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乐山读武大化学系

    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府，学风自由，拥有一大批知名学者，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能考进武汉大学深造，顺潮打心眼里是满意的。他怀着年轻人的满腔热情，兴奋地走进武大，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武大在珞珈山上，校园很大。那时全校只有几百名学生，两人住一间宿舍。顺潮和邹谠住一屋，住在“荒”字斋。大学里的老师很好，顺潮不时去拜访汤佩松、吴大任、马师亮、石声汉诸位教授，听受身教。汤佩松教授有时还会带同学们去郊游。顺潮有时还陪汤佩松和高尚荫两位教授打网球。不过离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网球了。

    顺潮的大学生活刚过了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推进了战火硝烟之中。接着，在不长的时间内，大片国土沦陷，国家的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保存国家的文化血脉，北方许多高等学校纷纷南迁，随着武汉、长沙告急，武汉大学也被迫西迁，选址四川乐山县。学校把可以带走的书籍、仪器和设备全部迁走、有关部门在紧张地装箱、捆扎、联系车辆、船只。看来一段时间内是暂时不能开课了，于是，有的学生提出休学申请，返回老家一年两年。顺潮也得到学校批准，停学2年，返回广东农村老家。

    在老家这两年间，顺潮没有忘记看书学习，有时他安排时间自学课程教材，有段时间他去香港住在大舅父方赓潮家，在跑马地成和道49号4楼。顺潮的三个舅舅都在香港，有的经商，有的打工。1939年，他要返校复学了。这时，广东的大部分领土已失陷。顺潮从广东到四川的行程变得很艰难。大舅父帮他安排好了行程。他先从香港坐轮船到越南，经过海防、河内，然后进入广西南宁市再转到柳州。在柳州由他二哥安排乘运货的汽车北上，经过贵阳到达重庆，再走水路向西航行到乐山返校继续学业，插班读大学二年级。

    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大门乐山古称“嘉定”，此时的乐山，还是中国西部一个遥远、偏僻的川蜀小城，位于青衣江、岷江、大渡河的交汇处。武大西迁的千余名师生，走水路经宜昌、巴东、万县（今万州）、重庆，到了这座小城安顿了下来。1938年4月29日，“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在乐山正式上课。校舍主要分布在文庙、西门、高北门，学生集中住宿舍，教师分散自租房屋居住。

    一开始，大家的生活条件还不算太差，可时间不长，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物资越来越匮乏，物价也在上涨，没什么新鲜蔬菜供应，学生伙食十分粗糙。食堂里只供应饭，没有菜，只是供应点咸菜，还不能保证。饭里呢，还老是掺有沙子、稗子，甚至还见得到老鼠屎。吃饭时要睁大眼睛把这些东西拣出来。有同学幽默地把这种饭叫做“八宝饭”。

    咸菜也不一定每顿饭都有，学生就人手一瓶酱油，用酱油泡饭吃，有一段时间，几乎每顿饭都吃的是酱油泡饭。这样吃法，当然营养不良。很多同学都是面黄肌瘦的。学生的日子如此艰难，老师们的境遇也不好。有的教授，还是留英博士呢，因家庭负担重，经济拮据，他每餐吃饭都少吃一碗，最后还不得不变卖心爱的藏书来添补家用。

    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日寇越来越猖狂。1939年8月19日，日军出动36架飞机首次轰炸了乐山，炸毁了半个城区，炸死838人，炸伤380多人，死者中就有武大学生5人，教职工2人，教员家属7人。

    大轰炸几天后，武汉大学的学生在土桥街等处残壁上，用石灰书写了“不忘‘八·一九’血的教训”等大幅标语。为躲避敌机轰炸，武大教师纷纷搬家到郊区乡间疏散，有课时回城上课，辛苦奔波。校长王星拱多次发表演说，鼓励教师在国难时期尤其要坚持高标准教学，以教育救亡。当日寇攻占贵州独山时，王校长对友人说：“如果日寇真打到四川，我们也要守住学校，与之共存亡！”同学们都怀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崇高使命感，笳吹弦诵，努力学习。

    当顺潮到达乐山的时候，因物价飞涨，师生的生活条件都已越来越艰苦了。学生宿舍的房子陈旧，臭虫太多。同学睡的是双层木床上下铺，房舍、木床都是从本地借来的。顺潮和生物系同学一道住，先是住在观斗山宿舍地字斋。一间寝室内住8个同学。顺潮住上铺，入学第一天，他因臭虫太多而久久难以入眠。睡不着，他就干脆捉臭虫。他一边捉了臭虫捏死，一边还不厌其烦地数着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把它们一个一个地装入叠好的小纸袋里。这臭虫可臭着呢。这一晚，居然捉了60个臭虫。说起来，人的适应能力还真强，几天后，尽管还是不停地被臭虫叮咬，顺潮还是能睡得着觉了。

    宿舍里的老鼠也很多，窜来窜去的。乐山这一带比较潮湿，所以臭虫和老鼠都多。后来臭虫和老鼠都成了顺潮用漫画表现学校生活的素材。

    当时，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武大也同其他西迁的高校一样，不收战区学生的任何费用，并按甲、乙、丙三级（分别是每人每月6、5、4元）发给学生贷金。甲级者每人每月还另有1元零花钱。顺潮虽然申请到了甲级贷金，但也只够伙食费，买课本、文具等学习用品的费用，还得伸手向家里要。

    由于经济困难，顺潮穿袜子喜欢穿长的，有的甚至长得可以拉到膝盖上。原来他有个“聪明”的办法——“破了不补，一双抵几双！”年轻人好动，穿袜子常常是脚跟的地方最容易破，每次破了，顺潮就把破的地方移拉到中间去，前面就会多出来一截，他把这多出来的一截卷叠到脚板下垫着穿。这样可以移拉好几次，直到只剩一点在脚上实在不能移拉了，才把它扔掉。这不一双就能抵几双穿啦！

    武大的学风严谨，学习氛围浓郁，管理严格，实行淘汰制。学校特别注重为学生的专业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坚持推行通才教育，努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规定文科学生必须选学理科课程，理科学生必须选学文科课程。为让学生接触多种学术观点，许多老师上课还直接引用国外原版教材。

    同学们大都学习勤奋，由于宿舍窄小，自习教室又很少，不少学生就跑到茶馆里去看书学习，有些同学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龙寺看书。顺潮有时也跟同学们一样，到茶馆里要上一碗茶，捧了一本书，一坐就是一天。

    武大还有个好风气，就是注重通才教育，学生的社团活动很活跃。同学们自己组织了相当多的社团，像岷江读书社、珞珈剧社、政谈社、文谈社、风雨谈社、海燕社、地平线社、课余谈社等等。很多同学在课余时间里都热心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社团活动中相互帮助，加强阅读，交流思想，进行社会实践。这种在课外社团活动中广泛吸取的养分，也是大学生成长道路上的一笔财富。顺潮也常常热心参加社团活动，像歌咏队呀，下乡抗日宣传呀，他都跑在前面。

    他参加得最多的是办壁报。

    那时各个系都有一些同学在创办壁报、发表评论，与顺潮处得很好的一个政治系的同学季耿和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合办一份文艺性壁报，也约顺潮加入，就取名叫《黑白》。每周出一期。季耿自己会画画，还会木刻，不过他画的不是漫画。他知道顺潮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画过宣传漫画，就要顺潮来主持漫画栏目，并向同学约漫画稿件。

    他对顺潮说：“哎，你不是画过吗？不是画过漫画吗？那你就管画画嘛！”

    顺潮说：“管画画？我哪会啊？我原来那是仿着画，再说我也不会管呐！”

    不会管也得学着管。顺潮应承下来，接着便在各个系遍寻能画漫画的同学。可是就没找到会画漫画的。于是，顺潮只好自己画了。他负责漫画专栏，《黑白》壁报每周出一期，他一个人的画就占了一个专栏，因此必须每周画一幅。于是一下课，他就到处去找漫画题材，琢磨画画的新点子，琢磨表现方法。

    图5《惊梦》这时候的顺潮还没有漫画创作经验，开始只能画些速写。他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着笔，表现学校生活。乐山气候潮湿，居住条件很差，老鼠特多，常把鞋和衣服咬坏，还会咬破被子钻进去找棉花籽儿吃。顺潮处处留心，不放过任何一个有趣的情节，像宿舍里捉臭虫，打老鼠之类的现象，都成了他有趣的漫画题材，他还给取了标题，叫《一觉醒来》、《惊梦》。穿长袜子一双抵几双的事也入了他的漫画。《惊梦》画得很有意思：夜间一只小老鼠跳到了一位熟睡的学生鼻尖上，又准备再飞跳起来。睡觉的人被突然惊醒，四脚朝天，憨态可掬。这些反映学校日常艰苦生活的画，虽然简单却也不失有趣。

    《黑白》壁报办了3年，他也画了3年。一周一幅，一期不落。他比照着上海一些漫画杂志的作品创作，像《三毛流浪记》的孙叔平和丁聪画的漫画都成为他的模仿对象。他还给自己的漫画起了个笔名叫“利巴尔”。这“利巴尔”是山东方言“小伙计”或“很不在行”的意思。他的漫画题材不断扩大，配合抗日宣传的作品也越来越多。随着时光的推移，慢慢地，画得多了，他也渐渐理解了漫画的艺术特色，逐渐熟悉了漫画技法，画出的东西既饱含生活气息，又有讽刺意味，师生们都很欢迎，有些漫画的味道了。这三年间，他画了100多幅漫画。当日军飞机来轰炸，他钻防空洞时，总是不忘随身携带着这些漫画稿。每周一期的漫画习作，练就了一些画漫画的基本功，为他日后正式走上以漫画为业的道路，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后来说，自己画漫画就是这么硬给“逼会的”。“我真正学会漫画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学会了画漫画。”

    大学三年级时，为自筹一些费用，政治系的好友季耿介绍顺潮利用课余时间去附近的凌云中学带课，教初中的物理和数学课程，算是勤工俭学吧。比那些中学生大不了几岁的这位“孙老师”，课堂上讲得好，课下还和同学们一起打球、说笑话，学生们都很喜欢和他在一起。曾有女学生调皮地在他背上画上个王八，逗得大家哄笑过之后，她又自己跑来帮孙老师擦掉。孙老师上课时是分外严格，口袋中常装着一搭小卡片，随时会掏出来发给学生，“临时考试”十分钟，搞得学生们总要紧张地留意他的口袋。

    一次，校方无故解聘了一位教图画的教员，顺潮打抱不平，请校方收回成命，但校方不答应，于是顺潮也仗义辞职，不干了。可是他的学生们都怀念他，仍找时间请他来补课，于是，他继续义务当着校外“老师”。后来，顺潮又同技专的两位同学一起为商家画广告。由于生活环境艰苦，武大迁乐山的头三年里，师生因病离世者就多达五六十人。

    这段时间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不过，苦中也有乐。有时同学高兴了也会一起喝酒划拳，下酒菜就只有一点花生米。别人划拳是谁输了谁喝酒，可他们是谁赢了谁喝。穷热闹！有时他们到水塘里抓田螺，看见放牛的便故意看着牛大发感慨：“好大一块肉呀！”大家笑一阵，闹一阵，都是年轻人，并不在乎这艰苦。

    几年的大学生活，顺潮受老师们的影响不小。老师都很热情，尤其是几位留美回来的老师，爽朗，热情，思想开放，很愿意和学生们交流，常邀学生到家里边喝咖啡边聊天。顺潮很喜欢听老师们谈话，从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课堂以外的知识。生物系的汤佩松老师，数学系的吴大任老师、李国平老师，外文系的朱光潜老师等几位，都让顺潮难忘。他读的第一本关于幽默讽刺理论的书还是朱光潜老师推荐给他读的。

    顺潮最难忘的是生物系的石声汉老师。这位石老师的国文非常棒，写得一手好文章，字也写得相当好。有一回石老师用楚辞体给一位逝世的老师写悼词，写得十分感人。在告别遗体时，石老师还流着热泪深情地读悼词。这情景让顺潮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顺潮晚年说起老师们还常感叹：“这些老师都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很佩服他们。”

    1942年秋，在经历了虽然清苦，但却也苦中有乐的三年大学生活后，顺潮从武大化学系毕业了。

    这个时候，抗日形势已进入很严峻的持久战阶段，战争硝烟仍在蔓延，哪里都不平静。无奈之下，顺潮暂时不想离开乐山，打算在乐山本地找工作。也还算顺利，经生物系的石声汉老师的介绍，他在离乐山几十华里的五通桥镇“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找到了一个工作，担任助理研究员。五通桥镇的风景和乐山一样美，步行几小时就到乐山了。

    “黄海”是著名民族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工业集团中的研究机构，原在天津塘沽，与其他两个机构——制碱、制酸的永利公司和久大精盐公司合称“永久黄”。抗战开始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躲避战乱从塘沽迁到了乐山县的五通桥镇。

    “黄海”的两位社长都非常和善，社长孙学悟博士是山东人，慈祥得像老爸爸。副社长张子丰说一口京腔，常和年轻人说笑话。

    顺潮学的是化学专业，进“黄海”研究社工作算是专业对口的。不过，他到“黄海”的头一件工作不是正式开展研究，而是去布置一个黄海历年研究成果的展览，大概是社里知道他能画画吧。

    这个展览要展出的有各种药剂、药品、化学制品等，全是些瓶瓶罐罐。此外，就是配一些图表解说。顺潮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么干巴巴的，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于是，他就把在学校办壁报、配漫画的经验用上，画了许多有趣的图像穿插在里面，让人有新鲜感，吸引人来看。

    展览办完后，他被分配在分析室工作，室主任是老大哥一般的赵博泉。有机室的主任是魏文德，菌学室主任方心芳是学者型的河南人，各个室都有几个年轻人。这些年轻同事中，有个湖南人闫振华和顺潮最要好，顺潮后来学吸烟就是向他学的。吴冰颜原来读大学时就是运动健将，他和孙继商都是球队打中锋的好手。研究社还有位医生许重五，是留学德国的湖南人，很和善，腿有残疾，只能以轮椅代步。许医生与社里的这些年轻人都很要好。

    顺潮一进黄海研究社，就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个有着传统的严谨朴实社风的学术机构。在这里，大家上下班是不需要打铃的，一到时间，也不用谁叫，人人都会按时走进实验室，老老实实地一干就是半天不出门。搞得顺潮会有这样的感觉：“在黄海，除了我一人之外，个个都老实得很。”

    社里的年轻人都是单身汉，都住社里的集体宿舍，每人一小间屋。吃饭就在社里自办的食堂吃，花钱不多，伙食也还说得过去。只是工资低，零花钱少一些，顺潮差不多是月月透支。

    顺潮爱打乒乓球，下班后总要打一阵子乒乓球。晚上呢，几个年轻人常喜欢约着到河边茶馆里泡上一壶茶，有时也喝点酒，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交际应酬了。有假期时，顺潮就拿起画笔来画画速写、素描，给周围的人画一些简单的素描像。

    有一段时间，位于离五通桥约十里的老龙坝的碱厂要开工了，缺技术员，顺潮好动，愿意去干这个技术员，社里就把他调去干了半年。碱厂里开展的文艺活动还不少，有个歌咏队，有个话剧团，还有个京戏班子。顺潮在那里还过得蛮愉快。半年后调回黄海了，一听那里有什么活动，他这爱唱歌、爱看戏的人便会悄悄地从实验室溜号，跑去碱厂凑个热闹，然后又自觉地在休息天里不休息，把因溜号耽误的工作时间补回来。

    有一次，顺潮的室主任赵博泉发现他溜号，但又不知道他后来已自觉补回了工作时间，于是，就客气地把他约到家里，泡上茶，像老大哥似的微笑着，委婉地提出批评，同时还不忘注意安抚他。这件事也许就能算是黄海社历史上罕见的“事故”了。这也可见黄海的社风之朴实。从此，顺潮也不溜号了。

    黄海研究社在乐山这段时间里，尽管条件简陋，但仍做出了不少科研成绩。其中有一项成绩让顺潮终生难忘，并始终为此自豪——

    那些年，川西一带民间有一种怪病，好好一个人，开始时四肢乏力，有一天会忽然感觉麻痹，从脚上逐渐上移，严重的甚至会扩展到心脏，让人很快死亡。本地人把这种病叫做“趴病”（方言读音），写法是“痹病”。当年顺潮在武大念书时，武大一些师生也染上了这种怪病。学校医道高明的校医董大夫，也花了精力钻研这种病，后来用注射医用水救病人。还设法用中药材马前子来治疗，以毒攻毒，一些师生的病情有所好转。

    黄海研究社知道了这种怪病在社会流行后，便主动将它确定成自己的研究课题。经过努力，结果从食盐入手分析，发现四川井盐的卤水中含有大量的氯化钡，这是有剧毒的。查出原因后，很快采用沉淀法，用川西生产的芒硝即硫酸钠把盐里的钡排除净了，从此，这种病被控制住了。这可是造福于川西广大民众的大好事呀，民间的说法这是“积了大德”的呀！

    可是，顺潮在社里就没听谁吹嘘过自己的这一“功绩”，而是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嘛，理应如此呀。顺潮感到黄海人在这事上正体现了“永久黄”团体“四大信条”中“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的风范。

    顺潮后来有一段时期做的研究课题，是考察四川井盐中锶的含量。锶这种金属元素，是制造合金、光电管和烟火的原料，烟火中发红色的就是锶。顺潮的思路是：锶和钡相近，盐里钡含量大，锶恐怕也不少。他经过定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果然是这样。1945年中国化学会在五通桥开年会，室主任赵博泉让他将这项课题的研究成果在会上宣读，顺潮颇感兴奋。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工作没几年，便能走上全国性学术会议的讲台，毕竟是一件值得激动的事。

    平时在实验室里，顺潮常爱动脑筋改进工具和仪器，搞一些小发明、小创造。只要他觉得用着不方便的，他就要边工作边玩似地自己出主意改进。比如那木制的漏斗架子放在案台上太占地方，他就用玻璃棒儿做了个很小很方便的，不用时可以放在抽屉里。又比如做锶的定量分析不能用水，要用浓硝酸代替水，而且是要人工把这种强烈腐蚀性的酸从大陶罐里用嘴吸出，这是有危险的，哪怕你是用很长的玻璃管和橡皮管来吸。顺潮以前曾向有机室主任魏文德学过吹玻璃，于是他就设计做出了一个取酸的玻璃套管，既安全又好使。此外，他还自制过很好使用的仪器，在工作中用来回收盐酸。

    事隔半个世纪，当他有机会再去乐山五通桥时，参观了从盐卤提炼锶的工厂，看到了成堆的锶盐产品，发现仍是以他当年做出的数据为依据的，他心里那高兴劲就别提了。要不是此物有毒，不能带出厂的话，他真想带点回去留作纪念。

    在黄海研究社的这四年，是顺潮最初踏入社会的一个阶段。他不仅初步有了自己的事业，在专业上有了锻炼，并小有成就，更重要的是，社里前辈的关心、同事的友爱，让他从心里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他晚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深情地说：“‘黄海’就是我的家。我说的是心里话。”

    3．冯玉祥将军赠画

    进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的第二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顺潮见到了抗日主战派将领冯玉祥将军，并且得到了冯将军当场画的一幅画相赠。

    黄海研究社在镇上靠近小山包的一个大宅院里，从外面看上去跟普通民居一样。因为是抗战期间，社里的设备、仪器也都因陋就简。可是从社长到研究社，当时都名声在外，大凡有什么名人来到乐山，都会来社里拜访一下，参观参观。

    那是1943年冬天，时任国民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来到四川为抗战募捐。一天，他来到顺潮所在的黄海化工研究社参观。

    这天，顺潮正在实验室里做着试验，看见社长陪同一个人走进了实验室。顺潮一眼就认出社长陪的这人是抗日名将冯玉祥将军，因为冯将军的照片当时常常出现在报纸上，顺潮有印象。那天，冯将军穿的是便服，宽宽的国字脸上带着和蔼的微笑。就在冯将军边听社长介绍边参观仪器时，顺潮做了一回有心人。他仔细观察着将军的面貌特征，然后，从抽屉里拿出纸笔来，在将军不知晓的情况下，以很快的速度为将军画了一张速写肖像。

    冯将军走后，顺潮把画的这张肖像画拿给工程师刘学义看，问他像不像。熟悉冯将军的刘工程师看了后说，“像！我看很像！这样吧，晚上我领你去见见冯将军，我同冯将军很熟。把这幅画送给他，怎么样？”

    “好！当然好！”顺潮高兴地答道。

    晚上，他随着刘工程师去见下榻在盐务局客房里的冯将军。正在灯下看书的冯将军放下书，热情地招呼他俩落座。听刘工程师说明来意后，将军非常高兴地说：“好呀，快拿给我看看！”

    顺潮赶紧递上画，将军端详了一番：“唔，年轻人，不错，画得很像。”随后，又笑着说：“来，我也给你画一张。”

    冯将军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纸笔墨和颜料，稍作思量，便提起笔来，挥毫作画。不一会功夫，一张彩色水墨画就画好了，画的是三个鲜红的大辣椒。接着，将军问了顺潮的名字，要在画上写题跋。

    冯玉祥将军赠的画只见将军在红辣椒右边空白处写下了“顺潮先生”四个字，接着又在辣椒的上方题了一首诗：红辣椒，绿辣椒，吃起来味最好，大家多吃些，定把倭寇打跑。

    然后又在画的左边落款：“冯玉祥，三二、十一、二三”。

    顺潮心里那高兴劲可就别提了！这可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大名鼎鼎的抗日名将居然画画赠给他这无名后生！他连连向冯将军道谢：“谢谢！谢谢！谢谢冯将军！”

    将军和蔼地说：“不客气，不客气，互有往来嘛。”

    冯玉祥将军的画作流传于世的相当少，这件珍贵的礼物，顺潮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直到1992年，他将这幅画连同自己珍藏的近400幅其他名家书画都无私地捐给了自己家乡的中山市博物馆。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日益强大，日机对乐山的轰炸越来越少了，直至完全停了下来。顺潮在乐山的生活，就像一条平静的小河，没有多少波澜。他的事业——化工研究，搞得还不错，老板和同事都充分认可他的能力。他在工作上得心应手，没有什么苦恼。就是生活条件艰苦一些。这没有什么，艰苦一点算啥？这么些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大家不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无条件投降了！顺潮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打心眼里高兴！历经8年苦难，终于盼来了胜利的这一天！

    不过，这个时候，顺潮也还没有要打算离开乐山，因为他已经在这里处了一个读外文系的女朋友，姓郭，喜欢画画，是他一个同学的姐姐。方成后来这样回忆说：“她是带有西方风度的女孩，是话剧活动积极参加者，会画画，会粤语，很聪明，对我很友好。”

    这是顺潮的初恋，俩人处得还不错，一有空闲就常在一起。有一次，两人相约去乐山看大佛，没钱就走路去，走了几小时。晚上临睡前，住另一个房间的郭小姐用广东话跟方成说：“明早喊我”，这句广东话听起来就是“明早爱我”，方成嘴上故意说：“好，明早就爱你。”心里感到很甜蜜。

    初恋是美好的。顺潮感到了恋爱的幸福，并开始憧憬着与郭小姐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可是，当他向郭小姐求婚时，他却失望了。

    郭小姐不答应嫁给顺潮。顺潮问他，“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嫁给我啊？”

    她说：“我比你大一岁，不合适。”

    “我俩年纪差不多，不正好吗？”顺潮着急了。

    “不，不好。男的年纪一定要比女的大才好。我不能嫁给你。”

    再怎么说，郭小姐就是一口咬定不合适。这可让顺潮想不明白了，两人已经是早就在一起相处，而且也处得蛮好的，可怎么到了关键时候，就是不能嫁给我呢？后来，顺潮几经揣测，似乎才明白过来——她可能另外还有别人。

    因为郭小姐一直跟他闹别扭，就是不嫁给他。顺潮受不了啦，晚上睡不着觉。睡不好觉，第二天就没法工作。这样被严重失眠折磨了些天后，他已经不行了，支持不住了。他隐约感到，再呆在这很闭塞的地方，人要憋坏的。他就想到大城市去转转，去看看，换个环境。顺潮决定离开这里——“我非跑不行，非走不行！一定要走！”

    走到哪里呢？他平时在乐山可以看到上海的报纸，他注意到报上常登有张乐平、米谷、丁聪、余所亚、张文元、沈同衡和洪荒的许多漫画。此时，他从这一点受到启发，觉得自己也许也能靠用漫画投稿为生。“哎，这画我也能画，能活着，我就奔上海去，靠这个活着！”

    于是他决定到上海去改行从事漫画创作！去遥远的上海寻找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带着一颗失意的心去向社长辞职，为人厚道的社长还不大放心，嘱咐他如果不成功就回来。

    1946年8月，顺潮离开乐山。从此，他要开始自己的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从事漫画创作，并以此为终生之业。此时，他并没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位全国知名的漫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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