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乡村向往城市——摩登城市的梦想
人类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过去的小市集走到今天的地球村。如何运用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建设更大更强的现代城市，如何让我们的城市生活变得更方便快捷、更有效率、更具文明色彩——这是一直以来我们关于摩登城市的梦想。因而，世界城市、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知识城市、创新型城市等理念无疑是这个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城市的终极梦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Globalcity），又称全球城市，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世界城市一词由沙森（SaskiaSassen）于1991年在其作品中首创，与巨型城市（又称超级城市，megacity）相对。德国诗人歌德在18世纪后叶将罗马和巴黎称为世界城市。苏格兰人类生态学家P.格迪斯于1915年则将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称为世界城市，指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较大比例的城市。
1966年，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将这一概念解释为：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他认为世界城市应具备以下特征：①通常是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②国家的贸易中心；③主要银行的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④各类人才聚集的中心；⑤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⑥不仅是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⑦随着制造业贸易向更广阔的市场扩展，娱乐业成为世界城市的另一种主要产业部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类型，世界城市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的对象。1986年，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角度，提出了七项衡量世界城市的标准：①主要的金融中心；②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③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④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⑤主要制造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⑥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尤指港口与国际航空港）；⑦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标准。
现在一般认为，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高端标志，是指具有世界影响力，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和人才的城市，是国际活动召集地、国际会议之城、国际旅游目的地。
这一阶段和这种形态可以概括为：一个结点、两大功能、三个基本特征。
一个节点指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组织结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是21世纪的基本特征。这四个“化”的相互交织和互为推动加速了全球网络的形成，世界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空间。网络时代是一个整合的时代。整合的过程和本质是现代市场资源，包括人流、物流、资本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在全球网络中的充分流转和合理配置。在各种要素流转和配置过程中，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不断建立和形成。实际上，格局就是一种配置和组合。当今世界，格局更多地表现为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现实力量、资源要素的综合对比与配置组合。特别是以城市为载体，在全球网络中形成了资源要素流转和配置的一个个结点。这些结点根据等级高低、能量大小、联系紧密程度等要素集结成为一个多极化、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其中，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主要结点城市就是世界城市。
两个功能则指世界城市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控制力与影响力这两个核心功能。世界城市的控制力主要表现为对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再分配。只有对这些问题具有了把控权、主动权，并且能够利用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城市才可以称之为世界城市。
战略性资源是指与国家、城市的运转、发展、壮大息息相关的重要条件和能够带来巨大回报的关键要素，可以是硬性的资源、能源、资金等，也可以是软性的政策、人才、信息等。战略性产业包括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首先表现为很强的竞争优势，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同时又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对带动经济社会进步、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比较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多地表现为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地质勘探等产业。战略性通道就是以战略性区位优势为依托，以港口、航空、公路、铁路等现代化、立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为基础，构建面向全球的资源要素流通和产业梯度转移通道，这些都是涉及全球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
控制力是硬实力，影响力是软实力。硬实力是对一国经济、军事与资源要素的控制力和扩张力，软实力是对一国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相辅相成的，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延伸。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他的立场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或者一个国家强化那种鼓励其他国家以寻求共存的方式来界定他们的利益的国际制度，那么他就无须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实力或者军事实力。从本质上讲，世界城市是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是世界文明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中心，也是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体。
三个特征指世界城市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大，人均GDP高，以现代产业体系为核心的后工业化经济结构明显，国际总部聚集度强。二是具有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城市就是一个面向知识社会创新2.0形态的流动空间、流动过程。这种国际高端资源的流量与交易主要表现为高端人才的集聚，信息化水平，科技创新能力，金融国际竞争力和现代化、立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三是具有全球影响力。影响力是软实力的外在表现，是引领时代潮流的主导力量。世界城市的影响力既有文化和舆论的力量，也有组织和制度的力量。主要表现在城市综合创新体系、国际交往能力、文化软实力和全球化的治理结构方面。
2009年，国际“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将全球242个世界城市分成5级12段。被公认处于顶级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和东京三个城市。除了三个顶级城市之外，还有顶级B段的世界城市，如巴黎、芝加哥、法兰克福、香港、洛杉矶、新加坡等。
世界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相互关联、互为依存。但由于各个世界城市自身制度和文化结构的差异，以及全球化经济格局中职能分工的差异，世界城市在类型上也表现出多样性或差异性。也就是说，世界城市不仅仅有分层，在不同层次上各个城市的内涵和职能也不尽相同，有些城市是综合型的中心，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有些城市是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香港；有些城市是物流信息中心，如芝加哥、米兰、法兰克福；也有些城市是历史文化中心，如马德里、罗马、柏林。
2009年12月底，“世界城市”一词首次出现在北京市领导的工作报告中。根据北京市政府2010年1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名词解释》，“世界城市”是指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东京。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它是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指出北京的城市定位是：国家首都、国际城市、历史名城和宜居城市，这四个定位是并列的，没有区分层次。总体规划虽然给出了北京政治、资源环境、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定位，但是没有明确最核心的总体定位，世界城市实际上成为北京城市功能的总体定位。与此同时，参考现有国际化大都市不同阶段的发展经验，在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主要指标体系其标准值研究的基础上，北京初步建立了国际化大都市框架的评价体系，综合分析确定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大都市的各项标准值。
第一类为经济发展指标。反映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是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是整个社会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例如，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重要指标，国内外指标体系均选择该指标并将其放在核心位置。根据预测，今后十年北京GDP增长速度年均约9％，到2010年北京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以上，基本实现现代化。按照这个增长速度，参考其他城市的国际化历程，2020年左右北京基本达到国际化大都市水平的人均GDP标准值：至少为10000美元。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也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它可以反映出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与城市的辐射力、凝聚力和综合服务水平。“十五”期间，北京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约10％，目前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80％，考虑到发展的不同阶段与速度的关系，北京进入国际化大都市的最低标准值应为75％以上。外贸依存度是反映城市外向型经济特征的主要指标，即城市的出口总额与城市GDP之比。随着中国加入WTO，“十五”期间净出口负数有增大的趋势，但开放程度的加深决定了外贸依存度的上升空间。从其他国际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外贸依存度在30％左右即具备国际化特征。R＆D（研究与开发）投资占GDP比重是世界广泛采用的衡量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相关性的指标。增加科技投入以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增强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增加研发投入的比重。根据GDP增长速度和目前其他国际化都市的相关指标，达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标准应为5％以上。
第二类为生活水平与社会发展指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是实现城市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根本目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进步，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例如，人文发展指数（HDI），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发表《人类发展报告》以来所采用的人文发展综合指标，它由三项指标组成：长寿、教育成就、生活标准，以此构建人文发展指数，已被各国广泛采用。
其中长寿根据预期寿命测定；教育成就根据成人识字率（三分之二权数）和大、中、小学的综合入学率（三分之一权数）组合体现；生活标准则根据人均GDP测定。
HDI指标小于0.5视为低水平，在0.5～0.8之间为中水平。大于0.8为高水平。据联合国1994年人文发展报告统计，北京HDI指标已达0.861，在世界上排名第31位。
又如，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是衡量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条件的主要指标。国际化大都市的居民生活总体水平要高于一般城市，必然要求居民居住条件逐步完善。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住宅已普遍进入享受型阶段，据统计1990年美国人均住宅使用面积68.7平方米，高收入国家35平方米，中高收入国家22平方米，中等收入国家15.1平方米，中低收入国家8.8平方米，北京市1998年人均住宅使用面积为15平方米，根据我国国情和其他国家发展情况，到2020年北京基本进入国际化的最低标准应超过人均25平方米以上。再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体现人口文化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主要指在校大学生占18至22岁人口的比重。“纲要”提出北京在未来的5至10年间基本普及高等教育。因此，该指标不低于50％是城市实现国际化的最低标准。此外，信息化综合指数Ⅱ（Ⅱ＝ΣPiWi，Pi为各评价指标处理值，Wi为Pi的权重，详见国家统计局《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为综合性指标。依据1997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小组提出的国家信息化的定义，该指数包括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与产业、信息人才、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等6个方面的内容。衡量上述6个方面的具体统计指标约25个，加权测算得到。“九五”前四年，我国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年均提高20.1％，北京市年均提高约17.6％。依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速度，以及其他国际化都市的发展经历，北京进入国际化都市的信息化综合指数应达到80％。
第三类为城市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指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衡量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标志，是城市发挥服务功能的基础条件，同样也是未来十年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之一。良好的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是国际城市不断创新和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国际城市区别于一般城市的特征之一。首先是轨道交通客运比重。由于运输量大、不堵车的优点，轨道交通成为市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国际化大城市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重要措施。因此轨道交通客运量比重就成为衡量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世界大城市的轨道交通比重约为60％～80％，由于北京城市人口密集的特点，这一比重应不少于50％才能达到国际化都市标准。其次，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是城市国际交通的最主要指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多年来一直高居国内首位，但与国外城市相比就有不小差距。仅相当于国际城市20世纪90年代初平均水平的14.6％，相当于香港90年代初的34.5％。再者，空气综合污染指数（P）也是世界大都市的衡量标准之一。健康的城市环境包括洁净的空气、水、大面积绿地以及无噪音污染。其中空气、水尤其重要。目前采用的空气综合污染指数P是各项空气污染物的单项指数加和，可用于评价城市空气质量的总体状况、年际变化以及城市间空气污染程度的比较。指数数值越高，表明空气污染越严重。根据我国城市空气污染的状况和特征，结合国家空气质量标准限值，国际化标准值应定为P＜3。
第四类是反映国际开放交流程度的指标。如前所述，国际化大都市应是国际化程度高，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强影响力、控制力和辐射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全球经济活动、经济发展态势和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国际中心城市。其一，当代著名的国际化城市都是众多大型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可以说是全球的生产经营决策和企业战略决策中心。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深入，跨国公司数量将日益增加，而全球前500家跨国企业的前100家就控制了世界近三分之一的直接投资，因此该指标极有代表性地反映出该城市的国际控制能力。根据国际城市发展经验，只要有一半以上的全球500家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就能很好地说明城市的国际化趋势及未来的成长性。其二，外国金融机构数量突出地反映了城市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体现城市的金融资本影响力。从世界上高度发达国家的国际化城市的发展过程看，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随着中国加入WTO和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各类金融机构将不断涌入。这一指标的确定必须与我市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其三，国际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也直接关系着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高低。城市年入境旅游人数是体现城市国际交流功能和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根据经验，年海外游客入境人数至少在600万人次以上才可成为具有“全球性旅游中心”特征的国际化城市。
其四，年举办国际会议次数。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不但是经济中心，同样是世界政治、文化、信息交流中心。大量国际组织的存在使其在国际社会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也成为大型国际会议的重要举行地。例如，目前纽约、东京等城市年均举办80至90个左右的国际会议。
以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为标志，北京市的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新目标的提出有助于凝聚共识，明确未来发展方向。世界城市虽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对于北京来说，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是有战略意义的：一是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知识社会环境下下一代创新（创新2.0）形态的显现给有着丰厚科技资源的北京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和重心的东移又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了历史良机；三是2008年奥运会提升了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四是北京的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北京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再造一个虚拟家园：以首尔为首的十大数字城市
数字城市（Digital City）是一个概念，它是数字地球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副总统戈尔于1998年1月21日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之后，中国学者认识到数字地球战略将是推动我国信息化建设和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武器。他们于1999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国际数字地球大会。从这之后，与数字地球相关或相似的概念层出不穷。数字中国、数字省、数字城市、数字化行业、数字化社区等名词频频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许多省市甚至把它作为“十五”经济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来抓，数字城市的立项更是如火如荼。
数字城市建设是指将有关城市的信息，包括城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以数字的形式进行获取、存储、管理和再现，通过对城市信息的综合分析和有效利用，为提高城市管理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有效促进城市系统各要素间和谐相处。它的基础主要有三项：第一项是信息基础设施，要有高速宽带网络支撑的计算机服务系统和网络交换系统。第二项基础是数据，特别是“空间数据”。据统计，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信息有80％与空间位置有关，数字地球的基本概念也是定义在地球空间框架上集成和展示各种数据，数字地图和数字影像是数字城市的基础框架。衡量数字城市的指标，除宽带网里程以外，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数据量的大小，特别是各类基础空间数据的数据量。数字城市的第三项基础是人，是管理数字城市和使用数字城市的人。管理数字城市要逐渐建立起相应的机构和规范，要不断对网络系统和数据进行建设、更新、维护和升级，并协调用户的访问。除管理数字城市的人以外，培养使用数字城市的人也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只是建了数字城市而没有人用，是一种浪费，也产生不了社会经济效益。只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和成百万、上千万的市民应用，数字城市才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纵观国外数字城市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27]就目前国外数字城市发展的总体状况而言，大多数国家还处于数字城市的发展期，像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发达的国家正在逐步向成熟期迈进。
第一个阶段是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数字城市起步期。此时，数字城市的概念尚未明确提出，各国信息化的发展以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主要目标。1993年9月，美国克林顿政府全力推进一项引起全世界注目的高科技项目——信息高速公路，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因此，1993年可视为数字城市建设的起步。1994年1月，美国政府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美国的每一间教室、每一个图书馆、每一家医院，乃至企业、商店、银行、新闻机构、电视台、会议厅、娱乐场所的电脑数据都联系起来，形成覆盖全国的信息高速公路网。与此同时，英国伦敦也积极推进数字伦敦计划，到2001年1月，已有40％左右的市民家庭使用互联网。
第二阶段是以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社区信息化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期。这个时期发达国家开始通过大力发展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社区信息化建设，有效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信息化。至该阶段发展后期，数字城市信息资源共享、面向市民的数字城市在线公共服务等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比如，1998年9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正式提出“数字化舒适社区建设”的倡议，约有60个城市同时进行数字化建设，现已建成一批“智能化生活小区（数字社区）”示范工程。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宣布建立第一家政府网站，目的是减少“橡皮图章”，使向政府申请贷款和合同竞标等活动能通过网络进行。此举被视为国外数字城市建设全面进入发展期的标志性事件。2001年，布什总统启动政府改革计划，电子政务是这一改革计划的重要内容。目前，美国电子政务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形成了“网站多、内容全、网连网”的特点。2004年8月，全美已建政府网站逾2.2万个，可搜索到的分站点超过5100万个。
其他发达国家也开始迅速推广电子政务。1999年12月，欧盟提出电子欧洲，并发布建设欧洲信息社会的战略——《电子欧洲：所有人的信息社会》。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该战略明确了互联网对于政务信息公开的重要意义。为落实电子欧洲战略的总体目标，2005年6月，欧盟出台新的信息化战略规划“i2010”计划，并于次年推出《i2010电子政务行动计划》，以指导公共服务领域更好地运用信息技术。2002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出以“更优的服务、更好的政府”为目标的电子政务发展战略，整合政府和部门之间的网上服务，促进信息在不同层级政府及部门之间共享，面向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2003年，德国电子商务业务量首次突破1000亿欧元，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电子商务市场。2005年11月，德国50％以上的工业生产和80％以上的出口依靠最先进的信息与通信系统。
在其制造业中，约50％的增加值和新增就业机会及50％以上的出口业务都与信息通信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
第三阶段是以知识管理和智能决策为中心的数字城市成熟期。面向知识处理和决策支持，是数字城市高度发达和成熟的主要特征。首先，发展成熟的数字城市应是集知识的创造、储存、加工和传播为一体的综合性知识管理系统。随着数字城市的不断发展，如何应用数据挖掘技术，从海量数据和信息中挖掘出潜在的知识，形成可共享的知识库，是数字城市走向成熟的关键。其次，发展成熟的数字城市应是一个知识搜集、分析和应用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成熟期数字城市应将知识管理与经济社会的运转过程紧密结合起来，能够为经济社会各主体的自身决策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持和知识支持，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应将知识管理和城市政府的决策过程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决策信息采集，决策目标分析，决策方案产生、评价、执行和反馈的自动化、智能化，从而提高城市政府的决策品质。目前，发达国家的数字城市建设正在不断地趋向成熟，但尚未迈入成熟期。
基于宽带速度、宽带费用、无线接入、技术采用和未来潜力等不同因素，The Age（澳大利亚新闻媒体）为世界城市列出信息化程度排名，十大数字城市依次是首尔、新加坡、东京、香港、斯德哥尔摩、旧金山、塔林、纽约、北京、松岛。在韩国首尔，五分之四的家庭拥有宽带接入，速度达到100 Mbps，每个月仅花费40美元。2012年，新加坡实现了为当地居民提供1 Gpbs的宽带接入。
在东京，3G移动技术在若干年前就被采用，若干年前东京人就通过移动电话观看多媒体并且通过手机购物。东京的有线宽带也不可小视，75％的日本人享受一月30美元100 Mbps的光纤带宽。通过考察这些数字化领先国家的建设措施与政策，能得到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首先，数字城市建设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为目标。把推动建设数字城市作为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有效手段，是一条值得重视的经验。国外数字城市的建设旨在整合各种城市信息资源，通过门户网站等方式集中统一，为市民提供一站式服务。比如，新加坡的公民可以在网上报税和投票。“eCitizen”是新加坡政府众多在线服务的门户网站，公民只需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与不同的政府部门打交道。新加坡国立图书馆系统共有76家图书馆，读者可任选一家图书馆还书，这些图书馆提供2000小时服务。还有，以前用人工方法申请组建一家新公司要耗时两天，还要根据公司规模的不同交费1200～35000新元；而现在通过电子服务，只需要两小时和200新元。又如，美国的圣迭戈数字政府门户网站可现场直播市议会，滚动发布各类城市新闻和公告，在“每周专题栏目”中展示各种不同的机构服务，市民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2004年就达到93％。
其次，注重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和顶层设计。数字城市的规划和实施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在发展数字城市的过程中，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定的策略。主要经验有：
（1）建立统一的信息化管理体制。比如，英国首相任命电子事务大臣（e-Minister），使之全面领导和协调国家信息化工作，并由两名官员（内阁办公厅主任、电子商务和竞争力部长）协助其分管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联邦政府各部门也相应地设立电子事务部长一职，并组成电子事务部长委员会，为电子事务大臣提供决策支持。内阁办公厅下设电子事务特使办公室，专职负责国家信息化工作。电子事务特使与电子事务大臣一起，每月向首相汇报有关信息化工作的进展，并于年底递交年度报告。由联邦政府各部门、授权的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指定的高级官员组成国家信息化协调委员会，协助大臣和特使协调国家信息化工作。
（2）制定统一的信息化发展规划，指导数字城市建设的实践。比如，新加坡制订《政府ICT指导手册》，对信息化应用行为进行规范并组织培训。另外，美国的《2002年电子政务战略》、韩国的《信息化促进基本计划》《网络韩国21世纪》和《2006年电子韩国展望》、日本的《e-
Japan战略》和《电子政府构建计划》等，都是比较成熟的信息化规划。这些规划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国家数字城市的快速发展。
（3）强化数字城市的顶层设计。为了保证数字城市建设中先后开发系统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各城市政府都需采用一定的技术和手段进行数字城市系统的顶层设计。比如，美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应用企业架构（EA）思想构建了“联邦企业体系架构（FEA）”；英国政府基于政府资源的信息管理，发布了电子政府交互框架（e-GIF）；德国政府发布“面向电子政务应用系统的标准和体系架构（SAGA）”，对电子政务应用软件的技术标准、开发过程、数据结构等进行规范。
再次，重视城市基础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共享。城市基础地理空间信息是区域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等信息的载体，是数据城市的基础。发达城市都非常重视基础地理空间信息的开发、利用和共享。比如，瑞典乌普萨拉市把不同的数据库及电子地图连成电子地理信息系统，电子地图上不仅显示城市水管和学校的地理位置，而且显示不同年龄人口的分布信息，为制订全局计划及各种发展计划提供完善的信息。在美国，有关地理空间信息的开发、使用、共享和发布，由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FGDC）负责实施和协调。FGDC负责向社会发布可共享的数字规划图、数字正射影像、数字高程模型、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数据、地名信息等测绘产品，以及数据采集的标准、数据的交换标准、元数据标准等数十个标准。
最后，重视城市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与共享。
在数字城市建设中，成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进行统一协调，有利于推动各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同时，为了避免同一信息的重复采集和存放，政府建立跨部门的信息交换和分析系统，建立一体化的政府信息分享系统，方便不同部门使用共同的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大大降低数据保存和维护的费用，避免重复申请和重复认识。比如，2002年芬兰政府成立了全新的国家信息管理委员会，目的是加强政府各部门在信息管理方面的协调工作。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于1995年4月提出建立“关于综合部门数据中心”，目的是消减数据库的数量，降低成本。政府信息服务基地还能为部门间的信息资源共享提供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性的无线通信服务系统。比如，挪威政府把推进信息的重复使用和共享作为数字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在1993年至1995年间完成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其中，公共数据采集被认为是政策起草所涉及的首项内容，也是信息链中最重要的部分。
三、科技的人性化与城市的智能化——全球智慧城市建设热潮
智慧城市是指充分借助物联网、传感网，在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形成基于海量信息和智能过滤处理的新的生活、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等模式，构建一种全新的面向未来的城市形态。
在IBM的《智慧的城市在中国》白皮书中，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智慧城市基本特征的界定是：全面物联、充分整合、激励创新、协同运作四方面。即智能传感设备将城市公共设施物联成网，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完全对接融合，政府、企业在智慧基础设施之上进行科技和业务的创新应用，城市的各个关键系统和参与者进行和谐高效地协作。《创新2.0视野下的智慧城市》提出智慧城市不仅强调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更强调以人为本、协同、开放、用户参与的创新2.0，将智慧城市定义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创新2.0）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基于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以及智能融合的应用，构建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制度环境与生态，实现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创新，塑造城市公共价值并为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位市民创造独特价值，实现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因此，智慧城市的四大特征被总结为：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亦有学者认为智慧城市应该体现维也纳大学评价欧洲大中城市的六个指标：即智慧的经济、智慧的运输业、智慧的环境、智慧的居民、智慧的生活和智慧的管理六个方面。
对比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差异：
其一，数字城市通过城市地理空间信息与城市各方面信息的数字化在虚拟空间再现传统城市，智慧城市则注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传感技术、智能技术实现对城市运行状态的自动、实时、全面透彻的感知。
其二，数字城市通过城市各行业的信息化提高了各行业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智慧城市则更强调从行业分割、相对封闭的信息化架构迈向作为复杂系统的开放、整合、协同的城市信息化架构，发挥城市信息化的整体效能。
其三，数字城市基于互联网形成初步的业务协同，智慧城市则更注重通过泛在网络、移动技术实现无所不在的互联和随时随地随身的智能融合服务。
其四，数字城市关注数据资源的生产、积累和应用，智慧城市更关注用户视角的服务设计和提供。
其五，数字城市更多注重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城市各领域的信息化以提升社会生产效率，智慧城市则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更强调开放创新空间的塑造及其间的市民参与、用户体验以及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创新。
其六，数字城市致力于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城市运行与发展各方面功能，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服务城市管理和发展，智慧城市则更强调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和协同实现城市公共价值塑造和独特价值创造。
智慧城市不但广泛采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社交网络等技术工具，也注重用户参与、以人为本的创新2.0理念及其方法的应用，构建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制度环境，以实现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以人为本持续创新，完成从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的跃升。智慧城市将是创新2.0时代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城市。
2008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
欧盟于2006年发起组织了欧洲Living Lab组织，采用新的工具和方法、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来调动方方面面的“集体的智慧和创造力”，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机会。
该组织还发起了欧洲智慧城市网络。Living Lab完全是以用户为中心，借助开放创新空间的打造帮助居民利用信息技术和移动应用服务提升生活质量，使人的需求在其间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满足。
2009年，迪比克市与IBM合作，建立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一个有六万居民的社区里将各种城市公用资源（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等）连接起来，监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以做出智能化的响应，以便更好地服务市民。
韩国以网络为基础，打造绿色、数字化、无缝移动连接的生态、智慧型城市。通过整合公共通讯平台以及无处不在的网络接入，消费者可以方便地开展远程教育、医疗、办理税务，还能实现家庭建筑能耗的智能化监控等。
新加坡2006年启动“智慧国2015”计划，通过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积极应用，将新加坡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一流的国际化城市。在电子政务、服务民生及泛在互联方面，新加坡的成绩引人注目。其中智能交通系统通过各种传感数据、运营信息及丰富的用户交互体验，为市民出行提供实时、适当的交通信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发起的Fab Lab（微观装配实验室）基于从个人通讯到个人计算再到个人制造的社会技术发展脉络，试图构建以用户为中心、面向应用的用户创新制造环境，使人们即使在自己的家中也可随心所欲的设计和制造他们想象中的产品。巴塞罗那等城市从Fab Lab到Fab City的实践则从另外一个视角解读了智慧城市以人为本可持续创新的内涵。
欧洲的智慧城市更多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生态环境、交通、医疗、智能建筑等民生领域的作用，希望借助知识共享和低碳战略来实现减排目标，推动城市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投资建设智慧城市，发展低碳住宅、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提升能源效率，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绿色智慧城市。
丹麦哥本哈根有志在2025年前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城市。要实现该目标，主要依靠市政的气候行动计划——启动50项举措，以实现其2015年减碳20％的中期目标。在力争取得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时，许多城市的挑战在于维持环保与经济之间的平衡。采用可持续发展城市解决方案，哥本哈根正逐渐接近目标。哥本哈根的研究显示，其首都地区绿色产业5年内的营收增长了55％。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2010年被欧盟委员会评定为“欧洲绿色首都”。在普华永道2012年智慧城市报告中，斯德哥尔摩名列第五，分项排名中智能资本与创新、安全健康与安保均为第一，人口宜居程度、可持续能力也同样名列前茅。
我国智慧城市发展亦进入规模推广阶段，国家鼓励开展应用模式创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54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预计总投资规模达1.1万亿元，新一轮产业机会即将到来。根据《2013—2017年全球智慧城市建设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机会分析报告》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已有311个地级市开展数字城市建设，其中158个数字城市已经建成并在60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同时最新启动了100多个数字县域建设和3个智慧城市建设试点。2013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工作，每年将选择10个左右城市进行试点，每个试点项目建设周期为2至3年。深圳、昆明、宁波等多个城市与IBM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迈出了打造智慧城市的第一步。
北京市拟在完成“数字北京”目标后发布“智能北京行动纲要”，包含智能交通、电子病历、远程医疗、智能家庭、电子商务等，希望2015年形成覆盖全市的物联基础网络。
上海市将智慧城市建设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打造城市光网，发展3G、WIFI等多种技术的无线宽带，推动智能技术、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技术研发应用，加快三网融合。宁波市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以杭州湾新区作为建设智慧城市的试验区，提出“智慧新城”及“生态家园”的目标定位。佛山提出2015年将佛山建设成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四化融合先行地，提出智慧服务基础设施十大重点工程，希望做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升城市化及加快国际化的作用。广州则致力建设第一个“由政府主导、牵手营运商”的无线城市官方门户网站，推动市民、企业及社会各界高效便捷的无线宽带网络服务。深圳亦是国家三网融合试点城市之一，致力完善智能基础设施、发展电子商务支撑体系、推动智能交通、培育智能产业基地，在2012年实现宽带无线网覆盖率100％，并组建华南地区的物联网认证中心。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城市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和技术的权利，城市被无可避免地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发挥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城市也面临着环境污染、交通堵塞、能源紧缺、住房不足、失业、疾病等方面的挑战。在新环境下，如何解决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命题。
在此背景下，智慧城市成为解决城市问题的一条可行道路，也是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提速将带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带动卫星导航、物联网、智能交通、智能电网、云计算、软件服务等多行业的快速发展，为相关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四、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伦敦等“知识城市”的突围之路
知识城市（Knowledge City）指通过技术和智慧创造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从而推动城市发展的城市。这些城市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执行一种鼓励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研究来提升创造力的发展战略，将知识置于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将知识管理和智力资本规划相结合，促进知识传播和创新，为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可持续的城市大环境，从而为城市打造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核心地位。
知识城市的概念由知识管理运动之父、知识资本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瑞典Lund大学雷夫·艾德文森（Leif Edvinsson）教授提出。他认为“知识城市是一个有目的地鼓励培育知识的城市”。而另一位欧洲著名知识管理专家Margaret Haines教授在论证伦敦是典型的知识城市时指出：知识城市是一个在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战略上执行一项有目的地鼓励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研究来提升创造力使命的城市。墨西哥知识系统中心主任Francisco Carrillo教授在其所著《知识城市》中说：知识城市是那些通过技术和智慧创造新产值来推动经济的城市。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知识城市的显著特点就是“有目的地培育知识”，而“培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创新，以此来“提升城市的创造力”，赢得未来的核心竞争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起，知识城市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和战略在欧美兴起，其核心是在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下，从战略上超越传统工业社会城市发展模式，有目的地鼓励市民平等学习与分享知识，通过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研究来提升创造力，从而减少物质消耗与污染，达到城市经济与社会特别是市民个人的协调发展。
近年来随着知识管理这一新型的学科领域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城市在国家和地区发展中日益突出的地位，知识城市这一子领域内的研究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和资本是决定生产的两个主要因素，而知识、生产力、教育和知识资本则被视为体系外一些无关紧要的成分。但随着20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和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以后，诞生了“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之上的新型经济”（OECD）。这种知识经济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科学和技术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信息与通信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人力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等。
就在知识经济处在快速发展之际，作为知识密度最高的城市，无论是步入后城市化时代的西方国家，还是处在城市化起步和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城市基础设施得不到合理使用和维护；空气、水资源和噪音带来的环境污染严重；由无家可归和犯罪导致的社会冲突变得更加尖锐”等四大矛盾，且越来越尖锐复杂，直接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上述种种矛盾，城市社会学家、知识管理工作者和城市管理者深知，处在知识经济浪潮中心地位的城市，只有强化“以知识为基础”（knowledge-based）的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城市资源，加速城市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全面提升人力资本的战略地位，才能促使城市全面升级，赢得竞争的主动权和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正如新增长理论（Romer，1986；1990）认为的那样，在一个城市，“技术和知识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因素，而人力资本则是GDP增长的核心”。一个城市要想拥有持续的竞争力，成为“智慧摇篮”的孵化器和扩散中心，就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的知识含量。比如在美国，被喻为“符号分析师”（symbolicanalysts）的知识工作者已经超过60％，以知识为基础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纽约、旧金山、芝加哥等地已经超过80％。
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开始转型时，欧洲的一批知识管理专家从知识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中，加大了对城市的研究，比如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等，提出了把欧洲城市转型为知识城市的战略思考。
在全球知识经济快速成长、城市面临承载力超负荷运转之际，2004年9月，世界各国一些城市的市长、知识管理工作者和资深学者齐聚巴塞罗那，出席了专题探讨知识城市的论坛——“E100圆桌论坛”（E100 Round table Forum）。会议以知识城市为主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会议发表了“知识城市宣言”（Knowledge City Manifesto），对知识城市的定义和衡量标准进行了明确的阐释。从此，知识城市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并融入许多国家的城市发展战略之中。该理念诞生以来，在知识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国家通过复兴城市计划，迅速将原有一些工业城市或一些处于“颓势”的城市转型为知识城市。从目前世界成功转型的知识城市案例来看，国家、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时尚潮流城市、文化教育旅游明星城市、生态环境乐园城市和技术枢纽城市最容易转型为知识城市。
2007年，墨西哥蒙特雷市召开的“全球知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世界知识城市高峰会”发布了“2007年最受尊重知识城市报告”，制订了一套较为详细的知识城市评选指标，并评选出了“最受尊重的知识城市”。会议提出将知识发展应用于城市计划和管理中，会给未来的发展带来理性的、积极的影响。
知识城市这一概念和理论提出的短短十几年中，学者和政府管理人员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世界上已有很多的城市把目标集中在制定和实施21世纪知识城市的战略规划上，墨西哥的蒙特雷、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等城市都制定了知识城市发展战略。
知识城市作为一种发展战略，自然有其一套硬性的衡量指标。目前，广为认同的是2004年巴塞罗那《知识城市宣言》中的有关知识城市的标准。按照欧洲的定义，衡量知识城市的指标体系主要有11个方面，具体包括：（1）有途径让知识为广大市民所使用；（2）公共图书馆网络系统符合欧洲制定的标准；（3）所有的市民能够使用新的通信技术；（4）所有的文化服务设施能够适应中心教育的战略；（5）拥有一份报纸，阅读水平达到欧洲的平均水平；（6）学校的网络系统能够与艺术指导相连，并能够辐射整个城市；（7）尊重市民文化的多样性；（8）城市街道具有文化服务的功能；（9）拥有足够的场地和资源，以供社区和团体开展文化活动；（10）市民中心多样性开放，使人们能够建立起面对面的直接关系；（11）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提供能够表达意见的便捷工具和手段。评选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由100个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团来对符合条件的城市进行提名，而后根据不同指标，进行两轮严格的评审，最终确定获选城市。
知识城市在执行硬性标准的基础上，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城市基础设施健全完善，成为“数字城市”（Digital City）。知识城市首先是宜居的城市，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城市各方面基础设施健全，注重城市的开放性和资源的整合性，优先构架城市网络，全球联网实现知识资源共享。
（2）以创新为动力，成为“创新城市”与“科技城市”（Innovation City and Science City）。知识城市的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知识型产业演进，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知识型服务经济对城市经济的贡献率占有主导地位。同时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创新。
（3）资本市场发达，成为“金融之都”（Finance City）。知识城市具有完善的金融资本市场，充分挖掘城市自身的特质，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广纳国际性大公司总部落户，以构建区域性和国际性的资本市场和运营中心。
（4）有完善的文化艺术基础设施，成为“人文城市”（Culture City）。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博大的胸怀接受不同文化，并创造条件使之融入城市的主流文化之中，发挥“创新引擎”的功能。
（5）吸引人才，成为“智本城市”（Intellectual Capital City）。知识城市有良好的教育基础设施，把吸引人才放在突出位置，制定包括住房、福利、薪金等在内的优惠政策，广纳国际性人才。
由此可见，知识城市强调城市知识化、网络化、虚拟化、人文多样性、知识资本和竞争力。因此，知识城市应该是一个“创造力城市”（Creative City）“科技城市”（Science City）和“数字化城市”（Digital City）的顶点和最高合成，是科学与艺术和谐统一的城市。
目前得到公认的具有全球知名度的知识城市有伦敦、曼彻斯特、巴塞罗那、斯德哥尔摩、纽约、波士顿、代尔夫特、慕尼黑、里斯本、匹兹堡、蒙特利尔、都柏林、东京、新加坡等城市。自知识城市战略实施以来，许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结合自身城市发展的情况和城市改造，始终着眼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如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等，更多的是把目光集中在制定和实施21世纪知识城市的战略规划上；墨西哥的蒙特利尔市，市长把建设知识城市列为政府五项优先实施的工作之一；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制定了把该市建成知识城市的宏伟蓝图；荷兰的德尔芙特市提出从土地、水资源、信息技术、创新运输系统、环境技术五个方面着手，把该市建成知识城市；美国纽约市则在改造旧城区中以激活中心城区为目的，加强地产经济、创意产业的培植，使城市转型为充满活力的象征经济（symbolic economy）的发源地，对美国其他城市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印度的海德拉巴得、埃及的开罗、德国的法兰克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瑞典的玛尔墨、丹麦的奥里桑德地区以及波罗的海沿岸12个国家的城市，都制定了知识城市发展战略。
（一）伦敦：以文化艺术活动为先导提升城市知识品位
伦敦既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世界名城，又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知识城市，也是世界公认的五大城市圈的全球中心城市之一。近年来，伦敦把目光转向知识城市的打造上，其标志就是“城市创新引擎”（urban innovation engine）极为突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伦敦是世界金融、保险、股票交易中心。目前城内共有500多家银行，银行数居世界大城市之首，仅外国银行就有470家，每年外汇成交总额约3万亿英镑，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外汇市场。同时，伦敦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欧洲美元市场，占全世界欧洲美元成交额的1/3以上。伦敦城拥有高达800多家保险公司，其中170多家是外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伦敦股票交易所为世界四大股票交易所之一。
（2）完善的文化艺术基础设施。伦敦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信息交流和传播业发达。有数百家各类大小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展览馆、市民中心。建于18世纪的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集中了英国和世界各国许多的古代文物。伦敦大学、皇家舞蹈学校、皇家音乐学院、皇家艺术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等举世闻名。其中成立于1836年的伦敦大学拥有60多个学院，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构成了多样性的文化。伦敦的《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卫报》《观察家报》《周刊》等报刊和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及路透社均是闻名于世的媒体。
（3）四通八达的门户。伦敦拥有希思罗和盖茨维克两个国际机场。而希思罗机场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平均每分钟有一架飞机起降。市内9条全长414公里的地铁干线，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极为方便。除此之外，伦敦的通信服务、公共汽车服务、出租车服务和港口服务堪称世界一流。正是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教育及金融服务业、便捷的门户交通等，使伦敦成为世界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的中心，每年来此从事商务和旅游的人数达到800多万。
（4）以文化艺术活动为先导。即使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城市，自2004年欧洲倡导实施知识城市战略以来，伦敦市政当局更是以此为契机，瞄准更高目标，继续挖掘利用“城市创新引擎”新的内涵，以文化艺术活动为依托和纽带，通过在本市或是直接走出去等方式，举办各种文化、艺术、科技博览、教育交流活动，以增强伦敦作为典型知识城市的品位和影响力。仅2006年，伦敦各种重大的文化艺术活动就应接不暇，其中喜剧活动11场、家庭活动23场、电影活动11场、歌剧节9场、体育赛事24场、重大事件8场、舞蹈活动4场、节庆活动24场、各种展览36个、音乐活动39场、戏剧活动64场、古典和传统艺术4场，这些活动让城市的主人和外国访问者感受到艺术无处不在、知识无处不有。
（二）曼彻斯特：创意产业成为知识城市的核心部分
英国老牌工业化城市曼彻斯特也是国际公认的知识城市典范。2004年以来，城市当局不断创新，继续制定出赢得未来话语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发展蓝图，旨在让曼彻斯特成为“创意产业之都”。为此，他们确定了两大目标：确保城市的复兴计划得到认同和支持，使之成为一个震撼性的文化和知识之都；鼓励本地市民围绕五大主题踊跃参与文化活动。即：（1）文化之都：建设、持续发展文化基础设施，保护文化投入的利益；（2）文化与学习：确立文化在学习、提高教育水平中的角色地位；（3）文化大同：鼓励市民参与文化活动；（4）文化经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经济；（5）文化营销：协调开展各种营销活动，提升城市文化形象。
更为重要的是曼彻斯特深刻地意识到一点：“21世纪的成功城市将是一个文化城市。”“文化是知识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创造力。”因此，曼彻斯特城市当局和利益攸关人自觉地把发展文化产业和知识城市战略放在城市发展的核心地位上。几年来，他们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巴塞罗那：文化成为主导知识城市的创新引擎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是知识城市战略的发源地。在世纪之交，他们曾制订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发展战略，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的战略构想，并在进一步反思该城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之后，明确提出21世纪巴塞罗那将开始第三次“转型”发展。发展的重点在内容产业、知识产业和可持续发展上，可见文化产业在巴塞罗那新世纪的转型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成为知识城市新的“创新引擎”。
为了实现上述发展战略，巴塞罗那市政当局在知识层面上主要抓了六项工作：（1）强化巴塞罗那作为一个文化内容生产“工厂”的能力；（2）使文化成为社会凝聚力形成的关键因素；（3）使巴塞罗那融入数字化文化潮流；（4）动态保存文化遗产；（5）充实非凡的大都市的文化空间；（6）充分发挥巴塞罗那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与推广平台的作用。另外，巴塞罗那市政当局还提出了要实行全新的文化管理模式，即合同、自治和评价。他们充分认识到了在现代社会中文化管理的法治化、社会化和科学化趋势。
（四）都柏林：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增强城市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爱尔兰东岸的都柏林凭借该国近1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在打造知识城市中克服了许多障碍，发挥了领军作用。其领导作用主要表现为通过将传统的投资与新的资本化方式的结合，强化了城市中知识的作用，加速了城市和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尤其是在将其工业结构转换到高科技领域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
在20世纪80年代，都柏林还是一个衰退的工业城市，经济状况异常严峻，产业大多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人均GNP只有60％，远远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教育水平也很低。要想把这样一个城市转变为知识城市，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市政当局在爱尔兰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紧密依托地方发展机构，汇聚各方力量，仅用不到十年时间就成功地将城市转型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城市。他们的主要做法如下：通过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努力，吸引高科技跨国公司到该市投资，使外资公司的总数超过1000家；提供廉价且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减免或降低税收（企业税仅为12.5％，远远低于英国的31％）；强化教育投入，1985年以来，政府在教育上的公共开支增长了150％，且教育一直是政府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时的首要开支。如今，爱尔兰实现了免费大学教育，成为目前世界上15至29岁年段人口在校就读率最高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结合上述城市的经验，笔者以为中国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那些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等完全可以转型为知识城市。[28]首先，这些城市功能定位明确，软硬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功能定位是引导城市发展的指南针，是谋划城市中长期发展必须解答的重大课题。中国城市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大多数地市以上的城市基本上完成了城乡总体规划，定位更加准确。如北京明确了“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定位，而作为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的天津市则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逐步建设成了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中城市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显著改观，交通更加便捷，开放意识增强，区域性、国际性活动越来越多；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健全，投资环境改善，外资持续高速增长，知识产业比重正在发生变化，产业结构定位趋于合理；市民分享知识的渠道更加畅通，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创业环境有了改善，凝聚力、创造力、创新力、开拓力、执行力、聚磁力构成了独特城市人文精神。这些都为我国城市的转型、复兴、升级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其次，这些城市文化资源丰富，且较为独特，都拥有较好的知识基础。一般来讲，我国大中城市多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风景民俗旅游文化、生态山水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态，并多建有自己的博物馆、奥体中心、规划展览馆和国际会展中心等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它们已经成为城市的重要标志和市民分享知识、激励知识创新的“城市创新引擎”。再次，这些城市的知识产业结构比重上升，园区聚集扩散能力增强。知识产业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许多城市构建起了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体系，上海、深圳更是明确提出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走知识城市发展之路，加速建立起三、二、一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城市综合竞争力大大增强，被国际城市学界誉为中国的“未来知识城市”。另外，我国的绝大多数国家级高新区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工业园区也集中在这些城市。这些城市不仅聚集了一批特色产业，而且汇聚了大量人才、资金、信息，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形成集聚扩散功能和特色产业、加速结构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构建中国知识城市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二节 在城市向往乡村——返璞归真的梦想
当我们从乡村走到了城市，越来越摩登的城市却让我们反过来怀念乡村，怀念那些在城市化过程中遗失的美好。于是，不自觉地，人们在心中生出一分怀旧与回归的渴望，在城市的发展洪流中，我们便看到对于城市化与科技化的反思，看到有别于钢筋水泥、机械智能的逆向建设，看到一些以人为本意义的充分实现。绿色、低碳、生态、田园、山水、森林、休闲、文化、宜居等便是这股浪潮中的关键词。
一、拥抱自然：绿色城市的回归行动
走进绿色，拥抱森林，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城市，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发展的新潮流。绿色城市意味着有效控制污染、高效利用资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绿色城市需要合理的规划布局、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以及良好的环境质量。在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尽可能低的排放污染物的同时，绿色城市的建设需要市民们增强环保意识，保护生活环境。拥有绿色城市，就是拥有健康生活。
绿色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森林是人们理想的家园。将发展城市森林提升到城市品牌战略层面来考量，以世界眼光和科学理念规划建设城市的绿色未来，建设富有竞争力的绿色城市，让一个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美丽家园以更加绚丽的姿态展现在市民面前，就要融入“绿色、健康、安全”的理念，就必须着力提升城市绿色竞争力。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一个城市最好的名片。
以下是一些著名的绿色城市的建设举措：
阿姆斯特丹市鼓励环保交通工具。阿姆斯特丹市财政每年会拨出4000万美元的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环保改造。在阿姆斯特丹，37％的市民都骑自行车出行。阿姆斯特丹市政厅还曾公布过一项限制旧汽车进入市中心的计划，规定从2009年底开始，所有1991年以前生产的汽车都将被禁止进入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区域，以减少城市的空气污染。
芝加哥推行氢气燃料与风力发电。芝加哥市长理查德·达利从1989年上任至今一直带头植树，为芝加哥创造了50万棵新树的环保纪录。2001年，芝加哥大规模推行的通过“屋顶绿化”储存太阳能和过滤雨水以节省能源的举措取得很大成效，每年为芝加哥市政厅节约1亿美元的能源开支。市政厅还将位于市中心的机场改建为公园，并在千禧公园内建造了一座可容纳1万辆自行车的车库。芝加哥也是全美第一座安装氢气燃料站的城市，风力发电也是这座“风之城”的能源之一。
库里提巴建设了独到的公交系统。巴西南部巴拉那州首府库里提巴市，是全球第一批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5大城市”之一，早在1990年，就被联合国授予“巴西生态之都”和“世界3大生活质量最佳的城市之一”。库里提巴市长是建筑师出身，擅长调整城市中的设施、布局以达到环保目标。他设计了一种独特的公交系统，候车站犹如巨大的玻璃圆筒，两头分别设出入口，且入口处设有旋转栅栏，以保证有序。公交车底盘与路面持平，使乘客上下车如履平地，以此吸引更多市民放弃私家车，乘坐同样方便舒适的公交车。此外，库里提巴市政厅早在数十年前就禁止在市区和近郊兴建工厂。
弗赖堡利用太阳能发电。弗赖堡是德国黑森林地区附近的一座小城。20世纪70年代，这里的市民曾否决在这里建核电站，因此，弗赖堡的市民环保意识都比较高。弗赖堡是成功将太阳能转化为能源的城市之一。无论市中心的车站、医院、足球场、还是城市花园和当地的酿酒厂屋顶或顶篷上都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1/3的市民出行选择骑自行车。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弗赖堡就注意垃圾的回收利用，至今，该地区的垃圾数量已减少2/3。
加德满都实行屋顶绿化与建筑限高。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虽保留了昔日原始的建筑风貌，但这座城市的环保措施（如屋顶绿化、利用太阳能发电和加热等）即使和一些欧洲主流城市相比也属于比较先进的。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能耗，加德满都市政厅要求所有建筑高度限制在9英尺（约2.7米）以下。
伦敦征收车辆“环保税”。伦敦计划在20年内将伦敦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60％，使其成为全球最环保的城市。
新规划的改革措施覆盖家庭、企业、供电系统和交通4个领域。比如新规划要求伦敦居民减少看电视的时间，换用节能灯泡。且全城1/4的供电系统也将得到改造，一些发电站将被迁至居民区附近，以避免电力能源传输过程中的浪费。在交通领域，市政厅对于排量大的汽车征收每天25英镑的高额“环保税”，并在伦敦街头推出自行车出租服务。
雷克雅未克开发氢燃料巴士与地热资源。冰岛地热资源丰富，在冰岛语中，其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意思就是“冒烟的城市”，“烟”指岛上温泉的水蒸气。雷克雅未克主要以地热和水力作为取暖和电力能源。此外，全市还推广氢燃料巴士和“百公里耗油量低于5升环保型汽车可以在市区免费停车”等环保活动。预计到2050年，雷克雅未克将彻底告别石油燃料，成为欧洲最洁净的城市。
波特兰推行绿色建筑，大力发展轻轨。波特兰是第一个为节能减排立法的城市。除了“绿色建筑中心”，该城市还大力推行环保交通工具，轻轨、巴士和自行车是波特兰市民主要的出行工具。为了鼓励更多市民选择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波特兰在城内开辟了近56万亩的绿地以及长120公里供市民散步和骑脚踏车的专用道。
新加坡致力于研发零能耗建筑。作为亚洲的花园城市，新加坡在环保方面的努力一直有目共睹。长达12年的口香糖进口禁止令就是例证。2009年，新加坡第一座零能耗建筑竣工。这座由旧楼改造的建筑，能源利用率比常规建筑高60％，屋顶采用总面积达1300平方米的太阳能板供电，并与公共电力网相连，可做到电力的互相补充，内部还装有感应器，能自动调节室内的冷气系统。
多伦多发展LED照明系统与深层湖水冷却系统。早在2002年，多伦多为解决“热岛效应”（由于城市化发展，导致城市中的气温高于外围郊区的现象），就已开始在城市建筑的屋顶种植绿色植物，改善环境质量。多伦多宣布用LED照明系统取代传统灯泡和霓虹光管，以节省用电，在维护夜景的同时，减少城市的光污染。此外，多伦多市的一些建筑利用安大略湖的湖水冷却降温，以缓解电力供应。
二、回归生活：休闲城市圣塔芭芭拉与杭州
休闲城市，是围绕休闲产业发展起来的城市，或者说是以休闲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以休闲文化作为城市的气质与灵魂。休闲城市拥有现代化的城市休闲理念、国际化的休闲环境和标准化的休闲设施，提供个性化的休闲服务，具备国际化的城市休闲形象。构建休闲城市，对于开发休闲产业的巨大市场，促进旅游观光、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教育培训、社区服务以及商贸零售、金融保险、电子信息等众多产业的发展，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美国专家预测，到2015年前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也将紧随其后。休闲经济将逐渐主导全球经济发展，成为下一个席卷世界的经济浪潮。休闲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将进一步凸显，休闲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将更加突出。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和国际休闲产业协会联合发布了中国首套休闲城市评价标准体系。这套体系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结合使用，提出了环境休闲力、基础休闲力、核心休闲力三位一体的休闲结构体系理论。其中，环境休闲力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要素；基础休闲力包括基础设施、休闲设施两个要素；核心休闲力包括市民休闲力、休闲感受度（满意度和生活幸福度）两个要素。
休闲城市是比观光城市更具发展活力的城市形态，尤其是对游客而言，其魅力不言而喻。从旅游角度来看一个城市的发展，休闲也是观光的高级阶段。北京绿维创景规划设计院认为：要实现由传统观光城市向现代休闲城市的升级过渡，成功打造休闲城市或提升休闲城市魅力，城市本身必须具备一系列基础和条件。这些条件作为一个要素体系，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即基础要素、必备要素和核心要素。
基础要素包括区位条件、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等。首先，我们来说说区位条件的便利性。一个优秀的休闲城市，需要有大量的客源做支撑。休闲城市是城市人的休闲住宅（或者称为第二居所）大量集中的地方，他们在闲暇的时候到这里居住。他们来此的目的不是观光旅游，而是为生活在其中。所以，主要客源市场到目的地的最佳距离为1小时以上2小时以下的车（船）程的距离。如美国的大西洋城是新泽西州著名的海滨疗养城市。它位于长约16公里的沙洲上，在纽约西南约160公里，距费城东南约96公里。因接近纽约、费城，从19世纪末，这里便成为旅游、疗养地。其次，是自然条件的独特性。自然条件包括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气候、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植被。其中气候是第一位的，因为它不可再造。气候好应该分为两种：全年气候都良好宜人；全年气候虽然不那么好，但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段或者季节。如戛纳海水蔚蓝、棕榈葱翠、气候温和、风光明媚，这里拥有世界上最洁白漂亮的海滩，这里的棕榈树海滨大道沿海岸伸展，是休闲度假的好场所。此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亦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人们之所以从城市群中的一个工业或者商业发达的城市跑到休闲城市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城市的污染太厉害，没有青山绿水。所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吸引人们前来休闲的重要原因。
必备要素则包含人工景观、城市配套、旅游景点、休闲夜生活等。良好的自然景观是发展休闲城市的十分可贵的自然条件。但是，城市是由人为活动建设起来的，因此，它的景观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来决定的。优良的城市，其人工景观也是休闲文化的重要部分。而休闲城市的配套，可分为两大体系，一个体系是一般支撑性的硬、软件配套，如交通、酒店、餐饮、导游、保安、医疗、紧急救助、日用品以及休闲生活用品的零售等；另一个体系是文化配套，如学校、青少年宫、科普馆、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图书馆等。再者就是旅游景点的作用。休闲城市并不是没有观光型旅游活动，有时甚至还有很多，因此休闲城市也应该有观光旅游景点。如果把休闲生活本身作为一个观光资源的富矿来加以开发，使休闲生活及其配套的设施和运动娱乐都成为观光旅游活动的景点，那对休闲城市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最后一个特色化的重要指标则是休闲夜生活。一个休闲城市，对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的要求较高，夜生活的种类也应繁多，如酒吧、夜总会、桑拿按摩、网吧、影院、剧场、迪厅、交谊舞会、茶馆、通宵餐厅、夜间排挡、夜市、夜船（车）游览等。
核心要素则包括专业的休闲运动俱乐部、高水平的休闲住宅、著名的名流社交中心等。休闲性的运动，是指那些需要很大空间从而在人口、商业或工业产业密集的大城市无法实现的、运动时间比较长、总运动量很大但单位时间里运动和对抗性并不过分强烈、有绅士般的舒缓和人际间交往机会的一些运动。比如高尔夫、草地网球、马类运动、荒野运动，等等。这种休闲运动，时间长了、参加的人多了，就会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方便参加者，提高运动水平，增加活动时的乐趣，并提供系统的社交机会。
圣塔芭芭拉是一座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的风光绮丽、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那里是休闲、旅游、度假的天堂，被誉为“美国地中海风光圣地”。晴朗的天空、碧蓝的大海、金色的沙滩、油绿的草地、婆娑的树影、白色的房子，人们或牵手漫步，或依偎低喃，或闲聊品饮，或懒卧酣憩……完全是一幅典型的加州休闲生活的风景。其众多的高端休闲运动俱乐部更是声名远扬，圣塔芭芭拉马球俱乐部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俱乐部。圣塔芭芭拉马球俱乐部的历史代表着美国的马球史，它当之无愧地荣获了“加州最古老的马球俱乐部”“太平洋海岸最受欢迎的马球俱乐部”以及“全美夏季马球首都”等多种美誉。以圣塔芭芭拉马球俱乐部的徽标为商标的国际知名服饰品牌——圣大保罗正是从这里诞生的。
即使是休闲城市，也会有比较商业化的城市中心区，或者不是中心区却是支撑性的商业密集片段。但与之相比，休闲城市中更加引人注目或者说更有特点的，仍然是休闲住区以及其中的住宅。例如，杭州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休闲城市，旅游地产的开发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带动作用。如西溪湿地国家公园以及千岛湖旅游度假区旅游地产的开发，助推了杭州步入休闲城市的行列。
杭州西溪湿地国家公园位于杭州市区西部，距西湖不到5公里，是目前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西溪湿地国家公园旅游地产产品类型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有产权式酒店、联排别墅、独栋别墅、酒店式公寓、公寓、多层住宅、低层住宅、小高层住宅、商住楼等。其价格均在万元以上，户型面积涵盖大、中、小型。项目涵盖湿地博物馆、国际品牌的五星级度假酒店、超五星级度假酒店、精品商业、顶级产权式酒店、五星级标准酒店式公寓、超豪华别墅会所、旅游集散中心等。
而千岛湖作为国家著名旅游胜地，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注重旅游地产市场的开发。同时，“休闲度假胜地”“中国水业基地”“生态宜居福地”“都市农业园地”“文明和谐境地”五块品牌也为千岛湖旅游地产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加放大了其休闲度假的效应。目前，千岛湖旅游地产发展可谓如火如荼，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和外地房地产企业。千岛湖·开元度假村是以休闲度假为主题的“五星级酒店＋别墅”度假村，它的出现填补了千岛湖高档酒店和别墅市场的空白，成为当时千岛湖旅游度假地产的一个标志性项目。
另外，休闲城市是在富人购买力主导下形成的。富人加入或者经常出入高级社交场所，是因为这里面蕴藏着大量的商业机会，并且能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社交聚会的组织形式丰富多彩，上面提到的休闲运动俱乐部举行的活动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休闲俱乐部的活动不仅局限于运动，还包括商务、艺术、科学技术等。除俱乐部外，西方国家的沙龙、东方的茶馆茶楼等，也是不错的选择。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论坛，如瑞士的达沃斯经济论坛，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等，也是一种高级的社交形式。
这就使得会都模式成为建设休闲城市的一种特色模式。因为会议是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生活的一种高级表现形态，经济越繁荣、消费越活跃、社会越发达，会议的需求就会越旺盛。会都模式，使得会议的功能得到相应扩展，呈现出讨论、展览、展示、交流、娱乐和休闲等多样性功能。会都是通过会议而形成的有效聚集区，提供专业和完善的会议服务设施和优美舒适的环境，成为会都的国际化大都市、重要旅游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最终也必将成为一座休闲城市。拥有大规模的休闲项目和床位设施的旅游接待地即为会都，它可以是一个大的城市，如瑞士的达沃斯；也可以是一个小的城镇，如海南的博鳌；也可以是一些小型的会议型酒店和度假村，如北京的九华山庄。
休闲城市概念的兴起，使得很多城市跃跃欲试。如“2007首届中国休闲产业经济论坛”揭晓了首届“中国十大休闲城市”；2008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坛又推出“2008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争相创办休闲城市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在建设休闲城市时，还须力戒“千城一面”，防止趋同化。要发扬自己的个性、特色和优势，突出城市的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用创新的理念、手段与休闲元素结合，满足消费者的精神与心理需求，并且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休闲城市的建设，将休闲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使之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相协调，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相衔接，同时还要做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的工作。
三、节制的消耗：新能源市长与低碳保定
低碳城市（Low-carbon City）指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公务管理层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低碳城市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地的共同追求，很多国际大都市以建设发展低碳城市为荣，都关注和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代价最小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人性的舒缓包容。
自2008年初建设部与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大陆以上海和保定·中国电谷两市为试点联合推出低碳城市以后，低碳城市迅速蹿红，成为中国大陆城市自花园城市、人文城市、魅力城市、最具竞争力城市之后的大热目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首任主任夏堃堡先生称“低碳经济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著名学者林辉认为，建设低碳社会和低碳城市，正是对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具体和有力的实践，并且具有全民的参与性、持续性，能够做到共建共享。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提出，该部今后将着力做好包括加快研究制定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等五方面工作，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环境问题。
河北保定市的低碳城市建设之路正是这股浪潮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保定位于河北省中部，地处京、津、石三角腹地，素有“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保定的产业基础源于“一五”时期国家在此建立的保定天威、风帆、乐凯等8大企业，涉及机械制造、棉纺、造纸、化工等产业领域。2000年前后，这些企业普遍存在着发展不景气、效益下滑的现象，而作为全国5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之一的保定高新区，也面临着产业规模小、缺乏特色和竞争力的困扰。
然而，作为大北京都市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结点，肩负着保护白洋淀、维护京津生态安全以及农副食品供给的重大责任，保定的发展既得益于这一区位条件，同时又受限于这一区位条件。既不能为了发展而牺牲环境，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发展。于是，保定彻底舍弃了高消耗、高污染、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最终确立了以“新能源和能源设备产业”为突破口，打造新能源产业基地的发展目标，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2006年初，保定市委、市政府借鉴美国硅谷的发展经验，依托天威、中航惠腾、风帆、英利等一批骨干企业，审时度势地提出打造“中国电谷”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迅速吸引了包括中国兵装、国电集团、中航集团等在内的一批大型企业的产业项目。
保定市一方面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实施“蓝天行动”“碧水计划”和“绿萌行动”，作为建设低碳城市的重点内容之一。保定2007年提出3年建设“太阳能之城”的目标：通过在全市范围内引导、推广应用太阳能产品，力争到2010年实现节电4.3亿千瓦时的目标，减排二氧化碳42.8万吨。截至2008年底，中国电谷累计售出光伏产品与风电产品分别为500兆瓦和5089兆瓦，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064万吨，为缓解全球气候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节电领域，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套高压大容量电机串级调速系统，以大型电动机节能内馈调速技术、串级调速技术为代表的自主创新项目，将为改善我国大型电动机耗能过高、实现节能减排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中国电谷还与华北电力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组建了国内第一家可再生能源学院，为新能源研发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
另一方面，保定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新能源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自2007年以来，保定在“太阳能之城”建设上已累计完成投资2.57亿元，目前已有105个居民生活小区完成太阳能应用改造，市区101个主要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全部改造成太阳能控制。世界首座光伏发电与五星级酒店一体化建筑电谷大厦也在保定正式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保定市还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低碳社区建设、低碳化城市交通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创新、完善低碳管理，促进低碳规划的有效实施。
保定新能源产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1月，世界自然基金会正式启动“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保定与上海共同入选首批试点城市。同年4月，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了《保定：全球可持续能源生产的“电谷”》的研究报告，报告充分肯定了保定市在助力中国乃至世界低碳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2008年12月24日，保定市政府正式发布了《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意见》，“低碳保定”的建设正式启动，“中国电谷·低碳保定”成为保定新的城市名片。
新能源产业的迅速发展、新能源综合应用、节能减排措施的有效实施为保定市建设低碳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保定市已形成光电、风电、节电、储电、输变电与电力自动化六大产业体系，新能源企业达160余家，“中国电谷”和“太阳能之城”享誉海内外。因成绩突出，2008年保定市被科技部授予“国家综合利用太阳能示范城市”称号，市长于群也有了“新能源市长”的称号。从传统的制造加工业到新兴的新能源产业，从培育、壮大低碳产业到低碳城市建设，保定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陌生到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一个由政府推动、企业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低碳发展格局正在保定逐步形成。
四、在城市化中延续乡土：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田园城市最初是由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设想。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田园城市”。田园城市实质上是“城”和“乡”的结合体。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协会经与霍华德商议后，明确提出田园城市的含义：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一委员会受托掌管。霍华德认为，城市环境的恶化是由城市膨胀引起的，城市无限扩展和土地投机是引起城市灾难的根源。他建议限制城市的自发膨胀，并使城市土地属于城市的统一机构。他认为城市人口过于集中是由于城市具有吸引人口聚集的磁性，如果能控制和有意识地移植城市的磁性，城市便不会盲目膨胀。他提出关于三种“磁力”的图解，图中列出了城市和农村生活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并论证了一种“城市—乡村”结合的形式，即田园城市，它兼有两者的有利条件，却没有两者的不利条件。
霍华德设想的田园城市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城市四周被农业用地所围绕；城市居民能就近得到新鲜农产品的供应；农产品有最近的市场，但市场不只限于当地。
田园城市的居民生活于此，工作于此。所有的土地归全体居民集体所有，使用土地必须缴付租金。城市的收入全部来自租金。在土地上进行建设、聚居而获得的增值仍归集体所有。城市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以使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空间。
霍华德对他的理想城市作了具体的规划，并将之绘成简图。他建议田园城市占地为6000英亩（1英亩=0.405公顷）。城市居中，占地1000英亩；四周的农业用地占5000英亩，除耕地、牧场、果园、森林外，还包括农业学院、疗养院等。农业用地是保留的绿带，永远不得改作他用。在这6000英亩土地上，居住32000人，其中30000人住在城市，2000人散居在乡间。城市人口超过了规定数量，则应建设另一个新的城市。田园城市的平面为圆形，半径约1240码（1码=0.9144米）。城市中央是一个面积约145英亩的公园，有6条主干道路从中心向外辐射，把城市分成6个区。城市的最外圈地区建设各类工厂、仓库、市场，一面对着最外层的环形道路，另一面是环状的铁路支线，交通运输十分方便。霍华德提出，为减少城市的烟尘污染，必须以电为动力源，将城市垃圾应用于农业。霍华德还设想，若干个田园城市围绕中心城市，构成城市组群，他称之为“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
中心城市的规模略大些，建议人口为58000人，面积也相应增大。城市之间由铁路相连。
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设想后，又为实现他的设想作了细致的考虑，并对资金来源、土地规划、城市收支、经营管理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认为工业和商业不能由公营垄断，要给私营企业以发展的空间。霍华德于1899年组织田园城市协会，宣传他的主张。1903年，他组织田园城市有限公司，筹措资金，在距伦敦56公里的地方购置土地，建立了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worth）。1920年，他又在距伦敦西北约36公里的韦林（Welwyn）开始建设第二座田园城市。田园城市的建立引起社会的重视，欧洲各地纷纷效仿。但多数只是袭取田园城市的名称，实质上是城郊的居住区。
霍华德针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提出带有先驱性的规划思想；针对城市规模、布局结构、人口密度、绿带等城市规划问题，提出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系。田园城市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对后来出现的一些城市规划理论，如“有机疏散”论、卫星城镇的理论等颇有影响。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一些重要的城市规划方案和城市规划法规中也反映了霍华德的思想。
无独有偶，与田园城市相映成趣，我们有山水城市的理念。山水城市是钱学森于1990年首先提出的。钱学森在晚年关注着中国城市的建设，他提出了建设山水城市的思想。他曾经把中国未来的城市描绘为“有山有水、依山傍水、显山露水；要让城市有足够的森林绿地、足够的江河湖面、足够的自然生态；要让城市富有良好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宜居环境”。山水城市是在中国传统的山水自然观、天人合一哲学观基础上提出的未来城市构想。
吴良镛认为：“山水城市是提倡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人工环境’（以城市为代表）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聚居环境。”鲍世行认为：“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胡俊认为：“山水城市倡导在现代城市文明条件下人文形态与自然形态在景观规划设计上的巧妙融合。”山水城市的特色是使城市的自然风貌与城市的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其规划立意源于尊重自然生态环境，追求相契合的山环水绕的形意境界，继承了中国城市发展数千年的特色和传统。
但是，与其他未来城市理论相比，山水城市更多的只是一种构想，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探索也很有限，而且缺乏解决现代城市问题的一套完整思路和可行方案。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和哲学观的确能够给予人们以新的启示，但面对当代城市的各种现代技术、现代产业和现代社会文化特征，将中国传统精华自如地应用到现代城市规划中，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征途，需要我们艰辛的探索。山水城市作为一种理论，其本身并不完善，仅处于构想之中，人们也不能对此有更多的苛求。
田园城市也好，山水城市也好，都是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过度城市化的反思与探索，是在日益异化与僵化的文明进程中寻求可持续发展，试图保持与乡土、田园、自然的亲近关系的一种解决之道。近年来，成都市提出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城市定位，可谓顺应了这股回归的趋势。这是将自身得天独厚的田园资源与气息进行整合，从而建设中国特色和成都特色的城市品牌的典型范例。
成都市的选址、城垣、街道顺应山川河流之势，居住、商业、园林相互结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风水观念。
田园生活是中国人的传统理想，东晋诗人陶渊明就有《归田园居》的诗篇。中国传统城市中有许多就是田园化的城市，如杭州、苏州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而成都在唐宋时代就是“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和“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田园之城。但那是古典的以乡村为主要景观的相对封闭的城市生活，是以农业为主导经济的田园城市，并非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是能够体现“村镇融合于园苑之中，城区呈现园林之美”的景观，即在城市中心建成区，由于居住和工商业高度密集，城市空间宝贵，田园城市的呈现以园林为表现形式，园林是田园在都市核心区的提升版。而在城市的近郊与远郊区，相对集中的居民村镇与周边的园苑融为一体，园苑是传统田园的提升版，城市建成区与郊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过渡带。[29]
具体来讲，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内涵包括产业、生活、文化三方面。首先，关于经济产业的定位。由于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所以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应是现代服务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已向现代高效生态农业转化，既为城乡居民提供绿色生态农产品，也构成城市周边的绿色生态屏障，成为城市的绿肺。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其核心的制造业仍在城市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占经济总量的比值已不断下降。交通运输业等已发展成为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人流与物流网络，联结城市中心区与郊区，以及作为城市的外部通道。现代田园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包括信息业、金融业、艺术业、旅游休闲业、新闻出版业、教育业、康体业等。
现代田园城市并非单一的城市，而是由城市圈组成，各城市之间的产业有分工。如制造业并不一定在中心城市，它可以分布在其他有适合条件的城市之中。
其次，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生活方式的内涵，包含高品质的文化享受、高雅化的休闲时间与绿色化的职业生活三个方面。所谓高品质的文化享受，指既有高品位的文化活动与表演场所（如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文化馆、休闲康体场所等），又有在这些场所中举行的高水平文化活动。所谓高雅化的休闲时间是指城乡居民在利用和享受自己的休闲时间时，选择能够增加自己艺术修养、知识水平、道德素质、文化传统和健康水平的活动。所谓绿色化的职业生活是指以从事低碳、环保和创新型的现代服务业、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职业为主，具有高度的经济效益和友好的生态。
再者，文化的特色与风格。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风貌应是享有充分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等服务，同时富有和谐文化内涵，既有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演绎，又开放、吸纳和包容世界先进文化，形成丰富的多元文化生活。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生活也应是节约型的生活，减少浪费，减少污染。同时，作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成都，还应有自己的城市文化特色，包括民居、园林、戏剧、书画、收藏、餐饮、民俗等，以形成自己的城市个性。
五、和谐的共生共存：德国奥尔登堡建设生态城市
从广义上讲，生态城市是建立在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更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新的文化观，是按照生态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是有效的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狭义地讲，生态城市就是按照生态学原理进行城市设计，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
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它一经出现，立刻就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关于生态城市这一概念，众说纷纭，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确切的定义。苏联生态学家杨尼斯基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城模式，其中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国学者黄光宇教授认为，生态城市是根据生态学原理综合研究城市生态系统中人与“住所”的关系，并应用科学与技术手段协调现代城市经济系统与生物的关系，保护与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与能源，提高人类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修复、维持和发展的能力，使人、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互惠共生。
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态良性循环，城市环境及人居环境清洁、优美、舒适、安全，失业率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高新技术占主导地位，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所谓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经济—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蕴涵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具体地说，社会生态化表现为：人们拥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价值观，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健康水平、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有一个保障人人平等、自由、接受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经济的生态化表现为：采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消费、交通和住居发展模式，实现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推广生态产业和生态工程技术。对于经济增长，不仅重视数量的增长，更追求质量的提高，提高资源的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节约能源、提高热能利用率，降低矿物燃料使用率，研究开发替代能源，提倡大力使用自然能源。环境的生态化表现为：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自然环境及其演进过程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开发建设活动始终保持在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
从生态学的观点而言，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社会、经济和自然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一个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城市应该是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城市生态系统。这里所谓结构合理是指适度的人口密度，合理的土地利用，良好的环境质量，充足的绿地系统，完善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自然保护；功能高效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物力的经济投入，人力的充分发挥，物流的畅通有序，信息流的快速便捷；关系协调是指人和自然协调，社会关系协调，城乡协调，资源利用和资源更新协调，环境胁迫和环境承载力协调。概言之，生态城市应该是环境清洁优美，生活健康舒适，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生态良性循环的城市。
生态城市作为对传统的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城市化运动的反思、扬弃，体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与协调，是人类自觉克服“城市病”、从灰色文明走向绿色文明的伟大创新。它在本质上适应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标志着城市由传统的唯经济增长模式向经济、社会、生态有机融合的复合发展模式的转变。它体现了城市发展理念中传统的人本主义向理性的人本主义的转变，反映出城市发展在认识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上取得新的突破，使城市发展不仅仅追求物质形态的发展，更追求文化上、精神上的进步，即更加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
生态城市与普通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生态城市中的“生态”，已不再是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概念，蕴涵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所讲的纯自然生态，从而成为自然、经济、文化、政治的综合载体。
生态城市中“生态”两个字实际上包含了生态产业、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生态城市建设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其内容涵盖了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建设、生态产业的发展（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人居环境建设、生态文化等方面，涉及各部门各行业。这正是可持续性发展。
因此在本质上，生态城市建设是在区域水平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平台和切入点。生态城市建设是全面提升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载体，是全民参与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通过生态城市建设才能最大限度地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为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生态城市的创建标准，要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三个方面来确定。社会生态的原则是以人为本，满足人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创造自由、平等、公正、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态原则提倡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和能源，提高资源的再生和利用，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采用可持续生产、消费、交通、居住区发展模式；自然生态原则给自然生态以优先考虑，最大限度保护城市自然生态，使开发建设活动一方面保持在自然环境所允许的承载能力内，另一方面又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消极影响，增强其健康性。
生态城市应满足以下八项标准：
（1）广泛应用生态学原理规划建设城市，城市结构合理、功能协调。
（2）保护并高效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与能源，产业结构合理，实现清洁生产。
（3）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发展模式，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率高。
（4）有完善的社会设施和基础设施，生活质量高。
（5）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环境质量高。
（6）保护和继承文化遗产，尊重居民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特性。
（7）居民的身心健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道德观念。
（8）建立完善的、动态的生态调控管理与决策系统。
同时，生态城市应具有和谐性、高效性、持续性、整体性、区域性、结构合理、关系协调七个特点。
（1）和谐性。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自然共生共荣，人回归自然，贴近自然，自然融于城市），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有些时候，人类的活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却没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同步发展。生态城市是营造满足人类自身进化需求的环境，充满人情味，文化气息浓郁，拥有强有力的互帮互助的群体，富有生机与活力。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用自然绿色点缀但却僵化的人居环境，而是一个关心人、陶冶人的“爱的器官”。文化是生态城市重要的功能，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这种和谐是生态城市的核心内容。
（2）高效性。生态城市一改现代工业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的运行机制，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优化配置，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物流畅通有序，住处交通便捷，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通过共生关系进行协调。
（3）持续性。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兼顾不同时期、空间而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人及后代人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以“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暂时的“繁荣”，保证城市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4）整体性。生态城市不是单单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效益，不仅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重视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旨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
（5）区域性。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的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个区域概念，是建立在区域平衡上的。且城市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就广义而言，要实现这目标，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共享技术与资源，形成互惠的网络系统，建立全球生态平衡。
（6）结构合理。一个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城市应该是结构合理的城市，包括合理的土地利用、好的生态环境、充足的绿地系统、完整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自然保护。
（7）关系协调。关系协调是指人和自然协调、城乡协调，资源利用和资源更新协调，环境胁迫和环境承载能力协调。
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系统的和谐三方面的内容。其中，追求自然系统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基础和条件，实现人与人和谐是生态城市的目的和根本所在。
即生态城市不仅能“供养”自然，而且能满足人类自身进化、发展的需求，达到“人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世界城市化的进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全世界目前已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预计2025年将会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因此城市生态环境将成为人类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城市中集中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人类智慧和古今文明，同时也集中了当代人类的各种矛盾，产生了所谓的“城市病”。诸如城市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地面沉降、噪音污染；城市的基础设施落后、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宅短缺、土地紧张；城市的风景旅游资源被污染、名城特色被破坏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城市所具有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功能的正常发挥，甚至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今后10年是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环境问题是否处理得好是涉及全球环境问题改善的重要方面。因此，如何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协调统一，就成为国内外城市建设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可持续发展理论也开始由概念走向行动，人们的环境意识正不断得到提高。当今世界，伴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发达国家对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现代人对生态的需求与消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有关专家认为，21世纪是生态世纪，即人类社会将从工业化社会逐步迈向生态化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下一轮的国际竞争实际上是生态环境的竞争。一个城市生态环境好，它就能更好地吸引人才、资金和物资，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因此，建设生态城市已成为下一轮城市竞争的焦点，许多城市把建设生态城市作为奋斗的目标和发展模式，这是明智之举，更是现实选择。
1999年海南率先获得国家批准建设生态省，2001年吉林和黑龙江又获得批准建设生态省，陕西、福建、山东、四川也先后提出要建设生态省。目前约有20多座城市如广州、上海、宁波、昆明、成都、贵阳、长沙、扬州、威海、深圳、厦门、铜川、十堰等先后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奋斗目标。
大力提倡建设生态型城市，这既是顺应城市演变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城市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但是在人口、环境、资源等因素的制约下，我国的生态城市发展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从广度来看，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全民参与度不够，民众对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意识还不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没有成为自觉意识和行动。从深度来看，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上。尽管政府已经开始逐步建立起一系列促进机制，在短期内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能源结构的调整、生态城市的建设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去努力实现。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德国奥尔登堡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经验及启示。[30]奥尔登堡位于德国西北部，现有人口16万，近几年人口增长率达到15％以上，国民生产总值高达52亿欧元/年，人均收入在3.5万欧元左右，超出德国平均水平26％。在发展过程中，奥尔登堡始终对能源问题保持高度重视，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实现绿色发展，将生态环境对新一代能源的需求转化为经济效益，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发展生态经济，必须以节约为先。奥尔登堡大力推广低耗能的新型建筑，通过财税补助、咨询服务等方式，鼓励翻修城市基础设施及民用建筑，翻修工程采用智能技术和高品质的材料，使用新型、清洁的能源，例如地热能或氢燃料电池。这些措施不仅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奥尔登堡多个市政府投资建造的“智能住宅”在很多细节上都体现出奥尔登堡节约能源的发展理念。市体育馆上可随太阳移动的太阳能板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太阳能资源。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促进生态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奥尔登堡，政府非常重视培养公众对能源问题的兴趣和敏感，在人流量很大的Julius-Mosen广场，安置了一个展示当前城市能源消耗的装置，时刻让公众亲眼看到能源消耗的总量、结构等，切身感受自己为节约能源、建设生态城市所作出的贡献。
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改变能源结构、实现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必要途径。德国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1年。在20世纪90年代，可再生能源占德国一次能源市场的5％左右。现今德国在风能、太阳能、氢能、生物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发展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已经达到15％。此外，奥尔登堡非常重视可再生能源的研发，拥有多个欧洲乃至世界知名的研究中心，与许多能源公司有广泛合作。
六、栖息与居住的梦想：大温哥华区的宜居城市规划
宜居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的产物。宜居城市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提出了城市应当是适宜居住的人类居住地的概念。此概念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成为21世纪新的城市观。2005年，在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首次出现“宜居城市”这一概念。
宜居城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宜居城市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强调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都能协调发展，人们在此工作、生活和居住都感到满意，并愿意长期继续居住下去。狭义的宜居城市指气候条件宜人、生态景观和谐、适宜人们居住的城市。在实践中，有的城市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宜居城市建设的首要位置，突出园林绿化的作用。
宜居城市还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含义。从宏观层面来看，宜居城市应该具备良好的城市大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社会人文环境、人工建筑设施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从中观层面来看，宜居城市应该具备规划设计合理、生活设施齐备、环境优美、和谐亲切的社区环境；从微观层面来看，宜居城市应该具备单体建筑内部良好的居室环境，包括居住面积适宜、房屋结构合理、卫生设施先进，以及良好的通风、采光、隔音等功效。
发达国家对宜居城市的建设是以早期的人居环境关注为标志的。1976年，联合国召开了首届人居大会，提出“以持续发展的方式提供住房、基础设施服务”，并相继成立了联合国人居委员会（CHS）和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UNCHS）。
1989年，联合国开始创立全球最高规格的联合国人居环境奖。1996年，联合国提出“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两个发展主题。相关的“联合国人居中心”“联合国人居委员会”“联合国人居环境奖”等使这些概念在实践中逐步展开。中国也于2000年在建设部主持下设立了“中国人居环境奖”。
随着人居环境与住区问题的研究，人们关注的角度和问题的深度、广度都在不断发展，包括城市环境、资源、生态、安全等内容逐步进入研究领域。宜居城市的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
宜居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建设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由于人居环境问题是在面临城市居住拥挤、秩序混乱、质量下降等问题时提出的。因此，我们起初对人居环境的认识是比较具体而微观的，如关注居住区、邻里环境、居住建设项目等。而后，这个概念在学者们的关注下不断发展，具有了更为广泛而宏观的内容。
第一，宜居城市应该是经济持续繁荣的城市。因为城市是区域经济的组织、管理和协调中心，是经济要素的高密度聚集地，是各种非农产业活动的载体。城市只有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先进的产业结构和强大的发展潜力，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才能为宜居城市物质设施建设提供保障。
第二，宜居城市应该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城市。只有在政局稳定、治安良好、民族团结、各阶层融洽、社区亲和、城市城乡协调发展的城市，居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充分享受丰富多彩的现代城市生活，才能将城市视为自己物质的家园和精神的归宿。
第三，宜居城市应该是文化丰富厚重的城市。城市的文化丰富厚重有如下含义：历史文化遗产丰富；文化设施齐备；文化活动频繁；城市文化氛围浓郁。只有文化丰富厚重的城市，才能称之为思想、教育、科技、文化中心，才能充分发挥城市育人造人的职能，才能提高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
第四，宜居城市应该是生活舒适便捷的城市。生活的舒适便捷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居住舒适，要有配套设施齐备、符合健康要求的住房；交通便捷，公共交通网络发达；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等质量良好，供给充足；生态健康，天蓝水碧，住区安静整洁，人均绿地多，生态平衡。
第五，宜居城市应该是景观优美怡人的城市。城市是一个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复合体，景观的优美怡人是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这既需要城市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互协调，又要求人文景观如道路、建筑、广场、公园等的设计和建设具有人文尺度，体现人文关怀，从而起到陶冶居民情操的功效。
第六，宜居城市应该是具有公共安全感的城市。公共安全度是指城市抵御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暴雨、瘟疫，防御和处理人为灾害如大暴乱、恐怖袭击、突发公共事件等，确保城市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能力。公共安全度是宜居城市建设的前提条件，只有具备了安全感，居民才能安居乐业。
宜居城市是一个由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构成的复杂系统。其自然物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设施环境三个子系统；其社会人文环境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三个子系统。各子系统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共同创造出健康、优美、和谐的城市人居环境，共同构成宜居城市系统。
宜居城市的自然物质环境主要包括城市自然环境、城市人工环境、城市设施环境三个子系统。其中城市自然环境主要包括美丽的河流、湖泊、公园、树丛，富有魅力的景观，洁净的空气，非常适宜的气温条件等；城市人工环境主要包括杰出的建筑物、清晰的城市平面、宽广的林荫道系统、美丽的广场、艺术的街道和喷泉群等；城市设施环境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设施，主要包括便捷的交通、完善的公共卫生和医疗设施、众多的高等院校、杰出的博物馆、重要的历史遗迹、多种功能的图书馆和音乐厅、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游乐场、多样化的邻里环境等。
宜居城市的社会人文环境主要包括城市社会环境、城市经济环境和城市文化环境三个子系统。其中城市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和谐的社会交往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牢固的公共安全防线、亲和的社区邻里关系、良好的城市治安环境等；城市经济环境主要包括充足的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水平、雄厚的财政实力、巨大的发展潜力等；城市的文化环境主要包括完善的文化设施（如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体育馆、科技馆、歌剧院等）、浓郁的文化氛围、充足的教育资源（包括大专院校、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继续教育机构等）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艺术节、运动会、各种展览等）。
宜居城市的自然物质环境为人们提供了舒适、方便、有序的物质生活的基础，而社会人文环境则为居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以及良好的公共安全环境等。当然，城市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界限不是绝对的，两者相互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自然物质环境是宜居城市建设的基础，城市社会人文环境是宜居城市发展的深化。城市社会人文环境的营造需要以城市自然物质环境为载体，而城市自然物质环境的设计则需要体现城市的社会人文内容。
1997年，由英国、美国、日本、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共同发起，决定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宜居城市评选活动。
该项活动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许可，国际公园协会（IFPRA）主办的国际性非营利性评选活动。其宗旨是关注城市环境改善，以可居住为主题，鼓励通过最有效的环境治理、改造、更新等手段提高城市生活质量，促进以环境改造为先导的城市及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城市风貌与历史文化特质的保护与发扬、城市规划对城市环境及城市文化建设的支撑等。因此，这项赛事得到广泛认可，被称为城市建设的绿色奥斯卡奖。因此，这项活动发展很快，每年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城市参加。
赛事最初旨在评选出“国际花园城市”（Nationsin blooms）。评判的标准更多地强调城市景观的改善、城市绿化环境建设等，对城市评价的硬件内容多于软件内容。
随着世界城市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环境污染与治理、能源短缺、交通矛盾、再生资源生产、能源的循环利用等）的发展，该项赛事的竞赛内容也在发生变化。赛事开始更多地关注城市资源的合理利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明确提出把“宜居”作为重点评比内容之一。而后竞赛的名称也改为“国际宜居城市与社区”（The International Awards For Livable Communities，IAFLC）。
根据城市常住人口规模（Daylight Population），赛事主办方把参赛城市分成五个组，分别为：A组（2万人以下）、B组（2万～7.5万人）、C组（7.5万～20万人）、D组（20万～100万人）、E组（100万人以上）。参赛城市根据规模分组进行。
评审内容包括五项：
一是景观、园林环境改善。重点在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两方面。包括城市景观环境改善的目标、效果、途径，是否有效地使城市环境或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以及规划组织、管理、维护、资金保障等方面的成就。二是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遗产的保护成效。评比标准重在两部分：一为如何保护，如保护途径、技术手段、资金保障、保护效果、改进方向等；二为如何有效合理利用。三是环境改善实践。包括环境改善的具体项目、步骤、结果，是否提高了水体、大气、土地环境质量，特别是在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降低能源消耗、降低垃圾产生、积极开展资源的循环利用等方面的成就。四是公众参与指标。强调公众参与的具体方式、参与程度、作用效果等。
五是城市规划。通过城市制定的长远规划，鉴定城市能否为环境改造、景观风貌保护、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提供可靠的基础或保障。
2005年英国《经济学家》评出的“全球最适合生活城市”排行榜中，温哥华荣登榜首。这使得温哥华1996年颁布的宜居战略规划受到广泛推崇。大温哥华区的“宜居区域战略规划”旨在通过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来实现都市区的可持续发展，其核心内容主要由四个基本策略组成：[31]
第一，保护绿色地带。保持大温哥华地区的生态特色。绿色地带主要包括公园、供水区、自然保护区和农业地区等。该规划中把绿色地带的边界经行划定，以作为大都市区发展的边界，并为人口的增长管理提供依据。
第二，建设完善社区。通过设施的完善重塑区域增长。未来，大温哥华地区将形成“都市区中心、区域中心、自治市中心”的三级指标体系。根据三个等级指标体系，社区将形成多中心的平衡社区服务，使社区设施更具备多样性、机会和便利，更便于居民的工作、生活与娱乐。
第三，实现紧凑都市。未来市区将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避免城市蔓延。为此，大温哥华地区将会更好地完善公共交通体系，挖掘城市中心区存量，实现紧凑都市，便于人们就近工作和居住。
第四，增加交通选择。公共交通作为单独一项独立提出来，说明政府认为宜居的首要条件就是宜行。该规划认为“交通发展的重点依次是步行、自行车、公交系统、货物交通，最后是私人汽车”，因此公共交通未来应当作为城市的主要交通方式。
第三节 三个具体案例之比较分析：北京、成都、丽江
本节选取北京、成都、丽江三个案例进行研究分析。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借申办2008年奥运会之契机，在城市品牌战略规划、营销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可谓中国发达地区城市品牌实践的一个典型。成都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一个省会城市，巧借媒体之力，大打休闲、文化牌，获得了颇高的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其运作经验也值得国内其他省级城市借鉴。丽江作为一个以旅游产业为支柱的西部中小城市，能在众多的旅游城镇中脱颖而出，成为海内外追捧的“体验圣地”，其品牌定位与建设尝试自然有过人之处。三个样本基本代表了中国城市的三个层次，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化水平的不同使它们在品牌的战略规划、策略执行上均有不同侧重，三个城市在运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及挖掘自身优势特长方面各有千秋。
一、北京：城市品牌的战略规划
在品牌战略规划方面，北京的城市品牌建设与其城市使命和发展愿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办一届最成功、最精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此来展现北京的魅力和价值，无疑是北京2008年前后的使命和出发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提出了宜居城市的概念，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这里，北京已经不再提“经济中心”这一的概念，而将目标定位于“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在城市发展愿景中，北京也有这样的描述：“2004年至2008年，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国际大都市的基本框架；2009年至202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大都市地位；2021年至2050年左右，将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同时从人口规模、交通发展、基础设施、新城发展（重点是通州、顺义和亦庄）、空间结构（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空间规划格局）、旧城保护和城市绿化方面阐释了新的发展愿景。这一总规体现了市场导向的理念，并较多考虑了城市顾客的需求及城市竞争的现实。
在各项综合配套措施方面，北京也做了大量工作。针对中国加入WTO、CEPA的不断深入和展开、泛珠三角（9+2）区域合作等重大宏观环境事件，北京不断强化京港经贸合作研讨洽谈会这个合作和交流平台。面对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的快速发展和竞争压力，为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一体化，2004年2月召开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旨在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扩大相互开放、创造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等，致力于打造首都经济圈和大北京概念。在城市发展可持续性方面，北京大力提倡“绿色奥运”，在旧城保护、治理大气环境、交通改善等方面积极探索新的有效途径。如在2004年，北京投资300多亿用来加速其交通体系的建设，以缓解其拥堵的交通。为了实现北京未来宜居城市的定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了要将北京建设成为生态城市的目标，林木覆盖率要达到55％。同时还提出开发城市地下空间来加强城市交通建设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历了SARS疫情冲击后，北京市的危机管理意识空前提高，投资80亿打造了城市综合预警系统。
目前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多个城市预警系统，包括环境、规划、疫情、治安等。
在品牌识别系统建设方面，北京围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行了一系列形象塑造和设计，如奥运会会标“中国印·舞动的北京”（视觉识别）、“新北京、新奥运”（口号）以及“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核心价值宣传标语）。规定了市花（月季、菊花）、市树（侧柏、国槐）。[32]但目前尚无统领性的城市品牌标识设计和口号。
在品牌传播方面，北京综合运用了推销、广告、公关、节事活动等手段，收到了较好的整合营销效果。最突出的当属以申奥为主题的营销沟通：1999年9月6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申办大幕正式拉开；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第29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27日申办委员会举行总结表彰大会并光荣解散。
两年时间里，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与奥运有关的活动：制定申奥委会徽和申奥口号；开通申奥网站；由张艺谋导演制作北京申奥电视宣传片；在王府井工美大厦立起申奥倒计时牌；举办全球华裔青少年万米邮票长城签名活动；开展北京市民讲英语活动；签署《绿色奥运行动计划》；评选“申奥形象大使”；创办申办奥运专刊《北京-2008》；开展“中国体育展”；开展“新北京，新奥运——体育雕塑展”；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在紫禁城午门广场联袂演出；举办“北京奥运·炎黄之光——海峡两岸跑”……
除此之外，北京也开展了诸如节事营销、促销推广、广告公关、网络营销等多种营销活动。如北京投资促进局组织的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和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北京市旅游局主办的“2004北京酒店业发展国际论坛”“2005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2005年奥运旅游主题年活动等。围绕奥运营销以及旅游、引资等方面的推销工作也开展了很多，如“伦敦旅游说明会”“米兰旅游说明会”等。在公关策略上，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与世界几十个城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关系，这不失为北京进行品牌传播、扩大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数字北京”也是北京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2005年3月，617台“数字化北京信息亭”全线开通，形成公益媒体网络；首都之窗、投资北京网站、北京投资服务网、北京旅游信息网、数字北京等网站也构筑了互联网上的营销平台。
总的来说，北京的城市品牌运作取得了成功，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即是一个例证。北京市重视品牌战略与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以及城市资源配置等配套措施之间的系统整合，品牌的传播推广也相当出色，但在品牌识别系统建设、品牌管理、组织协同等方面仍有不足。如缺乏统一的城市品牌治理机构，缺乏系统专业的品牌识别系统，城市精神、历史文化、文化品牌等品牌文化要素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开发，公私协作与公众参与严重不足等。
二、成都：城市品牌的文化定位
2003年6月30日，成都市政府与王志纲工作室签订了《关于大成都城市发展与经营战略纲要》的委托协议。
在这个民间咨询机构的大胆设想和指引下，成都在群雄逐鹿的局面中找到了合适的定位以及独具个性的优势，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王志纲工作室用弓箭理论来分析中国城市的格局：三大城市经济圈——京津唐城市圈、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犹如一支长弓，而长江流域经济带则如一支利箭，张弓搭箭，确立了中国经济整体均衡发展的格局。但决定这支箭的射程和威力的关键不仅在于弓，更在于是否有强有力的支点。西部的成渝都市圈正是这一支点，即“3＋1”格局中的一。而这一城市圈只具备形态松散的雏形，尚缺乏类似京沪穗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成都、重庆、西安都铆足了劲，争当这个“西部第一城”。早在1993年，国务院就将成都定位为西南地区的“三中心两枢纽”，即金融、商贸、科技中心，交通和通信枢纽，可重庆的定位几乎与成都如出一辙，并且还多了一个“现代化工业基地”，同质化趋势显而易见。此外，重庆还是国务院提出的西部物流中心之一。而西安的目标是要成为崛起的西部金融中心，其高新区要成为区域研发中心，同时也是国务院提出的西部物流中心之一。面对三城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成都决定另辟蹊径，发挥自身的人文优势，寻找一条差异化的发展之路。
休闲与文化是成都的两个差异化战略定位。虽然杭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喊出了打造“休闲之都”的口号，并向全世界打出了“游在杭州，学在杭州，住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招牌。此外，以研究休闲经济为宗旨的中国休闲研究会在杭州成立；投资20亿元、占地数千亩的世界休闲博览园在杭州奠基；涌现出了像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宋城、杭州乐园、未来世界等一大批民营休闲、娱乐主题公园。但王志纲工作室认为，中国巨大的休闲市场完全可容纳两个甚至多个休闲城市，与杭州相比，成都的休闲更独树一帜。如丰富的人文绿洲：都江堰、青城山、三星堆、武侯祠、杜甫草堂、文殊院、宽窄巷子、大慈寺、望江公园、大熊猫繁殖基地等；高度发达、不断创新的服务业：川菜、川酒、川茶、川戏、蜀锦、蜀绣、龙门阵、麻将牌等。不论贫富差距多大，人们都可以在成都找到自由休闲的空间。以川菜为例，谭鱼头、皇城老妈、巴国布衣等新派川菜在连锁经营走向全国市场的同时，也已成为四川的名片。另外，以仿古式的顺兴老茶馆、西洋风格的圣陶沙茶楼、生态式的易园茶社为代表的成都茶馆，堪称全国之最。在房地产方面，以芙蓉古城、清华坊、春天花园、阳光体育城、青城山度假系列为代表的人居环境已具有领先全国的杰出水平。[33]
同时，文化作为第二品牌，起到了让成都的休闲不至于轻浮的作用。成都将自身的特色文化总结为“两中心、六体系”，“两中心”是指：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文化中心；以武侯祠为代表的三国文化中心。“六体系”是指：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商业街船棺墓葬遗址、金沙遗址、望丛祠等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体系；以杜甫草堂、陆游祠、望江楼等为代表的中国诗歌文化体系；以前蜀永陵、后蜀和陵、明蜀王陵群等为代表的帝王陵寝文化体系；以刘氏庄园、陈家桅杆、洛带会馆建筑群等为代表的川西民俗与建筑文化体系；以鹤鸣山、青城山和青羊宫等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体系；以邛崃苏维埃政府旧址、十二桥烈士墓及纪念碑等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体系。[34]其中，又以三国文化为主打特色文化。
据此，成都形成了自己的城市定位：“西部之心，魅力成都。”2003年7月，题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跨越式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用5年时间，努力把成都建设成为西部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实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在具体运作中，以服务业为突破口，尤其是加大了休闲产业、会展业、知识型产业的发展力度。同时，各项配套措施相应展开，新城开发、旧城改造、旅游拉动、飞天计划、全方位拉动会展业等计划纷纷实施。各项传播推广与节事活动也应接不暇：邀请张艺谋担纲拍摄城市宣传片，与《开心辞典》合作推广“中国生命质量最佳城市”理念，举行成都国际美食节、汽车博览会、三国文化节以及一年一度的全国糖酒交易会、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等。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市政府所做的努力。历时5年的府南河污染工程治理，从工商局、公安局、市政公用局等部门开始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改制工程，土地市场体制改革，交通治理等。这些举措有的不是出自城市品牌形象塑造的初衷，但却都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以旧城改造为例，在文殊院历史文化保护区、沙河整治、东郊企业大搬迁等项目中，法制、民本、市场这“三大法宝”在全国开创了一个旧城改造的成功模式。健全的拆迁政策与严格的监管措施、廉租住房政策、扶困救助金、优惠扶助政策等民本措施，旧城改造目标化、改造方式规模化、改造资金市场化等市场改革，使这一改造模式被成都市民誉为“阳光拆迁”。
总的来说，“西部之心，魅力成都”这一城市定位较准确，以休闲和文化为着力点打造品牌文化也获得了成功。成都也因此赢得了“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东方伊甸园”等美称。在组织协调与政府管理方面，成都市政府较开明开放，大胆与民间咨询机构合作，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与为民服务。但在品牌的营销推广方面，成都并无太多创意之举，这与其拥有的丰富品牌资源和频繁举行的会展节事活动形成反差。再者，由于城市化程度的制约，以及成都人休闲懒散、小富即安的盆地意识的影响，成都要实现其“西部第一”的战略构想，仅靠现在所打造的国内小有名气的美誉还远远不够。
三、丽江：城市品牌的体验营造
“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拥有这三个世界级品牌的云南丽江可谓得天独厚。但在中国，类似的拥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或自然风景条件的旅游城市并不少见。真正让丽江一鸣惊人，并且红得发紫的原因是其迎合了体验经济时代趋势的品牌定位：“小资天堂，体验之都。”从观光旅游到休闲旅游，再到体验旅游，中国旅游也已逐步升级，发展到体验阶段。长年不化的雪山，一望无涯的原始森林，清渠环绕的小镇古城，风情万端的纳西民俗，神秘悠长的东巴文化，这些构成现代都市人暂忘世俗、回归自然与人性、体验天人合一和谐的世外桃源。1996年到2000年，丽江旅游接待人数年均增长率高达30％，2002年旅游接待人数高达3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若干亿元，占当地GDP的一半多。尤其是海拔2400米、面积只有3.8平方公里的大研古镇，成了丽江走向世界的“招牌”。根据国际旅游权威机构的研究结论，丽江已经是“中国最令人向往的10个小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地球上最值得光顾的100个小城市之一”。[35]
但在风光的背后，也隐藏了危机。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至今，为加强古城的管理和保护，丽江用于损毁建筑恢复修缮的投资已超过4亿元。每年用于保护丽江古城的费用达1000万元以上，经费捉襟见肘，古城保护任务十分艰巨。由于财政投入不足，许多项目靠世界银行贷款进行，目前还贷压力与日俱增。一面是政府财政的入不敷出，一面却是古城的渐露疲态，这个弹丸之地每年的接待量已达三四百万人次之多，并且还在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再者，数百万游客参观古城带来的商机使大批外地人进入丽江古城租房开店，原来的生活街区演变成了商贸旅游区。丽江在充分享受旅游业的丰厚果实的同时，也几乎是无可避免地忍受着“旅游病”带来的痛苦。
在存在上述内忧的同时，丽江也经历了外患：随着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崛起，西部旅游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稻城、迪庆、丽江、昌都等都曾争夺“香格里拉”这一品牌，最后的赢家是迪庆。但随后川、滇、藏三省协商，推出大香格里拉概念，即在川西南、滇西北、藏东南独特的自然资源、民族文化和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实施大规模的区域性生态建设与旅游资源综合开发，将三省区交界处的九个地州打造为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建成国际一流的旅游天堂。所谓的香格里拉旅游生态区，含九个地州、五十个县域范围，包括四川的甘孜州、凉山州、攀枝花，云南的迪庆州、大理州、怒江州、丽江地区和西藏的昌都地区、林芝地区。另外，三省区计划分别以康定、迪庆、昌都为核心，每年开展一个“香格里拉”节庆，联合制作宣传资料，联合对外促销。在这一规划中，并没有丽江的身影。因此，怎样在越来越多的后起之秀的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及针对“内患”而言怎样保护古城文化，且又不阻碍丽江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是丽江面临的双重问题。“香格里拉门户”的功能定位与“祥和丽城”的开发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使丽江得以继续辉煌。
从整个滇、川、藏看，香格里拉区域内城市服务功能最完善、最成熟的地方是丽江，将丽江定位为香格里拉的门户，即全世界、全中国的人都必须经过这个走廊进入香格里拉，这里就是游客来到大香格里拉的出发台和回归台。而怎样去强化其门户功能，创造现代城市的造血功能和服务功能，丽江新城——祥和丽城的开发对此作了很好的注释。2003年4月，随着颇有一番寓意的三重门的打开，祥和丽城城南5000亩地的开发顺利奠基。作为丽江未来的城市中心区，为了实现大香格里拉旅游综合服务平台的历史使命，祥和丽城除了包含要承担一部分疏导原古城周边城市功能的片区，地改市后的行政中心也将迁入其中。另外按照规划，还有与古城相呼应的家庭旅馆区、民俗商业区、民俗旅游区、市民广场等功能。古城以旅游本体为核心，新城则以旅游服务为核心，两者相辅相成，共为一体。
在祥和丽城的开发中，丽江政府启用了一家民营企业——裕安公司来负责新城的控制性规划、基础设施、大型公建，以及具体的招商引资和市场推广工作。政府主要起监督作用，由主要开发商去和市场上众多的二级开发商对接，二者享有各自的责权利。政府既保持了市场的超脱，也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推动了新城的开发，同时也较好地注意了政府、企业、市民三者利益的均衡实现。
总之，“体验之都”的定位与营销，使丽江胜在体验旅游时代；在突出香格里拉高精神性的品牌属性的同时，进行城市服务功能、人居配套措施等的建设，使其比之香格里拉旅游圈内其他城镇更高一筹；保护古城的同时，建立融合田园风格与现代城市气息的新城，使文化与历史得以延续，也使城市和人民得以享受现代文明。这一经验无疑值得诸多处于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矛盾中的中小城镇借鉴。
四、案例启示：以人为本的城市品牌战略
综观三个案例，北京注重品牌战略的整体规划，成都着力品牌文化塑造，丽江强调品牌体验营造。大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系统较复杂，因此系统的品牌战略规划十分必要；省级或副省级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相比较而言略低，经济竞争力欠缺，且竞品城市较多，差异化、个性化的品牌文化积淀和创造是超越同质化竞争、摆脱平庸的有力手段；中小城市由于城市功能与结构简单，多处于迫切发展生产力和城市经济的阶段，恰当利用自身历史、文化、旅游等特色资源，进行创意性的品牌定位与传播，才能吸引目光与投资，获得发展。因此，三个案例的成功对于中国三个层次城市的品牌建设有着启示作用。
当然，要获得城市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品牌战略规划、品牌文化塑造、品牌体验营造缺一不可，三者分别强调了城市品牌在不同层面的人本内涵，笔者将三者结合，提炼出一种模型，并结合全球化、民主化、城市化背景，以及中国城市特色现状，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变产业趋同为产业分工，变产业分散为产业聚集，从粗放型产业模式走向产业链、产业区和产业带集约化方式，从而提升产业和经济竞争力。
在城市空间的利用上，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便利性，减少建设总量，拒绝重复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产业化程度；抑制过分开发计划，以成长潜力为依据控制开发面积；根据城市规模的扩大调整行政区划和城市规划，防止无计划扩张；充分利用城市土地上、下空间，变平面利用为垂直空间开发。
在土地经营方面，整顿地价秩序，防止地价过高引起城市运营成本过高；完善土地收购储备制度法规，抑制商品房的炒作与投机，抑制泡沫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土地金融和城市土地制度创新；提高城市结合部土地价值等。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发挥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引进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鼓励民间、社会、外商资本投资基建项目；建立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实施基础设施产业化、市场化经营；理顺基础设施产品价格；加强政府的规范化管理，政企分开，依法办事等。
在资源配置方面，运用全球化的视野，打通软硬壁垒，实现跨区域城市一体化整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泛空间的联合与协作，建立城市联盟，发展跨国公司、世界工厂等。
在人力资源方面，推行户籍改革，改善城市居住者结构，培育良好的用人环境和创业环境，实施人才国际化战略，推进城市价值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优化。
在公众利益方面，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注重民生、民用项目设施的建设；加强住宅建设的宏观调控，改革其开发供应、产权交易、金融、服务管理等机制。
在功能建设上，突出城市功能，实现城市转型，从单纯生产功能转变为生活服务；以城市联盟为依托，形成各具特色、功能完善的城市体系；改革行政区划，推进经济区划整合，培育城市的形成机制，如产业高度化、时空双向、区域协调、空间规划、分工合作等机制；构筑城市群品牌，让大城市真正大起来，培育城市圈品牌，让中级城市真正强起来，打造城市带品牌，让小城市真正特起来。
在文化塑造上，打造城市精神，形成市民的精神归属和行为准则；挖掘城市特色，开发文物景观、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垄断性资源；建立本土文化的独特品位，注重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繁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培育一系列城市品牌子系统，如名企业、产品、展会、市场、特色餐饮、旅游景点、民间节庆、各界名人等明星品牌。
在品牌传播方面，联合专业调查评估机构、营销传播组织、专家团队等，根据生态化城市、学习型城市、信息化城市、宜居城市等城市发展趋势和城市自身历史、地理、产业、文化等特色进行差异化、人性化定位；运用整合营销传播专业理论，借鉴国内外成功城市品牌运作经验，创新组合广告、公关、会展、节庆等手段，进行专业有效的传播沟通。
在品牌管理上，注重理念、体制、职能等方面的创新。变“管理”为“治理”，建立政府、企业、专家、市民等各方面代表组成的专业城市品牌机构，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同合作和共同利益；变“管制”为“服务”，创新政府秩序，引进内部竞争机制，加强组织扁平化、信息化、电子化、公开化建设，营造宽松的软硬环境，跳出狭隘的区域观，在服务环境、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上做文章；变“全能而无能”为“有限而有为”，突出政府在规划与计划、组织与指挥、统计与监督、控制与规范、指导与协调等方面的职能，不以行政命令式的直接干预和直接参与来微观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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