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许广平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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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许广平在《文艺复兴》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了《追忆萧红》一文,这是她继1945年11月28日在上海《大公报·文艺》上发表《忆萧红》后,再一次撰文纪念去世的萧红。在这两篇文章里,许广平写了些他们一家与二萧交往过程中不为人知的细节。

    那是二萧搬家到北四川路以后的事,他们和鲁迅一家已变得十分熟稔亲近,当时鲁迅身体极差,时常生病,萧红因为萧军的婚外情,满肚子忧郁无法纾解排遣,就整日待在鲁迅家里。为了减轻鲁迅陪客的辛劳,许广平只得自己陪着她在客厅谈话,因此无法兼顾对鲁迅的照料。一天,“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发热,害了一场病”[190]。据鲁迅日记来看,5月18日有“夜发热三十八度二分”的记录,从这一日起直到7月23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热度时高时低缠绵不去,几乎每天须藤先生都要上门为鲁迅诊治并打针,包括许广平治馔为将去日本的萧红践行的7月15日,鲁迅日记里也写着:“晚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如果许广平文章中写的那一天就是5月18日的话,那么许广平在萧红去世几年后仍对此事耿耿于怀的心情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这不是一场小病,从那一病起鲁迅变得更虚弱,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许广平对萧红的不满在《追忆萧红》里全部倾泻了出来:“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不满的情绪并非鲁迅生病、去世后才产生的,《忆萧红》一文里许广平也提到当初二萧搬到北四川路住下,萧军的意思是想给鲁迅一家帮帮忙,结果正如萧军自己所说,他根本没有帮上什么忙,因为经常上门的不是他,而是萧红,许广平“因此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留出时间在楼下客厅陪萧红女士长谈”,由于分身乏术应付吃力,当时许广平就向胡风的夫人梅志诉过苦。1984年梅志写《“爱”的悲剧——忆萧红》一文,就回忆起多年前去鲁迅家做客,一进门许广平就告诉她:“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许广平在鲁迅去世十年、萧红去世四年多之后著文回忆这件事,可见是她一直欲吐未吐的心结,而萧红之所以选择在7月中旬鲁迅病体未愈的情况下远走日本,而且坚持不给鲁迅写信,很可能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给鲁迅和许广平平添的麻烦。

    许广平是少数几个萧红愿意倾吐心声的女性朋友之一,她是广州番禹人,比萧红年长一轮有余,但她与萧红是有共同语言的。广州高第街的许家有“近代广州第一家族”之称,十分显赫,先后出过晚清的闽浙总督许应骙、辛亥革命元老许崇灏、民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著名教育家许崇清和红军将领许卓等多位有影响力的历史名人,诗句“许门多豪杰,星光照长夜”中的“许门”指的就是许广平出身的广州高第街许家,所以许广平和萧红的家庭背景有相似之处,都是封建家族中出生和长大的女子,虽然家族的大小不可同日而语;许广平还在襁褓之中父亲就为她定了娃娃亲,但成年后的许广平性格刚强,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这门亲事,最后许家赔给男方一笔钱,解除了婚约,在个性的倔强上,许广平与萧红也颇为相似;许广平在与鲁迅结合之前,曾先后就读于第一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和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编辑过《醒世周刊》,就妇女解放问题发表过文章。从她和鲁迅的书信集《两地书》不难看出,许广平有文学才情,对时事亦有不俗的见解,如果不是为了给鲁迅创造一个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家庭环境,如果不是被繁重的家务占据了全部时间,许广平也是很有可能成为一名女作家的,就如后来的萧红一样。所以,许广平和萧红相识之初是彼此投契的,对萧红的遭遇许广平也是同情的,她们有心成为知己,但各自的性格总的来说迥然不同,许广平不能理解萧红仅因情伤就镇日愁风惨雨的行为,也不能理解萧红何以不能独处非要人陪同。和很多朋友一样,许广平更加无法理解萧红后来选择端木蕻良以及远走香港,就像鲁迅去世后萧红不知道许广平巨大的悲怆需要独自平复而盲目地建议萧军等人去陪着她,不要让她静下来,结果反而徒增了许广平的烦恼一样。

    还有两件与萧红有关的事也是许广平无法释怀的。一是她曾经把白凤丸介绍给有妇科病的萧红服用,虽然对萧红的痛经很有帮助,意想不到的是“八一三”之后萧红撤退到内地,写信给许广平,似埋怨似称谢地说服了药丸不但身体好起来而且有孕了。战争时期生小孩是很大的负担,许广平后来听说萧红真的生了一个孩子,不久夭折,她疑心自己的介绍是不是害了萧红,是否生产的后遗症导致了萧红的早逝,“我无从向她请求饶恕,我只是怀着一块病痦似的放在自己心上,作为精神的谴责,然而果真如此简单就算了吗?”另一件则是萧红去世后许广平收到端木蕻良来信,请她托内山完造设法保护萧红在香港的墓地,但是许广平考虑到时值抗战,内山完造是日本人,萧红是东北作家,又是抗日分子,“内山先生不会不清楚的。请他‘保护’,也许非其权力所及。或者能设法了,也于他不便。在我这方面,也不甘于为此乞求他援助,我把这句话吞没了……”从这两段话可知,许广平责人严,责己更严,她对萧红的友情中,掺杂了欣赏、同情、敬佩、埋怨、自责等种种因素,五味杂陈正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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