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差点被划成右派

    妻子贤淑能干，儿子聪明可爱，方成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发表了不少漫画作品，方成从心里感到生活的平静与幸福。

    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这种平静与幸福的生活很快就被打乱了。夫妻俩都险些陷入深渊。

    这一年，全国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开始了。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满怀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们，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怀着良好的愿望，出以公心，或发表文章，或在会上发言，或用绘画、戏剧等不同艺术形式，积极地、认真地向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表达意见、建议，帮助党改进工作。新闻界也积极跟进，刊出各种声音。在“鸣放”中，对党和政府批评的言辞也出现了一些十分激烈、尖锐的提法。看到共产党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勇于自我批评，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大有希望，好多人都处于兴奋之中，觉得共产党十分伟大。

    可是这段“大鸣大放”的时间不长，大家的热情都还在不断高涨时，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同志阅读，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了。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另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坦言“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人民日报》传达着党的声音，要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真像晴天一声霹雳，咋风向说转就转了呢？怎么就变成“引蛇出洞”了呢？于是，全国铺天盖地地在划“右派”，很多人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了“右派”。各单位、各学校都规定了“右派”的比例，要按规定比例“打”出多少个“右派”来才算完成指标任务。运动结束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个比例大约是全国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在全国当时约550万知识分子中，“打”出了55万多名“右派”。

    身处新闻单位的方成夫妇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中备受煎熬。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一直不断，但这些运动似乎与方成、陈今言的联系不是那么太紧密，他俩似乎没有受到多大影响。陈今言在反右运动之前曾发表过不少针砭时弊、讽刺社会不正之风的漫画，有些还得到好评。现在，她那张响应党的号召而画的漫画《西太后的评语》，却差点被戴上丑化领导干部的帽子。幸亏这幅反浪费的漫画在发表时曾盛传得到了领袖毛泽东的称赞，所以陈今言最后才总算逃过了一劫。可是，她已经被运动中那种指鹿为马、乱戴帽子的做法搞得心有余悸、战战兢兢了。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今言跟方成聊起她们《北京日报》社反右的新进展。说到社里的画家李滨声被划成右派了，划的原因是因为他画的那幅题为《“老实干部奖”获得者——没嘴的人》的作品。简单的画面上是一个没嘴的手捧奖状的干部。这干部没嘴，对什么事都不会评头论足。现在，就说他“利用漫画去反党反社会主义”。

    方成跟李滨声也很熟悉，听了陈今言的话后，说：“李滨声的为人，咱们都了解，他的画也许个别几张有毛病，可也不至于利用漫画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呀……”陈今言同意这个说法：“是啊，我想也是这样的……”

    第二天，陈今言在单位的会议上发言，谈到李滨声，她差不多就是按方成的说法讲的：“对李滨声的为人，我们大家还是了解的，我觉得呀，他的画也许个别几张有毛病，可也不至于利用漫画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这种实事求是的说法马上招来一番指责，说她这是“同情右派”、是“企图替右派翻案”。接二连三的几顶大帽子吓得陈今言不敢再说什么，后来她又忙不迭地做了检讨。为此，她一直忐忑不安，生怕为这事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回到家后，在方成面前禁不住泪水涟涟，抽泣了好一阵子。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最终，陈今言逃脱了厄运，《北京日报》美术组只有她一人没被划成右派。可是她心里却被吓得不轻，在日后的工作中，她说话做事，都是万分小心，如履薄冰了。

    方成呢，在人民日报社的日子更不好过，差一点就被划成右派。

    运动早期，由于他在报社里的分工是以国际时事为题材作画，讽刺的是国外，因此跟“右派”沾不上边。这时，全国的一些知名文化人已经被打成了右派，像储安平呀，艾青呀，丁玲呀，沈同衡呀，等等，等等。方成为表白自己坚定的反右立场，还积极地画了不少讽刺漫画，讽刺右派，有些画还不得不画得很刻薄。当然，多年之后方成心里一直在忏悔，后悔当年做的这些错事。他一直检讨，说对不住这些好同志，伤了人。他写了文章公开发表，对曾被他讽刺过的人士诚恳道歉，表示自责。人家也明白他是跟一时之风，做了政治的工具，表示谅解，对他没有记恨，友好如初。

    可是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开展一段时间后，方成就被人揪住“小辫子”了。有人抓住他的一篇杂文大做文章，说这篇杂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原来方成这几年间，不仅搞漫画，还喜欢写作，发表点小文章。1957年，他为参加有关小品文的讨论，就写了一篇杂文《过堂》，发表在5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是一篇讽刺教条主义的杂文，篇幅很短，字数不过一千多字。全文如下：《过堂》

    第一幕布景：教条衙门大堂，墙上贴满各色标语。大堂中间一张长案，案上堆着厚的、薄的、新的、旧的、平装的、精装的书。

    人物：

    老爷尤其固，

    赵四——相声艺人，

    张大——漫画家。

    开幕时，老爷坐高堂，衙役站两旁，赵四跪左面，张大伏右厢。

    衙役（喝堂）：哦——

    尤（向赵）：说相声的赵四就是你吗？

    赵：是，大人。

    尤：《买猴儿》、《夜行记》可都是你说的？

    赵：是，大人。

    尤：你可知罪？

    赵：小民一贯守法……

    尤（把惊堂木一拍）：呔！胆大的赵四，在本官面前还敢狡赖！

    赵：求大人恩典，小民实在没有罪。

    尤：我来问你，人民可是敌人吗？

    赵：不是，大人。

    尤：如此说来，你也懂得这个道理。可是，你是怎样对待人民的？

    赵：小民从未干过伤天害理之事。

    尤（冷笑）：好个守法良民！我且问你：马大哈所行所为，你可亲见，桩桩是真，件件属实？

    赵：不，大人，那是，那是夸张的描写。相声是一种讽刺的艺术，讽刺就要有一点儿夸张……

    尤（怒）：住口！你欺本官不懂讽刺艺术吗？本官自幼熟读鲁迅杂文，精通果戈里、谢德林诸般巨作。他们讽刺乃对敌人，打击的是不民主旧社会。难道民主的新社会也有讽刺材料不成！新社会里的人民是你讽刺的吗？

    赵：小民讽刺的就是那些从旧社会里留下的坏思想，坏作风，以及……

    尤（大怒）：呸！你打击的是马大哈，马大哈同志！他乃是我们的干部。至今身负重伤，哭笑不得，意志消沉，躺卧家中。命在旦夕，你可知晓？

    赵：这个——

    尤（冷笑）：什么这个那个。哼哼，还有呐：那些上车不排队的，骑车闸不灵的，夜行不点灯的基本上是善良的同志们，都被你打得茶饭无心，工作无神。这给国家造成何等损失，你可计算过不曾？

    赵：小民……

    尤：下去！听候本官改日宣判！

    尤（向张）：你就是画漫画的张大吗？

    张：是，大人，小的就是画漫画的张大。

    尤：将铅笔画成纳鞋底子的锥子，把一个干部画成留声机的喇叭，说人不如乌鸦的，就是你吗？

    张：小的不敢。小民是在尖锐地批评铅笔太硬，不合用；批评那些人云亦云，不动脑筋的干部和不孝父母之人……

    尤（怒）：混账！讽刺等于批评吗？刻薄能代替尖锐吗？难道国产铅笔都像锥子那么硬吗？我们的干部就毫无可取之处吗？这纯是片面，挑剔，胆大，妄为，真岂有此理！你为什么不画他们的优点呢？难道我们的社会就这么一团糟！你的立场是什么？

    （向外）来人哪，查查张大的历史！

    张：回禀大人，小民……

    尤：下去！听候本官改日宣判！

    第二幕

    布景：如前

    人物：同上

    开幕时，老爷尤其固宣读判决书。

    尤：审得赵四张大身为艺人画家

    居然敌我不分乱搞相声漫画

    讽刺代替批评故意歪曲夸大

    人民内部矛盾反而使之复杂

    对待自己同志岂可尖酸泼辣

    批评当然可以态度先要检查

    谦逊和平中正保险不出偏差

    好比治病救人须用无痛疗法

    打针莫如吃药清火不必拔牙

    此理人人都懂何待本官说话

    破坏人民团结审得真真不假

    姑念初犯无知处理酌情宽大

    各打五十大板着即改业还家

    赵（同声）：大人哪……

    张、尤：改行回家去吧！这篇杂文借用戏剧的艺术形式，设计为两幕戏，虚构了一个舞台，将教条、专断的尤老爷讽刺得淋漓尽致，蕴含了深刻的批判力量。可如今，报社里批判方成的人“借题发挥”，抓住这篇杂文大做文章了，说他是在讽刺领导干部，攻击党的领导，主张要把他划成右派。幸亏当时报社美术组的负责人华君武和袁水拍觉得本组一个右派的名额已经划够了，不用再把方成划进去了，只把《过堂》这篇杂文列属“毒草”，作为属右作品存档。方成到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每个单位都有一个名额，名额满了就可以不用划了。不过他心中更明白的一点是，其实这是华君武竭力保护他的结果：“有人说《过堂》是反党作品，要划我‘右派’。君武不同意，只写在笔记本上。”再加上当时方成在社里由于业务能力强、工作积极认真而一直受重用，最后，他终于没有被划成右派，躲过了一劫。

    反右运动一结束，美术界被划成右派的一大批人就被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劳改。据说上级的考虑是，北大荒与苏联接壤，地广人稀，“右派”没有叛逃的条件。在下放到北大荒劳改的“右派”中，有好多位知名画家，中年的如丁聪、黄苗子、尹瘦石、杨角等，年轻的如张钦若、徐介诚、张晓飞等。这时的北大荒几乎可以称为“亘古荒原”，条件异常艰苦，除了冬天的冰天雪地让不少人难以承受之外，物质生活的艰难更令常人难以想象。对于这些“右派”来说，更为苦闷的还有政治环境的恶劣、精神上的压抑。这些“右派”们在严格的监督下，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几年后，上面又因为中苏关系交恶，担心北大荒距苏联较近怕“右派”们叛逃苏联，于是，这些“右派”又被重新发配到全国各地劳改。

    在那个岁月那个大环境里，个人是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的。方成熟悉的一些画家，像丁聪、夏斌修、李滨生等，都是因画漫画被抓出“问题”的，都被划成“右派”，劳改了20多年。

    《过堂》这篇杂文发表后，有个剧团将它改编成一部两幕戏演出了几场，接着也就被批判而停演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方成看大字报才知道演《过堂》这出戏的人都被划成“右派”了，他又一次在心中暗暗庆幸自己当年躲过了一劫。

    幸运呵，真是天大的幸运呵！否则，方成之后的日子将要会像当时美术界被划成右派的那些人一样，在社会底层度过二十来年痛苦的、没有一点点人的尊严的漫漫时光。

    几十年后，方成在《我写杂文和漫画》一文中，这样回顾道：“到1957年，党号召百家争鸣，我开始就国内题材写杂文，第一篇是《过堂》，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好家伙，就这一篇不足千字的东西，险些使我陷入‘扩大化’的深渊！”

    2．在劫难逃

    方成夫妇战战兢兢地总算过了反右运动这一关。

    反右运动结束后，1958年，方成就下放到广东阳江去了一年。那时候报社有个规定，每个编辑都必须到农村干一年。美术组里就方成文化程度最高，是大学毕业生，每次政治运动来了第一个就抓他，每次都得批判他，要不然没有批判对象啊！方成后来回忆起这次下放阳江的一些荒唐事：“我去农村的时候40岁，身体棒极了。后来县里下了指标，要搞亩产20万斤水稻。当时的条件根本做不了，后来就说亩产10万斤吧，可10万斤也不可能啊，过去我们知道亩产也就几百斤，我看1万斤都不可能。明明知道不行，但不做也不行。那就拼命地下肥料啊，不知道下了多少。”

    反右之后，过了好些时间，陈今言的情绪才慢慢地有所恢复。日子进入了相对平静的一段时期。俩人在自己报社更是兢兢业业地工作，对政治问题再不敢发表什么意见，谈什么看法。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因政治压力较大而显得胆小谨慎，事事拘束。有一次，方成出版的画册《王小青》获“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一项二等奖，由宋庆龄副主席授奖。当他接到获奖通知后，去向华君武请假去领奖。他问华君武：“可以去吗？”华君武口气平淡地回答：“你随便。”就因为领导的答复只有这么简单的几个字，他就有点不知所措似的，没去领奖，而是请袁水拍顺便替他代领回来。并且在其后的一段日子里，内心都还忐忑不安的。其实当时华君武的答复并无任何倾向性，仅只是一句平常的简单的答复罢了。

    方成在报社的工作量很大，他没有任何怨言。从1959年冬天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他的工作是很辛苦的。这段时间他改做前夜班，要紧跟新闻，每天创作一幅漫画。上班时间是从下午两点直到午夜。一上班，就查看国际新闻，包括看《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看新华社连续传来的新闻稿。到了晚上9点钟，便去国际部夜班编辑室参加编前会。待会上决定漫画题材后，他立即回办公室动笔创作，12点钟一定要送稿给领导审。审定之后，马上送去制版，第二日与新闻同时见报。

    他后来说起这段时间的艰辛：“每天只用3个小时画一幅漫画，那是很紧张的。有时构思不成熟，急得头脑发胀，就跑到冷水管下冲洗一阵。用这种创作方式干了几年，也就习惯了。”

    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把全国人民的日子都搞得很艰难，方成一家也一样，夫妇俩常为几个孩子的营养不足而发愁。不过，这毕竟只是物质上的困难，比起反右运动时那种精神上的压力，方成和妻子都觉得这已经不算什么大问题了。他俩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再没有出什么差错，日子虽然非常忙碌，但一家人和和美美，总算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刚进入1966年初夏，方成家的平静日子就被彻底打乱了。

    随着中共中央“5·16通知”的正式发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这样的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自然是要狠狠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此时，方成在《人民日报》的部门领导已不是华君武。华君武早几年就已调离报社，去中国美术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了。现在《人民日报》美术组的新组长是一个初学漫画的年轻共产党员，二十几岁年纪。组内其他同事也都是同样年轻的党、团员。这一年方成48岁，尽管从事漫画创作已多年，行政级别和工资也比他们都高，但因为他是一个非党员，自此，就像有“原罪”一样，他又坠入了被“造反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深渊。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这些年轻的同事从1957年的报纸上查到方成发表的那篇杂文《过堂》，欣喜不已！这不是整方成的很硬的材料吗？于是这些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煽动起来的年轻人，马上采取“革命行动”，给方成扣上了“漏网右派”、“反动文人”的罪名，把他打成了“牛鬼蛇神”。那个年轻的组长带着一帮“造反”的人闯到方成的宿舍，瞪着大眼，狠狠地对方成说：“我们来抄家！”接着就闯进内室去翻箱倒柜，抄出一些书刊信件带走。然后就对方成开展多次批斗，把他押进专门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监督劳动，要他坦白交代“反党罪行”。

    方成在反右运动中好不容易躲过的灾难，此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终究还是没能躲过去。方成在反右运动中由于有“贵人相助”，幸运地逃过一劫，没有受太大的折腾。但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再也没有什么“贵人相助”，就连“贵人”们也都被打倒在地，还踏上了一只脚。方成终于在劫难逃。

    他的《过堂》那篇杂文被“造反派”从旧报中刨了出来，有此“反动”罪证，何须“过堂”？立即“判决”，先抄家，再批斗关押。转眼间，方成就成为了“阶下囚”，在北京郊区的“牛棚”里开始了被强迫劳动的日子。他在“牛棚”里天天劳动，一个月仅发15块钱的饭钱，没烟抽，有时他甚至捡地下人家扔掉的烟头来吸两口。方成的50岁生日都是在“牛棚”里过的。生日这天，也没有人来看他，他连一碗寿面都没有吃上，更不要说想有口酒喝了。

    妻子陈今言也同样没有逃脱屡屡被批斗、辱骂的命运，还有一些人贴大字报诬陷她，攻击她，造她的谣，有些话说得很恶毒。随着以前解决她入党问题时帮助过她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的被打倒，她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与批判，并被开除了党籍。接着，她也被押进北京日报社的“牛棚”监督劳动。

    夫妻俩都被关进了“牛棚”，不准回家。有什么办法呢？方成那时候的心情是很颓丧，但还没有完全绝望，他想着还有希望能出去，所以就权当是“住监狱”吧。他们夫妻二人在各自单位搞的“牛棚”里，互相根本都见不着面。家里原来请的保姆在“文革”开初就为“革命形势”所逼，不得不辞退了。在“牛棚”里，方成格外惦记孩子，也惦记妻子，可是真没什么办法，只能徒然在心里惦记。妻子当然也一样，格外惦记孩子，又惦记方成。夫妻俩在“牛棚”里面都是天天劳动。方成还算个强劳力，种地、管水、砸夯、挑土、苫被呀，什么都要干。啥叫“苫被”？就是盖房子的时候要给那个房顶上先铺草，铺完草还要在草上压很多湿泥。那可绝对是要强劳力才能干的活，湿泥和草都要站在地面扔上屋顶去，那可真是要有一把力气才扔得上去的。他们“牛棚”里只有四个人有本事能干这活，被大家戏称为“四条汉子”。方成是这“四条汉子”之一。他后来说：“那个时候我也想开了，反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再想什么也没用了，所以我根本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了，我就告诉我自己，去劳动，把身体练好！所以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身体明显比较好。”

    方成在“牛棚”里，天天要背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文章，他能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他也坐得住“冷板凳”，他在牛棚里细读《鲁迅全集》，还作了一个供自己个人检索的《鲁迅全集》索引。在“牛棚”时方成还被封为“牛长”，后来他幽默地说，自己此生没有当官的命，这是他当过的最大的“官”了，因为他手下的“牛鬼蛇神”里，还有职位高至副部级的。后来，方成是最后一名走出人民日报社“牛棚”的。造反派戏称他是“老运动员”了。

    父母都关在“牛棚”里，家里没有大人管，可苦了几个年幼的孩子了。小名叫“七一”的老大，刚上初一，就被当成“黑崽子”遭到批斗。老二小名叫“小牛”，念小学一年级。最小的弟弟叫晓纲，才四五岁，在报社幼儿园。1968年底，初中都还没毕业的“七一”，被下放到内蒙古“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就只剩下了小牛和晓纲独立生活。四五岁的晓纲由七八岁的小牛照料着，小牛这么小，生活自理都还困难，连脸都还不会洗，他怎么会照料弟弟呀？两个孩子，可怜兮兮的。这是让陈今言最揪心、也最难过的事。她在“牛棚”里每天牵肠挂肚，可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又不得回家，方成也不得回家。多亏幼儿园食堂里那位心地善良的张师傅，怜悯这两个无父母照料的孩子，每天管着两个孩子的饭，这两个孩子才没有饿死。这样维持了一年左右，当夫妻俩从“牛棚”里放出来，回到家里看到灰头土脸、一身脏兮兮的两个孩子时，陈今言伤心得泪流满面，心疼不已。

    方成看到结束了“牛棚”生活的陈今言，“憔悴多了，性格也变了，变得整天闷着头干活，有时甚至整天不说话。她想不通，世道为什么变成这模样，更想不通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此时，陈今言才40岁过一点。

    1970年，又一次风暴迅猛刮来，将他们一家人“驱逐出京”，“发配”到河南。

    当时，毛泽东关于人民日报社有个“要实行三、三制”的批示，大意是：三分之一的人办报，三分之一的人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人到农村改造。原则上报社的人都要去，实行轮换。

    一天，造反派把方成找去，声色俱厉地说：“为了纯洁红色首都，你必须离开北京，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去改造思想，去脱胎换骨。”方成不能有任何反对，只能答应去，而且还要把户口也迁走。

    回到家里，他一脸悲怆的神情，把自己将要被“发配”到河南的事告诉陈今言，然后问她：“我户口已经要迁走了，你看你是怎么弄呢？继续待在北京还是怎样？”听方成说罢，陈今言很干脆地说了一句话——“没关系，你上哪儿我上哪儿！”

    这句话让方成感动不已，刻骨铭心地记了一辈子。

    当时，陈今言所在的《北京日报》并没有强迫她离开北京，两个孩子也还年幼，她可以不去干校。但陈今言不愿让方成一人孤孤单单地在那儿受苦，她毅然决然地带上两个孩子，跟着方成一起来到人民日报社设在河南叶县刘店的干校，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

    看到陈今言这样坚决的态度，方成终于下了决心：全家迁了户口到河南去！报社下放到干校的职工中，只有三家人是把全家户口迁走的。

    下放到干校“边劳动边接受思想改造”，成了当时惩罚所谓“臭老九”的一种手段。方成一家到了干校后，也许是看着方成年纪偏大，又有点瘦弱，负责人便把他安排在干校食堂里劳动。方成在干校比较活跃，除完成好本职工作外，还开动脑筋，发明了一种用于除草的“中耕器”和放在屏幕上会动的幻灯。方成8岁的三儿在村子里上小学，15岁的二儿进了县中学，放假时也在干校参加一些劳动，反正不劳动也没有其他事可以做。

    陈今言呢，则被分派去干农田里的活计，她干什么都特认真，在干校干农田的活儿也一点不含糊，从不挑肥拣瘦。她努力改造自己，向贫下中农学习，不仅劳动表现相当出色，而且与乡亲们处得很融洽，常常与农民大嫂们谈天说笑。

    有一次，一位老乡大伯的手被蝎子蜇了，红肿得厉害，在一旁的陈今言情急之下，一点也不犹豫地俯下身去，直接用嘴去嘬蝎子的毒液，嘬一口吐掉，再嘬一口，再吐掉。她把乡亲的安危放在心上，而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这位大伯的儿子闻讯飞奔而来，连声谢她：“幸亏你啊！谢了！谢了！幸亏你了！”老乡们也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感谢她。陈今言这种舍己救人的勇敢行为受到了乡亲们的交口称赞。

    3．丧妻之痛

    在干校“改造”了两年，由于“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中央的政策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972年，方成夫妻终于可以回北京了，户口也可以从河南迁回去。

    回到北京后，方成先去了小汤山干校几个月，然后回到《人民日报》。报社没让他搞编辑，尽叫他干些杂务。陈今言也应该回到《北京日报》的，但她坚决不肯回去。方成三番五次地劝她说：“迟早总是要回去的，总不能老不回报社呀！”

    可陈今言斩钉截铁地说：“没法回，没法回。我再也不去报社了！”下干校前报社有些人对她的无理攻击与无情批判，实在伤透了她的心。她坚决向有关部门要求调动工作，最后，她被调到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做工艺美术研究和设计工作，其主要任务是从事牙雕的形象设计。

    这可是陈今言从来没有干过的活儿。她为了把牙雕设计好，就先从学木雕入手。以前她也从未摸过木雕，现在只能靠业余时间在家里学习。木料、工具、参考资料等，都得自己找，自己买。她每晚干到深夜，用小学生削铅笔的小刀一点一点地雕，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几件木雕作品。牙雕师傅看了她的这几件木雕作品后，觉得可以，才敢把价值昂贵的象牙交给她，让她去学着制牙雕。因为只有先学会牙雕，了解了牙雕的艺术特点，才有可能设计出好的工艺品图样。

    不长一段时间后，陈今言设计而制成的一些作品居然就可以送到广交会展出并出售了。这些作品有大件的，也有小件的。方成最了解陈今言取得这些成绩的不容易，多年后。他在为《陈今言画集》写的序中如此道出了妻子获得成功的艰辛——为学习和创作，她付出的劳动是惊人的。她忠实地按照党的要求，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挑肥拣瘦；能干多少就干多少，从不叫苦叫累。她干起来像拼命似的，而且兴致勃勃。对党的忠诚和事业心给了她坚韧的毅力和刻苦精神，因此也练成多能的才艺。她很好强，工作干不好是睡不着觉的。陈今言在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就这样踏踏实实地顽强苦干了4年多，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方成心中很清楚，从“文革”开始这些年来，陈今言一直很压抑，心情不舒畅，不爱多说话，就是埋着头地干工作，她的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差了。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全国人民都从心底松了一口气。陈今言才好像重见天日一样，有时还轻轻地哼上几句京剧唱段。她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工作上，早出晚归，不辞劳累，积极肯干。

    半年之后，1977年6月17日这一天，陈今言如往常一样，一大早起床后，就骑着自行车上班去。可是没过多大工夫，她却又慢慢地骑着车转回家来了。方成见她脸上的气色灰暗，忙着把她扶进房间，问她：“怎么啦？哪儿不舒服？”陈今言指指胸口，有气无力地说：“胸口疼，疼得厉害……”方成赶忙吩咐二儿子小牛去离家大约300米的钱粮胡同东口那家出租公司叫了辆车来，迅速将陈今言送进了同仁医院。

    经急诊科检查，陈今言患的是心肌梗塞，马上进行了抢救。待抢救过来之后，急诊室的护士就带方成去办住院手续，另有一位护士拿来了一套病号服给陈今言换上。没想到，就在换病号服的时候，意外发生了！陈今言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医生连忙再抢救，可再没有能够抢救过来。就这样，在谁都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陈今言匆匆离开了人世，年仅53岁。

    事后，方成才知道，急诊室的大夫、护士竟然犯了个常识性错误——刚刚抢救过来的十分虚弱的心脏病患者，需要平静休息，架不住更换衣服这样的折腾。这可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听到陈今言突然去世的消息，熟悉她的人都很难过。象牙厂的工人、报社和研究所的同志都赶到方成家里来悼念，表达深切的怀念之情。前来悼念的许多人一进门就忍不住拉住方成的手放声大哭。

    对于艺术家来说，53岁，正是在事业上可以大有作为的年龄！后来华君武在一篇文章中惋叹：“中国出过两位女漫画家，解放前的一位是梁白波，解放后的一位是陈今言，可惜她们都过早地去世了。”方成说：“她来不及留下遗嘱。我们家里的箱子内除了一些日常旧衣物、书籍和画稿外，没有什么称得起贵重的遗物。她在生活上似乎只需温饱。她在工艺美术研究所那几年，午饭只买几个火烧带到办公室，为的是节省时间。她把自己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直到最后一息。她以自己的行动在家人心中塑造了一个党员艺术家感人的形象，这是她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

    陈今言不幸英年早逝，给方成的打击相当大。他与妻子的感情相当深，从来没有争吵过，甚至没有红过脸，连一句不好听的话都没有说过，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共同生活了25年。现在，妻子抛下了他和未成年的孩子，这样过早地撒手人寰，怎不令方成心如刀绞？方成的精神一下子垮了。

    中年丧妻，乃人生一大悲事。悲痛之极的方成每天下班回到家里，会常常坐着发呆，晚上老是无法入睡，眼前总是浮现出陈今言的音容笑貌。没办法，他只好每晚靠喝酒来睡觉。喝上不多一点，头就有些晕乎了，这时就赶紧上床，逼着自己睡觉。如果过了这段开始晕乎的当口，就又难以入睡了。白天呢，他的工作又忙，还要照顾幼小的孩子，这日子过得实在够呛。

    几个月后，一些热心的朋友看着方成过这样的日子太苦，孩子过得也可怜，便劝他说：日子总不能老是这样过呀，是不是再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过，这样能对孩子有个照料，别让孩子老过得这样可怜。

    这话说得是在理，可是方成还没有从失去爱妻的阴影里走出来，不愿意再婚。架不住朋友们再三的好言相劝，再想想让孩子们过成这样，他心里也觉得亏欠孩子，看来这家里没个女主人照料也的确不行，于是，一段时间后，方成接受了朋友们的劝说。见方成有点松口，热心的朋友便忙着给他物色对象。

    翻过年去，1978年的春节到了。天气寒冷，冬夜漫漫，方成守着幼小的孩子，家里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方成心里感到很苦，也觉得很烦——日子咋会这么难熬啊！在方成的一生中，这种感受还真是很少有过的。

    就在他早上刚起床一会儿，正烦着这个春节怎么过的时候，就听见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哟！是好友钟灵提着盒子站在门口哩，他忙着把钟灵让进门。不一会儿，好友侯宝林也提着东西来敲门了。再接着，丁聪也提着东西来敲门了。几个好友都带着吃的喝的来陪方成父子过年了！一下子，这家里就热闹开了，笑声充满了小屋，孩子高兴得蹦蹦跳跳的。方成后来发自肺腑地说：“我至今非常感激这些朋友对我的安慰。如果他们不来的话，1978年的那个春节可能会是我过的最难最惨的一个春节。”

    稍后些天，远在南京的老朋友田原也来看望方成了。看到田原千里迢迢来看自己，方成心里真别提有多高兴了。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从北京说到南京，从国内的变化说到国际形势，从各人家庭说到介绍对象……老朋友的诚挚关心，帮助方成暂时排解了生活中的苦恼。田原与方成从50年代中期就认识，都是同行。比方成小几岁的田原，幼年家庭贫寒，小学都没读完，他格外勤奋，刻苦钻研，全靠自学成才。解放后图18晚年的方成与田原，田原在南京《新华日报》当美编，画插图，在书法、绘画、篆刻、版画、剪纸、美术动画片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以后的岁月里，方成对妻子的思念与日俱增，常常忆起与妻子的恩爱相处的时光，默默地看着爱妻的照片潸然泪下。1980年，方成为了寄托对亡妻的思念，决定为妻子出一部《陈今言画集》。他四处寻觅陈今言的画和木雕、牙雕等作品，包括散落在家中的、存在研究所和北京日报社里的，甚至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费尽一大番周折，方成终于搜集到了陈今言的大部分精品，又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同志的大力协助下，终于顺利出版了《陈今言画集》，以此告慰了善良的、富有才华的、历尽苦难的爱妻之在天之灵。

    方成为《陈今言画集》作的序言特别加了个标题——《深切的怀念》。他在序中写道：“陈今言同志离开人世已经三年了，写这篇序文不能不引起极为痛苦的回忆，不仅由于二十多年共同生活的突然中断，还由于失去的是一位值得永远怀念的好同志。她过早地死去，带着‘四人帮’加在她心上的致命伤。……她的作品无法收集齐全，许多原作在混乱中散失，只是在同志们协助下从一时查到的已发表的作品，完成这本集子的编辑工作，请同志们看看，这就是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罪证’。出版这本画集，是为纪念一位为党为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画家，也为了帮助我们认识‘四人帮’的罪恶，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几十年后，已是91岁的方成还念念不忘与妻子恩爱相处、共同生活的25年时光，他怀着难以割舍的思念之情写下这样一封给妻子的信，发表在报纸上，寄托自己深沉的哀思：今言，我一直想念你

    亲爱今言：

    你好吗？我一直想念你，曾多次在梦中见到你，醒来再也睡不下去。我们俩分别二十多年，回想起来，非常难过！你是好人，想必是在天界的。

    你还记得吗？从我们俩成一家人，生下三个孩子，共同生活二十五年里，恩恩爱爱，谁也没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我是从心里就信服你的淳朴、正直、理性和处事冷静的能力，在报社一直受重用。你对我这个只专心业务、书呆子样的男人毫不嫌弃，我是明白的。很多事我现在想起来，时时悔悟。首先想到的一件是：我没有像现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那样，向你倾诉过我深爱你的心里话，整天只忙于作画写文章，而不懂生活。我太愚蠢了！想起就自恨。

    你在大学时是篮球、排球校队队员，身体强壮健美。不料遇上“文革”的“政治运动”，那时是无法无天的年代，在随意“上纲上线”地批斗下，不仅是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致命伤害的好人，数已千万计！

    今经改革开放三十年，再无政治运动，国泰民安，请你放心吧。我已耄耋高龄，生活安定，每日仍写作不停，只为头脑健康，非图稿费也。过几年总会和你在一起的。

    祝你快乐！

    永远爱你的方成于2009年清明节前方成写得如泣如诉，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许多人读着这信，都不由得眼眶湿润，喉头在发酸。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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