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不管是仁义礼忠的儒家文化，还是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都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任官唯贤才”，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对人才的重视，对任才举贤的认识是那么的深刻，以至于每一个精辟的观点能够穿越几千年而依旧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黄金累千，岂如一贤之重
唐太宗重视人才，但他并不滥用官吏，相反，他一直坚持“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用人方针。
他认为用人得当是最关键的，就算是官员数量少，只要得人，照样可以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而如果任用无能之辈，人再多也只能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毫无效率。因此，他也实行过精兵简政的政策，曾经调整全国行政区划，以减少不必要的官员，并且削减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否定了吏部提出的内阁编制七千余人的奏议，命“精官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唐太宗还下令在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唐太宗注意让官吏各司其职，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他派御史“训察百官”，同时，还规定各级官员每日出勤要“点检”，就相当于今天的签到，一次点检不到的就要被笞刑十下。各级官员经办事项都有严格规定，皇帝的诏书一旦确定下来，必须当日颁行，不得“稽缓”，违者受罚。结果不但没有降低政府的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唐太宗也注重官吏的年轻化建设，积极完善退休机制，鼓励年老体弱的官员退位让贤，给干练的年轻官吏锻炼的机会。地方行政机构也予以裁并，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全国为十道。同时，为了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亲自考察各个地方官的经历，两次派遣专使到全国巡视考察地方行政。
唐太宗特别善于听取大臣的劝谏。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的。
唐太宗不仅善于纳谏，还主动引导大臣评论朝政，采取多种方式让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唐太宗也经常主动提出一些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或者组织大臣进行辩论，从而听取正确的意见。
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唐太宗还从制度入手，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样一来，谏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内幕，政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指出，三省长官也就不敢谎报政绩，而史官可以更好地记录皇帝和大臣的言行，撰写史书，起到监督作用。
唐太宗用人注重德才兼备。他公开宣布：“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他曾经对魏徵说：“国君在选拔官吏上绝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天下人都会看到，每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会勤勉工作；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也就会前来投机。所以，用人一定要慎重！”魏徵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考核官吏要以政绩来决定是否升迁罢免，要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并说，“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唐太宗的看法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为了争夺天下，当然可以放手使用人才，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而当天下统一，国家太平的时候，在选用人上就要注重德的标准，这样才能真正地发展生产，安定百姓，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用人要才行兼备这一点上，唐太宗对许敬宗的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敬宗在武德年间就是唐太宗的府中幕僚，非常有文才，他曾在唐太宗的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但他跟随唐太宗三十多年都没有获得重用，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后来许敬宗果然投向武则天，差点断送了大唐基业。
唐太宗还十分注重按照功绩授予官爵。他大封功臣的时候，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与长孙无忌等五人列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封一千三百户。一些皇亲国戚，因为没有进入一等功臣之列，而口出怨言，以为房玄龄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其中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闹得最凶。对此，唐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并且指责李神通说：你虽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望风逃窜，你虽是皇族贵戚，但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警告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屠杀有功将领，常对高祖心怀不满。但是你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现在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赏罚两种而已，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莫及。二人听罢，出了一身冷汗，当即表示悔过自新，争功风波也自然得到平息。唐太宗为了表示对人才的尊重和礼遇，他仿照汉光武帝画云台二十八将，命人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像。这些人出身很不一样，有铁匠出身的尉迟敬德，士卒出身的秦叔宝等，但都根据功劳进入了凌烟阁，体现了唐太宗对人才一视同仁的胸怀。
唐太宗是我们中国古代久负盛名的明君，他的用人自有一套。他在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就反复强调：“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并且认为“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彻底贯彻了这个理念，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
女皇纳才非等闲
人才是安邦治国之本，所以武则天称帝后，高度重视选拔人才，并且规定了很多选任的办法。如人可毛遂自荐，创立了“自举”制度。规定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吏和百姓都可以毛遂自荐，根据自己的才能要求升官或做某官；设立试官。下令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先让其试着担任一定的官职，然后根据表现提拔重用或罢免；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广泛搜罗人才，并且开创了殿试制度，亲自考核贡生，量才录取。为了防止舞弊，她发明了糊名制度，使评卷人看不到答题人的名字，这种制度我们今天依然沿用。另外，她还开设南选，专门给岭南等边远地方的人一个当官的机会。据有人统计，武则天的时候录取的进士人数是唐太宗时期的两倍以上。科举制度不计门第，不讲地位，选拔了很多有才能的人到各级衙门任职。
武则天用人的第一个优点是能够不计门第，不避仇怨，甚至不分性别，经常破格使用人才。她手下有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是被武则天杀掉的大臣的女儿，但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文才很好，于是不怕报复，大胆地把她留在身边，颇为信任重用。凡是批阅奏章，起草诏令的事情，很多都交给上官婉儿办理。还有，徐敬业叛乱的时候，骆宾王曾经写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笔锋犀利。武则天看了，第一反应不是生气，而是深为这样的人才不在自己的手下而惋惜。武则天当政时期，任用了很多有才能的人，比如郝处俊、杜景俭、徐有功、魏玄同、魏元忠、姚崇、裴行俭、娄师德、王孝杰、唐休景、狄仁傑、王及善、朱敬则等，这些人很多都出身低微，但依然受到重用。
武则天用人的第二个优点是能够广开言路，善于纳谏。唐太宗是武则天一直推崇的人，她少年时代是在太宗身边度过的，耳濡目染过太宗从谏如流的大度胸怀。武则天登基后也效法太宗，让群臣各抒己见，使群臣能畅所欲言，以集思广益。她还注意听取老百姓的呼声，在皇宫前面设立了东西南北四个箱子，分别接纳老百姓不同的意见，从而了解百姓的想法，更好地施政。武则天能够容忍破坏自己兴致的劝谏，颇有肚量。圣历二年冬天，一树梨花奇异地开放，武则天很高兴，认为是天降祥瑞，于是命人折了一枝询问大臣是什么奇瑞。大臣们也很配合，说是陛下恩及草木，所以梨树再次开花。大臣杜景俭却对这种鼓吹祥瑞的做法不满，他说现在已是冬天，而草木再次开花，显然违反了自然规律，臣担心是陛下布教施政有亏导致的，臣等身为宰相，也自然不可推卸责任，这是臣之罪过，说完了倒地请罪。武则天听了他的直谏很是感动，脱口说道：卿真宰相矣！
武则天用人的第三个优点是能够爱护贤才。狄仁傑是武则天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她很尊重狄仁傑，称呼他为“国老”，而不是直呼其名。狄仁傑每次去见她的时候，她都不让他下拜，她说看见你下拜，我的腰也感到痛。一次，狄仁傑陪着武则天游玩，他的坐骑受惊狂奔，武则天马上叫太子跑上前去，抓住狄仁傑的马缰绳，让狄仁傑能平安下马。最典型的一次是在长寿元年，狄仁傑、任知古等人被酷吏陷害，进了大牢。狄仁傑被迫承认了自己谋反，但是事后他找了个机会，将自己的冤状写在一块布上，放在丝棉袄中，借天气转热请狱官转交家人，狄仁傑的儿子由此拿到这块布，于是上告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责问经办此事的来俊臣，来俊臣说假如没有事实，狄仁傑怎么会承认谋反。武则天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查询，但来人不敢说真话，应付了事。来俊臣又假造了一张狄仁傑的“请死表”，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还是不信，亲自召见了狄仁傑，问他为什么承认谋反。狄仁傑说了屈打成招的事情，武则天又问“请死表”的事，狄仁傑说没有这回事，武则天就将他放了。后来狄仁傑死的时候，武则天感叹道“朝堂空了”。每逢朝廷遇大事不决的时候，武则天便慨叹国老何以死得这么早。
在我国古代，武则天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史书上对于女主当政向来多有微词，何况她还做了皇帝，所以《旧唐书》中对她可以说是极尽诋毁之能事，说了很多很过分的话，但是有一点他们不能否认，那就是武则天的用人，连这些封建保守的史家也不得不赞叹，可见女皇帝的用人水准确实不虚。《旧唐书》中对武则天的用人也不得不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
武则天用人也有缺点。她是个女子，当上皇帝之后，肯定有很多人反对，于是武则天就用驯马的方法控制群臣，维护自己的统治。
武则天不仅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榷。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太监军师——高力士
决定历史的因素很多，研究历史的角度也很多，任何单一的框架都可能会有失客观。正如高力士，许多人只认为他是奸臣，其实历史上的高力士，却是一位有权有势并且也做过一些好事的人。
审时度势，立功得宠
贞观二十年（646年），冯盎去世，家道逐渐中落。嗣圣元年（684年），冯家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论辈分，他是冯盎的曾孙，母亲麦氏是隋将麦铁杖的曾孙女。不久，冯家族因罪被抄家，麦氏的丈夫被杀，儿子被送到岭南讨击使李千里那里。过了几年，李千里见冯氏之子聪明伶俐，身体强壮，便把他同另一个男孩一起净了身，分别取名力士和金刚，然后送入皇宫当宦官。
这时的武则天已经66岁了。从她自高宗时实际操纵政柄以来，已有四十余年。在这些年中。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百般操劳，兼之繁琐的庶政缠身，使她耗尽了精力。政务之余，希望有人能够给她解闷，以解脱烦忧。力士入宫后，很快以其行事聪慧、口齿伶俐博得武则天的喜欢，让他留在身边，侍奉左右。
本来这是力士逐步升迁的良好开端，不料因受别人牵连，力士惹恼了女皇则天，一怒之下，被鞭挞后逐出宫城。这时，老宦官高延福收养了他，作为螟蛉之子，从此，力士改姓高。高延福与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交情颇厚，常相来往，力士遂得以经常出入武三思家，并得到武三思的好感。当时，武三思凭裙带关系，在朝廷上权势熏天，高力士见有利可图，便竭力投靠。转眼又过了一年多，通过武三思的说项，武则天把高力士重召回皇宫，隶属司宫台。唐代的内侍省，设内侍4人，内常侍6人，负责宫内事务。高宗时内侍省改名为内侍监，武则天时改名为司宫台。
经过这一番挫折，高力士体会到宫廷生活的险恶。此后，他待人处事更加谨严、慎密，遇事三思而后行，果然再没有出什么纰漏，重新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几年过去了，高力士在宫中也逐渐长大成人，体健貌伟，身高六尺五寸，说话办事善解人意，又熟悉宫中所有的规矩礼仪，被提拔为宫闱丞，掌管宫内的法纪制度，出入管钥。
高力士是一个颇有心机的人。他时刻观察着政局的变化，决定自己的每步行动。此时步入晚年的武则天宠幸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张狐假虎威，横行不法，激起了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众大臣的不满，使武则天本来就不牢固的政治根基更加动摇。高力士隐约感到女皇武则天的政权倾倒在即，于是悄悄地、不露声色地开始寻找新的靠山。
曾立而即废的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李隆基，才智过人，仪表非凡，显露出一个英明帝王的出众才华和气度。武则天对这个孙子也是青睐有加。垂拱三年（687年）他被封楚王，长寿二年（693年）改封临淄郡王，历官右卫郎将、尚辇奉御。高力士看出李隆基将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于是全力奉承，倾心附攀。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住在洛阳迎仙宫长生院。后竟卧床不起，不再接见朝臣，连几个宰相也有一个多月未跟女皇见面了，所有奏章统由其面首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处理。女皇下什么敕书诏令，则由婕妤上官婉儿代笔。这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当初上官仪替高宗起草废武后的诏书，做了高宗的替罪羊，他被害后，其女眷没入宫为奴。那时婉儿还是一个年幼的女童。她天分好，又用功学习，14岁就会作诗。武则天就封她为女官，让她代笔草拟敕诏。上官婉儿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少不了乘机弄权。这样一来，朝政越发不成样子。大臣们人心惶惶，无所适从。
在这种形势下，宰相张柬之跟司刑少卿桓彦范、尚书右丞敬晖和相王府司马袁恕己商量，说服了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和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武卫将军薛思行等，发动了宫廷政变，诛杀了二张兄弟，逼迫重病在床的82岁的女皇武则天退位，迎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大唐国号。时年50岁的中宗复位后，册立韦妃为皇后。韦皇后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她要仿效武则天做女皇，因此千方百计扩大韦氏家族的势力。同时，她和武三思勾搭成奸，又收罗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以韦后为首的韦、武集团，猖獗一时，诬谄、迫害张東之等有功之臣。他们大肆挥霍民财，兼之各地水旱成灾，边患频频，闹得民不聊生，流离失所。
景龙四年（710年）元月，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在中宗喜爱吃的馅饼中放入毒药，毒死了中宗。16岁的太子李重茂登基，史称殇帝，韦氏临朝称制。这时的李隆基官居卫尉少卿兼潞州别驾，他对韦氏专制极为不满，遂同姑母太平公主等人密谋策划，策动禁军攻入宫城，杀韦后及其同党，迫使登基不足一个月的殇帝让位，扶李隆基的父亲李旦登上皇上宝座，是为唐睿宗。李隆基因除韦有功，被立为皇太子。此时唐王室内部纷争不已，身居宫中的高力士，耳闻目睹朝廷发生的一切，认为在这动乱之秋，要生存下去，必须寻找最有势力、最有前途的靠山，工于心计的高力士最终选择了李隆基。早在李隆基以临淄王出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时，高力士便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李隆基立为太子后，立即把高力士提拔到自己身边，高力士也更加死心塌地为李隆基效劳。
在平定太平公主内乱的斗争中，高力士参与了谋划，论功授爵，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正员。开元初，又加封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以后，高力士备受玄宗的宠幸，官职不断迁升，天宝初期，晋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晋封渤海郡公；天宝七年，加封骠骑大将军。高力士的地位到了最高点。
唐代初期，唐太宗李世民曾定下制度，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着黄色服，由官府给以粮食，所干之事仅看守门庭、传递诏命而已。中宗时，宦官受宠，官秩七品以上者有千余人，但能够穿红官服的还很少。唐制规定，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绿，五品服浅绿。唐玄宗因高力士平息太平公主叛乱有功，破格授予三品官阶。此例一开就无法抑束，三品官阶授予宦官，逐渐成为常事。以至于到了后来，宫中三千多个宦官中，拥有三品将军称号者极多，能够穿戴紫色和红色官服的竟达千余人。宦官的得势也从此时开始。可以说，唐中后期宦官得以猖獗甚至把持朝纲，同他们受到皇帝太多的信任、拥有太高的官职有很大的关系。
君主的拐杖
初登帝位的李隆基，对他的曾祖父唐太宗十分崇拜，一心想重开贞观之政，显露出一个英明果断的封建帝王的过人见识和气魄。他日理万机，投身于国家的整治之中。他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官吏，授以高位，协助自己管理各方事务。同时，又广开言路，招贤纳士，并倡导节俭。重视发展生产，在行政、财政、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随着这些措施的执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兴盛的局面，使有唐开国近百年来勃兴而中途停顿的经济，重新获得生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史称“开元之治”。
高力士作为玄宗最为亲信的宦官，日夜生活在玄宗身边，悉心照顾他的起居，为他消愁解闷。为了更好地照料玄宗，高力士在玄宗的寝殿旁的帷幕后置一小床，平时就睡在这里，随时准备听玄宗的差遣，玄宗曾感叹地说：“力士当上，我寝乃安。”对这位皇帝面前的大红人，皇子、公主们都非常尊敬。唐肃宗李亨为皇太子时，称力士为二兄，其余皇子和公主们称他为阿翁，驸马辈则称其为阿爷。玄宗也不直呼高力士的名子，而呼其为将军，由此，不难看出玄宗对力士的信任程度和两人之间亲密的关系。
在玄宗平难中，与高力士共同捕获太平公主的王毛仲也因功升为辅国大将军，晋封霍国公，甚得玄宗宠信，一时不见王毛仲，玄宗便有怅然若失之感，见到后心里才感到踏实。但王毛仲恃功自傲，看不起其他朝臣，也看不起高力士，二人矛盾渐渐发展起来。有一次，王毛仲妻子生子，玄宗派高力士送去一些礼物，并授与刚刚出生的孺子为五品官。高力士回宫后，玄宗问高力士说：“王毛仲一定很高兴吧？”高力士认为这是打击王毛仲的极好机会，灵机一动，便对玄宗说：“王毛仲对陛下的礼品熟视无睹，听到陛下封其子为五品官，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儿子做个三品官也满够资格的。’”玄宗听后十分生气，脸色铁青，沉默无言，从此对王毛仲渐渐疏远，对高力士日渐宠信。高力士看出玄宗对王毛仲不满的情绪，便火上加油对玄宗说：“北门那些奴宫，都是王毛仲委任的，他们结党营私，如果不及早除掉，必为后患。”不久，玄宗借故将王毛仲贬官处死，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罢免官职，贬到荒凉的地方，受牵连者有数十人之多。
王毛仲失宠后，高力士更被玄宗宠信，高力士不仅是玄宗生活上的好侍从，而且常常在政治上帮助玄宗出谋划策，审阅奏章、报告，玄宗对高力士的话也言听计从。开元十年（722年），朔方大使王睃诛杀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首领，引起当地九姓少数民族的骚乱。唐中央政府派老臣张说持节前往，召见当地酋豪，好言慰安。副使李宪认为少数民族不可轻信，应小心谨慎，以防不测。张说说：“我的肉不是黄羊肉，我的血不是野马血，不怕他们吃喝。作为国家的官员应当见危难挺身而出，如今国家有难，正是我为国家效死的时候。”
由于张说的周旋，朔方九姓渐渐安定下来。从而稳定了政局。但是，张说的政敌宇文融、李林甫等却联合参劾张说：“张说招引术士僧侣，刺探国家机密，又暗中与朔方九姓勾结，图谋不轨。”其奏章煞有介事，危言耸听。玄宗见奏大怒，便派高力士前去查实情，以便处理。高力士回来后汇报玄宗说：“张说蓬头垢面，睡在破席上，用瓦器盛着粗饭淡茶，惶惶终日，正在悔过，等待惩罚！哪有一点造反的迹象？”玄宗听后怒气才稍稍消去，高力士又乘机进言说：“张说一向忠于国家，在平定太平公主叛乱时又立有功劳，望陛下三思”。玄宗见高力士袒护张说，便从宽处理了张说。
玄宗对高力士的意见十分重视。睿宗时中书令肖至忠，容止闲敏，言吐高雅，不喜宾客，简俭自高。玄宗时，他因参与太平公主的叛乱而被诛，但玄宗很欣赏他的举止相貌。开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为邠王求才，太常卿姜皎向玄宗推荐相州人源乾曜。玄宗召见源乾曜，见其神气爽澈，应答有序，谈吐不凡，一举一动很像肖至忠，便提拔他为少府少监，兼邠王府长史，不久，又升迁为尚书左丞，提拔之快为他人所不及。玄宗曾对身边的高力士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对源乾曜提拔得这么快吗？是因为他的相貌谈吐很像过去的肖至忠。”高力士听后深沉地对玄宗说：“肖至忠不是参与了太平公主的叛乱，背叛陛下了吗？”高力士的话显然对玄宗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对源乾曜的提升就不是那么快了。
一天，玄宗又不想吃饭，高力士关切地问道：“圣上不肯进膳，是不是因为饭菜做得不合您的口味呀？”玄宗没有回答，却反问道：“你是我的老臣了，你可能猜到我是为了什么原因才这样的？”高力士立即答道：“大概是因为储位尚未定夺的缘故吧？照我看，按长幼秩序来定，谁敢来争？”一句话点醒了玄宗。他下定决心，将李亨立为皇太子。由于高力士的直言，唐王室避免了一场今后可能出现的名位流血之争。
天宝中期，戍边将领争着把立功捷报送递京师，玄宗对高力士说：“我年纪大了，朝廷的琐务交由宰相去处理；守卫边疆，防止番夷的反叛，有众多的将官，我不是就有许多空暇了吗？”面对盲目乐观的玄宗，高力士冷静地答道：“我刚到阁门，听见奏事的说我们的军队在云南打了几次败仗。另外，北方的兵卒凶悍强大。对于这些边事，陛下有什么良策可以制服他们吗？我真怕生出祸端无法阻止。”高力士是在向玄宗暗示安禄山有反叛的可能。玄宗道：“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将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然而，此时已日益昏庸、纵情于声色的李隆基没有听进高力士的忠告，更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所以当安禄山起兵反叛时，只能仓皇西逃了。
天宝十三年（754年）秋，大雨成灾。此时的玄宗在内宫以高力士为亲信，而在朝班中则对宰相杨国忠信赖非常。杨国忠是靠了此时被玄宗宠幸无比的贵妃杨玉环才登上宰相高位的，他凭借一张三寸不烂之舌骗取了玄宗信任。这次他又故伎重演，找到一穗饱满的稻谷让玄宗看，并且胡说：“雨下得虽然很大，但决不会影响收成。”此时杨国忠权势炙手可热，无人敢站出来说真话。玄宗退朝回宫后，见左右无人，便问高力士：“这样的气侯一定会造成灾害，你不妨据实告诉我真实情况。”高力士叹了口气，说道：“自从陛下把朝政大权交给杨宰相后，法令不行，闹得天灾人祸不断，天下怎么还能太平呢？所以我也只好不再多说什么了。”玄宗听后默然无语。
宗派斗争
博弈的理论有时十分抽象，诸如“蜈蚣博弈”，有时又具体得似生活中常见的游戏，最明显的就是“斗鸡博弈”。斗鸡博弈是双方都处于一个“势”之下，这个“势”就是互不相让，剑拔弩张的局势。而且，在这种博弈中，双方势均力敌，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这就好像两个武林高手比拼内功一样，难分高下，而且谁都不能先停止攻击，否则就要被对方一举击溃。如果要找一个形象的举证，唐末的牛李党争便再恰当不过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说的正是人和人之间因某种关系而结成集团的原则。一个人无论声名再显赫，家族再庞大，如果不存在于一个政治集团之中，要有所作为也是很难。而一旦置身于某个集团，在为自己打算的同时，也要为集团日后的生存和发展考虑。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往往依赖于对某个政治机会的把握，具体而言，就是在处理某个重大政治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
东汉王朝建立后，对于宦官与外戚，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于宦官，废罢中书宦官；于外戚，则令“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这些措施的实行，为稳固东汉王朝的政治起了重大作用。东汉宦官集团的崛起是从汉和帝时开始的。
此后的东汉王朝都出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即位的帝王年幼，女主临朝。女主垂帘，自然多引用其兄弟之属；而当帝王年长之后，为夺权于女主，则必然多依靠那些自己信得过的宦官。《后汉书·宦者传序》云：“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看来，女主临朝，也多依“刑人（即宦官）”来传播国命。
其实，女主临朝更多的是依赖她的父兄执政，这无疑会令女主更加安心，故以女主为核心的外戚集团得以形成。因此，需要宦官的不是女主，倒是年幼的帝王。
幼主生于深宫，长于深宫，因此，幼帝欲亲政，不得不依靠伴随自己长大的宦官。随后，以帝王为中心的宦官集团就开始了与外戚集团争夺朝政大权的抗争。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力之争，便成为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最主要的政治内容，而宦官与外戚之间的起伏消长，也成为东汉中后期最显著的政治特征。除了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之外，东汉还有一个以朝廷大臣为主所组成的士人官僚集团，史称“钩党”。其目标即为反抗和抵制宦官擅政与外戚专权。当然，这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士大夫或投靠宦官集团，或依赖外戚集团，如此现象当时并不罕见。
以李膺为核心的“钩党”，其目标主要指向东汉的宦官集团。东汉的士人官僚集团虽然将斗争的目标指向了擅政的宦官集团，但其力量终不能与宦官为敌，故而终致“党锢之祸”。桓帝时，李膺等二百余名钩党人员先后下狱，后“皆赦归故里，禁锢终身”。东汉王朝便在宦官与外戚、宦官与士人官僚的不断冲突中走向灭亡。
而唐代牛李党争导致的政局混乱和两党的最后两败俱伤，就是一种失败的斗鸡博弈。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李吉甫为相，主张以武力制裁藩镇。次年，在科举考试时，进士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指出李吉甫此举误国。应该指出的是，牛僧孺等人虽然都是读书人，但是对国家大事和政治形势的判断却一向都不那么准确。但是，读书人有个特点，就是喜欢评论，而且喜欢妄加评论。一旦他们认准了一个道理，就非要把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都推倒，否则就觉得自己不受重视，被委屈了。
李吉甫是一个吏治出身，很有才干的官员，他对政治情况的熟悉程度远远高过那些儒生。但是，考生们居然在考试之中对他横加指责，而且是人身攻击。李吉甫知情后向皇帝哭诉，其子李德裕对牛僧孺等也颇为不满，牛、李开始结怨。
后来，牛僧孺和李宗闵结成一党，而李德裕和李绅、元稹等结党，在朝中都形成了很大的势力。牛党主要领导人有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等。李党主要领导人有李德裕、裴度、郑覃、李绅等。李党人以出身大家族的官僚为主，牛党人则多为进士出身。当时两党所争的只是宰相之位和在朝中的发言权，并没有其他过激的行为。
唐代的党争（此指唐中叶以后的牛李党争）没有受到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直接干预，然牛李两党之交攻，也曾借助于宦官势力。如大和三年，“时裴度荐李德裕，将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为中人助宗闵者所阻，复出镇。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是德裕之党皆逐之。”因此，它更多的是士人官僚集团内部的争斗。其实，牛李党争是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之间的论争。其论争的焦点在于是以科举取士还是以门荫取士。以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中人出身寒微，而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中人则多通过门荫跨入仕途，如李德裕“不喜科试”而凭门荫入仕。
穆宗时期，有一次科举考试时，主考为牛党中人，考试后有考生对结果不满，穆宗决定复试，结果李党中人充任考官，将考试结果完全改变，皇帝因此处置了牛党的一些官员，引发了两党矛盾的公开化。
平心而论，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李党具有事功心，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功立业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牛党假公济私，李党也以牙还牙。
李党为主张强化中央的权力，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以求实现重振大唐权威的理想。牛党为实现他们把持政权的追求，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这种旨趣上的背离，加上他们之间的私怨，使两党处于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
按说，他们作为国家大臣，不应该以国家大事为儿戏，在重要问题出现时应该以大局为重。其实不然，两党往往是抓住重大问题攻击对方的政治主张祸国殃民，将国家和人民丢开而在萧墙之内大动干戈。
穆宗时，因为宦官之间的内部斗争，使牛党得势。李逢吉就请穆宗引牛僧孺为相，合谋倾轧，将李德裕贬为浙西观察使。一时牛党把持朝廷，李党多被排斥于外。翰林学士李绅被排挤，出任江西观察使。裴度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穆宗死后，太子湛即位，是为敬宗。敬宗即位后，觉得李党成员比较有政治才干，便着意扶持李党，下诏封裴度为宰相，牛僧孺因为做宰相而无政绩，被贬为武昌节度使，李逢吉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敬宗在位仅二年，就为宦官所杀。文宗即位。文宗恭勤宽俭，却优柔寡断，遇事不能决断。李德裕在浙西政绩过人，文宗将他升为兵部侍郎。李宗闵得宦官之助做了宰相，又把李德裕贬出，推荐牛僧孺为相，二人合作，将李党人员全部逐出朝廷。
李德裕到成都后治理有方，南诏、吐蕃都向他表示臣服。文宗让百官集议，大家多认为李德裕有功。在这样的关头，牛僧孺反倒表示唐与吐蕃正在和好，李德裕的做法可能会激起吐蕃的不满。文宗竟然听信了牛僧孺的话，后来又后悔了。把牛僧孺贬为淮南节度使，任李德裕为宰相。李宗闵也被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党复转优势。
在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牛党居然还要借机攻击李党的作为，这种政治行为过于龌龊，虽然表面上是可以维护党派的利益，但是只要皇上有所察觉，就会给党派带来灭顶之灾。这样的时候，正是党派的收关时节，只要稍微在党派私利上退让一些，不但可以赢得皇帝的青睐，而且还有机会化解两党以前的冤仇，可是牛僧孺不但不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才会导致牛党的集体被贬。文宗后来就是明白了事情的重要性，才迁怒于牛党中人，把他们贬向外地，这只不过是轻微的惩罚而已。
但牛党对李党之攻击并未停止，杨嗣复、李旺相继为相，牛党又转盛。文宗时常感叹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文宗死后，武宗即位。武宗因为他继承皇位曾经被牛党阻挠，再次任李德裕为相。不久，又以李党的李绅为相，牛党的李宗闵、牛僧孺或贬或废，李党全胜。李德裕便追论牛党与昭义交通养蓠成疸之罪，终于贬牛僧孺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
宣宗时，牛党白敏中抓住机会，排挤李德裕，将他一贬再贬。而此时牛党领袖牛僧孺也已经死去，牛李两党都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牛党、李党终至两败俱伤。
李党重门第与牛党重科举之争，实质上是魏晋以来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在中晚唐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交锋。南北朝时期，门阀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且丝毫不可动摇。入唐，门阀士族虽日渐衰落，在唐初依然有相当的力量。唐太宗的《氏族志》，武则天的《姓氏志》，即为抬高庶族地主地位和贬低士族地主威望而作。
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自唐宪宗以后，经过前后四十余年的角逐，终于以代表门荫势力的李德裕失败而告终。李德裕贬死崖州，即标志自东汉以来的门第势力已基本上退出历史的大舞台。之后，门第势力之余绪在唐昭宗朝又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牛李两党开始结怨起，前后历经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危急的关头，他们不但不化解宿怨齐心合力共同出力，反而互相攻击忙于内耗，使唐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自己也在无休无止的争斗中同归于尽，为后人所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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