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是萧红的旧友，早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同学徐淑娟介绍认识的哈尔滨法政大学的学生。1930年萧红离家出走到北平，高原曾于1931年初在同学的带领下到二龙坑西巷去看望。那年3月底萧红不告而别从北平返回东北，两人失去联络。1937年1月高原从日本横滨搭乘邮轮“秩父丸”回国，在轮船上偶然而意外地与萧红重逢，这才知道接连出版了《生死场》《商市街》和《桥》的东北女作家就是昔日的友人张乃莹。回到上海后，萧红和高原时有往来，“八一三”之后高原要离开上海，萧红还曾去他的住处帮忙整理行装，并帮他把一条被老鼠咬破的西装长裤改成了一条像样的短裤。[308]

    高原离开上海后，为与萧红保持联系，每逢地址变动他都会即时写信通知。1938年2月24日，萧红从潼关发了一封回信到延安给高原，信中说：

    原兄：

    ……

    一月二十六日你发的这信，那正是我们准备离开汉口到临汾来的时候，二十七日我和军还有别的一些朋友从汉口出发，走了十天，来到临汾，这信，当然不能在汉口读到。差一点这信没有丢失，转到临汾的民大本校，而后本院，而后一个没有署名的人把您的信给我寄来了。以后不要再用乃莹那个名字了，你要知道那个名字并不出名。在学校几乎是丢了，一个同学，打开信读了一遍才知是我的，于是他写信来，把这信转给我。我现在又来到了运城，因为现在我是在民大教书了。运城是民大第三分校。这回我一个人来的。从这里也许到延安去，没有工作，是去那里看看。二月底从运城出发，大概三月五日左右到延安。假若你去时，那是好的，若不去时，比你不来信还难过。

    好像我和秀珂在东京所闹的故事同样。若能见到就以谈天替代看书了，若不能见到，我这里是连刊物的毛也没有的。因为乱跑，什么也没有了。看到这信，请你敢（赶）快来一个回信。假若月底我不出发就能读到了。若出发也有人替我收信。

    祝好！

    萧红

    二月二十四日

    现在我已经来到潼关，一星期内可以见到。

    从信中可知，当时萧红确有去延安的行程计划，一方面她和萧军约好了在那里会合，另一方面，“七七事变”后很多追求进步的作家都从上海、北平等大都市迁移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萧红想要“去那里看看”，多少也有顺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潮流的意思。

    高原接信后兴奋地等待萧红到来，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萧红一直没有来。高原不知道，萧红本来是要跟丁玲和她的“西战团”一起到延安的，但“西战团”接到了不必返回延安、直接去西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命令，萧红便不得不跟着去了西安。

    到西安后，萧红的情绪和心理发生了变化，她渐渐从与萧军分离的痛苦中抽离了出来，对他们的感情现状也有了较为冷静理智的认识。她曾对聂绀弩倾诉与萧军的过往种种，包括遭到萧军的虐待和背叛等，她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这些话，与萧军在临汾车站与聂绀弩说的“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一般无二，聂绀弩听了才知道，临汾一别不单萧军蓄有离意，萧红也一样，两人已经诀别过了。[309]

    在西安期间萧红本来是有机会去延安与萧军会合的，《突击》公演期间丁玲突然被召回延安，聂绀弩同往，萧红和端木因为车子问题没有去成。半个月后，丁玲和聂绀弩从延安返回，萧军也跟来了，因战事吃紧交通中断他在前往五台的途中滞留延安，正好遇上丁玲和聂绀弩，便与他们一道来了西安。而就在丁玲他们离开的那半个月里，萧红做出了和端木蕻良在一起的决定，萧军的到来也没能让她改变心意。

    二萧的分手，在萧军的回忆中是平凡而了当的，“并没有任何废话和纠纷的确定下来了”[310]；在端木蕻良的回忆中却是纠结而麻烦的，他说心有不忿的萧军常常拎着一根粗棒子跟在他和萧红的身后。[311]无论实情如何，萧红和端木在一起之后，想离萧军远远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既然萧军说他要去延安，[312]他们就决定不去延安了，恰好池田写信邀萧红回武汉，萧红和端木就回武汉去了。

    除了要避开萧军，萧红选择回武汉而不去延安，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个多月后，萧红虽未到延安，对延安高度政治化的氛围却已经有了切身体会，她知道自己是不会喜欢也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的。回武汉后，和梅志聊到西安的情形，聊到丁玲，萧红对丁玲“解放的思想和生活”，“表示了吃惊和不习惯”[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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