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工夫，船就停在了那大钟楼前边的江心上。这并不是到了码头，而是等候着检疫处的人员上来验病的。”
“检疫处的人来了，坐着小白汽艇，干净得好象条大银鱼似的。那船上的检疫官也全身穿着白衣裳，戴着白帽子，嘴上还挂着白色的口罩。”
“那小汽船开得非常之快，哇啦哇啦的，把江水搅起来一溜白浪。这小汽船跑到离江心三丈多远的地方，就停下来。那检疫官向着江心大喊着：
‘船上有病人没有？’”
“船老板在甲板上喊着：
‘没有。’”
“于是检疫官一摆手！”
“‘开吧！’”
“于是载着马伯乐的这汽船，同时还载着两三个患赤痢的，一个患虎列拉的，就开到码头上去了。”
“船到了码头，不一会工夫，船就抢着下空了。”
小说中逼真的逃难场景很可能就是二萧从上海逃亡武汉一路亲眼见到的实情，后来蒋锡金回忆与二萧的相识、交往过程，就证实了《马伯乐》中有关江汉关检疫船的情节是真切的，[247]因为他就是在那艘检疫船上第一次见到二萧的。
蒋锡金原名蒋镛，是江苏宜兴人，生于1915年，1934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抗战爆发后他一边在财政厅任职，一边和冯乃超、孔罗荪办《战斗旬刊》。因为冯和孔每天都要去民政厅和邮局上班，而蒋锡金相对自由，所以校对和跑印刷所发稿这些刊物杂事都由他负责。当时他住在武昌，办事在汉口，有时办公到深夜轮渡停运回不去了，就借住在江汉关的检疫船“华佗号”上。检疫官于浣非笔名“宇飞”，是黑龙江宾县人，曾在哈尔滨与孔罗荪、陈纪滢等人办过文学社团“蓓蕾社”，在《国际协报》编过《蓓蕾》周刊，后来东北作家纷纷涌现于左翼文坛，其中也有他。而1937年10月的于浣非，则兼任着武汉海关医官和《大光报》经理两个职位。
一天上午，蒋锡金在“华佗号”上醒来，准备登岸去送稿，却发现检疫船已经离岸起航了，于浣非告诉他有船进港要去检疫，放那些新来的难民登岸。然后，于浣非在那艘不足千吨的黑色小船上，惊喜地发现了萧红和萧军。当时萧红“坐在她的行李上，双手支膝，捧着头，在她的双足之间是一摊呕吐出来的秽物”，萧军正双手叉腰站在她旁边。于浣非请蒋锡金帮忙招呼他们上“华佗号”，自己上船去对萧红的呕吐物进行采样。片刻，于浣非回来，“华佗号”向江汉关驶去，他和二萧说了一堆互相问询和阔别的话，蒋锡金急于登岸送稿，都没有听，船将拢岸的时候，缆绳还没系定他就跳上趸船匆匆走了。
蒋锡金再次到“华佗号”借宿时，于浣非和他商量，说那天难民船上遇到的夫妇是他的老朋友，男的叫萧军女的叫萧红，他们想在武汉找个住处，希望他可以安置一下。蒋锡金还没读过《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只在上海的一些刊物上读过这对作家夫妇的其他作品，但他觉得应该帮助他们。当时四面八方的难民从水陆空各个渠道拥进武汉，造成武汉房荒，房子非常难找。于是蒋锡金告诉于浣非他愿意把他在武昌的两间房中的卧室让出来给二萧住，他自己住到书房里去，而且不必他们付房钱。就这样，二萧搬进了蒋锡金位于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住所，和他做了室友兼好友。蒋锡金大部分时候都不在家，书房和卧室各有一张书桌，二萧一人一张正好写作；萧红看蒋锡金每天都吃不好饭，就邀请他与他们同吃，给萧军洗衣服的时候也会顺带着把他的一起洗了。三个人相处得很是融洽。
没几天，先于二萧抵汉的胡风应友人金宗武之邀，搬到武昌小朝街41号一座带花园的二层小洋房居住，那里距二萧居住的小金龙巷21号不远，胡风因此常常上门，《七月》同人也常到蒋锡金家开会。蒋锡金不喜欢胡风，觉得他写文章装腔作势，待人又婆婆妈妈，所以《七月》同人开会时他都借口有事离开了。
三人同住的日子没过多久，蒋锡金家就又来了一个年轻人，半个世纪后蒋锡金还记得他当时那身醒目的装扮——“留着很长的鬓角，脑后的长发几乎盖住脖子，颜容憔悴，举止羞涩，模样很像现在所谓的‘八十年代青年’；不过，那身西装是当时的流行式样，填了很高的肩，几乎两肩都平了，所以我们开玩笑，叫他‘一字平肩王’”。蒋锡金还给那个年轻人取了个好像是西班牙文的名字，叫Domohoro，平时为了省便，就叫他Domo。[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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