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做到了干到老，学到老。当然，我不仅从亲身经历中学习，也乐意汲取别人的经验。但是如今，要从证交所下午收盘后的闲聊中学会如何操作股票，恐怕是很困难的。过去的窍门、手段和应对技巧要么已经过时无用，要么非法且不可行。证交所的规矩和情况都和原来不一样了。丹尼尔·德鲁、雅各布·利特尔（Jacob Little）或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在75年前的那些传奇故事，即使现在还有人能够详细准确地讲出来，恐怕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现在的市场操盘手，已经不需要去考虑前辈们做过什么和怎么做，这好比是西点军校的学员，已经不需要通过研究古人的箭术来提高自身的弹道学应用知识。
另一方面，研究人性仍大大地有利可图，比如人总是愿意相信让自己感到安逸的东西，人如何允许自己——更准确地说，是强迫自己——受到自身的贪念或是普通人为草率投资所付出的代价的影响等。恐惧和希望从未发生变化。因此，研究投机客的心理也从未失去过重要性。武器早已今非昔比，但战略并没有改变，无论是战场还是纽交所都是如此。我认为，托马斯·F.伍德洛克（Thomas F.Woodlock）最精辟地概括了这一点：“成功的股票交易的基础在于假设人类过去犯过的错误将来依然会不断重现。”
在繁荣期，也就是公众大量参与股票市场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使什么小伎俩，讨论究竟是操纵市场还是正常投机自然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这样做好比是在下雨的时候找出同时落在对面屋顶的两滴雨有什么区别。菜鸟们总是希望能无本万利，贪婪的本性勾起了赌博的本能，牛市中看似无处不在的财富更使人头脑发昏。世上可找不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已经被无数次证明了。可就是有人依旧会成天幻想，而他们也最终会为此付出代价。一开始，当我听说旧时代那些案例和手段的时候，我总以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比20世纪初的人更容易被忽悠。然而，我基本上天天都能在报纸上读到各种此类消息，什么最新的庞氏骗局啦，什么某投机商号突然倒闭、菜鸟们的几百万美元也随之灰飞烟灭啦，等等。
我刚到纽约的时候，洗盘和对敲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尽管这类行为已经被证交所禁止。洗盘可以说根本不加掩饰，赤裸裸地进行着。只要有人想洗盘拉升某只股票，经纪行会毫不犹豫地说：“洗盘很活跃。”此外，正如我所说的，他们曾经多次干过被直言不讳地称为“投机商号勾当”的事情，拍出卖单让股价一下子跌掉两三个点，将投机商号中众多保证金微薄的多头洗出局。至于对敲，用起来就没那么笃定了，因为经纪人之间的行动难以协调和同步得恰到好处，这些都是违反证交所规则的。几年前，一位著名作手取消了对敲单中的卖单，但没有取消买单，结果导致一位不知情的经纪人在几分钟内把价格拉升了25点，当这笔买单被吃完后，价格又以同样的速度跌了回去。对敲的初衷是造成股票交易活跃的假象。这种做法所依赖的武器可靠性太差，因此不是什么好买卖。显然，即使是最好的经纪人，你也不会让他知道你的机密，如果你还想让他保留纽交所会员资格的话。此外，与旧时代相比，税收因素让所有与虚假成交有关的行为的成本大大提高了。
按照字典上的解释，操纵包括逼空。但逼空既可能是操纵的结果，也可能是竞争性买入的结果，比如1901年5月9日的北太平洋逼空案就显然不是操纵。斯笃兹（Stutz）逼空案令所有相关人员付出了惨痛代价，经济和名誉都大受打击，但其实也并非是故意逼空。
事实上，坐庄的策划者很少有以获利告终的。范德比尔特船长（Commodore Vanderbilt）曾两次逼空哈林公司（Harlem），但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也曾试图暗算他的空头、不诚实的立法者和市政官员，从他们手中攫取了上千万美元——那些人真是活该倒霉。另一方面，杰伊·古尔德在西北公司（Northwestern）逼空案中败北。“祭司”怀特在拉卡瓦纳逼空案中赚得了100万美元，但吉姆·基恩在汉尼拔-圣乔伊（Hannibal &；St.Joe）逼空案中损失了100万美元。当然，逼空要取得财务上的胜利，取决于出货价格是否比扫货成本高，而且空头持仓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这样逼空才能上演。
我一直感到奇怪，为什么半个世纪前的大作手们这么热衷于逼空。他们有能耐，有经验，头脑又清醒，绝不会幼稚到相信作手同行会对自己安什么好心。但他们如此频繁地落入逼空陷阱，这着实令人震惊。一位精明的老经纪人告诉我，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作手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干一票逼空。在很多案例中，这都是虚荣心惹的祸，但也有出于仇恨而去逼空的。不管怎么样，被指认为曾经成功地干过逼空是对你智力、勇气和财力的认可。逼空者大可为此踌躇满志，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同伴的掌声。人们之所以竭尽所能去逼空，不是因为能获得金钱利益，而是冷静作手身上的虚荣心在作祟。
当时，狗咬狗稀松平常。我记得我曾对你讲过，我曾经数次从逼空中逃脱，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神秘的行情本能，而是因为我总能察觉股市上的买入行为不对头，我不应该再持有空头仓位了。我是通过常识检验做到这一点的，而这种东西在旧时代应该也存在。老丹尼尔·德鲁经常逼空年轻人，让他们为把伊利铁路卖空给他付出沉重代价，但他自己也在伊利铁路上被范德比尔特船长逼空，当他向船长讨饶的时候，船长冷冷地引用了自己的两句不朽名言：
任何人卖掉了他所没有的东西，不是买回来就是去坐牢。
华尔街上很少有像这位老兄一样被一代以上的人铭记的巨人。他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创造了“注水股”这个词。
艾迪逊·G.杰罗姆（Addison G.Jerome）是公认的1863年春季公开交易板之王。他们告诉我，他的消息和银行现金具有同等效力。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位伟大的作手，赚了好几百万美元。他视金钱如粪土，在华尔街有一大群追随者，直到人称“沉默的威廉”的亨利·基普（Henry Keep）在老南方公司（Old Southern）股票上逼空了他，让他的几百万美元财产损失殆尽。顺便说一句，基普是弗劳沃尔州长的姻亲兄弟。
在大多数逼空案中，操纵股价的关键点是不能让对方知道你在逼空他正被吸引入蛊的那只股票。因此逼空的目标大多是职业炒手，因为普罗大众一般都不喜欢做空。精明的职业炒手忙不迭要在这些股票上做空，原因和他们在今天忙不迭做空的理由完全一样。在哈林逼空案中，船长之所以抛弃空方，是因为受了政客言而无信的刺激。而就我听到的故事而言，我觉得职业炒手卖空这只股票的原因是它价格太高了。他们之所以认为它价格太高，是因为此前从未出现过如此高价；而它的价格太高，让人买不起；既然它让人买不起，那就只能卖了。听起来很摩登，对吧？他们考虑的是价格，而船长考虑的是价值！多年后，老一辈对我说，过去人们在形容某人一文不名时总是说：“他卖空了哈林！”
多年前，我碰巧和杰伊·古尔德的经纪人之一有过交流。他信誓旦旦地向我表示，古尔德不但是最不同寻常的人——老丹尼尔·德鲁曾用颤抖的声音评价说：“他就是死神！”，同时也是鹤立鸡群的股价操纵者。过去也好，现在也好，都无人能及。他一定是个名副其实的金融奇才，要不然不可能有那样的成就，这一点毫无疑问。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能够想见他具有迅速适应新环境的惊人本领，而对于一名作手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品质。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攻守之间转换，因为他更关心的是对资产的操纵，而不是股票投机。他操纵的目的是投资，而不是掀起市场动静。他很早就看穿，大钱来自拥有铁路，而不是在证交所场内驾驭证券价格。当然，他也会利用股市赚钱。但我认为这只是为了多快好省地赚钱。他总是需要筹集好几百万美元的钱，就像老克里斯·P.亨廷顿（Collis P.Huntington）总是缺钱，因为银行家愿意借给他的数量总是远远不够，总是差两三千万美元。有远见但没钱，这会令你心痛；有远见又有钱，就会给你成就。而成就意味着实力，实力意味着钱，钱意味着成就，等等，等等，如此反复。
当然，操纵并不局限于当年的这些大人物。小型操纵者也大有人在。我就记得一位老经纪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恰能体现18世纪60年代早期的手法和伦理。他说：
“我关于华尔街最早的记忆是我第一次来到金融街。我父亲在金融街有点生意往来，那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带我一起来到了金融街。我们走在百老汇大街上，我记得然后我们转了个弯，上了华尔街。再然后，当我们走到宽街（Broad Street）还是拿骚街（Nassau Street）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信孚银行（BankersTrust Company）大厦的位置，我看到一大群人尾随着两个人的场景。前一人向东走，竭力让自己不那么引人注目。后一人是个红脸，紧随着他，一只手拼命挥动着帽子，另一只手在空中胡乱划着拳。他声嘶力竭地大声吼着‘吸血鬼！吸血鬼！那笔钱什么价？吸血鬼！吸血鬼！’我看见街边的窗户上纷纷伸出了脑袋。那时还没有摩天大楼，但我确信二楼三楼有好多人探出头来伸长了脖子看热闹。父亲上去打听情况，有人告诉了他些什么，不过我听不到。我只知道死死地抓住父亲的手，别让人流把我们冲散了。人越聚越多，街上都被挤满了，我感到十分不适。北面的拿骚街，南面的宽街，东面和西面的华尔街都有人群涌来。后来我们终于挤出了人群，父亲向我解释说，那个高喊‘吸血鬼’的家伙是某某某。我忘了他的名字，但他是纽约那些股票团伙的最大作手，被人们认为赚过又亏过好多好多钱，多到华尔街都无人能相提并论，除了雅各布·利特尔。我记住了雅克布·利特尔的名字，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了。另一位仁兄，就是那位‘吸血鬼’，则是臭名昭著的锁资金行家。他的名字我也忘了。但我记得他又高又瘦，脸色苍白。那时候小集团经常用借钱——或者不如说是减少证交所能够拿去放款的钱——来锁定资金。他们把钱借到后，能获得一张保付支票。但他们不会把钱拿出去用。当然，这就是炒作。我认为，这就是操纵的一种形式。”
我同意这位老经纪人的说法。这样的操纵方式如今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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