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回想起当时论文选题的过程仍颇多感慨。一方面，当初选择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是因为自己参与了导师路遥先生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的研究工作，其中一部分内容涉及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选择这一题目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向导师请教及交流。另一方面，也与自己身边人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2000年前后，地处河北、山东交界的我的家乡兴起了一股信奉基督教的热潮，我的几个近支族人也相继入教，他们频繁到我家中宣讲教理，希望能归化我的父母，与宗教本无任何渊源的母亲竟也一度参加聚会祈祷，理由竟是宣教人许诺只要入教就能治愈母亲的陈疾——当然，在坚持了几周之后病痛未能稍减，母亲也就与基督教再无瓜葛。更有甚者，我的本家的一个嫂子信教，因宣教者说要反对偶像崇拜，她就把家中所有带图像（包括动物图案）的物品全部焚毁并拒绝在年节供奉祖先牌位而引起了家庭纠纷。这些现象引起了我对乡村基督教传播状况的关注和担忧，于是我在当地民族宗教局的协助下，对我们县的基督教传播情况进行了为时一年的实地调查，拜访了在政府登记在册的四个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参与他们的圣事活动，对基督教传播情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知，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应该说，选择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尽管是一种学术方向的选择，但更是出于一种强烈的现实关照。

    当然，选择这个选题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当时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一方面，对于民间信仰的概念学术界尚无明确而有权威的界定，因此在材料的取舍方面难免会引起歧义，而且，禁教时期天主教活动转入地下，所存文献资料相对较少，能否有足够的资料支撑也是必须面对的困难。另一方面，这个选题涉及宗教学、文化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对于历史学专业出身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兴趣所致，面对困难，我依然选择了坚持。

    倘若本书有幸能获得学术前辈的认可，首先得益于导师路遥先生的悉心指导与无私惠赠。从论文的选题、资料的收集到篇章结构的布局直至书稿的最终付梓，字里行间凝聚着先生太多的心血与汗水，遗憾的是，资质鲁钝的我虽然竭尽全力却仍未必达到先生的预期，令我愧对先生的付出。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先生可谓力行其旨，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风范更是几度抚平我曾经浮躁的心绪，激励着我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求索。回首过去，自先生处获益匪浅，只是浅薄的谢意已难赋此情。此外，论文之最终成形尚得益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各位老师们的不吝指教。论文开题时，李文海先生、于化民教授、吕伟俊教授、刘天路教授、胡卫清教授对论文题目的拟定、研究思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刘天路教授和胡卫清教授更是对论文写作的具体环节直陈所见，使我受益良多。另外，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山东大学宗教系刘新利教授的悉心指导，从宗教学的视角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很好地弥补了我在学术视野上的盲区。在此，谨对给予我无私惠助和悉心指教的诸位老师致以深深的谢意！

    同时，我也对济南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商敬功主席、张洪先主席表示特别感谢，是他们为我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机会——笔者于2009 ～2010年兼职于济南市反邪教办公室（设在济南市科协）并在科协的协调下去平阴县胡庄教民村进行实地考察，使我有机会用实践去校验自己的理论预设。另外，我也非常感谢我身边的每一位同学，尤其是我的大学同学赵怀英博士、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张登文副教授、天津理工大学的马用浩教授，不仅为我查阅资料提供方便，而且在精神上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使我没有因一时的迷惘而放弃。

    多年磨砺，终有所成，原本令人欣慰，只是欣喜之余尚有些许酸涩。多年来，为完成本书的写作，总是奔波于各高校图书馆之间，还有大量的走访调查，并没有很多时间陪伴已经年迈的父母以及自己的妻儿，任由他们孤独地承受着生活的风霜雨雪，而他们却从未有任何怨言。在此，我也对我的家人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默默付出与支持，很难想象我能在学术道路上坚持多久。

    张振国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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