋经营的基础上，南宋政府加强了对广马的收买。从任命买马官员到设置买马机构，广马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心传《系年要录》卷六二载：绍兴三年（1133）正月壬午（二十六日），广西帅许中等因所市战马弱不堪用而被降官，“枢密院因请即雍州置买马司”，雍州即邕州。但《宋会要》载是日，“诏邕州置买马司”买马，“今后委本州专管”。又载：“二月五日，诏广南西路置提举买马官一员，以提举广南西路买马为名，于邕州置司。”且又载：“是月二十四日，诏令提举广南西路买马于宾州置司。”［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六。到底是分别置司还是只置一司？若是后者，是在何地先置？我们认为，广西仅置一司而非两司，先置司地是在宾州而非邕州。《系年要录》卷六三明载绍兴三年二月辛卯（五日），“初置广西提举买马司于宾州，俸赐视监杂司。凡买马事，经略司毋得预”。当月，新知建昌军李预迁任为“提举广西买马”。且言：“先是，提举峒丁李棫与帅臣许中有隙，坐停官。中遣属官任彦辉代领其事，移司宾州。”任彦辉兼提举峒丁在建炎四年十一月李棫停官之后、绍兴元年六月之前。任彦辉“移司宾州”，当为前李棫在邕州“提举峒丁”之司。绍兴三年二月在此基础上“初置”买马司于宾州，就不足为怪了。《系年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戊申又说：“初，提举峒丁李棫既罢，经略司更委通判宾州任彦辉就本州买马。道里迂远，大理马遂不至。”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提举广西买马李预也感到宾州不便，于绍兴四年二月十八日上言，要求“依旧于邕州置司”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七。，得到批准。可见自绍兴三年二月至四年二月，买马司设在宾州。并无同时在两地设买马司的状况。根据西马在四川、陕西均只各设一司的情况来看，同时在相邻的宾、邕两地分别设司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史籍载此不一，后人论此亦颇混乱。《续资治通鉴》作者毕沅也许看出了问题，仅记绍兴三年二月于宾州置司事，对所谓正月于邕州置司事则略而不提，应当不是疏略所致。

    绍兴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预建议“令宾、横、宜、观等四州并依邕州例，专管买发战马”［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一。，得到就允。如此，广南西路缘边地区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已放在战马采购上，这充分显示了南宋政府对战马需求的紧迫性，“广马”重要性日渐显露，自然也要求更富于效率。买马提举官于绍兴六年（1136）被取消，买马事改由经略司直接负责。据《系年要录》卷一〇一载：这年五月乙亥，“诏广西经略使胡舜陟与邕州守臣同提举买马刘远措置市战马。时都督行府言：去岁所市马弱不堪用，于是提举官李预再贬秩。而更以其事付帅臣”。此后虽有复置之议，但终未被采纳。由帅臣兼领的买马司下，有二提举之设，各掌坐地收买和入蛮界招买。《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载：买马司事由帅臣兼领后，“令邕守臣提点买马经干一员置廨于邕者，不废也，实掌买马之财。其下则左右江二提举，东提举掌等量蛮马，兼收买马印；西提举掌入蛮界招马，有同巡检一员，亦驻横山寨”［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经略司买马》。

    南宋在广西的博易场地，《岭外代答》载有邕州横山寨、邕州永平寨、钦州三地，但卖马地仅只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一场，这是南宋王朝所设的正式广马交易地。由于道里迂远，故不时有新辟博马场地的要求。绍兴三十一年（1161），自杞蛮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求市，帅司被迫为之量买三纲，“自是有献言于朝，宜州买马良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宜州买马》。乾道七年（1171）五月，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张维报告说：宜州管下羁縻南丹州首领莫延葚“乞为招买蕃马以报国恩”，又罗殿蕃“有出格马欲赴宜州中卖”，故已令筹办“就南丹置场”。且言：在南丹设场，不但“地里减半，又无险阻路”，而且“无蛮人深入之患”［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七。莫延葚也将“买马利害附托上进”，极言邕州马场的不便［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〇。但广西帅臣李浩认为事属“更易”而“难以施行”，广西提点纲马驿程李宗彦也说，在宜州设场“于边防利害不便，及与邕州买马有妨”，朝廷于淳熙元年（1174）九月决定住罢宜州买马［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二。，关于改置或新设博马场地的议论就此而罢。而宋朝政府始终只允许横山一场博马的用心，可谓良苦！正如《岭外代答·宜州买马》所言：“本朝提防外夷之意，可谓密矣！高丽一水可至登、莱，必令自明州入贡者，非故迂之也，政不欲近耳。今邕州横山买马诸蛮，远来入吾境内，见吾边面阔远，羁縻州数十，为国藩蔽，峒丁之强，足以御侮。而横山夐然，远在邕城七程之外，置寨立关，傍引左右江诸寨丁兵，会合弹压，买马官亲带甲士以临之，然后与之为市，其形势固如此。今宜州之境虎头关也，距宜州城不三百里，一过虎关，险阻九十里，不可以放牧。过此即是天河县平易之地，已逼宜城矣，此其可哉？”三、“广马”岁额与买马数

    北宋时广马购买数不详，但大观年间既已专为该地设《买马格》，数量必有一定规模。南宋“广马”有官定年额数，绍兴六年始定每岁“正额”为一千四百匹，随后的记载表明岁额一直保持在一千五百匹，实际买马则往往超过此数。由于来源不稳定，南宋“广马”在数量上经常波动，最高时达四千匹以上。

    据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1130）五月戊辰载，这年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募董文等人入大理国，“厚畀之盐彩，使至其国善阐府求市。大理王许之。……既而大理遣其臣张罗贤以千骑至横山寨，会域罢归，事遂寝”。后人多以“千骑”作为南宋与大理国之间的首次大规模广马贸易，误。《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八，“张罗贤”作“张罗坚”，其载邕州进士昌悫在陈献广西买马事谈到该事时说：“（大理）国王令备战马一千匹应付朝廷，先备马样五十匹，差人呈纳。若是中用，请差人使接上件马一千匹，差蕃官张罗坚管押随效用至横山寨。时李棫减罢，只令买马官支还价钱。管设张罗坚，遣还本国。”可见《系年要录》载失误，当年仅有五十匹马样至横山寨而非一千匹。绍兴二年（1132）六月，因诸军皆缺战马，乃命广西经略司以所买马三百骑赐岳飞、二百骑赐张俊，又选千骑赴行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五，绍兴二年六月癸巳。，如此，则当年所买广马在一千五百匹以上。又，广西帅臣许中奉诏市战马，在绍兴三年正月降秩之前，共得一千四百匹。以上为设置买马司之前史籍透露出来的一些买马情况。

    《系年要录》卷六二言，自绍兴三年置买马司以后，“自是岁得千匹”，不过概言而已。当年有大理国请入贡且卖马，但卖马数不详。绍兴四年七月，提举广西买马李预“始市战马五百匹至行在”，但“类皆低弱”［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八，绍兴四年七月丁丑。绍兴五年秋，大理国王遣清平官以马五百及驯象随招谭昂入献，至邕州，还其马值而去其驯象。此后买马数逐渐增多并超过了岁额。绍兴六年五月，大理国有马一千余匹求卖，广西买马司言“今春买马已足”而无钱收买，高宗令“多方措置收买”［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三。当年十一月买马司言“本司招马官黄光敏发过马共三千五百匹”［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四。，虽不能确定均为该年所发，但当年买马数应有相当的数量。《系年要录》卷一四三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广西买马岁额一千五百匹，至是徽猷阁待制胡舜陟为经略使，买马二千四百匹”，《宋会要》则载当年买马二千四百五十匹。《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载绍兴二十七年，买马更高达三千五百匹。

    广马的最高年买数，史载颇不一致。沈晦于绍兴十年前后为广西经略兼知静江府，《宋史》本传言其在郡时，“岁买马三千匹，继者皆不能及”，不确，前见绍兴二十七年已过其数。《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六载：绍兴三十年八月四日，“诏访闻广西经略司所买岁额马，缘格尺拘碍。今岁约回四千余匹，可令本路帅司措置”。此年为“广马”数见载之最高者。又如乾道五年（1169），“于岁额外更买一纲应副池州，又当年指挥于岁额外收买三十纲赴行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七。如此，加上当年岁额三十纲共六十一纲，每纲五十匹，为三千零五十匹。乾道七年二月，曾诏令四川、广西两地“每岁于额外各买骒马二千匹”，认为骒马“无事则孳生，出军则令披带”［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六。乾道八年正月，诏令“自今依乾道五年七月指挥，每岁收买阔壮额外马二十纲赴行在”。枢密院进而建议在广西每年从小蛮家中收买牝马一千匹作为孳生之用，朝廷随即派员前去“措置收买”［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八。又《文献通考》卷六〇载范成大为广帅时，“善为约束，增足盐畚，逮其去官之岁，市马乃六十纲，前此未有也”，“前此未有”亦不确，每纲五十匹，六十纲则为三千匹。范氏离广时为淳熙二年（1175），杜文玉文以此年为广马最高额，黄宽重先生以绍兴六年为最黄宽重：《南宋时代邕州的横山寨》，载氏著《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均有误。南宋时期川秦两司每年买战马总额大体在一万上下，而广马常年保持在二千至三千匹左右，占南宋每年买马总额的大约百分之二十或更多。而绍兴二十七年（1157）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买马数常常超过三千匹，甚至达四千余匹，如果加上骒马数，以及作孳生之用的马数，比例就更大了。总的数量虽然不及川秦，但其重要性也是极为显见的。四、马值和“盐马贸易”

    马匹是按规定等级收买的，然又常有波动，实际买价以及其他有关费用比所定马价高出许多。前面提到过，北宋大观年间已制定了《横山寨买马格》。此“格”八等，“马高四尺七寸者值四十五千。最下高四尺一寸者，值十有三千。其余以是为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五，绍兴二年六月癸巳。绍兴三年四月邕州进士昌悫谈到大观《买马格》时说：“每招马一百匹，支盐一二百斤、彩一十匹，与招马人充入蛮开路，结托人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可见买马“官价有定数”［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外，额外还要花费一定的“活动费”。宋室南渡后，对广马的需求急增，马价大涨。《系年要录》卷五五载，绍兴二年六月广西经略司上言说：“比岁不逞之徒，多以金银市马，鬻于群盗，故马值踊贵。”于是将《大观格》所定马价递增二分。《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五记此谓广马价“已过四五倍承平之时”，并说原所修立马价已不适用，应当随时添钱收买。

    马价各地不同，大观所定邕州马价与北宋其他地区相比并不低。如康定元年（1040）所定陕西等地马价为：“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康定二年规定河北军州市马，“第一等二万八千、第二等二万六千、第三等二万四千”《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此不及陕西等地的马价。若广马递增二分，马值则为五十四千至十五千六百，所定马价则大致与陕西马价相同。绍兴六年（1136）三月，宋高宗针对广马费用说，二万缗可收买战马一百五十匹，折算每匹战马所费为一百三十余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九，绍兴六年三月辛未。绍兴三十年九月，广西提举盐事司干办公事李鼎臣言：“若欲买千匹，且以中价计之，亦不下十万余缗。况皆本路诸州上供钱，买银每两三四千，其折与蛮夷每两二千而已，折阅太甚。”［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九月丁丑。千匹十万缗，则每匹为一百缗钱，加上折阅所失，每匹马费用已达一百五十至二百缗钱，所费是相当惊人的。还有路途耗用，如隆兴元年（1163）二月，都督江淮军马张浚言：“朝廷每岁于川广收买战马，计纲起发，每匹不下三四百千。”［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八。其惊人又更胜一筹。又乾道元年（1165）二月，枢密都承旨张说言广西邕州横山寨马，“每匹价直大约用银四五十两，而全纲善达者十无二三”［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〇。如此，不计算路途等费用，“善达”之马实际“价直”每匹摊算就已达一百二十两至二百五十两。宋王朝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表现出对“广马”的高度重视，其在马源上的窘态也显露无遗。

    《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言博易情况云：产马之国“每冬以马叩边”，至横山寨互市。宋政府用以交换马匹的钱物则“岁拨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绵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在用以交换广马的各种物资中，引人注目的是食盐占了很大的比例。《系年要录》载，绍兴二年七月癸亥：“敕令广西经略司以盐博马。其后岁拨钦州盐二百万斤与之。”次年二月初置买马司于宾州时，“仍命拨本路上供封椿内藏钱合二十七万缗、钦州盐二百万斤为买马费”［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六，绍兴二年七月癸亥；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辛卯。《宋会要》载绍兴四年二月广西提举买马官李预云：“昨支降钦州盐一百万斤，止是取拨一次，未有每年许支拨定额。盖蕃蛮要盐，如川陕用茶，止是博易之物。每年许令依已降指挥，取拨盐一百万斤，可以当钱七万余贯。”［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一。此后始有定额。直至绍兴二十一年（1151）二月，《系年要录》仍载：宋廷于横山寨市马，“岁捐黄金五十镒、白金三百斤、锦二百、四千、廉州盐二百斤。而得马千有五百匹，良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镒，他以是为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丁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亦有载，文略有异。，可见二百万斤盐作买马之用是得到了长期保证的。绍兴三十年九月，广西提举盐事司干办公事李鼎臣言：“廉州白石场岁额卖盐六百万斤，已自有余。而雷、化诸州运赴白石场，积而不售者尤众。愿令帅司同盐司相度，般（搬）运于横山寨，以备博马。是以无用为有用也。”［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九月丁丑。诏速进行处理。以盐博马成为广马贸易的一大特色。据《系年要录》卷六三载绍兴三年二月：“盐二百万斤约计二十四万缗。又有钱十七万缗，实计四十一万。”盐值已占当年所拨买马经费的近百分之六十。若以上言“中价计之”，二十四万缗可买马两千匹以上。食盐在“广马”交易中所占的分量不可低估。贵州以及相邻地区，自古以来就严重缺乏食盐，当地少数民族至今仍流传着许多关于食盐珍贵的故事。如果说西马主要是“茶马贸易”的话，那么将“广马”称之为“盐马贸易”则是十分恰当的。五、“马弊”及其对策

    由于马源的紧张，宋政府对广马的需求近乎饥不择食。虽然“全纲善达者十无二三”，但如李心传所说：“虽道毙者半，然于治军，亦非小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一，绍兴三年正月壬午。真是聊胜于无了。一般认为川秦马马质较优，广马较弱。但广西不时亦有好马可买，如绍兴七年五月，广西上进所谓“出格马”十匹，高宗高兴地说：“此几似代北所生，广西亦有此马，则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绍兴七年五月己卯，参《玉海》卷一四九。但“广马”管理十分混乱，造成“马弊”不少而“良马不至”。追其原因，主要就是“官吏为奸”造成的。如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广马》载：“广马例以五十匹为一纲，每年过三十纲，许推赏。然官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盐百斤为一畚，俊减至六十，所赢皆官吏共盗之。蛮知觉，不肯以良马来所市，率多老马驽下且不能登数。”又如绍兴三年二月枢密院言：横山寨买马“监官将盐彩绢高增价钱准折，蛮人好马不愿博卖［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七。又载隆兴二年（1164）八月广西经略提刑司言：邕州买马“不依旧例，亏克蕃蛮，致今岁不肯将马前来中卖”［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三一。《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八所载的一段文字，更是详述了这种“官吏之奸”，其云：“每与蕃蛮博易，则支与铤银，或要器皿，以铤银打造。今者多集银匠以铤银钚销夹入赤铜。元法，每盐一箩计一百五斤，算银五两折与蕃蛮。今则以二箩分作三箩，折银一十五两。元每马四尺一寸算银三十六两，每高一寸加一十两。今市马作两样赤度等量。”甚至买来老马充数，或买典没旧锦支与蕃蛮。因“马场官吏作弊”，“是以每岁有出剩之数，暗将入己”。造成“马弊”的原因，可谓昭然若揭。良马不至的其他原因，还有僵化的采购体制。如绍兴三年四月，邕州进士昌悫曾说：递年蕃马中，有出格马，但有司“不敢违格收买”。正如《朝野杂记甲集·广马》所说：“土人云，其尤驵骏者，在其出处，或博黄金二十两，日行四百里。但官价有定数，不能致耳！”绍兴六年五月，大理国以马千匹到广西求卖时，也被告知当春“买马已足”而无买马现钱。另外，军队抢购战马，也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如绍兴四年，有“将官曹章持罗锦彩缬至横山寨市马，又增其直予之”，其所持之物，“皆蛮人所未见”［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丙申。，买马司不得不要求朝廷禁止这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针对市马之弊，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马弊”，但亦可见为了保证马匹特别是良马的来源，南宋政府是煞费苦心的。措施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严格马匹的验证制度。绍兴二年五月广西经略司曾上言说：“前后所发马纲，并系逐匹开齿岁、毛色格赤，深虑押马使臣、兵级人等沿路作弊换易。”［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二。枢密院也上言说“押纲使臣无所顾籍，往往在路换易兵级，减克草料”云云［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四。朝廷于是下诏广西经略安抚司说，若有所犯，并依川陕路见行《贸易纲马条法》处理。要求将所发纲马，“逐匹各于两胯下用火印纲马字，及造木牌，雕刻字号，分明标记格赤、齿负、毛色等事于马项”［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三。到达目的地，还需经枢密院验认明确。

    第二，严格“广马”有关人员的赏罚规则。针对买马官而言，隆兴二年（1164）二月诏：于岁额外，“买到溢额马及二百匹，招买官各通减一年磨勘”，余类推，至一千匹转一官。如买不及一千五百匹，各展一年磨勘。招马效用则每人依招买及三百匹与转一资［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三〇。乾道五年（1169）七月，规定“邕州守臣及干办公事”每增买马匹与买马官同等推赏［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四。针对收押纲马官而言，绍兴三年规定：“如到行在，损失不及一分，依得条法交割了当，与转一官。将校节级军兵并与转一资。失及二分并降一官资，若有情弊，送大理寺根治。押马纲官兵等在路换易官马，许诸色人告捉，所有罪赏并依川陕《马纲法》。”［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三。绍兴二十六年（1156）闰十月又规定，军兵“牵马二匹并疮疥不推恩，一匹疮疥减半推赏支钱”［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八。针对纲马驿程官，绍兴十八年十一月规定，其若“能点检沿路驿舍槽具，动使供应草料无缺误，及纲马死失病患、寄留、减膘，通不及下项厘数：三千匹以上不满半厘，减一年磨勘，不满一厘，更不赏罢。如任内弛慢倒毙、寄留满一厘，展一年磨勘”，余类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三六。

    第三，“多方说谕”蛮人卖马并鼓励入“蛮界”收买。绍兴三年二月枢密院根据广西邕州效用蒙赐进状，要求采取如下措施：（1）即时收补招马效用，“出官钱私作经营”，轮差入蛮界招马。（2）为避免洞官并店户私与蛮人交易，诸州寨要将马经过地分，预先报闻，令买马司尽数收买。（3）出榜晓谕：如有马赴官中卖，即时支还价钱。（4）劝诱穷乏之人贩盐、彩入蛮界博易，若有两三匹即许赴官中卖。（5）物色土官二人充干办官，轮番至左右两江三十六溪洞，劝谕各首领将马中卖入官［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七。诏札付广西买马司。该年四月，昌悫上疏请提出：如有出格马，应搭价收买，不可循其旧例；效用入蛮中，许借官钱，多市盐彩，结托山獠及诸蛮，令开拓道路。朝廷乃授之以官，“俾行其说”。蒙赐、昌悫二人均为当地人，了解马情，故而能“曲尽招马之术”［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戊申。当年八月，朝廷令李预“多方说谕蛮人”加价收买出格好马。随后又颁行了“募土人招诱买马”的赏赐方法［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二一。绍兴三十一年（1161）三月，诏令再申要即时支付马直，“多方说谕蕃夷”将齿嫩堪披带马中卖［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六。对卖马多者或招谕多者则予以奖励。六、西南少数民族“诸国”与广马贸易的关系

    广马来源于西南少数民族，南宋曾官桂林的周去非在其撰《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中说：“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罗殿、毗那、罗孔、谢蕃、滕蕃等。”宋王朝出于防范心理，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不邀功、不生事，以安静为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七六。的消极民族政策，加之如《桂海虞衡志·蛮》所谓西南民族“种类殊诡，不可胜记”，有宋一代对西南民族状况所知甚少。而“广马”成为联系西南民族与南宋地区的一条纽带，在民族交往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里，对主要的卖马民族或诸部族与“广马”的关系作一扼要分析。

    大理国为云南白蛮大姓段氏于937年所建，1253年为蒙古军队所灭，是宋代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熙宁九年（1076）遣使贡方物，开始与宋王朝有间断的联系。南宋政府与大理国之间的关系史籍记载主要有四次，都与“广马”密不可分：（一）建炎四年（1130）大理臣张罗贤以五十匹马样至横山寨求市，已见前述。（二）绍兴三年（1133）十月，大理国请入贡且卖马，高宗谕大臣曰：“令卖马可也，进奉可勿许。”［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九。 （三）据《宋会要》载，绍兴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提举广西路买马司申言：“富州侬内州侬郎宏报，大理国有马一千余匹，随马六千余人，象三头，见在侬内州，欲进发前来。”并言当年春季买马已足而无买马钱物，朝廷随即命广西帅臣“更切相度，无他意即令提举买马官多方措置收买”。六月四日，广西路经略司报告此事说：“招马效用谭昂去大理国招马，经及八年。至去年九月内，满甘国王差摩诃菩俄托桑一行人，赍机密文字与大理国王具章表匣，内差王与诚、杨贤明等管押象一头、马五百匹随昂前来，见在侬内佐部州驻扎。”［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三。（四）乾道九年（1173）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余人“至横山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参《文献通考》卷三二九引《桂海虞衡志》。大理“利贞二年”即宋乾道九年，双方已长期未有往来，故而言“忽有”。

    宋与大理之间的直接接触虽然不多，但史载西南“诸国”本不产马（应指战马），皆贩之于大理，故大理实际上是“广马”最主要的马源地。如《岭外代答》载：“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罗殿、自杞、特磨岁以马来，皆贩于大理者也。”［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禽兽门·蛮马》。《岭外代答·宜州买马》又载：“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谈到西南民族时说，除大理而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殿早在唐代后期已有活动的记载，以“昆明鬼主别帅”为王，是彝族先民所建政权。罗殿国历五代至宋，绵延未衰。《朝野杂记甲集·广马》说：绍兴三年春置司后，“市马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可见罗殿自南宋初以来就是广马的主要马源地之一。洪遵于绍兴末年上《缴罗殿蕃进马指挥》说：“罗殿自云逐年亦卖马于横山，近与毗那国为仇，道路梗阻，遂由宜州。”洪遵建议为免“宜州多事”，仍令罗殿在邕州横山寨贸易。

    自杞亦为彝族先民所建，北宋时未见记载，南宋时异军突起，势力的消长与“广马”息息相关，可以说是以贩马立“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岭外代答·宜州买马》说：“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而已。自杞、罗殿二国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而二国之间又彼此争锋而发生纠纷。此间自杞势力已有膨胀，似已稍在罗殿之上了。乾道年间（1165－1173），自杞势力发展至极盛。范成大说：“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刀向人。”［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引《桂海虞衡志》。淳熙四年（1177），自杞一酋领甚至“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宋地方官员交涉，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的要求。权知邕州吴儆兵廷相见，斥之云：“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同时指出：“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宋］吴儆：《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状》。自杞以贩马致富，在南宋时期，其势力在云贵地区仅次于大理而超出罗殿之上，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值得予以充分重视。

    值得注意的，还有特磨、毗那等民族。特磨或特磨道地处今云南东南部，是最早与“广马”相关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大姓为侬氏，北宋侬智高与之有往，系壮族先民之一支系。侬智高曾表示要向特磨“借马”，北宋时的“广马”，主要就是指从特磨道所买之马，已见第一节所述。前面提到了洪遵所言与罗殿为仇的“毗那”，新旧《唐书》记作“比楼”，亦为彝族先民集团，位于今黔西北地区。《岭外代答》说：“（生蛮）其外，又有罗殿、毗那大蛮，皆有径路直抵宜之境上。”［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边帅门·宜州兼广西路兵马都监》。《桂海虞衡志·蛮马》也云：“（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其称“大蛮”，敢与罗殿为仇，应该在广马贸易中充当或一度充当了重要角色。另《岭外代答·蛮马》还言：“龙、罗、张、石、方五部蕃族，谓之浅蕃，亦产马。马乃大口，项软趾高，真驽骀尔。”不是“广马”的博易对象。此外，罗孔、谢蕃、藤蕃诸部虽也“产马”，但记载殊少，只好略而不论了。

    “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人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邕州横山寨博易场》。可以窥见，宋代“广马”在促进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以及南宋地区与西南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作用，可说是功不可没，甚至还引来了满甘国（今属缅甸）的使臣。如果没有广马贸易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材料，有宋三百余年间祖国西南地区的历史记载会出现更多的空白。

    （原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宋代西南地区的“盐马贸易”

    为了战争的需要，“马政”在宋代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在川陕地区，以“茶马贸易”为其一大特色。而在以广西为基地的“广马”贸易中，乃以“盐马贸易”为其大宗。今人研究，对“茶马贸易”比较重视且较全面，但对“盐马贸易”的了解则非常薄弱，虽有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郭正忠说：“宋代的盐马贸易，主要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开展”，见郭正忠著《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07页。又如林文勋说：“川南的盐马贸易就十分典型”，见郭正忠撰《宋代食盐与周边民族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然尚未见有专文论此。“盐马贸易”是宋代马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对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应该予以足够重视。一、“蕃蛮要盐，如川陕用茶”

    贵州以及相邻地区，在古代以至近代都是食盐严重匮乏之地，少数民族中尤其如此。食盐曾引起不少的民族纷争，但更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纽带。

    史载“（神宗）熙宁七年，熙河用兵，马道梗绝”，“元丰中，军兴乏马”《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950页、4951页。，宋政府不得不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寻找新的马源地。自成都府路、梓州路至于广南西路等地，相继在沿边交通要地开设了买马场。元丰（1078－1085）年间，广西帅司开始在邕州置“干办公事”一员，“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经略司买马》。，“广马”贸易提上了议事日程。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宋政府制定了《横山寨买马格》，针对“广马”制定规范化要求，规定了广马的八个等级，表明广马贸易已初具规模。但北宋的“广马”仅仅是“备边缓急”之用的，如绍兴三年（1133）八月广西地方官员黄迥针对北宋所立定的马匹等格所说：“朝廷旧法，于本路邕州横山寨招买特磨道等蕃马……只应付本路州军马军调习，备边缓急之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

    宋室南渡，军事威胁日益严重。绍兴三年在广西路邕州（治今广西南宁）设立买马司，专门负责与大理、自杞、特磨道、罗殿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买马事宜，“广马”成了宋朝政府马匹不可缺少的来源。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五说：“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陆游在《龙眠画马》诗中也咏道：“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均反映了南宋时朝廷买马状况。北宋时广马购买数不详，但既已专为该地设《买马格》，数量必已不少。南宋“广马”有官定年额数，绍兴六年始定每岁“正额”为一千四百匹，随后的记载表明岁额一直为一千五百匹，但实际买马则往往超过此数，常年保持在两三千匹以上。由于来源不稳定，“广马”在数量上比较波动，最高的绍兴三十年达四千多匹。规模虽不及川秦两司，但也占宋政府年买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对于南宋之军国大政不无少补。

    “广马”贸易中，宋政府用以交换的物品是多样的。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经略司买马》言：产马之国“每冬以马叩边”，宋政府所用钱物则：“岁拨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绵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除银钱以外，实物则是盐和锦、彩等丝织品两类。其中食盐对少数民族来说尤为重要，如同茶之于川秦马一样，盐之于广马始终是密不可分的。正如绍兴四年二月十九日提举广西路买马李预所指出：

    蕃蛮要盐，如川陕用茶，只是博易之物［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一。

    唐末樊绰《云南志》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其食盐产地之最东者为安宁城（今云南安宁），元初《马可·波罗游记》也记押赤城（今昆明）“其地有盐井”。其东包括宋代的罗殿、自杞诸国以至广西西部，都是乏盐之地。南宋时期在滇东至桂西的因控制马道而崛起的自杞国，曾于宋孝宗淳熙年间用武力“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宋］吴儆：《竹洲集》卷一〇《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地近滇池。正是基于此，宋政府展开了持久的盐马贸易，同川秦马的“茶马贸易”一样，“盐马贸易”是广马贸易中的一大特色。

    以盐换马的贸易活动在北宋后期就已经开始了，最初是前往少数民族地区招马。北宋徽宗大观年间《买马格》规定：“每招马一百匹支盐一二百斤、彩一十匹，与招马人充入蛮开路结托人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以盐、彩开路，很能说明盐、彩的重要性。无马无盐的“山僚”也乘机收取马匹“过路费”，食盐是其中一种主要物资。《岭外代答》卷一〇《僚俗》载：“诸蕃岁卖马于官，道其境，必要取货及盐、牛，否则梗马路，官亦以盐、彩和谢之。”南宋初期也派人前往招马，如建炎四年（1130），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募董文等十余人入大理国求马，携带之物也主要是盐、彩等，“厚畀之盐、彩，使至其国善阐府求市”［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戊辰。，大理国善阐府即今昆明。《宋会要》载绍兴三年（1133）二月十五日，枢密院官员报告：由于“监官将盐、彩、、绢高增价钱准折”，致使“蛮人好马不愿博卖”，遂下令：

    如诸色人有马赴官中卖，即时支还价钱。及劝诱穷乏之人，小贩盐、彩入界就蛮人博易。若及两匹至三匹，即许逐旋赴官中卖。

    当年四月，邕州进士昌悫陈献策广西买马事：

    乞指挥买马司，如差效用入蛮招马，许借官钱充买盐、彩。俟招到马数，乞依《大观买马格》，销破折会［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七、一九。

    无论是劝诱入蛮界买马的小本生意，还是由官方差员前往招马，博马之物，均以盐、彩为其大宗，同时反映了宋政府对马匹需求的紧迫性。绍兴六年，知泸州何悫谈到每年秋天，“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厚以金缯”，说是为“庸示羁縻之术”［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四。所谓“庸示羁縻之术”只是问题的一面，其实南宋朝廷对马匹的需求非常渴求，千方百计地开辟新的马源地。西南地区的“盐马贸易”，不宜过多地强调“羁縻”的一面。

    前往招买的作用毕竟有限。《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一载绍兴四年二月，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即言：前广西提举买马李预李预，原文作“李域”，误改。广西另有提举峒丁官“李棫”，易混淆。差效用韦玉等人“入外国计置买马”，“虽一时逐急措置，然于边防未见其便”。建议要“讲究买马之术”，“厚其缯、彩、盐、货之本”，也就是不惜重金招马。建议广西提刑司根究诸司“盐剩利钱”，以应付买马之需。《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九载知静江府方滋所言：

    广西买发纲马，多是西南诸蕃、罗殿、自杞诸国蛮将马前来邕州横山寨，两平等量议定价直。从蛮人所愿，或用彩帛，或用盐、银等物，依彼处市价博易。其合破买马钱，系朝廷分拨本路逐州合起上供钱物，截拨赴经略司应副支用。

    也就是说，买马之本，一为银钱，一则为盐、彩等实物。为了鼓励卖马，也以盐等物质作为奖励品。《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九载乾道八年（1172）二月十七日，朝廷接受枢密院差遣尹昌的建议：“自今后如蛮人每名中卖到马三百匹者，乞赏锦段一匹、盐一百斤。”《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四载绍兴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提举广西路买马司言，本司招马官黄光旼发过马共三千五百匹，“皆是自备盐、彩充信招到”，说明盐、彩实物是主要的交换物。二、“盐马贸易”

    宋代的盐马贸易，西北地区也似曾有过。但实际情况是，西北地区宋境之外的少数民族本有“青白盐”《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载：“青白盐出乌、白两池，西羌擅其利。”乌白盐实际包括盐州（今陕西定边）至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的众多盐池，以乌、白二池为主产，均在当时西夏的控制范围内。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可用，并不缺盐。宋政府以盐博马，主要是以陕西管下解盐的收入来买马，或以食盐钞引博马，蕃民则以钞引换货而去。如嘉祐五年（1060）八月，相度牧马利害所吴奎等上言说：“今陕西马价，多出解盐。”朝廷命掌管解盐的陕西权转运副使薛向专领买马事，薛向请于原渭州、德顺军置场买马，“以解盐交引，募蕃商广售良马八千”，嘉祐七年即曾以银、绸、绢充马值外，所缺万缗“以解盐钞并杂支钱给之”［宋］李焘：《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八月庚辰。治平元年（1064），从薛向之请，于原州（治今甘肃镇原）、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和徳顺军（治今甘肃镇宁），“官以盐钞博易，使得轻赍至秦州，易蜀货以归。蜀商以所博盐引至岐、雍，换监银入蜀，两获其便”《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宋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岐、雍在宋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熙宁三年十二月规定，“岁给三司及成都府、梓、利州三路纳绢共十万，与陕西卖盐钱相兼偿马价”［宋］李焘：《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癸未。元祐元年（1086）十月户部言：“今相度岁给解盐钞，欲以二百万缗为额，买马之类并在数内。”［宋］李焘：《长编》卷三八九，元祐元年十月庚寅。蕃商以马易盐钞引，再以钞引易蜀货，蜀商则以钞引换得监银，不是真正的盐马贸易。

    泸州（治今四川泸州）、戎州（治今四川宜宾）地区，北宋时“泸夷”与宋政府有过几次激烈的冲突，熙宁、元丰之后，宋政府与泸南民族间长期和平的局面形成，以“进马”为特征的市易成为常例。绍兴三年，泸南阿永部“蛮官及放马者九十三人”，“献马百有十二匹”，宋政府以高回值犒之，以致“岁用银帛四千余匹两，盐六千余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戊申。盐六千斤，折银约三百至四百两，所占比重甚小，与广马用盐数量相差甚远，实说不上“典型”。其他地方如夔州路忠州（今重庆忠县）也曾贮有“博马盐”［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八十三《知南平军朝请江君埙墓志铭》。然详情未尽可知。如前所述，“蕃夷要盐”，主要是在“西南夷”地区，最主要者则存在于广马贸易中。如果说北宋时“广马”尚微不足道，南渡以后，“广马”贸易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宋朝政府频频支拨钱物等购买战马，以应战争的急需。在用以交换广马的各种物资中，引人注目的是食盐占了很大的比例。

    《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五载，绍兴二年七月五日，朝廷下令“支降广西度牒五百道，及本路出产盐七十万斤”，“限一月措置变卖”，拟收买战马一千匹，送至行在枢密院。《系年要录》更载此日（癸辛）“敕令广西经略司以盐博马。其后岁拨钦州盐二百万斤与之”。次年二月辛卯（初五）置买马司于宾州（治今广西宾阳）后，“仍命拨本路上供封椿内藏钱合二十七万缗、钦州盐二百万斤为买马费”［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六，绍兴二年七月癸亥；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辛卯。因道远不便，买马司于绍兴四年二月移司邕州（治今广西南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也载：绍兴七年胡待制（舜陟）为帅之后，岁中市马二千四百匹，“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绮四千匹、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五百匹”。又据熊克《中兴小纪》卷三四，绍兴十九年十二月，“初，朝廷委广西帅臣即横山寨市马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岁损金一百两，银五万两，锦二百匹，四千匹，及于廉州石康仓拨盐二百万斤，皆资博马之直，岁额一千五百匹，五尺为最高，价银一百两”。《系年要录》亦载，宋廷于横山寨市马，绍兴二十一年（1151）二月，“岁捐黄金五十镒、白金三百斤、锦二百、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有五百匹，良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镒，官以是为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丁未；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亦有载，文略有异。

    从以上若干史料中可以看出，二百万斤盐作买马之用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是得到了保证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二百万斤不是一个恒定的数字，所拨也时有波动。如绍兴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提举广西路买马李预请求广西钦州（治今广西安远）盐仓就支拨盐一百万斤，应副博易马匹的费用。第二年二月十九日，李预就前事要求许令依已降指挥，“每年”取拨盐一百万斤，言此可以当钱七万余贯。此大概初行盐马贸易，“未有每年许支拨定额”［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八、二一。之故。另《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七载，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诏：广西买马系拨定本路上供钱、经制赡学钱、静江府买钞钱共二十万贯，“及每年拨定锦二百匹，盐二十万斤”，这个数字与此前相差甚远，盐二十万斤当钱不足两万贯，可能理解成宋孝宗即位时（当年六月即位）之初的单项或额外所拨更为恰当。

    盐、马均自有价格，其间有个折算问题。如前引《岭外代答》所言，“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买马所用，均以银折算计价。李心传案绍兴三年二月买马事说，“盐二百万斤约计二十四万缗。又有钱十七万缗，实计四十一万”［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辛卯。如此，则盐值已占当年所拨买马经费的近百分之六十。“广马”马价不一，绍兴六年三月，宋高宗针对广马费用说，二万缗可收买战马一百五十匹［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九，绍兴六年三月辛未。，那么折算每匹战马所费为一百三十余缗。绍兴三十年九月，广西提举盐事司干办公事李鼎臣言：“若欲买千匹，且以中价计之，亦不下十万余缗。况皆本路诸州上供钱，买银每两三四千，折与蛮夷每两二千而已，折阅太甚。”［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九月丁丑。千匹十万缗，则每匹为一百缗钱，加上折阅所失，每匹马费用已达一百五十至二百缗钱，所费不低。这还没有加上路途耗用，以及路毙损失。若以上言“中价计之”，二百万斤盐计钱二十四万缗，可买马两千匹以上，加上其他耗费计算，亦在千匹以上。由此可见，食盐在“广马”中所占的分量不可低估。

    买马之盐常被官吏克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载：“广马例以五十匹为一纲，每年过三十纲许推赏。然官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盐百斤为一畚，当地官吏朘减至六十斤，所赢皆官吏共盗之。蛮觉知，不肯以良马来。”帅臣范致能为之约束，下令增足盐畚，逮淳熙二年（1174）他去官之岁，市马六十纲，“此前未有也”。绍兴末也有人指出，原每盐一箩计一百零五斤，算银五两“折与蕃蛮”，后却以二箩分作三箩，折银十五两《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八。同样被官吏克扣了不少，官吏的贪赎行为是造成良马不至的主要原因。

    广西方面的盐马贸易，亦有如西北地区的间接形式。两宋之际，因淮盐不通于湖湘，且广西盐已自给有余，故广西盐得以北卖，其中部分所得则用于买马之费。《岭外代答》卷五《广西盐法》载：一岁卖及八万箩盐，岁得钞钱四十万缗，“内有八万四千四百缗付广西经略司买马”。又载“旧法”：广西盐户纳盐一箩，官支本钱一千八百足。官吏侵刻，截取八百足，谓之“存留盐本钱”。西路卖盐总共“所得六十六万二千缗，尽付广西漕司。内取二十余万缗充买马并鄂、靖州之费”。前引《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五载绍兴二年七月五日，“诏令礼部支降广西度牒五百道，及本路出产盐七十万斤，付本路帅臣，许中限一月措置变卖，先次收买战马一千匹”。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二四载，乾道四年（1168）六月四日，诏广西盐钱管认息钱认发的二十一万贯，内中以“八万贯充经略司买马”。从食盐收入拨钱买马，也是一种间接“盐马贸易”，形式与西北略有不同而已。三、盐源及运输

    在前往蕃界买马成效不大的情况下，宋政府为招蕃民前来卖马，厚其缯、彩、盐、货之本，以备买马之需。设场互市成为广马贸易的主要形式。南宋在广西所设的博马场地，主要是在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内）。即如前引知静江府方滋所言：“广西买发纲马，多是西南诸蕃、罗殿、自杞诸国蛮将马前来邕州横山寨，两平等量议定价直。”又前引《中兴小纪》亦谓“朝廷委广西帅臣即横山寨市马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早在嘉祐三年（1058）九月，提点广西路刑狱李师中“请通盐商以便民，复邕州和市场以实边”［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九月丙子。邕州，今广西南宁。横山寨在其西行七程之外，地处在宋朝羁縻州众多民族、族群之中。“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此寨西行，可至自杞、大理、罗殿、特磨道等少数民族地区［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道外通夷》。宋代诸书如《舆地纪胜》、《涑水纪闻》等载，至达各地里程数颇不相同，然记通道外夷必由横山寨则是一致的。

    宋代广西路盐场置废不一，南北宋盐场也不尽一致，史籍所载也不尽相同参见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关于“宋代盐场·两广区”的论述，中华书局，1981年，第27页、30页。宋朝广西路盐场均在广西东部，主要有廉州白石场、高州博茂场和那陇场、钦州白皮场、化州茂晖场和石零绿场、雷州翼林场参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广马所需食盐，主要由廉州石康盐场供给。《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四四载绍熙元年（1190）十一月二十七日，广南西路经略安抚转运提刑司言：“照对提举广南路盐事王光祖，乞复置监，石康县盐仓及回环库窠阙，下吏部注识字小使臣逐司照对。石康仓系交收白石场发到盐支付常运司般运，前去钦州武利仓及郁林州都盐仓交卸，应副诸州府般卖。”

    另有钦州白皮盐场专供溪洞之用，抑或与博马相关。钦州自来不产盐，绍兴十二年（1142）因当地白皮村咸土生发创置，一时竟成供给周边诸民族食盐的主产地，有“白皮盐场乃溪洞所依”［宋］林光朝：乾道八年《陛辞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九。之说。新创时的白皮盐场“每岁买纳盐货三十余万斤”，后因“溪洞接连交趾结集兴贩，虑别生事”而自乾道四年（1168）封闭上件盐灶，“广西运司乞依高、贵、廉、雷州例，仍旧差官般运”［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之二九、二七之三二。《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一四记为乾道七年“封闭”。至淳熙十一年（1184）四月癸酉，广西官员要求“依旧兴复以备本司取拨作钞盐，支付客旅搬请”［宋］佚名：《宋史全文》卷二七上。而重新开禁。

    宋代广东路盐产比广西路丰富，常有流入西路。《岭外代答》卷五《广西盐法》云：“广东产盐多而食盐少，广西产盐少而食盐多。东盐入西，散往诸州，有一水之便。西路产盐之州，水陆不便。”此中“食盐”，是消耗之意。广西盐少而供不应求，且运输不便。再加上广东盐味咸厚易售，广西盐味淡薄难销，故而商贩乐于入东路贩买。东路之盐往西路者，乘大水无碛之阻。其势甚易。广西之盐场出止是小水，又多滩碛，其势甚艰，故常为东路盐侵夺［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二四。所以，广东路是盐马贸易的盐源地之一。

    与交趾贸易邕州永平寨博易场，也与盐马贸易相关。在永平寨博易场，交人以包括盐在内的土特产“与吾商易绫绵罗布而去”［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邕州永平寨博易场》。淳熙十二年（1185）正月，广西漕臣胡庭直上言，以邕州左江永平、太平等寨与交阯邻壤，“边民率通交阯，以其地所产盐杂官盐货之，及减易马盐以易银”，要求予以“禁戢”。既而诸司言：经略司初准朝旨，“置马盐仓，贮盐以易马”，又“用银、盐、锦，悉与蛮互市”，因永平寨“边民素与蛮夷私相贸易”不可一切禁绝，仅禁民毋私贩交阯盐，以防扰乱钞法《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三·抚水州》。

    前面提到，绍兴二三年时，朝廷数言拨“钦州盐”作博马之需。实际上，在钦州多半就是廉州盐，钦州白皮盐场创置较晚，其间又“封闭”了不少时日，钦州武利仓盐是廉州盐的两大盐仓之一。石康盐场所产盐，依廉江（合清水）溯两小江而上，有两转搬仓，一为郁林州仓，应付静江、藤、容等十三州的支请，有常运官六员；另一为武利场仓（武林仓），专用于应付邕、宾、横三州博马之需，有常运官四员负责搬盐赴仓。《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三〇载，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左右司言：“二广盐自靖康之后始行官般官卖。至绍兴年复行客钞。”漕司一年诸州岁计盐额元管四十万贯，后认发二十一万贯，内将八万贯充经略司买马。又西路额盐十八万萝，增纳漕计钱约十八万余贯。

    两广盐初行“官般官卖”，弊病不少，以致造成运输的困难，有时甚至“官中般运钱、盐、彩、帛”跟不上买马的需要。《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载绍兴三年八月黄迥言说：“窃见蕃蛮将马中卖，其买马官除支官钱收买数尽，诸州般运钱盐米未到，无钱可支”，要求采取临时措施以应付需要。食盐的匮乏及官运的不足，私盐贩卖是禁而不止，有时规模很大。广南东西两路甚至有“用大棹船兴贩私盐”者［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八，元祐六年十一月。北宋政和年间，自藤州松江至浔州，“多有兴贩私盐，惊劫民户”［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九。《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一四载淳熙九年二月九日，“诏两广盐法，绍兴间如何施行。每岁收支若干，后来缘何变法收支之数。……广西所行官般官卖诚为民害。……钦州白皮咸土可以煎炼，乾道七年指挥封闭不能革绝，乞差官毁废灶场。丙等议钦州边近溪洞，差官毁灶未便，欲申严乾道七年指挥行下，令常切遵守”。

    南宋绍兴八年（1138），二广盐通行客钞。当年十二月四日，前知梧州郑鬲提出增加脚钱。《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之二六载：

    比者罢二广岁盐，许商人鬻钞，公私便之。独邕州买马委诸州运盐于横山寨未能已，犹需措置。……自廉州石康县运至横山寨，道里缅邈，水陆险阻。其陆行者曰过车，由小江者曰剥载。私僦舟车，费耗不赀。而官给脚钱，最为微薄。……横山盐额，每岁所运者才十二，且人情所惮，法亦难驱。今欲人之乐趣者必在当其实。臣尝询之故老，以谓每百斤除元脚钱外，理合再增二千，然后可办。

    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之二九载，绍兴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户部据榷货务申：“勘会广西每岁产额盐，依绍兴八年六月六日指挥，以十分为率，内八分许客人算钞支请，通贩入广东西路不产盐州县货卖；二分于廉、雷、化、高州产盐去处，依旧官卖。”这是以钞法为主，但官府仍控制了主产盐区的买卖。熊克《中兴小纪》载：“先是石康之盐，分令钦、横、宾、贵、浔、藤、梧、象、柳、容等州转至横州山仓，然诸州科民则苦富户，差吏则杂私贩，往往陷没留滞。是月，帅臣陈始令官支脚钱，选委使臣，给以续食。若般及十万斤，即与押良马一纲至行在。”李心传辨此为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事［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三四，原注云：“此据陈家《贡马须知》修入。”陈家《贡马须知》今佚。熊克记为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入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丁未条，且辨熊记为误。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中盐易马》记为：“旧以广西十州民运盐至横山寨，民甚苦之。绍兴十九年，逮陈为经略使，始以官钱募小校运送。”绍兴十九年当为陈为经略使之年。博马盐的运输几经变更，有科派民力、差吏运送、官府支钱督运数种。运送工人劳役制改为雇佣制，亦可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宋代许多地方由于运输、消耗等原因，存在着食盐“过剩”的情况，广西“积盐”有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郭正忠著《宋代盐业经济史》有专节论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00页-610页。绍兴八年就有过“不放东盐入西界”的禁令《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一八。绍兴三十年九月，广西提举盐事司干办公事李鼎臣言：“廉州白石场岁额卖盐六百万斤，又雷州诸州产盐去处，岁岁般运赴白石场贮积，不知其几千万斤，皆岁额之外，无所发泄。愿令广西帅司同提举盐事司相度计置搬运，于横山寨堆贮，以备博马之用，以无用为有用也。”《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六。诏令“疾速相度措置”。以积剩之盐易马， 不失为一“良策”。绍熙元年（1190），广西仍然存在积盐“纲运留滞”《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三〇。积盐问题难以得到真正解决。

    （原载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2007年韩中“宋辽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自杞国考略

    自杞国是公元十二、十三世纪崛起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大体与南宋王朝相始终。其幅员辽阔，位处宋王朝广西路与大理国之间，在当时西南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史载的缺漏，自杞国的历史竟致长期湮没无闻。近十来年，这个问题引起了治西南民族史者的注意详见史继忠：《自杞国初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文史丛刊》创刊号，1980年12月）、《自杞国再探》（载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史学丛刊》1987年第1、2期合刊）；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四章第七节之二《自杞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上诸文，于“自杞国”的研究有开创之功。，本文结合一些尚未被利用的史料，对自杞国历史再作探研，期望能使自杞国的面貌进一步展示开来。一、自杞国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

    这里，先从一则被改动过的张栻奏议说起。清代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四，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载有知广西路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张栻的一则奏议云：

    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罗甸，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

    现在看来，这条材料是大有问题的。张栻（1133-1180），四川绵竹人，著名理学家，有文集《南轩集》传世。文集为其友朱熹编定，但未收录这篇奏议。今查得清初汪森所辑《粤西文载》录有此奏，其中记“邕之西北”及其南边之文作：

    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杞，而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宋］张栻：《知靖江府奏议》，载［清］汪森辑《粤西文载》卷四。

    此与毕沅《续资治通鉴》所载殊不相合。此言“当备者”，仅就环绕广西路羁縻州外的一些少数民族势力集团（或称之为“国”者）而言，故而未提到更在其西雄踞一方的大理国。张栻稍后另撰有《静江府厅壁题名记》 一文，其记广西路羁縻州之外则云：

    其外则小蕃罗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属环之，其外则交耻、大理等国属焉［宋］张栻：《南轩集》卷一《静江府厅壁题名记》。

    两文均明确提到有“自杞”之名。《续资治通鉴》所载，当据诸文删修。毕沅（1730-1797）所处的时代，虽然自杞早已不存，然而擅去其名却有误史笔。

    稍早于张栻任知静江府并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其名著《桂海虞衡志》中，谈到广西周边的民族状况时这样说：

    南江（按：指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

    此之“南诏”指大理国，是与宋朝并存的位处西南地区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次者，则有罗殿（殿，或作甸）、自杞，均以国名，可见自杞在其时其地的重要地位。数年后的淳熙戊戌年（1178） ，曾官居桂林的周去非撰《岭外代答》［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今有杨武泉校注本，中华书局，1999年，本文所引，均据此本校订。周去非，温州永嘉人，南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先后任广西钦州教授、静江府属县县尉等职，前后共约六年。，也多处谈到自杞。与自杞并以“国”而名的罗殿，早在唐代后期已有活动的记载，历五代至宋，绵延未衰。自杞国却在南宋初年方异军突起，但从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仅就南宋时期而言，自杞势力超出罗殿之上，一跃而起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值得予以充分重视。二、自杞国势力的崛起

    北宋时期未能见到有关于自杞国活动的直接记载，而其在南宋时期的活动，有关记载大多与“广马”相联系。所谓“广马”，是指宋廷由广南西路所买之马。宋室南迁后，西马梗阻，宋王朝不得不开辟新的战马来源渠道，于是广马应运而生。建炎四年（1130），宋廷命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即邕州（治今广西南宁）置使买马，李棫随即遣使入大理国求市，得允。这年五月，李棫上奏言江西道不通，乞自广西入闽中送马赴行在（指临安，今杭州），旋而减罢提举官，事遂寝［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戊辰。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又复置官提举。三年春，进一步“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此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条，《宋史》卷一九八《兵志·马政》所载与此同，这也许是现在能见到的关于自杞历史的最早记录了。从自杞在南宋初年即已与罗殿、大理两国并列这一事实来看，自杞势力的始兴当不至晚于北宋后期，且在南宋初年有了相当的发展。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经略司买马》载，早在北宋元丰（1078-1085）年间，广西帅司已在邕州置干办公事一员，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虽然此时自杞活动的情况并不清楚，但我们推测与宋廷买马事不会无关，因为我们看到，自杞这支势力在南宋的活动及其势力的极度膨胀，无不与广马贸易相联系。史载自杞本不产马，全靠贩马起家。《岭外代答》卷五《宜州买马》云：

    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之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于罗殿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

    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而已。这表明，宋朝地方政府对之已有莫可奈何之感了。自杞、罗殿二国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而二国之间又彼此争锋而常发生纠纷。绍兴三十一年（1161），这也许是第二次出现自杞之名的有确切记载的年代。此间自杞势力已有膨胀，似已稍在罗殿之上了。

    南宋朝廷于邕州置提举司买马，博易场地实在邕州以西一百多公里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自杞等“每冬以马叩边”，买马司先遣招马官责锦缯等礼物前往，引导之至横寨互市。双方交易的热闹场面及具体进行情况，前揭《岭外代答· 经略司买马》等载之甚详，此不赘述。

    乾道九年（1173）三月，范成大赴广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正月离任赴四川。在其任前后，正是自杞势力发展至极之时。他说：“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尝有所杀伤。邕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自杞国贩马而致强，不止于与罗殿相争，进而敢于称强于横山，宋地方政府也往往草草了事。在淳熙三年的一次冲突中，宋与自杞双方均有伤亡。次年春，自杞一酋领名必程者“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宋地方官员交涉，并及此前发生的十余起事，同时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这实际上是要求宋政府承认其独立地位。权知邕州吴儆兵庭相见，严辞斥责之，云：

    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思，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

    吴儆上《论邕州化外诸国》奏其事，并分析了广西边地的形势：

    邕州化外诸国，如大理，如罗殿，如西南蕃，皆远小僻陋，各有安于无事。安南主少国危，倖臣用事，兄弟交兵，连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强盛，独雄于诸蛮。……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元］吴儆：《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以上两段引文均见此。

    吴儆奏中还指出：“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岁有数千人至横山市马。以吾抚之之过，日益骄横。”

    从吴儆奏可以看出，自杞势力的膨胀与南宋广马贸易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其所卖之马，已占广马的四分之三，事实上已独家垄断了广马市场。如前所说，自杞国本不产马，又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蛮马》也言“自杞取马于大理”，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广马》亦曾谈到：“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又市之南诏。”自杞以贩马致富，可以说是以贸易立“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至少在地方政权林立的宋代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三、自杞国的统治者及其族属

    据现有的资料，自杞国统治者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且一些记载又相互矛盾。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有记其“国王”的材料如下：

    今其国王阿已，生三岁而立，其臣阿谢柄国，善抚其众，诸蛮比多附之，至有精骑万计。阿已年十七，阿谢乃归国政，阿已犹举国以听之。

    这段史料乐为论者引用，或认为这是宋代有关自杞国“仅见”的世系材料胡起望、覃光广：《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18页。，则失于考。范成大官居广西静江虽近两年，但没有材料证明他本人亲自与自杞国人有过什么交道。其书写成于离开广西的那年即淳熙二年（1175），关于自杞国的资料当据转手而来。难得的是，任职邕州的吴儆根据亲身经历，留下了两篇关于自杞国的记载，这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论邕州化外诸国》以及《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有关自杞国的最直接材料，惜乎尚未引起论者的注意。吴氏《土俗记》，一文揭示自杞国统治者的情况与范氏所记有异，内容且更充足，其云：

    自杞今王名阿谢，年十八，知书能华言，以淳熙三年（1176）立，国事听于叔父阿已。先是，阿谢父死当立，生甫岁余，阿已摄国事。……阿已摄事十七年，抚其国，有恩信，兵强马益蕃［宋］吴儆：《竹洲集》卷一〇《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

    吴儆撰《土俗记》晚于范成大书一二年，又晚一二年后他向朝廷提交的《论邕州化外诸国》中也说：“今王名阿谢，年二十。……阿已已摄国事十八年。”所记阿已、阿谢的身份与范氏所记正好相反。我以为，吴氏亲自与自杞国人交涉，所记史事当更可信。

    自杞国人的族属问题，应是比较清楚的。吴儆《论邕州化外诸国》指出：“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范成大对“至邕管卖马者”的体质特征、生活习俗做了如下详细的描述：

    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跳、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菔，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性好洁，数人共饭一拌，中植一匕，置杯水其傍。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抟之拌，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2578页。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乌蛮即罗罗”，有椎髻、佩刀、披毡、跳足等特征，颇与自杞相类。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明言自杞等“皆罗罗之种”，所记“罗罗之俗”与范成大的描述更为接近，其云：“其人深目、长身、黑面、白齿、椎结、跳跻，戴笠而行。腰束苇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长刀箭箙，富者以金环约臂。”所记共饭一盘、用匕抄饭、抟之而食的习俗亦同。罗罗为彝族先民是没有疑议的，范氏笔下的自杞与田氏笔下的罗罗乃为同一民族也昭然若揭，且近世彝族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保留有上述特征。应特别指出的是，自杞在崛起的过程中，是以前揭吴儆所说“服属化外诸蛮”为代价的，统治者显然属于征服民族。我们所说的族属，正是指统治民族而言。其被征服的居民情况十分复杂，非本文所能展述。范氏《桂海虞衡志》说自杞“有精骑万计”，吴氏《土俗记》更言其有“胜兵十余万”，实际上是指作为统治民族的自杞部壮年或成年男子，这是游牧部落民族扩张时期所常见的情况。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当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是《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所述“巂、昆明”游牧民族集团的后裔。“曲头木耳，环铁裹结”语义虽然并不十分清楚，但或即郦道元《水经注·温水》所说遍布味县（今云南曲靖）一带山水之间的“木耳夷”，也当与椎髻、饵饰、金环约臂的自杞民族相联系。汉晋时期的昆（明）、叟民族降至唐宋，一直处在十分活跃的发展阶段，种类繁盛，支系众多。在今云南地区，马端临《文献通考》记唐初有“徙莫祇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〇《两爨蛮》，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2589页。内附，《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载建水州（治今建水）、宁州（治今华宁）均有“些莫徒蛮”居住，明清志书则称作“撤摩都”，应乃一词之异写，是为汉晋时期昆（明）、叟民族的一支传人。近世昆明郊区仍有部分彝族自称“撒摩都”，汉族称之为“子君”或“子间”，应即是“自杞”这一彝族支系的称谓参见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三章第四节《徒莫祗蛮》，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四章第七节之二《自杞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街顺宝《徙莫祗考》，《思想战线》1991年第2期。四、自杞国的地域问题

    此一问题历为聚讼。方国瑜先生以“今兴义、安龙等处为古自杞国”，此不出黔西南地区。尤中先生认为自杞国的范围，“包括今贵州省兴义县和云南省的罗平、师宗、沪西、弥勒、丘北等县在内”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762页；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1985年，第204页。我认为，当以后说更近事实且其范围更大。

    南宋末李曾伯曾记“广西江道”时说：“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诸蛮而出，所谓都泥江者，至象州境合柳江而出浔江。”［宋］李曾伯：《回庚递宣谕奏》，《可斋续稿》后卷九，《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下同），第27页。 都泥江即今之红水河，其所出之正源乃南盘江。南盘江流域在宋代为脱离了大理国段氏控制的“些莫徒蛮”所居。《元史》卷六〇《地理志三》“广西路”（今云南师宗、弥勒、沪西、丘北等地）说：其地“师宗、弥勒二部渐盛，蒙氏、段氏莫能制”。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书中已指出，蒙氏乃指大理国前期而言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同时指出这是一种“误称”，第623-630页。《元史》卷六〇《地理志三》“广西路弥勒州”进一步说：“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明正德《云南志》则明确说为“宋时”，时间和地域均合，则自杞为些莫徒之裔，又多一证。

    广西至云南的交通路程，宋元时期多有记载，较早而详者如《岭外代答》卷三《通道外夷》：

    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雎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撩渡口，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州，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之境，名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也。

    如此，则从横山寨（今广西田东）至“自杞之境”共13 程，又攻程至“大理之境”。自杞东西之境有10 程之路，比善阐府（今昆明）到大理国都大理（今大程）还远4 程。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〇六载：“自杞国，又一程至大理国。”宋《静江府图志》亦云，自杞“又一日，至大理界”［宋］李曾伯：《回宣谕奏》，《可斋续稿》后卷九，第4页，《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该著同名子目篇名甚多，可稍留意。《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所载说明，从自杞地入大理之境乃其善阐府，自杞国地距善阐之近也是很清楚的。

    吴儆《土俗记》言大理国“南自杞、东与阿者罗殿为邻，西至海，与占城为邻”，又言自杞国“南与化外州山獠，北与大理，东与西南夷为邻，西至海，亦与占城为邻”。吴氏所记方位偏差甚大，然指大理国与自杞国均与占城为邻，值得注意。如此则自杞南境所达，应已伸至大理国最宁府地（今丘北、砚山、文山、马关、西畴、麻栗坡等地）。《土俗记》又言大理、自杞“两国各有盐足自给，其酋各自称王”，而自杞国卖马益富，且：

    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 ……自杞地广大，可敌广西一路，胜兵十余万大国也。

    吴儆称，这些材料是他于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别驾被旨出塞市马，目所亲见。及分遣谍者，图其道里远近，山川险易，甚信”。此之“大理盐池”何指？唐末樊绰《云南志》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其食盐产地之最东者为安宁城（今安宁），元初马可·波罗游行至押赤城（今昆明），其后撰《游记》 言：“其地有盐井。”自杞国地本近善阐，又“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则其势力西边已到达滇池一带。自杞势力东进，“臣属化外诸蛮撩至羁縻州洞境上”，则其东域已不限今黔西南兴义、安龙，今广西西部隆林、西林等地当已在其囊中。自杞势力东进西突、横亘于南宋、大理之间，俨然已为一泱泱大国了。其地包括今云南罗平、师宗至滇池附近，南达文山、马关；贵州西南的兴义、安龙；广西隆林、西林的广阔区域，其大“可敌广西一路”当非虚语。“胜兵十余万”，可与秦汉时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国相比了，后者如唐蒙对汉武帝所说，正是“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应指出的是，此范围为自杞的极盛时期。这样一个以贩马立国的政权，具有流动性，其疆域不会是长期稳定不变的。五、自杞国在宋蒙战争中的作用及其灭亡

    自杞国位处宋与大理国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南宋与蒙古军队在西南地区的角逐中，自杞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为了防范蒙古军队由四川西部南下攻占大理国以包抄南宋，宋屡遣情报人员分别前往岂州以西的罗殿、自杞等地探刺军情。李曾伯大约于淳祐十年（1250）上进《帅广条陈五事奏》中说：

    边防所急，间谍为先。……数年以来，屡下邕、宜诸郡，选差体探。邕州尝遣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宜州尝遣吴世聪等往特磨道。……中间仅有淳祐五年因遣属官谢图南出边，得于招马官所报，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敌三节度之报［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七，第30页。

    蒙古于宋淳祐四年（1244，大理道隆六年）首次进攻大理国，不久被挫败。此事正史缺载，谢氏探得的，正是这个情况。后来宋边将方大琼有《与广西蔡帅范》信也曾言：“七八年前，有敌窥大理之说。”方大琼信写于“今春有传其（指蒙古军）入大理”之时，蒙古军队于宪宗三年（1253，宋宝祐元年）底攻破大理城，此信当写于1254 年。他在信中建议说：“自杞诸种好相仇斗，若有术以使之，用蛮攻敌，可使彼送死。要之，陡备严密，威声远畅，彼不敢动，上策也。”［清］汪森辑《粤西文载》卷五四。 宋朝企图利用自杞国的力量来“以蛮攻敌”，以阻止蒙古军队的东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着显然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

    蒙古军队在征服了云南各部之后，便着手向南宋进攻。东线指向广西，自杞国首当其冲。担任南宋二广前线统帅的李曾伯在宝祐六年（1258）八月的一篇奏状中报告说：蒙古军因为“饥荒”，“欲出交趾、自杞等处讨粮。”［宋］李曾伯：《奏节次调军赴邕钦宜融捍御·贴黄》，《可斋续稿》后卷七，第8页。 继后他又在《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中谈到这年秋天的军情：“是秋，敌犯邕境，赖我师遏之，不致深入。”［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一二，第30页。 蒙古军队既已犯南宋之邕州（治今南宁）之境，则当已越过了在宋辖邕州之西的自杞地界了。这在李曾伯开庆元年（1259 ）六日所上《奏边事及催调军马》中得到印证。是奏《贴黄》 说：蒙古军“去冬盘泊横山，窥邕州，犯武缘”，武缘县（治今广西武鸣县）为邕州所属。该奏有云：“敌人自正月退回，驻扎大理、自杞两处。”［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3页。 从这些材料可以判定，蒙古军队于宝祐六年（1258 ）秋季占领了自杞的主要地域。至于蒙古暂时退兵的原因，李曾伯说是“天毙以瘴，兵扼于险，使之不得志以遁”［宋］李曾伯：《奏催调军及辞免观文殿学士》，《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4页。当然，这不过是一面之词。其真正的原因，恐怕主要出于后勤的困境。蒙古军暂时退回以后，在自杞之境造仓修路，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前攻击。上揭《奏边事及催调军马》载，据间探人田进自路城（今广西田林潞城乡）等州的报告说：“敌寇兴兵打罗殿了，要分一项出莫大王路。”又据从利州（今广西田林利周乡）的报告说：“其敌人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及敌人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阔一丈有余。”自杞国地在蒙古军队向南宋进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但据李曾伯的报告，至开庆元年（1259）七月，仍有自杞国统治者活动的消息。一则为七月三日他所上奏状，称“据谢济横山来报……及缴到自杞国王郍句并岑邀等公状，此则不过欲坚来春市马之约”云云［宋］李曾伯：《奏催调军及辞免观文殿学士》，《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4页。，谢济时为宋横山总管。郍句当为自杞的亡国之主，也是除“阿谢”之外为我们知道的另一位自杞国主。此时国虽已破，流动性本来就很大的自杞统治者仍然有一定的实力，且念念不忘“市马”这项立国大政。再一则为七月十二日据间人蒋方的申报，说是“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拟在今月初九日，缚牌渡都泥大江”。都泥江即南盘江，该奏指出：“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横山之境。”［宋］李曾伯：《奏边事已动》，《可斋续稿》后卷九，第39页、40页。据后来的记载，蒙古军队果曾于当年“七月敌渡乌泥江，八月犯横山，九月薄我城下”［宋］李曾伯：《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可斋续稿》后卷一二，第30页。乌泥江，《可斋杂稿、续稿》中仅见，以地理揆之，当即都泥江之误。南宋军队节节败退，蒙古军队则步步向前，而此后自杞国之名也随之消失，留下了一桩桩若隐若现的疑案。而今天，是该还其历史面目的时候了。

    （原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