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曾是“左联”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但销声匿迹三年，很多人都以为她的创作生涯结束了，如1936年5月鲁迅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问，被问到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就在茅盾、叶紫、柔石、郭沫若等人之后提到丁玲，鲁迅说丁玲已经完了，萧红才是当时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接替丁玲的时间将会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303]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三代女作家和鲁迅眼中丁玲的后继者，1938年2月的萧红让初次见面的丁玲想起了很久以前的自己，“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短期相处下来，丁玲又觉得无法理解萧红作为一个作家怎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304]。在遭遇坎坷但始终坚毅刚强的丁玲看来，萧红实在是太单纯太孱弱了。这一点，萧军与她的看法完全一致，萧军在《侧面》中写到临汾分别时，不自觉地将丁玲和萧红的外表进行了比较，丁玲“大衣扣得很整齐，皮带也束扎得妥当，一个准备受检阅的小兵似的，直直地站在车厢地上，两只手插在大衣袋里，愉快地大笑，有时说话完了，就在车厢的过道中踱来踱去。对比起来，红的脸却是显得那样出奇的阴暗和惨白，无感觉似的嘴微微的张开着，看得出那是在勉强挺立着身子，直直地坐在座位上，用着身上那件过小的皮外衣，一次又一次地束裹着自己的身子，象是抵御着这夜间的寒凉。眼睛没有光彩也毫无动转地对着自己面前那火焰跳得很不安详的蜡烛——烛汁在焰心的周围很快地溶解和滴流着”[305]。在生机勃勃干劲十足的丁玲的衬托下，萧红显得更加苍白虚弱了，所以火车开动前，萧军找丁玲单独谈话，托她代为照顾萧红：“她的身体不好！而处理一切人事又不及你熟练有把握……。并且你们是有个团体的……对于什么全要容易些……她到运城可以不必停留，就随你们到西安，她如果乐意，而后你设法把她送上去延安的车……不然就暂时住在你们团体里罢，总之不要使她一个人孤单单地乱跑……”[306]
就这样，萧红离开临汾，跟随丁玲和她的“西战团”在运城短暂逗留，于3月初从风陵渡过黄河，去了西安。去西安的火车上，丁玲提议作家们共同创作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剧本给“西战团”排演，到西安后上演。于是，由塞克主笔、萧红端木聂绀弩参与意见的三幕剧《突击》诞生了，3月中旬“西战团”排演的《突击》在西安公演，轰动一时。
到了西安，萧红与丁玲交流接触的机会多了，两人熟识起来，但她们始终没能成为知心的好友，萧红和聂绀弩之间那样倾心的交谈，从来没有发生在这两个理应更容易产生共鸣的女作家之间。萧红去世后，丁玲念及这点，还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如何的少呵！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也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此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防嫌，无拘束，不须要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呵！”这篇写于1942年春天的文章名为“忆萧红”，真正写萧红的篇幅少之又少，丁玲更多地，是借回忆萧红的酒杯，在浇自己被整风的块垒。
居留于运城和西安的那一个多月是萧红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据当时身在延安的高原回忆，他曾收到萧红的信，说自己不久也要到延安，届时可以和他面谈。但萧红最终还是没有去延安，日本学者秋山洋子在《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一书中提及池田幸子曾透露萧红回武汉被问到为什么不去延安时，答案竟是她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而丁玲也在文章中说，尽管看出了萧红对抗战以来的奔波流离感到疲倦，“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也想到了“她或许比较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她最终还是没有力邀萧红去延安。她们相交太浅，经历和个性的差异过大，又因为萧军生出了嫌隙，所以没能建立起交心的友谊。这一点，从两人西安一别后再没有通过信也可略知一二，倒是端木蕻良写过信给丁玲，那是1941年年底，香港沦陷之前，端木信中告诉丁玲萧红已从玛丽医院出院，丁玲读信时产生了一种预感——“萧红绝不会长寿的”，她将这不祥的预感告诉白朗时，“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呵”[307]。可惜，这惺惺之惜来得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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