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未艾原名方靖远，又名方曦，辽宁台安县人，是萧军在吉林骑兵营结识的好友兼生死兄弟，1932年初他和萧军两人一起到了哈尔滨，4月他开始在《东三省商报》任副刊《原野》的编辑。和裴馨园一样，方未艾也收到过萧红的投稿，还有一张附在诗稿外的短笺，上面写着：“编辑先生，我是被困在旅店里的一个流亡的学生。几乎是失掉了自由。我写了一首新诗，希望您能在您编的《原野》上给我登载出来，在这样大好的春天里，可以让人们听到我的心声。顺问撰安。”方未艾还从未见过这样奇异的来稿，因此对来信者起了好奇，但短笺和诗稿上均看不出对方是男是女，来信地址也只有“寄自旅社”四个字，他只好又看了一遍诗稿，感觉抒发的感情很真挚，有一定的感染力，就把它放在待发的稿件里了。不久，方未艾到《国际协报》副刊编辑室找萧军，碰到他和裴馨园正在读一封求援信，来信人自称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中的女学生，“九一八”后家乡沦陷来到哈尔滨，欠下旅店费被扣作人质，因为曾反对包办婚姻离开家乡，得不到亲友的同情和帮助，只能发信向各方求援。信尾的署名，和方未艾之前收到的短笺一样，是张乃莹，再看信封，寄信地址是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社二楼十八号，离他办公的《东三省商报》报社不远。方未艾于是主张不妨去旅馆看一看，探探虚实。
7月13日，也就是萧军认识萧红的次日，方未艾正在编辑室整理稿子，萧军拿着一本鲁迅的《呐喊》和一本高尔基的《童年》满面春风地走进来，给方未艾讲了和萧红见面的情形，细述她的形象和思想情况。在恻隐和好奇之心的驱使下，方未艾跟着萧军一起去了萧红所在的旅馆。
两人走进十八号房间，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人，房间的陈设很简陋，一张双人钢丝床，床幔一扇垂着一扇挂着，床上葱心绿的被子没有叠，绣着大红花的枕头边放着几本书，靠近床脚的地方有张茶几，茶几上放着一个不大的手提箱，房间朝南的玻璃窗下有张桌子，桌前和桌旁各一把木头椅。萧军把带来的书放在桌上，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又顺手拿起窗台上的一本书看了起来。方未艾看到，那书的封面上印着四个红字——“三代女性”。方未艾也在桌前椅子上落座，往窗外看，是一片高高矮矮的屋顶，连棵绿树都看不到，再低头一看，桌上除了一个暖水瓶一只玻璃杯和一把牙刷外，就只有几张哈尔滨市内的报纸。
方未艾和萧军没有多等，萧红就回来了，一副刚哭过的样子，得知旅馆经理又为难她，他们立刻下楼去了经理室，警告经理不要再打萧红的主意，还声称报社将会负责她的欠款。得到经理的保证后，他们回到房间，让萧红放心，萧红脸上立刻焕发出了神采，她满含深情地凝视萧军，又用感激的目光请方未艾落座。三人谈了一会儿天，又默坐了许久，方未艾有事在身，就先告辞回报社去了。
那以后，方未艾就常去旅馆看望萧红了，有时是和萧军一起，有时自己一个人。他本来以为萧红是一个娇滴滴病怏怏的林黛玉式的少女，接触多了才发现她的个性里兼具史湘云的天真无邪和王熙凤的泼辣，她有很高的艺术天分，说话有条有理活灵活现有时像寓言有时像散文有时又像一首抒情诗，讲到父亲没人性的行为时她又情绪激昂像在控诉和呐喊。她自称叛逆女性，说自己骂过土豪打过劣绅顶撞过校长嘲笑过舍监反对过包办婚姻抵押过家里的地契当学费，还给土匪通过风报过信。方未艾不信，她就气得乱蹦恨不得用拳头打他，或者批评他为人不可爱是假道学孔夫子口是心非谁爱上了谁倒霉……她还曾在方未艾面前比较过他和萧军，说萧军“直爽坦白，天真英勇”，而方未艾“斯文稳重，老成，但处事不痛快”。不过，和萧军闹了别扭的时候，她又说萧军固执、犟、孤芳自赏、目空一切，不及方未艾温柔、朴实、与人为乐。方未艾知道她的看法是随心情和感受转变的，也不见怪。他们最大的分歧在恋爱观上，当时萧红受《三代女性》的作者柯伦泰影响很深，而方未艾完全不能接受“杯水主义”，萧红因此总说他太封建。
“杯水主义”，十月革命后出现在苏俄的一种激进的性道德理论，主张摈弃传统女性道德观，追求性享受，像喝水一样简单平常地满足生理需求。柯伦泰小说中的主角便是践行这种性道德观的女革命家，她在激情燃烧时决不用女性道德的外衣包裹自己，决不拒绝生活的灿烂微笑，她拥抱她的欲望，和所爱的人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至满足，然后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告别，回到自己的工作中。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各种良莠不分的苏联理论纷纷涌入并得到“左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追捧，后来被列宁批评为反社会的“杯水主义”理论也来到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和列宁政府中唯一女性官员的柯伦泰，也被向往革命的中国女青年捧上了偶像的宝座。自1928年起，柯伦泰的作品被陆续译介到国内，并得到了很多青年读者的拥护，她的《恋爱之路》三部曲[99]还曾经被选为“两本现代青年男女的必读书”之一。因此，方未艾说1932年的萧红深受柯伦泰影响是可信的。何况，柯伦泰本人青年时期与家庭斗争并离家出走的叛逆经历和她的女权主义主张，确实容易让萧红产生共鸣而服膺于她的理论。身怀六甲的萧红认识萧军第二天就与他进行“爱之历程上不可缺的隆典”，明知他信奉“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恋爱哲学还迅速坠入爱河，这其中未尝没有时髦的“杯水主义”理论的作用。
对“杯水主义”的不同看法并没有影响萧红和方未艾的关系，但是，一天午后方未艾去旅馆看望萧红时，她的房里静悄悄的，方未艾见双人床的两扇床幔都放下了，床下有一双熟悉的男皮鞋，他一声不响地转身离开了。此后，“封建”的方未艾就很少去看萧红了，萧红多次打电话请他，还写了一首《致方曦》的五绝请茶房送去给他，诗中甚至有“高楼举目望，咫尺天涯隔。百唤无一应，谁知离恨多”的伤感之语，方未艾还是固执地选择和她保持距离。后来哈尔滨发大水，方未艾带着食物划一条小船去旅馆接萧红，她不肯走，只对他说：“你去找三郎来接我吧。我等着他。”看到她那一脸倔强的表情，方未艾明白她的心意，便去寻找萧军了。再后来，萧红和萧军搬进了商市街二十五号，方未艾常去看望他们，只是仍然避免与萧红过分亲密。直到1933年10月方未艾被派往苏联学习，临行话别，他主动握了握萧红沾满泪痕的手，那手火一样炙热，他知道她又想起了他们最初相识时的一些往事，立即放开了手。[100]从那一别，方未艾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萧红了。
作为萧军一生的挚友和“三角恋”其中一角，方未艾对他与二萧之间往事的追忆比孙陵的更详细，从他的自述中不难看出，相识之初他与萧红之间确曾萌生过未及言明的情愫，但也仅止于此，萧红对他的好感，以及对“杯水主义”的信仰，很快就全部覆没在对萧军的爱意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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