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的和谐社会观
毛泽东早期所处的时代，在世界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在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无论是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劳动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社会现实不存在和谐，社会矛盾的主流是对抗。因而，劳动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不能以调和的方式对待现存的制度，必须用暴力革命手段，消灭剥削阶级及其政治统治。然而，消灭旧制度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没有剥削压迫，没有阶级对抗，甚至没有国家机器的大同世界，即共产主义。这就是说，毛泽东坚持认为，对不和谐的旧制度不能采取妥协调和的办法，而要采取非和谐手段，即暴力手段，一旦劳动人民掌握了权力，就要力求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研究毛泽东的社会观，不能陷入片面性，或者只讲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面，忽视了他在阶级斗争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后，主张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的一面；或者实用主义地看待毛泽东关于和平、妥协、协调的片言只语，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一生主张社会和谐的人。这样的片面性，实际上忽视了党对毛泽东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1．面对非和谐社会的阶级革命论
毛泽东一生所处的社会现实，大部分是充满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在理论上主要强调的是展开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革命的理论从各个方面都有充分反映。
（1）从哲学上强调社会对抗的绝对性
毛泽东在《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观。他指出任何事物都存在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关联，从而形成了统一体。事物处在量变状态，则协调性的方面占优势。他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然而，量变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因而社会协调现象是相对的。对立面均势的破坏是经常的，事物的常规是对抗状态。他说，“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五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是由“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斗争构成的。没有斗争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在1957年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辩证法的对抗性和斗争性。他说：“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他曾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后来又得出“不斗则退”、“不斗则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结论。
（2）从阶级关系上强调阶级斗争的绝对性
毛泽东一生坚持阶级分析法，认为社会是由阶级构成的。在革命阶级和阶层内部有团结统一的基础，但在革命阶级与反革命阶级之间只能有阶级对抗，其相互关系是一方消灭一方的关系。他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中国的阶级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五种。指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属于帝国主义的。中产阶级，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目的是“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一个“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的阶级，因而它不是革命的阶级。最革命的阶级是约有200万人数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还有包括贫农、半自耕农等在内的半无产阶级也是革命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阶级分析出发，他确立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战略。他说：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土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他认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革命阶级对反革命阶级应采取的手段是暴力革命的方式。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鼓动农民在农村“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农民在地主家里“杀猪出谷”，在“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在农村可以“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他明确指出这种方式“好得很”，不是糟得很，这是“革命先锋”的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坚持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除了在土改、三反、五反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外，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更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他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过去一年做了四件事：反唯心论的斗争，镇压反革命，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他特别指出农业合作化要使资产阶级最后孤立起来，因此手段要厉害，“良心是不多哩”。他说：
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内一些人认为对抗阶级消灭了，资本主义快绝种了，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但毛泽东认为这种提法极其错误和极为有害，仍然坚持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警告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曾指出在五十年至一百年内，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强烈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把这种阶级对抗始终存在的观点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到毛泽东的晚年，他更强烈地强调在一切工作中坚持阶级斗争，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鼓动对资本主义“造反有理”。他的这种阶级对抗始终存在的思想对党和国家的影响很大，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指导思想延续到粉碎“四人帮”才结束。
（3）从党内关系上强调路线斗争的长期性
毛泽东从革命工作起，始终卷入党内路线斗争的风暴。他本人曾受过党内左右倾路线的迫害，而他自己从理论到实践都坚持党内路线斗争。
他认为党内其所以存在路线斗争，是因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断在影响着党。1953年他就提出“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党内有一些人受社会上资产阶级的影响，竟认为“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空想，他认为对这种党内的思潮必须开展斗争。1963年他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人们，“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重要根源。从党内成分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成分是工人、贫雇农、下中农，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些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从阶级分析出发，毛泽东把党内斗争看成党发展的常规。前苏联赫鲁晓夫执政后，否定了斯大林的路线，毛泽东对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更加警惕，从而不断在党内开展右倾或形左实右的斗争。1963年底他就认为文化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路线，十五年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毛泽东针对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的问题，竟把党内的分歧说成是“两个司令部”的对立。刘少奇、邓小平坚持的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在“五一六”通知中他明确写了一段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论断：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把党的历史概括为十次路线斗争史。把对刘少奇的斗争作为第十次大的路线斗争，认为是反修防修的一大胜利。1971年毛泽东找华国锋谈话时，针对林彪一伙在庐山的发难，再次强调路线斗争。他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1966年初，针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重视抓国家经济不抓阶级斗争的问题，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于是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这场斗争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逐步平息。
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内团结，党的八大就提出团结问题，认为“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胜利的路线，但现实的情况是党内混进了如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野心家，一直存在着夺权阴谋，所以党内的团结是一句空话。毛泽东党内斗争绝对化的思想，往往容易把党内矛盾上升为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矛盾。例如，对同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分歧，就错误地将其上升为路线斗争、“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这样的观点，党内矛盾当然难以化解，党内和谐难以存在。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2．关于和谐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
毛泽东面对不和谐的社会主张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毛泽东采取这样的手段时，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公正、平等及和谐。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又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实现社会和谐的目的。
（1）提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毛泽东主张人民群众对“三大敌人”必须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是，毛泽东认为战争不能永久的延续，必须有终止的一天，人类期望的还是和平的生活。那么，战争怎样才能消灭呢？毛泽东提出了用革命战争、正义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非正义战争的方式。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
战争——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
他指出，世界上完全消灭战争的时期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时期因为那时候引发战争的一切条件都不存在了。他说：
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
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建立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2）提出对抗阶级消灭后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
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民主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指出夺取政权后，工作的重点要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在1954年6月讨论宪法草案时，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他说，现在我们只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种粮磨面粉，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所以不能翘尾巴。因而要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将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3）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式
在延安整风时期，曾出现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对待党内被怀疑有问题的同志，混淆了敌我，造成严重危害。针对这种对党内矛盾不正确的处理方法，毛泽东提出了对待党内矛盾要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式，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了全国团结统一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强调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团结时，指出我们的社会存在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采取对敌人专政的办法来解决；另一类矛盾，则是国家大量存在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类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他又重提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式去解决，而且对这一公式又作了解释。他说，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毛泽东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我国在新的历史阶段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论断。但是，可悲的是，为时不久则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混淆了敌我，以残酷斗争的方式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实践出现了分离。然而，毛泽东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却具有长远的指导性。
（4）提出用辩证统一观协调经济社会的各种关系
他在1956年4月25日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其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论断。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分析当时中国国内各方面矛盾和国际关系的典范。提出十大关系和解决这十大矛盾的正确方法，目的在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增强社会的巨大活力。
他在讲完了十大关系后，最后特别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5）提出以阶层与阶级的合作实现统一战线
毛泽东自从事革命斗争以来，在确定革命主力和打击对象的同时，就认为革命阶级和中间阶级或阶层有一些共同利益和目标，有合作的可能。所以，他经常强调建立同盟军的问题。在1925年他就提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段”，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农民则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了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他说：“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在1949年民主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他提出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合作问题，主张建立联合政府。他指出中国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建立一个广泛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战线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还分析了“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原因，认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愿意从事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又指出互相监督不是只有共产党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的监督对共产党“更有：益”。
（6）提出学术领域各学派并存艺术领域各风格并争
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坚持阶级斗争。新中国建立后他领导了“反胡风运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批判俞平伯红学唯心主义，还批判了《清官秘史》、《武训传》等戏剧。经过这些批判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鸦雀无声的局面，这时毛泽东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不把它看成香花，反而看成毒草。他举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例，这些划时代的科学发现最初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加以打击。因此他断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里提出的“双百方针”和“两个自由”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并未真正贯彻，但是这一方针本身是正确的，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在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时，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这一方针的现实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7）提出理想的共产主义和谐社会观
毛泽东认为人类虽然数千年处在阶级对抗的不和谐社会，但人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他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吸收了中国历代思想家关于和谐社会观的有益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理想和谐社会观。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时，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描述了阶级、政党和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图景。他说：
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渐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这一没有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器的社会才是“人类进步的远景”，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共产党人应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领域”。这里说的大同领域就指共产主义。他批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没有找到达到大同社会的路，而共产党人真正找到了这条路。
建国后，毛泽东对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力劳动的差别一直采取逐步缩小的态度。他曾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工农兵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以此来消除或缩小“三大差别”。在分配领域，毛泽东主张由按劳分配逐步向按需分配过渡，认为“八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曾设想通过公社这种形式，实现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理想。他认为未来我国的乡村中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其实，毛泽东描述的这种共产主义的和谐农村，今天看来并不新奇，许多农村都已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这些条件。但在1958年讲这些话就超前了。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目标，毛泽东主张要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对敌人的专政时期，对人民内部必须建立和谐的同志关系。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3．以科学态度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社会观
毛泽东的社会观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今天我们学习和领会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理论，一方面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认识这些思想理论形成的原因和意义，另一方面要用发展的眼光，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社会思想理论。
（1）毛泽东的社会观具有当时的历史特征
从国际背景看，毛泽东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进入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冷战时代。从国内背景看，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面对的是“三大敌人”，经历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巩固政权和建立社会制度的任务。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毛泽东所处的是充满矛盾的不和谐社会。因而，当时毛泽东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把社会矛盾分为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两类。对对抗性矛盾，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能采取“仁政”，必须采取专政的方式。在人民内部他又反复强调统一战线，强调团结，强调求同存异。当然；在坚持阶级斗争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混淆了人民与敌人的界限，扩大了打击面。尤其在社会观上，对社会稳定的一面看得淡漠，而把社会动乱看成常规，认为“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从而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我们只有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才理解毛泽东这些观点产生的原因，从而吸取历史教训，树立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2）联系当前现实发扬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
毛泽东在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既考虑到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战略，又考虑到在人民内部加强团结，在无产阶级和同盟军之间建立统一战线。尽管他过多地强调了社会阶级斗争的对抗性，曾导致了严重后果，但他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也强调社会安定团结和协调统一。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我们要充分发扬毛泽东关于社会和谐的重要理论和观点，把它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支撑。
毛泽东关于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论断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论存在什么矛盾和问题，都要把团结作为出发点，寻求各方面利益的一致性，消除差异和分歧，这是实现人民内部各利益群体间和谐关系的根本途径。但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是非之分，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个人主义、利已主义、拜金主义这些不良倾向都在腐蚀着社会肌体。所以，在人民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是完全必要的。目前，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放弃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社会的不健康现象和落后现象听之任之，任其蔓延，这就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关于在人民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在人民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实现团结统一。我们必须发扬毛泽东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作风，将其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指导思想。
毛泽东关于在学术领域开展百家争鸣，在文化领域倡导百花齐放的方针，至今仍然是我们推动科学和文化发展的指导原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寻求各学派、各风格的优势和劣势、长处和短处，就是要集科学文化界各阶层人的智慧和知识，来进行学术和文化的创造。“双百”方针正是促进学术发展和文化繁荣的正确方针。目前，我们的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精品，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文艺形式单调，选材千篇一律，艺术质量平庸现象依然存在。这一切表明，百花齐放的局面还需要进一步开辟。在学术界，教条主义和文牍主义习气严重，互相抄袭和粗制滥造的著作、文章比比皆是，学术争鸣的风气仍然没有完全形成。由此可见，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长期的指导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贯彻“双百”方针，是推进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毛泽东关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相互监督的重要方针，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共产党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有效合作，为了提高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必须有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既要有人民群众的监督，又要有舆论的监督，特别是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关系的论断，是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各族人民团结的思想理论武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指南。
（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毛泽东的社会观
毛泽东当时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对社会对立和社会和谐的问题都有重要论断。由于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他的有些论断和当前的现实已经不相适应了。特别是关于事物只有一分为二无合二为一的哲学思想，关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关于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些观点在理论上已经失去了指导性。因此，我们要按照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认真对待毛泽东社会观的某些不适应和过时的部分。毛泽东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正确论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要发挥，同时，又要着力进行发展，使毛泽东的和谐社会观更加焕发出现实生命力。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发展，在继承毛泽东科学社会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我们在贯彻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时，要继续发展毛泽东的科学社会观。
二、邓小平理论与构建和谐社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我国的国情特点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继承、纠正和发展了毛泽东时期探索的历史遗产，断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着错误的理解，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我们的整个社会充满着阶级矛盾，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出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无休止地搞政治运动，严重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建设。在发展思路上，一贯主张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在所有制结构上，搞单一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搞平均主义；在管理方式上，搞高度集中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由于曲解了社会主义本质，把社会主义和公有制、计划经济划等号，从而形成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在经济领域，重工业战线过长，消费品严重短缺，农村贫困面扩大，城市普遍实行用票证代替市场的供求形式，使市场萎缩，人民生活水平处于停滞和下降状态。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总结了我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经验，认为过去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其症结就在于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一句话，穷是我国的基本现实，消除穷、治穷致富是我国社会要解决的主要矛盾。1982年，邓小平在《一心一意搞建设》中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邓小平从分析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确定了我国战略目标的重点要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的国情，提出我国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十几亿人的贫困与发展问题。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2．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时代的基本看法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一天天烂下去，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出现高涨，社会主义即将走向全世界的胜利。我们认为，上述时代观反映了一定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和某些特殊历史现象。但是，上述时代观却严重脱离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是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在国际形势问题上的具体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投向资本主义怀抱。在发展中国家中，战后100多个国家，只有少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说明，关于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结论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和空想性。我们应当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科学的、符合时代发展的结论，这个任务历史地由邓小平同志完成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了世界时局的变化，纠正了冷战时期那种“全面崩溃”和“全世界胜利”的传统时代观，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本质特点和历史发展的主流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这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84年5月，邓小平在对外宾谈话中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障碍。”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同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再一次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对时代的分析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一是在冷战时期世界多数国家都强烈反对战争，呼唤和平。战后形成了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局面，核竞赛和扩军备战卷走了人类创造的百亿千亿美元的财富；局部战争使千百万生灵遭到毁灭。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抑或是其他制度的国家都逐步认识到，未来的核战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世界性战争不会有谁是胜利者。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两大对抗集团之间的相互往来越来越多。禁止核武器，削减常规武器，裁减现役大军，签订局部和平条约的事例越来越多。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分析的，尽管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但和平的因素在不断增长。
二是世界经济出现了国际化和集团化的趋势。正如邓小平所讲的，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国际经济关系空前发展，世界出现了许多区域经济组织，例如“经互会”、“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拉美南锥体”、“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同时，经济活动加速国际化，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渗透和依赖不断加深，商品、劳务和资金的国际扩展十分迅速，全球直接对外投资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也有很大发展。
三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迅猛异常，信息共享的实现使全球结为一体，冲击着世界对抗的格局。“二战”后世界出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世界高科技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激光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精确制导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超导技术、隐形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等等的出现，使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不断发生突破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隔离状态，使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的迅猛增长，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科技因素所占的比重，本世纪初仅为5％—20％，而20世纪80年代则高达60％一80％。所以，邓小平说我们处在一个高科技时代。世界已从集团对抗和军事对抗逐步转向科技竞争和争夺。
四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对立集团的冲突，实际是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冲突。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两大对立阵营内部发生裂痕。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地位上升，于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特别是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国际政治力量进行了重新组合与分解。国际关系的发展证明，一些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虽然不一致，但可以存在友好的国家关系。
五是世界经济问题十分突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经过恢复和整顿出现了高速增长的局面。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现象，即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严重和失业率大幅度增长。8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又出现了严重衰退现象。世界经济问题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南北矛盾突出，就是所谓“穷国越穷、富国越富”。
以上所述，说明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时代观完全正确地反映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反映了人类渴求和平、发展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世界历史走向和平与经济繁荣的必然趋势。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对时代特征的判断，突破了传统的、教条主义的时代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时代问题的典范。对传统时代观来说，他的主要突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情况出发，承认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发展的客观事实，给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国际交往与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他突破了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的主流和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任务的观点，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有所调整，劳资矛盾有所缓解，工人阶级革命的高潮还未到来，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主要任务不是消灭阶级差别的问题，而是解决贫穷和落后的问题，一句话，是解决发展的问题；三是他还突破了帝国主义必然导致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结论和观点，正确地断言冷战走向结束，世界从总体上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东西方矛盾在缓和，对立的军事集团解体，预防战争发生的因素和条件大大增长，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争取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发展科技和经济，步人世界文明的大道。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从外部环境方面提出了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3．“三个有利于”的重要思想是实现全面和谐的根本指导思想
长期以来，我们曾把阶级斗争开展得深入与否、生产关系的变革程度和“一大二公”将之作为衡量是非的主要标准，将之作为判断姓“资”、姓“社”的界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度把那些掀起阶级斗争风暴、经济遭到破坏的地区和单位作为“红旗单位”、“先进集体”，把那些公有程度高、自留地和副业扫荡得厉害的地方树为社会主义典型。对人的标准也是如此，曾把阶级斗争观念强、“私”字破除得彻底、对“四旧”斗得凶狠的人作为“先进分子”。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针对这种人妖颠倒、是非颠倒、功过颠倒的判断方法，提出了拨乱反正、重新认识是非标准的问题。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中揭露了当时中国是非颠倒的严重现实，他说，现在“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也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他重申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同时根据这种真理观，又提出了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标准。他明确告诉我们：“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丫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此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标准是看生产力是否有所发展，如果生产力水平很低，人民生活很贫穷，就不是社会主义。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我国南方各地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和判断功过是非的标准。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这里提到的“判断的标准”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另一层含义是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如果我们的政策、措施起到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综合国力增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那就应当肯定这些政策措施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我们判断一个地区、一些经济单位或经济管理人员的功过，主要看他的办法、行为是否达到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目的，如果达不到这种目标，造成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就应当受到谴责。
邓小平这里提到的三个“有利于”的基本内容都关系到生产力的发展。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主要是指某个政策措施是否提高了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和水平，包括生产工具的改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生产的物质条件的改进以及各种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既指生产力整体水平的提高，又指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既有物质文明的进步，又有精神文明的进步，包括人口素质、劳动者的质量、经济增长速度及效益、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国防实力发展的程度、文化教育发展的程度、国际贸易的扩张能力等等；这里说的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指的是生产发展过程中，人民是否得到了实惠，是针对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对人民带来什么利益而言。只有高产值、高指标，而人民生活没有改善，仍然不能认为生产力得到真正发展，也不能认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总之，这三者的主体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但同时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全面指标和综合指标，还涉及到生产力发展应达到的目的和结果。
邓小平同志把“三个有利于”当作衡量姓“资”姓“社”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建设好物质基础，提高生产力的迫切性和必然性。他批评和纠正了共产主义运动以来，一些人把变革生产关系放在首位，抹杀生产力作用的唯心史观。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存和发展基础的唯物史观。
“三个有利于”还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精神的标准问题，阐明了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就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要比其他社会制度优越。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将得到极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共同富裕的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就批判和反驳了长期以来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平均主义和贫穷落后的说教。
“三个有利于”还从理论上划清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性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般性、普遍性的界限。“左”倾教条主义者混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阶级性扩展到生产力内部，试图对生产力要素划清姓“资”姓“社”。邓小平指出，生产力是一个普遍的概念，人类社会生产的一般概念，也是可以在不同社会制度之间进行比较的概念，不应该在生产力的要素方面划姓“资”姓“社”，因而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国际生产力、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创造的成果。
“三个有利于”在实践上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它使人们普遍从过去“左”的那种姓“资”姓“社”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良好环境，推动我国两个文明建设走上新台阶。
4．分配领域坚持公平与竞争的科学分配观
针对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无效益对我国的危害，邓小平提出了科学的分配观，这就是富裕社会的指导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这是最终目标，不是立刻、一蹴而就就能实现的，必须承认差别，承认在家庭、个人、地区之间都有先富后富的差异、富裕程度的差异、富裕方式的差异。在《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邓小平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这里说的新办法就是承认差别，允许致富有先后的办法，老办法就是指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邓小平的论断对渴望勤劳致富的人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是对平均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从根本上的否定，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理论依据。邓小平的指示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极为有利的，用他的话来说，“摘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我们现在采取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
在富裕问题上邓小平特别重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在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特别强调要限制和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198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种思想在1986年9月2日他同美国记者华莱士的谈话中阐述得更为明确：“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邓小平提出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协调发展的大政策。他早在1978年12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富起来。他说：“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1988年9月提出了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强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可见，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十分清晰。进入小康社会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是，首先抓好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同时搞好内地建设。进入小康社会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是，在继续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同时，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好内地的发展问题。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突出的成就是把沿海地区的经济潜力极大地发挥了出来，那么，在以后三五十年内，我国的巨大变化应该发生在内地，从而使全国在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大战略。邓小平强调，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即不能用顾此失彼的办法来发展内地经济。中央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大力支持内地发展，可以通过财政手段，让发达地区多交利税来帮助内地。要针对全国和内地的薄弱环节，制定正确的战略和规划。要注意发挥好内地的优势。
5．提出多元生产力要素观，调动全体公民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我国对生产力问题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轨道。这种偏离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用生产力的两因素取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多因素思想，认为生产力就是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从而抹杀了生产对象即生产资料、原材料、土地等对生产力的作用，更抹杀了科学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二是宣扬体力决定论，认为生产劳动主要是简单劳动，即体力劳动，抽象地讲就是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否定人口的质量标准，鼓吹人多是好事，造成人口生育的失控，这就抹杀了复杂劳动的社会作用，否定了劳动者的质量标准，实际上是小农的生产力观；三是宣扬异已力量论，他们曲解马克思关于脑力、体力劳动分离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范畴，是异己力量，甚至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对生产力理论的曲解，给实践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在“左”的路线横行的时期，知识分子遭到歧视和迫害，科学技术遭到摧残，教育事业遭到冲击，从而使我国的生产力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拉大了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邓小平同志在承认生产工具、劳动力这些生产力因素重要性的同时，特别提出了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最为进步的生产力要素。他强调，在生产力要素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科技这个制高点上。同时，他指出高技术、高水平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给一切人才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条件。他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后来，邓小平又多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从许多方面阐述了当今世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刻道理。首先，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在不断地渗透到生产力的其他基本要素之中。邓小平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的劳动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产生了许多新工艺、新技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者的素质在不断提高，生产过程日益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应用渗透到生产设备、生产管理、产品销售和商品消费各个领域。
其次，邓小平指出，当今世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科学技术。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最后，邓小平还从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中坚力量这个角度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多次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明确指出，建国后我国的高科技成就包括原子弹、氢弹的爆炸，人造卫星的上天，都是老一代科学家的重要贡献，他们的贡献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也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形象。邓小平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他指出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还要大胆使用人才。他说：“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要开辟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道路。他提出要高度重视教育，因为教育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阵地。
邓小平还从解放生产力、利用先进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了经济改革和科技改革的一项中心任务，即人才的培养、利用、发挥作用的问题。他提出了在改革中要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今天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见真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准之一。”邓小平关于尊重人才、利用人才的观点，抓住了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问题。当代世界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信息时代，高新技术的应用进入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世界各国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国力的竞争，突出表现在人才的竞争上。我国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吸收和利用国内外的一切人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邓小平通过对生产力要素的科学分析，探讨了当代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强调把这些要素放在现代化建设的突出地位。这就从生产力要素的角度为社会发展提出了最可贵的理论指导。并且对社会各阶层人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了准确的评价，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能够各尽其责，各尽其才，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6．以“一国两制”实现国內的和谐统一
邓小平提出的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找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正确途径，而且为实现国内和谐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一国两制”从国家学说和政治学说的角度来看，其含义是：在一个实行单一制度的主体国家内，由宪法和法律规定，其境内的某些地区可以实行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这一地区的政府则是这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或特殊的地方行政单位，它不能行使国家的主权。对中国来说，“一国”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家主权不能分割；“两制”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港、澳地区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在这些地区设为特别行政区。这里必须排除两种误解：其一，特别行政区不是“完全自治”，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主权不能分割，中国政府还要管理特别行政区的安全和外交等一务，对外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二，“两制”是指在台、港、澳这些特定地区可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大陆的各地区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和论断，从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第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一国两制”的思想，既坚持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又坚持了国家的社会属性，把国家的阶级斗争功能和国家的社会管理及社会协调功能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实行单一政治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制度，但在这个国家内部允许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管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保卫境内不同制度的安全，行使统一的外交权利。在一个国家内，代表社会主义的阶级和阶层与代表资本主义的阶级和阶层，不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而是长期合作，共同存在、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邓小平也指出，统一的国家内虽然有两种不同的制度，但国家制止不同地区发生动乱和预防外来干涉的职能仍然存在。国家的主要职能不是在统一的国家内部用社会主义去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既为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起保卫和服务的作用，同样又有保卫港、台、澳资本主义繁荣的职能。
第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谱写了新篇章。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有各自的繁荣和优势，社会主义需要继续发展，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两种社会既有对抗的一面，也还有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共同促进的一面。邓小平讲：“有些国际上的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一方不要伤害另一方，允许两种制度和平共处，“这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建立国际关系的新观点、新理论、新学说。
第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通过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大胆提出了两种制度和平共存的原则，特别是提出了两种制度相互吸收其长处、补充其短处的观点。邓小平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繁荣的现实，并且说，在我国“要再造几个香港”。他提出和制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和策略，提出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的决策。可见。“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发展。
第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解决了一个主权国家在部分地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如何建立统一战线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尽管不同的社会制度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但这些不能构成中华民族各成员内部分歧的主要障碍，只要坚持爱国，拥护祖国统一，都应当是统一战线的成员。邓小平说，凡是炎黄子孙．，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其立场是什么，只要他们有民族自豪感，拥护祖国的统一，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他对香港人士说，我们不要求香港人都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扩大了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使我们的爱国统一战线不仅包括了大陆的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而且包括了港澳台和海外侨胞等一切爱国者。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系统化理论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为小康建设的重要任务，此后，胡锦涛总书记在有关重要会议上多少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2005年2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的会议上，胡锦涛进一步要求，“要通过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使我们关于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更加完备，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发表了重要演说。这是一篇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基本任务、理论原则和方法都作了深刻的阐述，它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在这篇文章中，胡锦涛总书记主要论证了如下几个重大问题。
1．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和重大意义
胡锦涛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以及党的历史使命三个方面人手，深刻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要求和重大意义。他指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还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从国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综合起来看，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主要是：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十分迫切；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特别是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要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等也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了严重影响，等等。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从国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产业升级和转移速度加快，各国注重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给我国的改革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只要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牢牢掌握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就能够营造有利于我国的战略态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由于世界力量失衡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由于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着严峻压力。由于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恐怖主义活动依然猖獗，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这是我们集中全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
从我们党肩负的使命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充分发挥出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只有把这些工作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做好了，我们党才能不断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
胡锦涛同志在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后，深刻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都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
接着他分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他指出，现在，我们党明确提出并积极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具备许多有利条件的。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其次，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已经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为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等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证。第三，在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政治上享有平等地位，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第四，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巩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教育科技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重道远。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经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既要立足国情，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积极主动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又要着眼长远，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2．和谐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现的发展
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很早就具有社会和谐的思想，而且把和谐社会和大同社会作为理想的目标。他明确指出，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比如，孔子说过“和为贵”；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尸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制度下，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在阐述了中华民族和谐社会的文化传统后，他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观的基本理论，以及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分析了邓小平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观的发展。他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了美好社会的蓝图，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大家知道，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之一。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1842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马克思称这本书是工人阶级“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也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结果只能陷于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战略策略，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科学设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农民。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必须发扬民主，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时时处处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党则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现成答案，必须结合我国实际、通过实践来不断加以回答。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作出了深刻论述。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要求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解决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解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以解决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等等。他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由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但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正确思想，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断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同志科学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也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们党肩负的新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等等，都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总之，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3．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
胡锦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结合我国的实际，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基本论断。他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它们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的特殊领域和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条件。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方面，胡锦涛提出了“六个必须”的重要原则。他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胡锦涛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十个方面确定了重要任务。
第一，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形成更完善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经济发展不仅要持续快速，而且要协调健康，这是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保证，也是人民群众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重要保证。要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要认真汲取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深入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科学调控的能力，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人口的国家里，农民是否安居乐业，对于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农民日子过好了、素质提高了，广大农村形成安定祥和的局面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逐步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支持政策，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第二，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等方面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密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通过广泛发扬民主，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和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认真做好党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鼓励和支持宗教界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在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迈出新步伐。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进一步做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工作，努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进一步完善城乡基层政权、基层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基层民主实践，努力实现广大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广泛密切地联系各方面群众，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三，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从法律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规范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建设法治政府，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要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以解决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第四，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要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全体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要积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以理服人、解决思想问题，又要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要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地位，保障教育公平，构建健全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全民族素质不断提高。要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大力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入的全面发展。
第五，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要坚持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既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推动先富带未富、先富帮未富，同时也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进行劳动创造，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竟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第六，切实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营造平等竞争、共谋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大力营造鼓励创造、尊重创造、保护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支持人们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充满蓬勃的创造活力。
第七，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只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要善于把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同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同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建设和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要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人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要以服务群众为主题，增强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社会服务领域，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形成社会服务网络化的新格局，积极开展面向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保障服务，面向群众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加强和改善对公共信息、公共资源、公共物品的管理和应用。
第八，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多发多样的状况。这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深刻分析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原因，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要认真检查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力避免因决策失误和工作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加强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及早发现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当前，要重点解决好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坚决依法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坚持依法办事、按照政策办事，既依法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又依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第九，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一些地方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随着人口增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还会更加突出。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也无法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由此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引导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意识，以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资源产出率、降低环境污染为重点，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要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抓紧解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保证人民群众在生态良性循环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
第十，切实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要进一步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真正吸取血的教训，切实加大工作力度，认真抓好安全生产，坚决防止重大安全事故。要抓紧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4．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正确领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是加强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胡锦涛对党如何有效领导和谐社会的建设提出了重要论断。他指出，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和改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
第一，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重大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要经常分析社会建设状况，及时了解和谐社会建设相关工作的情况，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落到实处。
第二，要深入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量工作同党的群众工作有密切联系，要求我们把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做得更好。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都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带着深厚的感情做群众工作，千方百计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要改进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教育、协商等手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努力使党的群众工作取得实效。要结合正在进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管理，真正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坚强的战斗力。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发扬求真务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愿望，关心群众疾苦，扎扎实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带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
第三，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很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正确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处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各种复杂问题和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问题、开拓新思路、提出新办法，使我们的思想观念、政策措施、工作部署、工作方式更加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特别要围绕一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领导干部带头，组织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开展调查研究，加强理论分析。比如，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如何建立健全有关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如何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的积极作用，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如何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如何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特点和规律，形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如何建立社会协调机制，促进社会成员和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如何建立健全维护公共安全的有效机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如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等。要注重把握新趋势、新特点、新动向，努力取得有分析、有见解的研究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5．胡锦涛的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阶段。他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不仅没有和谐的余地可言，而且充满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尖锐对抗。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不是妥协协调，而是采用革命手段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最终愿望还是建设和谐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他们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使人民掌握国家的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更广泛的民主，而对剥削阶级的残余采用专政的手段。他们认为，经过社会主义这一较长的历史阶段，最终达到阶级和国家机器的消亡，这时人类就可以真正迎来和谐社会，既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和谐社会表现为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力差别的消失，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实行，自由、民主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通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本身的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的实现。然而，马克思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作出的只是预想，对社会主义的和谐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判断。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方面强调对旧制度的摧毁，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建设。他提出了劳动人民掌握苏维埃政权，在人民中实行广泛民主，对资产阶级的某些成分采取联合和利用的手段。同时，他强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机器，实现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建成和谐社会，如何建成和谐社会，列宁没有作出系统论述。
毛泽东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就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中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和谐气氛。同时，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活跃文化气氛。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出现协调局面。但由于他面临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最后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中，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坚持废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和方针。他提出，我国对抗的阶级已经消灭，国内存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体制上，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处于对抗中，中国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他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他提出了“一国两制”，以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在国际关系上，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些重要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方法，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做出了重大的发展和贡献。
一是对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观作了深刻分析。提出了继承中华民族和谐社会思想的新思路、新途径，对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传统作了传承和发扬，使中华民族的和谐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续发扬和光大。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和谐社会观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对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有关社会发展和和谐社会的理论都进行了概括和分析，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经典作家科学的社会观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并把它同我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灵活运用这些方法的基本思路和途径。
三是第一次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涵义作出了明确论断。指出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完备的阐述，也是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系统阐述，更是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的完整阐述。
四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作了第一次全面阐述。胡锦涛从十个方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处理国际与国内的关系、人民内部各阶层的关系、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地区发展平衡的关系、城乡统筹的关系、分配的公平和正义以及按劳分配的关系等等，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学论断，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
总之，胡锦涛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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