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鹿地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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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地亘本名濑口贡,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后来成为作家和革命家的冯乃超的同期同学。鹿地亘曾因思想左倾而被捕入狱,获释后辗转到了中国,通过内山完造认识鲁迅,并在鲁迅那里得到了一份工作——鲁迅挑选一些中国作家的著作给他翻译,替他校正,再交给内山介绍到日本改造社出版。[240]因此鹿地亘和他在中国认识的妻子池田幸子,跟鲁迅身边的胡风、二萧等人也熟识了。鲁迅去世后,鹿地亘加紧投入到了对《大鲁迅全集》的翻译,为方便请教许广平,1937年春天他和池田幸子从北四川路搬到了法租界。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怕触景伤情,从大陆新村九号搬到了法租界的霞飞坊。[241]“七七事变”后中日关系日渐紧张,鹿地夫妇在满是中国人的法租界非常显眼,因此又搬回了北四川路。

    “八一三”前夜,池田幸子带着她的小猫仔从北四川路跑到二萧的公寓,带来了中日即将开战的消息。第二天中午鹿地亘也匆匆赶到,证实上午发生了两军交火。但鹿地夫妇不能在二萧所住的公寓久留,因为“邻居都知道他们是日本人,还有一个白俄在法国捕房当巡捕。街上打间谍,日本警察到他们从前住过的地方找过他们。在两国夹攻之下,他们开始被陷进去”,这是萧红在《记鹿地夫妇》一文中交代的当时鹿地夫妇的处境,危急之中是许广平收留了他们,他们躲在她的三层楼住宅里。8月15日二萧去看他们时“他们住在三层楼上,尤其是鹿地很开心,俨俨乎和主人一样。两张大写字台靠着窗子,写字台这边坐着一个,那边坐着一个,嘴上都叼着香烟,白金龙香烟四五罐,堆成个小塔型在桌子头上。他请我吃烟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开始工作”。鹿地亘的平静淡定,让萧红很是叹服,觉得中国人很少能做到像他那样克制的。谁知几天后她再去许广平家却得知鹿地夫妇失踪了,他们前一天下午一起出门后就再也没回来,走前只说不要等他们吃饭,之后数日都没有音讯,萧红只能猜测他们也许是被日本警察抓住送回国去了,也许是躲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了。

    鹿地夫妇确实躲到别人家去了,一个月后那家人怕被当成汉奸把他们赶了出来,他们又回到许广平家,但许广平是做救亡工作的,她的家很容易引起日本探子的注意,走投无路之际鹿地亘想到一个月前上海战事开始时池田在一个德国医生那里治病,医生太太曾说要是他们住在别处不方便可以搬到她家去暂住。他们需要一个人送信给那个德国医生,萧红便担起这个责任,她去了一趟,带回了“随时可来”的答复。当晚,萧红留在许广平家陪鹿地夫妇吃晚饭,就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吃的,蒙着黑纱布的台灯也放在地上,萧红端起碗,却咽不下饭,她看着鹿地和池田,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能在这样危险的关头保持镇定。她比他们更紧张更害怕,但她还是决定陪他们去德国医生那里,因为报纸上说过法租界和英租界交界的地方常有小汽车被验查,她担心他们两个一开口就暴露日本人的身份。萧红的侠义之举,后来被许广平称许为在生死关头“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242]。但他们冒险到了德国医生家里,才知道所谓的“随时可来”是欢迎他们去看病的意思,不是说要给他们提供住处。幸好德国医生也是个好人,穿上雨衣就帮他们找房子去了。半个钟头后,他们被带进了一家人员混杂的旅馆,明知危险,也只能将就住下了。此后数日鹿地夫妇一直蛰居在那家旅馆房间里,“简直和小鼠似的,地板或什么东西有时格格地作响,至于讲话的声音,外边绝对听不到”。向中国政府申请的证明书迟迟没有消息,“他们的生命,就象系在一根线上那么脆弱”,但鹿地仍然喜欢讲笑话,对萧红的冒险探访,他们也非常感激。一天下午,萧红又去旅馆看望他们,池田不在,鹿地写了一张纸条递给萧红,上面写着:“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门外偷听了,一下午英国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国巡捕,从一点钟起停到五点钟才走。”而尤其使萧红感动的是纸条上那句文法不通的“今天我决心被捕”。当晚,萧红将他们的日记、文章和诗全部打包带走了,即使他们被日本人抓回国,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们帮助中国。临走和鹿地握手,萧红鼓励他不要怕,“至于怕不怕,下一秒钟谁都没有把握。但我是说了,就象说给站在狼洞里边的孩子一样”。不久萧红和萧军离开上海去了武汉。鹿地亘并没有被捕,上海沦陷后他与池田幸子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逃去了香港。

    1938年1月底2月初,鹿地亘的反战文章《现实的正义》由夏衍翻译后发表在广州的《救亡日报》和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之后,胡风、楼适夷、陈畸、宋云彬等人接连发表关于鹿地亘的文章,鹿地亘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的日籍反战人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正式聘请他和池田幸子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享受与少将相当的待遇,每人每月有250元薪水,配两名警卫及女佣。萧红的《记鹿地夫妇》一文,就写于这个时期,同年5月1日在《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上发表。

    1938年春天,身在西安的萧红和端木收到池田幸子来信,信中她说自己在武汉成了明星,工作任务就是同被俘虏的日本人谈话、照相和录像,还说自己朋友太少感到非常寂寞,让萧红赶快回武汉。萧红和端木回到武汉当天就在胡风的安排下见到了鹿地夫妇,他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池田热情地邀请萧红同住,萧红同意了,但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又跳窗逃走了。[243]不久萧红和端木结婚,池田送了萧红一块她初到上海做舞女时孙科送的衣料作为结婚礼物。[244]

    1938年底,身怀六甲的池田幸子从武汉撤到重庆,住在米花街小胡同。其时鹿地亘在外地做反战宣传,池田听说萧红也在重庆,就邀她同住,当时和她同住的还有绿川英子。据绿川英子后来说,萧红住在米花街小胡同期间常为临盆期近不便外出的池田煮拿手的牛肉,并像亲姐妹一般地关心她,陪她闲聊。[245]

    次年3月,池田生下女儿晓子后,萧红还是常去她家串门,但已不再受欢迎。鹿地夫妇将新生的女儿视如珍宝,不愿生活受到任何干扰。萧红太相信过去的关系和友谊了,常常带着端木上门。池田生气了,发牢骚了,她脸红耳赤地对梅志他们抱怨:“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梅志说,已经双双成为政府官员的鹿地夫妇言下之意是用人不能没有,朋友可以不要。[246]萧红不是不懂察言观色的人,从那以后,梅志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和端木去鹿地夫妇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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