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后，上海商学界三四万人在张园集会，抗议日本侵华；组织国民对日同志会，决议拒用日货：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批判鼓吹帝制的种种谬论；中华革命党成员陈其美受孙中山命在上海策动肇和舰起义，炮轰上海制造局：原云南都督蔡锷在梁启超、李烈钧等人支持下，联络唐继尧等于12月25日通电各省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掀起了护国运动。
本年，沙俄与袁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蒙协约》，蒙喇嘛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取消独立：苏州丝业工人举行全行业同盟罢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日本政府在其《对外方针政策决定》中就确定了日本应在满洲享有"特殊地位"，1913年日本外务省在其《对华外交政策纲领》文稿中又具体地筹划了在中国满蒙、华中、华南、福建、台湾等地区如何进一步推进或巩固其侵略势力的方针。1914年日本右翼浪人团体黑龙会，提出了《对支那问题意见书》，这便是以后"二十一条"的雏型。当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为日本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8月23日，日本以英、日同盟为借口，参加英、法、俄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但它并不派兵到欧洲战场，而是在中国山东半岛登陆，进攻德国侵占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乘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德国自知无力与日本相抗，其驻华使馆参赞马尔参（Maltzan，AdolfGeorgOtto，Bar-onyon，）向袁世凯政府表示，愿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还中国，由于日本的阻挠与威胁，袁政府不敢接受，暗中要求美国接管，然后转交与中国。美国不想得罪日本，拒绝考虑。袁政府只得仿照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做法，宣布局外中立，划出战区，听任日、德在中国领土上厮杀、蹂躏。10月底日军对青岛发起总攻击，11月7日，德军投降。1915年1月7日，袁政府宣布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出。日本大隈政府蛮横地加以拒绝，而且乘机将早已筹划好的《对支那政策文件》（即"二十一条"草案）付诸实施。1月18日下午3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怀仁堂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日文本"二十一条"一份。两日后，日置益又将另一份附有汉文译文的"二十一条"文本递交袁政府外交部，作为中、日两国正式交涉的根据。"二十一条"的内容分为五号：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四款：德国所占有的山东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山东境内沿海土地及岛屿不得租让给他国；日本建造龙口或烟台接连胶济铁路之铁路；中国开辟山东省各主要城市为商埠。第二号关于日本在南满及东蒙"享有优越地位"七款：旅大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租期均延至99年；日人得在该地区租借或购买土地；日人可在该地区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该地区之矿产开采权许以日人；吉长路的经营管理权延至99年；该地区或因筑路或以税课作抵押向外国借款须经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政府在该地区聘用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教官等须与日本商议。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附近矿山，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第四号一款，即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让与或租借与他国。第五号共七款：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在中国境内所设医院、寺院、学校拥有土地所有权；警察由中、日合办；半数以上之军械向日本购买，或中、日合办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武昌、九江、南昌、杭州间，南昌、潮州间各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福建省内筑路、开矿及整理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须先向日本协议；日本在中国享有宣教权。"二十一条"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狰狞面目。日置益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时，一面威胁说，如中国拒绝日本要求，则日本有可能支持中国的革命党；一面又引诱说，如袁总统接受日本要求，"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怎样相助呢？日置益曾向外交次长曹汝霖明确表示："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暗示可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这是日本政府胁迫中国政府承认"二十一条"的主要交涉手段。同时，为了避免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和其他列强干涉，日本要求中国政府对"二十一条"内容"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对于日本如此穷凶极恶的无理要求，袁世凯也感到难于承受。本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完全有理由严正驳回，拒绝讨论，但因袁正在做着帝制自为的美梦，亟需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不敢得罪日本，竟派出全权代表与日本公使举行秘密谈判，开始了中、日政府间的"二十一条"交涉。为了避免过多丧失主权，减轻卖国罪责，袁世凯还采取了一些相应步骤：一是派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拜访对日本政府有相当影响的几位元老；又命外交次长曹汝霖密令驻日公使陆宗舆会见日外相加藤高明，双管齐下，探询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真意"以及日方可以"让步"的最低限度，并要求日本"留亲善余地"。二是密电江苏将军冯国璋联合19省将军发表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自己谈判的力量。三是有意向中外报界透露日本要求的部分内容，甩以动员舆论，激起反对，作为要求日本降低条件的口实。但是袁世凯的鬼把戏被日本政府一眼看穿，对冯国璋的联名通电，认为是"袁氏权诈老套"，根本不予理睬。同时，日本政府对袁氏有意透露"二十一条"内容，多次提出抗议，多方进行威吓。但二十一条确实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掀起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很快形成波及全国范围的抵制日货热潮。袁世凯政府迫于日本的要挟，多次传令各地禁止抵制日货，而反日斗争却压抑不住，声势日益浩大。"二十一条"交涉就是在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开始的。
中、日秘密交涉自1915年2月2日开始，每周举行二三次，至4月26日，共开谈判会议25次。日方代表为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高尾亨。中方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秘书施履本。交涉一开始，日置益就坚持要中方代表对"二十一条"整体内容表示态度，以诱使中方代表将日方要求囫囵吞下。陆征祥则主张逐条讨论。双方为此曾发生激烈争论，终于还是中方让步，同意先对"二十一条"整体发表意见，再进行逐条讨论。此时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唯恐完全向日本屈服会遭到人民激烈反对；加以他通过有贺长雄及陆宗舆了解到日本政府"二十一条"的"真意"在于获得在满、蒙的扩张机会，至于侵犯中国主权最为严重的第五号条款，仅为"希望商订之件"，"系劝告性质"，于是令中方代表提出对日方一、二、三号要求的修正案，基本上满足日本对满、蒙的权益要求；对第四号主张由中国政府自行宣布，不将沿岸港湾岛屿让与外国，而不必订人条约；对第五号予以拒绝，表示"碍难商议"。但日置益态度凶蛮，对中方第二号之修正案大为不满，尤对延长安奉铁路期限及日人因在南满、东蒙杂居而要求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同时一再逼迫中方讨论第五号。双方争论激烈，"几至舌敝唇焦"。日方威胁说：如中国政府"不允照办"，"恐生不测危险之结果"，并于4月17日中断谈判，以不允许继续开议为要挟。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以换防为名，往大连、青岛及塘沽等地增派军队，示以武力威胁。袁世凯无奈，继请有贺长雄拜会日政府要人，"奔走说情"。同时，欧美列强已从袁世凯的英国政治顾问莫理循（Mo耐son，GeorgeeEmest）处得知"二十一条"全部内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仅以一至四号通知英、美、俄、法四国，隐瞒了最严重的第五号），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损害他们在华权益的野心纷纷给予激烈抨击。英国约于4月下旬照会日本政府，声称长江流域铁路，"中、英已有成约，请勿侵扰"。再加以中国人民反日浪潮日趋激烈，日本只好同意降低要求，于4月26日提出修正案，共24条内容，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表面上似乎减轻了严重性，实质依然如故。对此24条，日方宣称"此系日本政府最后之让步"，同时声明，如中国政府将24款完全承认，日本政府拟将胶州湾以适当时机，附加条件，交还中国。袁政府既不愿完全接受，也不敢完全拒绝，决定对第一至第四号原争议各款再作让步，惟第五号仍完全拒绝。据此作成修正案，于5月1日提交日置益，表示此为中国"让至极点之修正案"，"万难再让"。日置益继续威胁，说中国政府若不完全承认24款，日本政府将"执行严重手段"。6日，袁政府开会，决定再作让步，并于同日遣外交次长曹汝霖面晤日置益，作最后请求，但已无济于事。7日下午3时，大隈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外交部发出"最后通牒"，并附"觉书解释"七款，宣称除第五号各项允许"日后另行协商"外，限48小时内完全"应诺"，否则日本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奉天（辽宁）日军备战，日舰游弋于渤海，进行武力威胁。
在整个对日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一直寄希望于英、美两国从中调解。但英、美所关注的仅是它们在华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日本的最后通牒中撤销了第五号要求后，英国就改变了态度，告诫中国"不宜作武力之争"，"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S.Reinsch）曾试图斡旋，但由于得不到英、法、俄三国支持而作罢，仅于5月5日发表声明，"劝告日本"。最后通牒提出后，于5月13日再次发表声明："凡关于损害美国之条约及旅华美国人民权利"，美国政府"决不承认"。俄国公使克鲁朋斯基（Kroupensky，BasilN.）竟然要中国无条件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袁政府在国际上孤立无援。袁世凯本人又一心想登上皇帝宝座，当然不敢得罪日本。于是，8日下午，袁在总统府召集的有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梁士诒以及各部总长等出席的政府要人会议上，宣布接受日本最后通牒。9日，陆征祥、曹汝霖奉命前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表示对日本4月26日之修正案，除第五号各款"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应诺"。最后表示："以冀中、日所有悬案就此解决，俾两国亲善益加巩固。"5月25日，中方代表陆征祥与日方代表日置益，依据日本最后通牒及中方答复，签订了"中日条约"两件（《关于山东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福建、汉冶萍及旅大南满安奉铁路租期延长等问题的"换文"13件，除第五号外，原"二十一条"内容大都包括在内。
袁世凯深知签订如此恶毒条约，定会遭到全国人民激烈反对，所以"二十一条"签订后，特向各级文武官吏发出"密谕"一道，以装腔作势的爱国辞藻掩饰其罪恶的卖国行径。"密谕"除了表白他拒绝承认侵犯中国主权最为严重的第五号条款的"功劳"外，也承认这次交涉"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惭愤交集"，还表示要"痛定思痛"，"力图振作"。而在公开通电中，为保持自己的体面和威风，竞厚颜无耻地宣称："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同时还动员各省官吏发来贺电，颂扬"元首外交成功"，有的地方报纸也吹嘘所谓"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有的地方竞开庆祝会，或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外交胜利"。这些愚弄人民的手段掩盖不住袁世凯的卖国罪行，袁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日运动。各大城市爱国团体奔走呼号，集会游行，誓不承认卖国的"二十一条"，并要求惩办卖国贼陆征祥和曹汝霖。上海各界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表示拒日到底。上海等地工人举行罢工，各地青年学生组织团体，呼吁抗日救亡，掀起规模巨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将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袁世凯惧怕群众的爱国运动触怒日本，竟采取高压手段，申令禁止抵制日货，逮捕爱国群众，将反日热潮镇压下去。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政府的单方面条约，它的签订仅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未经正当手续，完全违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加以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的高涨，迫使袁世凯政府事后也曾声明中国政府是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北洋政府始终未承认"二十一条"有效。所以"二十一条"从国际法来看，不能视作正式成立，在事实上亦未能执行。
《中俄蒙协约》签订
蒙古地区位于中国北部，中间以戈壁沙漠相隔，以北为外蒙古，以南为内蒙古。内、外蒙古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沙俄对我国蒙古地区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特别是对外蒙古，早在1773年，沙俄御用学者米勒尔在给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条陈里就曾提出："应将北蒙纳入俄国"，戈壁沙漠应当成为中、俄两国的"天然边界"。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更多次叫嚣要"支持蒙古独立"，"占领蒙古北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沙俄认为时机已至，加紧侵略活动。当年11～12月，在沙俄驻库伦领事馆的策动下，以杭达多尔济为代表的少数蒙古王公赶走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宣布"独立"，成立所谓"大蒙古国"，"活佛"哲布尊丹巴自称日光皇帝。自外蒙宣布"独立"后，沙俄即要求由中、俄直接接触解决外蒙问题，目的在于缔结一项条约，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独立的现状。1911年12月31日，沙俄照会清外务部，提出中国在外蒙不驻兵、不殖民、外蒙自治、俄国在库伦有筑路权等五项要求，被清政府拒绝。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民国政府曾多次电告或派人赴外蒙，劝令外蒙王公、活佛取消"独立"，不要投靠外国。这帮叛国分子不但置之不理，而且还在沙俄侵略军的支持下，先后侵占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造成中国边疆的严重危机。1912年6月，沙俄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俄国"调停"外蒙问题的三条要求：中国不在外蒙驻兵；不向外蒙移民；外蒙取消"独立"，但内政由蒙人自治。被中国政府拒绝。外交部并于8月授权驻外使节声明："民国对于满、蒙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权，外人不得干预。"北洋政府一直不肯承认外蒙"独立"，而且拒绝直接与沙俄交涉外蒙问题，于是沙俄政府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10月，沙俄派出前驻华公使科罗斯托维茨（Korostovetz，LvanLakovlevitch）到外蒙与库伦当局进行秘密谈判，以威胁利诱的强盗手段，迫使库伦当局于11月3日与之签订了《俄蒙协约》4款。《协约》规定俄国扶植蒙古自治，帮助蒙古练兵；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华人移殖蒙地；俄人在蒙古享有特权，其他外国人不得享有超于俄人之权力；不经俄国政府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其他外国订立条约。《俄蒙协约》还附有《商务专约》17款，规定了俄人在蒙古享有居住、经商、租地、开垦、经营矿产、设立领事、经办邮政等特权。根据这个"专约"，以后又签定了有关铁路、矿山、电线等条约，从而使沙俄控制了外蒙的外交、军事、财政、经济等大权。库伦地方当局根本无权与外国签订这样的条约，沙俄竟不顾这一事实，完全无视中国对外蒙的主权，焉然把外蒙视为俄国的殖民地。《俄蒙协约》签订后，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迅速掀起征蒙抗俄的热潮。、11月15日，蒙古王公联合会向国内外发出通电，坚决否认《俄蒙协约》。通电严正声明："本会系乌克兰蒙古王公组织而成，本会会员各有代表各盟旗土地人民之责，并未承认库伦政府有代表蒙古之资格"，并坚决表示"该伪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等条约，自应一律无效。"这份通电，表达了蒙古大多数爱国王公的意见，也反映了广大蒙古族人民的呼声。1913年1月20日，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在绥远召开了"西部二盟十旗王公会议"，一致表示"赞助共和"，"不承认俄蒙协约"，"请兵保护西部要地"。在内地，革命党人一致指责袁世凯政府应付无方，坚决主张不予承认。其他各政党、各团体和爱国群众纷纷集会，发表通电，痛斥沙俄的侵略行径。各报纸也连篇揭露沙俄的侵略罪行，呼吁立即出兵征蒙。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爆发了纷起向俄国道胜银行提取存款的群众性爱国行动，以致造成道胜银行纸币不能流通市面的局面。
北洋政府也声明对《俄蒙协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但当时袁世凯正忙于稳定国内局势，千方百计弹压革命党人对他独裁统治的不满，不肯分出精力从事外交斗争，更不肯调军征蒙，削弱他对革命党人的防范。故此，只有接受与俄人谈判解决外蒙问题这一屈辱的途径。11月底，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开始与沙俄驻华公使克鲁朋斯基会谈外蒙问题。经20余次谈判，中、俄双方于1913年5月20日商订《中俄协约》草约六条，其主要内容为：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俄国不向外蒙派兵和殖民；中国不变动外蒙历来之地方自治制度，许其有组织军备警察之权，拒绝非蒙古籍人殖民之权；中国同意《俄蒙协约》所给予俄国的商务利益。这个草约签订后，遭到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坚决反对，参议院否定了这个草约。中、俄交涉暂时陷于停顿。"二次革命"结束后，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统一"了全国，从当年9月起，新任外交总长孙宝琦又接续陆征祥与克鲁朋斯基谈判，双方共会谈10次，至11月5日，正式签字互换了《中俄声明文件》。文件承认了《俄蒙协约》内容，同意了外蒙古有自治之权。虽然俄国在表面上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同时又规定中国政府不得在外蒙设治、驻军，亦不得移民，还须声明承认俄国调处，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的控制地位。又根据《中俄声明文件》的规定，中、俄、蒙三方于1914年9月8日起在恰克图会议，解决各项未决问题。中国代表为专使毕桂芳、驻墨西哥公使陈篆；俄国代表为驻外蒙总领事密勒；外蒙代表先为达赖喇嘛达锡札布，后为"司法副长"希尔宁达木定。在俄方强权压迫下，三方代表于1915年6月7日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共22款，主要内容为：（1）外蒙古承认《中俄声明文件》，承认中国宗主权；（2）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3）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与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4）外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5）外蒙使用民国年历，兼用蒙古干支纪年；（6）中、俄承认外蒙办理一切内政及各国订立关于工商事宜条约之专权；（7）中、俄不干涉外蒙现有内政之制度；（8）中国商民运货人外蒙不纳关税，但须交纳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内地货捐；（9）凡关于中蒙、中俄人民诉讼事宜，均由中俄、中蒙双方会同审理；（10）《俄蒙通商章程》继续有效，等等。通过《中俄蒙协约》，俄国前此在外蒙获得的一切侵略特权均得到确认和具体化，而中国除了一个空洞的"宗主权"（实即册封权和民国纪年）外，几乎丧失了对自己领土外蒙古的一切权利，这就是袁世凯政府用于这次外交谈判的指导方针——"彼有实事，我徒虚名"原则的体现。这个原则可说是中国近代封建主义妄自尊大思想与妥协退让精神相结合的半殖民地外交的典型。《中俄蒙协约》签订的当天，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一仍其旧。库伦活佛于6月9日致电北京政府，宣布取消"独立"及独立后使用的国号年号。中国对外蒙恢复了名义上的治权，沙俄策划的分裂中国、搞外蒙独立的阴谋至此暂告结束。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被推翻，外蒙古傀儡失去靠山。1918年北洋政府军队开进库伦。1919年11月外蒙王公、喇嘛上书北京政府，表示"情愿取消自治"，宣布所订条约"概无效力"。
筹安会成立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由来已久，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便一步一步地为复辟帝制铺平道路：政治上，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革命党经过流血奋斗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思想文化上，掀起尊孔复古逆流；外交上，与日本经过"二十一条"交涉，签订了"中日和约"和换文，换取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复辟帝制的支持。于是，袁以为障碍已除，天下莫予毒，为了尽速实现建立袁家王朝的美梦，从1915年开始，大大加快了帝制自为的步伐。"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袁氏党羽编造的"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救亡"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很快传播到海内外。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袁氏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JohnsonGoodnow）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不久，东京报纸（8月11日）和伦敦《泰晤士报》（9月9日）都予以转载。古德诺曾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还因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获得过袁世凯政府奖给的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世凯欲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便于1915年7月赶回北京，帮助袁世凯鼓吹。袁氏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世凯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诬称中国为"民智低下之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直接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与此同时，袁氏党羽又积极拼凑班底，打算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他们选中了杨度。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一度与革命派关系密切，后又大倡君主立宪论，与梁启超引为同调。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并任宪政编查馆提调。辛亥革命后，依附袁世凯，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关系密切。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他一直以君主立宪制为其政治理想，主张在推翻清廷后，另造君统，因此把拥袁称帝视为己任。1915年8月初，参预袁氏帝制机密的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向杨转达了袁世凯想让他出面组织推进帝制的团体的意图，杨欣然受命。夏寿田又陪同他到总统府谒见袁世凯，当面对袁表示要组织一个机关，鼓吹君主立宪，袁假意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正色道："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后，立即联络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6人联名发起成立鼓吹君主立宪的团体"筹安会"。孙、李、胡、刘4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刘师培参加同盟会后很快变节，并为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充当密探。1913年又充当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高等参议，次年由阎举荐给袁世凯，入京担任总统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他是以国学渊博的资格被借重的，但因其志行隳丧，为知识界所不齿。其他3人原是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二次革命"后公开变节，倒在袁世凯一边。袁氏党羽选定这些人发起筹安会，目的在于标榜复辟帝制并非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连过去的革命党人都参与提倡。至于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名流学者，清末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不反对袁世凯做总统，先后被聘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他拉进来，列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目的是借重他的声望和影响，来为筹安会装点门面。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他几个均为配角，尤其是严复，仅挂名而已，并不肯为袁称帝动笔鼓吹。8月14日，杨、孙、李、胡、刘、严6人联名发表由杨度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宣言标明"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宗旨，责难辛亥革命激于感情义愤而仓猝成立共和国体，此种国体殊与中国国情相悖；又引用古德诺论点，证明"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认为"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最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23日，又刊登启事，宣告筹安会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李、胡、刘、严为理事，时讽此6人为"洪宪六君子"和"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事务所设在石驸马大街。同日，以筹安会名义通电各省，重申14日之发起宣言，声称该会之宗旨系"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显然是以学术团体相标榜。除宣言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掀起所谓"讨论国体"的轩然大波。其中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署名"虎公"）最有代表性。该文杜撰了两个论据，力图证明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是说中国人民程度太低、中国"非专制不能治"；在共和制下决不能实现立宪，唯君主制方能立宪，故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君主。结论是"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其二是重复古德诺的论调，认为共和制竞选总统，必造成国家大乱，因此，"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奇谈怪论最为帝制派所欢迎。帝制派一个持之最力的论点就是妄图把行之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说成是永恒的中国国情，而任何改变帝制的民主要求，都被攻击为不合中国国情。此文是杨度在1915年4月问定稿的，当即由夏寿田转呈给袁世凯。袁阅后赞赏不已，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传阅，并提笔疾书"旷代逸才"横幅，赏赐杨度。
筹安会的出现，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愤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华侨中，许多人著文或写信声讨筹安会，对其谬论进行抨击。其中以9月3日发表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的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判帝制派种种谬论最为鲜明有力，在当时争相传诵，成为以后发动护国战争的号角。
筹安会的成立，标志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公开进行。此前，社会上关于袁世凯的称帝野心虽颇多传言，但他一概坚决否认。而筹安会成立后，再也掩盖不住了。当有人问到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袁表示：筹安会"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实则不但不干涉，而且尽心保护。筹安会事务所和杨度等六人私宅均有警察荷枪守卫，而对那些反对筹安会的群众团体则百般刁难，不予立案。筹安会成立伊始，立即剥去"学理讨论"的外衣，派专员四处活动，策动各省组织分会，并通电各省，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由于筹安会背后有袁世凯支持，再加上北洋系帝制派头目段芝贵等密电策动，于是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纷纷阿附筹安会论调，并派代表进京，加入"讨论"。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经投票议决，各省机关及团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袁氏党羽为使其主子早日登上皇帝宝座，如紧锣密鼓般神速推进帝制活动的步伐。9月，另一批帝制派头目梁士诒、张镇芳、周自齐、朱启钤以及被袁氏收买的一批无耻政客，积极策动各省在京文武官员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改变国体。紧接着，社会上各种形形色色的请愿团纷纷出笼，请愿书千篇一律，诸如"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之类，均系筹安会代拟。很快，梁士诒、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等人，秉承袁世凯意旨，收买各请愿团于9月19日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掀起更加猖獗的改变国体"请愿"活动。此时，以鼓吹为主旨的筹安会已完成了颠覆共和、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历史使命，其显赫地位也就被实际执行帝制的帝制派所取代。于是，筹安会以研究君主制度实现后的宪法做幌子，改名"宪政协进会"，从此不受重视了。
《新青年》创刊
《新青年》，1915年创刊，中间几经变动，直到1926年停刊，前后共历时10年以上，是我国近代报刊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
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月刊。1916年9月，《青年杂志》从第二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到北京。《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该刊物的宗旨，从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一期发表的《新青年宣言》中可见一斑。《宣言》宣称："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社会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也就是说，《新青年》要批判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腐的旧思想，宣传积极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社会的发展。
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1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从此"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成为当时进步青年追求的目标。
《新青年》在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同时，还猛烈批判了维护封建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新青年》先后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吃人的礼教》等文章，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批判了忠、孝、节伦理道德的危害性。《新青年》还对妇女解放问题、家庭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讨论，宣传了妇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
为了更好的宣传新文化，《新青年》还首先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倡议改革文体，得到陈独秀的支持。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青年》从第四卷第1号起改用白话文，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青年》宣传"民主"与"科学"，鼓吹"文学革命"，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知识青年的觉醒起了巨大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于是他们转而研究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也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起了积极作用。
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5号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和平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还把他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5号编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他写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年，《新青年》迁到广州出版，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至九卷6号后休刊。
年6月，《新青年》改组为季刊，仍在广州出版，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理论性的机关刊物。瞿秋白成为《新青年》的主编和主要作者。《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阐述了《新青年》季刊创刊的宗旨："《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而季刊创刊时，适值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季刊密切注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变动，积极参予"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它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宣传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唯心主义思想。
年，由于客观困难，《新青年》已不可能按时出版，实际成为不定期期刊。1926年，《新青年》停刊。
《新青年》杂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旧文化，提倡白话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后，由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部分进步青年从思想文化领域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年9月5日创办的《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青年杂志》创办人为陈独秀。陈独秀，安徽怀宁人，1902年留学日本，并参加革命活动。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同时和柏文蔚等人组织了反清革命组织"岳王会"。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4年夏，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帮助章编辑《甲寅》杂志。1915年6月，陈独秀回到上海，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著名领袖是李大钊。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思想文化的解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陈独秀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这段话概括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的，也就是要追求政治、经济、妇女的解放。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易白沙、钱玄同、刘半农等。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追求科学与民主。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指出科学与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缺一不可。陈独秀向青年陈述了"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号召青年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树立变革现实的思想，积极追求科学与民主。当时所说的民主，主要是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军阀独裁；当时所说的科学，主要指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迷信、盲从，树立积极进取的精神。
在宣传科学与民主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还对阻碍民主、科学发展的旧的封建礼教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陈独秀认为：要建立完善的共和国制度，就必须培养国民具有民主共和的思想意识，必须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也就是要彻底批判封建礼教。"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也就是说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思想。"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陈独秀还批判了封建的忠、孝观念，认为忠、孝观念是与资产阶级的人格独立根本对立的。"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日忠、日孝、日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我们要追求人格的独立，就必须反对封建的忠、孝、节的观念。鲁迅、吴虞等人也深刻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性，李大钊也撰文抨击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编人宪法的谬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则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通过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掀起了一场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内容是文学革命。所谓文学革命，就是反对封建的旧文学，建立资产阶级的新文学。
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个问题："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摹仿古人；三日，须讲求文法；四日，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日，务去烂调套语；六日，不用典；七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字俗语。"在胡适"改良文学"的基础上，陈独秀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公开宣布："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也进一步主张用白话作各种文学，他认为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然后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经过努力，白话文得到广泛的传播，新的白话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纷纷涌现出来，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国民教育的普及都有着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第一个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的是鲁迅。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国近代文学史著名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无情地揭露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所创新，对文学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文化运动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但是，旧势力并没能扼杀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批判旧制度的勇气和提倡新思想的精神。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表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对封建旧文化发起的一场激烈斗争，它教育了青年一代的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逐渐从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肇和之役
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伊始，即强调把武装讨袁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袁世凯帝制活动公开进行，全国人心大为激愤。11月10日，袁世凯的心腹大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中华革命党人暗杀，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士气。他们乘机加紧运动，认为上海为全国重镇，又是革命党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如上海能首先发难，各省必可随后响应。再加上当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的阴谋暴露，"全国人心激愤，均属望于革命党"，于是孙中山决定首先在上海发难，立即委任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主持策划上海举义。原陈其美已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设立革命机关，以吴忠信、蒋介石、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丁景良、余建光等，分任军事、财政、总务、文犊、联络等职务，共同辅助陈其美。陈其美随即派出党人，加紧运动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肇和"、"应瑞"、"通济"三艘军舰的官兵发动起义，首先得到肇和舰舰长黄鸣球的支持，该舰大多数官兵也同意响应起事，"应瑞"、"通济"两舰赞成起义的官兵也逐渐增多。此外，还联络了部分陆上军警，约定响应起义。指挥总部计划在12月中旬发动，但因在运动三舰官兵起义的过程中，走漏了风声，袁世凯预先采取了防范措施：对可疑之陆军，一部分调往北方，一部分就地遣散；对海军，则采取"隔离战术"，命"肇和"舰于12月6日开赴广东，俾使革命党人鞭长莫及，无能发动起事。突然的变化，打乱了革命党人原来的部署，指挥总部当机立断，提前于12月5日发动。战略目标是："袭击海军，后即攻击制造局，再取吴淞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总部并进行了具体分工：陈其美任淞沪司令，吴忠信任参谋长，黄鸣球任海军司令，杨虎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任副司令。确定以肇和为海军总司令部。5日下午3时，杨虎率海军陆战队30多人，暗藏手枪、炸弹，冒充游客，乘汽艇由黄浦出发，直奔"肇和"，在该舰倾向起义官兵的配合下，顺利登上"肇和"。傍晚6时许，杨虎命"肇和"舰向制造局发炮，拉开了起义的战幕。另一路由孙祥夫率领海军陆战队30余人，由杨树浦乘小船出发，试图夺取"应瑞"、"通济"两舰，但被巡捕所阻，被迫折回，使"肇和"舰处境孤立。"肇和"发炮后，潜伏于陆地外国租界的数百名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兵几路，向电话局、警察局、警察第一区工程总局、闸北四区警察二分署等目标发起攻击，曾一度占领电话局，攻人警察署，但终因寡不敌众，党人死伤惨重，数路均不支而退；夺取制造局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应瑞"、"通济"两舰又未能实现起义。陈其美见此情势，急回总部，商议重新组织进攻的方案。不料，法捕房侦探及巡捕10余人破门而入，逮捕了两名在楼下放风的革命党人。陈其美、吴忠信、杨庶堪听得楼下骚动，迅即登上屋顶，潜入邻舍，得以逃脱。总部机关遭到破坏，使起义的"肇和"舰失去指挥，孤军奋战，本以为能得到"应瑞"、"通济"两舰响应，却不知此两舰已被袁世凯收买，一些原已答应响应起义的官兵，得到厚贿，转而赞成攻击"肇和"，舰上革命党人虽竭力阻拦，已无济于事。6日拂晓，"应瑞"、"通济"两舰突然向"肇和"猛烈发炮。"肇和"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还击，命中率很低。"肇和"自身也屡屡中炮，死伤惨重。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激战，"肇和"前身起火，锅炉炸裂。杨虎见败局已定，不得已下令弃舰撤退。杨虎等凫水脱险，舰上起义官兵数十人被袁军捕获，英勇就义。"肇和"起义失败。但此役举国震惊，意义重大：它向全世界戳穿了袁世凯恢复帝制出自民意纯属谎言，对袁世凯及其帝制追随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使他们因帝制活动日益遭到人们的唾弃而惶惶不安；同时也暴露了袁氏政权貌似强大，实则军心浮动、内部不稳的虚弱本质，从而激发了国内人民的反袁斗志，鼓舞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信心。
蔡锷云南起义
蔡锷自1915年10月下旬在天津与梁启超等人议定军事讨袁计划后，一直在京寻机南下。但恶网四布，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密探监视。他以喉病为借口，于28日向袁世凯请假五天。袁据呈照准了。11月3日，假期届满，要求续假，"赴津就医"。袁准予续假七日。蔡锷到了天津，实现了南下计划的第一步。帝制谋士杨度提醒袁说："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人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11月18日，蔡锷待监视稍懈时，却"旋移德义楼，由该楼茶役夜间送其登火车站"，转乘日轮"山东丸"破浪而去。19日，蔡锷按事先约定之计，电告北京经界局周钟岳他已离津，可速拟续假三月赴日就医之文代呈袁世凯。22日，周代蔡呈袁续假三月，并请派员代理经界局督办和参政院参政职务。袁批假两月，并于24日特任龚心湛、张元奇分别代蔡锷兼署督办经界局事务和署理参政院参政。周又代蔡上呈，"锷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早痊。"袁见木已成舟，只好批假。
月初，蔡锷抵达东京。他事先曾派人赴日与欧事研究会成员石陶钧、张孝准等联络，请设法避开新闻记者。但还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留东人士闻之，一如飞将军从天而降，争往探问。即日本官场中及新闻界亦多有来访者。"蔡锷不敢掉以轻心，蔡锷尽量避免会客，住无定所。直到离日前夕，蔡锷才致电袁世凯，首次对帝制提出异议。随后，蔡锷在石陶钧、张孝准等人的周密布置下，悄然离日，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直奔云南。
袁世凯接到蔡锷东京来电，方知上当，却也无计可施，指望唐继尧能践其拥护帝制的诺言，拒之于外，或击之于途。12月19日，袁致电唐说："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应严密查访"，并于越南海防、河内、老街一带广布密探，以求截杀。蔡锷一行却在唐继尧所派委员唐继虞、邓泰中的严密保护下、挫败了蒙自道尹周沆、阿迷（今开远）知事张鹏的行刺阴谋，安全到了昆明。唐于次日复电袁世凯："皓两电均悉。昨据探报：蔡锷、戴戡到港，似有赴滇之意。当以两君行踪倏忽，莫测其情，经即飞电艰阻，昨复加派委员驰往探阻，未据报告。倘两君径行到滇，当确探其宗旨，如果有密谋行情事，当正言开譬，竭力消阻。否亦令其速即离滇赴京，勿稍逗留"，并向袁"保证"："继尧宗旨夙定，布置周密，但得生命不受危险，绝不致有变故发生。"蔡锷二次人滇，云南人民欢欣鼓舞。"锷经越人滇，注意颇属周到，不欲以色相示人。乃此秘密消息，不瞬息而传遍，盖船埠、车栈、旅馆均有人坐候，遂至无可避匿。抵滇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平静。"蔡锷抵滇当日，立即开始各项准备工作。他一面致电上海梁启超、贵州刘显世、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四川将军陈宦的参谋雷飙等，或报告情况，或请示方略，或授以机宜；一面据京津所议，与唐继尧一起安排了作战计划，决定先出兵后宣布，出其不意打击袁世凯。按此计划，滇军一旅将于23日向四川进发，待其抢占川南各战略要地后，滇、黔同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这中间，约需20天时间。
刚到上海的梁启超突然接到情报说：袁世凯将以补贺日皇加冕为名。派周自齐为贺礼赠勋特使，赴日洽谈条件，以换取日本承认帝制。紧接着，江苏将军冯国璋又派人至沪传言，说他"盼滇速起"，且将立即响应。梁感到有必要打破京津成议，提前发难；何况蔡锷、戴戡已抵达云南。于是，梁启超一面通过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运动日本政府拒绝周自齐赴日；一面于20日托南京友人发电至唐继尧代转蔡锷："外交紧急，袁将卖国，请即发动。"唐、蔡以为梁已在南京，冯国璋也准备响应，加上袁世凯又要查缉蔡锷，便决定改变计划，及早发动。21日，唐继尧在寓所召集有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承、殷承辙、尤云龙、籍忠寅、刘云峰、杨蓁、唐继虞、李日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戢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庾恩呖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紧急会议，宣读了梁启超的来电，指出："宣布举义日期，不可再缓。"接着，蔡锷介绍了袁世凯阴谋称帝及各方面反对帝制的情况。他说："大家都抱口是心非的态度，都怀疑这个皇帝是否做得成。至于一般的人，则没有不反对的。所以，只要云南起义，闻风响应者必多，袁氏一定被打倒。我们必先出其不意，从速发动。"与会者一致赞成，并议决起义步骤：（1）先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2）届时无圆满答复，即以武力解决之。随后，戴戡宣读梁启超早在天津已起草好的讨袁通电。多数人认为，由于袁已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因此原稿中有一段文字已不切时宜，须加删改。但戴戡坚持要电请任公自己改。后经李烈钧调和折中，方同意由隶籍进步党的任可澄代笔。会议还讨论了军队命名和出兵方略等具体问题。最后一致采纳了李日垓的意见，采用"护国军"之名。对于首脑机关，戴戡根据天津成议，提议设立元帅府，但多数与会者反对。最后议决仍采民国元二年旧制，"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至于都督人选，因唐、蔡互相推让，最后公决：唐留守，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官；蔡出征，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并推李烈钧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总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战略进攻的重点为四川。22日晚10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戴戡、王伯群、殷承献与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在将军署举行宣誓："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干辛，舍命不逾。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逾此盟，神明必殛。"23日夜11时，唐、任署名的反帝制电报正式发出，指出："窃惟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日：‘与国人交止于言。’又日：‘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先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范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要求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自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12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并以云南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为由，限25日10时以前答复。同日，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等人联名照录此电通告全国。24日，蔡锷、戴戡再电袁世凯，促其"迅以照准"唐、任"所陈各节"。
当然，唐、蔡等人很清楚，袁世凯是不会取消帝制的。因此，电报发出后，他们加紧作武力解决的准备。24日，唐继尧又任命了一大批下级军官，并放饷发械，积极做好出征准备。同日，又推吕志伊撰就对外照会五款。25日，袁未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称袁世凯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宣布他们"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即日宣布独立"。云南宣布独立，标志着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的开始，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中华民国国歌的演变
国歌是代表国家的歌曲，国歌由中央政府制定或选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为制定国歌，教育部于2月3日发布通告："今者民国成立，尚未有美善之国歌。以供国民讽咏，良用恧焉。本部现拟征集歌谱，俟取材较多，再敦请精于斯学者共同审定，颁行全国。"通告发布后，各界人士纷纷投稿。2月25日，《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上刊登一应征稿件，名为《亚东开化中华早》，其歌词是：
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吾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这首歌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色彩和爱国主义精神。歌词作者是沈恩季，谱曲为沈彭年。此歌不是这个时期的国歌。因为："政府公报"刊登此歌的标题是"国歌拟稿"，教育部的启示也说："本部前登广告，征集国歌，蒙海内音乐家陆续投稿，兹将择登公报，以待知音者之评论，俟意见征集较多，再当开会共同论定。"这个"国歌拟稿"公布后，孙中山于4月1日辞去了临时大总统，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袁忙于实现专制独裁统治，顾不得考虑制定国歌。1915年4月9日外交部关于制定国歌的呈文中说："宣统之末，重定国乐（即国歌），未及施行，去岁征祥使法呈递大勋章，法国亦索中国国乐，仓猝之间，亦无以应，查民国成立4年，郊天祀孔之乐，均已先后制定颁行，而宴飨所用国乐，久阙未备。"袁世凯批示："交政事堂礼制馆妥速商拟，呈候核定。"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礼制馆就制定出国歌，名为《中国雄立宇宙间》，并颁行全国。
袁世凯之所以热衷制定国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有文章指出："当时袁之左右，以国歌未定，不足宣扬民族精神，树立国民教育，然此仅为表面理由，实则预为他日天子登极，清庙明堂之歌章也。"歌词充满了对袁的肉麻吹捧，将他比作明君贤主，祝福其反动统治绵延"亿万年"。其歌词是：
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庭，华胄来从昆仑颠！江河浩荡山连绵，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
这首肉麻的歌词为荫昌所作，某昆曲家谱曲。
这首国歌"名为宣扬民族精神，树立国民教育，实则阿谀帝制，有失国歌制定之本义，故时人多不与焉"。袁垮台后，此歌随之湮没无闻。
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死去。其后的北洋政府为制定国歌，1919年11月24日，教育部呈报设立"国歌研究会"，延聘文学及音乐专家，共同创作国歌词谱。1920年10月，国歌研究会选定古代名歌——《卿云歌》为国歌，呈报国务总理。不久国务会议决定：自1921年7月1日，以《卿云歌》为国歌。
其歌词是：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歌词之"卿云"同"景云"，是一种彩云，古以为祥瑞之气。《史书·天官书》记载："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困，是谓卿云。"相传舜让位于禹时，与臣僚同咏《卿云歌》。此歌由国歌研究会会员、作曲家萧友梅谱曲。
北洋政府为什么选定《卿云歌》为国歌呢？教育部的呈文说得很明白："佥以撰拟新词，不如仍用尚书大传所载虞舜卿歌一章，绎义寻声，填制新谱，庶全国人民易生其尊敬信仰之心，而推行无阻，且所称卿云纠缦，实与国旗色彩相符，复旦光华，并与各国各政体隐合，当经和声订谱，提出国务会议议决采用。"孙中山对《卿云歌》的态度是不承认。1923年8月15日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说："哪里晓得五色旗是清朝一品官的旗，我们革了皇帝的龙旗，却崇拜官僚的五色旗，成什么话！诸君要说弃去五色旗，要用我们从前革命的旗帜，现在海军用的青天白日旗。再如《卿云歌》，你们说它是国歌。我想一定是官僚颁布的，有何意义？"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此后，他忙于"清党"，残害革命者，挑动军阀混战，借以消除异己。无暇顾及制定国歌。1931年5月16日，国民会议通过临时决议：国歌暂缓制定，未制定前以国民党的党歌代国歌。其歌词是：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歌词曾被认为是孙中山所作，并作为"国父遗训"之一。此歌歌词实际出自易大庵之手，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
年以后，蒋介石连续"围剿"红军，进行派系斗争，同时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后，又是八年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蒋又策划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因此，在这近20年间，蒋的国民政府也未制定正式的国歌。1947年4月16日，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决议："在未颁定新国歌以前照旧。"仍以国民党的党歌代国歌。直到蒋家王朝覆亡。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了初步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应付战争和交战国大量劳动力脱离生产，及世界大战的消耗，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入暂时放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需求的国内市场相对扩大，国内工业品价格也出现回涨，促进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商人投资工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尤为迅速。其发展概况是：
棉纺织工业。由于洋纱洋布进口减少，从1913年的进口洋纱263万担减为1921年的110万担，从而引起国内市场价格上涨，生产纱、布的利润增加，从1914年每包棉纱平均盈利19.58元增至1919年的70.56元。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资本的棉纺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从1913年至1920年，全国织布机由2016台增至4310台，纱锭从835354枚增至1880534枚，纱厂由32个增至69个。
面粉工业。由于参战各国的军需和国际市场粮食需求的急剧变化，面粉价格上涨，中国面粉产量猛增，一变战前的人超为出超。从1915年至1921年，中国面粉平均每年出超百余万担，价值500余万海关两。面粉厂也由1913年以前23年间开设的83家，到1920年的7年间，新增面粉厂84家。
缫丝工业。全国缫丝厂由1913年的170多家，增至1918年的433家，丝车总数也达到了166754台。
火柴工业。战前中国北方火柴市场被日本火柴工业所垄断，1915年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中国火柴工业乘机堀起。
造纸工业。由原来大多为土法生产的造纸工业改为机器造纸厂，到1919年，全国有民族资本的机器造纸厂7家，总资本为1765000元。
采煤工业。由于欧战影响，煤价上涨，采煤工业在中国发展迅速。1913年，中国机械采煤量为7677570吨，到1919年增至1280万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新建的煤矿有：1915年成立的贾汪公司，资本200万元；1918年成立的柳江公司，资本72万元；1919年成立的天源公司，资本15万元；同年成立的河北井陉正丰公司，资本17万元；鄱乐公司，资本100万元。还有金属矿的开采，如湖南的裕牲公司，年产锰矿石4657吨；1917年建立的水口山铅锌矿等。
冶炼工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进口钢铁的减少。中国钢铁冶炼工业有了一些发展，但厂数有限，仅有汉阳铁厂、上海振兴铁厂、扬子公司铁厂等数家；钢铁产量也不多。其中生铁产量，1913年仅为9.7万吨，至1920年增至258868吨。钢铁冶炼厂中规模较大者为汉阳铁厂，1914年的生铁产量为13.5万吨，钢产量5.58万吨，各种钢材5.1万吨，到1919年，生铁产量猛增至18万多吨。到1920年，中国冶炼工业发展到12个厂，资本3215万元，共有雇佣工人8900名。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也随之大量增加。到1919年，全国工厂工人总数达到110万人，矿工总数达到87万人。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为时甚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又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又趋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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