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搬进商市街二十五号那段日子，为了两个人的温饱萧军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萧红后来在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中提到了那时候他一天到晚连轴转的行程，“早晨起来，就跑到南岗去，吃过饭，又要给他的小徒弟上国文课。一切忙完了，又跑出去借钱。晚饭后，又是教武术，又是去教中学课本”。白天萧军不在家，萧红只能对着家具默坐，“我虽生着嘴，也不言语；我虽生着腿，也不能走动；我虽生着手，而也没有什么做，和一个废人一般”。夜间疲惫的萧军“睡觉醒也醒不转来”，萧红“感到非常孤独了”，两个人的小家变得荒凉寂寞了。另一篇散文《广告员的梦想》则记述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看到《国际协报》上电影院月薪四十元招聘广告员的消息，萧红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心情了，好不容易说服萧军陪同前往，结果连吃了两天闭门羹，萧军埋怨起萧红来，萧红又觉得他不应该同自己生气，“走路时，他在前面总比我快一些，他不愿意和我一起走的样子，好象我对事情没有眼光，使他讨厌的样子。冲突就这样越来越大，当时并不去怨恨那个‘商行’，或是那个电影院，只是他生气我，我生气他，真正的目的却丢开了。两个人吵着架回来。”做不成广告员，晚上睡觉前萧军愤怒地发表起宏论来：“你说，我们不是自私的爬虫是什么？只怕自己饿死，去画广告。画得好一点，不怕肉麻，多招来一些看情史的，使人们羡慕富丽，使人们一步一步地爬上去……就是这样，只怕自己饿死，毒害多少人不管，人是自私的东西，……若有人每月给二百元，不是什么都干了吗？我们就是不能够推动历史，也不能站在相反的方面努力败坏历史！”他越说越激动越大声，还更详细地剖析起自己来，萧红被他感动了。只是没过几天他们在街上闲荡碰到了一位在电影院画广告的朋友，朋友邀请他们去做副手，萧军又抢着跨进了电影院的门。

    第一天去电影院画广告是萧红一个人去的，她在广告牌前站到了十点钟才回家，萧军去找过她两次没有找到，正在生气，两人吵了半夜。萧军买了酒来喝，萧红也抢着喝了一半，两人都哭了。萧军醉了在地板上打滚，指责萧红“一看到职业，途经也不管就跑了，有职业，爱人也不要了”。萧红喝醉了，只感到“醉酒的心，象有火烧，象有开水在滚，就是哭也不知道有什么要哭，已经失去了理智”。第二天酒醒，两人又一起去画了一天广告，第三天，电影院另请了别人。

    广告副手没有做成，二萧却不是完全没收获，在那位画广告的朋友金剑啸的引荐下，他们认识了几个常在“牵牛房”举办沙龙的朋友。对萧红来说，能走出寒冷昏暗的住所参加聚会已经很愉快了，何况聚在一起的又是一些热情洋溢、志趣相投的人，“牵牛房”给了她很多愉快的时光。后来她用《新识》《“牵牛房”》《十元钞票》《几个欢快的日子》等文章回顾了这段友情岁月，它们是散文集《商市街》中的一抹明亮之色。

    “牵牛房”的主人、画家冯咏秋是个“脸色很白，多少有一点像政客的人”，与他同住的黄之明、袁淑奇[136]夫妇是二房东。据袁时洁回忆，当日“牵牛房”的格局和布置是这样的：客厅正南面有两扇大窗户，窗户中间的大写字台上放着文房四宝和画具，客厅正中央是一张铺着深浅方格漆布的方桌，桌子四周有六七把椅子。因为房子正面门窗迎着出入大院的人们，为了方便聚会，“牵牛房”的主人们便在窗前撒了许多牵牛花种子，夏日一到，牵牛花藤蔓爬满门窗栅栏，各色花朵遍开，将房子装饰得格外漂亮，“牵牛房”因此得名。[137]一所充满文艺气息的房子，加上热情好客的主人，自然会对当地的文艺青年产生吸引力，除了二萧，常出入“牵牛房”的还有罗烽白朗夫妇、金剑啸、舒群、唐达秋等人，他们职业不一兴趣各异，共同的是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望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信仰，他们中有好几位是共产党员。二萧为参加剧团到了“牵牛房”，发现那里明亮温暖热闹，比家里舒适多了，加上又没有别的去处，剧团夭折后他们还是常常去闲坐。1932年年末，二萧第四次去“牵牛房”时，主人向他们发出了一起过年的邀请，新识的友人也都欢迎他们去玩，并玩笑说“‘牵牛房’又牵来两条牛”。萧红不解其意，因为还太生疏，“把人为什么称做牛”这句话她没有问出口，后来才知道这个沙龙的人都是“牛”，冯咏秋因热情好客乐善好施被戏称为“傻牛”，黄之明绰号“黄牛”，袁淑奇则是“母牛”……萧红和友人们还有隔阂感，觉得“不管怎么玩，怎么闹，总是各人有各人的立场”，如女仆拿着三角钱去买松子她就觉得非常可惜，几乎要战栗了，好像钱是她的一样，好像女仆把钱拿去丢掉一样，松子买来了她也吃，但别人是吃着玩，她是吃着充饥。新年那晚，萧红和萧军如约参加了“牵牛房”的跳舞狂欢，黄之明和“老桐”的化妆表演把所有人都逗笑了，女士们更是笑得流泪了，腰都直不起来了。跳完舞开始吃苹果、吃糖、吃茶，过度兴奋之后大家都觉得很疲乏，这时，被萧红称为“小蒙古”的袁淑奇给了她一封信，叮嘱她到家再看，萧红不知其意，就把信放到衣袋中了。当晚回到家，又饿又冷的萧红“在蜡烛旁忍着脚痛看那封信，信里边十元钞票露出来”。次日，二萧又去“牵牛房”晚餐，餐桌上“有鱼，有肉，有很好滋味的汤”，这样的饱餐，在他们是不多得的，他们吃得很好，又玩到了半夜才回家，但这次回家路上萧红走得很起劲，也不怕饿了，因为“在家有十元票子在等我”，她迎着寒风大步走在行人稀少的大街上，“我的勇气一直到‘商市街’口还没消灭，脑中，心中，脊背上，腿上，似乎各处有一张十元票子，我被十元票子鼓励得肤浅得可笑了。”（《十元钞票》）

    “牵牛房”的伙伴们用慷慨和善意打消了萧红心里的隔膜，那以后的一段日子，他们每晚都到“牵牛房”报到，和大家一起玩闹、取笑、争论，像自由自在的波希米亚人。这些友人和这些时光，于劫后余生的萧红，是必要和及时的补给，如白朗后来说的，“人（不管是青年或是老年）之需要友情的慰藉，正像一个孩子之需要母亲的温暖一样”[138]。过完了噩梦般的1932年，萧红的1933年因为这些伙伴们，有了一个温暖的开始。可惜，“牵牛房”的欢声笑语很快就被恐怖的氛围吞没了，伙伴们也随之风流云散。几年后，身在日本的萧红从萧军的书信中得知他已在上海与“小蒙古”袁淑奇重逢，便忍不住感叹道：“两三年的工夫，就都兵荒马乱起来了，牵牛房的那些朋友们，都东流西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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