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与人镜
人生有三面镜子：一面是铜镜，照着它可以把衣服穿整齐；一面是历史，可以让人知道古往今来历代王朝兴亡的种种教训；一面是人，别人的话，就是可以照见自己本来面目的一面镜子，让自己了解自己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
矿石需要巧匠
李世民曾说：“我好比山中的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锻炼，就成了宝贝。魏徵就是我的匠人！”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徵，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徵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徵找来。魏徵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徵的老账，都替魏徵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徵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徵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徵，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唐太宗即位以后，把魏徵提拔为谏议大夫，还选用了一批建成、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都不服气，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怎么能拿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唐太宗不记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特别是魏徵，对朝廷大事，都想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唐太宗也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徵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信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魏徵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很有帮助，就向他们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附，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魏徵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机的日子，太叫人高兴了。”
以后，魏徵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徵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有一次，魏徵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徵！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后来，他不但不记恨魏徵，反而夸奖魏徵说：“人家都说魏徵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哩！”公元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徵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徵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由于唐太宗重用人才，能采纳大臣的直谏，政治比较开明，而且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做“贞观之治”。
领导身边的谋士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董事会和高管层之间可以有一定的相互制约，但企业的社会职能（以竞争求生存）决定了它的日常决策经常是由少数人控制的。在现代企业制度不那么完备的企业里，其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决策程序与古代帝国相比，有时并无本质差异。一个事业的成功，一定是一群人努力的结果，比如楚汉相争中汉军胜利，贞观之治以及唐玄宗统治期间的前期繁荣。
如果说唐玄宗是首席执行官，那么姚崇宋憬就是他身边的首席运营官。
宋璟，字广平，生于公元663年，唐高宗调露年间进士及第，年仅17岁。武后执政，宋璟由风阁余人任御史中丞；睿宗称帝后，封为宰相，后因事被贬；玄宗执政后，在著名政治家姚崇推荐下，由广州都督调京再度封相。开元十年，退居东都洛阳。公元七三七年寿终，享年七十五岁。玄宗追封他为太尉，谥文贞公。
中唐年间，他曾两次任相，特别是在开元年间任相时，与姚崇同心协力，先后对唐中叶的文武吏治进行了大量的整顿、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治国的措施。革奸佞，任贤臣，整纲纪，为“开元之治”创造了有利条件。
敢于犯颜直谏的宋憬，先后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唐睿宗、唐玄宗提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和建议。在睿宗时，他针对后宫擅权、任用亲信、大搞裙带关系的恶习，提出了任人“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主张，并不顾太平公主等人的反对、阻挠，果断地罢去无德无才的官员数千人，因此得罪了太平公主罢相被贬。唐玄宗登位后，看清了姚、宋是真正的吏治之才，便再次封他为相。此后，璟仍提倡“量才任人”的原则。他针对过去奸佞之徒面奏皇帝必屏退左右的坏现象，提出百官奏事，必有谏官、史官在侧的主张。玄宗对宋璟异常重用，并以师礼待之；进则迎，出则送。对宋璟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通常都能采纳。因而在朝政方面逐渐改变了过去唯亲为官、唯戚为吏的恶习，一些内侍、酷吏、贪官之徒，也不易单独御前奏事，密谗好人，使朝廷出现了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
为相四年，他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相传，他叔父宋元超当了“选人”（侯选官）后，要求吏部予以优先照顾，宋璟得知后，不但不予优先录用，并手书吏部不能因私害公。又据史书记载，唐代规定，每年地方各道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使者进京，往往多带珍贵宝货，四出送礼，拜结权贵，许多官吏收礼受贿，使者也多有因此得以晋升。宋璟对此则异常不满，并面奏玄宗同意，勒令所有礼品一概退回，以绝侥求之路，遏制收礼受贿之风。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玄宗在姚、宋辅佐下，吏治不紊，纲纪有条，不到六、七年使唐王朝再次出现“天下大理”的中兴局面。但好景不长，唐玄宗后期，由于政治上安于现状，在吏治方面也慢慢受到后宫和宗族、姻戚的影响，加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为辅，由姚、宋苦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纲纪，很快被他们破坏殆尽。相传，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狼狈逃出咸阳，一位长者向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平安。自倾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唯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这是对玄宗的批评，也是对宋璟的赞扬和怀念。
后有宋人张齐贤甚至说，假设还是由姚崇、宋璟这样的人继续做大唐帝国的COO，说不定唐玄宗与他的爱妃真的可以白头偕老呢！
宋璟同姚崇一样，是我国唐代历史上著名政治重臣。唐朝三百年间，素有“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之说。史书上一向姚宋并提，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宋璟为相期间，广州吏民怀其惠政，请为宋璟立碑，璟坚决拒绝，并对玄宗说：臣之治不足纪。广州吏民由于臣当国为宰相，“故为溢辞，徒成谄谀者”，纠正阿谀之风，“请自臣始”，建议玄宗下诏禁止。
宦海里的阴晴圆缺
宦海里的成功与失败并不是永远的一成不变，政治万花筒里的图案，总是花样翻新，孰浮孰沉，都是未知数。姚崇、宋璟因成功而被抛弃，便是例证。
宰相——浮与沉的时势选择
唐朝，一个梦幻的时代，充满了激情与辉煌。那是一个中国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发展的顶峰。那个时代的人，充满了自信，渴望为国效力.建功立业。在这样一个瞩目的唐王朝里，大唐的宰相们——那些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砥柱重臣们，又是怎样的呢？
他们都学识渊博，经历丰富。或以军功，封侯拜相；或出将八相，建功沙场。他们随着唐王朝的起伏，也悲喜各异。有人才智超群，有人碌碌无为；有人任性刚毅，不与时沉浮，遭遇坎坷；有人沉稳老练，俯仰其间，以得善终。但大多数人都是随着唐王朝国力的衰减，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为保卫李唐的江山，献出了生命。一直到最后一批宰相们，被投进了滚滚黄河中，唐王朝灭亡了，他们也成了一段传奇而已。就让我们走进他们，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唐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左右仆射为当然宰相，再加上一些参与朝政的人，成为了第一批宰相。到唐肃宗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了宰相唯一的名称了，三省长官不加此号，也不算是宰相了。
唐突行科举，以诗文歌赋取士，大多数宰相都是科举出身，在成为官员前，先成为了一个文人，然后才是出将入相的宰相。自然，这之中以文闻名的人不会少。有开创一代文风的大宗师，有留下传世之作的大诗人，创造上官体的上官仪，为当时文人称为一代文宗的张悦，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大诗人元稹、李绅，武则天时的著名文人李峤、苏味道，唐诗中留下名字的权德舆，李德裕，郑畋等等一大串。或许是因为唐诗的流传，人们只知道他们是诗人、文学家，却忘记了他们还是治理国家的宰相。
宰相作为朝廷的中枢，权力的核心，上马管兵，下马管民。一旦朝廷有大事，如征讨藩镇，平息叛乱，常常以宰相领兵。这时作为宰相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他可管兵、管民、管地方，号令统一，统率各部，也便于协调，使取胜的可能也就更大些。如元和十二年的讨平淮西吴元济之战。朝廷派兵进剿，由于各道观望，进展甚微，多次溃败。当时的宰相裴度，主动请缨，封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总揽全局。裴度审时度势，建议皇帝取消了宦官监军，使各将领不受掣肘，紧密协调各方力量，终于一举攻入蔡州，活捉了吴元济，使朝廷局面为之一新，堪称一代中兴之臣。裴度回朝后，皇帝也是大大封赏，爵位为晋国公，官职为弘文馆大学士，官阶为金紫光禄大夫，勋位为上柱国。赐二千户。留下了君臣同心，共支危局的佳话。也成为宰相领兵的典范。到了唐朝中后期，也常常以皇帝信任的宰相出任各重要地方的节度使，大多也能勤勤恳恳，抵制割据。成为拱卫朝廷的重要力量。
作为宰相，从诗文歌赋中脱颖而出，先为文人，后为官吏，再列位宰相，处理各种复杂朝政。需要时，又要领兵出击，既要运筹帷幄之中，又要决胜千里之外。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与机会的，但相信大多数宰相是具备这种能文能武的素质的。
宰相成为官员们的梦想，自然是好处多多，风光无限，一旦受到皇帝的宠信，更是气焰嚣张，无法无天。称为权臣的李林甫能在一次科举中，一个也不录取，称野无遗贤，玄宗竟然信了，致使包括杜甫在内的一批英杰们报国无门。杨国忠，不懂军事，安史之乱初期，在形势有所好转时，能令皇帝杀死了著名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又强令哥舒翰出潼关决战，致使潼关失守，形势无法挽回。玄宗逃到了马嵬坡，六军不发，杀了杨国忠。真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
即便是后世或是当时名声不错的，也都是高阁深楼，奴仆千百。称为中兴之臣的裴度，在东都洛阳午桥建亭台楼阁，华丽非常，名为绿野堂；李德裕在洛阳筑平泉庄，遍植奇花异草，写了一本书，叫《平泉草木志》，虽也有韬光之策在里面，也反映了他们的富有。
科举考试中，宰相的推荐很重要，士子们争相投谒诗赋，宰相门前，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旦考上，并不是立即封官，还要经过考核，这里就更需要宰相说话了。苏轼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中进士后，因无人推荐，困居长安三年，没有官做。他就给当时宰相赵憬、贾耽连写了三封信，在信中他以自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急切盼望拯救的口吻，恳求他们援引、推荐自己，但都是石沉大海。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宰相的地位和影响力。
宰相们政治地位尊崇，经济上富足，随着时代的变迁，授予宰相们的称号也是越来越多，皇帝们也越来越发愁怎么给那些有权有势的宰相们更多更新的封赏了。在唐太宗时，称号不过几个，如什么国公、中书令兼六部尚书，顶多建了一个陵烟阁，画了二十四功臣的像，如此而矣。但到了后期，一个宠臣，权臣的名号很长，如唐昭宗时的宠臣孔纬。乾宁二年六月，为太子宾客闲职的孔纬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延资库使、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实封二百户。这还不算，到后来，又发展到赐铁券。赐予荣誉称号。如赐予当时权倾内外的宰相崔胤扶危匡国治理功臣的光荣称号，给节度使朱温也赐了称号。到后来无赏可赐，直接被朱温把江山给要去了，皇帝再不用发愁了，彻底歇了。
在唐朝宰相中，有一个现象很突出：一是同姓同乡的宰相多，二是家族中父子、兄弟、祖孙相继为相的多。以裴姓为例，同是河东闻喜人（今山西闻喜）为相的有高祖时的裴寂，高宗时的裴炎，玄宗时的裴耀卿、裴光庭，肃宗时的裴遵庆、裴冕，宪宗时的裴度、裴洎，昭宗时的裴枢、裴贽。此外更有一大批裴姓官员，让人费解，何以一个小小的闻喜县，竟出了这么多宰相。有机会到山西闻喜县走访的人，一定要去看看。
一个家族出几位宰相的也有很多，最著名的要数玄宗朝的宰相萧蒿，他家是四辈五宰相，简直是宰相专业户了。两个儿子萧华，萧衡，孙子萧恒的两个儿子萧俯，萧仿都是宰相。儿子萧衡还娶了公主，是驸马宰相。玄宗宰相张悦，儿子张延赏，孙子张弘靖，三代都是宰相。当时人称三相张家。张延赏在东都洛阳思顺里建了一座豪宅，比京城里的王公贵戚的房子还要豪华，后世子孙四五辈居住，也不用重新修缮。此外还有韩休、韩滉父子，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卢怀慎孙子卢杞，崔日用孙子崔缇，杜佑孙子杜忭。这或许是因为唐代还没摆脱六朝门阀制度，也反映了朝廷上讲究门第的现实。父祖是宰相，儿孙一则可以荫补为官，二则有人帮衬，自然也是官升得快。
宰相如此风光，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没当的想当，当上的，要打击同僚，独占君恩，就得使出浑身解数，耍尽各种阴谋诡计。先看看杨国忠是怎样对付李林甫的。他先制造了一个邢縡阴谋作乱案。引出了御史大夫王珙的弟弟，再引出了王珙，又以王珙是李林甫推荐，有来往，最后终于引到了李林甫身上，可真是费了劲了。有时还要宰相亲自出马。德宗皇帝的权臣卢杞，史书说他貌陋色如蓝，人皆鬼视之，嫉妒心极强，谁敢嘲笑他，他必记恨在心。还没当宰相时，去见当时鼎鼎大名的郭子仪，郭子仪怕家人见到他忍不住笑，自己独自见卢杞。家人奇怪，郭子仪说，他日卢杞必为相，如与他结仇，怕子孙都被他杀了。后来，他果然当了宰相。
当时朝中有一个宰相张镒，有才干，有威望，卢杞很妒忌，为了除掉张镒，他就使了一个诡计。当时宰相在朝廷值班，房间里不准许闲杂人进入。虽说有此规定，也不见得十分严格遵守。
殿中侍御使郑詹，与张镒关系好，常到值班室与张镒聊天，如遇卢杞也值班，就常等他睡着以后再去闲谈。这天，卢杞故意装做睡觉，看郑詹又去了，就马上起床，快步走向张镒的房间，郑詹忙躲了起来。卢杞一进门，就大声跟张镒说起了一件朝廷的机密大事，张镒忙摆手，说郑詹在这，卢杞愕然道，我刚才讲的是机密，怎么能让外人知道。由于郑詹既违背了规定，又偷听到了朝廷机密，自然有罪，所以卢杞也没先禀告皇帝，直接把郑詹下了狱，几天以后，就把他给杀了。张镒也受了牵连，谪为外官，卢杞的诡计成功了。他后来又干了很多坏事，如实行两税法的宰相杨炎，就是被他进谗言赐死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卢杞嫉妒他的才华，就派他到叛军中去劝降，以致被叛军杀害。他又搜刮钱财，引起了民怨沸腾，朝廷内外官员齐声要罢免他，德宗皇帝迫于压力，将他贬为外官。但德宗皇帝却对大臣们说，你们都说卢杞奸，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后来又几次想起用卢杞，可见卢杞对于侍奉皇帝是很有办法的，算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虽说宰相如此风光，但在风光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有风吹草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宰相们。在皇帝与藩镇的矛盾、与宦官的矛盾中，宰相夹在当中，常遭不测。前者，有宪宗时的元和刺相案。堂堂宰相，主持征讨淮西的武元衡，竟在上早朝时被人刺杀，身首异处，也算是骇人听闻。后者如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宦官没铲除，四位宰相一朝被诛，也是惨得很。
在改朝换代，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之际，宰相们更是屡遭打击。武则天改唐为周，为了巩固皇位，任用酷吏，大杀皇族大臣，被灭门者达三百家，宰相被杀不计其数。有名的如刘袆之、岑长倩、张元辅、李德昭都没能幸免，连有名的狄仁傑，也差一点送了命。而随后的中宗复位，韦后之乱，太平公主与李隆基权力之争，都是在宰相的血泊中进行的，死者多多，而存者也是伤痕累累，心惊肉跳。玄宗时的名相张悦、姚崇、宋憬，都是一贬再贬，侥幸活了下来。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仓皇逃窜，致使多名宰相未及跟随，只好藏于民间。前宰相卢携，吞毒而亡。宰相刘鄴、于琮、豆卢掾皆被搜出杀害。唐末朱温为篡夺帝位，大肆屠杀朝臣，在白马驿的屠杀中，唐朝最后的宰相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等人尸体被投进了滚滚黄河。
大唐最后的精英消失了。大唐王朝訇然倒塌了。二百八十九年的风云变幻，刀光剑影，渐渐离我们远去，多少血雨腥风，人世沧桑，成为了一段一段的故事。只引得后人几声欷歔而矣。
法官·忠臣·名相
综观狄仁傑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傑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傑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狄仁傑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声名大噪，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法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傑敢于犯颜直谏。仪凤元年（676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将其杀死。狄仁傑奏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狄仁傑神色不变，据法说理：“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通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终于迫使唐高宗改变了主意，赦免了权善才的死罪。
不久，狄仁傑被唐高宗任命为侍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傑恪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679年），司农卿韦弘机建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宽敞壮丽。狄仁傑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傑毫不留情地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狄仁傑以身护法：“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王本立最终被定罪，朝廷肃然。后来，狄仁傑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以狄仁傑为知顿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别开御道。狄仁傑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闻之赞叹说“真大丈夫矣！”
狄仁傑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其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傑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傑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狄仁傑针对当时吴、楚多祠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减轻了江南人民的负担。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傑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5000人。狄仁傑深知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上疏武则天说：“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安抚了百姓，稳定了豫州的局势。其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迅，将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傑没有答应，反而怒斥张光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他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明公统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兵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狄仁傑义正词严，张光迅无言可对，但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傑出言不逊。狄仁傑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但是，狄仁傑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傑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傑谨慎自持，从严律己。一日，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狄仁傑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武则天对他坦荡豁达的胸怀深为叹服。
狄仁傑官居宰相，参与朝政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之日。他认为狄仁傑将是他被立为皇嗣的障碍之一。长寿元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傑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傑承认“谋反”，狄仁傑出以非常之举，立刻认了罪：“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傑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复严备。狄仁傑拆被头帛书冤，置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去其棉。狄仁傑的儿子狄光远得其冤状，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傑等“谋反”的大臣面询：“承反何也？”狄仁傑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又问：“何为做谢死表？”答曰：“臣无此表。”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释放此案7人，俱贬为地方官。狄仁傑被贬为彭泽令。如此，狄仁傑运用自己的才智机谋死里逃生。以后，武承嗣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
在彭泽（今江西彭泽）令任内，狄仁傑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傑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傑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傑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使百姓入城，缮修守具的做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诵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傑升任幽州都督。
狄仁傑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傑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此时，狄仁傑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深感个人责任的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议或措施，在以后几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傑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大臣李昭德等也曾劝武则天迎立李显，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狄仁傑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说她：“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说：“此朕家事，卿勿预之。”狄仁傑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之乎？”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傑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狄仁傑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义士。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傑为副元帅征讨突厥。时太子不行，武则天命狄仁傑知元帅事，亲自给狄仁傑送行。突厥默啜可汗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退还漠北，狄仁傑追之不及，武则天改任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面对战乱后的凋残景象，狄仁傑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使被突厥驱逼行役的无辜百姓乐于回乡生产。二、散粮运以赈贫乏。三、修驿路以济旋师。四、严禁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傑升为内史（中书令）。这年夏天，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狄仁傑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是年秋天，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宫不能足，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钱以助。狄仁傑上疏谏曰：“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免了其役。
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狄仁傑很有知人之智，也常以举贤为意。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狄仁傑向她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傑举荐将相之才，狄仁傑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傑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狄仁傑的大力举荐，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间，升为宰相。后来，在狄仁傑死后的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拥戴唐中宗复位，为匡复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狄仁傑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唐代中兴名臣。对于少数民族将领，狄仁傑也能举贤荐能。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狄仁傑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凯旋而归，武则天设宴庆功，举杯对狄仁傑说“公之功也”。由于狄仁傑有知人之智，有人对狄仁傑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傑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在狄仁傑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傑为“国老”而不直呼名。狄仁傑喜欢面引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傑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傑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裙带”关系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古今中外，官场中都免不了这一现象。雨果在他的作品中曾这样讽刺道：“每个权势者都“带着卫星前进，那是在行进中的整个太阳系！”在咱们中国，更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民谚。
历朝历代反腐败，最难拔的钉子是与官员亲近的人。直到今天，反腐倡廉工作还在三令五申强调：要管好领导身边的人。领导身边的人不外乎三类，第一是有裙带关系的血亲、姻亲，像老婆、儿女等；第二类是在领导身边服务的虚拟裙带关系的人，如秘书、司机、随从等；第三类是通过利益与领导发生关联的准裙带关系的人，如同事、朋友等。唐僧师徒西行路上碰到的妖魔鬼怪，在天庭上几乎都能找到上述三类裙带关系户。
夫人路线只是提供了一种走路的可能，要想把天堑变成通途，银子是最好的铺路石。
像夫人路线这种由裙带关系衍生出来的人脉网络，在社会上比比皆是。话说得远一点，夏商周分封诸王，血缘是行政组织的依托，宗族是行政系统的主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拓展，血缘关系在组织国家政权和推动社会运转中的作用日益淡化。但是血缘关系在皇权制度、选官制度、行政制度、回避制度、反贪制度等行政与律法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地位。根据血缘选官、任官和行政处罚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已经被现代社会抛弃。但是，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裙带”意识，成为人事领域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裙带关系获利，是封建专制体制下一些人屡试不爽的经典方法。南宋的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单看这十个字的评语，就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特点。但是这家伙仗着他的姐姐贾妃受宠于宋理宗赵昀，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居然入相出将，成为一代权臣。南宋的灭亡，这个“不事操行”的东西脱不了干系。
后妃得到皇帝的宠幸后，特别是当了皇后之时，后妃的亲眷也往往由此而荣升高官显爵，甚至把揽朝政，形成外戚朋党。此事由秦始皇封吕不韦为相，称吕为仲父时就初露端倪。至汉唐，外戚几乎成为威胁皇帝的力量。原来皇帝宠幸后妃，将后妃的亲眷大加封赏，是希望借助联姻使后妃的亲眷们成为朝廷的股肱，以巩固帝王的地位。却没料到那些亲眷借助联姻，借重皇帝的势力，也在扩大自己的权势。而且随着外戚自己的力量不断增加，他们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最后竟然和皇帝抗衡，要夺皇帝的江山社稷！
在汉代，外戚封侯形成一种制度。从刘邦的吕后对诸吕氏亲族子弟加封开始，诸吕因此而构成对汉王朝的威胁。
只是由于吕后的故去，众大臣忠于刘氏，将吕氏亲族中为侯为官者-一杀尽才保住了汉室江山。但是汉室并未因此更改制度，一旦皇后确立，皇后的父兄一定还要封侯，甚至连死去的也要追赠。汉文帝的窦皇后出身贫贱，是从民间选入宫中之女。由于家贫，这位皇后的哥哥和弟弟早年都被卖掉了。由于辗转变卖，最后兄弟俩到山里为人烧炭，生活十分贫困。一次塌方，哥俩差一点被压死。窦皇后被立后，她的弟弟听说窦皇后和自己同姓、同县，就猜想可能是自己的姐姐，于是就上书自陈。皇帝召见了他，他讲幼时和姐姐采桑，曾从树上掉了下来。姐姐离家时，还给他洗了澡，喂过他饭吃等等。这些细节窦皇后都记得很清楚。于是姐弟相认，抱头大哭。
由此兄弟俩遂一步登天，弟被封章武侯。哥哥虽已死，其子仍被封南皮侯。连其族弟子窦婴后来也被封魏其侯。窦皇后早死的父亲，更追封为安成侯。汉景帝的王皇后被立以后，皇后的父亲被封为共侯，母被封为平原君，皇家为他们大建园邑。皇后的哥哥王信被封为盖侯，其同母异父兄田蚡被封为武安侯，田胜被封为周阳侯。这位王皇后入皇宫以前曾嫁给一个叫金王孙的人，生有一个女儿流落在民间。
待皇后的儿子汉武帝登基后，这位皇后思念女儿才说出此事。汉武帝竟先派人寻找，后又亲自驾车去长陵小市迎接。侍役入门询问，那一家人十分害怕，女儿也吓得躲了起来。后来说明原委，那女儿才出来拜见武帝。武帝下车，站在那位女儿面前说“大姊何藏之深也。”遂用车载还长乐宫，使其与王皇后母女重会。武帝给这位大姐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并赠府第。赐这位大姐号修成君。
这正是一人富贵，全家显荣。至汉元帝王皇后立，其外戚辄极汉代之盛，王家一门封十侯五大司马。其弟之子即王莽。外戚王氏势力渐大，野心膨胀，最后竟发展至篡位。
到了唐代，外戚权势依然很大，唐高宗皇后武则天任用武氏宗族可以说超过吕后。唐中宗韦皇后任用韦氏，也几乎篡唐。安史之乱的爆发，主要罪责应归结于唐玄宗。但没有杨贵妃这根引线，这场叛乱也可能不会出现。
杨贵妃原是寿王李瑁的王妃，被唐玄宗占去同居了六年后，于公元745年册封为贵妃。当时，杨贵妃身上显现出来的裙带关系不得了，她本人得幸于君主，满门沾光。老爸追赠太尉、齐国公，老妈封凉国夫人，老叔拜光禄寺卿，三个老姐全封为夫人，几位堂兄授鸿胪卿、御史等要职。甚至连在巴蜀地区混得不成人样的杨国忠，这位日后怂恿唐玄宗放弃防御而主动出击致使长安城陷落的宵小之辈，以远房堂兄的身份，一路绿灯，最后竟然成了宰相。这种李家天下杨家党的局面，无疑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主要因素。
如果没有裙带关系，也可以投其所好，制造出虚拟的或者准裙带关系。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安禄山管杨贵妃叫妈的故事。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安禄山，外表看似憨厚，其实人情练达，精明无比。唐玄宗让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堂兄弟们结拜，而四十五岁的安禄山偏要拜二十九岁的杨贵妃做干妈。据说，杨贵妃高兴之余，还专门做了一个巨大的襁褓，把她的这个老干儿子包起来玩耍，并为他做了三天三夜的洗儿礼。靠着这层关系，天下十镇节度使，安禄山一人兼任了三个，全国四十九万边防军，他一人就指挥了近二十万，并且还坐上了全国军马总管的位置。张九龄认为安禄山有狼子野心，并劝皇帝趁早杀掉他。但因准裙带这种关系，安禄山仍被重用，最后以干儿子身份起身反叛干爹干妈，致使大唐帝国盛极而衰，并导致藩镇割据，危害中国近两百年。
唐代宗皇后沈氏系唐德宗之母，在安史之乱时，沈氏被扣留，后来与代宗失散。代宗即位，立德宗为太子，下诏访求沈氏而未得。德宗即位对沈氏祖、父及其亲族皆有封赠，一日曾封沈家一百二十七人。这时德宗仍思念母亲，乃降旨令诸沈氏族人到各州县访求。
有一位故中官高力士之女曾从沈氏，颇能言宫中之事，其年龄又与沈氏相似，沈氏当初喂德宗饭吃，削水果曾伤了左手指，这位高女因为切瓜也伤了手指，当时宫中已没有人能识别沈氏相貌，这位高女就冒充沈氏皇后，被迎入上阳宫。德宗大喜，群臣称贺。可是这位高女的兄弟却知道她并不是皇太后，怕因此招祸，就把实际情况说了出来。没想到德宗不怪罪，反说让高女权且替代之。他说“吾宁受百罔，冀得一真。”
这一下，天下自称是太后的人就多了。然而真正核实起来，这些太后俱说不出宫中之事，她们全是假太后，没有一个真的。最后德宗也没找到自已的母亲。之所以有这真假国舅案，真假太后案，就是因为人们知道一旦沾上皇亲国戚的边，就会有大富贵。利令智昏，人心趋贪。只想冒名得富，不想伪诈被揭穿之后果，此种人心亦足可悲，可怜。
可是此事历代不绝。明代孝宗生母纪氏，广西贺田人。纪氏因生孝宗遭万贵妃妒嫉而遇害。孝宗继位，思念母亲，便遣太监蔡用寻求太后家人，找到太后之父，之祖所谓纪贵、纪旺者，孝宗给他们封官，赐宅第、金帛、庄田，并大修太后先茔，还派了守坟户，一时纪贵、纪旺好不得势。然而这却是一桩假冒皇亲案。
纪氏自幼进官，对亲族记忆不清，生前就没留下可靠的线索，当孝宗派人查访时，太监郭镛以为太监陆恺是纪氏之亲。因陆恺也是广西人被选入宫中者，而陆恺原姓李，而当时用广西地方话说李与纪读音几乎相同。陆恺看郭镛将他误认为纪氏之亲，就将错就错，妄称是纪氏之兄，叫人访其李氏亲族到京中认亲。
于是，陆恺的姐夫韦父成就到京师来认了亲。他们所居住的乡里遂改名叫迎恩里。此事被贵、旺父子知道，他们说韦家冒姓李氏尊为国戚，我们真姓李，怎么不能认亲，于是就诈称为纪氏的祖父和父亲也到京师认亲。而所遇到的太监蔡用也是个糊涂虫，李贵、李旺一下子就成了纪贵、纪旺。纪贵、纪旺骤然富贵，官高势大，盖过了韦父成，韦父成很恼火，就到京城和李贵父子争辩到底谁是皇亲。
孝宗知道这事，叫郭镛处理，郭镛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搞错，可是又没有凭证说蔡用搞来的皇亲是假的，就一概默认。让韦父成回乡，仍令李旺、李贵为官。孝宗后来派人为母亲上坟，使者到了广西，那些姓李的人纷纷讲述他们都是纪氏一家人。至此使者才知道韦父成、李贵、李旺都不姓纪，全是假冒。郭镛、李贵、李旺等俱遭到处罚。有假冒皇亲得富贵者，也还有真皇亲相认反遭鞭笞者。
五代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出身寒微，她五六岁时遇到战乱，被后唐太祖携入宫中为太后待女，长大通音律，姿色美，为庄宗所幸，生子继岌，备受宠幸。一日一位姓刘的老翁到宫中见庄宗自述是刘氏的父亲。内臣刘建丰识得此翁。证明确是刘氏之父。可是刘氏当时正与后宫其他夫人争宠，各以门族出身相夸耀。刘氏以自己出身寒微为耻，就不认父亲。她对庄宗说，我离开家乡时，父亲已死于乱兵，还曾抚尸大哭过。既已没有父亲，又哪里来一个农村老头儿，敢冒充我的父亲。于是就叫人在宫门鞭打那个老头，并将老人赶出宫外。这看来是件怪事，实际当时刘氏皇后位置尚未站稳，若因出身低贱遭人议论就有可能当不了皇后，所以刘氏为自己前途计，不得不忍痛不认生父。刘父欲得富贵，惜乎操之过急了。
世间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如果非正常的裙带、准裙带关系，久而久之成了正常的“官”际关系，而“官”际关系的亲疏又通过金钱关系来体现，路的终点就不只是陷阱了，简直就是地狱了。
从宠臣到逆臣
无缘无故，谁也不会随便认一个干儿子，何况是最高权力掌握者的皇帝。所以，皇帝所认的干儿子，肯定是他所信任而且器重的大臣，还要是一个懂得讨好皇帝的大臣。问题是，这个干儿子，讨好的是皇帝这个人，还是皇帝那个宝座？另外，孕育干儿子的温床在哪里？是皇帝的爱心，还是不随皇帝个人心情转移的局势？
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藩镇，藩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
唐玄宗时期，有一个十分工于心计而且行政能力超强的宰相李林甫。他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四个镇的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就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想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丢掉了性命。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为王忠嗣申冤，玄宗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冤枉，一气之下就病死了。
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
唐玄宗本来最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就听信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中，唐玄宗特别看重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唐玄宗的干儿子，就这样登场了。
安禄山是个胡人，家族是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他懂得很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最初做过翻译工作，后来在平卢军里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解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而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便下令把安禄山释放。
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观察，安禄山不是个善良人，不杀恐怕后患无穷。”唐玄宗不听张九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唐玄宗赦免安禄山的理由也十分牵强——他觉得安禄山能干。实际上，皇帝要杀掉一个人，或者赦免一个人，只要一个随随便便的理由就已经足够了，或者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整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为他服务的，他给一个理由出来，已经很给大臣面子了。
后来，张九龄因为屡次顶撞唐玄宗，又和另一位宰相李林甫政见不和而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奉承拍马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
当时的宰相李林甫虽然政治上比较有能力，但是对权力却有着十分强烈的占有欲，他恐怕儒学和文学出身的大臣出将入相，会动摇自己的权位。而少数民族将领目不识丁，虽然在边疆战事上功劳很大，但却因为文化水平问题而难以入相，为了专宠固位，他奏称儒臣怯弱，不胜武力，而蕃将雄武，多立战功，请求任用蕃将为边帅。
当时，唐玄宗励精图治，正有吞并四夷的大志向，李林甫的奏请正合他的心意。可是，这个建议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安禄山。
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参加宴会。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把兵士杀了，又把他们的首领割了头，献给朝廷报功。天宝四年（745年），安禄山欲以边功邀宠，屡次侵犯北方的奚与契丹。以前，唐分别把公主嫁给奚与契丹，双方关系友好和睦，自安禄山侵犯边境后，奚与契丹遂各杀公主叛唐。安禄山进击契丹回军后上奏，称梦见先朝名将李靖“向臣求食，乃于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以此取悦玄宗。
天宝二载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倍加恩宠，让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觐见。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安禄山谎称前一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他焚香祝天说：“我如果是心术不正，侍奉皇上不够忠心，就愿意让这些害虫吃掉我的心，如果我没有辜负神祇的保佑，愿意让害虫散去。”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
安禄山把这段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玄宗信以为真，认为他对自己忠诚无二，十分赏识安禄山的忠心。于是在第二年的三月，命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而前任范阳节度使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和。三人又都是玄宗所信任的人，于是安禄山所得到的宠信已经无法动摇。在安禄山离开京城返回范阳的时候，玄宗还特命宰相以下的中央各级官员在鸿胪寺亭子为他饯行，给以特殊的礼遇。
因为安禄山总是能够揣摩到唐玄宗的心意，又能不失时机地让唐玄宗开心，所以唐玄宗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
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凸肚子，矮个子，体重三百多斤，看上去好像一个大肉球。有这样的外形作掩护，他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
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你长了这么大的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的心。”
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真对他一片忠心，心里更高兴了。可是，安禄山的这个回答，就算一般的人也会知道根本就是阿谀奉承的话，唐玄宗偏偏会相信。唐玄宗是中国古代比较开明而且比较有头脑的皇帝，却被安禄山的谎言蒙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为什么就会相信安禄山呢？
其实，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安禄山之前，唐玄宗时代那位以“口蜜腹剑”著称的宰相李林甫，也是靠着同样的手段博得了唐玄宗的信任和器重，唐玄宗也是一样没有发觉。
身处权力最高层的唐玄宗，因为自己本身比较有头脑，所以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认为别人不敢也不能欺骗自己，就这样，他的辨别力就慢慢退化，分不清哪些是真心话哪些是奉承拍马的言语了。可是，他还偏要觉得自己看人很正确，于是才有李林甫、安禄山这样的人相继出现。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唐玄宗对少数民族将领的看法。
在他看来，少数民族将领的特点就是能够打仗但头脑简单，不大会说谎，不像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思想那么复杂，所以自然就放松了警惕，把安禄山的虚情假意当成了忠心耿耿。
唐玄宗无比信任安禄山，后来还晋封安禄山为郡王，更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贵族住的一样华丽的府第。安禄山搬进王府后，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乐。
安禄山虽然善于拍马奉承，但是他比较惧怕宰相李林甫，因为李林甫本人就是一个欺上瞒下的高手，安禄山的伎俩在李林甫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更何况李林甫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对安禄山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安禄山在李林甫面前一直都规规矩矩，不敢耍什么花样。
不过，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接任了宰相。杨国忠本身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敏感性，而且他也是个奸佞小人，只以个人恩怨用人、办事。相对于李林甫来说，杨国忠简直就是一个菜鸟，根本无法和安禄山的心思相抗衡，这就给了安禄山钻营的机会。
天宝六载（747年），安禄山入朝。在一次唐玄宗举办的宫廷内部晚宴中，大家正玩得尽兴，安禄山起身上奏玄宗说：“微臣是一个武将出身的外族人，是低贱的人，一直以来受到皇上的荣宠过甚，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让陛下重用的，愿以这条命来为陛下尽忠到死。”
这番表忠心，换来的是唐玄宗无条件的信任。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的信任，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任了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分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8000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他这样筹备，有人说，是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叛乱。
其实不然，作为一个武将出身的大臣，安禄山想着的就是增加实力，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大的政治资本，让别人不能动摇自己的地位。而且，安禄山担任的节度使，都是唐朝东部地区的，而西部地区的一些将领则与他格格不入，经常有矛盾，为了提防这些军将，安禄山也要扩充自己的实力用来自保。
一次，玄宗与贵妃共坐，安禄山先拜贵妃，再拜玄宗，并说：“胡人拜见双亲的时候，是先母后父。”玄宗听后更为喜悦，因为杨贵妃是他最宠爱的妃子，安禄山对杨贵妃都那么恭恭敬敬，自然对他就更是忠心耿耿了。
安禄山媚事杨贵妃，虽然比杨贵妃大18岁，但还是母亲母亲地叫个不停，可是对太子却另眼相看。
有一次，唐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安禄山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是胡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解释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安禄山说：“臣十分愚钝，向来都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臣真是罪该万死。”左右令他下拜，他这才下拜。
为什么安禄山对杨贵妃那么恭敬，把太子就不放在眼里了呢？这有个原因，因为太子本身就不是唐玄宗所喜欢的，所以对太子就不用像对杨贵妃那样处处需要恭敬。这些是安禄山经过调查之后确定了的。他的这一表现，自然也让唐玄宗十分满意，觉得安禄山是自己最信得过的大臣。
尽管安禄山身体肥胖，但是却十分擅长舞蹈。有一次，他在玄宗面前跳起一种以转圈为特色的“胡旋舞”来，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这一技术，让喜欢文艺的唐玄宗十分欣赏，对安禄山的舞蹈才能赞不绝口。安禄山对唐玄宗处处迎合，也难怪唐玄宗的心会被他牢牢抓住而没有任何警惕了。
安禄山所要的，不过是一生一世的荣华富贵，但是，宰相杨国忠却要和他争斗。杨国忠本来是个流氓，安禄山瞧不起他，他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就闹起矛盾来，争吵得互不相让，甚至闹到唐玄宗那里去。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会谋反，要求唐玄宗处理安禄山，但是唐玄宗正在宠信安禄山，哪里会相信。
杨国忠和安禄山争宠，互相看不起，矛盾越演越烈。安禄山发觉了杨国忠有杀自己而后快的心理，所以开始预防准备，打算提前一步除掉杨国忠。安禄山利用自己经常进出长安的机会，考察长安附近的军事状况。他见到内地兵力不足，长安防务松弛，比较放心，就在范阳招兵买马，赶造兵器，储积粮草，准备杨国忠一有行动，自己就先下手为强。
日子一长，安禄山囤积粮草扩充兵力的行为慢慢为人所知，加上杨国忠不断地制造安禄山将要谋反的言论，这两者结合起来，好像是安禄山谋反的迹象渐渐暴露出来了。
而安禄山仗着唐玄宗对自己的信任，也十分跋扈，他向朝廷要求把范阳的32名汉将都撤换了，由他自己另外委派。这个行为让唐玄宗起了疑心，觉得安禄山要有什么行动。实际上，安禄山只是要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以便在和杨国忠对抗的时候不出任何差错。唐玄宗亲手写诏书，要安禄山到长安，安禄山怀疑是杨国忠要除掉自己，推托有病不去。唐玄宗开始对安禄山怀疑起来。但无论是唐玄宗或是杨国忠，都没有想到该怎样防备安禄山的叛乱，只是想着怎么能用非军事的办法来解决。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月，杨国忠做了一件打草惊蛇的事情，想要在长安除掉安禄山，结果提前一步被安禄山获得了信息，于是安禄山连夜出逃，迅速返回了自己的根据地范阳。
经过这件事，安禄山不但对杨国忠充满仇恨，对唐玄宗也失去了信心，觉得是唐玄宗默许杨国忠除掉自己。既然唐玄宗这个皇帝可以对自己绝情，安禄山也打算对唐玄宗不义，而且，他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人，自从得到唐玄宗的宠爱享有很大的权力之后，他就对更高的权力有渴望，这次自然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可以放开所有的君臣、父子的包袱，直接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经过一番准备，安禄山决定发动叛乱。这时候，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接到皇上密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将士们都觉得很突然，面面相觑，但是有谁敢对圣旨表示怀疑呢。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叛军南下。15万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
中原一带已经有一百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老百姓好几代没有看到过打仗。安禄山大军所到之处，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还不相信，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传来，他也慌了起来，立刻召集大臣商议。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变乱，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扬扬地说：“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说准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不出十天，一定会有人把安禄山的头送来。”
唐玄宗听了这番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他哪里知道，没有多久，叛军就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情急之下，唐玄宗也只能带着大臣们仓皇出逃，奔四川避难去了。
安禄山和唐玄宗之间，只是一种靠着互相利用和单方面信任建立的不稳定关系，虽然有一个父子的名义，但是却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所以，当杨国忠处处和安禄山作对的时候，安禄山觉得自己的地位不稳固，只能发动突然袭击，要把权力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场事件的导火线是杨国忠的浅薄和贪婪，但孕育了安禄山这个野心勃勃的干儿子的，却是唐玄宗的目光短浅。俗话说“养虎为患”，倒是可以对唐玄宗和安禄山的关系做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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