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萧临汾之别的前因后果，萧军当年11月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侧面》[296]中有详细的追述。在临汾的那十几天里，二萧一直住在老乡家过着集体生活，晚上睡的也是通铺，离别前夜他们才有了一次单独交谈的机会，那是跟他们同睡一个炕的女作家丁玲特意避开留给他们的。两人并排躺在炕上，也许是因为曾经说过要给萧军自由从此不再妨害他之类的话，萧红知道自己不能以妻子和爱人的身份强求他改变留在临汾的决定，便试图对他晓之以理：“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但萧军有他自己的想法：“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线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他说的也并非空洞的大道理，抗战爆发后响应号召奔赴战场的热血青年不计其数，萧红的弟弟张秀珂便是其中之一。文坛中毅然投笔从戎的青年作家也不少，萧军出生于尚武之家，又有过一段军旅生涯，全民抗战的时刻大好男儿没有拿枪冲上前线，对他来说是很不光彩的。后来萧红在长篇小说《马伯乐》中写马伯乐逃难到南京，在旅馆偶然听到宪兵和隔壁客人的对话，那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隔壁客人，便是萧军的投影：

    “在他还未出去的时候，宪兵在隔壁盘问客人的声音他又听到了。宪兵问：

    ‘你哪里人？’”

    “‘辽宁人。’”

    “‘多大岁数？’”

    “‘三十岁。’”

    “‘从哪里来？’”

    “‘从上海来。’”

    “‘到哪里去？’”

    “‘到汉口。’”

    “‘现在什么职业？’”

    “‘书局里的编辑。’”

    “‘哪个书局，有文件吗？’”

    “马伯乐听着说‘有’，而后就听着一阵翻着箱子响。”

    “过后，那宪兵又问：

    ‘从前你是做什么的？’”

    “那人说，从前他在辽宁讲武堂读书，‘九一八’之后才来到上海的。”

    “那宪兵一听又说了：

    ‘你既是个军人，为什么不投军入伍去呢？现在我国抗战起来了，前方正需要人才。你既是个军人，你为什么不投军去呢？’”

    “那被盘问的人说：

    ‘早就改行了，从武人做文人了。’”

    “那宪兵说：

    ‘你既是个军人，你就该投军，就应该上前方去，而不应该到后方来。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

    萧军是否真的遭到过“你既是个军人，为什么不投军入伍”的盘诘不可知，但他一向以军人自居，对从事文学创作总有些不甘心，如在临汾车站他就对丁玲说过：“我这人，好象总带点过多的罗曼感情，总觉得拿起枪似乎更要直接些。说老实话——这近乎有点自私——就是对于自己更舒服些。拿笔的工作实在太使人沉闷了啊！”[297]因此，无论是为了军人的职责还是为了一偿夙愿，萧军都不能不上一次前线。更何况，抗战半年来他和萧红的文学事业便停滞不前了，用胡风的话说就是他们“未能写出反映这一斗争的令人满意的作品”，他们感到自己的创作跟不上战争时代的步伐了。而萧军又是相信文学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服务时代需求的。其实也不止萧军，那个时候作家们都热切希望写出真实反映战争的作品来鼓舞民族斗志，报告文学尤其是写前线写战场的报告文学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和重视，但报告文学对真实性、及时性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文学体裁，作家要创作前线题材的报告文学就必须上前线，因此作家们纷纷拥上前线寻找创作素材。萧军坚决留在临汾，又下定了去五台打游击的决心，多少也是想借此打破自己在创作上的僵局。这一点，1938年年底出版的报告文学《侧面》可以算一个证明。

    既然决心已定，萧军便如当年计划去打游击时将妻子许氏和两个女儿从哈尔滨遣回老家并声明从此与许氏脱离夫妻关系一样，对他和萧红的婚姻也作了相似的安排：“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萧红和许氏一样，没有反对的余地。

    同炕的丁玲回房，知道二萧在争吵，就玩笑着问：“你们论争完了吗？嗳呀呀……我真听腻了这些呢！”萧军郑重地回答：“这不是开玩笑呢！我们常常这样为了意见不一致，大家弄得两不欢喜，所以还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倒好一点……”丁玲睡着了。黑暗中萧军试着去摸萧红的脸，她闭着眼睛，眼周湿润，他的手指触到了她饱满的眼睑，她惊慌地把脸扭开了，颤抖干涩地说：“睡……罢！”

    次日，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田间，还有丁玲及她的“西战团”都登上了去运城的火车。萧红满眼泪水，突然紧紧抓住了来送行的萧军的手，说：“我不要去运城了啊！我要同你进城去……死活在一起罢！在一起罢……若不，你也就一同走……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懂得你的脾气……”萧军极力安抚她，骗她说“民大”已决定成立一个艺术系了，他们这几个人中不能不留一个下来，也许很快他就会去运城跟他们会合了，再不然，就到延安去会合……[298]当时同行诸人包括端木蕻良都以为萧红是为与萧军的暂时离别而不舍，只有聂绀弩知道不是，他知道萧军已有意与萧红分手。火车启动前，萧军在月台上和聂绀弩单独谈过话，他说临汾肯定是守不住了，“民大”乱七八糟的也不值得留恋，他叮嘱他们不要在运城逗留，直接跟丁玲到西安去。而他自己，已决定了要到五台去打游击。他嘱托聂绀弩照顾萧红，说她在处世方面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至于他和萧红的将来，他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聂绀弩闻言很惊讶，萧军解释说：“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299]

    后来，萧军证实当日在临汾车站确实说过这番话，并对其中“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一句作了进一步解释：

    “做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做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什么‘遗憾’之情！”

    “鲁迅先生曾说过，女人只有母性、女性，而没有‘妻性’。所谓‘妻性’完全是后天，社会制度造成的（大意如此）。”

    “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

    “她是反对她的家庭为她所订的‘亲事’，因而逃向了北京。可是她的未婚夫——是她所卑视的、憎恶的人——竟也赶到了北京。她终于在他无耻的、狡猾的纠缠下，而使自己降伏了，而且有了身孕，竟被做为‘人质’，……几乎被陷进可怕的、可耻的、黑色的……无底深渊中！”

    “可以这样说，在客观上她的一生是被她所卑视的、所憎恶……的社会制度；所卑视的、所憎恶的‘人’……而毁灭了！”[300]

    鲁迅确曾说过关于“妻性”的话，原话是“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301]，也就是说，鲁迅认为“妻性”即守贞洁、三从四德等品性是封建礼教规训出来，并非与生俱来。萧军崇拜鲁迅，不可能不知道鲁迅对“妻性”是取否定态度的，但他骨子里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妻子就得有“妻性”，萧红遇到他之前早已失贞，所以哪怕两人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了近六年，萧红也不是妻子，不是他萧军的妻子。

    对于与萧红的彻底决裂，萧军后来说既然在临汾分别时双方已经有了“约定”，而萧红又有了别人，率先提出了和他“永远诀别”，那责任就完全在萧红，“这是既合乎‘约定’的原则；也合乎事实发展的逻辑，我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废话可说”[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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