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智慧概论
兵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冷峻的一页。与儒家智谋的温情脉脉相比，兵家智谋就是冰冷的理性，甚至是为争取最大的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的铁血理性。
兵家智谋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与其他各家的智谋相比，兵家智谋有着令人向往的地方，这就是它所讲究的平等的原则，这种平等的原则就是无原则的原则。大家都没有任何原则可以遵守，只要能够打败对方，就是胜利者、成功者，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评判原则。对于兵家来说，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没有其他的道理可讲。
当然，战争的性质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的，但那是在战争之前和战争之后，是对于战争的准备和评判，并不属于战争本身，是战争之外的事情，所谓仁义之师、“正义的战争”都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不直接属于战争。战争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对人道原则的践踏、对人际协同原则的撕毁，对仁义道德的否定，所以，无论是智斗状态的战争，还是兵斗状态的战争，从其本质特点上来讲就不再应该讲究仁义道德或是任何原则。在战争状态中，任何所谓的“正义”的原则都是为了取得最大的胜利而采取的无原则的原则，任何给战争蒙上温情脉脉的面纱的人都是在进行欺骗，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采取的“原则”。
兵家智谋的平等性就在于它公开申明敌对双方认同和遵循唯一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讲任何原则；兵家智谋的道德性就在于它强调敌对双方是在绝对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公开竞争的。因此，在兵家之争中使用“算计”，要比在政治之争、人际之争、商业之争等任何其他领域的争斗中使用“算计”要道德得多。
其二，兵家不是不讲德、不讲情，而是以不情为大情，以不德为大德。曾经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倒是颇能说明兵家智谋的这一特点。由于兵家之争的胜负与本国人民的祸福利害甚至生死存亡直接相关，兵家就必须站在大利大害的角度上来看待问题。越是放任了自己的感情，就越是对己方的无情；越是对敌方的无情，就越是对己方的有情。老子曾经说过：“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意思就是说圣人为了实现大的目标，可以不顾小民的一时利益，也就是所谓的上德不德、上仁不仁。
其三，如果说上面所说的是兵家智谋的文化特征的话，那么，兵家智谋自身总的、也是最大特点就是排除一切情感因素的冷静，并在此冷静的状态下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获得最大的胜利。这个特点的首要问题在于“兵谋内智”，就是要加强兵家自己的修养，要用自己坚强的理性去克制自己的感性，无论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感性都不能占上风，否则就会失败。《老子》一书既是受战争实践的影响而写出的一部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战争和政治经验的经典，同时也对以后的兵家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被称作兵家之祖。老子就说过：“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充分强调了兵家以理制怒的基本要求。后来，其他众多的兵家发展并丰富了这一理论，把它上升到铁血理性的高度，并把它当做是兵家必须首先具备的条件和总的原则。
然而，人是活生生的感性动物，很难完全理性，于是，兵家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修养方法，在当时看来就是要“虚素静观”，使自己的心灵达到一种纯粹的境界，不受外物的牵累。实际上，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没有欲望和顾虑。一旦有了欲望和顾虑，就很难克制自己的情感，就不能在兵家之争中实现最佳状态。老子在这方面也曾经说过：“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就是要求兵家有意识地把自己从那些容易引起欲望的事物上疏离开来。
其四，在总的原则下面，兵家有自己的完整的技术系统。这与其他的学派不同，因为其他学派有的尽管在大搞谋略，但多少有些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谋划别人，也就不敢公开发展自己的谋略技术系统。这是由于其他各家多少都有阴谋的色彩，只有兵家智谋是实实在在的阳谋。所以，兵家的技术系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仅就《孙子兵法》而言，再加上历代十三家的注释，就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庞大、丰富、深刻、完备的系统。下面根据《孙子兵法》，简要地介绍一下兵家智谋的技术系统。
《孙子兵法》把兵家的作战实践概括成七个方面，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谋兵七法”。按原书的顺序，“七法”包括：一、大军速战”，论述大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大军交战，倾国而行，所以必须速决。二、“伐谋为上”，这是兵战重智而不重力的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策略。三、“知己知彼”，这是兵战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也是兵战必须用间、用诡等的根据。四、“先为守势，后为攻势”，这是慎兵的原则。先为守势保证了我军不为敌所胜，后为攻势，则退可守而进可攻。先为守势者往往使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五、“避实击虚”，这是兵谋诡道，要求在虚实关系上下功夫。六、“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这是在军争不利的情况下忍术与诡道的合用。七、灵活变通，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将根据实际情况将帅变通君命的原则。
还必须看到的是，兵家智谋并不仅仅应用于兵家，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深至中国文化精神，浅至百姓的言谈举止，上至帝王将相的你争我夺，下至普通百姓的人伦日用，可以说都有深深的兵家智谋的印痕。由于兵家智谋既是中国智谋型文化的组成部分，又符合了传统文化崇尚道德、平等的一面，所以就必然会在深广的意义上影响传统文化。
1.没有出息的男人
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润迅寻呼台的广告十分富有“冲击力”：广告词是“一呼天下应”，广告的画面是城下千军万马，城头美人一笑，其拍摄制作不可谓不是“大手笔”，只是把这“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的历史传说用在此处，颇为耐人寻味。据说当年褒姒一呼尚应，二呼就无应，终于因此而亡了国。不知商家是否忌讳这“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也许，让女人来呼应天下，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妇女解放的结果吧。
然而，传统中国的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可就复杂了。一面说红颜祸水，一面又渴望粉黛知己；一面赞扬家有贤妻，男儿不做坏事，一面又说温柔乡是英雄冢。如此多的截然相反的论断，实在有些令人无所适从。
其实，中国的男人最无耻，不要看平时道貌岸然，一到紧急关头，就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他们总爱把祸乱国家的历史罪责往女人身上推。于是，“红颜祸水”这句话也就成了中国男人的口头禅。尤其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中国男人更爱祭起这一法宝，让女人们来为自己顶罪。男人则一拍屁股，摇身一变就成了历史的功臣或是指点未来祸福的预言家。
据说，商朝是妲己祸乱灭亡的；周朝的天下是因褒姒的一次微笑而丢掉的；汉成帝自己也没有什么过错，只是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惑乱了君主，才使那个强盛的西汉国祚衰微；若不是杨贵妃，也不会发生“安史之乱”，唐朝的盛世也还会天长地久；明朝之所以亡国，是由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妓女陈圆圆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至于在漫长的历史上因其他需要而被迁过杀害的妇女，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对于这盆污水，中国的女人似乎也并不是没有微词。花蕊夫人是后蜀王孟昶之妃，也是一位女诗人，后蜀为北宋所亡后，花蕊夫人为宋太祖所获，并备受宠爱，当有人说她是祸乱国家的妖孽时，她口述了这样一首《亡国诗》：“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一瓢诗话》评曰：“何等气魄，何等忠愤，当令普天下须眉，一时俯首。”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中国男人应该有好度量！别说不是女人祸乱国家，即使真是女人乱国，中国男人也该表现出一点绅士风度，替她们担一点儿责任，也不枉中国女人“三从四德”了一场！
然而，中国男人之没有出息，恐怕还不止于此，在对待西施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如果说上面的“红颜祸水”的故事多是莫须有的话，那么，西施亡吴的故事则多少有些历史根据了。
在两千多年的传说渲染中，西施已成为一个无比美丽的形象，乃至成为美丽善良的象征，人们好像根本就不把她当做一个祸乱国家的女人看待，更不把她与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相提并论，而是把她看做是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女人，从而给予了无限的同情。
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们或许把越国的复仇看成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或许把吴王夫差看成是邪恶残暴的化身，或许把西施看成是一位为爱国而献身的女中丈夫，或许对她的遭遇与结局深怀歉意，甚至是由于人们为她的美丽所倾倒。这些也许都是猜测，也许这些猜测每一个都不无道理。
在千百年来的想象中，西施的形象、经历和结局是各种各样的。明代大戏剧家梁辰鱼的名剧《浣纱记》极力渲染了西施与越国大王范蠡之间缠绵悱恻而又凄婉悲苦的爱情。为了越国的存在，西施深明大义，抛弃儿女私情，深入虎狼之穴前去献身。在故事中，作者以极其善良的愿望让西施与范蠡泛舟太湖，使有情人终于聚首。但作者忘记了，人格是不能分裂的，并不能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西施既爱范蠡，又怎能悉心奉事吴王而专宠呢？她对吴王的奉献是否有悖于人性呢？
现代戏剧家的想象更是千奇百怪，上海的一位剧作家在写越国欢迎西施归来的仪式上，大家忽然发现西施竟怀着吴王夫差的孽种，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构成了政治、人性与伦理间的大搏斗。有的写吴国灭亡后，西施竟不愿意回到越国，因为她真心地爱上了吴王夫差。令我们感动的是，在这部剧中，西施已经不是一个符号、一种工具、一件物品，而是被当做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来对待了。
那么，西施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呢？据可靠的历史记载，越国灭吴后，家乡的父老竟把她沉在水里活活淹死了，因为她与亡国联系起来，是个不祥的女人。不管你是由谁选送到吴国的，不管你为越国灭吴出了多大的力，现在越国不需要你了，而你又是一个浑身沾满了亡国气息的女人，是一个最遭人忌讳的女人，又是一件工具，那么，不死而何？
根据当时的习惯和越王勾践的性格逻辑推测，西施的结局也只能如此。那么，越国、吴国，勾践、夫差以及范蠡与西施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西施到底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春秋末期，正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南方处于苏州一带的吴国和处于会稽一带的越国正进行一场兼并战争。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就不顾大臣伍子胥等人的劝阻，趁越国举丧而带兵进攻，越王勾践亲自带着大军去迎战，两军在檇李（今浙江省嘉兴市）相遇。越王一看吴军阵容严整，无法冲击，就让预先准备好的三十多名死囚犯光着膀子，一排排地走到吴王的军队前说：“我们的大王得罪了贵国，请让我们替大王赎一点罪吧！”说完一个个砍下自己的头颅，倒地而死。
吴军正在惊恐疑惑之际，越军忽然发动冲锋，吴军阵脚大乱，来不及抵抗就仓促逃跑，后又被越军的伏兵一阵截杀，连吴王阖闾都差点做了俘虏，被越将灵姑浮砍去了一个脚趾，打成重伤。吴军大败，在回国的路上阖闾因伤势过重而死。
夫差继承了王位，发誓要报杀父之仇，他让一个人专门负责提醒他，每天向他高喊几次：“夫差，你忘了越王杀死了你的父亲吗？”夫差流着泪大声回答：“不敢忘，不敢忘。”就这样，刚过三年，夫差就迫不及待地发兵越国，前去复仇。
吴王夫差亲临前线督战，首先在太湖上消灭了越国的水军，越王勾践只好逃到会稽山上躲起来。吴军上岸后杀掉越国的百姓，烧掉越国村庄的庄稼，抢走越国的牛羊，很快包围了会稽山。勾践无计可施，就同大夫文种商量，想去求和。文种分析吴国内部的情况说：“吴王有两个大臣，一个叫伍子胥，一个叫伯嚭。伯嚭害怕伍子胥的功劳太大，会压住自己的权势，总是设法同他作对。还有，夫差很怕伍子胥，见了他总觉得像是学生见了老师一般，但和伯嚭却很投缘。因此，如果我们先打通伯嚭关系，伍子胥一个人想阻止讲和，恐怕也不能了。”
于是，勾践派文种去试一试。文种先去找到伯嚭，奉上白璧二十双，金子千两，又选送了八名美女，请求伯嚭在夫差面前通融，并对伯嚭说：“自古以来征战杀伐无非是为了让别的国家臣服，如果您不允许越国讲和，越王的五千甲士还可一拼，到那时，我们烧掉房屋，毁掉财宝，那吴国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我们越国就是看您比其他的人都高明，才来走您的门路。”文种这番软中带硬的话说服了伯嚭，他当晚就说服了夫差。
但在第二天君臣聚会议事时，伍子胥坚决反对，他说：“大王不灭掉越国，怎报先父之仇？吴、越同处东南，其地不允两国并存，今不灭越，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将来肯定会灭掉吴国的。”
伯嚭说：“越王愿做臣下，愿亲身入吴侍奉大王，先王的仇也就报了。您当初也曾给父兄报过仇，为什么不灭了楚国，反答应楚国求和呢？难道您自己做忠厚长者，却要大王去做刻薄小人不成？”伍子胥气得无话可说。于是吴、越讲和。
勾践留下文种在国内治理国家，自己带了夫人、子女及范蠡等三百名官吏来到吴国。吴王让勾践夫妻俩住在石屋里给他管理马匹，范蠡则做一些奴仆的工作。每当夫差上街的时候，勾践总是给他牵着马，任人指点讥笑。勾践可以说做得百依百顺，毫无怨言，连夫差都觉得不忍心了。三年后的一天，勾践扶生病的夫差前去大便，待大便过后，勾践回屋告诉夫差说：“大王的病凶期已过，不几天就会完全好了。”夫差问他何以得知，勾践说：“我察看了大王刚才的粪便，又闻了闻气味，知道大王的病气已排泄下来了，所以说大王不几天就好了。”
夫差听后很感动，恰巧过了几天病就真的好了。于是，他就放勾践等人回国。勾践一回国，立刻同文种商量富国强兵以灭吴国的方法，文种说出了七条灭吴之策：
一、多送吴国贿赂，让吴国上下欢喜；
二、借、买吴国的粮食，弄空他们的仓库；
三、送美人给吴王，诱其荒淫无道；
四、多送吴国木材、砖瓦，使其大兴土木，以消耗国力；
五、派遣细作去当吴国的臣下；
六、收买大臣，散布谣言，使忠臣良将避退；
七、自己多积粮草，多征兵马，勤加操练。
勾践开始了他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计划。在婚娶生育上作出明确规定：年长者不得娶年轻的夫人；男子二十，女子十七尚未成亲者其父母受罚；即将分娩的女人须报官以便派医官照顾，保证婴儿的成活；生男国家赏一壶酒，一口猪；生女赏一壶酒，一口小猪；有二子者，国家养活一个；有三子者，国家养活两个；七年之中，国家不征任何税收。
越王勾践为了不忘耻辱，在自己的居室内铺上干草，以做被褥，在门口悬挂一枚苦胆，每天吃饭以前尝一尝，这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而发愤图强的故事。他亲自出去种地，妻子也亲自织布，以身作则，不要别人供奉，因此，越国上下虽苦于应付对吴国的进贡，却是紧密地团结在越王的周围。
不久，吴王准备建造一座姑苏台，越王就送去了几根少有的大木料，吴王为了不糟蹋木料，就把姑苏台加高加宽了一倍有余，并对越王的忠心感到很高兴。
越王一看第一条计策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就开始实施第二条计策——美人计。
勾践要范蠡去找美女，范蠡说：“我早就替大王预备下了，她甘愿以身事吴，为国捐躯。她名叫西施，是越国著名的美女，不仅美丽，而且慧外秀中。再加上一个帮手郑旦，应能完成大王的使命。”于是，勾践就让人把西施和郑旦送到了吴国。
西施的出身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其与丑女为邻和从事浣纱劳动的传说中可以推测她应是穷苦出身。据说西施极美，尤其是犯心口痛时双手捧心，眉头微蹙时的形象就更美了。她有一个女邻居叫东施，人长得很丑，却十分羡慕西施的美丽，她见西施捧心美极了，也学着她的模样捧心皱眉走回家去。她本来就丑，这么一来就更丑了，吓得周围邻居都跑开了。所谓“东施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就是指的此事。
西施虽然贫困，却十分聪慧，据说范蠡爱上了她，两人做了情人。为了帮助越国灭吴，范蠡劝她到吴国去。西施说：“国王和官吏们被拘系在吴国，我是知道的。国家的事是大事，儿女私情乃是小节，我哪敢为了爱惜自己微不足道的躯体而辜负了天下人的厚望呢？”在临行时，西施又有所犹豫，范蠡劝她说：“你如果能够轻松愉快地前往吴国，咱们的国家也许会保存下来，你我也可能会活下来，我们俩后会有期，也是有可能的。你如果执意不去，我们的国家就会旋即灭亡，你我也会同为沟渠之鬼，哪里还能结百年之好呢？”范蠡又交代了一些做事的方法和见机行事的诀窍，就把西施送到了吴国。
西施来到吴国，吴王一见西施当世无匹的美貌即刻着迷，西施不凡的谈吐和超人的见识也使吴王佩服。西施知道，只靠色相迷惑住吴王用处是不大的，要想加速吴国的败亡，一是以自己的见解取得吴王的信任，二是在参政中寻找机会祸乱吴国。
一天，正当吴王陪着她玩到兴头上的时候，西施却故作娇嗔地对吴王说：“英雄好汉不应该终日沉浸在温柔乡里，应当驰骋疆场，为国争光。像你这样成天陪着我们，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光，消残壮志吗？”吴王听了这些话，不禁肃然起敬，忙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呢？”西施说：“大王是否知道当今天下大势呢？鲁国的三家大夫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争得你死我活，根本顾不上国家；齐国自从晏平仲死后，真是国无贤士了；楚国呢，离咱们最近，可自从战败之后至今尚未复之；晋国就不必提了，自晋文公死后就失去了霸主地位。如此看来，天下诸侯无一能同大王相比，大王不趁此时大展宏图，又要等到何时呢？”
这番话直说得吴王血脉贲张，对西施钦佩不已，决心出去闯闯天下。
就在这时，齐国因为鲁国绑架了齐悼公的妹夫邾国国君，就邀请吴国一同出兵攻打鲁国，吴王当即发兵相助。鲁国一看两个大国来攻，马上放了邾国国君，并派人前去赔礼，齐国一看目的达到了，就不愿再打，让吴国退兵。吴王正想趁机显示威风，就发怒道：“你让进军就进军，你让退兵就退兵，难道吴国成了齐国的属国了吗？”吴王仍然率兵前进，直取齐国。
鲁国一看吴国攻打齐国，又立即派人送礼，要跟吴国一起攻打齐国。吴、鲁联合攻齐，齐国一片混乱。齐国的大夫杀了齐悼公，向吴国求和，愿意年年进贡。吴王没想到稍一出击，居然收服了齐、鲁两国，这使他大为得意，也就更加宠信西施。
勾践见第二条计策生效，就开始启用第三条计策——掏空吴国的国库。有一年，越国的收成不好，越国大夫文种来吴国求借十万石粮食，说是明年稻熟即还。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怕借了不还，有的怕越人有诈，还有的觉得越国年年进贡，连粮食都不借，未免太不近人情。在议而未决的时候，吴王就去问西施。西施倒是旁征博引地说了一通，弄得吴王既钦佩又难堪。
西施说：“大王亏得还想称霸天下，连这一点儿小事都决断不了，如果不懂，学学前人的样子好了。早先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的时候，就号召大家救济遭到饥荒的国家，后来秦穆公还运大批的粮食去救济敌国的百姓，况且现在越国已经归附大王了呢？俗语说：‘民以食为天。’你不借粮给他们，难道让他们都活活地饿死吗？”吴王觉得西施说得十分在理，当时就高兴地答应借十万石粮食给越国。
第二年，文种如数送还粮食，吴王见越国如期如数送还粮食，十分高兴，又见送来的稻子颗粒饱满硕大，就下令用这十万石稻谷做种子。吴人种上以后，迟迟不发芽，待发觉种子都烂在地里，早已误了季节，无法播种了，吴国这年几乎颗粒无收。吴人只埋怨吴王不顾水土差异，硬拿越国的稻谷做种子，哪知这些稻谷都是被文种煮过晒干的。
勾践想掏空吴国国库的计划也逐步实施。
越王见吴国闹了饥荒，就想发兵攻打。文种劝阻道：“为时尚早，一是伍子胥尚未除去，二是吴国仍然兵强马壮，军队也全在国内。我们只有抓紧准备，等待时机。”
但是越国操练兵马终于被吴王知道了，他打算再征伐一次越国。就在这时，齐国和鲁国之间又要打仗，在孔子的弟子子贡的劝说下，吴国准备进攻齐国以帮助鲁国，越国也自愿派三千甲士前往，结果齐国又被打败了。在回国后举行的庆功会上，吴王各有封赏，甚至想封越国一些土地。大臣们都称颂吴王赏罚分明，唯有伍子胥趴在地上说道：“大王不要只听奉承阿谀的话，打败了远方的齐国，不过是于国无益的一点小便宜，将来越国灭了吴国，那才是大灾难呢！我的劝谏大王如果不听，那就让我效法关龙逄、比干好了。”
伯嚭见时机来临，立刻插话说：“你如果真的想做忠臣，为何又把儿子寄养在我们的敌国齐国呢？”原来，在齐、吴尚未打仗以前，夫差让伍子胥送国书给齐国，国书是辱骂齐王的，其意在于激怒齐王杀了伍子胥。齐国大夫鲍息是伍子胥好友，替他在齐王面前说了许多好话，再加上齐王害怕吴国，怕杀伍子胥多起事端，才把他放了回来，伍子胥回家后就把自己的儿子伍封送到鲍息家里，寄养在那里，因为他十分清楚，就吴王目前的所作所为看，吴国是一定不会长久的。这次被伯嚭当众揭穿，着实惹恼了吴王，吴王说：“念你在先王时代立过大功，我不为难你，你以后也别来见我了。”
吴王回去跟西施说这件事，西施深知伍子胥的厉害，虽然暂时被吴王疏远，但只要不杀死他，他就有复出的机会，那将对越国极为不利。她决心借此机会杀掉伍子胥。西施说：“伍子胥是什么人，他连自己的国家都想灭，连楚平王的尸首都要用鞭子抽，难道还会怕什么人吗？俗语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伍子胥主张灭越国，若是用他，就先把我这个越国人杀了，若是不用，为什么又留住他呢？像你这样优柔寡断，如何能成大事？我真替你难过。”
西施一边说，一边难过地双手捧心，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吴王本来被西施这一番又吹又拍、又打又拉的话说得羞愧交加，又看到西施这副样子，立即决定赐伍子胥属镂剑令其自杀。西施终于帮助越国除去了一个令越人十分害怕的人物。
见到主要障碍已经除掉，西施就放心大胆地鼓励吴王北上逐鹿中原，争取霸权。公元前486年，吴王动用大量民工挖掘直通淮河的运河。公元前484年，他从水路出发进攻齐国，在艾陵（今山东泰安）大败齐军，由此更加相信水军的力量，并征发大量民工，消耗无数的财力贯通长江、淮河、泗水、沂水、济水等几大水系，以至从吴国坐船即可直达齐国。但吴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已接近枯竭了。
公元前482年，吴王带领大军前往卫国的黄池约会诸侯，并请当时的霸主晋定公来“歃血为盟”，推吴国做盟主。就在这时，越王见到机会来临，派范蠡为大将攻吴，连打胜仗。夫差得到消息后，用武力逼迫晋定公等推他为盟主，匆匆回师。但终因旅途疲劳，军心涣散，连打败仗。吴王派伯嚭去讲和，范蠡看到吴国一时难灭，就暂时撤兵讲和。
吴国失败后，西施假装向吴王请罪，要求吴王处死她这个越国人。吴王却说：“人生下来总会有个地方，你又不是攻打吴国的人，也不是勾践的亲人，为什么要领罪？”从此以后，吴王十分消沉，经常陪着西施喝闷酒。
公元前478年，越国再次兴兵伐吴，这时的吴国已衰败不堪，难以抵挡越军的攻势。吴王只得退守姑苏城，因城墙坚厚，一时难下。越国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战术，围了两年，终使姑苏城“士卒分散，城门不守”。公元前473年，姑苏城破，夫差率众逃至姑苏台上，派王孙雄袒衣膝行至勾践面前说：“往日吴王在会稽得罪了您，不敢同您交好了，只愿为越王臣虏，以赎前罪。”
越王心有不忍，意欲应允，范蠡忙上前说：“往日上天把越国赐给您，您却上违天命而不接受，才会有今天；今日上天把吴国赐给我们，我们如不接受，那就有违天理了。”范蠡毅然擂鼓进军，吴王自杀，吴国灭亡，吴国全土为越国据有。
中国春秋时代的最后一次争霸与一个美丽的女人纠缠在一起，使这段历史似乎减少了些许的血腥，平添了许多凄艳迷离。但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到底能干什么呢？无非是吹吹枕边风，这枕边风听与不听，那是女人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吴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兴或亡，均与这类女人没有太大的干系。吴王夫差败越之后的轻敌麻痹、傲慢自大、好大喜功和骄奢淫逸是吴国败亡的根本原因，如果换一个位置，让越王勾践那里有一百个西施，“美人计”也发生不了作用。
为了表示对西施的同情，人们为她设计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也算是对她辛酸付出的一点报偿。据说，勾践灭吴后，范蠡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信上说：“大王灭吴，我的本分已尽，现有两个人留不得。一是西施，她迷惑吴王，使之亡国，如果留下她，她还会迷惑您，因此我把她杀了；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如果活着，也许要扩大势力，对您是很危险的，因此，我把我自己杀了。”传说中范蠡是带着西施泛游五湖，经商致富去了。
实际上，西施被沉水而死，我们却不愿面对这一现实，而是把这些历史事实美化、淡化，把女人看做是可以兴国、可以亡国的神佛。但男人们不知想到没有，在他们创造了西施这一光照千古的形象之后，他们自己内在的怯懦与虚弱也就暴露无遗了！
我们共同塑造了西施这个形象，并且数千年来津津乐道，似乎那是一件遥远而又美好的事。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替西施想过呢？既然没有替西施想过，我们自己的人性又在什么地方呢？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深刻的人性悲剧，但我们却把它当做一个风光旖旎的故事来传颂。这是民族自己的镜子，我们是可以从里面照见自己的灵魂的。
（参见《战国策》、《史记》、《三国志》等）
2.“背水一战”与“退路千条”
“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兵家常说的话，只是这种自绝退路的战术只能在一定情况下使用，如果每战皆用，那就必然是自蹈死地而呜呼哀哉！
古代兵家都注重应变。应变，就是要善于把握形势的变化，并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所以，智谋家都懂得依据兵法，又不唯兵法是从的道理。项羽曾破釜沉舟，以示殊死决战之心，终在渡过黄河之后，全军上下效命，大破秦军；韩信曾“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但马谡的情况却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马谡跟随诸葛亮出祁山，所用之兵大都是西川人，他们并不想“收复”中原，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内在的积极性不高。
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汉朝的正统，不知道这场战争是不是正义的，所以很难用什么理由来说服他们为之拼死而战。
三、项羽和韩信的军队身经百战，士气非常旺盛，将领的威信很高，而马谡及其率领的军队在这些方面恰恰相反。
四、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主将之间的悬殊太大。马谡只会纸上谈兵，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赵括相似，而司马懿不仅是魏军的主帅，更重要的他是可以和诸葛亮匹敌的大军事家。
在上述情况下，马谡不准备退路，却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结果就必然是“置之死地而后死”了。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营术上，绝对没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的习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是只能置之死地而后死，绝无生路。相反，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们往往是“未思成，先虑败”，未见进攻，先看退路，真所谓瞻前而顾后，一步三回头。何以会如此？个中原因极其复杂，但撮其要者，也无非是君主集权制的家天下制度造成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善于为自己找退路的人，莫过于齐国的国相田文，即孟尝君；最善于为主人谋划退路的人，莫过于孟尝君的门客冯谖。
战国时期，养士最为有名的是所谓的“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和赵国的平原君。他们所养“食客”之多，有时竟达三千之众，所以孟尝君曾号称自己门下有“食客三千”。他的门下有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之徒无所不备。他对待门客也是将其视为兄弟，开诚布公，因此，门客们对他十分忠诚。
一次，孟尝君在自己的封地薛地和门客们一起吃饭，由于门下食客太多，收的租税不敷使用，吃的饭也就不是那么精细。吃饭的时候由于灯光太暗，又有柱子挡着，一个门客见孟尝君吃得挺香，看看自己碗里的饭则粗糙得很，以为孟尝君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吃，于是发怒道：“我们以为孟尝君是天下最贤能的人，没想到连吃饭都不平等，我们还是走吧！”说完就放下饭碗离席要走。孟尝君把自己的饭碗端过去给他看，其中食物原来完全一样。那位门客十分惭愧，就拔剑自杀了。从此，孟尝君的名声更大了，天下贤士也归之如流。孟尝君在与门客谈话了解情况的时候，往往在幕后安排上记录人员。每当孟尝君谈到门客的家庭情况时，记录人员就记录下来，事后就派人给门客的亲属送去很多礼品。
有时候，四公子为了招揽门客甚至不择手段，例如赵国的平原君忽然发现自己的门客逐渐减少，就慌忙向门客请教道：“近来我的门下怎么来的人少，走的人多呢？难道我有什么怠慢大家的地方吗？”有一个门客回答说：“您的美人得罪了一个瘸腿的门客，大家觉得您爱美人胜过门客，所以我们也要告辞。”平原君一听，立刻去调查。原来，他的房子临街而建，平原君喜欢美女，他的一些姬妾就经常站在窗前临街眺望。有一次，最得宠的一位美人看见一个瘸子挑水而来，姿态不甚雅观，就忍不住一笑，其实并无他意。谁知这人却是平原君的门客，他径直找到平原君说：“听说您喜欢结交天下豪杰，才有这么多人投奔到您的门下，如今您的姬妾嘲笑了我，损害了我的尊严，请您重重地惩罚她。”当时平原君并未在意，过几天也就忘了。那个门客见平原君并未当回事，就散布舆论，说平原君爱女人胜过门客，门客们因此渐渐离去。平原君现在弄明了情况，立刻杀了那名姬妾，他的门客也就慢慢地回来了。
孟尝君虽然没有像平原君那样矫情杀妾，但他确实能够招揽人心，门客无论贵贱他都能使之与自己在吃穿用度上一律平等，因此，“能倾天下之士”。
孟尝君的名气越来越大，连秦王都感到既羡慕又害怕。一天，秦王同大夫向寿议论起这件事，希望能让孟尝君到秦国来。向寿说：“这并不难，如果您能让自己的子弟到齐国去做抵押，孟尝君是不会不来的。您如果能拜孟尝君做秦国的丞相，齐国肯定也会拜您的子弟做丞相，那时候，秦、齐联合，就容易收服诸侯了。”
秦昭襄王听了向寿的话，就让自己的弟弟泾阳君去齐国，谁知泾阳君和孟尝君相见恨晚，两人没有几天就成了好朋友。当时孟尝君就要到秦国去，门客多以为秦为虎狼之国，不可轻易陷身，孟尝君不听劝告，决意要去。后来苏秦从外边回来，告诉孟尝君说：“今天早上我从外边回来，听见有土偶人和木偶人在争吵。木偶人对土偶人说：‘天下雨，你就会被浸坍，成为一堆烂泥。’土偶人对木偶人说：‘我本来就是土做成的，回到土里就是回到了老家，可你是木头做成的，一旦下雨，你就会随水漂流，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秦国是虎狼之国，您却要去，如果回不来，那岂不成了被土偶人所笑话的木偶人了吗？”
孟尝君听见悚然而惊，才未成行。不久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即位，因新君十分害怕秦国，就不断督促孟尝君，孟尝君终于来到了秦国。就在同时，齐王认为既真心同秦王交好就不必扣留人质了，竟将泾阳君送回了秦国。
孟尝君到了秦国，受到了秦王的隆重欢迎，孟尝君也送了一件贵重的银狐皮袍子给秦王作为礼物。秦王准备拜孟尝君做丞相，却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樗里疾说：“孟尝君是齐国贵族，当丞相后必定替齐国打算，他手下人多，声望又高，如果当权，秦国不就很危险了吗？”秦王无奈，想把他送回去，但又担心他了解了很多秦国的情况，对秦国不利。如果杀掉他，又不合适，就把他软禁起来了。
孟尝君与泾阳君交好，就请他想办法。泾阳君为了将来要登君位，想结纳各国的势力，也不敢怠慢孟尝君。他找到了秦王最宠爱的妃子燕姬，求她劝秦王放了孟尝君。燕姬自见了孟尝君送给秦王的那件银狐袍子以后十分眼馋，她要求以银狐袍子做谢礼。袍子只有一件，孟尝君无计可施。他的门客中有一个善学狗吠，亦善穿墙偷盗的人，挺身而出，请求前去完成盗袍使命。
他先同库守交好，弄明库中情况，然后挖掘洞穴，准备钻进库中，在挖洞时不小心弄出声音，他就学狗叫掩饰过去，终于盗得了袍子，送给了燕姬。在燕姬的一再催劝下，秦王终于同意了放孟尝君回国。
孟尝君一行人如漏网之鱼，逃命般往函谷关跑，生怕秦王改变了主意追来。
等到关口时，不过半夜，关门只有鸡叫才打开。于是，门客中有一善学鸡鸣的人学起鸡叫，引得关内外的鸡大叫起来。守关的官吏以为天明了，就开了关门。门客中还有会挖改文书的，就变换了文书上的姓名，交上过关文书，大家一起逃出关去。
秦王果然后悔了，立即派兵追向函谷关。追兵到了关口，见关口已开，就查看过关文书，文书中并无孟尝君等人。追兵以为他们尚未到达，就耐心地等起来。等他们弄清了这些情况，孟尝君等人早已出了秦国国界，再也无法追上了。这就是著名的“鸡鸣狗盗”的故事。
孟尝君逃回齐国，齐王非常高兴，拜他为相国。孟尝君一当权，门客也越来越多，实在养不起了，就不得不分为三等：一等门客吃饭有鱼肉，出门有车马；二等门客吃饭有鱼肉，但出门无车马；三等门客只吃粗茶淡饭而已。在三等门客中，有一个叫冯谖的人，刚来几天，就敲着剑鞘唱道：“我的长剑啊，回去吧，咱们吃饭没有鱼肉哇！”孟尝君知道了，就升他做二等门客。没过几天，他又敲着长剑唱了起来：“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马哇！”孟尝君知道了，就把他升做一等门客。这回总以为不再唱了吧，谁知道没过几天，总管又向孟尝君报告说：“冯谖又唱了，说是家中老母无人养活。”孟尝君就派人把他的老母安顿好，从这以后，冯谖就不再敲剑唱歌了。
不久，孟尝君要找人去薛地收债，就想起了冯谖。他把冯谖叫来说：“先生会些什么呢？”冯谖知他要收债，就回答说：“只会算算账。”孟尝君淡淡地说：“那先生就替我去薛地收一下账吧。”冯谖问道：“收账回来买些什么呢？”孟尝君不耐烦地说：“先生看看家里缺什么就买点儿什么吧！”
孟尝君的三千食客都是靠薛地的租税来养活的，所以百姓的负担很重。冯谖到了那里，欠债的百姓都不敢来见，他就买了大量酒肉，把债户们都找了来，真诚招待。他把债券收集上来，查问清楚后，把能够偿还和不能偿还的债券分成两堆，然后对大家说：“孟尝君爱民如子，哪里是想借高利贷给你们，无非是想借此来帮助你们罢了。他这次派我来，就是专门看望大家的。有能力还债的，就慢慢地还；无力偿还的，现在就把债券烧了，永远不用再还了。”说着，就把带来的那些债券烧掉了。薛地的百姓感动不已，从此一心一意地拥戴孟尝君。
孟尝君看到冯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就有些讥讽地问他：“先生替我买来了什么呢？”冯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您让我看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看家里什么都不缺，只缺少‘义’，我就替您把‘义’买回来了。”接着向孟尝君报告了“市义”的经过，并解释说：“那些能还债的自然会还，那些不能还债的逼死他们也还不了，只会把他们逼跑，那又何必呢？”孟尝君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孟尝君的名声越来越大，秦王十分气恼，就派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天下只知有孟尝君，不知有齐王，孟尝君不久就要当国君了。”他还利用楚怀王死的事件和楚国联络，造谣说孟尝君一旦即位必先攻打楚国，于是楚国也到处说孟尝君的坏话。齐王很昏庸，听了这些谣言就起了疑心，解除了孟尝君的相国职务。
正所谓人情冷淡，世态炎凉。孟尝君得势时，家中真是门庭若市，现在运交华盖，那就门可罗雀了。只有冯谖还和他形影不离，替他赶车到薛地去，百姓一听孟尝君来了，都提着食物，带菜肴酒水夹道欢迎。孟尝君感动地说：“这都是先生买来的义呀！我总算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了！”
冯谖则回答道：“这算不了什么。俗话说，狡兔三窟，您现在才有一个安身的地方，还远远不够。请您给我一辆马车，我去秦国走一趟，让秦王重用您，到了那时，您的封地薛城、齐国的都城临淄、秦国的都城咸阳都会是您安身的地方。”
冯谖来到咸阳，对秦王说：“如今天下有才能的人，不是投奔齐国就是投奔秦国，哪个国家得到的人才多，哪个国家就强大。可见，现在的天下，不是齐国得到，就是秦国得到。齐国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样子，还不是全仗着孟尝君礼贤下士，治国有方吗？如今齐王听信了谣言，嫉贤妒能，气量狭小，竟然免了孟尝君的相国之职。您若能趁他怨恨齐王的时候，把他请到秦国来，以礼相待，他一定肯为秦国效力，还怕齐国不归附么？您如果犹豫不决，齐王一旦反悔，重新起用孟尝君，您就悔之晚矣。”
秦王正在到处寻找人才，听冯谖这么一说，很愿意去请孟尝君来。这时樗里疾已死，无人反对任用孟尝君，于是，他就派遣使者，带了十辆车马，一百斤黄金，用迎接丞相的仪式去迎接他。
冯谖一看计谋奏效，立即返回齐国，来不及报告孟尝君，就直奔临淄求见齐王。他对齐王说：“人才是齐、秦两国争霸的关键，谁得到了人才，谁就可以称雄天下，据有诸侯。我在来临淄的路上听说秦王已秘密派人带十辆车马、一百斤黄金来迎孟尝君去秦国当丞相，如果真的是这样，齐国岂不是很危险了吗？”齐王一听十分着急，忙问冯谖该怎么办，冯谖说：“大王如能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位，再多赏田地财物，孟尝君一定会感激您，就不愿再去秦国了。即使秦国来接，总不能硬抢人家的相国吧？大王如果迟疑不决，就怕来不及了。”
齐王还有些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打听。恰巧秦国的车马迎面而来，那被派去的人连夜赶回临淄，向齐王报告。齐王一听是真的，可着了慌，立刻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务，又多赏了一千户的土地，并马上接他来都城居住。秦王的车马使者到了薛城，恰好齐王的命令也到了，他们不好硬抢，只怪自己来晚了一步！
至此，孟尝君的政治“三窟”已营造完毕，可以高枕无忧了。齐国不要他了，可以去秦国；秦国不要他了，最不济也可到薛城去独善其身。真是“抢着的瓜甜，分着的饭香”，秦王这一抢，奠定了孟尝君在齐国的稳固地位。
至于孟尝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能为国家出多少力，倒在其次，关键是使齐王看清了孟尝君不是想当国君，否则，他愿去秦国干什么呢？既然齐王消除了这点疑虑，孟尝君在政治旅途上潜在的危险也就没有了。因此，他的官也就越做越稳当。
其实，孟尝君无非是为了保住他在齐国的位置，真让他到秦国去，他未必愿意，“反认他乡做故乡”总是无法让人从心里接受，况且他也不会最终赢得秦人的信任。孟尝君在这套“狡兔三窟”的政治经营术中，最妙的当然不是经营了“三窟”，而是借秦人使自己重掌相权，并越来越牢固。如果仅仅是为自己预备好了一处位置或是一条退路，那就属下乘的权谋了。
军事战术上的“背水一战”与政治权术上的“退路千条”形成了鲜明对照，反衬出了军事作战以勇胜、政治经营以谋胜的不同特点。有勇无谋的匹夫只能是一个战士，而有谋无勇的智士却可以成为所谓的政治家。
（参见《战国策》、《史记》、《三国演义》等）
3.孙膑与庞涓
《孙子兵法》是兵家至高无上的经典，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不仅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现在，人们也不敢轻视它的智慧；它不仅对军事战略有着经典性的指导作用，就是在政治、商业、处世等其他领域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它的价值，世界各国都纷纷研究《孙子兵法》。
战国时期的孙膑，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的后代，也是一位大军事家，他著的《孙膑兵法》虽然今天已经失传，但我们可以想象，它应该也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兵家著作。然而，这位后人没有孙武那样幸运，他遭受了一番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磨难。孙膑与庞涓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春秋战国是两个历史时期，虽然并称，但一般说来是在三家分晋以后才进入战国时期的。当时，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分掉，晋国灭亡，而三家兴起。其中数魏国的势力最强大，魏惠王野心勃勃，也想学秦国收拢人才，找个商鞅一类的人物来替他治理国家，于是做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花了许多钱来招揽贤士，后来来了一位名叫庞涓的人，声称是当世高人鬼谷子的学生。鬼谷子是当时十分著名的人物，是纵横家的鼻祖，著有《鬼谷子》一书，专门论述纵横家如何说服君主的技巧。从《鬼谷子》看来，其作者的确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但他是个隐士，并不出来做官。庞涓说他自己是鬼谷子的学生，又与大纵横家苏秦、张仪是同学，并在魏王面前大吹大擂，魏王就信任了他。
庞涓当了大将，他的儿子庞英、侄子庞葱、庞茅全都当了将军，“庞家军”倒也确实卖力，训练好兵马就向卫、宋、鲁等国进攻，连打胜仗，弄得三国齐来拜服。东方的大国齐国派兵来攻，也被庞涓打了回去。从此魏王就更信任他了。
庞涓的同学孙膑是孙武的后代，他德才兼备，是个少见的人才，尤其是从老师鬼谷子那里学习了先人孙子的十三篇兵法，更加智谋非凡。一次，墨子的门生禽滑厘来拜访鬼谷子，见识了孙膑，就想让他下山，帮助各国国君守卫城池，减少战争。孙膑说：“我的同学庞涓已下山去了，他当初说一旦有了出路，就来告诉我的。”禽滑厘说：“听说庞涓已在魏国做了大官，不知为什么没写信给你，等我到了魏国替你打听一下。”
墨子不仅坚决反对战争，还有很多弟子都是技能人，他们纪律十分严明，为了反对战争都可以死不旋踵，因此，墨子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他曾凭着自己的一张嘴吓得强大的楚国不敢去进攻宋国。所以，每到一个国家，国君都会把他待为上宾。禽滑厘到了魏国，对魏王说了孙膑和庞涓的事。魏王一听，立即找来庞涓，问他何以不邀孙膑同来。庞涓说：“孙膑是齐国人，我们如今正与齐国为敌，他若来了，也要先为齐国打算，所以没有写信让他来。”魏王说：“如此说来，外国人就不能用了吗？”庞涓无奈，只得写信让孙膑前来。
孙膑来了魏国，一谈之下，魏王发现他比庞涓更有见识，就想拜他做副军师，协助军师庞涓行事。庞涓听了忙说：“孙膑是我的兄长，才能又比我强，岂可在我的手下？不如先让他做个客卿，等他立了功，我再让位于他。”这实际上是个计谋，是为了不让孙膑与自己争权，然后再伺机陷害孙膑。但在当时，客卿没有实权，却比臣下的地位高，孙膑还以为庞涓一片真心，对他十分感激。
庞涓原以为孙膑一家人都在齐国，不会在魏国久留，就试探着问他：“你怎么不把家里人接来同住呢？”孙膑说：“家里的人都被齐君害死了，剩下的几个也已失散，不知何处寻找，哪里还能接来呢？”庞涓一听傻了眼，如果孙膑真在魏国待下去，自己的位子可真要让给他了。
半年以后，一个齐国人捎来了孙膑的家书，大意是哥哥让他回去。孙膑对来人说：“我已在魏国做了客卿，不能随便就走。”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回去交给哥哥。
孙膑的回信竟被魏国人搜出来交给了魏王，魏王便找来庞涓说：“孙膑想念齐国，怎么办呢？”庞涓见机会来了，就对魏王说：“孙膑是大有才能之人，如果回到了齐国，对魏国十分不利。我先去劝劝他，如果他愿意留在魏国，那就罢了。如果不愿意，他是我荐举来的人，那就交给我来处理罢。”魏王答应了。
庞涓当然没有劝孙膑。他对孙膑说：“听说你收到了一封家信，怎么不回去看看呢？”孙膑说：“是我哥哥让我回去看看的，我觉得不妥，没有回去。”庞涓说：“你离家多年了，一直和家人没有联系，如今你哥哥找到了你，你应当回去看看，见见亲人，再给先人上上坟，然后再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孙膑怕魏王不同意，庞涓一力承揽，孙膑十分感激。第二天，孙膑就向魏王请两个月的假。
魏王一听他要回去，就说他私通齐国，立刻把他押到庞涓那里审问，庞涓故作惊讶，先放了孙膑，再跑去向魏王求情。过了许久，才又神色慌张地跑回来说：“大王发怒，一定要杀了你，经我再三恳求，大王总算给了点面子，保住了你的性命，但必须处以黥刑和膑刑。”
孙膑听了，虽非常愤怒，但觉得庞涓为自己出力，还是十分感激他。
孙膑被在脸上刺了字又被剔去了膝盖骨，从此只能爬着走路，成了终身残废。
庞涓倒是对孙膑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孙膑很感激，就想报答他，有一天，孙膑主动提出要替庞涓做点什么，庞涓说：“你那祖传的十三篇兵法，能不能写下来，咱们共同琢磨，也好流传后世。”孙膑想了想，只好答应了。他只能躺在那里用刀往竹简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虽背得滚瓜烂熟，但若想写下来，却不容易，再加上受刑使孙膑极为痛苦，所以每天只能刻十几个字。这样一来，庞涓沉不住气了，就让手下一个叫诚儿的小厮催孙膑快写。诚儿见孙膑可怜，便不解地向服侍孙膑的人说：“庞军师为什么死命地催孙先生快写兵法呢？”那人说：“这还不明白，庞军师留下孙先生的一条命，就是为了让他写兵法，等写完兵法，孙先生也就没命了。”
孙膑听到了这话，大吃一惊，前后一想，恍然大悟，突然大叫一声，昏了过去，等别人把他弄醒时，他已经疯了。
孙膑捶胸拔发，两眼呆滞，一忽儿把东西推倒，一忽儿又把写好的兵法扔到火里，还把地下的脏东西往嘴里塞。从人连忙奔告庞涓说：“孙先生疯了！”
庞涓急忙来看，只见孙膑一会儿伏地大笑，一会儿又仰面大哭，庞涓叫他，他就冲庞涓一个劲地叩头，连叫：“鬼谷老师救命！鬼谷老师救命！”庞涓怀疑他是装疯，就把他关在猪圈里，孙膑依然哭笑无常，累了就爬在猪圈中呼呼大睡。过了许久还是如此，庞涓仍不放心，就派人前去探测。一天，送饭人端来了酒菜，低声对他说：“我知道你蒙受了奇耻大辱，我现瞒着军师，送些酒菜来，有机会设法救你。”说完还流下了泪水。孙膑显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怪样子说：“谁吃你的烂东西，我自己做的好吃多了！”一边说，一边把酒菜倒在地下，随手抓起一把猪粪塞进嘴里。
那人回报了庞涓，庞涓心想，孙膑受刑之后气恼不过，可能是真的疯了。从此，他只是派人监视孙膑，不再过问。
孙疯子白天躺在街上，晚上就又爬回猪圈，有时街上的人给他点吃的，他就哈哈而笑，而又嘟嘟囔囔，也听不清他说些什么。这样久了，魏国的都城大梁内外都知道有个孙疯子，没有人怀疑他了。庞涓每天都听人汇报，觉得孙膑再也无法同自己竞争了，就没再动杀他的念头。孙膑活了下来。
有一天夜里，有个衣着破烂的人坐在孙膑的身边，过了一会儿，那人揪揪他的衣服，轻声说：“我是禽滑厘，先生还认得我吗？”孙膑大吃一惊，经过仔细辨认，确认是禽滑厘，便泪如雨下，激动地说：“我自以为早晚要死在这里了，没想到今天还能见到你。你可得小心，庞涓天天派人看着我。”禽滑厘说：“我已经把你的冤屈告诉了齐王，齐王让淳于髡来魏国聘问，我们全都安排好了，你藏在淳于髡的车里离开齐国，我让人先装成你的样子在这里待两天，等你们出了魏国，我再逃走。”
禽滑厘把孙膑的衣服脱下来，给他手下的一个相貌与孙膑相近的人穿上，躺在那里装作孙膑，禽滑厘就把孙膑藏到了车上。
第二天，魏王叫庞涓护送齐国的使者淳于髡出境，过了两天，躺在街上的孙疯子忽然不见了，庞涓让人查找，井里河里找遍了，也未见踪影，庞涓又怕魏王追问，就撒个谎说孙膑被淹死了。
齐国的大将田忌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为人也非常的正直和厚道，他经人介绍，知道孙膑入齐，便亲自出迎孙膑，将他请进自己的官邸，用上宾的礼节款待他。一经谈论，田忌更加佩服孙膑的才能，并暗暗庆幸自己喜遇良才，日夕与他相处，并经常向他请教。
当时，田忌经常跟齐国的王族们赛马打赌，他马力不足，屡次失败，并因此输了许多钱。有一次，孙膑见田忌的马力与王族们的马力相距不远，便对田忌说：“来日比赛，您尽管下最大的赌注，我定会设谋使您取胜。”田忌虽然不理解，但他十分信服孙膑，便回答说：“闻先生言，我当请于齐王，以千金为赌。”临近比赛，孙膑对田忌说：“齐之良马，聚于王廷，您若按马的等级，依次与王族们决赌，恐难取胜。现在请用您的下等马对付他们的上等马，用您的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用您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这样一来，您虽然肯定要输一场，但可能会赢两场。”
赛毕，齐威王及王族们只胜了一场，田忌却胜了两场，赢了齐威王千金。齐威王大为惊奇，询问田忌取胜的原因，田忌便以实相告，齐威王对孙膑敬佩不已，田忌乘机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见孙膑才智出众，便向孙膑询问兵法军旅之事，孙膑侃侃而谈，对答如流，其对战争以及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人折服。齐威王认为孙膑乃是争霸天下、兴邦定国的栋梁之材，便毕恭毕敬地拜孙膑为老师，不久，又拜孙膑为齐国的军师，将军国大事委以他。
魏惠王十七年（公元前353年）十月，魏军经过与赵军长时间的鏖战，终于攻下了赵国的都城邯郸，但此时的形势已对魏军十分不利，秦国的军队乘魏国后方空虚，已攻占了魏国的少梁，楚国的军队乘机攻占了魏国的南部睢水等地，攻打赵国的魏军实力已大大消耗，军力也疲惫懈怠。齐威王见攻打魏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派遣大军去救赵。
孙膑乘坐在有篷帐的车子里随军出征，为大将军田忌出谋划策。
田忌打算统率大军直接扑向邯郸，以解赵围。孙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田忌说，应该采取“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军事谋略来解救赵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避开正面强劲之敌，攻击敌人的虚弱之处，调动敌军，变被动为主动，寻找机会以战胜敌军。孙膑还对田忌说：“想要解开乱丝，不能握紧拳头用劲；劝解彼此斗殴的人，不能手持武器帮着击刺。只要采用避实就虚的策略，敌人就会因形势受阻而有所顾忌，就自然会主动解除对赵国的包围。”田忌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准备采纳他的建议。孙膑进一步解释说：“如今魏国猛攻赵国，精兵锐将在国外苦于征战，必定会精疲力竭，守在国内的老弱残兵因忙于防务也会疲乏不堪，将军您不如乘魏国国内空虚、兵力缺乏之机，率领大军火速攻取魏国的都城大梁，占据魏国的交通要道，攻打它防务空虚的地方，魏军必定会放弃赵国，回军来救魏国。兵书上说：‘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这样，齐军既可以救赵，又可以调动魏军跋涉奔走，乘魏军疲惫之时击败他们，我们的军队又可以避免同敌军正面作战，减少损失。”田忌对孙膑所得出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军事谋略大为赞赏，便依照孙膑之计，率领齐军主力向魏国的都城大梁进军。
庞涓得知了这个消息，惊慌万分，在攻下赵都邯郸后，顾不得部队的休整和喘息，被迫留下少数兵力留守邯郸，抛弃辎重，急忙率领轻车锐骑，昼夜不停地急行军回救大梁。庞涓这样做，虽犯了兵家大忌，却是无可奈何之举。他当然知道，这样日夜行军百里，以求速胜，敌方若乘势攻击，那么，三军之将就会为人所擒。但为当时的形势所迫，却只能如此。庞涓仓皇回救大梁，当魏军退回到桂陵附近时，田忌及孙膑早已派遣齐军主力在那里等待伏击。齐军以逸待劳、士气旺盛，很快就将疲惫不堪的魏军打得大败。这样一来，魏国已经取得的军事上的成功就丧失了，被迫与齐国议和，将都城邯郸归还给赵国。
在桂陵之战中庞涓侥幸没有丧命，但在十余年后的马陵之战中，他就呜呼哀哉了。魏惠王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经过休整，见魏军兵力又日渐强盛，乘齐威王听信谗言，解除了大将军田忌兵权之机，于魏惠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年）派遣庞涓统率大军去攻打赵国。赵国便联合韩国共同攻打魏国，但屡战失利，韩国急忙派遣使臣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他询问群臣说：“是早救韩国好还是晚救好呢？”有人主张坐山观虎斗。
此时，田忌已经恢复了大将之职，主张火速发兵去救韩国。田忌说：“如果不赶快发兵救韩，韩国兵败便会屈服于魏国，魏国的势力强大，就会直接威胁齐国，所以不如及早发兵救韩。”诸大臣各持己见，争执不下。齐威王便征求孙膑的意见，他对孙膑说：“军师一言不发，您是什么看法呢？”孙膑说：“魏国以强凌弱，攻打韩国，韩国受挫，便会屈服于魏国，这样对齐国不利，所以不可不救韩。但现在魏、韩两国仅是刚刚交锋，士气正盛，如果在魏、韩两国的军队都没有疲惫的情况下去救韩，就等于是齐国代替韩国来承受魏军的攻击，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不是齐军指挥韩军，反而是韩军指挥齐军，所以过早发兵救韩，也是不好。”齐威王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进一步询问孙膑说：“依军师的意见应该怎么办呢？”孙膑回答说：“魏国自恃其强，早就有攻破赵、韩两国的意图。我们可以先答应发兵救韩的请求，韩国恃有齐国的救援，必然会竭尽全力抵抗魏军，这样一来，就能极大地削弱魏国的军队。魏军见韩军顽强抵抗，也会尽全力向韩军猛攻，韩国必然向齐国求救，我们可以趁机与韩国结盟，韩国就会依附齐国。魏军经过与韩军的激烈拼杀，实力会大大消耗，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兵去救韩，既可减少损失，也可以乘势攻击疲惫不堪的魏军，最终战胜魏军，达到救韩的目的。这样，齐国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获得最好的名声。”
齐威王听后，大有豁然开朗之感，于是采纳了孙膑的意见。他暗地里派人将发兵救韩的打算告诉给韩国使者，然后送使者回国。韩国恃有齐国的支持，便拼命地抵抗魏军，先后五次与魏军激战，均遭失败，便火速向齐国告急，投靠齐国。齐威王乘势起兵，派田忌、田婴为将军，孙膑为军师，统率齐军去救韩。
孙膑早已筹划得当，大将田忌按照孙膑的计谋，并不直接去救韩，又把十多年前的故技搬来照用，统帅大军逼向魏国的都城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又是无可奈何，只得放弃攻韩，率领大军日夜兼程回救魏国。
但这次与上次有所不同，这次魏国的军队还有强大的实力，由于打败了韩国，士气还很高涨，所以，庞涓似乎并不惧怕孙膑。孙膑获悉庞涓回师魏国的情报，并不主动迎击魏军，而是对田忌说：“魏军强悍勇猛，一向轻齐，齐军被当做胆小怕事的军队，善于用兵的人就要利用这形势，使其有利于自己。兵书上说：‘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我们可以装出胆小怯阵的样子来引诱魏军。”田忌问孙膑说：“如何引诱魏军呢？”孙膑认为应该利用魏军自恃骁勇，轻视齐军，急于与齐军决战的心理，建议田忌采用“退兵减灶”来引诱、消耗敌军，在马陵设伏。孙膑说：“可以命令齐军在魏境先筑十万人煮饭用的灶，第二天筑五万人煮饭用的灶，第三天筑三万人煮饭用的灶，庞涓见到齐军锅灶顿减，就会认为我们胆怯，士兵逃亡众多，就会趾高气扬，盲目自傲，拼命地追击，我们可以乘势伏击魏军。”
庞涓统率大军回魏，本想与齐军决一死战，不料齐军掉头东撤，便命令全军紧紧追赶。庞涓追踪了三天，发现了齐军锅灶的数目倍减，非常高兴，说道：“我本来就知道齐军胆小怕事，进入魏境仅仅三天，齐军逃跑的士兵就已经超过半数了。”于是便下令放弃步兵，丢下辎重，只率领轻车锐骑，将两天的路程并做一天走，马不停蹄，拼命追赶齐军。
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晚上当到达马陵。又见马陵道路狭窄，地势险要，两旁是山，林多树密，恰可以伏击魏军。便命令士兵伐木塞路，留下一棵大树，剥去大树的外皮，在白色的树干上写道：“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大字，又派遣一万名射箭高手，埋伏在山路两旁，对他们说：“夜里看见火光亮起，就一齐放箭。”
当天夜晚，庞涓果然率领魏军赶到马陵，军士向庞涓报告：“有断木塞路，难以前进。”庞涓一面上前察看，一面指挥军士搬木开路，忽然见到前面有一棵大树，上面白木显露，隐约有字，便令人点起火把，亲自来到大树下察看，在火光的照耀下，庞涓看到上面的那行字，大吃一惊，急忙命令魏军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埋伏在山路两旁的齐兵万箭齐发，魏军顿时大乱，四散奔逃。庞涓身负重伤，自知智穷兵败，便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魏军，俘虏了魏国的太子申回国。
这是中国军事史上一个著名的战例，其中包含的道理十分丰富和深刻，以致后来有了“围魏救赵”这个直到今天人们还经常使用的成语。然而，比军事上的道理更深刻的是其中的文化意蕴，孙膑和庞涓的关系以及庞涓的最终结局，似乎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妒忌之心是毁灭自己的根源。
（参见《史记》、《左传》等）
4.如何“与虎共舞”
所谓“伴君如伴虎”，与虎为伴固然可显得八面威风，但稍不留意也会为虎所伤，“与虎共舞”实在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各式各样的贤相、能相和奸相，汉朝的陈平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可以称道的地方，但有一件事他却做得十分高明。
西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三月，刘邦因征英布时被流矢所伤，病情十分严重。有一个向来与樊哙不和的侍臣，见机便向刘邦进谗道：“樊哙为吕后的妹夫，与吕氏结为死党，我听说他暗地里设谋，待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引兵入都，尽诛戚夫人、赵王如意等人，您不可不防！”
刘邦本来就非常宠爱戚夫人，忧虑日后戚氏母子的安危，闻此大怒，不管事情的真伪，立即召陈平、周勃于榻前，说：“樊哙伙同吕后，盼我速死，今命你二人，持诏前往燕地，速斩樊哙，不得有误！”又叮嘱周勃道：“樊哙被斩后，你可代哙为将，讨伐叛王卢绾。”二人闻令大惊，见刘邦盛怒，且重病在身，也不敢问明原因，只得奉命退出，整装北行。
在路上，二人私语道：“樊哙本是陛下的故人，积功甚多，又是吕后的妹夫，事关皇亲贵戚。主上不知听了何人谗言，盛怒之下，欲斩樊哙，难免事毕后悔。我们最好权宜行事，将樊哙擒住后押往京师，请主上亲自发落。”二人议好后，星夜赶往燕，行至距樊哙军营几里处停下，筑好坛，派人持节往召樊哙。此时，樊哙正欲发兵追赶卢绾，听说汉使来召，只得随使来到坛前，跪地听诏。陈平登坛宣敕，才读到一半，突有武士数人，从坛下窜出，乘樊哙不备，将其擒获。樊哙正要挣扎，陈平忙从坛上走下，向樊哙低言数语，樊哙方服绑。二人见目的达到，周勃自去统军，陈平押着樊哙，赶往长安。
陈平押解樊哙，故意缓缓而行。这一天，正在走路，忽然听到刘邦驾崩的消息，陈平怕吕后、吕须牵怒自己，就令车马慢慢行进，自己打马先行，匆匆入都，直奔宫中，在刘邦灵前跪下，边拜边哭。吕后见陈平已回，忙问樊哙情况。陈平道：“臣奉命往斩樊哙，因念哙有大功，不敢加刑，现已押解来京，听候发落。”吕后听后，方转忧为喜，令陈平下去休息。陈平因怕有人进谗言，固请留在宫中，充当宿卫。吕后见陈平办事有心，当即拜其为郎中令，叫他傅相嗣君。至此，陈平才放下心来，起身谢恩，告辞而出。数日之后，樊哙到都，吕后诏令，赦其无罪，复其爵邑。
陈平可谓八面玲珑，他不是虎口拔牙，而是在虎口中保全自己。这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出几人！
（参见《史记》、《汉书》等）
5.何谓背水一战
千百年来，人们都以为韩信曾经背水一战，这实在是一个千古误解！
四年的楚、汉相争，有过许多著名的乃至传奇式的战役，其中韩信平定赵国的战役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应该说，这个战役即使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十月，韩信奉汉王刘邦之命，与张耳率领数万人马往东进攻赵国。赵王歇和赵相陈余得知汉军来攻，在汉军必经之路井陉口（太行山八隘之一，今河北井陉县北井陉山的井陉关）调集了二十万大军，想凭借有利地形，与汉军决战。张耳和陈余原是非常好的朋友，曾经结为刎颈之交，但后来各为其主，反目成仇。所以，两人对彼此的性格都十分了解。
赵广武君李左车是个非常有见识的人，他向陈余献计说：“听说韩信渡过黄河，虏魏王，擒夏说，现又引军千里来攻打赵国，其锋难以抵挡。俗话说‘千里缺粮，士有饥色’，今井陉之道，车不能并行，骑不能成列，汉军前来，粮草必在后面。臣愿请三万精兵，从小路断其辎重；君凭借地势，坚守不出。如此，汉军前不能战，后无退路，军无粮草，不出十日，汉军必败。”陈余听后，以仁义之师不用诈谋为由，拒绝采取用李左车之计。
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着非常厉害的杀手锏，如果真的采用了这个策略，韩信的处境将是极其危险的。韩信在打败陈余以后，曾经十分恭敬地向李左车请教有关的战事，并虚心地采纳了他的建议。
韩信听说陈余没有采纳李左车之计，这才放下心来，率领人马直抵距井陉口三十里处扎下大营。半夜时分，韩信开始调兵遣将，他令一将领率两千轻骑，人手一面旗帜，乘夜色从小路隐于井陉口左右。
韩信告诫他们说：“赵军见我军撤走，必然要追赶。那时你们就火速占领赵军的城堡，拔掉赵旗，插上我们的汉旗。”安排妥当以后，韩信拔营而进，直逼井陉口。这时，天已微明，韩信又传下命令，激励士气，他叫将士暂以干粮充饥，待今日打败赵军后，再营灶做早饭（“灭此朝食”）。他又派出一将，领精兵一万余人，渡过抵水，背水列阵。
韩信既不给士兵饱食，又背靠河流列阵，这是兵法上所从来没有的，也是兵家之大忌，以常理度之，这种自绝退路的做法，也是不能理解的。
赵国的将领见后，不禁暗自发笑，对韩信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到底有多大的本领开始怀疑，就是汉军对如此列阵也疑惑不解，但都知韩信向来用兵如神，虽心中不解，也不敢多问。天色已经大亮，韩信与张耳也渡过抵水，准备出战。
韩信对张耳说：“赵军占据了有利地势，如不见我大将旗鼓，只是看见这一小股军队，是一定不肯应战的。”于是，令人树起大将旗鼓，并与张耳领一支人马，杀向井陉关口。陈余见韩信亲自领兵出战，又见汉军人少，就有恃无恐，下令打开关口，领兵杀出。
两军混战多时，各有死伤，很难分出胜负。显然，如果再打下去，对汉军是十分不利的。韩信也正是利用了敌军的这种心理，想引诱敌人出关。他见时机已到，命令汉军丢弃旗鼓、兵器，缓缓后退。赵军见汉军兵败后退，衣甲器杖丢得各处都是，纷纷争抢，以作为凭据，战后请功求赏。这样一来，留守关上的赵军将士，看到别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战功，也不禁心动，便按捺不住，跃出营门，抢夺汉军所抛弃的物品。
正在这时，一声炮响，埋伏在关口附近的汉军突然杀出，赵军本来留在关上的军队就不多，再加上他们已经打开了关口，猝不及防，赵军就乱了手脚。汉军很快攻进营寨，杀散赵军，占领了井陉关口，将赵军旗帜拔掉，插上了汉军大旗。
也就在此时，韩信、张耳已引军退入背水阵中。陈余见到这种情形，以为韩信已经没有退路，而自己无后顾之忧，完全可以凭借优势兵力来打败汉军，于是，他下令破阵。
此时，汉军的形势的确是非常危急的，前有数倍于己之敌，后有抵水，已经陷入了绝境，如果不打败敌人，只有死路一条。正当汉军不知所措的时候，韩信翻身上马，用剑一指蜂拥而至的赵军，大声对众将士道：“我们后退只有死路一条，只有杀败赵军，才有生路，况且赵军的关隘已经被我们拿下，他们的军心已经乱了。”于是，汉军又随韩信、张耳反身杀回，个个拼死向前，至死不退。
这时，天已近午，陈余见一时难破汉军，便下令收军，军队已经十分饥饿，而自己这方又占有主动权，觉得不必在一时间与汉军硬拼，完全可以消耗汉军的锐气，不必急于取胜，反正汉军背靠河水，也逃不了。于是就下令退兵关口，午饭后再同汉军厮杀。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合乎常理的。
然而，当赵军退临井陉时，忽见关口上插满了汉军旗帜，才知要塞已被汉军占领，一时军心大乱。这时，后面追兵已到，前面汉军也已杀出。赵军顿时大乱，四处逃散。陈余想控制住混乱局面，虽连斩数人，仍难奏效，只得随败兵退到抵水岸边，又被汉兵围住，最后被杀于乱军之中。
这就是著名的背水一战的经过。
韩信在破赵军、杀陈余以后，又派出一支人马，追斩赵王歇于襄国。随后，领兵跃过井陉关，很快平定了赵国。
背水一战所用的正是兵法上所讲的“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的战法，这是一种自绝退路的战术，其好处是可以充分利用将士的求生欲望，激发起他们最大的战斗潜力。
然而，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战术，非有大智谋而不可用。否则，就会置之死地而后死。
纵观韩信的这次背水一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个特点：
一、他是十分主动地采取这一战术的，并不是在被迫的情况不得已而为之。这样一来，就可以非常从容地安排与此相关的各种策略，使背水一战由被动在实质上转为主动。这是最关键的一点。马谡在守街亭的战役中用的也是这一战术，但他是在被动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战术的。于是，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硬拼。
韩信的背水一战实际上是谋定而后动，与我们今天习惯使用的“背水一战”的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倒是与马谡的做法有点儿接近。
所以，韩信的背水一战决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背水一战”，而是一种主动进攻的奇妙的大智谋。
二、韩信的背水一战是一个系统的谋略。这不仅表现在夺取敌人的关口上，还表现在他早晨出击，算定敌人必定要在中午退回关口吃午饭，只要自己坚持到中午，敌人见关口被夺，就会不战自乱。另外，韩信是否料到自己以少数兵力对付敌人的优势兵力会失败呢？虽然历史记载的战例没有说，其实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就可以分析出来。赵军见韩信背水列阵，已无退路，就觉得不必急于消灭敌人，况且打仗也不是一上午就能解决的事，韩信自己亲自指挥，以精锐之师、坚定之师与敌人相持到中午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这就做到了知彼知己。
三、韩信这一着其实并非险棋，而是万全之策。为什么呢？他所担忧的并不是与赵军作战，而是赵军据险固守，不出来作战。一旦出了关口，大家就平等了，他还怕你什么陈余。况且，就是韩信埋伏下的军队攻克不了赵军的关口，也足可以从已经出关的陈余的后方攻击，也完全可以把韩信救出来。在自保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计出万全的。
四、韩信的军队是得胜之师，锐气正盛，足可以一当十。韩信所担心的只是被敌人切断粮道，在山区小路上无法进军，旷日持久，消磨了军队的锐气，所希望的就是与敌人速战速决。诱陈余出关，是他的根本目的。只是他所用的方法，一般人觉察不出来罢了。
由此看来，韩信的“背水一战”哪里是什么背水一战，实在是一个厉害到家的陷阱。非有大智谋者不可用也！
（参见《史记》、《汉书》等）
6.何谓奇人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奇人。
奇人之奇，就在于无世俗之累，入世可经天纬地，出世可“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不为穷困所忧，不为闻达而喜，不论穷困还是闻达，均无所累，常得率性而为。
奇人又往往在旧朝衰微、新朝更生之时才有施展才能的天地。所谓乱世出英雄，乱世亦出奇人。
何谓奇人？能够纵横沙场、挥兵杀敌者只算英雄，算不得奇人；能够运筹帷幄、治国安邦者可算贤智之士，也算不得奇人。所谓奇人，要能通往古、知未来，能洞察世事、预知休咎，还要能“处事可调合天人之际、事成能泰然相处”或是洁身远引，总之，是那种既可纵横于世俗之中，又可脱羁于俗世之外的人。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奇人当数武王伐纣时的姜子牙了。
姜子牙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本领，但时运不来，他也无可奈何，于是就耐心等待。他可谓事事不顺心，即使做点儿小买卖，老天也要与他作对。一次，他借钱买了点儿面到街上去卖，没想到一阵风把面全吹跑了，弄得他血本无归。但他没有灰心，等待时来运转。他在渭水边上钓鱼，用的是直钩，所以一条鱼也钓不到，他老婆来送饭，见他用直钩钓鱼，不禁大怒，就把鱼钩弯过来，趁他吃饭的功夫钓了许多。姜太公见了，反把那些鱼都倒进水里，并对老婆说：“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岂可勉强。”后来，连老婆都跟他离婚了，他还是在等待。一直到了八十岁，周公才来到渭水边，请他出山。周公亲带车马，在他的身边一站就是半天，姜子牙终于被周公的态度所打动，决定出山帮助武王伐纣。
据说姜子牙不仅智谋超人，而且道术精深，既出智画计，又能掐会算，甚至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他立下了大功，后被封于齐，可谓福寿双全。
秦末汉初的张良也算是一位奇人，他的奇有四处：
一是散尽家财，誓为韩国报仇，寻访使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虽未成功，但其勇烈刚毅，不能不叫人啧啧称奇。
二是他得遇奇缘，学得兵法。据说张良遇到一位老人，老人让张良把掉在地上的鞋子给自己穿上，张良照办了，老人就约他黎明在某地相会，授以兵法。张良连去两次，老人都先他而到，老人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张良干脆从晚上等到黎明，根本就不回去，总算使老人满意了。老人觉得他品德甚佳，才质不凡，就授他兵法，张良从此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这个“张良纳履”的故事，直到现在还常常被拿来教育儿童应当尊敬老人。
三是他屡出奇计，助刘邦脱困危、胜项羽，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
四是他能功成身退，不贪名利，既躲过了刘邦、吕雉对功臣的诛戮之祸，又免去了像萧何那样的屈身之辱，只是洁身远引，钻研兵法，恰像清溪湍湍，避世而流。
刘基也是这样的一位奇人。
关于刘基的传说十分丰富，据说他能掐会算，会呼风唤雨，简直有些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军师公孙胜，至于冒他的名而出的风水堪舆之作以及预测祸福的《推背图》之类，比比皆是。如果剥去这些虚幻迷离的色彩，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出，刘基是一位学者、军事家、政治家和特立独行的智达之士。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生于1311年（元至大四年），其家庭为耕读传家的正统地主家庭。浙江自宋以后就成为文化教育发达、才杰俊秀迭出的地方，素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称。刘基的祖先原是丰沛人氏，在宋为官，后随南宋南迁，落脚浙江青田，刘基的祖父还做过南宋的太学上舍，并且博学多智，通晓天文地理，为人正直仗义，曾经组织过反元起义。刘基出身于这样一个较有名望的家族，自小耳濡目染，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
据载，刘基才华出众，这一点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尤其他的博闻强记，实在令人吃惊。刘基家附近有一家书店，他上下学经常路过。一天，他看到一本天文方面的书，随手翻阅了一遍，第二天再来读书时，竟能将前一天读过的那本天文书背诵下来。书店主人十分钦佩，就想把书送给他，刘基说：“书已在我胸中，书本已对我无用了！”
他能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老师断言他将来必成大才。在十七岁时，刘基离了府学，到括苍山的石门洞师从当时的名士郑复初学习“二程”的理学。在这一期间，他更进一步地博览群书，尤其注意正统经史子集之外的杂家著作，医农术数、天文地理均深有心得。这样，刘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打下了极为宽厚扎实的知识功底，为他以后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驰骋纵横做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但刘基的青年时期是十分坎坷曲折的。他于1333年考中进士，其后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当时，元朝的政局动荡不定，一方面是统治者横征暴敛，醉生梦死；一方面是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极少有人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刘基也是这样，他虽是一个辅佐县令的小官，但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为元朝着想，而是十分注意收集风土人情，了解社会时事。当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他也不能不例行公事，做一些应付门面的事，但他决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去伸张正义。
后来因为不愿阿谀奉承，刘基弃官，于1340年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
刘基的学问品才已广为人知，浙江行省又让他担任儒学副提举的官职，刘基觉得也许这一官职比较适合自己的特点，便即到任。谁知到任一看，天下官场一片黑暗，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对一些不法现象仍是愤加指责，其结果当然是得罪了许多人。很多人弹劾他超越职责范围，多管闲事。于是，刘基又一次愤而辞官。
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前后，方国珍兄弟时降时反，占据着温州、台州、庆元等地，在海上出没无常，很难剿灭，也更加深了沿海一带百姓的灾难。元朝官吏自己无能，想起刘基是个人才，便把他任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他主张实行分化瓦解之策，即只拿方国珍兄弟，余者不问，此布告一出，方国珍的军心立刻不稳。原来，方国珍多行不义，其部下大都是被他胁迫，本不愿为他卖命，见了布告，就想离之而去，方国珍再次接受了招安。这也罢了，气人的是刘基挨了一顿训斥，说他是擅作威福，伤了朝廷爱民好仁之心。
1358年，他第三次辞官，又回到了青田老家。
这次归隐，他为中国文学史添了一部寓言集。他借寓言的形式嬉笑怒骂，表达自己对污浊现实的愤慨和对人生的精辟见解，他给这部寓言集取名为《郁离子》，大概寓有郁愤不平而又离经叛世之意。
此时，刘基已四十多岁了，他于二十多岁中了进士，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并数度隐居。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刘基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建议，避开了蒙古人的锋芒，迅速壮大起来。朱元璋十分注意军队的纪律，建立了良好的威望，而且每到一处，十分重视访求当地的贤达，并将其罗致帐下，以为己用。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访得刘基正在青田老家隐居，便派专使往请。刘基虽也早已听说朱元璋的名声，但毕竟缺乏了解，再加上他二十年做官的坎坷经历，因此不愿再出山了，所以，他拒绝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请。朱元璋并未气馁，再派总制孙炎前往邀请，朱元璋备以聘礼书信，极言求贤若渴之情，再加上孙炎对朱元璋的雄才大略、鸿鹄之志的一番描述，刘基终于被感动。他说：“我过去曾经辞官在西湖闲住，见西北方向有异样云气，我曾说那是天子之气，十年之后应当在金陵。现在朱氏创业兴旺，又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恐怕将有大成。”就这样，刘基经过朱元璋的三次邀请，终于应聘。
刘基针对朱元璋的情况，提出了他的所谓“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听了兴奋不已，认为刘基未到军中，就已把天下大势看透，实在是不世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礼贤馆，把他待为上宾，引为心腹知己。
当时，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想合力消灭他。因此，朱元璋的军队虽生气勃勃，但仍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中，怎样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就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朱元璋就可能继续发展；如果策略不好，就会像包饺子一样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
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请教了刘基。
朱元璋说：“希望先生不要抛弃我！如果您有什么指教，请直言不讳，我一定虚心接受。”
刘基说：“明公占据了金陵，甚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当务之急，先除此二人！”
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这两人势力强大，怎样才能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敌人，当权衡缓急，用兵当有先后次序，如今应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
朱元璋说：“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诸将多认为应当先除弱者，翦除陈友谅的羽翼，而且先弱后强，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
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张士诚只是一自守汉罢了，他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击陈友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不会乘虚攻金陵。而陈友谅劫主称帝，没有一时一刻忘记金陵，且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图扫荡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对付张士诚，陈友谅乘虚而入，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则张士诚的存亡全操于我手，还有何惧呢？先灭陈，后扫张，继而西攻陕西，北上大都，天下岂不可定了吗？”
这一番话，实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把朱元璋说出了一身汗。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在具体的战役中，刘基也屡立大功。刘基到朱元璋军中不到两月，陈友谅就挟持徐寿辉率大兵来攻，并联合张士诚东西夹击。当时，敌兵浩大，朱元璋势小，因此诸将主张不一，有主战的，但更多的是主逃，甚至主降。刘基斩钉截铁地说：“先斩言降者和言逃者，才能取胜。陈友谅挟徐寿辉而来，乃是向我示威，逃无处逃，降则死无葬身之地，如今之计，只有决一死战。陈友谅虽说势大，但属不义之兵，士气不振，且又远行深入，疲惫不堪。而我们则是守卫疆土，将士齐心合力，以逸待劳，再多设埋伏，一定会成功。况且陈友谅骄悍有余，智计不足，正应了骄兵必败、悍兵必败的古训。以此看来，战之必胜。”
刘基的这番话，坚定了朱元璋和诸将士的必胜信念，也确实符合当时的形势，道出了胜败的根源。
陈友谅进军初期，凭其势打了一些胜仗，在占领太平以后，就使人椎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为汉。后来深入朱元璋的防地，被刘基困住，弄得缚手缚脚，施展不开，屡吃败仗，最后退至江州。江州临水而建，城墙多建在水中，易守难攻，朱元璋攻了数日，城完如故，陈友谅以为江州固若金汤，便放心回去睡觉了。谁知刘基暗中测量了城墙高度，造了许多坚梯，载于船尾，趁黑暗缓缓移至水中的城墙边，军士顺利登上城头，一举攻克。陈友谅还以为天降神兵，忙携带妻子乘船逃往南昌。在后来的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又多出奇计，帮助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并将其杀死于湖中，彻底消灭了陈友谅的大汉政权。
在奉韩林儿为小明王问题上，刘基与朱元璋等人的看法完全不同。朱元璋接受韩林儿的封爵，其目的是为了不招人眼，把元兵的矛头都指向韩林儿、陈友谅等人，他这样做，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但随着形势的推移，再尊奉韩林儿，就有害无利了。
1361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中书省设座，遥拜小明王，刘基独傲立不拜。朱元璋问其故，刘基说：“韩林儿虽是韩山童（红巾军重要首领）之子，但自身并无建树，只是一个牧童罢了，且他姓韩不姓赵，却诡称宋裔。宋亡已久，人心不归，何必要假借前代年号？大丈夫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摆脱别人的牵制。如果继续尊他的名号，将无以自立。”朱元璋当时未做什么表示，但他已深受刘基的影响。后来因救韩林儿而差点儿被陈友谅乘虚打败，才愈加相信刘基的话。最后，朱元璋干脆杀了韩林儿，自树一帜。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刘基在明朝的开国中立有三件大功：
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
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
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
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向刘基请教如何治国治民，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他仍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他也毫不通融，不顾李善长的求情和威胁，毅然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杀死了李善长的亲信、贪污犯李彬，引起了朝野震动。后来，他敌不住李善长的陷害，干脆回家闲居。
刘基极有知人之明，他深知朱元璋生性多疑，外宽内急，所以不去致身仕途，而是尽量洁身远引。
一次，朱元璋想把李善长换掉，让他当丞相，刘基说：“李善长是功臣勋旧，能够调和众臣。”
朱元璋奇怪地问：“李善长多次说您的短处，您为什么总说他的长处呢？我想让您当丞相，不知意下如何？”
刘基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易相犹如殿之换柱，如用小柱，非折即仆，我就是这样的小柱，怎么可以换上去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器量更浅，胸怀更小。”
朱元璋最后说：“胡惟庸怎么样？”
刘基答道：“万万不可。当丞相好比驾车，胡惟庸不仅驾不好车，还会弄得辕断轮摧。”
朱元璋还是让这几个人当了丞相，结局如何呢？杨宪因触犯法律被杀，汪广洋被赐死，胡惟庸谋反，其案株连之多，被杀三万人，连李善长也被连累灭族！
刘基可算有知人之明了！
胡惟庸因刘基曾在朱元璋面前贬评过自己，就怀恨在心，当了丞相之后，就诬陷刘基的儿子，也诬陷刘基占了有王气的坟地。刘基本来在家过着隐居的生活，下棋品茶，逍遥自乐，却忽然被传到京城，令其对证。虽然最后朱元璋还是把他护送回家，但他还是忧愤成疾，于1375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俗人庸人、英雄烈士、志士仁人、圣贤俊良以至奇人逸士，前者多多而后者少少，至于奇人逸士，可谓世不一出，如凤毛麟角，只能自待其来而无处寻觅，其风采百世之后犹令人思慕。
（参见《明史》、《明史纪事》、《明史纪事本末》等）
7.人之常情不可违
人之常情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必须遵循的生活规则，如果违背了人之常情，就是矫情作伪。因此，考察一个人的品德，有时候看看他对待人之常情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得差不多。在中国历史上，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吴起为了取得鲁君的信任以做鲁国的将军，竟然杀了自己的妻子，仅仅因为他的妻子是齐国人。但他不仅没有得到鲁国人的信任，反而受到鲁人的谴责。
乐羊子任魏国将军，在讨伐中山国时，他为了表示自己对魏文侯的忠诚，当着中山使者的面，吃掉了自己在中山国任职的儿子的肉。魏文侯虽对其功劳给予了奖赏，但从此以后就不再信任他，罢免了他的兵权。
明朝天顺年间，都指挥马良受到皇帝的宠爱。马良的妻子死了，皇帝去安慰他，正碰到他已经好几天不出家门。皇帝问其原因，左右的人说：“马良正在办喜事，娶了新妻子呢！”皇帝听了，十分不高兴地说：“这个家伙对妻子如此薄情，怎么会忠诚于我呢？”于是就把马良招来用木杖打了一顿，从此以后疏远了他。
明朝宣德年间，金吾卫指使傅广阉割了自己，然后请求到宫中当太监。皇上听了以后，非常奇怪地问：“傅广已经是三品大官了，还想做什么？残害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想再升官吗？”于是命司法部门问他的罪。
上面的这些君王有识人之明，没有遭受矫情作伪者的祸害。有人就不是这样了，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管仲对齐桓公的几个宠臣的态度和评论没有被齐桓公所接受，最后齐桓公死在他们的手里。
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由于有贤相管仲的辅佐而称霸中原，所以对管仲十分尊重。后来管仲病危，齐桓公看望他，并请教说：“仲父病了，请问您有什么事要嘱咐我吗？”
管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就对齐桓公说：“我希望你离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这伙人远一些，千万不要接近他们。”
齐桓公听了他这“临终遗言”，十分不理解地说：“易牙煮了自己儿子的肉来孝敬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他的儿子。难道这还不值得信任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如果他对儿子很残忍，对自己的主人怎么能好？”
齐桓公接着说：“竖刁阉割自己来侍奉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身体，难道还能怀疑他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狠心毁坏自己身体的人，对君主怎么能好？”
齐桓公又说：“常之巫能断定人的死期，能治疗我的顽固病症，难道不能相信他吗？”管仲说：“死生由命，顽症是身体上的毛病，不去掌握自己的命数，守住自己的根本，却依靠常之巫来维系自己的健康，人就因此而为所欲为了！”
齐桓公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已十五年了，为了我，父亲死了他都没去奔丧，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人还不应该信任吗？”管仲说：“人最亲的莫过于父母，他对父母尚且如此无情，又何况对其他人呢！”
齐桓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好，一切照您的话办。”
管仲死后，齐桓公驱逐了这四个人。但四人走后，齐桓公食不甘味、夜不酣寝，没有心思治理朝廷，同时旧病也犯了，宫廷上十分混乱。过了三年，桓公说：“仲父的话太过分了吧！此四人有益而无害于国。”于是又把他们召回朝廷。
次年，桓公病了，常之巫利用自己的巫术造谣说：“桓公将在某日死去。”易牙、竖刁、常之巫勾结起来作乱，他们把桓公的宫门堵塞住，不准任何人进去，在宫外筑起三丈高的墙，断绝他的饮食，准备把他活活饿死。
齐桓公临死时流着泪说：“唉！今天这样的下场，怨我糊涂，没有听仲父的话。仲父实在是圣人，圣人的眼光是很长远的啊！”
通过人之常情来考察一个人的品德是十分有效的。这里面的道理就不用多说了。问题是有些时候人们的矫情作伪得到了鼓励，什么儿子揭发老子，妻子反对丈夫，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忠”，结果培养了一些只有斗争性而少有人性的人。那个时代似乎离我们还不远，不太健忘的人们并不是记不得。然而，即使人们不健忘又能怎样呢？现实中又有多少人注重人之常情、人之常理、人之常德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注重人之常情与大义灭亲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大义灭亲是注重人之常情的高度升华，是把人的常情升华到了为国、为民、为道的境界，是一种大情。
（参见《管子》、《智囊》等）
8.高处不胜寒
常言道：自古伴君如伴虎。所谓雷霆易怒、天威难测，奉事君主实在是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任何官场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论，但说他是一个玩弄权术的艺术家，那是绝对错不了的。因为稍一不慎，或是稍稍失策，就会被同行排挤掉，更有甚者，皇帝老子一翻脸，你自己脑袋不保还是次要的，你的父母兄弟乃至七姑八舅也要跟着一起呜呼哀哉。所以，对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与其称他们为什么政治家之类，倒不如送他们一个“官场艺术家”的雅号来得更为贴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中国的封建官场虽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远不见天日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国君的确是荒淫无道，死了也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他杀死了齐庄公后，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是害病死的。”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写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绝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太史伯说：“我写好了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
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我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则杀了，写却不能另写。”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听说哥哥死了，就抱着竹简前来接替哥哥的职位，书写历史。等写完一看，还是太史伯写的那几个字。崔杼又惊又气地说：“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哥哥被杀了吗？”
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如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显得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太史季抱着写好的竹简回家去，路上碰见南史氏抱着竹简迎上来。南史氏说：“我以为你也会被杀掉，所以接替你来了。”太史季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两人都回去了。
明目张胆地抗拒上司的命令固然“该死”，一心为皇上效力该不该死呢？如果效力无方，事君乏术，照样“该死”。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的周亚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摸皇上及皇亲贵戚的旨意，最终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以前三年，他就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掌管郡内的民政与军事事务，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匈奴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肖关，杀死北地郡尉，一直到达甘肃省镇原东南地区，匈奴骑兵的侦察员则一直深入到离汉朝都城长安只有两三百里地的地方，使汉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一方面用安抚的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
但周亚夫真正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则是从驻军细柳时开始的。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入侵，前锋直逼太原郡，当时是“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为了阻止匈奴继续南下，文帝让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守狐口；以苏意为将军，驻守句注；以张武为将军，驻守北地。同时，还在长安的东西、北三面驻有重兵，以防匈奴突袭长安。当时长安的军事部署是：祝滋侯徐厉驻守渭北棘门；宗正刘礼驻守霸上，以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
汉文帝是一位节俭谨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到西军和北军去视察，所到之处，无不倾营出动，候迎天子。文帝看到这种情景，深为忧虑，真不知一旦匈奴袭来，他们如何对敌。但等到了周亚夫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兹摘译大意如下：
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车驾直接驰进营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刃、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支。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先行官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按着马缰绳慢慢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
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显得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而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其实，文帝虽然知道周亚夫是为国为君，但也隐隐地觉得他做得过分，觉得皇帝的尊严还是受到了损伤，自己的虚荣心多少受到了一点儿刺激。他可能会重用周亚夫，但他不会喜欢周亚夫，这一点是肯定的。多亏汉文帝是一代名君，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然而，如果遇上一个不太明白的君主，这种做法恐怕要惹下杀头之祸了。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儿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
刘濞刚出兵时，他手下的大将田禄伯说：“您的军队如果集中起来往西进发，直接攻击汉朝的主力军队，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进军路线可供选择，这样就难以成就功业。我希望您能拨给我五万军队，另外沿着江淮北上，攻占淮南、长沙，进入武关，与大王您会合，这可以说是一条奇道。”吴国太子劝吴王说：“您已经有了背叛的名声，如果再把军队交给别人，恐怕别人也将背叛您。”吴王听信了他的意见，没有同意田禄伯的意见。
当时，青年将领恒将军劝吴王说：“吴国大多是步兵，在地形险要的地区作战时很有利；汉军大多是战车和骑兵，在平地作战时有利。希望您不要去攻占路过的城池，而是直接、迅速地往西走，去占领洛阳城中的国家仓库，并把国家的粮仓占为己有，凭借山河之险，再来号令诸侯，这样做，您虽然没有入函谷关，没有占领汉朝的都城长安，但实际上已经平定天下了。如大王您慢慢行军，一路上留下来攻打城邑，那么汉军的战车和骑兵就到了，他们会很快地来到梁国、楚国的郊外，那时，您所设想的取代汉朝统治中国的大业就失败了。”
吴国的老将们都不同意这种意见，都说：“这种年轻人，冲锋陷阵还可以，哪里懂得这种重大决策？”吴王于是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现在看来，如果这两条计策得以实行的话，周亚夫就不能很快地平定这次叛乱了。
其实，能否采用这个策略，实在只有一念之差。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个决断，那就说不清了。
而周亚夫所选择的行军路线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是一个将领偶然提出来而被采纳的。如果没有这个将领的建议，周亚夫的军队一旦遭到了叛军的伏击，其结果将会是怎样呢？
吴楚七国谋反后，汉景帝任命周亚夫担任太尉去攻打反叛部队。周亚夫的军队从京师长安出发后，到了霸上，他的部下赵涉遮向他提出忠告说：“吴王搜罗敢死之士已经很久了。这次他知道您将要前往，必定会在您所要经过的崤、渑之间的险要地带布下伏兵。再说，军队的活动最重要的是神奇和机密，您为什么不从这里往右走，经过蓝田，通过武关，从这条路到洛阳，在时间上不过只晚了一两天，但您却直接进入了洛阳，而那里是国家的武备重地。您直接进入国家的武备仓库，然后敲响战鼓。这样，叛乱的诸侯听到后，会认为您是从天而降。”
周亚夫觉得他的话十分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计策，到了洛阳后，周亚夫派人在崤山之间搜查，果然发现了对方设下的伏兵。
周亚夫在荥阳集合了各路军队，坚守在壁垒中不出来作战。当时吴王正在攻打梁国，梁国的情势非常紧急，梁王请求周亚夫发兵援助。周亚夫坚守有利地形，并不出兵，想把梁国舍弃给吴国，不肯前去援救。
梁王是汉景帝的弟弟，太后又非常宠爱他，他便上书景帝，提出请求援助，景帝派使者带诏书，命令周亚夫援助梁王。但太尉周亚夫还是不接受援梁的诏命，而是派轻骑兵断了吴楚军队的后路，绝了他们的粮道。这样一来，吴国军队前进不成，粮食又运不到，被饿跑了。这时周亚夫派精兵出击，大败了吴军。
平安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但也正是因为他只重视国家大局，不顾太后的宠儿、皇帝的宠弟而终于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的种子。
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他们没有别的亲兄弟了。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入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就栽下了祸根。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只要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就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长子刘荣被立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太子一个人的手里，稍一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他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侯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他之。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终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他之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他之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
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朝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朝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
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愿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卿当堂审讯，问他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国为公，君为私，忠君未必是爱国，爱国就更未必是忠君。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做一体，把国看做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之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霉。君主们高调唱得好听，其实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私欲合理化而已。如果真是君、国等同，那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改朝换代了。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判词。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传统的中国，最不讲理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是社会的最下层，只认钱不认理，有钱就有理；宫廷是社会的最上层，谁也管不了，有权就有理。因而，妓院和宫廷又是最没有道理的地方。妓院里的昏天黑地，宫廷里的黑白颠倒，实在是一模一样的事。
（参见《汉书》、《资治通鉴》等）
9.先封仇人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张良是当之无愧的大谋略家，但他的一次谋划却让后人聚讼不已。
汉高祖封了大功臣二十多人之后，其余的人白天黑夜地争功，高祖定不下来如何封赏才好。一次，他在洛阳南宫，远远望见众位将领星罗棋布地坐在沙土地上相对私语，便问留侯张良他们在说什么。张良回答说：“您从平民起家，凭借着这些人取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而所封的都是您的旧交，所杀的都是您平时所恨的人，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实在是想谋反啊！”
汉高祖听了，感到十分忧虑，说：“怎么办好呢？”张良说：“您平素最憎恨、大家也都知道您最憎恨的人是谁呢？”汉高祖说：“雍齿曾经使我多次受窘。”留侯张良说：“现在赶快封雍齿，群臣就人人安心了。”
于是，刘邦就封雍齿做什邡侯。群臣见了，都非常高兴，都说，像雍齿这样的人尚且能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著名的，然而，冯梦龙在他的《智囊》一书中评论说，众位将领所讲的，未必就是谋反的话，如果是想谋反，张良又为什么在皇帝问他以后才说呢？他们为什么要在皇帝面前说呢？只是因为皇帝刚刚得到天下，屡次根据自己的爱憎来施行赏罚，群臣常常失望，人人都有自危之心，所以张良乘着这件事献纳忠言，想用这种方法来改变汉高祖的思想罢了。
然而，事情往往是始料不及的。明代袁了凡说：“张良为雍齿游说，虽然使得皇帝能够不以自己的爱憎来赏罚，但却使皇帝从此有了怀疑功臣的想法，致使三大功臣相继被杀，这恐怕是张良这句话带来的祸害。”
但这件事也不能这样说。张良改变了皇帝赏罚不公的做法，出的是好主意；平民称帝，群臣过去都是跟皇帝并肩共事的人，如果产生了失望的念头和自危的感觉，他们势必造反。汉高祖所忧虑的也正是这一点。张良乘机点破了，所以他的话汉高祖容易接受。至于后来的韩信、彭越被杀这一点，张良又是怎么能预料到呢？
（参见《史记》、《三国志旁证》等）
10.名士的战役
淝水之战是我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有意思的是，这次战役似乎没有创造出几个英雄或是军事家来，倒是为几位名士平添了几分光彩。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八月，前秦皇帝苻坚要亲率百万大军攻打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一时间，京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上下震惊。
苻坚于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年）即位，称大秦天王。他是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国力日渐强大，几年以后，便稳定了关中局面，消灭了前燕政权，占据了北方的大片土地，于是对江南的东晋虎视眈眈。虽然不少谋臣认为，东晋有长江天险，人才济济，不易攻取，应该采取友好的策略，重点应该是防备鲜卑、羌、羯的作乱。但苻坚却骄横自大，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军队，就是把马鞭子投入长江，也可使江水断流（投鞭断流）！晋朝有什么天险可以凭借呢？”于是在太元八年，苻坚到处征调兵马，聚集百万大军，部队连绵千余里，向南进发。
东晋朝廷任命谢安为征讨大都督，于是，谢安派他的弟弟谢石和侄子谢玄率领八万人马去抵抗苻坚。
双方的力量相比是悬殊的，将领们都心神不安。谢玄向谢安请示作战方略，谢安却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我自有安排。”便无下文了。
谢安是当时有名的名士，胸怀度量很大，谢玄问不出名堂，又不敢再多言，就又让别人去问。谢安仍不回答，而是让大家邀集亲朋好友一起到山间别墅去玩。在别墅中，他绝口不谈军务，却与谢玄以别墅为赌注下棋。实际上，他是以下棋来考较谢玄是否能够处变不惊。谢安的棋以前总下不过谢玄，这天因为谢玄忧惧战事，反而输给了谢安。谢安对他的外甥说：“我赢的这座别墅就送给你了。”
下完棋，又和大家在山间游玩，直到晚上才回到府上。然后指授将帅，部署兵力，各自分头去迎敌。
东晋大将桓冲听说京城危急，便写信给谢安，表示要派三千精兵援助京师。谢安对来使说：“朝廷已作安排，兵力、武器都不缺，不劳桓公派兵，还是用在西边的防务上好。”桓冲听说后，对幕僚说：“谢安石（按：谢安，字安石）有宰相的度量，可惜不懂军事。现在大兵压境，却只顾谈笑游玩，还派了一些不经事的年轻人去督战，兵力又那么单薄、脆弱，国家的前途可想而知了，恐怕我们都要成为秦军的俘虏了！”
一个月之后，由苻坚之弟苻融率领的先头部队一举攻陷寿春（今安徽省寿县），气势非常嚣张。他们以淮河作为屏障遏制东来的晋军。谢石、谢玄等人畏惧秦军，不敢贸然前进。随后，苻坚亲自率领八千轻骑，日夜兼程赶来。他大概觉得东晋应该有自知之明，主动投降，就派尚书朱序去游说谢石，劝他们速速投降。朱序本是晋臣，早想归顺东晋，就暗中对谢石、谢玄说：“秦军不下百万，但是现在还未到齐。如果全到齐了，确实无法对付；所以宜在速战，如果把他们的先头部队打败了，晋军就会士气高涨，便能一鼓作气击溃秦军。”
谢石踌躇未决，谢玄等人很为赞同，辅国将军谢琰说：“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不能犹豫！”谢石乃依从他们的意见，并嘱咐朱序做内应。
十一月，谢玄派龙骧将军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夜袭驻扎在洛涧的秦军，斩杀守将十人，士卒一万五千人。谢石、谢玄等人便乘胜率兵，水陆并进，直逼淝水。
苻坚得到洛涧战败的消息，登城遥望，见晋军的队列整齐，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不禁大惊。再向东南边的八公山眺望，他把漫山遍野的草木都当做晋军的兵马，惊愕地说：“这样的劲敌，怎么说是弱国呢？”他心里开始惧怕了，但已骑虎难下，便下令各军出寿春城，至淝水沿岸布兵，严阵以待。
谢玄见秦军布满对岸，无法渡河速战，就派使者对苻坚说：“你孤军深入，志在求战。但现在逼水为阵，使我军不能渡河，这是持久之计，哪里是要打仗啊！倘若贵军稍稍后退，让我们能渡过淝水和贵军决一雌雄，这不是很好的吗？”
秦军将领们说：“不能同意他们的要求。敌寡我众，不如把他们遏制在岸上，使他们不能渡河，这是万全之策。”苻坚求胜心切，反驳说：“我军远来，利在速战。可以允许他们渡河，我们稍稍后退，等他们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我军迅即围杀，哪有不胜之理？”苻融赞同苻坚的决定，于是指挥部队后撤。
原先像铜墙铁壁似的矗立在淝水岸边的秦军，忽然接到后撤的命令，便掉头往后跑。许多人并不知道为什么后撤，只看见大家往后跑也跟着跑。这时晋军已一边渡河，一边用强弓射箭。身在秦军中的朱序突然一声大喊：“秦军败了！快逃啊！快逃啊！”吓得不明真相的士兵真以为大家是因为战败而向后跑。于是都跟着乱嚷嚷：“快逃命啊！快逃命啊！”越来越多的士兵向后狂奔起来。苻融等人想拦也拦不住，反被人群冲倒在地。晋军赶来，杀伤无数。
苻融被杀死。于是，秦军大乱，全线崩溃。逃跑的人自相践踏，踩死了不知多少，尸横遍野，甚至堵塞了河流。逃跑的秦军一路不敢停留，听见风声鹤唳，也以为是晋军追来了。
苻坚本人身中流箭，单枪匹马逃到了淮河以北。晋军在这次战役中收复了大批失地。
谢石、谢玄派人把淝水大捷的喜讯急报谢安。谢安正在府上同人下棋，看过捷报之后，便放在案几上，脸上没有一点喜悦的神色，接着下棋如故。客人问他什么事？他才慢慢回答：“孩子们已把敌寇打败了（小儿辈大破敌）。”客人起身祝贺，谢安仍无喜色，邀请客人把棋下完。等下完棋，客人走了，谢安走进里屋，过门槛的时候，因为心里太高兴，不小心把木屐的齿折断了，但他全然不觉。
描写淝水之战的史书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对整个战争过程的描写中，似乎看不到什么刀光剑影，而是处处穿插了名士的生活情节，一场如此惊险的战争，居然因此而充满了诗意，好像诗人在作一首吟史诗。尤其是谢安的“雅量”被衬托得淋漓尽致，这在古代战争史上实在是一个别调。这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文化精神，塑造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
然而，东晋的胜利也不可否认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前秦的军队的确是尾大不掉、人心不齐，但毕竟人数众多，如果苻坚稍微谨慎一点，恐怕谢安的“雅量”也就容不下了。所以，诗意的战争听听可以，学是学不得的。
（参见《晋书》、《世说新语》等）
11.悲剧英雄
什么是英雄？其实，真正的英雄在其文化本质上是那种依理想而生活，凭情感而行动的人。项羽虽然失败了，但却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原因就在这里。
项羽的失败主要在于失去了范增，而陈平除范增用的是反间计。其实，尽管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但就反间计本身来说，却是一成不变的。反间计的规律就是使对方产生疑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楚汉相争的初期和中期，刘邦实际上是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的。然而，项羽却最终失败了。项羽失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性格悲剧。
刘邦虽然是个流氓，但他有一样别人无法比拟的好处，就是善于听信忠言，能够使用人才，为了大事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项羽虽然是个英雄，但他却天生没有领袖的品质，因为他行“妇人之仁”。例如，他可以在打仗时身先士卒，可以为士卒吮吸箭伤的脓汁，但却不能慷慨地封赏将士。据史书记载，任命将领的大印都刻好了，他却舍不得把它给应该封赏的人，而是把大印拿在手里，玩来玩去，把大印的棱角都磨光了，还是舍不得送给人。所以，他不能大胆地使用人才。
与此相关的就是他刚愎自用、优柔寡断、狭隘多疑。陈平正是利用他的这一特点来除掉他的得力助手的。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初，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一线相持。项羽兵围荥阳，截断汉军粮道。刘邦的形势非常危急。
汉军缺粮，时间一久，就难以固守，于是派出使臣向项羽议和，提出荥阳、成皋以东归楚，以西归汉，以鸿沟为界，两国就此罢兵，分而治之。项羽听了使者的话，就想讲和，范增进言道：“刘邦即将兵败，今日不取，日后必悔。当初在鸿门宴上，你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此时再不灭掉刘邦，将来就必定要被刘邦所灭。”项羽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拒和，发兵猛攻荥阳。
刘邦见议和不成，在荥阳城内整日忧心忡忡。一次他对陈平说：“天下纷扰，究竟何时得了？”陈平说道：“大王所虑，无非是那项王。我料项王手下只有范增、钟离昧等数位忠臣，他的能臣良将并不多。项羽生性多疑，想来刚愎自用，不能明察人事，大王若肯捐弃巨金，贿通楚人，流言反间，使项羽君臣相疑，然后乘机进入，破楚就容易了。”
刘邦听后，连说：“金银何足惜，只要能破楚兴汉，财物尽管用。”便命左右取出黄金四万斤，交与陈平，叫他按计行事。
陈平受金退出，回到住所，立即唤来几名心腹小校，叫他们扮成楚军模样，怀金出城，混入楚营，贿赂楚王左右，散布谣言。数日后，楚营中流言四起，说钟离昧自恃功多，得不到分封，将要联汉灭楚。这事正是项羽所担心的，如今出了这样的传言，项羽不得不相信，所以就处处提防钟离昧。
为了弄清真相，项羽决定借议和为名，遣使入汉，顺便探察城内虚实。陈平听说楚使要来，正中下怀，便和刘邦布好圈套，专等楚使上钩。
楚使进入荥阳城，直往汉王府，拜见刘邦。刘邦假装酒醉，敷衍数语后，便令陈平将楚使带出。
陈平将楚使导入客馆，留他午宴。两人静坐片刻，一班仆役已将美酒佳肴摆好。陈平装作自己只是受了刘邦的托付，是替刘邦招待客人，并不认识来使，于是问道：“范亚父可好！足下是否带有亚父手书？”楚使一愣，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正色道：“我是受楚王之命，前来议和的，并非由亚父所遣。”
陈平听了，故意装作十分惊慌的样子，立即掩饰说：“刚才说的是戏言，原来是项王使臣！”说完，起身步出。楚使正想用餐，不料一班仆役进来，将满案的美食全部抬出，换上了一桌粗食淡饭。楚使见了，不由怒气上冲，当即拍案而起，不辞而别，饿着肚皮返回了楚营。
一到楚营，楚使立即去见楚王，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添油加醋地告诉了项羽，并特别提醒项王，范增私通汉王，要时刻注意提防。
其实，这是个并不怎样高明的反间计，稍微理智一点，就会察觉其中的破绽，只是项羽多疑，又兼性格急躁，头脑简单，没有多想这些。
项羽听后大怒道：“前日我已听到关于他的传闻，今日看来，这老匹夫果通刘邦。”当即就想派人将范增拿来问罪。还是左右替范增排解，项羽这才暂时忍住，但对范增已不再信任。
范增可以说对项羽一直忠心耿耿，他心无二用，对此事一无所知，一心协助项羽打败刘邦。他见项羽为了议和又放松了攻城，便找到项羽，劝他加紧攻城。项羽不禁怒道：“你叫我迅速攻破荥阳，恐怕荥阳未下，我的头颅就要搬家了！”范增见项羽无端发怒，一时摸不着头脑，但他知道项羽性格多疑，不知又听到了什么流言，对自己也产生了戒心。想起近年自己对项羽忠心耿耿，一心助楚灭汉，他不仅不听自己的忠言，反而怀疑自己，十分伤心。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便向项羽说道：“现在天下事已定，望大王好自为之。臣已年老体衰，望大王赐臣骸骨，归葬故土。”说完，转身走出。项羽也不加挽留，任他自去。
范增回到本营，将项王所封印绶，遣人送还项羽。自己草草收拾，即日东归。他想到楚国江山，日后定归刘邦，不禁又气又急。不久背上忽然起了一个恶疮，因途中难寻良医，又兼旅途劳累，年岁已长，不久背疮突然爆裂，血流不止，疼死在驿舍中。从吏只得买棺殓尸，运回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葬于城东。
与刘邦相比，项羽的确具有更多的英雄特征。他勇猛善战、不畏艰难、性格直爽、恩怨分明、爱惜属下、讲究道义，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美誉，但这些性格素质却正是他成为帝王的障碍。他没有刘邦的无耻、狡诈、残忍和阴险，更没有刘邦的雄才大略，所以中了陈平的反间计，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和忠臣。
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英雄风采却留下了永恒的魅力。越是悲剧式的英雄，就越能打动人心。这悲剧的结局使得英雄人格深处的光彩闪现得更加灿烂动人。
（参见《史记》、《资治通鉴》等）
12.千古第一反间计
反间计是什么？
反间计是一种使其自毁长城的计谋。
反间计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用谣言和假造情报来惑乱敌方。
反间计在中国军事斗争史上有着极为成熟的先例。
反间计早在两千多年前出现的军事专著《孙子兵法》中就有系统的论述，并被列为众计之首，但同时又被认为是一种十分危险、轻易不能使用的计谋。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孙子兵法》就专列《用间篇》，孙子对用间给予了充分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大意是说，军队当中的事情，没有比用间再亲密、再需要信任的事情了，奖赏没有比间谍再优厚的了，事情没有比用间更机密的了。不是才智过人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不懂仁义的将帅也不能使用间谍，不是用心精细、手段巧妙的将帅不能取得间谍的真实情报。微妙啊！微妙啊！用间的计谋尚未施行，就被泄露出去，间谍和他所告诉的人都要被处死。
看来，用间实为不易，一旦成功，成效又是如此之大，是其他智谋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孙子在这里慎而又慎地告诫用间者，并一再强调用间者的智慧和道德，指出了用间的微妙之处。孙子对用间的认识可谓深刻，对用间的评价也可谓高了。而反间计又是用间中的最危险同时也是最有成效的一种。
中国由于立国久远，争战不休，成为世界上权谋之术、智谋之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他任何民族与之相比，恐怕只能瞠乎其后，根本就不能望其项背。不过，即使在智谋之术如此发达的国家中，只是具体运用一两条甚至一条计策就能决定整个战役乃至整个国家成败的智谋还是极其少见的，或许只有反间计才有这样的功效。
在以权谋、智谋著称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各色智谋层出不穷，简直可以说是一部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诸方面的权谋、智谋百科全书，但就是在这部对后世的文学、军事等方面发挥巨大影响的奇书中，或许只有一条计谋对后世的某个历史转折点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周瑜借曹操之手杀死蔡瑁、张允的反间计，蒋干盗书一节也就成了《三国演义》中的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未成之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发兵数十万，号称百万，企图一举消灭孙权的东吴政权。曹操在破荆州后，用荆州降将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为自己教练水军。曹操的军队本以陆军居多，一般不习水战，如果蔡瑁、张允练熟了水军，那么东吴的军事优势就完全失去了。东吴都督周瑜偷看了水军营寨，见布列整齐有方，十分忧虑。
恰巧曹操的帐下幕宾蒋干来访。蒋干原是周瑜的同窗好友，此次夸下海口，要“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
周瑜深知蒋干腹无谋略，只是一善于吹嘘之人，打算借他除掉蔡瑁、张允。周瑜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蒋干，并派人监酒，只叙旧情，不谈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违者即斩，以免蒋干做曹操说客。这首先就使蒋干绝望，既做不成说客，总得捞点东西回去，免得空来一趟，为人看不起。这就为蒋干盗书在心理上作了铺垫。
同学相聚，喝得酩酊大醉，周瑜故意安排和蒋干抵足而眠，以消其疑心；又沉沉酣睡，为蒋干盗书提供机会。果然，蒋干偷看周瑜的信件，内有一封竟书“蔡瑁、张允封”字样，抽出看时，内中写道：“某等降曹，非图仕禄，迫于势耳。今已赚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操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关报。幸勿见疑。先此敬覆。”蒋干如获至宝，连夜逃回曹操营中。
曹操生性多疑，见书后立唤二人前来问道：“我想让你们两人进攻东吴，是否可以？”蔡瑁、张允回答说：“军尚未练熟，不可轻进。”这似乎更证实了蒋干的信息。曹操怒喝道：“军若练熟，吾首级献于周郎矣！”立命推出斩首。
曹操毕竟是聪明人，等看见二人人头，猛然省悟道：“吾中计矣。”但又不肯认错，等众人入问其故时，曹操掩饰道：“二人怠慢军法，吾故斩之。”
周瑜听到二人被杀的消息时只说了一句话：“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剿除，吾无忧矣。”如果有这二人在，也许徐庶的“连环计”就会被识破，火烧赤壁就不会发生，也许东吴政权就会被曹操一举灭掉。
周瑜使反间计斩蔡、张二人似乎并无真实的历史依据，但清朝的努尔哈赤却是把它当做真实的历史来读，其实，一旦写出文学作品，是否有真实的历史依据已不重要，只要能为人们接受就够了。
努尔哈赤所属的满清部族初起之时粗陋无文，汉族的传统典籍不易弄懂，只能粗通一些小说戏曲，由于征战的需要，像《三国演义》一类的权谋之书就备受重视。据说清人出关以后，其主要将帅都随身备有《三国演义》，足见其影响之大。
努尔哈赤向山海关发展，其劲敌是明朝的名将袁崇焕。努尔哈赤这个自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满清英雄居然在宁远之战中损兵折将，连自己也因伤病交加而死。袁崇焕紧守中国的北方门户，使清兵屡受重创，难以进军，引起了清廷极大的忧虑。他们想起了周瑜用反间计杀死蔡瑁、张允的故事，就散布流言，伪造假象，引起明朝皇帝崇祯的怀疑，终于使崇祯凌迟处死了袁崇焕。明人自毁长城，清人从此长驱直入，直至入关。《三国演义》的创造者们也许不会想到，就是那么一条莫须有的反间计，竟关涉到中华民族几百年的运数。权谋之为用，可谓大矣！
这一段历史说起来实在是令人嗟叹不已。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清军才能长驱直入山海关前；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中国北方才失去了真正的长城，满族人才能迅速推进到南方，才能建立近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这些都是“也许”，但袁崇焕被杀给明朝东北边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却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
那么，袁崇焕何以被当做“大汉奸”而遭千刀万剐之刑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1630年（明崇祯三年）的一天，北京菜市口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们要争相看看这个被他们骂作“大汉奸”的人是什么模样，又是怎样被处死的。有人还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若能买到这个大汉奸身上的一条肉吃，就能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还能治疗自己的胆小病，产生降妖伏魔的力量。这个“大汉奸”终于被从囚车里推了出来，他被判的是凌迟处死的刑罚。所谓“凌迟”，就是要割一千刀，在最后的一刀才将犯人杀死，如果多一刀或少一刀，行刑的刽子手就要以自身来抵罪。刽子手先从剥皮开始，而不能伤及血管，否则一下子就死了。从他身上剥下来皮肉，民众争相哄抬价格，一钱银子才能买到一片，他们吃一口骂一声“汉奸”，到了第三天上，“大汉奸”才被最后杀死，其内脏也被众百姓一哄抢光。
这位被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就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将领、民族英雄袁崇焕。
万历初年，满清在东北崛起。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经过二十几年的征战，征服了整个女真族，建立了后金政权。1618年，努尔哈赤把明朝对满族人的欺侮总结成“七大恨”，以“七大恨”告天，向明朝发起进攻，次年攻占了辽东重镇抚顺，连败明军。终日纵情声色、万事不理的明神宗着了慌，急忙让辽东经略杨镐带领十多万大军分四路迎击，结果又全军覆没。明朝又派熊廷弼去辽东办理军务。
正在这时候，神宗死去，他的儿子光宗也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一命呜呼，皇位由光宗的儿子朱由校继承，历史上称他为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做皇帝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性格十分懦弱，不愿多事，只好嬉游，他有两大嗜好，一是与小太监捉迷藏，一是干木匠活。尤其对于木工制作极为沉迷，他自己动手盖的房子和制作的机巧器物还真有点儿水平，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天生的木匠。这样一来，他就把政事交给了在做太子时就服侍他的太监魏忠贤。
魏忠贤专权以后，无恶不作，大肆杀害正直朝臣，广结私党，祸乱国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阉党”。在这样一个朝廷的统治下，边境防务是可想而知的，熊廷弼在辽东也就难施手脚。熊廷弼到辽东后，苦心经营，勉强稳定了局势，但朝中某些官员对他横加指责，朝廷又将他革职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袁应泰是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轻率出战，结果遭到惨败。朝廷只好重新起用熊廷弼。但这时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意见不合，他叫熊廷弼的属下王化贞不要听熊的调遣，结果由于好大喜功的王化贞失误，明军又遭大败，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并将张鹤鸣免职。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袁崇焕登上了抗击满清进犯战争的历史舞台。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谈军事，年轻时就有志于办理边疆事务。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了进士，被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到北京述职，在和朋友们谈论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很中肯的意见，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向朝廷荐举他，朝廷于是升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办理防务事宜。
明代就像宋代一样，信任文官而不信武官，皇帝害怕武官权力大了要造反，因此总是派文官指挥战役，再加上多方的牵制，所以往往失败。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正碰上王化贞大败而归。一时间，朝廷惊慌失措，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袁崇焕悄悄地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山海关考察军情。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了山海关外的形势，并说：“只要有兵马粮饷，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这虽然有些书生意气，但朝廷还是升任袁崇焕为兵备佥事。
袁崇焕到山海关后，起初做辽东经略王在晋的下属，在关内办事。当时王在晋切意防守山海关。袁崇焕认为，为了保住山海关，应当将防线北移，在宁远筑城驻守。
朝廷中的大臣大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难以防守，但他们不知道，若以山海关为国界，就好像以北京的城墙为国界一样，外围失去了屏障，山海关一旦被重兵攻破，后果将不堪设想。如在宁远筑城，则可建立一片战场，取得一片巩固的根据地。在这片广阔的战场上阻击乃至消灭满清军队，比依长城而守，实在牢靠得多。
大学士孙承宗没有轻易发表意见，他亲往关外视察，支持袁崇焕的意见。不久，朝廷派孙承宗代替王在晋，做了辽东主帅，他令袁崇焕和副将满桂驻守宁远。
1622年，袁崇焕到达宁远，立即着手筑城。宁远离山海关二百多里远，筑好此城，就等于砸下了一颗钉子。他订下城墙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
袁崇焕和将士同甘共苦，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第二年宁远城墙就筑成了。宁远城高墙厚，成为关外抗击满清的最主要的防御工事之一。袁崇焕由筑此城开始，经营辽东防务几达二十年。在袁崇焕未被杀死以前，满清军队虽然多次绕道进袭包括北京城在内的一些城镇，但始终未能真正跨过宁远城一步。
经过袁崇焕和孙承宗几年的苦心经营，明朝的边防力量大大增强，明军开始主动出击，陆续收复了一些失地，并把防线向北推进了几百里。面对已经取得的战果和宏伟计划的逐渐实现，袁崇焕内心充满了喜悦。他也因功连连升官，先升为兵备副使，再升为右参政，主帅孙承宗也对他青眼有加。
前线虽逐渐稳固下来，但朝廷却日渐腐败下去，魏忠贤的专横跋扈引起了正直朝臣尤其是东林党人的义愤，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就采取极端的手段，杀害了杨涟等六人，史称“前六君子”，并把抗清立有大功的熊廷弼也一并处死。在镇压了这些反对派以后，魏忠贤的气焰更为嚣张，自称“九千岁”，肆意勒索贿赂。孙承宗对魏忠贤不买账，魏忠贤就派了一个叫高第的亲信去代替孙承宗做辽东主帅。
高第只会吹牛拍马，绝无所长，他到任后，胆小如鼠，不敢驻守宁远城，胡说宁远战不可战，守又不可守，命令立即撤退。作为广东人，袁崇焕有一股“蛮劲”，他坚决不服从，认为军事上有进无退，宁远一撤，全线即刻崩溃。高第虽是袁崇焕的上级，但因他胆小，况且也是文官出身，竟对袁崇焕无可奈何，只好下令把锦州及其他几个防守据点的兵马撤到了山海关。这样一来，宁远城就好像旷野里的一株枯树，完全暴露在寒风之中了。
努尔哈赤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626年（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进攻宁远城。那位魏忠贤派来的高经略坐在长城垛口上，以隔岸观火的悠闲心态，幸灾乐祸地看着宁远城的覆灭和袁崇焕的败亡。然而，只有孤城一座和守兵一万的袁崇焕，并无丝毫的怯惧之意，而是坚定地率兵抵抗，于是，著名的宁远大战开始了。
天启六年二月，努尔哈赤的八旗精兵长驱直入，一路拿下了锦州、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诸堡，兵势浩不见边，刀枪剑戟如林，十九日到达宁远城下，努尔哈赤派人劝降道：“我以三十万人来攻，此城破之必矣！”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称来兵三十万，予亦岂少之哉？”
努尔哈赤先派兵绕过宁远城，切断了宁城和山海关的联络，以防明军增援。其实努尔哈赤多此一举，他不派兵，高第也决不会来援救。但袁崇焕并不畏惧，他派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分兵把守四门，把城外居民迁入城内，坚壁清野，组织居民、商人送水送饭，并刺血作书、激励将士，还把远在山西的妻子儿女接入城中，以示与宁远城共存亡。在宁远城内军民总动员、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满清军队开始发动进攻了。
满清军队极其骁勇善战，后来同李自成在一片飞石大战时，喊一声“辫子兵来了”，久经沙场的农民军竟然就“哗”地溃退了，而且一退不可收拾。在攻打宁远城时，他们也十分凶猛。满清军队用铁甲兵攻城，这些人身穿两层铁甲，不畏矢石，竖起梯子，奋勇上攀。再用铁皮车做掩护，挖掘城墙，城墙竟被挖出了许多缺口。袁崇焕的军队也十分勇敢善战，他们在城上安装了十一门西洋进口的红夷大炮，每一炮都给敌人以深重的打击，对近处的爬城军士，则从垛口上伸出许多长长的木柜子，柜子里装着士兵，士兵居高临下，用石头和箭矢打击敌人，再扔出浸有油脂和硫磺的被絮等物燃烧敌人的战具。就这样，满清军队的猛烈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打退了。
袁崇焕当然是文人出身，在一般情况下他扮成一员儒将，如诸葛亮一般，他乘轿指挥战斗。他的最大特点是镇静，即使敌兵攻破了城墙，他也一点儿不慌，而是披上盔甲，和战士们一起运石补墙。在这次战役中，他负伤数处。敌人退却时，他又组织敢死队，追下城墙，追杀敌人，并捡回箭支十余万支。这次战役，明军杀死满清统率三百名士兵的牛录十多人。
二十一日，满清军队再次趁夜出击，仍未成功，只好于二十六日撤围而去。
敌人撤围后，袁崇焕还表现出一派儒者的风度，派使者送信对努尔哈赤说：“老将纵横数十年，无有不胜，今败于小事之手，恐怕是天意啊！”努尔哈赤也很客气地致书袁崇焕，并赠以马匹，“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攻城时受了炮伤，只得躺在车中郁郁而回。他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时四十三年，独不克宁远一座孤城。”抑郁中背上又生了毒疮，伤病交加，数月后死于沈阳以西四十里的瑷鸡堡。
自此以后，满清军队对袁崇焕又敬又畏。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上下喜出望外，一片欢呼。高第因没有援救宁远而被免职，由兵部尚书王之臣取代。袁崇焕升为四品右佥都御史。随即他主动出击，又陆续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建立了清朝。皇太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采取正确的战略，暂时放弃宁远，转而攻打朝鲜。就当时明清而言，双方都需要一段休战时间，以便实行各自的计划。明方需要筑城、练兵，清方则要进攻朝鲜、掠夺财富、巩固统治。
在这样的局势下，袁崇焕提出与皇太极和谈，皇太极表示赞同，但明皇帝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认为满清从来都是附庸国，皇太极不够谈判对手的资格。
袁崇焕和皇太极商议和谈时，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打败了朝鲜，袁崇焕也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小凌河等地的防御工事，并派出援朝军队，只因朝鲜很快投降，明军也就退了回来，没有和清军发生冲突。
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财物得到了补充，局势也稳定下来，但他看到袁崇焕修城池、练兵马，势力越来越强大，如不加紧攻击，愈加难图，况且求和又不成，于是，皇太极决定“以战求和”。
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率大军攻打辽西的许多军事重镇，攻陷了大小凌河，随即又攻锦州。从五月十一日到六月四日，将领赵率教率领明军与皇太极展开激战。清军损失惨重，但还是没有将锦州攻下来。皇太极见攻锦州不成，就转攻宁远。袁崇焕严阵以待，成竹在胸，两军相接，激战两天，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皇太极还是没攻下宁远。皇太极再转攻锦州，但锦州城守坚固，清兵死伤枕藉，无法攻克。当时正值炎热季节，清军不少中暑得病，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撤围回沈阳。
宁锦之役，明军取得了胜利，但作为主帅的袁崇焕并没因此而受重赏，只是升了一级官。其根本原因在于袁崇焕不是魏忠贤的同党，袁崇焕当年中进士的主考老师和推荐他做辽东防务的人都是东林党的首领，因而，虽有“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袁崇焕还是讨不到魏忠贤的欢心。这时，魏忠贤见袁崇焕威势日增，便指使同党，攻击袁崇焕不去救锦州。袁崇焕只好辞职，回老家广东去了。
这年八月，爱捉迷藏和做木工的熹宗皇帝死了，因无子嗣，由他的亲弟弟朱由检继位，改年号崇祯。崇祯帝当时才十七岁，他年纪虽小，却十分精明能干，与哥哥大不相同。他不动声色地翦除了魏忠贤的阉党，然后逼得魏忠贤自杀，巧妙而又干净地除掉了朝廷的一个毒瘤。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大臣或杀头或充军，被魏忠贤排挤的袁崇焕重新被起用。
1628年（崇祯元年）7月，袁崇焕从老家应召来到北京，崇祯召见了他，问他辽东防务事宜，经过一番深谈，崇祯可以说对他言听计从。袁崇焕提出了诸如粮草供给保障、排除干扰等要求，崇祯都一口答应，至于具体的守辽东的策略，袁崇焕认为可用以下三个原则：“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二、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三、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崇祯的确是有一番事业心，对袁崇焕的这些提法，都表示了赞同和照办的意思。
崇祯赐给袁崇焕一柄尚方宝剑，以表示他对袁崇焕的信赖和支持，让他去总督宁远防务。但袁崇焕尚未到宁远，那里就发生了兵变，其原因很简单，军队没有粮饷。当时中央无力，财富均被各级官员和地主刮走，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发军饷。袁崇焕则建议用内帑（即皇宫中的钱）来发饷，崇祯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听后十分生气，从此对袁崇焕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不久以后，袁崇焕诛杀皮岛大将毛文龙又引起了崇祯的疑忌。
皮岛是辽东南部海中的一个岛屿，地势十分重要，北可联清，东可控朝鲜，西南则可卫护胶东半岛的蓬莱、登州。皮岛守将毛文龙曾抗满清有功，但他后来成了魏忠贤的干儿子，还贪污横行不法，并曾写信给皇太极说：“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袁崇焕为了安定形势，消除隐患，便于1623年（崇祯二年）7月伏兵捉住了毛文龙，宣布了他的十二条罪状，请出尚方宝剑，将他诛杀。
袁崇焕向崇祯报告了诛杀毛文龙的原因和经过，崇祯十分惊讶，认为他擅杀大将，别有用心。但因当时正依靠袁崇焕来抗清，就未加责备。
皇太极知道自己的力量敌不过明朝，所以一直想议和，但崇祯极其傲慢，根本不予承认，虽经袁崇焕从中调停，总是不能成功。于是，1629年（崇祯二年）11月，皇太极率兵十余万，绕开袁崇焕驻防的宁西，从西路直奔北京，经过艰难的行军，攻进了长城，进迫遵化，明军纷纷溃退，清军攻克遵化。巡抚王元雍自杀，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也战死遵化城下。清军攻下遵化后，直扑京师。这时袁崇焕率兵，火速来援，并沿途留下军队以截断清军退路。
袁崇焕于11月10日抵蓟州，但清军绕过蓟州西进，接连攻下三河、香河等城，袁崇焕又急忙带兵去保卫京师，驻兵于北京广渠门外。
清军的猛烈进攻吓得崇祯魂飞魄散，京师一片慌乱。现在袁崇焕来了，崇祯心神略定，对他赞赏备至。袁崇焕认为部队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十分疑忌，借故推托不许其部队入城。袁崇焕又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答应。只是催促他快与满清军队交战。
袁崇焕以两昼夜三百余里的速度紧急增援京师，已是人困马乏，但在崇祯的催促之下，不得不与满清军队交战。仗打得非常艰苦，两军相持了很久，袁崇焕身穿铠甲，冲锋陷阵，两胁下受了几处箭伤。后来满清军队终于不支，退到南海子边休整。崇祯见满清军队没有退远，便急不可耐地催促袁崇焕追击，甚至围歼敌人。
这时虽然明军来了几路人马，袁崇焕也统一了指挥权，但决战时机很不成熟。万一出城决战，满清军队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来与明军拼命，明军很有可能溃退。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北京城就顷刻而下了。因此，袁崇焕的坚守不战是正确的。
但崇祯却怀疑袁崇焕了，认为他是拥兵自重，要挟制自己，甚至谋权篡位，至少也是要强迫自己采用他一贯与满清议和的主张。这么一想，崇祯那颗刚愎自用而又傲慢的心就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此时，满清军队在城外大肆烧杀抢掠，使得京郊的百姓大受其害，且崇祯身边的太监也多在京都置有田产，都深痛自己大破其财。想来想去，这怨愤就泼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是想要挟皇上与清人议和的。一时之间，这些舆论不知怎么就漫天而起，甚至大骂袁崇焕是“汉奸”，弄得人心惶惶，真假不分。竟有人站在北京城的城墙上往城下袁崇焕士兵的头上扔石头，一边扔一边骂“汉奸兵”，砸死砸伤了一些士兵。
崇祯知道了这一消息，疑心更大，恐慌起来。恰在这时，皇太极依照《三国演义》上的“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使起反间计来。
就在这以前，清军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到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在撤回途中，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和参将鲍承先、宁完成等人监守。这三人是归降满清的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成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看到了吗？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个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崇焕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了。”两名太监正躺在旁边，把这些话听得十分清楚。第二天，姓杨的太监见敌人撤退时十分慌乱，便趁敌人的“疏忽”逃奔而归，并马上把这些话报告了崇祯。
听了这些话，以崇祯多疑而又忮刻的性格，当然是马上相信了。他立刻召袁崇焕进宫，在宫中将其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见状，惊慌莫名，只好出城等候。
三天之后，圣旨下来，说袁崇焕以通敌谋反罪被捕，只问袁崇焕一人，余者不问。将士闻讯大哭，还有的将士破口大骂，顿足而号。如果此时有人倡议，说不定真会反了。
祖大寿当然极为悲愤，他即刻率军回锦州，途中遇见驰援的袁军主力，了解了北京的情况后，也当即掉头而回。
祖大寿掉头而回，崇祯大为恐慌，他深怕清军再来攻城，连忙派人去让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既不肯正式下诏让袁崇焕写信，又派各部官吏前往劝说。袁崇焕先是不肯写，认为这种做法于情理不通，既不奉明诏，于狱中写发书召兵回京，无异于私人行为，但崇祯无论如何不肯向袁崇焕认错。在群臣的劝说之下，袁崇焕“以国家为重”，写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本把崇祯派的使者看做敌人，但有袁崇焕的亲笔信，他迟疑不决。这时，祖大寿的母亲说：“如果不回军，只能加重袁督师的罪名，如果您回去攻下一些地方，打一些胜仗，或许能救袁督师出狱。”祖大寿听了母亲的话，率师返回，沿途攻陷了清军占领了两座城池，也就是断了清军的两条归路。
皇太极听说袁崇焕下狱，大喜过望。他本来已攻克了北京以南二十公里处的良乡，立刻回师卢沟桥，破了所谓的“车军”，又大破明军四万多人，擒获和斩杀了一些明军的高级将领，京师大震。但听说祖大寿率兵返回，惧怕归路被截，便写了几封议和信，领兵从山海关缓缓而退。
清兵一退，崇祯又感心中大定。是时，朝野之上、军队之中替袁崇焕辨冤求情的人，纷纷上书，连孙承宗也写诗说：“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还有许多人情愿以身代之。袁崇焕也在狱中写信，让部下安心抗敌，半年之后，明军把清军赶出了长城。
这半年之中，袁崇焕再有什么样的罪行也该调查清楚了，也该做出决定了。不，早不杀袁崇焕，晚不杀袁崇焕，清兵退出长城以后就杀袁崇焕。
想袁崇焕死日，北京人情汹汹，莫不欲食肉寝皮。一条小小的反间计，竟然“倾国倾城”，令人想来真有些不寒而栗。说其是千古第一反间计，恐怕并不过分。
一条小小的反间计，可以灭亡一朝一国。由此看来，反间计的确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百计之首。
（参见《史记》、《左传》、《战国策》、《清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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