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原名聂国棪，是湖北京山人，他少时家贫，高小毕业便失学，但他读书不辍，因为在《大汉报》上发表诗词，十七岁那年得到时任国民党总部代理党务部长孙铁人的赏识，并在孙的资助下离开家乡，进私立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学习。聂绀弩十九岁加入国民党，被介绍到同乡何成濬的司令部秘书处任录事，次年又前往吉隆坡投奔鲍慧僧[314]，由他介绍在一所华侨小学当了三个月国文教员，之后又到仰光办过《觉民日报》和《缅甸晨报》。1924年聂绀弩回国，考进黄埔军校，认识了当时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1925年，聂绀弩从黄埔军校毕业，并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莫斯科学习了近一年半之后，又因“四一二”政变被遣送回国。留学莫斯科期间，聂绀弩开始了文学创作，回国后他便陆续在大小报刊上发表诗文。1931年“九一八”事变，聂绀弩组织“南京文艺青年反日会”印发反日传单，他在请愿集会上散布抗日言论，又在报刊上发表反对蒋介石呼吁抗日的文章，终于遭到当局传讯，他弃职潜逃，从此脱离国民党。1931年年底，聂绀弩经上海赴日本东京，由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妻子周颖介绍认识了胡风，还加入“左联”，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出版宣传抗日的油印刊物《文化斗争》[315]。1933年4月，刊物被封，聂绀弩被日本刑厅逮捕，在“早稻田留置场”关押了三个月，6月，他与胡风、周颖等人遭日本当局驱逐出境，于6月15日回到上海。在上海，聂绀弩与“左联”接上关系，成为了小说研究委员会成员，1934年因编辑《中华日报》的文学副刊《动向》，他结识了鲁迅、茅盾、丁玲等著名左翼作家，并多次与鲁迅通信、面谈。那年年底，通过鲁迅，他又认识了两位抵沪不久的东北文学青年——萧红和萧军。
1934年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宴客将二萧介绍给左翼文坛时，聂绀弩周颖夫妇便列席其间。据萧军回忆，当天他见到的周颖是“一位约年近三十岁，方圆脸盘，脸色近于黑的女士”，坐在她右边的聂绀弩则“脸形瘦削，面色苍白，具有一双总在讥讽什么似的在笑的小眼睛”，他“短发蓬蓬，穿了一件深蓝色旧罩袍。个子虽近乎细长，但却显得有些驼背”。初次见面，聂绀弩给萧军留下了举止倨傲的印象，萧军记得当时聂绀弩“伸出一条长胳膊把一只盛白酒的酒壶抓过去，在自己面前另一只杯子里注满了一杯白酒，接着就旁若无人地深深呷了一口”。而鲁迅给二萧简单介绍席上各人时，“这位聂先生连身子也没欠，只是哼了一声，因为他的嘴里已经在咀嚼着什么东西了”。当日的饭桌上有这样一个与聂绀弩有关的小细节：萧军看到“那位长身驼背的人”不停地往自己夫人碗里挟这个菜那个菜，而那位夫人也毫不客气，萧军觉得有趣，便也学着聂绀弩的样向萧红的碗里挟一些她挟不到的菜，这让萧红很不好意思，暗暗用手在桌下制止了他……
聂绀弩与二萧年龄差距不大，又都是鲁迅晚年往来较多的青年作家，按理说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打成一片，但事实是在上海的那几年他们连见面的次数都不多，聂绀弩后来在文章中就说自己“和萧红见面比较频繁的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316]，“前前后后，不过一个月光景”[317]。为什么明明相识更早，二萧和聂绀弩的关系却远不如和胡风来得密切呢？除了聂绀弩个性孤傲外，二萧与他在经历和观念上天南地北的差异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萧军就曾说自己和聂绀弩“对待某一问题，某一思想，某一见解……有时有争论，有争执，有争吵……甚至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318]。因此，西北之行前，聂绀弩和二萧特别是萧红并无深厚友谊，相互之间的了解也甚少。
聂绀弩所说和萧红见面比较频繁的“一个月光景”，指的是离开临汾后他们一行人随“西战团”转移途中及抵达西安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那些日子，颠沛流离的旅程和亲密无间的集体生活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在临汾火车站听了萧军那番话之后，聂绀弩对萧红可能产生了同病相怜的同情。因为和被执意去打游击的萧军丢下的她一样，当时的聂绀弩也等于是被夫人周颖丢下了，“七七事变”后周颖就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去了湖北京山做妇女救亡工作，加入游击队了。
羁留西安期间无事可做，聂绀弩和萧红作了几次倾心长谈。同在一个文学圈子，聂绀弩也曾一鳞半爪地听过萧军和黄源妻子许粤华的婚外情传闻，但他不是一个热衷八卦是非的人，直到听萧红讲起，他才对那些传闻的来龙去脉及二萧的感情生活有了初步了解。后来《在西安》一文中他回忆当日与萧红长谈，“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用手里的小竹棍儿敲那路过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脸白得跟月色一样。”两人在马路上来回走着随意谈着，萧红说得多聂绀弩说得少，萧红讲了很多话。最后，她举起手里那根两尺多长、小指头粗细的软棍儿，告诉聂绀弩说它是她在杭州买的，带在身边已经一两年了。端木蕻良看到了想要，她不想送，只答应明天再讲，现在她打算把它放在箱子里然后跟端木说已经送给聂绀弩了，她请求聂绀弩要是端木问起就承认有这回事。聂绀弩答应了，他“知道她是讨厌D.M.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可是马上想到，这几天，D.M.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她的机会，莫非他在向她进攻吗”？想起离开临汾前萧军曾叮嘱他照顾“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萧红，聂绀弩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她，于是他说：“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珂童话里的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聂绀弩的言外之意是要萧红专注文学创作，追求更高境界，不要再跌入情爱罗网。而萧红似乎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但也可能，是聂绀弩没有理解萧红的意思。
那次谈话后不久，丁玲接到了回延安述职的通知，聂绀弩决定随行，临走前的一天傍晚他在马路上碰到萧红，她执意要请他吃晚饭。到了饭馆，萧红点了两个聂绀弩爱吃的菜，又要了酒，她不吃也不喝，只隔着桌子望着聂绀弩。聂绀弩邀请萧红一起去延安，萧红说不想去，怕碰见萧军。[319]他们没再说话，萧红默默地、目不转睛地看着聂绀弩吃饭，“好象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姐妹是不是还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聂绀弩说那是萧红最后一次含情地望着他，她的眼神，直到1946年他写《在西安》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好象她现在还那样望着我似的”。聂绀弩吃了三碗饭，出了馆子，萧红告诉他那根小竹棍她已经送给端木了。聂绀弩马上有了不好的预感，他问：“你没有说已先送给我了吗？”萧红回答：“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沉默片刻，聂绀弩又问：“那小棍儿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着旁的什么吧？”“你想到哪里去了？”她把头望着别处否认道，“早告诉过你，我怎样讨厌谁？”聂绀弩还是不放心，他再次提醒萧红：“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的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次日启程去延安，聂绀弩向人群中的萧红做飞翔的姿势，又用手指向天空，萧红会心地点头笑着。
半个月后，聂绀弩和丁玲带着萧军一回到西安，就看到萧红和端木从丁玲房里出来，看见萧军，都愣了一下。端木上前与萧军拥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着畏惧、惭愧，‘啊，这一下可糟了！’等复杂的意义”。聂绀弩进房间，端木也跟进去，拿刷子帮他刷衣服上的尘土，低着头说“辛苦了”，在聂绀弩听来，他的意思就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于是聂绀弩知道了，“比看见一切还要清楚地知道：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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