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之后，上海的文学刊物相继停刊，茅盾自筹资金，代表《文学》邀《中流》《作家》和《译文》，合办了《烽火》[273]周刊。胡风本来就不认同茅盾的文艺观和办刊理念，又因与冯雪峰龃龉遭到“封锁”[274]，就想自立门户，也办个刊物，1936年初他和聂绀弩、萧军等人曾在鲁迅的支持下办过《海燕》月刊，虽然只出了两期就被国民党封禁，但那两期卖得还不错，再办一份新刊，他少不了要拉二萧、聂绀弩、艾青、端木蕻良等人来加盟。筹备会上胡风提议用“抗战文艺”作刊名，萧红不喜欢，说太一般了，提议用“七月”，端木蕻良附议，[275]于是刊名就定了《七月》，9月11号在上海创刊发行。
《七月》创刊之初，胡风并没有长期做下去的打算，9月15日写给梅志的信中，他说《七月》第一期的销量很好，所以他想在上海多留几天弄出头绪来再交给别人继续下去，他自己预备到武汉办一份旬刊，友人熊子民已经办好了登记手续，广告也登出了，10月1号即可出版第一期。[276]胡风信中没有说要把《七月》交给谁继续办下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当时没有将《七月》移刊武汉的打算，离开上海前他请熊子民到武汉市国民党市政府登记的刊物名为《战火文艺》，[277]和他之前提议的《抗战文艺》只有一字之差。从9月11日创刊到25日胡风离开上海，《七月》周刊出了三期之后停刊了，胡风没有找到可以代替他的人。抵达武汉之后胡风得知《战火文艺》的登记被国民党市党部驳回，上海的《七月》周刊既已停刊了，他就用“七月”做刊名重新办理登记，同时筹备出版。10月16日，《七月》半月刊在武汉创刊，首期为“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胡风在代致辞《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中阐述了他的编辑理念：
“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喊，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跃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的这工作，一方面将被壮烈的抗战行动所推动所激励，一方面将被在抗战热情里面跃动着成长着的万千读者所需要，所监视。”[278]
胡风明确表示反对“空洞地狂喊”反对文学口号化，但同时他也反对“淡漠的细描”，反对一切与抗争无关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和作品。在后面这点上，他与他反对的冯雪峰、茅盾是一致的。抗战爆发后，民族主义热情高涨的左翼作家们都将反映抗战生活、宣传抗战精神看成是文学唯一正确的主题和使命，而且视一切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和言论为落后的、有害的。胡风作为左翼作家一员，虽然对口号化的抗战文学不满，虽然与冯雪峰、茅盾不睦，办《七月》也多少是为了与他们分庭抗礼，在文学为抗战服务这一点上，他和他们还是一致的。
《七月》是同人刊物，稿件主要来源于二萧、端木、聂绀弩、艾青等同人，胡风要办好它，就需要这些人多写稿多投稿，但事实是他们的创作成绩远不能达到他的要求，尤其是二萧和端木，离开上海前胡风就对他们心生不满了，在从南京到武汉的船上他写信给梅志说：“萧军夫妇今天到南京，即趁船来武汉，端木过些时大概也可来。看情形，武汉也许会热闹起来，只不过应付这些反王们得花不少精力。”[279]“反王”是湖北方言，意为“刺头”，也就是说，胡风觉得他们三个很不听话。到了武汉之后，“反王们”依然不按他的要求写稿交稿，《七月》因此总是稿荒，胡风焦虑不已，后来他在文章中说二萧在全民抗日热情高涨的时候，“一下子还无法投入进去似的，未能写出反映这一斗争的令人满意的作品”[280]。梅志后来也说那时只见二萧和端木整天吵吵闹闹玩玩，尽情享受着抗战后方的自由，没听说他们准备写什么作品。[281]
1938年1月16日下午，《七月》召开“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艾青、丘东平、聂绀弩、田间、胡风、冯乃超、萧红、端木蕻良、楼适夷和王淑明参加，萧军因病缺席。会上萧红发言不多，但在作家与战时生活的关系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当艾青将文学在大众化过程中变得口号化、概念化、没有真情和力量的原因归结为作家脱离了生活时，萧红马上表示不同意，她说作家并不一定要上前线去与日本兵交火才算没有脱离生活，就算日常的跑警报，也是战时生活的一部分。而抗战文学之所以缺乏真情和力量，并不是因为作家没有上前线，而是他们没有抓住战时生活。艾青又说打进实际生活对创作绝对没有害处，萧红同意，但强调酝酿作品需要思索的时间，她举了雷马克的例子，“打了仗，回到了家乡以后，朋友没有了，职业没有了，寂寞孤独了起来，于是回忆从前的生活，《西线无战事》也就写成了。”
萧红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其他作家的认同，聂绀弩还是在问到底怎样才能走进实际生活，胡风回答聂绀弩说：“萧红说得很清楚，现在大家都是在抗战里面生活着。譬如你，你觉得要走进更紧张的生活里面去，实际上这一种感觉，这一种心境，就是抗战中生活中的感觉心境了。你写不出作品来，像萧红所说的，是因为你抓不住，如果抓得住，我想可写的东西多得很。不过，我以为问题应该更推进一步：恐怕你根本没有想到去抓，所以只好飘来飘去。”萧红补充举例说：“比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到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的生活吗？”但与会的众人还是坚持真正的打进生活是上前线、加入战斗，王淑明说不打进生活情绪不高涨，萧红反驳道，“高涨了压不下去，所以宁静不下来”才是写不出好作品的真正原因。[282]
萧红知道文坛和《七月》需要的是写前线写战斗的作品，上不了前线写不了战斗，她的作家身份和作品就会失去合法性，所以她极力强调日常生活也是抗战的一部分，她写日常生活一样可以反映抗战。萧红是站在左翼作家阵线内，认同文学为抗战服务的，但她不知道就在座谈会的前一天，彭柏山写信给胡风点名批评了《七月》第5期上端木蕻良的《文学的宽度、深度和强度》一文，指出比写“伟大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号召广大的作家和读者，积极地参加实际的斗争”，而《七月》同人“至少在刊物上表现出来的，还缺乏这样一条明确的战斗的路线”。[283]16日的座谈会上中共长江局文委成员冯乃超更是直言《七月》同人“有逃避抗战，关起门来写作的欲望”。正是因为外界的批评和敦促，《七月》同人才有了深入前线打进生活的紧迫感，萧红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敏感，她不知道自己的发言其实部分证实了那些批评的声音，危险地滑向“异端”了。
座谈会后不久，阎锡山在山西临汾创办的民族革命大学派人来武汉招聘师资，二萧、端木、聂绀弩、艾青、田间等人经长江局文委动员，同意前往任教，只有胡风不愿放弃《七月》，选择留在武汉。尽管胡风后来说对于二萧的离开，他“十分希望并祝愿他们能获得双丰收，为革命文艺和抗日战争贡献出力量”[284]，其实，他对他们完全不重视《七月》一走了之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众人出发前，《七月》的发行人熊子民拿出六百多元，说是《七月》六期来的结余，给大家分了，艾青因为有孩子多得了一点，其余每人得了六十元，大家都很意外很高兴，说《七月》应该维持下去，“似乎这时才感到这刊物的重要了”[285]。
1938年1月27日，蒋锡金、孔罗荪、胡风等人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以西濒临汉水的一个小车站送别友人。当时天已墨黑，本来只运载货物不上客的小车站灯光暗淡，月台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有即将出发上战场的，也有送行的，一排一排一圈一圈的，看不清彼此的脸面，只听到雄壮的歌声此起彼落，人们用歌声送远行的人进入大西北浩荡的风沙，送他们先走上战场。列车长龙似的傍着月台，都是装载货物的铁篷车，进出口在车厢中间，车厢里没有座位，地板上铺着几堆稻草，是乘客睡卧的地方。[286]萧红虽然不认同上前线才算深入生活，有机会去西北去前线她还是很兴奋，她披着毛领呢大衣，意气风发地走着，直到发现给他们坐的是一辆货车才担心起来。[287]
当日，月台上的胡风很是失意，《七月》是他寄予了厚望倾注了心血的事业，在给梅志的信中他曾表白自己对《七月》的感情比对《木屑文丛》《海燕》和《工作与学习丛刊》[288]的更深，编辑它的时候时而愤激时而流泪时而苦恼，有时一篇文章的取舍就要费去他几个小时的思量……[289]七个同人走了六个，胡风势单力薄了。更严峻的是，熊子民也遵照潘汉年的指示退出，不做《七月》的发行人了，长江局依然劝胡风放弃刊物去临汾做救亡工作，胡风心力交瘁，写给梅志的信中说自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好在此前《七月》的出版和发行事宜已经转交给了上海杂志公司，胡风又设法找了一位书店职员做挂名发行人，《七月》才得以继续存在下去。也算因祸得福吧，从第七期起胡风每月可拿三十元编辑费，还可以给《七月》的作者们发稿费了。
萧红离开武汉两个多月，又和端木蕻良一起回来，参加了4月29日下午胡风召集的题为“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的文艺座谈会。西北之行没有“拨正”萧红的文学观，座谈会上她不仅重申了作家不必上前线的言论，还大胆表达了抗战不应也不会影响作家创作初衷的观点：
“关于奚如对于作家在抗战中的理解，我有意见的。他说抗战一发生，因为没有阶级存在了。他的意思或是说阶级的意识不鲜明了。写惯了阶级题材的作家们，对于这刚一开头的战争不能把握，所以在这期间没有好的作品产出来，也都成了一种逃难的形势。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不写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住的。”[290]
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而属于人类，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这些话让人不由得联想起鲁迅曾说自己的小说取材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91]。也就是说，在奉行文学为抗战服务的左翼文坛，萧红大声宣告了自己为改良人生而创作的启蒙主义文学观。比起前一次发言，她又向“异端”倾斜了一点。这一次，胡风没有反驳也没有提醒萧红。
1938年7月中旬，《七月》与上海杂志公司合约期满，续约时上海杂志公司提出了继续代理发行但不再支付编辑费用的条件，胡风无法接受，双方的合作中止。之后胡风设法接触了海燕书店的俞鸿模、《大公报》的张季鸾和黎明书店的冯和法等人，为《七月》寻找出路，未遂，出了十八期的《七月》只好停刊，直到一年后的1939年7月才在重庆复刊，改为月刊发行，在经常无法按期出刊的状况下勉力维持到了1941年9月彻底停刊。
《七月》停刊那年，因为胡风的刻意疏远，他和萧红的关系日渐冷淡。重庆复刊后，《七月》上就没有发表过萧红的作品了。从1937年10月到1941年9月，《七月》存活了四年，共出三十二期三十册（其中第27、28期合刊，第31、32期合刊），萧红在上面发表的文章除了两次座谈会发言记录，就只有七篇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在东京》《火线外二章》《无题》《一条铁路的完成》《一九二九年的愚昧》，一篇书评《〈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和一部她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共同创作的剧本《突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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