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

    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

    对我说：

    “北方是悲哀的。”

    这是诗人艾青1938年2月4日创作的诗歌《北方》的开头四句小引，“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指的是端木蕻良。《北方》这首诗，是艾青和萧红、萧军、端木、聂绀弩、田间等人从武汉去往临汾民族革命大学的途中，路过潼关时写的。对于那次西北之行，年轻的作家们满怀热情的同时也心里没底，萧红还没出发就开始担心那地方不好了，不然怎么让教授坐货车。萧军也对武汉依依不舍，说是去临汾如果弄得不好，将来做事就困难了。[292]

    火车行驶在西北冬天的土地上，满眼都是暗淡和灰黄，没有一丝绿意。路过潼关，端木蕻良触景伤情说了一句“北方是悲哀的”，触动了艾青的诗兴，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北方》。“北方是悲哀的/而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混浊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幸；/而年代的风霜/刻划着/广大的北方的/贫穷与饥饿啊”，这是当时整个中国的写照，也是火车上众人心情的写照。诗歌的调子悲哀却不颓丧，尤其是最后的十二行诗，“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它的广大而瘦瘠的土地/带给我们以淳朴的言语/与宽阔的姿态，/我相信这言语与姿态/坚强地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不会灭亡；/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国土/——这国土/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293]，诗歌调子深沉而又激昂，蕴含着朴素坚定的爱国情怀，而这，正是火车上奔赴临汾的师生们心中的共同动力。

    2月6日，二萧一行人终于抵达目的地。[294]他们出发前和一路上的隐忧在临汾变成了现实：匆匆成立的民族革命大学根本没有做好接纳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学生的准备，学校连一座校舍都没有，五千多名学生们分住在临汾百姓家里，小小的临汾城整个变成了一所大学，从武汉赶来执教的作家们也被分插到了老乡家里；而且，“民大”应抗战而生，办学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教学内容也相应地以军事和政治为主，作家们没有用武之地，更别提教授待遇了，他们只得到了一个文艺指导员的身份。

    萧红的失望比其他人更多一层，到临汾后听说弟弟张秀珂在不远的洪洞前线，她托人带了一封信给他，盼着和他相见，但张秀珂始终没有出现。据他后来回忆，五台、广阳战后，他所在的部队绕到汾阳、孝义整军，就在“民大”附近，但他全然不知萧红也在临汾，难得的见面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姐弟二人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295]“民大”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军号声响起一队队战士跑步操练、此起彼伏地唱《救国军歌》的景象，令萧红不由联想到从军的弟弟，1941年她在香港写《“九一八”致弟弟书》，便回忆了在临汾见到的那一幕：“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

    只是，萧红等人刚到临汾没几天，日军就逼了过来，大战不可避免，“民大”师生准备向西南方的乡宁撤离。当时女作家丁玲和她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恰好也在临汾，他们接到了先到运城待命再取道风陵渡前往西安的命令。武汉来的作家们一致决定跟他们一起向“民大”分校所在地的运城转移，唯独萧军执意要留在临汾跟学生们一起打游击，为此萧红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她的道理、愤怒、泪水和祈求都无法令萧军回心转意，他们在匆匆忙忙中分了手。“北方是悲哀的”，端木蕻良无意中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可能更适合萧红离开临汾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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