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被萧军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就在她身边、眼前但她尚未亲身体验过的穷人的世界。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影响，因为萧军，萧红并不抗拒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她甚至感到骄傲，她迅速甩掉了与自己的新身份不符的习惯和观念，就像甩掉一个个累赘似的毫不惋惜：第一次被萧军带到招待洋车夫和工人的小饭馆吃饭，她还不习惯和几拨食客挤在一张桌子上，但她坐下来吃了，吃得饱饱的；萧军从当铺赎回两件自己的衣裳，把其中一件夹袍给萧红御寒，夹袍太大，萧红穿上都看不到自己的两只脚了，宽大的袖口挂在肩膀上像两个口袋吞没了她的手，连萧军都说穿上夹袍的她“像个大口袋”，萧红却觉得很合适，也很满足，对她来说衣服只要有遮挡和御寒两项功能便足够了，是否美观不在她考虑范围之内。

    萧红一向不怎么在穿衣打扮上留心，她曾在文章中说自己的审美受儿时崇拜的伯父影响，因为伯父说女孩子要保持本来面目，穿衣服也最好是素色，所以她虽然家境不错，打扮却很朴素，从不涂脂抹粉，也不穿花色衣裳。据萧红的小学同学回忆，萧红转学到南关小学的第一天，穿的就是阴丹士林布的蓝上衣和黑布裙子，脚上是白袜子和黑布鞋[127]，与普通人家的女孩并无两样；而1930年夏天李洁吾第一次见到萧红时，她也是一身白褂青裙加白袜青布鞋的装束[128]；萧红1931年在北平读书期间的一张照片被保留了下来，照片上的萧红留着偏分短发穿着宽松男式西装一脸严肃地站在照相馆幕布前，显得很英气，也很符合她豪爽叛逆的性格。

    和萧军在一起之后，萧红的着装风格由朴素变成了粗野——那其实已经不成其为风格了。1934年在哈尔滨，萧红与萧军、山丁、罗烽合影留念，萧红穿的可能就是萧军那件过大的夹袍，她被裹得严严实实的，不细看认不出是位年轻女子。1934年夏天萧红和萧军在青岛认识了张梅林，据张梅林说，那个时期的萧红常常穿着布旗袍和西式裤子，脚上再踏双后跟磨掉了一半的破皮鞋，头发用一根随手撕下的天蓝色绸布条绑着，“粗野得可以”[129]。那年夏天，萧红在青岛樱花公园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眉目清秀，扎着两个辫子，看不出用的是不是天蓝色绸布条，但见她站在绿树斑影里，穿着浅色长旗袍，外罩一件长及膝盖的格子开襟布衫，微风撩起她的旗袍下摆，泄露了她脚上的男式皮鞋。

    手头拮据并非萧红不事装饰的唯一原因。1934年末初到上海，二萧和张梅林一起逛大马路，在永安公司楼下看那些五彩缤纷的“环球百货”时，萧军曾指着一瓶昂贵的巴黎香水，眨着眼对萧红说：“你买它三五瓶吧。”萧红不屑地答道：“我一辈子也不会用那有臭味的水。”[130]在萧红看来，女人没有男人那样的行动自由，只能靠装扮自己取悦异性换取生存的权利。她反感女人的附属地位，因此也反感那些追逐时髦打扮艳丽的女子，反感一切被她们用来炫耀富贵、取悦男性的东西包括香水。她对穿着打扮的轻视态度里，便有对女性命运的反抗意味在内。

    但萧红并不轻视女性之美。散文《新识》写了她在“牵牛房”重逢的一位旧同学，同学背靠着炉壁读剧本，“她波状的头发和充分作着圆形的肩，停在淡黄色的壁炉前，是一幅完成的少妇美丽的剪影”；又如《一个南方的姑娘》中的“程女士”，虽是情敌，萧红却不否认她的美，她“很素净，脸上不涂粉，头发没有卷起来，只是扎了一条红绸带，这更显得特别风味，又美又干净，葡萄灰色的袍子上面，有黄色的花，只是这件袍子我看不很美，但也无损于美”。萧红追求和认同的，便是这样一种自然干净的女性风度。不过，文坛成名之后她有了裁制新衣的财力，却没有搭配衣服的功力，连鲁迅也曾忍不住指点她：“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回忆鲁迅先生》）1936年7月赴日本之前，萧红还烫了一次头发，做了一身西装，可惜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梅志说那身西服是便宜料子，又是小店做的，萧红穿上非但没有美感，还失去了往日的平淡朴实，一头烫发也没有原来两条粗辫来得大方[131]；聂绀弩也记得，那段时间萧红曾穿着一身崭新的蓝绸旗袍去拜访他，她搽着一脸的粉，头发蓬得像鸡窝，暮色中聂绀弩和夫人周颖怎么也认不出她来，过了半个钟头聂绀弩才“如有天启”地想到萧红，并“感到一种无名的悲哀”，因为“萧红，是我们的朋友，是朋友的爱侣，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女作家，是《生死场》的作者，我们对于她的尊敬是无限的。今天，却看见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搽脂抹粉的、穿时兴的衣服的，烫什么式的头发的女人”，于是他马上跑上楼去，对萧红说：“你的样子难看极了！”萧红听了他的话惘然离去，从此就再也不穿那衣服，也不烫头发了。[132]萧红赴日前与萧军、黄源的合影，可以佐证梅志和聂绀弩的叙述，照片上一脸勉强笑容的萧红穿着短袖格子旗袍，头发正是聂绀弩说的“鸡窝”样，乍看比她二十五岁的实际年龄成熟不少。一向反感、轻视时髦女性的萧红为什么会突然笨拙地追求起“时髦”来？据时间推算，只能是为了取悦萧军，挽回他为“程女士”而鼓动的心了。

    萧红真正在服饰上有所心得，是跟端木蕻良在一起之后的事。端木跟萧军不同，他喜欢打扮自己，穿衣比较讲究，萧红多少受到了他的影响。1938年年底在重庆，萧红去探望梅志，就手执梅花，以一身“黑丝绒的十分合体的长旗袍”惊艳了她。萧红很高兴地告诉梅志，旗袍是她自己缝制的，衣料、金线和扣子都是从地摊上买来的，经她巧手改造，就变成了一件很上等的衣服。除了黑丝绒旗袍，梅志还见萧红穿过另一件毛蓝布旗袍，也是她自己缝的，她用白丝线在粗布料上绣了人字形花纹，使旗袍看上去雅致大方。梅志到这时才注意到萧红的美，并意识到她是爱美的，而且很有审美力。

    其实，萧红一直有双善于缝纫的巧手。1934年12月17日，初到上海的二萧收到鲁迅邀请他们赴宴的信笺，兴奋不已的萧红就花七角五分钱从一家大拍卖的铺子里买回一块黑白纵横的方格绒布料，仿照从哈尔滨带来的俄国高加索式立领绣花大衬衫的款式，给萧军缝制了一件赴宴“礼服”，费时还不到一天，她的剪裁、针法和速度让萧军又惊讶又佩服。他们在上海拍的一张合影中，萧军就穿着那件黑白格子衬衣，颈上系着一条浅色围巾，昂然占据了整张照片四分之三的空间，萧红偎在他腋下，调皮地叼着个烟斗。1937年“八一三”之后，萧红的好友高原要离开上海，萧红帮忙整理他的行装时看到一条被老鼠咬破了的西装长裤，就立马拿过剪刀一剪，再用针线一缝，一会儿工夫就把一条已经作废的长裤改制成了一条很像样的短裤……[133]种种原因萧红一直没有用她灵巧的手工和不俗的审美装扮自己，直到1938年之后，她的着装才变得合体、雅致，照片中的她前所未有地散发着女性的魅力。

    但萧红一定想不到，那两件花费不多、自己手工缝制并惊艳了梅志的旗袍，在她死后竟成了她思想倒退的“罪证”。据孙陵说，1942年重庆的萧红追悼会上，胡风曾公开批评萧红爱穿华丽服装。[134]1946年许广平撰文回忆萧红，也提及自己听说萧红旅居四川及香港时讲究衣饰之事。[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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