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中国漫画的“摇篮”

    告别了值得令人留念的黄海研究社，告别了生活七个年头的乐山，顺潮乘船沿着长江到了上海。这里是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的地方。在经历了八年战争的摧残之后，这十里洋场昔日的繁华景象已经不见了。

    他先去朋友家借住，后来又去到黄海化工研究社所属的一个招待所，简单安顿下来后，然后马上开始四处奔波找工作。他每天翻着报纸看招聘广告，然后去登门求职，可是接连多天的奔波，一无所获，没有适合的工作。

    打上一年日本人投降后，逃出去的好多上海人陆陆续续都从各地回来了，这时的上海，经济萧条，百业待兴。所以上海失业的人很多，工作特别不好找。怀着“画家梦”的顺潮发现，像他这样从没有在一家公开媒体上发表过作品的人，要想在上海找到个跟文化沾点边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在乐山工作才几年，工资又低，本来就没有什么积蓄，现在他只能借宿在朋友家，吃了上顿愁下顿，眼看就快要弹尽粮绝了。

    正当顺潮“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他忽然在报纸上看到上海有名的“联合广告公司”征聘绘图员的广告，他赶快就去应聘。眼下，只要有机会，他都要去试试。

    没想到，这一次他居然成功了！

    那天他去得早，排队是第一个。赶巧的是，这家广告公司的老板是美国人，叫皮特。倘若老板是个中国人的话，他这次不见得就能成功。

    为什么呢？

    当时国人画广告，不用漫画做宣传，时兴画大美人呀，画水彩画呀，可是这些东西他全都不会画。他就对画漫画熟悉些。于是，当应聘时那个美国人皮特让他画点东西看看时，他就画了几个漫画小人。如果老板是中国人的话，肯定不会喜欢这个的。可美国人喜欢这个，在美国用漫画做宣传是最值钱的。

    看到顺潮画的这几个漫画小人，那美国人可高兴了！嘴里喊着：“好！好极了！就是你了！”

    办公室外面，还有一些排着队等着应聘的人，那美国人对他们说，“你们走吧！我们有人了！”这皮特是美籍犹太人，原来西方国家和日本漫画广告非常盛行，皮特自然深知漫画广告的特殊功效。所以他一眼就看上了顺潮，马上就拍板了。

    有了这个工作以后，顺潮就有了个住处，也有了工资。他不会饿肚子了。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充分的创作条件，可以随意创作，向报刊投稿。晚上老板下了班，他就在老板办公室铺个床睡觉。老板办公室还有桌子，他晚上就在办公桌上画自己想画的漫画，向当时最有名的几个报刊投稿，比如《大公报》呀，《观察周刊》呀。当时有位武大校友张高峰在《大公报》做记者，他热心帮顺潮这位学弟的忙，尽力加以推荐。于是，顺潮的漫画很快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

    可是，顺潮在这家广告公司的好景不长，仅仅两个月后，他就因为画了一张抨击驻华美军的漫画——《美国大兵滚出去！》，被美国老板开除了。

    那时有些美国兵在上海闹得很厉害，开个吉普车到处横冲直撞，顺潮看不惯，心里挺愤怒，他就用画来表现这种愤怒情绪了，还用英文写上“Get out American GI！”（美国大兵滚出去！）

    结果，这幅漫画被那个美国老板皮特发现了，皮特当然认识英文啦，他气冲冲地上来一把就将画抢走，要把它撕掉。

    正值血气方刚的顺潮哪能让皮特将这幅画撕掉，从来没打过架的他这回是真急了，他抓起一个酒瓶子就拼命似的要向皮特砸去。这一下可把皮特吓坏了，他一看顺潮真急了，赶紧把画还给顺潮，吓得躲到墙旮旯那里，嘴上嚷着：

    “Are you crazy？Are you crazy？”（“你疯了？你疯了？”）

    看得出来，此时的顺潮是把这幅画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的。

    后来，他这个职业当然就没有了。皮特把他开除了，幸好还有两个同乡画家余所亚、李桦帮衬，留他住在他们家里，这才使得顺潮有个定居之所。

    自此，顺潮就集中精力画画投稿，靠挣稿费来养活自己。他日后回忆到这段日子时这样说道：“我在学校所作漫画都是表现学校生活的，在上海作画需以现实生活为题，好在有老漫画家们的作品作参考，很快我就能适应，能凭稿费生活，同时也锻炼了漫画创作技巧。”

    顺潮这段时间投稿的漫画主要画的是时事讽刺画，这要得益于上海的特殊环境。一是米谷、丁聪等许多著名漫画家都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漫画常常登在报刊上，将这个时期的上海营造成了中国漫画的摇篮；二是就社会大环境来说，当时的统治者不让老百姓随便发表言论，全国报纸都不能登漫画，因为漫画是一种讲时事的东西，只有1946、1947这两年报纸可以登漫画。到1947年底、1948年初就不行了。也因为上海的特殊性，1946与1947这两年，人们可以在上海报刊上看到为数不少的时事讽刺画。

    因为投稿发表漫画，他开始考虑得有个笔名了。瞧人家丁聪的笔名叫“小丁”，多简单，写起来也方便。而自己的“孙顺潮”三个字好复杂，笔画那么多，又难写，写出来也不好看。取个什么笔名呢？他想到了这两个字——“方成”！对！就两个字，简单，又好写，写出来也好看！“方”是自家母亲的姓，另一个字用“成”呢，也就是图个简单好写，倒没有多少深意和寓意。于是，他投稿的署名就是“方成”了。

    从此，他周围的人慢慢地也就叫他“方成”了。读者们当然不知道这个“方成”还有个本名叫“孙顺潮”。至于再过一些年后，当他成为著名漫画家的时候，人人都只知道“方成”而不知道“孙顺潮”了。

    从此，中国漫画界有了个“方成”！

    四十年后，这个“方成”在中国漫画界大展身手，与杰出漫画家华君武、丁聪一起，成为了中国漫画界著名的“三老”。

    此时的上海漫画家们画的时事讽刺画，大多是单幅的。而方成画的时事讽刺画，与他们的不一样，他刚开始画的都是那种摹仿英美手法的连环画，很有幽默趣味，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凭借这种幽默的连环画，方成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与《评论报》上，渐渐地在上海漫画界站稳了脚跟。

    要说方成画漫画是受到什么启迪的话，最早可以追溯到他从广东农村老家到北平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他才看到《小实报》或《实事白话报》上刊登的漫画，画的是连载四格的《毛三爷》谐趣漫画，他很喜欢。连环漫画《毛三爷》可以说就是他最早的漫画启蒙师。上中学时，他又看到上海出版的杂志《上海漫画》里刊登的各种漫画，其中有时事讽刺画。另外，上海出版黄嘉音先生主办的《西风》杂志，经常转载欧美漫画，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索格罗画的《小王国》。后来他画连环漫画显然是以这些漫画为师的。

    还有就是——方成后来回忆说——“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我所在的黄海化工研究社要迁往原址天津，处理一批报纸书刊，我看到有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上面登载许多漫画，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漫画家讽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政治讽刺漫画。我把这些画剪下来存起来。画家的名字除英国的大卫·罗之外我全没记住。后来我画政治讽刺画，开始就用这种画法，这些画是我画政治讽刺画的启蒙师。”“看到上面转载的英、美政治讽刺画，才知道这种画的画法。这些画都是在二战期间针对德、意、日三国的漫画。我在《观察》上登的漫画，画法和画的风格都从那些漫画学来。”

    上述这些漫画的画法，滋养了方成，启迪他走上了做一个漫画家的道路。后来，在上海短短的一段时间后，他的这条路便走得很顺当了。这更促使他坚定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方成说，“后来在上海的一切，顺利得我都不可能不画漫画了。”

    于是，这成了方成的一个人生转折点。用他自己的话说，“赶巧这两年我在上海，要不然我不会画漫画，因为在这之前我不会画讽刺漫画，后来一看丁聪、米谷画得讽刺画挺好，觉得这个讽刺画是漫画，我就学他们的画，靠漫画过了在上海的这两年。也就是赶巧了，要这两年我不在上海，我恐怕根本不会画漫画。”

    他非常感慨地强调说：

    “上海，可说是中国漫画的‘摇篮’，我就是从这‘摇篮’里走出来的。”

    进入晚年后，方成对人生际遇有了颇深的感悟，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到这段经历：1986年我离职休养。在经历了这许多事情之后，我感受最深的是人的际遇，是要顺国运、顺自然的。我能到大学毕业，是因为家里有定期收入。1946年，如果和女友和好并结婚了，我的人生道路必定会是在化学工程方面，因为在有名的化工企业中，我有很便利的关系和很好的条件。不料女友认为两人同龄，不宜成家，使我不得不奔赴上海。如果在1935年上高中时，没遇到“一二·九”学生运动，同学们没有要我画（漫画）宣传画，后来老友季耿就不会约我办壁报，我不主持漫画稿，就不大可能会创作漫画，而不会创作漫画，1946年就不敢去上海；当然也不会以漫画为生。在上海如果遇到的广告社主任不是爱漫画的美国人，而是需要会画广告的画家，他就不会录用我，我就不得不离开上海，而别处是没有能发表漫画的报刊的。在国民党专政下，平时不会允许上海报纸发表时评漫画。但在国共合作期间，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漫画，国民党当局不能干涉，我的漫画才能发表出来。如果这两年我不在上海，我不大可能会有创作漫画的成熟技艺。我敢跑到上海去，以漫画为生，可以说是顺应了“自然”的。

    2．与《观察》杂志的缘分

    1947年春，方成开始受聘于著名的民主杂志《观察》，任漫画版主编。

    这正是方成被广告公司那美国老板开除之后，方成收到了《观察》杂志的总编储安平写来的一封信，让他去编漫画版，并且是采用方成自己的画。储安平搞的《观察》在当时非常有影响，每期都有十几万份，一版再版的。能到《观察》去编漫画版，方成当然是非常乐意。他很快就到杂志社去见储安平了。

    首次见面，一派名士风度的储安平对比他小十岁的方成说，“能够在《观察》这样的杂志给你一页，专门编《观察漫画》，应该说是非常不易的。你要专心编好《观察漫画》，不再给别家投稿。好吗？”

    面对这样一位留洋知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虽然他只比自己大10岁，但方成还是有点怯生生的。方成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储安平“非常绅士”。尽管方成当时在《观察》、《大公报》上已发表了一些小有影响的作品，但他们两人之间，从地位来看，有如师生关系，还没有到能随意聊天的地步。所以，这次见面，谈话不多，也没有谈论政治或时事什么的。

    从这时开始，方成成为了《观察》周刊漫画版主编及特约撰稿人，正式步入了“漫坛”，以漫画创作为业了。他的这一生也再不可能离开漫画了。方成后来带着感激之情回忆说：“被美国人开除之后，我在上海的生活有些难以为继，没想到储安平却‘救’了我。”“储安平是我的伯乐啊！因为《观察》，我有了稳定的收入，漫画上也渐渐施展开手脚。记得当时我画过一幅漫画《春暖花开》，开的花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树根是德国法西斯符号，讽刺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储安平会启用方成编漫画版？五六十年后，方成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储安平之所以想用我的画，很可能是因为我只看《大公报》和《观察》这两种报刊，接受这两报的政治观点，画又是从英国漫画家大卫·罗（DAVIDLOW）的图7方成在上海租界（1947年）漫画学来，画法和风格都和大卫·罗相近，和米谷、张文元、丁聪等画风不同。后来又知道我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学生，是他能寄予培养希望的画家。”

    《观察》杂志的编辑部最早一开始设在吴淞路东兴里444弄11号（现在门牌是14号）二楼上，只有一大一小两间屋，两间加起来也就是大约12平方米的面积。小的那间放一张沙发，当会客室。每期杂志一印出来，储安平就和编辑部的全班人马一起动手打包，然后送邮局，几乎每期都是这样。储安平可以说是日夜操劳的。

    两年后，编辑部在四川北路1982号二楼另外租了一间办公室。这是一个大单间，有40平方米左右。编辑们工作紧张的时候，晚上就睡在办公室。桌上、楼上、地板上都能睡人。

    方成担任《观察》的漫画版主编后，每期漫画稿件都是在自己的住所编好后到《观察》的办公室交给储安平，看着办公室很小，也不多逗留，交了稿后就回去，与储安平的接触不很多。方成后来说：“印象中，他是个很温和的学者，但很勤奋，跟工人们睡在一起，一样干活，送邮局、打包他自己都做。我跟他的接触不太多，他当时是个教授，我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学生，又是读理科的。他在英国留过学，有英国式的绅士风度，他跟我讲过，共产党打仗行，搞经济恐怕就不行。他平常不大说话的，我话也不多，所以只有过几次交谈。”

    而今，60多年过去了，方成还精心保存着当年的《观察》杂志，这是他的一份珍贵的人生记录！从1947年3月8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开始，便印有了“观察漫画”字样，这一期即是方成受聘主持《观察漫画》的开端。

    巧的是，方成在《人民日报》的一位年轻同事、著名文化学者李辉，也正好收藏有1947年的《观察》合订本。当李辉在2003年得知方成原来与储安平的《观察》杂志有关时，忙把这个合订本拿去请方成为他题词纪念。在他看来，“方成尤显得珍贵了。”因为“现代史上，《观察》是颇有影响的杂志，储安平的才华与遭际，更为它增添了传奇色彩。如今，与《观察》有关的人，无论编者或作者，健在者已寥若晨星。”

    方成欣然为之题词，没想到，方成的这个“题词”居然写了2000字！方成就直接在合订本上，从第一页的天头开始写，洋洋洒洒，连续写满了十多页的天头。其中还写了这么一段：“1957年，储先生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还约我作漫画，我在《人民日报》工作很忙，分不出时间，他问我能请什么人来《光明日报》工作，我说，现在画漫画的人都有工作，不知能否调动。只有两人当时是在周扬一次讲话后当了专业漫画家，那是沈同衡和肖里，请这两位还有可能。后来知道肖里去了，为《光明日报》作漫画，终于和储安平一起被划为‘右派分子’。”

    呜呼！李辉把这2000字的“题词”读罢，不由得感叹唏嘘：回忆、留恋——为刊物，为自己，更为储安平。

    为自己庆幸的同时，方成也在为逝者惋惜和悲哀。

    于是，他为之题跋的这本《观察》，在我手里分量重了许多。请方成题词之后，2004年，李辉在策划一个电视节目时，又特地请方成旧地重游，去上海寻访《观察》编辑部旧址，漫忆储安平，漫忆那些远去的往事……

    3．避居香港

    1947年年底，方成回广东老家探亲。因为他父亲生日的时候特别想他，他就回去一趟看望父母。当他要返回上海的时候，有人告诉他，现在上海很紧张，白色恐怖严重了，国民党到处抓人，封杀言论，报纸上针对时事的漫画不允许再刊登了。大家都往外跑了。还有消息说《观察》周刊已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编辑部的一些人已被抓到监狱里关起来，主编储安平也已逃往北平躲避。看这情况，方成要是回上海，那肯定也是不安全的。于是，原定要回上海的方成不敢再返回上海了，决定跑到香港避一避。

    1948年初，方成到了香港。大舅父帮他在自己家楼下租到一个小房子。房租很贵，每月一百港元。著名画家黄永玉当时还是个年轻人，住在九龙一个靠海的渔村里，已经结婚有孩子了。他听说方成在跑马地租房，花钱多，便给方成打电话说：过来我们这边住吧，你那里一百块钱，在我们这里一二十块钱就够了。黄永玉住的这个渔村在九龙荔枝角，叫“九华径”。当年这村子也还不叫“九华径”，而是叫“狗爬径”，后来才改名的。这村子离荔枝角游泳场不远，环境还算优美。方成就搬到“九华径”来了，就是从这个小村子开始，方成结交了许多左翼文艺家。

    图8方成（右）在搬往九华径的途中（1948年）当时，香港的房租太贵，这个村子是个极小的村子，虽然地处香港，但它与港九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里的村民自己种地，过着一种与社会半隔绝的生活，所以这里也相当安静，房租也非常便宜。

    不过，当这里慢慢地来了不少文化人之后，村民们也似乎慢慢地开窍了，他们在明白了这些人的来历之后，便开始在一些生活小事上提价了，比如用的水呀，洗衣的报酬呀，每天都要买的蔬菜呀……

    的确，来这里的文化人几乎都可以说是不简单的，看看这一串名单就清楚了：楼适夷、王任叔、臧克家、杨晦、张天翼、唐人、余心清、耿庸、端木蕻良、方成、黄永玉、巴波、林景煌、朱鸣冈、考蒂克、陆志庠、陈敬容、蒋天佐、阳太阳……他们都是爱国进步人士，而且几乎都是为躲避国民党的通缉才来到香港的。其中的核心人物是楼适夷，正是因为有了他，这个小村子才热闹起来了。

    黄永玉会讲广东话，他常帮着大家联系一些生活杂务，调解一些小摩擦小纠纷，大家戏称他为“保长”。他在晚年时如此回忆当年九华径热闹的“盛况”：正因为适夷先生也在那里，那个小小的村庄便成了极富于文艺气氛的地方了。招来了作家巴波夫妇，蒋天佐和诗人陈敬容，接着是杨晦老先生全家，再就是张天翼、王任叔诸位作家，不久臧克家先生夫妇也驾到，那种盛况已经到了满座的程度。只好找到一小幢门口就是板桥的石屋作为诗人的雅座。跟着又是唐人全家，耿庸夫妇，雷石榆诗人。后来端木蕻良，林景煌，画家方成也进驻了最后一间小屋，跟着画家朱鸣冈、陆志庠又从台湾赶了来。画家阳太阳携儿带女也从广东驾到，已经针插不进了，仪表十分魁梧体面，留着把大胡子的余心清老人硬塞进了一间原来堆放本村举行典礼用的仪仗的屋子。这倒是个最有意义的谶兆；回到北京后，余心清老人担任了国务院典礼局局长。上文黄永玉说的“招来了作家巴波夫妇”指的是成都人李琪树、巴波夫妇。他俩都是民盟成员，也是因为成都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妻子巴波上了黑名单，在成都呆不住了，得知许多爱国文化人都陆续去了香港后，也于1948年下半年先后从成都到香港的。初到香港，他们没有地方住，巴波住在文协，李琪树住姑母家。巴波一到九龙就经作家蒋牧良介绍去拜访了楼适夷。李琪树到九龙后，巴波也领他去拜访了楼适夷。平易近人、有长者风范的楼适夷替他们在他住的九华径找了一间房，就在他家的隔壁，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多年后，李琪树在《忆适夷二三事》一文中这样忆述了当年的“九华径”生活：九华径是位于荔枝角的一个小山村，离荔枝角游泳场不远，环境还算优美。我们住的是一座楼房改造的一间大房子，用木板隔成三间，上下都有空，躺在床上都可以与邻居互相通话。我们住在中间的一间，左邻是适夷和黄炜夫妇，右邻是黄永玉和张梅溪夫妇。我和巴波特别和适夷亲近，这时我称呼他“楼先生”，我和黄炜成了好朋友。我们也曾一起到荔枝角游泳场去玩，巴波和黄炜都能下水，我和适夷不会游泳，我二人就带着小楼爱在茶座喝茶聊天。大家对楼适夷都很尊重。大家都在等待机会到解放区去。有空聚在一起时，大家总是谈论着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情况。楼适夷每每进城回来，总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香港有个什么集会，大家就从九华径出发到九龙市区的加连咸老道叶以群先生那里集合，再过海到香港某个会场去。

    这九华径地方虽小，这时的名气却不小了，茅盾、夏衍、潘汉年、乔冠华等人及不少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都来过这里，见朋友，叙旧情。

    方成与著名进步作家端木蕻良、散文家单复在九华径“进驻了最后一间小屋”后，合着一起开伙，用煤油炉做饭。房租一共才三十多块钱。三人相处甚好，成为挚友，方成把年纪比他大的端木蕻良视为兄长。单复晚年回忆说：“经黄永玉介绍，我和方成、端木蕻良同住一起，朋友们戏称我们为‘一家三口子’。从青丝到白发，‘三口子’的情谊，越老越觉得珍贵。”

    在九华径，喜欢游泳的方成常邀约上几个人去游泳。每天上午他们写的写，画的画，下午就去游泳，一块钱租个船划着就去了，游完后跑到山上去洗个澡——那里有一个泉水流下来形成的沙坑，泡进去，真舒服。方成的水性不错，看他游泳的架势可以称得上是身手矫健。

    在香港找工作也很难，开始那个阶段，香港地下党给来港的这些进步人士发一点救济费救急，每人一百元港币，对大家小有帮助。之后，各人便努力另想自己的谋生之道。方成呢，还去当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教一个富家孩子画画，每月一百块钱。后来他决心靠画画的报酬来养活自己，每天给香港《大公报》画一幅四格漫画，干脆做起“专业画家”来了。现在的人大概都不会画这种四格漫画了。四格连环漫画的内容很幽默，雅俗共赏。方成创作了连环漫画《康伯》天天在《大公报》上连载发表，就靠它吃饭了，一天画一幅，一天八块钱稿费，一个月两百多块，够他过日子了。《康伯》的内容主要是讽刺香港小市民的种种劣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每天报纸出版后，大家都忙着先看这漫画。康伯是一个讲虚面子、爱贪小便宜的小市民形象，身上有许多庸俗的小毛病。后来《康伯》在香港结集出版时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图9方成的漫画《康伯》之一

    方成和村里的这些作家、艺术家们都相处得很好，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他后来回忆说，“这期间，穷困的生活，迫使我们合住在一起，生活起来，真的像一家人一样。”方成对端木蕻良特别了解，也格外理解，回忆起端木蕻良和萧红的波折，他叹息地说，“可能是出于对萧红的同情，大家一般指责端木。在香港生活很困难，大家又都没有钱。萧红得的是痨病，要花很多钱，一切医药费都是端木掏，不知有多难。小两口打架是常事，多事的人拿这些说事。端木从不为这些事辩解，问心无愧。”

    方成在上海时就和端木蕻良相知，通过端木蕻良的引导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因此对国家前途寄予希望。现在，在这九华径，方成又在端木蕻良的指点下，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在香港这段时期，方成还参加了左翼“人间画会”的活动，画政治漫画，搞画展。这是由共产党组织的一个艺术团体，张光宇任会长，几个秘书黄新波、米谷、特伟全是共产党员。游允常、王琦、黄苗子、黄永玉、廖冰兄、丁聪等都是会员。

    时间过得也快，全国解放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1949年8月，九华径的朋友们都先后离开了香港。方成想回上海去，和端木、单复等人也从香港坐上了去上海的船。

    不料，船到上海吴淞口却被堵住了，船进不去。他们等了好多天，让人真等得着急。后来听说有船到北京，方成一想，回北京也行呀，那就去北京吧。于是通过朋友的关系弄了一张去北京的船票，就改道前往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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