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和哲学危机
在1300年左右之后，神学和哲学方面出现了信仰危机。这种怀疑并不涉及上帝及其超自然力量的存在问题，而是对人类是否有能力领会这种超自然力量产生了怀疑。如果说圣托马斯·阿奎那和中世纪盛期的其他哲学家明确地界定了“信仰奥秘”的数目，并认为除批之外天上人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为人彻底地了解，那么14世纪的拱水泛滥、霜冻、战争和瘟疫则消除了人们对人类理解力的这种信心。一旦人类经过亲身体验发现宇宙随心所欲、难以预测，14世纪的思想家们就开始怀疑天上人间还有远非其学说所能解释的东西。就这样，人们开始对从前的神学和哲学观念进行彻底的重估。
奥卡姆的威廉：惟名论
中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抽象思想家是英国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他生于1285年前后，死于1349年，显然是因黑死病而亡故。从传统上讲，方济各会修士一直比圣托马斯这样的多明我会修士更怀疑人类理性理解超自然力量的能力：奥卡姆为他所在时代所发生事件说服，他最令人称羡地表述了这些看法。除经文的启示外，他否认上帝的存在和其他众多神学问题是可以论证的，同时他强调上帝有随心所欲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和绝对权力。在人突知识领域自身，奥卡姆敏锐的洞察力促使他寻求绝对的肯定性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在探究世间事务时，他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惟名论”（nominalism）的立场，认为只有单个的事物而不是集合的事物才是实在的，因而不能通过一个事物来理解另一个事物：要了解椅子，就必须看到并触摸它，而不是知道其他一些椅子为何物。此外，奥卡姆推定，词只表示自身而不是实在之物，据此他提出了一条逻辑。这种逻辑可能无法很好地说明实在世界，但至少不能遭到拒斥，因为就像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那样，它靠自己的术语本质上就是有根据的。
奥卡姆思想的重要意义
奥卡姆的观点在中世纪后期的大学中风行一时，广为传播；在今天人们往往认为它过于重视方法论，几近枯燥无味，但它对西方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奥卡姆对上帝可能做什么一问题的关注致使他的追随者提出了一些看上去荒谬的使中世纪神学受到嘲笑的问题，比如上帝是否可以消除过去，不计其数的纯粹的精灵能否同时居住在同一地点（最近似的中世纪思想家实际上进而问道在一个尖顶上能有多少个天使跳舞）。但不管怎样，奥卡姆强调保存上帝的自主，这就致使人们强调上帝的无所不能，后者成为16世纪新教教条的一个基本前提。另外，奥卡姆决心在人类知识领域找到确定性的东西，这最终使不借助于超自然的解释来探讨人类事务和自然科学成为可能——这是现代科学方法的最重要基础之一。最后，奥卡姆反对研究集合性的东西以及拒绝把逻辑运用于现实事物，这促进了经验主义，即世界上的知识靠感觉经验而不是抽象推理而来。这一点也是科学进步的一个前提：因而，14世纪奥卡姆的一些追随者在物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或许并非巧合。
中世纪后期文学中的自然主义
虽然奥卡姆在文学方面并未产生直接影响，但在中世纪后期的文学中世出现了与奥卡姆相似的寻求可靠真理的倾向。中世纪后期文学主体的主要特征是自然主义，即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如实地描绘。这是由中世纪盛期的先例——比如克雷蒂安·德·特鲁瓦、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以及但丁对人类行为的探索——的发展，而不是对它们作出的反应。具有识字能力的俗人公众人数的稳步增加进一步促使作家们免作哲学和神学抽象，而是更加如实地描绘人类的所有力量以及缺陷，试图以此取悦他们。中世纪晚期文学的另一大特征，即主要用欧洲各地方言而不是拉丁文进行创作，同样发端于中世纪盛期的先例，但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在中世纪后期势头更猛。一个原因在于，各国间的紧张关系与敌对情绪，包括这一时代频繁的战争和影响全体的教皇制受到的种种考验，致使人们渴望安定，需要一种自我认同的荣誉感，后者反映在方言文学上。更重要的一点或许是，俗人教育继续得到普及大大增加了能够阅读某一方言的作品而非拉丁文作品的公众的人数。因而，虽然在中世纪盛期不少诗是用各地方言写成的，但在中世纪后期在散文领域也普遍使用方言。进而言之，在1300年前后刚刚开始培育自己的方言文学的意大利和英国这些国家，随后开始用本上方言创作出最为引人的文学作品。
薄伽丘
中世纪后期用本地方言进行散文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家是意大利人乔瓦尼·薄伽丘（1313—1375年）。虽然薄伽丘靠他的一些次要的作品（包括典雅的浪漫小说、牧歌和学术论文）在文学史上也会占有重要的位置，但他迄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他1348至1351年间写成的《十日谈》。《十日谈》汇集100个故事而成，这些故事大都是关于爱情、性、冒险和巧妙的骗局的；讲述故事的被认为是一个不落俗套的小团体，包括七位少妇，三位男子，他们为了躲避黑死病浩劫而躲到了佛罗伦萨郊外一乡间别墅旦。这100个故事的情节虽然不是完全由薄伽丘构想出来的，但即便他从更早的作品中借用了故事的梗概，但他用自己独特的富于生气、技巧娴熟和极其诙谐的风格重新叙述这些故事。从历史的观点看，说《十日谈》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是有许多理由的。首先，它是西欧第一部用方言创作、用散文写成的有着强烈抱负的成功之作，富于创造性。说薄伽丘的散文是“现代”的，是指它轻快活泼，因为，与中世纪创作文辞华丽的浪漫故事的作家不同，薄伽丘有意地用一种单纯自然、口语体的方格写作。简单说来，在《十日谈》中，他更感兴趣的是质朴的趣味性而不是“庄严”或优雅。从书的内容看，薄伽丘希望按照人本来的面目而不是理想的面目加以描绘。因而，当他描写教士时，他把他们描绘成与凡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和缺点的人。在他的笔下，女人不是毫无生气的玩物、与人疏远的女神或坚贞的处女，而是实际存在的具有智慧的活生生的人；与西方文学中过去出现的任何女性形象不同，这些女性怡然自得、自然大方地与男人交往。薄伽丘对性关系的描述往往是生动的、诙谐的，但决不是低级趣味的。在他看来，不应压制男人和女人的自然欲望。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说《十日谈》是一部激赏人的各个方面、健康的、给人带来乐趣的作品。
乔叟
在许多方面与薄伽丘相似，创作了一种健康的、自然主义的方言文学的作家，是英国人杰弗里·乔叟（约1340—1400年）。乔叟是第一位迄今尚可为人不怎么费力就可读懂的英国重要作家。值得注意的是，他既是伟大的英国文学传统的缔造者，又是对这种传统作出最伟大贡献的四、五位作家之一：文学评论家大都把他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莎士比亚，与弥尔顿、华兹华斯和狄更斯齐名。乔叟撰写了一些极其引人的作品，但他的经典之作无疑当推《坎特伯雷故事集》，该书撰写于他的晚年。与《十日谈》相似，它也是一部按照一个框架汇集而成的故事集，不过在这里乔叟是让一群由伦敦到坎特伯雷朝圣的人讲故事。不过《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十日谈》也有区别。
乔叟的故事用才华横溢的韵文而不是散文撰写的；讲故事的人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自骑士团的骑士，到虔诚的大学生，再到鼻子上长有肉疣的偷别人东西的磨坊主。书中还描绘了生动的妇女形象，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位知道“爱情的所有灵丹妙药”的牙齿不齐、结过多次婚的“巴恩之妻”。每一个人物讲述一个尤其能说明他（或她）自己的职业和世界观的故事。通过这种办法，乔叟得以创造出一个成分极杂的“人间喜剧”。因而，他的面比薄伽丘要广；虽然他和这位意大利人一样诙谐、直率和令人愉悦，但他有时更为深刻。
恰如自然主义是中世纪后期文学中主要的特征，那么中世纪后期的艺术也是如此。到了13世纪，哥特风格的雕刻家业已比其罗马风格的前辈更为注意按照植物、动物和人类实际的形象如实描绘。如果说过去中世纪艺术强调的抽象设计，那么现在越来越强调现实主义：13世纪的艺术家雕刻的叶子和花朵如不经过直接的观察就可能做到，而且第一次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所属具体类属。人物雕像逐渐变得更合乎自然比例，面部的表情也更加如关。到1290年左右，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关心已达到了如痴的地步：据说，一位雕刻家在雕刻德意志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的墓碑像时，因为听说皇帝脸上新出现了一道皱纹，就匆匆赶回去看看鲁道夫本人。
绘画
在此后二百年间，自然主义趋向不仅在雕刻领域继续存在，而且扩展到了手稿彩饰和绘画领域。后者在某些基本方面上是一门全新的艺术。自远古的洞穴居民以来，绘画一直是绘在墙上的，而墙自然是难于移动的。在中世纪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壁画艺术仍有所发展，尤其是出现了湿壁画技巧（fresco），即在湿灰泥墙壁上作画。但除湿壁画外，13世纪时意大利艺术家首先开始在木块或帆布上绘画。这些画起初用蛋彩画法（用颜料与水、天然树胶或蛋白调合而成的水胶颜料画法）完成，但在1400年前后欧洲北部引入了用油彩作画的方法。这些新技法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机会。现在艺术家们既可以为教堂在祭坛上描绘宗教场景，也可以绘制这种画供富有的俗人在家做祈祷。此外，艺术家们绘制出了西方第一批肖像画，意在满足君子和贵族的自负感。现存最早的一幅自然主义风格的肖像画是法国国王好人约翰的一幅画像，作于1360年前后。其他人迅速效仿，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人物写尘画艺术就有了高度发展。参观艺术博物馆的人会注意到自15世纪以来各个时期的一些最具现实主义特点、最敏感的肖像画。
乔托的自然主义风格
中世纪晚期最具开拓之功、最为重要的画家当推佛罗伦萨人乔托（约1267—1337年）。他虽没有从事人物肖像创作，但他赋予他在墙上和可移动的画板上刻划的宗教人物以探刻的人性。乔托是位卓越的自然主义者，即师法自然。不仅他描绘的人物和动物比其前辈更接近自然，而且他们看来行为举止更合乎自然。当耶稣在棕榈主日进入耶路撒冷时，男孩为了看得更清楚爬上了树；圣弗兰西斯的尸骸陈列在那里时，一位旁观者瞅机会看看这位圣徒是否真地受到了耶稣那样的创伤；当圣母玛利亚的父母约阿希姆和安娜在长期分离后相见时，他们真地拥抱在一起亲吻——这可能是西方艺术第一个温柔的吻。一位想象力丰富的说书人后来讲到，乔托在画上画了一个苍蝇，一位观众竟以为这是只活苍蝇，伸手想把它赶走；这一说法虽肯定不足凭信，但乔托确实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具体说来，他是第一位认识到用纯粹的三维空间构图的人：一位艺术史家曾用这样的话评论此事，即乔托的湿壁画首先“在墙上打开了一个洞”。乔托死后，意大利绘画趋向有所逆转。这或许是因为瘟疫的恐怖致使人们对可惧超自然力产生了新的尊重。不论原因何在，14世纪中叶的艺术家一度偏离了自然主义画风，而转而绘制似乎漂浮在空间的板着面孔、令人生畏的宗教人物形象。但到了1400年，艺术家们重归现实主义倾向，开始在乔托影响的基础上有所建树，最终导致伟大的意大利绘画的复兴。
佛兰德画家
在欧洲北部，除手稿彩饰外在绘画领域在15世纪初之前未有大的进展，但在15世纪初它突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进步。北欧主要的画家是佛兰德人，其中最重要的有凡·爱克兄弟（Hubert van Eyck，约1362—1426年；Jan van Eyck，约1380—1441年）、罗杰·凡·德·韦登（约1400—1464年）和汉斯·梅姆灵（约1430—1494年）。凡·爱克兄弟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油画的发明者；虽然现在对此有所争论，但他们肯定是早期用油画创作的最伟大的画家。油料的使用使他们和15世纪佛兰德的其他画家得以用绚丽的色彩和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进行创作。凡·爱克兄弟和凡·德·韦登在两个方面尤为出色：传达一种深刻的宗教虔诚感，描绘人们熟知的日常经历最细微的细节。这两者初看上去是不相容的，但我们应当记住，那一时代讲究实际的神秘主义手册，诸如《效法基督》等，同样试图把深刻的虔诚与日常现实结合起来。因而，一位佛兰德画家在描绘仁慈的圣母和圣子时，以那一时代日常生活为远景，描写人们做着各自的事儿，甚至包括一个人对着墙撒尿，这决非亵渎神灵。这种把神圣的与世俗的东西揉合在一起的情况在梅姆灵的作品中有相互分开的倾向，他擅长描绘纯粹的宗教图景或世俗肖像，但这种结合后来又在低地国家最伟大的画家勃鲁盖尔和伦勃朗的画中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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