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初到西铺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写下题为《四十》的诗：

    忽然四十岁，人间半世人。

    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

    坐爱青山好，忽看白发新。

    不堪复对镜，顾影欲沾巾。

    功名无望，贫病交加。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蒲松龄到号称“四世一品”的淄川西铺显宦毕府坐馆。他的东家最初是刺史毕际有（字载积）。毕际有去世后，是其次子毕盛钜（字韦仲）。

    蒲松龄在西铺毕家待了三十年，年逾古稀，才撤帐回家。

    一 刺史西宾

    毕府为名门望族，七世祖毕木已有文名，其第四子毕自严（1569—1638）字景曾，号白阳，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官至户部尚书，殁后赠太子太保，《明史》有传。毕自严酷爱读书，建万卷藏书楼，收藏甚丰。二〇一三年笔者参观宁波天一阁，该馆在介绍中国古代著名藏书楼时，将淄博毕家万卷楼列为古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遗憾的是，毕府万卷楼收藏的古书在后世渐渐散佚。

    毕自严喜爱诗文，有《石隐园集》行世。崇祯六年（1633）毕自严被人罗织成狱，后经吴甘来抗疏营救，以原官放归故里，人称“白阳尚书”。其八弟毕自肃字范九，号冲阳，进士出身，初授定兴县令，后以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殁于任上。其六弟毕自寅字畏甫，号旭阳，以举人授吴桥知县，后升南京户部主事。因在吴桥任上有失职之事，被追查罢官，回到淄川，建拱玉园，写诗自娱，著有《选石斋诗》《志隐集》。明末是毕府隆盛阶段。入清后，毕家不像在明代那样显赫，仍是富裕且有文化的官宦人家。

    蒲松龄的东家毕际有（1623—1692）字载积，号存吾，顺治三年（1646）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州。清代散州知州相当于知县；直隶州知州官职略低于知府。通州乃江南直隶州。蒲松龄在诗文中对毕际有以“刺史”相称，指其通州知州职衔。康熙二年（1662）毕际有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被罢官。毕际有文学修养相当高，精于鉴赏，喜吟诵，爱交游。著有《存吾诗草》《泉史》等。他在江南做官时，曾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林茂之、杜于皇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他罢官离任时，陈维崧等江南名士送至江干，争为诗歌，绘“江干系马图”。毕际有归乡后，无意东山再起，在诗酒琴棋、园林景色、子孙绕膝中享受乐趣。蒲松龄刚入毕家，看到毕际有当年归田后写的诗，写组诗《次韵毕刺史归田》：

    烟霞深处伴渔樵，鸥鹭依依认旧僚。

    碎击玉壶风雨夜，醉横铁槊月明宵。

    栽花南国人无恙，载酒东山兴未遥。

    犹有柴桑松菊在，薜萝何必让金貂。

    三生一念绝贪嗔，聊适尊前现在身。

    千古韶华忙里误，几年尘梦悔时真。

    隔篱种竹元无次，随意栽花更不伦。

    落落情怀谁得似？开觞遥酬古逸民。

    石隐园中石色斑，白云尽日销花关。

    疎栏傍水群峰绕，芳草回廊小径弯。

    借种竹书时自录，嫌妨月树手亲删。

    武陵天地非尘境，不必巢由更买山。

    次韵，也称步韵，按照前边人的诗用的韵照着作，最能考验诗人功力。《次韵毕刺史归田》是步毕际有《归田诗》的韵而写，换了三次韵。蒲松龄赞赏毕际有的隐居生活：当年他有过王敦击碎玉壶的壮志，有过曹操横槊赋诗的情怀，搞过潘岳式栽花南国的德政，但他信奉佛法，不贪不嗔，心平气和退居山林，与渔樵为伴，与鸥鹭为侣，过起谢安载酒东山、陶渊明种菊东篱的生活，做披薜荔带女萝的隐士比做高官一点儿不差。回过头再看官场，看功名，体味更加真切。在自家幽静花园看书养花种树，不必像巢父、许由那样另外寻找隐居处，日子岂不像古时的隐士一样舒心？

    蒲松龄的和诗，不管说毕际有出仕时的政绩，还是归隐后的风雅，都恰到好处。雍容华贵、用典确切，自然受到毕际有的赏识，对自己请来的西宾刮目相看。

    接着，蒲松龄又因代毕际有写书信显露峥嵘。康熙十八年（1679），陈维崧以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致书问候毕际有。毕际有请刚至其家的蒲松龄代笔写回信。蒲松龄揣摸毕际有的语气落笔，先回忆与陈维崧的友情：“古人一日之别，犹怀恋恨，数里之隔，辄动相思；况乃天限南北，真如异世，钟情如我辈，谁能不悒悒哉！”接着回忆当年“纵饮雄谈，欢呼彻曙，直欲挥白日使停晷，止参斗使不坠；每一文成，叠肩击节，追随晨夕，使人乐而忘返”。表达毕际有看到邸抄（新闻小报）知道老友进入翰林院，“此中欣慰，如获异宝”，正想写信祝贺，没想到先收到翰林来信，“喜泪交并”。蒲松龄虽是穷困场屋的秀才，却绝顶聪明，模仿毕际有口气，写出高官达宦气派和富贵闲人风度，措词得体，情采俱现。刺史本人未必写得出。陈维崧大概也惊讶。他当然也想不到，几百年后，他这位翰林院检讨在《中国文学史》上因为写词占据半个页面，而代毕际有写信的穷儒却因为本小说占整整一章！历史何等喜欢与人开玩笑啊。

    有了文章高手，毕际有乐得清闲，需要写信就让蒲松龄代笔。蒲松龄不仅是毕际有请来教孙子的老师，还兼任刺史“商古略今”的聊伴、赏玩园林的游侣、代写书信的秘书、接待客人的“礼宾使”。

    毕家与淄川及周边名门大户多有亲戚关系，如官至大学士兼三部尚书的孙廷铨家，高珩、张至发、明代户部侍郎降清后以原官招抚山东的王鳌永等。这些名门显族像《红楼梦》的“四大家族”贾、史、王、薛，虽不能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盘根错节、互相扶持，形成不可小觑的地方势力。新城王士禛家则与毕家有数世婚姻之好。毕际有及其长兄毕际壮（早逝），都娶了王士禛的从姑母；毕际有次子毕盛钜、长孙毕世洎，也娶了王家的小姐；毕际有之女嫁给王士禛的堂弟。蒲松龄代毕际有写的《祭王陇西（士骥）文》说：“念我两门，姻娅重重，虽云二姓，无异一宗。”毕际有与王士禛的特殊关系，带来了文学史上“王（士禛）蒲（松龄）惺惺相惜”一段佳话。这是后话。

    做毕府家庭教师，一年有多少收入？《蒲松龄集》查不到相关数字，蒲松龄曾想介绍张笃庆到毕世持家任教，信中提到报酬为“哉生魄”，是阴历十六的代称。也就是说，如果张笃庆到毕世持家教书，除过年过节按习俗给塾师礼物外，全年薪酬十六两银子。张笃庆未接受这个邀请，说明他在其他地方拿得更高。毕际有比毕世持富裕，蒲松龄教的学生也多，他的薪酬至少应有二十两银子。这笔钱，对蒲松龄一家的生活应当有不小帮助。《红楼梦》中刘姥姥说大观园吃一次螃蟹用二十两银子，够庄稼人过一年的。她算的是五口之家用费。蒲松龄是七口之家。因而，西铺坐馆之后，蒲松龄的经济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因他“舌耕”在外，顾不上教育儿子，总觉得对儿子不能成才有愧，曾感叹：

    我为糊口耘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

    几时能储十石粟，与尔共读蓬窗前。

    （《子笏》）

    西铺坐馆，虽无冻馁之忧，区区十石粮，仍是聊斋先生难以措置的。

    康熙十八年（1679）春，蒲松龄进毕府不久，大病一场。他写数首记病诗：

    瘦骨支离似沈郎，高斋兀坐转悲凉。

    怀中多绪愁愈病，漏下无眠月满床。

    近市颇能知药价，检书聊复试疑方。

    朝朝问讯惟良友，搔首踟蹰意暗伤。

    （《抱病》）

    蒲松龄风趣地说，自己像多病的沈约，把鲜花和黄莺都辜负了。因为总生病，最了解药品价格。自己开药方，当科学试验的“小白鼠”，试验新方有没有效果，没收到理想效果。他称“良友”的毕盛钜判断蒲松龄多半是中了邪，请巫师王圣符来给蒲松龄画钟馗捉鬼图。画上的钟馗戴着黑色纱帽，身边跟着蓝眼睛奴仆。蒲松龄感叹：这像画得生动！难道真是那个梦中能吞鬼的钟馗？粘到墙壁上，真能像韩愈那样送穷？韩愈把带来“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者称为五累，这五累正是聊斋先生得病的原因。只是画判送穷未必送得了吧？

    蒲松龄得的是什么病？有研究者认为是心病，是因为头一年科举考试失败而病，这似乎有点儿牵强。如果因落榜得病，应在头一年秋闱病倒。看来蒲松龄的身体一直不那么强壮，俗话说“歪歪墙不倒”，在他所处的时代，能活过七十五岁，也算古来稀了。

    二 尚书府·石隐园

    毕际有兄弟三人，长兄毕际壮英年早逝，只留下个八岁的儿子；三弟毕际孚没做官。毕际有继承了毕自严的正房。现今毕府遗址挂着“蒲松龄纪念馆分馆”牌子，有毕府全貎图。从图上看，尚书府宅院有点儿像《红楼梦》描写的荣国府，由东西两个跨院组成。从这幅绘图推测当年尚书府的布局，东跨院几进院落依次为：毕家子弟读书的绰然堂、当年尚书晾官服的振衣阁、毕自严藏书的万卷楼；西跨院几进院落依次为：毕府接待客人的厅堂、毕府女眷日常活动的厅堂、毕际有及夫人子女居住的楼房。东西两跨院靠近院墙处有平房，为仆人居住的地方。东跨院万卷楼、西跨院眷属楼后，是石隐园。

    当年石隐园由毕自严构筑，规模相当大，后来渐渐荒废。毕际有隐居西铺后，在东西跨院北部，重建一个较原来规模小的石隐园。毕际有先请人设计出花园图纸，再派工匠种花木，筑亭室，拉来太湖石，挖出池塘和水渠。因毕际有曾在江南省做过官，他建的园林就带上江南特点。淄川文人留下不少描写石隐园的诗句。园中桧柏蔽日，集花为篱，树丛中有美丽的亭台，园内藤萝抱壁，松柏绕墙，海棠花开如锦，牡丹灿似朝霞，木瓜香气四溢，月季盛开，绣球烂漫，园中有石舫、石梁、远心亭、牡丹径、大夫松、连枝桧、薜荔窗、霞绮轩，还有两棵参天银杏，几片森森翠竹……

    康熙十八年（1679）春天，大病初愈的蒲松龄兴致勃勃写下两首《石隐园》：

    山光绕屋树阴浓，爽气萧森类早冬。

    菉竹不因春雨瘦，海棠如为晚妆慵。

    池牵紫荇丝盈尺，石绣苍苔翠万重。

    惆怅当年高卧意，凭临涧壑仰芳踪。

    诗写得清丽晓畅，描写石隐园的花卉、林竹、藤萝、池塘、岩石、亭台的幽美宁静，表达蒲松龄对毕际有离开官场、归隐山林的敬仰之情。诗中出现海棠春雨，是初春景色，也是蒲松龄初到毕家对其花园的感受。

    蒲松龄康熙十八年（1679）进入毕府，此后三十年，石隐园始终陪伴蒲松龄，与绰然堂一起成为蒲松龄西铺生活的重要“伙伴”。优美的石隐园，伴随蒲松龄三十年生活与创作。暑热不堪，蒲松龄就转移石隐园。这里大树绵绵，清幽宁静，房屋被浓阴遮盖，满树蝉鸣。池塘中荷叶田田，荷花艳艳。蒲松龄漫步园中，把园中山石花草都拟人化了。他想：这万笏山像不像费尽心机徒劳钻营的官员？青瘦的空心竹像不像凡事愚拙的聊斋先生？卓然挺立的石丈像不像孤标傲世的文人朋友？石隐园的紫薇花是不是与自己有前世因缘？

    绕屋浓阴万树蝉，水云浮动芰荷天。

    两餐如客饥投肆，初漏无声静似禅。

    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喜欢缘。

    雨余帘外松风冷，竟到匡床搅夜眠。

    （《逃暑石隐园》）

    外边酷暑难耐，活像经受炮烙。石隐园凉快，但毕府管事者不乐意在花园另起炉灶给少爷们做饭，就让鸟儿们独自享受园林。蒲松龄还是把弟子都带进园中，师生共同享受石隐园的清凉，晚上园中几榻都是凉凉的，半夜盖着被单居然会冻醒。师生两餐仍回绰然堂：

    今年合谋抱卷逃，竟扫庭树诛新茅。

    花树喜我至，浓阴绕屋声萧萧。

    山禽喜我至，凌晨格磔鸣松梢。

    两餐往还足二里，归去汗浃如流水。

    如流水，何妨哉？解襟习习清风来。

    （《读书石隐园，两餐仍赴旧斋》）

    从石隐园到绰然堂两餐往还要二里路，从这个具体数字也可以推算出尚书府的规模了。

    康熙二十五年（1686）毕际有又在府第东侧建了个小花园，里边盖上几间房子曰“傚樊堂”。当年韩愈写过《荐樊宗师状》，称赞樊氏为人孝友忠信，勤于研学。毕际有是否以“傚樊”命名，鼓励子弟向樊宗师及韩愈学习？这里倒确实像毕际有给孙子们盖了个“夏日学堂”，继石隐园之后，成了蒲松龄夏天避暑胜地。

    毕际有精心布置的新花园嘉树成林、绿竹摇曳、鲜花盛开，好像佛经上突然冒出的城郭，既幽雅得像王维的辋川别墅，又因靠近村舍，鸡犬之声相闻。傚樊堂内棋盘几榻悠然，成了春天和秋天聊斋先生每天都“杖藜”来的地方。夏季，他干脆到傚樊堂安营扎寨。这里绿竹特别多，比石隐园的房子更宽敞舒适。

    《毕刺史傚樊堂落成》中他兴奋地描绘了这个美丽的小花园：

    东园雅地旧蒿莱，初构三楹压绿苔。

    乍有游人惊鸟散，忽疑深树化城开。

    短畦新插十竿竹，小径斜通数尺台。

    几榻悠然花未老，朝明乘兴杖藜来。

    可能因为这个小花园离绰然堂近，成了蒲松龄夏日“新宠”。康熙三十年（1691），蒲松龄有诗歌描写他候鸟般的迁移。暑天绰然堂像个蒸笼，师生一起搬到傚樊堂。小巧花园草长莺飞，清幽快意，凉风阵阵，蝉声阵阵。堂下是丛丛绿草，堂上是拖着长尾的兰草和绿萝。蒲松龄把瓜果垂到深井里凉透，与弟子们共享。把一套一套的书摆到案上。晚上弟子们离去，蝉声停了，夜色萧萧，龙吟细细，明月悬在晴空，芭蕉在窗前摇曳。蒲松龄躺在床上，感慨不已：像我这样的穷书生，还能像《世说新语》写的阮孚，吹火蜡屐感叹“未知一生能着几量屐”吗？我还能为了直上青云闻鸡起舞吗？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岂不是伏来伏去，壮志全消啦？

    三 趣记绰然堂

    毕际有长子和三子早逝，顶门立户的二儿子毕盛钜有八子三女，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进毕家后，八个毕府公子陆续成了他的学生，他们是：

    世洎，字公远，后为雍正甲寅首贡；

    世演，字公范，后为增生；

    世渡，字公筏，后为增生；

    世浣，字公衣，后为附生；

    世澂，字公见，后为附监生，候选府同知；

    世涵，字公纳，早卒；

    世，字公雨，后为监生；

    世汸，字公舟，后为附生。

    怪哉！蒲松龄的弟子与乃师一样，没有一个正式冲开乡试关口、进入会试。是官宦人家子弟不好好学习，还是蒲松龄教书不得法？

    蒲松龄初到毕家时，毕府大公子将近弱冠，最小的只有几岁。毕世洎等公子后来有十六个男孩，他们也都做了蒲松龄的学生。至于毕府三位小姐和十三位小小姐有没有跟随蒲松龄读书，已无资料可考。《仙人岛》写的聪明伶俐、出口成章的小仙女有没有毕府小姐的影子，也只能想象了。

    蒲松龄教毕家子弟的地方，堂上高悬白阳老人题于崇祯七年（1634）的匾额“绰然堂”，两侧有对联：

    会计殚精·微劳屡荷宸衷忆

    考般寄傲·姱节曾经御墨题

    展示的是毕自严受到明代皇帝关爱的“昔日辉煌”。毕府请名士蒲松龄来教书，大概希望毕府子弟能像乃祖一样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吧。

    绰然堂正厅是毕府子弟上课的地方，古朴典雅，陈设华贵，楠木茶几上，陈列一架粗大的黄杨木根雕成的木影炉，宋代米芾玩赏过的海岳石又称灵壁石也曾摆在上边。还有块怪石，玲珑剔透，顶端宛如缀了三颗闪烁发光的珍珠，用水一涂，立即有三颗星星闪光，名曰“三星石”。蒲松龄的卧室就在绰然堂正厅旁侧，他的卧榻是张宽大的罗汉床，有时朋友也可以与他“抵足绰然堂”。这张床紫红色的床围上，明代大画家冯起宸画的竹子似乎可迎风摆动。

    蒲松龄白天在绰然堂教学生读书，夜晚挑灯夜读、辛勤写作。

    绰然堂内最初有“两师六弟”，两个塾师教六个学生。另外一位老师是谁？水平如何？与蒲松龄关系如何？蒲松龄代毕际有写的《与邑侯张石年（嵋）》提到这位教师。说：有件琐碎事请帮忙。近日被举为息争乡约的王宪侯在我家做家庭教师已三年，如果他做乡约，我担心他管了邻里的事，误了毕府孩子的学业，所以希望您爱屋及乌，免除他的乡约，那样的话，感激者就不止是他本人了。

    张石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担任淄川知县，蒲松龄代毕际有写的这封信，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王宪侯是本村人，所以，才会被举为乡约；其二，王宪侯写作水平不高，他自己的事，也得另一位西宾蒲松龄代毕际有写信去办理。因此，王宪侯很可能在毕家担任“蒙师”，即给年龄小的孩子开蒙的老师；蒲松龄是高层次“经师”，教学生写作八股文和诗歌等。因为是本村人，王宪侯回家住，不住绰然堂。

    康熙三十六年（1697）蒲松龄《九日赠王宪侯》写到与王宪侯一起重阳节登高，看到“白云满地群羊卧，衰草连天野菊开”。诗中写到“十年望处客初来”，这个刚来的“客”就是王宪侯。由此可推断，王宪侯曾两次做毕府西宾。中间相隔十年。康熙三十六年第二次到来。王宪侯有点儿像是蒲松龄的助教。

    蒲松龄教毕家子弟读“四书五经”，学制艺文，“事亲敬长之节，威仪进退之文”。引导弟子学诗歌，研读庄子列子。他认为这才是“千古之奇文”。时文家不过是“窃其唾余”，“借杨老之糟粕，阐孔孟之神理”。

    蒲松龄《绰然堂会食赋》生动描写师生吃饭情景，大意是：

    僮仆急急忙忙走上阶梯，叮叮当当碰响碗碟，饭来了！门一开，孩子们立即忙起来，小的飞快跑着找地方坐，大的犹豫着，不好意思向前抢。一个一个，你挨着我，我挤着你，奔跑的声音，拖椅子的声响，像群牛奔跑，像万鹤鸣叫。刚刚坐下，就睁大眼睛，看什么东西好吃。吵着要这要那，孩子们的身子远远前探，像一堵墙，袖子沾上热饭，顾不得擦；一双一双白森森筷子耀眼，一双一双臂膀遮住目光。老师刚一回头工夫，好菜已给学生抢个净光！这个孩子因为没得到自己想吃的好东西，垂头丧气几乎想哭；那个孩子得意地卷起大饼，抓起肉块，吃得满嘴流油。赤手抓肉，饼破流汤，骨头丢得遍地，衣服给汤水弄脏……如果哪天厨师不好好做饭，孩子们就满桌挑肥拣瘦，翻他个杯盘狼藉。如果哪天厨师做了好吃的，孩子们就狼吞虎咽，连口直吞，拳头大小的肉块平吞下去，噎得双眼直瞪，像鹅一样伸长脖子，嘴巴吞吃的声音从别的院子就能听见，直吃到拄嗓撑肠，才哄然一散……

    这是富家子弟进餐？还是要饭花子抢吃？不知道毕际有父子看到描写自家子弟这副德性做何感想？这种“日日常为鸡鹜争”的情形，让蒲松龄觉得可笑亦可喜。这也说明：毕府安排家庭教师与少爷同桌吃饭，待遇不低。因为总与毕府少爷同桌共餐，时间久了，蒲松龄居然错将子弟当儿孙。

    绰然堂后边，振衣阁气势雄伟，阁前有两株松树。照鲁迅笔法，该这样写：绰然堂后，有一棵松树，还有一棵也是松树。

    蒲松龄常在两棵松树下走来走去。

    同样是松树，怎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样子？

    一株树干挺拔，亭亭直上，树梢接蓝天白云，宛如毕尚书青云直上；

    一株树冠如蝴蝶展翅，美轮美奂，绿意氤氲，宛如蒲秀才文采纷披。

    同样是认真读书，怎么有人出将入相，有人困守穷庐？

    蒲松龄总思考这问题，通过思考设计出各种各样读书人命运，读书人故事。《聊斋志异》中读书人占比例最大，穷塾师更是重中之重。

    四 悼母怜妹

    康熙十九年（1680），淄川已是连续灾荒年，夏旱数月，豆子谷子的叶子都打了卷儿，秋生蝗灾。粮价飞涨，路有饿死骨。蒲松龄从西铺回家，考察自家的庄稼，写下《忧荒》：

    天心厌众孽，连岁降奇荒。

    嗷嗷携儿女，死徙离故乡。

    ……

    沦亡何足道，老母在高堂。

    菽水将何如？念此心悲伤。

    年迈的董老夫人经受不住大灾之年的煎熬，病情日渐沉重。昼夜不能平卧，叠起几个枕头倚坐。转侧便溺，事事需要人照顾。蒲松龄事母至孝，请假回家，侍候老母，端水喂饭，四十多天，衣不解带。两兄一弟，不过有时来看看。蒲松龄片刻不离，独任其劳，又悄悄给母亲准备下寿衣。

    有一天，天已二更，灯光荧荧，神思昏昏的董氏强睁双目，只见蒲松龄眼含泪水守在床前。董氏老夫人呻吟道：“累煞儿啦！”

    从此，董氏日渐沉重，不久便与世长辞。

    天性至孝的蒲松龄失去老母，痛摧心肝，第二年，他四十二岁生日时，又写下《降辰哭母》，思母之情，如丝如缕，不可断绝：

    此身何役役？年年客他方。

    去岁当此日，旋里拜高堂。

    老母缘新归，懽喜话农桑。

    ……

    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荒。

    尔年于此日，诞汝在北房。

    洗儿抱榻上，月斜过南厢。

    逡巡复尔许，晓鸡始鸣窗。

    念儿曾几时，儿女已成行？”

    ……

    慈母去世，已令人痛心，更令蒲松龄难堪的是，兄弟连像样安葬母亲的钱都没有！四人泪眼相对，一筹莫展。幸好王观正倾囊相助，借给蒲松龄一笔钱。蒲松龄的母亲才得以体面地入土为安。王观正的侠义之举深深埋在蒲松龄心中。大灾之年，一粒粮食都十分珍贵，蒲松龄觉得自己像分吃了别人赖以存活的粮食。更令他尴尬的是，这笔安葬母亲的费用，时隔六年还不能归还。王观正虽出身贵族，实际是拆东墙补西墙帮蒲松龄。康熙二十六年（1687），王观正的儿子结婚需要用钱，因蒲家仍没还债，家人就埋怨王观正。蒲松龄得知此事，心里过不去，写了首题目超长的诗《薄有所蓄，将以偿所负，又为口腹耗去，深愧故人也，慨然有作，情见乎辞矣，寄怀王如水》。

    老母故去，兄弟皆不富裕，更让蒲松龄担心的是妹妹的处境。

    蒲松龄的妹妹嫁了个不务正业的匪人，只知吃喝嫖赌，常年游荡在外，可能犯了罪想逃脱惩罚，或赌输了钱没法还，忽然跑到河北，转籍为旗人。根据清朝廷“逃人法”规定，投靠到旗下的汉人，本人及妻子儿女都要变成“包衣”即奴隶。逃亡者要由当地官府严加追查。此时蒲松龄之妹已至少有四个孩子，两个年幼的女儿还不懂事。大儿媳表示：死也不离开淄川跟着入旗。大儿子一点儿办法没有，只会对着母亲哭。蒲松龄的妹妹只好来求在淄川有声望的三哥帮忙。蒲松龄写下长诗《怜妹》：

    汝生何不辰，坎坷遭沛颠。

    少小嫁夫婿，无异豺与鸢。

    蒱博游荡子，数日无炊烟。

    ……

    忽归自陈说，投旗在幽燕。

    邑帖呼妻孥，絫絫相株连。

    ……

    一向主张“片纸不入公门”的蒲松龄，为了亲妹子，只好觍着脸，向当时的县令求助。无奈向县令求情没得到期望的效果。清初“逃人法”很严，县令不可能为了位知名秀才，就办对自己的前程大为不利的事。蒲松龄的妹妹最终还是哭哭啼啼地跟着夫婿迁到遥远的河北。

    蒲松龄感叹胞妹不幸，写下《凤女》：

    凤女误媒，嫁于鸱乌。

    攫食无所，携妻迁雏。

    雏子有雏妇，誓不从其夫。

    遥遥千里何时徂，细语小声哭呜呜。

    从此，聊斋诗文中再也找不到这位可怜女子的踪影。

    第十五节 毕府的聊斋知音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初馆毕府时，《聊斋志异》已编成书，按照惯例，如果一本书写了前言，就意味着这本书已完成。如果作者继续写作，将是其他书了。后世研究者将康熙十八年定为《聊斋志异》初步成书年代，当时蒲松龄是不是也认为《聊斋志异》仅是“初步”成书，并非“就此搁笔”？却未必。很大可能是：蒲松龄因为多次乡试铩羽，且要到显宦毕府坐馆。于是打算将已写好的故事编成书，把“鬼狐史”放下，专心教人子弟、攻取功名。

    值得后世读者和文学史庆幸的是，康熙十八年，蒲松龄进的是毕家，《聊斋志异》这辆车非但没有就此刹住，反而加快运转。曾因写小说饱受朋友（如张笃庆、孙蕙）劝阻的蒲松龄，在西铺意外地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小说创作环境。毕府上上下下都喜欢读聊斋故事，喜欢将自己的见闻告诉聊斋先生，甚至喜欢动手，或写聊斋故事，或帮助构思聊斋故事。《聊斋志异》不仅不是蒲松龄的过失，反而成了他的荣耀，成了他受人尊重的原因。大概蒲松龄自己也始料未及。西铺三十年，《聊斋志异》佳作迭出，终于成为中外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洋洋巨著。

    一 毕际有的“文化沙龙”

    毕府的聊斋知音，首先要从蒲松龄的馆东毕际有说起。

    毕际有热心写作，做山西稷山县知县时，著有《晋游日记略稿》；在通州做官，与江南名士陈维崧等诗赋往来；离开官场回到淄川，参与《淄川县志》修撰；隐居西铺后，他过起类似陶渊明、屈原的生活。

    为什么说毕际有过的是“类似”陶渊明、屈原的生活？因为，陶渊明是古代隐士的代表，屈原是古代忧国忧民的士的代表。毕际有虽然赋闲，却既不像陶渊明那样清贫乃至穷苦，也不像屈原那样愤世嫉俗。退休西铺后，毕际有不像唐梦赉，退了还关心国事，为当局建言献策。而是靠着丰厚的家底，甘做贾宝玉那样“无事忙”的“富贵闲人”，忙着游山玩水、下棋养花、请客饮酒。毕际有好客，不论做官的还是普通百姓，一视同仁、热情招待。他在毕府请缙绅雅士，请达官贵人，也请布衣乡亲，张灯设筵，笑语喧哗。因为毕际有风雅好客，不断有各种人来毕府聊各样事。海阔天空，天南地北，民间风俗，官场轶闻，无所不谈，无奇不有。这时，蒲松龄总会在座。因为毕际有是从知州任上退休的，通州知州比淄川知县的地位要高一些，地方官员不敢小觑。新知县到任都要到毕府做礼节性拜访。这种应酬多了，年事渐高的毕际有懒得接待，一般派西宾代表，或者毕际有礼节性“接见”后退场，由西宾继续陪坐聊天。表面上看，是毕府有学问的西宾代表或协助毕刺史接待客人。时隔几百年，在聊斋研究者看来，毕际有岂不是为蒲松龄办起个若干年一贯制、免费提供写作素材的“文化沙龙”？这对于阅历有限、视野受限的乡村穷秀才，何等可贵？作为作家，蒲松龄最可贵的是“闻则命笔”。听到什么新奇事，先记下来，再琢磨、构思成聊斋故事。毕际有哪些亲朋好友曾给蒲松龄提供了哪些素材、导致哪些聊斋名篇产生，是值得研究的趣事。

    毕际有本人就支持蒲松龄写小说，主动提供素材。他告诉蒲松龄：当年他的父亲毕自严（毕民部）到陕西做洮岷兵备道，千总杨化麟来迎接。有人在路旁小便。杨千总射出支羽箭，把那人吓得边跑边尿了一地：

    毕民部公即家起备兵洮岷时，有千总杨化麟来迎。冠盖在途，偶见一人遗便路侧。杨关弓欲射之，公急呵止。杨曰：“此奴无礼，合小怖之。”乃遥呼曰：“遗屙者，奉赠一股会稽藤簪绾髻子。”即飞矢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液污地。

    （《聊斋志异·杨千总》）

    寥寥百余字，一个下级军官逼真活跳，既是武艺高强射箭高手又是可恶的卖弄专家，为在新上任的长官前露一手，把普通百姓性命当儿戏。

    毕际有大概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干脆亲手写两篇，放进《聊斋志异》：有一只聪明的八哥在主人遇到困难时，想将困难“嫁祸”有权有钱者，“教唆”主人假装将自己卖给亲王，再金蝉脱壳，回到主人身边。聪明机智的小鸟跃然纸上，成为聊斋别具一格的美妙生灵。这篇《鸲鹆》和《五羖大夫》，蒲松龄都在篇末注明“毕载积先生记”。载积，是毕际有的字。

    本来毕际有在通州被冤枉罢官，上司调查后翻案，毕际有可复职。其妻王氏劝他：既知道宦情险恶，就不要再重涉官场，追求什么“舞彩之乐”啦。毕际有接受夫人意见，高卧园林，享受天伦之乐。王氏对家庭教师宽厚和气，从不对蒲松龄提任何严苛要求，蒲松龄形容她对自己“岁容南郭滥竽吹，日依东窗布被拥”。王氏喜欢夜晚坐灯下边喝茶边谈古事，或让孙子在灯下读野史听。她也是聊斋创作的热心支持者。

    《聊斋志异》写到王家一些趣事，如《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马有主计仆，家称素封。忽梦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还矣。”问之，不答，径入内去。既醒，妻产男。知为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儿衣食病药皆取给焉。过三四岁，视室中钱仅存七百。适乳姥抱儿至，调笑于侧，仆呼之曰：“四十千将尽，汝宜行矣！”言已，儿忽颜色蹙变，项折目张；再抚之，气已绝矣。乃以余资置葬具而瘗之。此可为负欠者戒也。

    欠债还钱，理所当然。生儿育女是正常人生经历，儿女是家庭希望和乐趣，《四十千》却说儿女是讨债的。这个故事会不会是毕际有夫人絮絮叨叨给毕家子孙讲的“因果”，再由学生传给教书先生？蒲松龄到西铺坐馆时，王氏的从侄王士禛正在写《池北偶谈》。而《池北偶谈》与《聊斋志异》有不少篇章取材类似。王氏内闱免不了亲戚女眷来来往往。女人们见面免不了说东家道西家，家长里短、飞短流长，耸人听闻、添油加醋。她们的见闻传给毕际有或毕家子弟，由他们传给蒲松龄，再容易不过。这样一来，毕府女眷岂不也成了向蒲松龄提供写作素材的女性“文化沙龙”？

    连毕府佣人也参与到给蒲先生讲故事的行列。一位女仆讲了个她自己家的怪事：大伯哥祝老头死了，放心不下老伴，怕丢下她一个人，落到儿子媳妇手里，吃饭穿衣都靠儿辈施舍，活着没啥意思。祝老头又活转来，要老太婆跟他一起死。老太太在老头身边躺下，子女还笑他们。哪想到，一会儿，老太太笑容忽敛，接着两眸俱合，好长时间没动静，好像睡着了。子女近前一看，身上都凉了！蒲松龄在《祝翁》篇末注明：“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妇佣于毕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祝翁》这个似乎怪异的故事引起蒲松龄对“老有所养”社会难题的深入思考，创作了俚曲《墙头记》，成为最有影响的聊斋俚曲，至今仍是吕剧、五音戏、梆子戏、柳子戏、茂腔等多个地方剧种的保留剧目。

    二 为毕际有易菊与《黄英》问世

    仅仅爬梳类似《鹆鸲》《杨千总》等琐闻轶事，毕府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只算浅层次，如果注目《黄英》等聊斋名篇，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傲霜挺立的菊花，向来是中国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屈原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达道德的勤修。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彭泽令，隐居躬耕，采菊东篱下。菊花最贴近蒲松龄思想趣味，蒲松龄认为它是脱离世俗的隐逸花，有欺霜雪的傲骨和不以脂粉取悦于人的冷艳，“犹存傲骨欺霜雪，羞散柔芳较麝兰。”“不似别花近脂粉，辄教词客比红妆。”蒲松龄终生爱菊，聊斋诗记载，蒲松龄年轻且经济条件较好时，在自家院里栽培菊花，重阳时节与朋友在自家菊畦旁边喝酒赏菊，喝得醺醺大醉，连鞋子都掉了。分家之后，蒲松龄不能在父亲羽翼之下舒服度日，只能外出“打工”，为糊口到缙绅之家坐馆，连自己孩子的课业都顾不上，更甭说回家种菊了。

    蒲松龄到西铺后，遇到毕际有这位痴情“菊友”，是意外之喜。

    蒲松龄替毕际有到济南寻找菊种，启发聊斋新构思，更是喜上加喜。

    康熙三十年（1691），毕际有听说济南东流水某家有好菊花品种，请蒲松龄跑趟济南，带着毕家稀有菊花品种，前去交换。蒲松龄写下《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有小引》送给东道主：

    主人亭榭近芳洲，竹树苍苍景物幽。

    院背高城临户见，溪穿小苑入墙流。

    菊畦恨不宽盈亩，山色何当更满楼？

    鸡犬遥闻仙境异，桃花疑在水西头。

    东流水人家耐人寻味。他“胜传东国无双地”，在山东首屈一指，因为什么？菊花。这家有异种菊花者，既非达官贵人，亦不像读书士子，倒像做生意的。官员书生爱菊花，会互相饮酒赏玩，友情赠送，不会采取交换方式，商人却可以，交换是金钱交易的补充形式。这户人家住的五龙潭旁东流水，恰好是旧时济南商户聚集之地。古人做官的门前需要有通衢大道，便于走八抬大轿。经商者所居街道却要窄隘，便于聚宝，免得财气外溢。这户东流水人家“扉临隘巷”，符合古代对商铺所在地的要求。蒲松龄夸奖这户人家亭榭楼台，竹林小溪，主人是否官高位显、学富五车、出口成章，是否冠带中人、风雅中人、读书士子？无一字题及；蒲松龄远道而来，主人也不设宴招待，只给上茶。按照蒲松龄的习惯，如果对方是官员或书生，他写诗时总得有一两句称赞其为官清正或文章高明。关于东流水的诗里，这类常规客气话一句也没有。这就说明，这户人家“特长”不是做官，不是读书，关于官员和书生的恭维话一句也用不上。蒲松龄不是代表毕际有拜谒官员或老友，只是来交换菊种。毕际有酷爱菊花，而这一家可以给他不断提供新品种。这家的菊畦虽然不是很大，但是种了很多菊花，其门前，有长者之车、达官之马。他们来做什么？难道这么多人都拿着自家菊花来交换吗？不可能，那么……

    只有一个解释：这些人是来买菊花的！

    东篱黄花可以卖钱？卖菊花可以发大财？就像这东流水人家？！

    可以想象，终生爱菊的蒲松龄发现了卖菊花的CEO，如何百感交集。

    说与蒲松龄打交道的人是因为卖菊花发财致富的商人，是否牵强附会？应该不是。因为蒲松龄诗句提供了清楚明白的“证辞”：“携来佳种容相易，金谷重寻太尉家”。“金谷”是对晋代巨富石崇的称呼，这是恭维东流水人家像石崇那样有钱；“太尉”乃兵部尚书，此处代指户部尚书毕自严。蒲松龄来办事，打的不是毕际有的刺史旗号，而是刺史他爹的尚书旗号。这两句诗对东流水主人带点儿“忽悠”之意，“我带了好的菊花品种来与你交换，你这有钱人的花可就改换门庭进尚书府啦！”

    为刺史物色菊种闯进菊花种植专业户，对“万物皆可为小说家负弩前驱”的蒲松龄说，真是见世面、开思路的旅行！《黄英》破土而出。

    与许多聊斋故事类似，《黄英》新酒装在聊斋书生与精灵爱情故事旧瓶中。但菊花花痴马子才与菊花花神黄英的故事，与一般爱情故事迥然不同。他们是恩爱夫妻，却没有一见钟情、两地相思，没有卿卿我我、吃醋拈酸，没有父母棒打鸳鸯……聊斋爱情故事的通常纠葛，哪样也没有。他们之间却有持久的思想交锋：菊花就不能卖吗？穷就清高、富就恶俗吗？用个人能力致富有何错？男人和女人谁是家庭主宰？

    这种交锋结婚之前先在两个朋友间展开。酷爱菊花的马子才把有同样爱好的黄英姐弟请回家居住。陶三郎把马子才低劣菊种理得异彩纷呈。黄英姐弟穷，马子才常接济他们。陶三郎说可以卖菊花过日子。马子才说“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陶生说：“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陶三郎艺菊致富，把卖菊事业发展到全国。马子才娶了黄英后，黄英继续做菊花生意，家里越来越富裕，享用超过王侯。马子才却不自在了：

    马不自安，曰：“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黄英曰：“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

    马子才持传统男性观。封建社会女性“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黄英不仅养活自己还养活了丈夫，反而伤害了马子才男子汉自尊心。按士子传统观念，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从商是追逐铜臭，躬耕南亩才清高。黄英表示：劳动致富，活得舒心，为陶渊明争气，何耻之有？

    《黄英》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菊花花神现身：

    陶起归寝，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于拳……九月既开，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浇以酒则茂。

    “醉陶”是不是蒲松龄用毕刺史菊花从东流水交换来？可能吧。

    康熙四十三年（1704），毕际有已离开人世十一年，蒲松龄又游东流水，再次来到财大气粗的艺菊人家。石崇般主人没出面，一个拖着鼻涕、邋遢傲慢的仆人给访客打开大门。蒲松龄诗歌题目《邱子行素师弟邀游东流水》，再次证明，东流水人家不是达官贵人，不是读书人家，是可以“邀游”的菊花市场。有谁能想到，一家气焰熏天的商户，竟影响到优美深邃的《黄英》产生？

    三 由《黄英》及《小二》《刘夫人》《王成》

    追索《黄英》可能的构思过程，我们可以体会到，天才作家如何从别人看过一千次的东西，与时俱进发现完全不同的内蕴？如何从日常生活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比如文人爱菊，延伸到社会重要问题比如经济发展如何颠覆封建家庭伦理关系？蒲松龄真不简单。马子才和黄英之争，不是夫妻小口角，是新旧思想交锋。吴组缃先生《颂蒲绝句》点明含义：

    封建之基是小农，抑商政策致贫穷。

    黄英艺菊食其力，甲第连云气若虹。

    因一次似乎风雅的寻菊之行，构思出既优美又深刻的《黄英》，说明作为名标青史的作家，蒲松龄的思想多具有穿透力和前瞻性。清初社会发展的形势，社会生活的本质，时代的、思想的新桃换旧符，在《聊斋志异》尽收眼底。马克思说，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向世界揭示政治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道德家合起来还多。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的创作比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统计学的大量统计更有力。从蒲松龄的创作看，这些话真有道理。

    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同时代人们的秘书。”蒲松龄这位“秘书”，用《黄英》写商品经济的“新绿”，写商品经济冲击下知识分子的不知所措。与《黄英》类似的还有《小二》《刘夫人》《王成》。这几篇作品都说明穷居乡村的蒲松龄如何在经济繁荣场景上挥动自己的如椽巨笔。终生乡居的穷秀才如何能有这样的观念？不能不考虑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和地理位置。清初，齐鲁之邦经济上率先繁荣。这里水陆交通发达，京城数日可至，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贸易接五湖四海。在经济动力的推动之下，人们的思想、观念自然会发生相应变化。这些变化被敏感的作家蒲松龄捕捉到聊斋里边。

    《小二》实际是农民起义失败者的创业故事。少女小二和丁紫陌从白莲教营垒逃出，迁居益都西鄙，办陶瓷工场。因为小二擅长经营，工场越办越大。小二的工场以奇取胜，及时推出新产品，她的产品价格贵却卖得快。赏罚分明的管理，使她的事业如旭日东升。年轻慧美的小二俨然女强人，懂经济，善管理，谙心理，会调剂：

    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暇辄与丁烹茗着弈，或观书史为乐。钱谷出入以及婢仆，凡五日一课，女自持筹，丁为之点籍唱名数焉。勤者赏赍有差，惰者鞭挞罚膝立。是日，给假不夜作，夫妇设肴酒，呼婢辈度俚曲为笑。

    这个崭新的聊斋女企业家形象是商品经济繁荣的产物。《小二》之深刻，在于映现了传统守财地主向享乐型资本家过渡。同样深刻的，还在于《小二》反映了两性因经济地位变化渐趋平等的家庭生活。男女经济地位的平等，使小二不再是男人的附庸。

    《刘夫人》是人鬼合作经商创业故事，人鬼同心，其利断金。廉生读书考不上功名，偶然遇到的刘老太，把自己积攒的八百两银子交给他，让他经商。廉生成了巨富，娶了美妻。他每次向刘老太汇报经商收获，刘老太都未卜先知。最终刘老太将廉生经商赢利的五分之二分给她两个不成才的孙子，其余留给廉生。此时廉生才发现，刘老太是妻子的外祖母，去世已久。刘老太拜托他代为经商求利时的大宅第是坟墓。《刘夫人》创造了历经沧桑、成熟老练、智谋过人的“女鬼强人”形象。她是鬼，却担负起人世间男子未必能担当的责任，像在大帐里摇羽毛扇的诸葛亮，指点廉生商海冲浪，运用超强能力帮助不成器的后代兴旺家业。

    《刘夫人》中指导廉生发财致富的是鬼祖母，《王成》中指导王成发财致富的是狐祖母。像王成这样虽懒却诚实的人物侥幸致富，堂而皇之登上聊斋舞台，是时代风云的反映。蒲松龄不是目光如豆、只关心自己那一亩二分地的“小农”，不是只关心自己能否读书做官的“拘儒”，他放眼整个社会，关注国计民生。《黄英》《小二》《刘夫人》《王成》以生动有趣的描写，提供一幅清初商业经济真实、生动、丰富的画卷，具有高度的社会认识价值和思想价值。

    四 毕怡庵诌《狐梦》·蒲留仙造《绛妃》

    在毕际有影响下，毕家充满文艺气氛，毕家子弟都乐意把见闻告诉蒲先生，让他写进书中。于是《聊斋志异》出现若干篇有毕府“聊斋粉丝”参与的故事，有的还成为相当著名的篇章，如《狐梦》和《马介甫》。

    《青凤》是给蒲松龄带来声名的早期作品。《狐梦》写毕际有的侄子毕怡庵向往青凤从而梦遇狐女，与狐女三娘结婚。狐女们邀请毕怡庵梦中相会，于是有了梦中之梦。狐女三娘拜托毕怡庵请聊斋先生把自己写进《聊斋志异》。这是蒲松龄“自神其文”之作。

    《狐梦》梦中狐仙酒具大变小，小变大，髻扣变荷盖，罗袜变莲杯，荒诞有趣，堪称开《红楼梦》刘姥姥栊翠庵饮茶的茶具之先：

    大姊见毕善饮，乃摘髻子贮酒以劝。视髻仅容升许，然饮之，觉有数斗之多，比干，视之，则荷盖也。二娘亦欲相酬，毕辞不胜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于弹丸，酌曰：“既不胜酒，聊以示意。”毕视之，一吸可尽，接吸百口，更无干时。女在旁，以小莲杯易合子去，曰：“勿为奸人所弄。”置合案上，则一巨钵。二娘曰：“何预汝事！三日郎君，便如许亲爱耶！”毕持杯向口立尽，把之腻软，审之，非杯，乃罗袜一钩，衬饰工绝。二娘夺骂曰：“猾婢！何时盗人履子去，怪道足冷冰也！”遂起，入室易舄。

    《狐梦》篇末注明“康熙二十一年（1682）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讲述遇狐仙之梦。小说最后幽了一默，狐女三娘对毕怡庵说：“曩有姊行，与君家叔兄，临别已产二女。”似乎毕家男子与狐狸精打交道不少。

    毕怡庵是确有其人，还是蒲松龄托名？如果不是托名，毕怡庵是哪个？“叔兄”是哪个？蒲学界一直有不同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毕怡庵是虚构的，因为从毕氏族谱上查不到他。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毕怡庵实有其人。章培恒先生一九八〇年在《〈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中就说毕怡庵不可能是虚构的：

    当时毕际有还活着，毕氏又系当地大族，毕怡庵若不是确有其人，蒲松龄决不敢任意给毕际有捏造出一个侄子；因为在封建宗法观念的支配下，这会引起毕际有及毕氏宗族的公愤，闹出乱子来。

    有几位研究者认真考察毕怡庵到底是谁。其实不管毕怡庵是谁，甚至于他是不是虚构的，都不影响对《狐梦》的评价。《狐梦》是蒲松龄自得其乐的作品，也是聊斋小说艺术巅峰之作。它有三个杰出之处：

    其一，它是将狐狸精故事与梦境结合起来的佳作；

    其二，它是继承前人“梦中有梦”构思的佳作；

    其三，《青凤》写活一个狐女，《狐梦》创造了精彩狐女群像。毕怡庵遇到的几位狐女年相近貌相若，同中存异，开口解颐，活灵活现。

    蒲松龄在绰然堂琢磨出《狐梦》，难能可贵。

    蒲松龄在绰然堂琢磨出《绛妃》，不同凡响。

    这个梦中花神故事有明确时间：癸亥岁，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有明确地点：毕刺史绰然堂。为什么蒲松龄会梦遇花神？因为毕刺史家花木最盛，蒲松龄常跟随刺史游玩，有一天游累了，回到绰然堂，刚上床，就梦到两位被服艳丽女郎来请，原来是绛妃请他写一篇《讨风神檄》。绛妃就是花神，她要讨伐总把鲜花吹得七零八落的“封（风）家婢子”。小说大量篇幅是代花神写的檄文。檄文洋洋洒洒，以形象笔法写风的历史，风的肆虐，巧妙地运用虞帝、宋玉、刘邦、汉武典故，说明风如何邀帝王之宠捞取政治资本起家，以一系列故实写风的狂妄无比和暴虐之极。风“纷红骇绿”、“埋香瘗玉”，害得群花“朝容夕悴”。檄文最后号召“兴草木之兵”，蒲柳兰桂、东篱处士，大树将军，共怀义愤，共战狂风。“杀其气焰，洗千年粉黛之冤；歼尔豪强，销万古风流之恨！”

    绛妃是谁？骆宾王式檄文是聊斋先生逞才肆笔，抬文士身份，成得意文章？非也。檄文乃另一《聊斋自志》。檄文处处写风，无一处不写风，又处处写世，无一处不写世。风为谁？恶势力，官虎吏狼也。是什么像风吹落花把蒲松龄出将入相、造福黎民的理想吹得烟消云散？是什么把本该为民造福的父母官变成“虚肚鬼王”？是号称“盛世”下的魍魉吏治。是什么把蒲松龄珍爱的人间真情变成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乌眼鸡？是口头上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大人先生。蒲松龄要用一管之笔，与黑暗世道展开殊死搏斗！要用自己的良知，替善良民众和知识分子，销千年之冤、万古之恨！绛妃，非花神，蒲松龄自谓也。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伊斯说：“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以及更深邃的自我是谁。”他进一步说，“这个真实的自我是无限的、无涯的、浪漫的、神圣的，只有诗人和各种天才能在梦境中把握它。”

    《绛妃》是蒲松龄天才的自我分析，浪漫的自我表现，神圣的自我寄托。所以才写得笔酣墨饱，激情满纸。西铺坐馆，蒲松龄不论再写出多少深刻的聊斋名篇，《绛妃》的重要性首当其冲。

    五 毕世持等毕府子弟

    毕家子弟与蒲松龄保持良好关系的不少。其中最为密切的，是毕盛钰、毕盛统、毕世持。

    毕盛钰，字振叔，是毕际有三弟毕际孚（字信涉）之子，按叔伯兄弟排行老八，故蒲松龄有时称他“毕八兄”。蒲松龄到西铺坐馆时，毕盛钰年方弱冠，以三试第一中秀才。他经常跑到伯父家向蒲松龄请教。蒲松龄自称“谬备师事行”，并认为毕盛钰“大才自不群”，是毕家子弟中很有可能在科举上出人头地者。但毕盛钰直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才在乡试中副榜，蒲松龄为其鸣不平。毕盛钰在济南有宅第，蒲松龄到济南时常住在他家里。蒲松龄乡试落榜，也首先受到毕盛钰劝慰。

    毕盛统，字子帅，是毕际有叔弟毕际彦的长子。蒲松龄在康熙初年就与他相识，西铺坐馆后，与毕盛统来往更密切。毕盛统胸无城府、有什么说什么，从不对朋友藏着掖着。蒲松龄与他格外投缘，就像《留别毕子帅》写的，两人“相违五日便相思，每到相逢未忍离”。两位好友“桥上送别”特别感人。毕盛统住在万家庄，西铺在其南边，二村之间有一溪。毕盛统到访尚书府后离开，蒲松龄总送他到桥上。短暂分别，两人依依不舍。“桥上依然南北路，千条杨柳尽鬖鬖”。毕盛统科举失利，积忧成疾。康熙四十一年（1702）蒲松龄写了首题目奇长的诗《久不晤子帅，三月十七日相过，流连日暮，分手曰：别矣，五月四日可再晤矣。至念九日，讣音忽至，而窀穸之期，适是所订再晤之辰，悲哉奇矣》。毕盛统与蒲松龄分手时订下再见时间，竟然就是他下葬的时间！两位好友像古代梦魂相通的挚友！无怪乎聊斋故事多次出现朋友间魂魄相随的故事。

    毕世持，字公权，是毕自肃的曾孙，本是毕家最有希望登进士榜、金殿对策的奇才。康熙十七年（1678），毕世持成为山东解元，名声鹊起。同榜第二名为著名诗人赵执信。王士禛欣赏毕世持，其《文学毕君子万、解元公权家传》记载，毕世持幼年就有神童名声，文章写得漂亮，在齐鲁、吴越、闽楚各地传诵。后来毕世持三次入春闱考贡士都飞鸿铩羽，终于气出病来。康熙二十六年（1687）春，其父毕盛育去世，毕世持悲痛不已，数月后亦卒。赵执信《怀旧集》写道：

    淄川毕世持公权，少有隽才。康熙戊午乡书，山左之文冠天下，公权为举首，余次之，齐名相善。后三上春宫不见取。其文清深幽异，俗流浅识莫能窥也。由是愤郁遂卒，年不满四十。

    蒲松龄沉痛悼念这位毕家才子，为毕世持遗著《困傭诗》写跋：

    公权天分绝人，而其生平多病善思。每忆亡书，或字句不得，辄辗转终夜达旦，困顿至不可起。同人论其为文，如独茧抽丝，亦可以想见其为人矣。生平口不言诗，偶一作，亦稿而投之箱簏，不甚示人，故人亦罕见之。今人琴去矣，搜得其吉光片羽，读之铿然，悲凉尖颖，直将前无古人也者。使假之数年，逸以翰苑，王李之帜何足拔，钟谈之坛何足登哉。

    蒲松龄写了八首《挽毕公权》，其中第一首：

    才人声望压何刘，遽去修文白玉楼。

    文字论交如一日，溪山回首竟千秋。

    魂能填海终遗恨，土到成花亦含愁。

    未至东皋先涕泪，于今不敢过西州。

    蒲松龄认为，毕世持的才气足以压过《梁书》记载的文学士何逊、刘孝绰，没想到却像李贺一样被上天早早就召到天上给白玉楼写记了。自己与毕世持是多年的文字之交，哪儿想到一回头工夫，好朋友就没了。毕世持的灵魂还能像精卫那样衔木填海反抗不公平命运吗？埋在土里的英灵就是化为美丽的鲜花也还会含着忧愁吗？到了埋葬毕世持的东皋高地，眼泪止不住哗哗流，连毕世持家的门口都不忍心经过了。

    本来毕世持完全可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朋友都期望并相信他会“玉堂垂大业”，没想到他竟在科举中一再失利，郁郁不乐，年纪轻轻就骑鹤而去！蒲松龄认为，死了毕世持这样的年轻才俊，绝不止是毕家的损失，毕世持的遭遇，是整个社会有才能读书人命运的缩影：

    生将玉树委荆榛，海内谁能步后尘？

    ……

    直将风雅沦千古，岂止萧条在一门。

    ……

    死原宇宙难堪事，君自国家可惜人。

    第七首写淄川文人每到聚会时总会想到毕世持，回忆到他的风采、他的高雅谈吐，感叹：毕世持的文章写得可真好啊。蒲松龄觉得自己与毕世持像有三生约，总会在梦幻中见面，没想到这次看到的是毕世持被荒草淹没的坟墓！乡试再次铩羽而归，听到邻家凄凉的笛声，眼泪禁不住流下来：

    每逢雅集倍思君，议论丰标都不群。

    抽尽文思真如茧，遗来墨气欲成云。

    空花幻梦三生约，荒草斜阳六尺坟。

    铩羽东归人不见，一声邻笛泪纷纷。

    蒲松龄想象：毕世持本来就是李白一类天上谪仙，现在果然骑鲸走了，将来还能在神仙住的地方找到他吗？毕世持去世，毕家本来指望他光大门楣、进翰林院，彪炳文坛，成了画饼，现在是七十岁祖父既要哭英年早逝的孙子，又得照顾年幼的曾孙。蒲松龄转而想到自己：虽然还活在人世，但如此不得志，又比已经离开人世的毕世持强多少？他居然说，“君已成名我尚贱，未知生死更谁强？”

    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毕世持毕竟做了举人。

    死了的举人也比活着的秀才强，多可怕的精神境界！

    毕盛钰、毕盛统、毕世持，蒲松龄在毕家的三位好友在科举路上不同程度的不得志，他们的才能，他们的不幸，他们对世事的愤懑，引起蒲松龄思考和联想。《聊斋志异》那些才华出众的书生，贾奉雉、于去恶、宋生、张鸿渐……有多少人物以毕府子弟为原型？有多少细节直接采自毕府子弟的现实人生？有多少故事是由毕府子弟遭遇引起联想？……很难弄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蒲松龄与毕世持等毕府子弟的亲密接触，聊斋读书人不会那么丰富多样。

    聊斋著名泼妇故事《马介甫》存有蒲松龄手稿。故事结束时，这个“出类拔萃”的悍妇改嫁屠夫，受百般折磨。屠夫死了，她想再回到昔日丈夫杨万石身边，被万石侄儿阻挠。泼妇这个结局，是毕世持写的。蒲松龄苍劲有力的墨迹记录下“好友捉刀”的事：

    （尹氏）途遇万石，遥望之，以膝行，泪下如縻。万石碍仆，未通一言。归告侄，欲谋珠还，侄固不肯。妇为里人所唾弃，久无所归，依群乞以食。万石犹时就尹废寺中。侄以为玷，阴教群乞窘辱之，乃绝。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

    正雄心勃勃向进士努力的毕世持，也关注蒲松龄写聊斋，忍不住跃跃欲试参与进来。这位八股文高手的制艺文到底如何？后世读者很难得知，但从毕世持代蒲松龄写的《马介甫》结尾可以看出，毕世持构思小说情节和驾驭文字才能堪与聊斋先生媲美。

    假如毕世持也像蒲松龄，管他什么功名浮云，著书立说写小说要紧！也写一部《毕府笔记》，中国小说史上或者又会多一位高手？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人生不能像电脑文件，删掉重来。可惜！

    六 《马介甫》和《与王鹿瞻书》

    《马介甫》大约写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左右。篇末《妙音经续言》堪称古代“妒妇典故集成”。说明《马介甫》是蒲松龄思考“家暴”、“悍妇”的最终成果。蒲松龄在《夜叉国》中曾说“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他颇为关注“床头夜叉”这一特殊社会现象。《江城》《马介甫》《阎王》《邵九娘》都是这类名作。《马介甫》尤有代表性。小说描写泼妇尹氏和懦夫杨万石的家庭矛盾，面面俱到，精彩之至。尹氏把公爹当奴隶，将妾打得崩注坠胎，吓得小叔子投井而死，逼走弟妇，虐待丈夫无所不用其极。杨万石的朋友马介甫看不下去，要杨万石把悍妻休掉。杨万石不敢，马介甫只好施出狐仙法术，给杨万石用“丈夫再造散”，这是一段中国古代小说从未有过的谐趣描写：

    开箧，出刀圭药，合水授万石饮。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轻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暂试之。”饮下，少顷，万石觉忿气填胸，如烈焰中烧，刻不容忍，直抵闺闼，叫喊雷动。妇未及诘，万石以足腾起，妇颠去数尺有咫。即复握石成拳，擂击无算。妇体几无完肤，嘲哳犹骂。万石于腰中出佩刀。妇骂曰：“出刀子，敢杀我耶？”万石不语，割股上肉大如掌，掷地下。

    “丈夫再造散”药力一过，杨万石又回复懦弱无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遗憾的是，聊斋“丈夫再造散”秘方没传下来，否则，药企能发多大财。当今之世，丈夫而巾帼者，丈夫而不及巾帼者，多么需要这神奇的药！

    《马介甫》是蒲松龄生活中真实人物的漫画式再现。具体地说，是对好友王甡家事的“扩大化”描写。王甡是蒲松龄青年时代郢中结社的好友。蒲松龄南游宝应时，王甡恰好在瓜洲为人做幕宾，蒲松龄还写过怀念他的诗。王甡的妻子是个泼妇，她把公爹从家中赶出去。蒲松龄听说王甡之父病重弥留，王甡却不去看望，大义凛然地写信批评王甡听任妻子河东狮吼，将父亲轰出家门，听到父亲在旅店病重弥留，也不前去探望。气愤地给老朋友下达“最后通牒”：

    请速备材木之赀，载星而往，扶櫬来归，虽已不可以对衾影，尚冀可以掩耳目；不然，迟之又久，则骸骨无存，肉葬虎狼，魂迷乡井，兴思及此，俯仰何以为人？

    小说《马介甫》与书信《与王鹿瞻》有明显联系，尹氏如何在家中施暴，却靠蒲松龄想象，还可能有毕府朋友为他“攒素材”。绰然堂上，石隐园里，你一言我一语、你一事我一事、你一枝我一节，共同就妒妇话题闲聊。聊得高兴，浮一大白。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蒲松龄写作时思如泉涌。

    《马介甫》是蒲松龄对“悍妇”带总结性思考的作品。蒲松龄是学者型作家，他写小说，不管写什么内容，首先要弄明白，在这个题材上，前人创造过哪些故事？有哪些约定俗成的典故？有时蒲松龄像现代学者做综述，把前人观点罗列出来。如《绛妃》集中古代关于风的典故，可谓“风典”。《八大王》篇末“酒人赋”可谓“醉人醉鳖典”。《赌符》篇末写出“赌典”。很不起眼的短文《犬奸》篇末集中古代男女苟合典故，可谓“红杏出墙典”。《马介甫》篇末《妙音经续言》是“妒妇典”。想读懂聊斋这些准骈文形式的风典、酒典、赌典、妒典、淫妇典，需熟悉诗经楚辞、先秦诸子、六朝小说、唐传奇、《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典籍。

    七 毕家父子：同食友和类弟昆

    蒲松龄在西铺待了三十年，先后有两位东家。如果说毕际有与蒲松龄“君子之交淡如水”，多是精神上交流；那么，毕盛钜与蒲松龄就更亲密，类似兄弟，毕盛钜也给蒲松龄更多经济帮助。蒲松龄与毕家两代家主的朋友般关系，是他能安心在西铺一住三十年，以全副精力创作、修改、最终完成《聊斋志异》的重要背景。毕府广泛社会联系所提供的见闻，毕府丰富的藏书，对《聊斋志异》写作更是不可忽视的有利条件。

    蒲松龄虽然用《绰然堂会食赋》调侃毕际有的孙儿如何与老师同桌争吃，实际上，蒲松龄经常同桌的却是做爷爷的毕际有。蒲松龄称“十年同食友”。毕际有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去世，蒲松龄写《征挽毕载积先生诗序启》说毕际有去世是“兰玉方凋，一城无色；栋梁即折，万数非盈”。这固然是过誉之词，也说明蒲松龄对毕际有感情深厚。诗序启描绘毕际有是：为效法“二十四孝”中老莱子孝亲，回家乡专心孝养老人；因为留恋田园生活，放弃高官厚禄；刺史回家后，常到毕府下棋的，是街坊乡亲；不断到毕府赴宴的，少不了布衣百姓；只要好朋友来，刺史会整夜陪着喝酒；只要是有学问的人，不管做官与否，他都热情接待；刺史养的菊花，送给乡邻；刺史邀请大家到府上吟诗，传承屈原作赋的爱好；穿粗布衣服的客人从他这儿走了，刺史的钱也就散尽了；德高望重的客人来了，刺史总领着一起游园……退休知州成了地方上的“孟尝君”。

    蒲松龄生病请假回到蒲家庄，没想到，毕际有就在他离开西铺后不久去世了。十四年同在一个屋檐下，同桌共餐，共游园林，饮酒谈诗，那是多么温馨的日子！现在，善良的“东家”再也见不到了。“年年花发子云居，此日登临泪满裾。”石隐园姹紫嫣红的菊花灿烂开放，酷爱菊花的毕刺史还能看到吗？绰然堂里毕际有收藏的书画棋琴还在，“量可消除天下事，志将读尽世间书”、曾在五狼山旁任职的“尚书公子五狼君”哪儿去了？听到绰然堂外传来脚步声，蒲松龄甚至怀疑，是不是“老后生涯棋局里，闲来情结菊花中”、“玉骨珊珊”的毕刺史又杖藜回来？他以深挚的感情，写下八首《哭毕刺史》。

    组诗之七似乎向泉下的毕际有倾诉心声：总与您一起衣饰随便地坐在一起谈古论今，您居然骑鲸升仙而去！临别时还与您谈整整一宿，没想到再回到西铺就永远看不到您了。您有那么多的孙子足以发扬尚书府的光荣，有那么孝顺的儿子让母亲安享晚年。像您有这么好的名声、这么高的寿数，驾鹤而去，有什么遗憾？苦的是留在世上的朋友：

    商今略古日科头，一旦骑鲸赴玉楼。

    临别清谈还竟夕，谁知永诀已千秋。

    孙多业足光先德，子孝犹堪解母愁。

    名寿如君复何憾？伤心最苦在离忧。

    组诗之八回忆毕际有凡事求尽善尽美、爱书如癖、风雅通达，描写自己的丧友之痛：

    形骸疏脱岁寒心，回首生平思不禁。

    物必求工真似癖，书如欲买不论金。

    涕随挽曲声中堕，人向游仙梦里寻。

    最悼十年同食友，不曾言别已分襟。

    蒲松龄的悲哀，出于对毕际有为人的欣赏，他不像高官，而是高尚的文人：“剩得花魂殉逸骨，长留墨气作行云。”蒲松龄的悲哀，更落脚于毕际有对他的知遇之恩：“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说明，毕际有是“容我放”的人，是宽容、体谅并赞助蒲松龄搞文学创作的人，是聊斋知音。

    毕盛钜接任毕府家长之位，是蒲松龄能长期留在毕家的直接原因。《淄川毕氏世谱》说毕盛钜人很聪明，精于翰墨，会理家，为人温和，乐善好施。《淄川县志》记载，毕盛钜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考取府拔贡，选授黄县教谕，但没上任。看来他既不差钱，也不太在乎官位。

    毕盛钜是什么样人？蒲松龄《少年游·戏赠韦仲》写得生动：

    深沉庭院画楼光，净几爇沉香。萱椿犹健，年华未老，玉树已成行。茂陵不惹白头怨，心地更清凉。终朝三醉，闻调双鹆，大是酒禽荒。

    词乃初到西铺时写的。既是“少年游”，说明毕盛钜比蒲松龄小得多，大约还不到三十岁。蒲松龄形容毕盛钜生活优裕、父母健在，年纪不大，已有好几个儿子。尽管有钱，却不肯纳妾，最大爱好是养鸟和喝酒。

    蒲松龄笔下，鹦鹉可变美妻，乌鸦可变贤妻，鹩哥能成书生生死之交的朋友。这么多长翅膀的精灵，与毕盛钜的爱好有没有关系？《鸽异》的美鸽是不是干脆就将毕盛钜喂的鸽子搬进了聊斋？

    有两鸽出：大者如鹜，小者裁如拳，集阶上，学鹤舞。大者延颈立，张翼作屏，宛转鸣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飞鸣，时集其顶翼，翩翩如燕子落蒲叶上，声细碎，类鼗鼓。大者伸颈不敢动，鸣愈急，声变如磬，两两相和，间杂中节。既而小者飞起，大者又颠倒引呼之。

    康熙三十六年（1697），到毕家坐馆十八年，蒲松龄有《赠毕子韦仲》诗五首。回忆起到西铺后受到的礼遇，得到毕盛钜关怀照顾的点点滴滴，蒲松龄很动感情。这组诗是蒲松龄西铺生活的实录。

    第一首诗写自己与毕盛钜已一起待了二十年（实际是十八年），成了结义兄弟般的金兰之交。两人一起读书一起游玩。自己是疏懒的人，书斋堆满灰尘，书扔得乱七八糟。毕盛钜也容忍。初到毕家时，因为家境贫困不得不离家别妻小，年事渐长，家庭情况转好，想要离开，毕盛钜却一再挽留，将来真要走时大概不忍言别：

    廿载金兰道义熏，青灯好月我同君。

    寒炉拨火尘生案，懒性摊书乱似云。

    暂到苦贫家易弃，久交垂老意难分。

    年年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

    第二首诗回忆十八年来在西铺和蒲家庄之间跋山涉水，看惯西铺的山，看惯西铺的水。住在书斋也像住在自己家一般惬意，与学生产生父子情。弟子的孩子已长大，做老师的还把他们当成年幼无知的儿童教训：

    马头三尺软红尘，东去西来道路频。

    早径山高嵩似雨，浅滩风过水生鳞。

    居斋信有家庭乐，同食久如毛里亲。

    生徒抱子皆如许，犹当儿童提耳嗔。

    第三首诗回忆起与毕盛钜十八年像亲兄弟一样。用两个典故比喻自己与毕盛钜的关系：一个是当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在接近长安的鄠县社县等富豪住地，允许博士乘车；一个是冯谖先弹着长铗说“食无鱼”“出无车”想离开，后来却老于平原君之家。表示：我虽然疏狂，但心却像葵花向太阳一样，与盛钜毫无隔阂。有时大清早喝醉酒，竟然把学生当成儿孙：

    宵宵灯火共黄昏，十八年来类弟昆。

    博士乘车依鄠社，冯驩弹铗老平原。

    疎狂剩有葵心在，肺腑曾无芥蒂存。

    高馆时逢卯酒醉，错将子弟当儿孙。

    第四首诗写道：与毕盛钜有多少时日相聚？回忆起年轻时的事恍如隔世。自己像梁鸿一样年轻时不肯接受他人帮助，老了却总接受朋友之助。毕盛钜就是困难时可依赖的良友。他像鲍叔牙对管仲一样待西宾。真想干脆把家搬到尚书故里，将来就依靠自己教的学生啦：

    寒窗相对几何辰，握手惊看白发均。

    每忆少年如隔世，偶谈往昔易沾巾。

    梁鸿垂老因人热，鲍叔深交念我贫。

    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

    第五首诗写道：天气很冷，总不下雪，白天像晚上一样雾蒙蒙。自己百感交集，愁得白头发更多了。愁什么？愁盛钜与自己关系太好。一年一年过去，深情永远不变。两人共坐窗前，月照梅花之影一人分一半，数载经常夜雨连床，有说不完的话，而眼看又到年底：

    凝寒不雪昼常阴，百感中来自不禁。

    愁趁衰情添白发，贫缘痴绪梦黄金。

    半窗炤影梅花月，数载连床夜雨心。

    落木萧萧冬又暮，一堂灯火两情深。

    蒲松龄为什么突然在康熙三十六年年底写情真意切的组诗送给毕盛钜？为什么两人感情好反而增添愁肠？估计事情是这样：这一年，蒲松龄已五十八岁，已Ｎ次向毕盛钜提出：明年不来了。毕盛钜却总坚持：先生明年一定回来！毕盛钜的热情令蒲松龄在寒冬中感到温暖，百感交集。现在又到年底，还要不要提出辞职？如何说服好朋友不再挽留？

    坐馆日久，蒲松龄稍生归意，毕盛钜必然盛情挽留，年年岁底都恳请蒲先生下一年一定回来。笃于友情的蒲松龄不忍言别，竟在毕家一直待到七十岁。从蒲松龄“鲍叔深交念我贫”诗句看，毕盛钜当家后，多次提高蒲松龄的薪酬，帮蒲松龄“脱贫”。学生跟蒲松龄感情极好，先生回家，学生总依依不舍送到桥边。

    从毕际有到毕府帮佣，从毕盛钜到毕世持，有这么多“聊斋粉丝”存在，西铺坐馆，尤其是前十几年，成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喷发期。八卷本《聊斋志异》大约六卷以上在西铺写成。大部分杂著和俚曲，也在西铺完成。

    第十六节 毕府的宾客们

    作为毕府西宾，接待毕府客人成为蒲松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三十年间，他陪同或代表毕府主人接待过哪些客人？已难一一尽数。这些客人对蒲松龄的人生，特别是对《聊斋志异》产生过哪些影响？我们摘要道来。

    一 举人袁藩与聊斋词

    蒲松龄是文学多面手，诗词文赋小说俚曲样样精通。《柳泉居士词稿》存词一百零二首。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聊斋词创作出现短暂“热衷期”，与袁藩唱和词近二十首。

    蒲松龄与举人袁藩成好友，乃因为毕际有的关系。

    袁藩年长蒲松龄十三岁，淄川萌水人，字宣四，号松篱。康熙二年（1663）蒲松龄乡试落榜，袁藩中举。毕际有《袁孝廉传》说，袁藩中举后，曾到扬州、南京、山西潞安，“凡山川所历，无不托之诗歌抒其胸臆”。袁藩参加几次会试未成功。康熙十二年（1673）赴吏部铨选，考取知县，没得到任命，继续参加会试，仍未金榜题名。他写《秋日感怀次毕载积先生韵》自嘲：

    举足畏途易惹嗔，人间何处可容身？

    惜将文字全成错，笑把功名太认真。

    一个总考不上贡士，一个总考不上举人，袁藩与蒲松龄同病相怜，很谈得来。《淄川县志》说袁藩“工翰墨，善谈笑”。而高谈阔论恰好与蒲松龄“喜人谈鬼”爱好符合。

    康熙十二年，清朝廷有修各省通志计划。山东布政司命各县修县志以备采录。高珩、唐梦赉、毕际有邀请袁藩共同编纂，设几砚于石隐园。袁藩“检点残书手自编，紫薇花上月初圆”（《奉怀石隐园主人》）。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西铺坐馆后，袁藩只要到毕家，总与蒲松龄敞开聊，所谓“每西窗剪烛”，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聊功名失落，聊世态炎凉，聊诗聊词聊《聊斋》。蒲松龄比较喜欢写诗，看了袁藩“满幅珠光卷”的词，顿受启发，觉得“头风愈，胸怀展”，希望袁藩能指点自己，除写词之外，还帮着看看《聊斋志异》：

    愁能速老真明显，脱尘情强颜善饭。胜求庐扁。渴病秋风犹卖赋，不数茂陵阿犬。无聊赖，著书能免。删定文章千古事，翡翠床何敢言分典？书充栋，凭君剪。

    （《贺新凉·读宣四兄见和之作，复叠前韵》）

    康熙二十一年（1682），淄川自春至夏苦旱，六月开始下雨，接着大雨成灾。蒲松龄萦念家乡墒情，连写数首词给袁藩，表达他的心情：先是喜雨，在久旱的夏天，好不容易来了场雨，盼望秋季有个好收成，既能完税，一家老小也不至于挨饿，“幸八口，啼号知免，剜肉市头新谷粜，石壕村肯把膏腴典，终岁苦，于今剪”（《前调（贺新凉）喜雨一阕并寄之》）。哪想到，风雨无情，雨下起来没完没了，淹田没垄，折花摇树，蒲松龄又担心家里房屋漏水，田里庄稼被淹，写《贺新凉·霪雨绵绵，三日不止，即复患之》向袁藩倾诉，“遥想东山茅屋破”，“念陇头径因草没，稼随泥扁”，“谷方熟，朽红难免”。当时蒲松龄在病中，回不了家，又写《水龙吟·风雨坏稼》，向袁藩倾吐郁闷：

    无端风雨萧骚，浓云长锁蕉窗黑。连天野水，滮滮西去，浑浑一色。绿草痴肥，红花冷瘦，酸嘶无极。听老农告主：淫霖害稼，容黯黯，词恻恻。病客越添幽闷，便狂呼：如何了得！凶荒水旱，天何暇论，阮家南北。粒颗摧残，豆茎摇落，淋零未息。恁飕飕岂有东山无恙？但望倘或。

    袁藩接到蒲松龄的词，即以原词牌、原韵奉和：

    漫天骤雨狂风，卷来海气连天黑。前邨水涨，野塘芦掩，苍茫一色。乱落红英，摧残绿树，悲伤何极。更华堂曲槛，一时倾倒总无计，堪悽恻。寄语聊斋居士，莫愁思眉开不得，君家山麓，地形高敞，涧分南北。亭舍清幽，稼禾无恙，平安消息。待归时试看松柏之茂，无不尔或。

    袁藩词的艺术技巧一点儿不比聊斋词逊色。上阕描绘水灾肆虐，简练而生动，下阕劝慰朋友，恳切而合理。前后映衬，相得益彰。从这首袁藩的唱和词可以推测，当年袁藩与蒲松龄在县学短期同学时，并未到过蒲家，因为，蒲家庄并非“山麓”，蒲松龄家是茅草房，没有什么“亭”，“涧分南北”的地方在蒲家庄南三里外。袁藩劝慰蒲松龄的话，是好心的推测。

    据《淄川县志·袁藩传》记载，在康熙二十一年的霪雨中，袁藩“居庐尽没”。按说朋友遇到如此倒霉的事，蒲松龄该同情、安慰才对，但蒲松龄有关袁藩房屋被淹的诗词，居然带上调侃意味。原来，袁藩此前决定纳妾，并因此引起夫妻矛盾。袁家房屋被淹，纳妾计划泡汤，夫妻矛盾暂告解决。蒲松龄的三首词一首诗写得生动精彩、俏皮幽默。

    我们先看看聊斋诗《袁宣四水没居庐戏而吊之》：

    万卷漂流一舍孤，断垣荒址尽榛芜。

    文君自有春山恨，况并当年四壁无。

    前两句写水灾使得袁藩居庐被淹，收藏的万卷图书漂在水上，墙也倒了，屋也塌了，袁家成了一片荒芜。后两句用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典故。当年卓文君眉如春山，脸如芙蓉，司马相如爱上卓文君，琴挑之。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为其当垆卖酒。得志后的司马相如却想娶茂陵女为妾，所以文君有“春山恨”。司马相如想娶妾时，把当年自己家徒四壁、文君却私奔他的事忘记了。现在袁藩的房子也没法住了。袁妻本来像卓文君有“赋白头”的“春山恨”，大水过后，丈夫没了纳妾条件，她的“春山恨”也就消失了。

    另外三首词像网络“拍客”恶作剧拍了组“微电影”，把袁藩水没居庐的窘境，着实调侃了一番。词句浅显，俏皮幽默：

    西风剪剪雨梭梭，朝也滂沱，暮也滂沱。一庭秋水细生涡，阶下成河，床下成河。涉泥踏泞苦蹉跎，炊者咨嗟，饷者咨嗟。主人张盖仆披蓑，一惮奔波，一怨奔波。

    （《一剪梅·戏简袁宣四孝廉》）

    黄昏时节雨如萦，更漏声声，屋漏声声。珠珠旋聚聚旋倾，这处呯渹，那处呯渹。狂飚阵阵洒香橙，续也移情，断亦移情。凄凉多是趁愁生，滴到天明，听到天明。

    （《前调（一剪梅）听雨》）

    雨声巧妒鸳鸯梦，又被风吹送。忽飘急阵到窗纱，恰似春江潮水泛桃花。丝丝滴尽寒灯暮，滴处愁无数。秋虫不管旅人愁，犹自啾啾唧唧向床头。

    （《虞美人·夜雨》）

    当年苏轼写《赠刘景文》诗有这样的句子：“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看来袁藩打算纳的小妾很合他的心意，宛如“香橙”般美好。没想到，这美事却被一场霪雨搅黄，成了“狂飚阵阵洒香橙”，“雨声巧妒鸳鸯梦”。蒲松龄揣想：袁藩不得不放弃纳妾计划，心里却放不下那位佳丽，苦闷地听着雨声滴到天明。

    康熙二十四年（1685），袁藩应毕际有之请，带病二次住进毕府，帮助毕际有编辑毕自严著《石隐园集》，写下《重寓石隐园作》：“忍病仍携砚，重来坐石床。”蒲松龄听说袁藩住进石隐园，非常兴奋，写《贺新凉·喜袁宣四兄扶病能至，挑灯伏枕，吟成四阕，用秋水轩倡和韵》，这是一个不得志的书生向另一个同样不得志的书生敞开胸襟，这四首词成为蒲松龄的“自画像”及“好友肖像”。

    第一首明确是“自谓”、“自记”，描写自己总是沉浸在书中，沉醉于写作中，贫病交加，人将老而事业无成，本是穷命，钱包没钱，天热就把春衣送进当铺，家徒四壁，盗贼都懒得来，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经常埋怨，阶前长满荒草，也没情绪管：

    枕畔堆书卷，强吟哦，曲肱搦笔，将愁生遣。半夜梦回窗外雨，恻恻抚膺悲泫。蚕将老未能成茧，贫病空催明镜影，恨三生福业根茎浅。魂断矣，如何展？黔娄命薄难通显，顾床头黄金垂尽，错囊常扁。短短疏篱围小舍，吠个伶仃瘦犬。无四壁，盗忧幸免。烟冷晨炊巧妇怨，夏服成便换春衣典。阶没草，无人剪。（首调自谓也，自记）

    第二首说自己生病，心思愁闷。但只一想到好朋友要来，石隐园将迎来“高士”，自己有知心“聊伴”，二人可以齿上飞花，彻夜长谈，很兴奋。两位好朋友能谈什么？谈鬼谈狐。词中如《聊斋自志》，再次引用苏东坡喜人谈鬼、“姑妄言之”，且说谈鬼说狐可给自己驱病：

    岁月波涛卷，正清秋，摺襟僵卧，谁能自遣？桃李开时人抱病，觉露华秋泫。抱冷被缠萦如茧。拼作山中无历日，太平人那解愁深浅？心耿耿，为君展。名园台榭红窗显，远心亭鸾惊鱼奋，墨文粉扁。幽似武陵溪畔路，止少村庄鸡犬。高士卧，尘嚣可免。齿上飞花明月夜，姑妄言不必凭何典。只顷刻，膏肓剪。

    第三首表达与袁藩的友情，二人惺惺相惜，都是人生不得志、令妻子儿女不满意的人物。能不能扯住太阳不让它西落？！有没有做神仙的法术？明明是造物捉弄，两人都生病。他安慰朋友，凡事想开些，不要伤心，你还有贤慧的妻子照顾呢：

    蕉叶西风卷，要与君，加餐相劝，惺惺互遣。七尺匡床支瘦骨，那禁妻孥泪泫。百年里如蚕作茧，硬捻长绳系白日，看麻姑三见蓬莱浅，仙何术？眉长展。明明造物机关显，仆月来半欹半坐，枕头压扁。搔首自怜贫病客，不及云中鸡犬。胡为者？高人不免。憔悴文园宜自爱，酒垆自有文君典。小藤葛，急须剪。

    第四首继续叙述真希望能够自由自在地旅行、读书，不想整天愁眉苦脸。想到自己是苦行僧转世，本来就没有做官的命，怎么可能青云直上？年年客居在外，回到家，连自家的狗都不认他，朝他狺狺狂吠。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交税，真是受尽磨难：

    驴背装书卷，将出门，男耕女织，尽情分遣。吾辈要除儿女态，宁悄楚囚对泫。老将至足跟重茧，前世瞿曇枯淡骨，寸怀中元自尘缘浅。谁复望，云霄展？萧萧明月秋光显，笑年年客窗灯火，角巾炤扁。归到门庭浑似客，惊吠狺狺家犬。口腹累，贤豪不免。户外催租能败意，向卿卿乞金钗典，双黛蹙，弯如剪。

    蒲松龄这四首词用“秋水轩倡和韵”，是袁藩喜欢采用的形式。《贺新凉》秋水轩倡和韵，开始于江南名士曹尔堪，此后北方人宋琬、王士禄等都参加进来。后来周亮工在南京刻成《秋水轩倡词》二卷，在文坛广为传唱，模仿者甚多。周亮工曾在青州做官，袁藩多次前往其府中。袁藩喜欢用《贺新凉》秋水轩倡和韵，凡有所咏，辄取其韵。袁藩的爱好影响了蒲松龄。蒲松龄善于学习、勤于揣摩，连篇累牍写了好多首。这些《贺新凉》秋水轩唱和词，成为了解蒲松龄处境、追求、困惑的重要依据。

    袁藩住进石隐园，蒲松龄脚肿得不能下床，他写四首《念奴娇》向袁藩倾诉胸怀。他感叹“年年落魄。四十衰同七十者”，叹息“春去秋来常是病”，表白：

    我狂生耳，自摸索今世，已拼寒窘。老大止求癯骨健，犹似苍苍未允。烂熳花朝，团圆月夕，俱向床头尽。揽衾长叹，韶光空掷虚牝。堪怜多病沈郎，频移带孔，未觉腰围紧。憔悴那禁秋气烈，但怨露骄风忍。禾稼不询，妻孥总置，真似无肠蚓。伶仃病鹤，搏秋漫羡鹰隼。

    （《念奴娇·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孝廉》之三）

    这是番低沉的牢骚话。富贵心早已冷却，不料苍天连个健康身体也不给。“露骄风忍”是写景，也是写人间风霜。

    两位好友住在同一宅院，只隔两重院落，却像隔着崇山峻岭。蒲松龄昔日与石隐园多有“交情”，几乎天天到园子里去，不是把园子的果子摘下来喂鱼，就是把石隐园的鲜花摘一大把拿到绰然堂供着。现在这么好的风景却去不了，太可笑了。袁藩接到蒲松龄托人送来的词作，回了首词，也感叹自己多病：“抱病东还今又至，瘦骨支离跨马。”两人同病相怜，“君足蹒跚，予形困惫，辜负良宵者”。

    蒲松龄足疾未好，袁藩既然住在毕府，自然可以到绰然堂找蒲松龄，两人有了相处机会，海阔天空，谈得高兴。可惜好景不常，袁藩的病越来越重，他想回家，天不作美，下起雨来。中秋后第二天，毕际有只好派人送他回家养病。袁藩离开毕府，蒲松龄连写四首词。《钗头凤·中秋前阻雨，宣四兄不得归，戏作此将寄之，闻已经冒雨行矣》，还有兴致开玩笑，说无情的雨阻碍了袁藩与夫人团圆，幸好有朋友一起喝酒，那就下吧，再下三天，再喝三天。“稽归驾，君休怕，再迟三夕，客觞同把，下下下！”《临江仙·送宣四兄东归》深情嘱咐袁藩爱惜身体，不能跟年轻人比，还向袁藩提供自己的药方。《瑞鹧鸪·中秋怀宣四兄》猜想袁藩病怏怏回到家，与妻子儿女团圆也没多少乐趣：“转忆此时旋里客，妻孥卧对亦堪怜。”《蝶恋花·涉石隐园怀宣四兄》像个电影镜头，蒲松龄好容易能走路了，来到石隐园，却看不到老朋友，满院菊花将开，博学多才、可以共同赏菊饮酒的朋友却不在，只有风在翻动他翻过的书卷：

    蝴蝶落时花影颤，绕舍松阴，空掩门儿扇。黄叶无人飞片片，风欺不在翻书卷。

    袁藩收到《临江仙·送宣四兄东归》，回赠《临江仙·奉和蒲留仙原韵》：

    ……恨煞文园多病容，隐然五岳填胸。西风摇落与君同，还期开竹径，来醉菊花丛。

    袁藩打算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再回石隐园与毕际有、蒲松龄一起赏菊花。没想到他回家一个月，噩耗传来。据王士禛《池北偶谈》“闱中诗”记载：

    淄川袁孝廉松篱（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中经魁，壬戌尚困公车，闱中赋诗：“二十年前古战场，卧听樵鼓夜茫茫。三条画烛连次爇，一经寒风透骨凉。苦向缁尘理鬓发，凭谁青眼托文章。明宵别后长安日，偏照河桥柳万行。”武康陈孝廉兴公（之群），吟之至泣下。是科袁竟下第，乙丑蛊死。

    乙丑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袁藩享年五十八岁。毕际有替他编成《敦好堂集》，现在成为了解淄川文人生活，特别是研究蒲松龄生平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料。

    蒲松龄写《沁园春·闻宣四兄病笃》，感叹人生像镜花水月，像尘土落在小草上，人的生命像树叶一样轻，一切都由天命操纵。看到如此有才能的朋友英年早逝，真想什么也不管了，到深山找个清静地方长住！蒲松龄回想起在景色清幽、远离尘嚣的远心亭，在花落翩翩、明月徘徊的良宵，博学多识的袁藩高谈阔论，给自己提供聊斋故事的素材，想起好友举手投足、写诗填词，简直不敢相信好朋友已走了。他会不会是暂时离开石隐园，很快还会回来？好朋友还能再写秋水轩妙词吗？即使写了，如何传来？黄泉之下，好友下榻何处？

    三秋淫雨，日惓惓相与，投桃报李。返驾无期，人道是，萌水松篱逝矣。藤茧犹新，笔花似故，谁信人真死！窥园不见，还疑暂复归耳。遐想潇洒生平，吟髭撚断，了才思如绮。不道堂前燕子来，回首河山非是。古往今来，茫茫泉路，下曾无雁鲤。夜台寥阔，知君何处栖止？

    （《念奴娇·挽宣四兄》）

    袁藩病逝后，蒲松龄填词的兴趣大减，以致康熙二十九年（1690）之后，基本没有新词作。袁藩可谓与蒲松龄旗鼓相当、情投意合的“词友”。

    现存聊斋词，除与袁藩唱和的之外，另一些词，也多半写于与袁藩交往密切的阶段。可以说，由于受酷爱填词的袁藩的影响，蒲松龄初馆西铺前几年，诗歌写得不多，较多采取长短句抒怀言志，别开生面，留下一批词意清新、文采斐然的聊斋词，抒怀言志，且与《聊斋志异》发生一定的联系。

    诗言志，词言情。蒲松龄却以聊斋词笑骂悲歌，淋漓尽致地表达对文学事业的追求，对独立人格的宝爱。他描写自己闻钟吊影、见月凄心，雄襟消尽、贫病难堪。“有三分痛，七分痒，万分忧”（《行乡子·忧病》）。而这种不容于世的幽恨，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历代文学家的共同遭遇：“无端处黄州妻子，风雨骂章惇”；“莫怪阮生狂甚，途穷处不泪何堪”；“落拓从来有恨，思量到幽怨全收。曾闻道当年杜甫，也是一生愁”（《满庭芳·中元病足不能归》）。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聊斋词说明，蒲松龄是以鬼狐史抒写垒块愁，“愁满盏，苦满盏，自笑千篇类一篇，挥毫已复然”（《长相思》）。有的聊斋词则细致描绘蒲松龄如何学习苏东坡谈鬼、如何从朋友的清谈中汲取创作素材，写《聊斋志异》的过程：

    锄云自种花田，归市儿童柳贯鲜。学坡仙拨闷，妄谈故鬼；清公上座，杜撰新禅。薄抹清风，细批明月，犹恨古人占我先。三杯酒，尽陶陶且醉，半饷高眠。

    （《沁园春》）

    有些聊斋词是抒发蒲松龄不得志的悲哀，如《大圣乐》；有些聊斋词则抒发蒲松龄对人生的理解，如《风筝误》；有些聊斋词写得相当香艳，会与《聊斋志异》发生联系，如《惜余春慢》词，一首进入《宦娘》，一首进入《禇生》；有关顾青霞的词如《西施三叠》等，更是了解蒲松龄与孙蕙、顾青霞的关系，以及蒲松龄有关爱情小说的重要线索。

    聊斋词存目不多，采用的词牌却不少，足见蒲松龄多才多艺且喜欢尝试。聊斋词遣词用字十分考究，文辞典雅而丰富，咏物词随物赋形，栩栩如生；描绘人情世态者着墨不多而须眉俱现。尤其是抒怀词，充满激情，如江河行地，一泻千里，妙语连珠，谐趣横生，显示出很高的艺术功力。

    二 知县汪如龙

    毕府坐馆后，蒲松龄与淄川“父母官”渐渐熟络。首先是汪如龙。

    对小小山邑淄川来说，毕府足够显赫。位卑职小的淄川县官，不能不照孟子的话去做：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淄川历届县官都要到毕府拜望，毕刺史常派西席出面接待，蒲秀才的名气从民间渐布于官场。

    康熙十八年（1679）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宣城人汪如龙（字健川）任淄川知县。《淄川县志》对他颇有溢美之词，说汪如龙曾设立义学，捐施药饵，不带家眷随任，睡在门板上，是高珩送给他一张床。他因病致仕时，靠淄川人捐资相助，才得以还乡。

    康熙二十年（1681）蒲松龄写《上健川汪邑侯启》，颂扬汪知县政绩，希望能提拔自己。

    信中首先赞扬汪知县行德政，令淄川“人人加额”、“口口成碑”，像婴儿见父母，像春天化开冰雪，感动得瑞鸟飞来、彩鸯群至。

    他表白自己“载笔以耕，卖文为活”，洁身自好，不追逐权贵，也一直得不到知音，从不认识去官府的路。“漫竞竞以自好，致落落而难容。”

    他欣喜，现在有了汪知县，“依楼得月，幸处照临之中”。

    他送上作品请汪知县指点，有诗歌、八股文、聊斋小说。此时，《聊斋志异》已有很大名声，蒲松龄送上聊斋部分篇章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关照，“如或青眼窥人，谬荷栽培之眷，万一蓝衫利市，宁忘高厚之恩！”

    蒲松龄的信起了作用，知县汪如龙请蒲秀才到县衙做客。这大约是蒲松龄生平头一次受父母官礼遇，诚惶诚恐写了几首诗，未能免俗，刻意与“当局”搞好关系，希望“当局”对他的功名起点儿推动作用。

    组诗《答汪令公见招》，顾名思义，“见招”是汪知县请蒲秀才到县衙来的感慨。诗中赞扬汪知县有文化、有政绩、有担当，能识别人才、珍惜人才。自己埋头读书、风尘仆仆，能得到汪知县的赏识，很是感动。

    第一首诗，热情讴歌汪如龙的理政才能，说有非凡才能的知县来到淄川，德政化民，大街小巷欢声笑语，像当年潘岳遍栽桃花，像春雨滋润黎民。自己这样只能谈论点微小事物的人，居然也得知县青目，今后乐意跟在知县轿子后边谈诗论文，为知县提供参考：

    仙令仙才总不群，衢歌巷舞自纷纷。

    花村乱湿黄梅雨，凫舄长飞绮盖云。

    小语未能分上座，短髯聊足备参军。

    会当侍从篮舆后，把酒青山细论文。

    第二首诗叙述自己为谋生风尘仆仆忙碌在淄川，认真理佛、加强修养，并非白吃饭不干活的人，因个性孤傲不为人了解，现在遇到理解自己的汪知县，感动得热泪盈眶。自己并非像冯谖那样只知道要鱼、要车，如果知县提拔，肯定会像毛遂一样立功。第三首诗将汪知县比作满县栽桃花的潘岳，能识别拉盐车骏马的伯乐，是寒士知音。自己这种处于困难情况下的书生，更需要汪知县关照，如果能得到汪知县提拔，能像“紫鳞”跟随汪知县到深水中自由游泳，一定像黄雀衔环加以报答。第四首诗表白自己虽然落魄，但很自重，从来不主动去官府，如果知县看出我有贵相、提拔重用，我宁可四海为家。第五首诗说自己虽然不得志，却羞于用文章去获取名声，如果您能像燕昭王为郭隗筑宫室并师事之，像陈蕃给徐稺设榻，让我接受官府资助继续读书写作当然好，如果不能，我也安于贫困、继续写作，不会连累到您。

    五首诗，都说汪知县有德政，自己怀才不遇。翻来覆去，叠床架屋，絮絮叨叨。可见蒲松龄希望当权者提拔的迫切心情。

    蒲松龄与汪知县打交道，有点儿受宠若惊。这年重阳前七日，汪如龙寿诞，蒲松龄写了长达四十八句的《寿汪令公二十四韵》。诗中歌颂汪知县得到淄川人民的爱戴，说：淄川黎民早就受到苛政之苦，盼望汪知县到来。汪知县一到，大地回春，淄川人民扶老携幼迎接。汪知县就像唐朝处理兄弟纷争的韩思彦一样，让兄弟通过饮乳悟出本是一奶同胞的兄弟，不再争执。淄川昔日民间争斗明显减少，人民安居乐业，弦歌之声飘扬。汪知县有爱民拳拳之意，无酷吏赫赫之名，为政清正，为百姓忙得清瘦了许多，既能识别看重人才，又和蔼可亲、仁惠感人。祝愿汪知县寿高体健、早日升官！

    看惯《聊斋志异》对“官虎吏狼”的描写，再看蒲松龄给汪知县祝寿的诗，有点儿怀疑是不是出于同一人之手。既然汪知县在蒲松龄的诗里好得像个完人，为什么《聊斋志异》中没有一件汪如龙爱民故事？可能因为当年南游期间在孙蕙幕中养成的习惯，与官员打交道，免不了得戴高帽？免不了借古代“良吏”事恭维？难道以正直著称的蒲松龄也玩虚的？

    《与李希梅》可能多少能释疑，这封信是蒲松龄七十岁后为蠹役康利贞一事写给李尧臣的，离汪如龙任淄川知县已隔三十年，蒲松龄说：

    昔汪公在县，虽有小欲，而待人以礼，故亦不能取祸；张公在县，虽故刚鲠，而清明异常，谦和异常，故有畏而爱之。

    说明蒲松龄心中的清官典范是张嵋。汪如龙不是真正廉洁的官员，只不过比起贪暴异常者已难能可贵。

    再回过头看《答汪令公见招》，就会体味出一点儿不同滋味了。

    三 知县张嵋：聊斋清官典范

    康熙二十五年（1686），张嵋担任淄川知县，他是蒲松龄在毕府接待的重要客人，也是蒲松龄以诗文形式、聊斋故事创造的清官典范。

    张嵋，字石年，浙江仁和人，以贡监考授淄川知县，精明强干，很有魄力。到任伊始，禁止赌博，收敛巫风，禁管衙役殃民，修建养济院，救治日颓的民风。蒲松龄在《颂张邑侯德政序》中曾举个例子：淄川西部李家疃，离县城很远，民风刁蛮，经过张嵋三年治理，竟变成礼仪之乡。过去这个乡“礼仪之教，目不得见，耳亦罕所得闻，以故人多习为桀骜”。赌博无赖、不孝父母、兄弟不和。张嵋上任之后，“顽民始见雷霆，良民始沾阴雨”。民风渐渐好转，“奸人改行，而良懦安其生，荡子归农，而父老得其养，居然仁里矣”。

    张嵋爱文学，《淄川县志》说他到淄川，“下车三日，百废俱举”，“簿书之暇，课士论文，吟诗作赋”，颇得百姓和文人之心。张嵋一到淄川，就听说有位才气出众的老秀才写了一部好看的《聊斋志异》，遂捎信请蒲松龄到县衙见面。蒲松龄不肯去。张嵋亲自跑到毕府，蒲松龄不得不出来见他。张嵋的礼遇令蒲松龄十分感激，写了《呈石年张公俚谣序》，谈自己洁身自好，而张知县对自己恩礼有加：

    方欲识荆，倾风自想；遂劳说项，载海难戡。抱刺三年，旧箧开而灭字，歔枯片语，寒谷变而生春。践阮籍之穷途，方将涕泪，邀孙阳之小顾，便欲骄嘶。

    从这段话可以推测，知县张嵋不仅将蒲松龄待为上宾，还曾为蒲松龄“说项”。至于他向哪儿说项？不得而知。可能是要淄川县学教谕关照蒲松龄的儿子，也可能是向上一级的学官请求关照蒲松龄。蒲松龄有千里马遇伯乐的感觉。他的另一段话，则自述是个穷书生，对待官场那一套，一点儿也不熟悉，安贫守拙：

    松，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榛之产。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抱酸寒之业，有炤如萤；入炎寂之场，无肠类蚓。半生忍辱，未登长吏之庭；经岁来城，不识公门之路。当清风而觉爽，处陋室以犹安。

    像这样不入公门的人，能与知县书信来往，且感情相当融洽，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张嵋是文学爱好者或“发烧友”。张嵋不仅把自己写的诗送给蒲秀才看，还请蒲秀才给自己的诗集《古香书屋存草》写序。张嵋对蒲松龄的格外眷顾，自有文人之间惺惺相惜、慕才爱才的缘故。而蒲松龄与知县成了朋友，主要因为张嵋作为良吏的廉政，“散百里之阳春”，“作八乡之霖雨”。张嵋不以峻法催科，不以酷刑害民，不接受奸商贿赂，体谅穷苦百姓。《聊斋志异·王十》篇末写到张嵋两件相得益彰的轶闻：

    各邑肆商，旧例以若干石盐资岁奉邑宰，名曰：“食盐。”又，逢节序具厚仪。商以事谒官，官则礼貌之，坐与语，或茶焉。送盐贩至，重惩不遑。张公石年宰令淄，肆商来见，循旧规，但揖不拜。公怒曰：“前令受汝贿，故不得不隆汝礼；我市盐而食，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礼乎！”捋裤将笞。商叩头谢过，乃释之。

    肆中得二负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执至官。公问：“贩者二人，其一焉往？”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股病不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试奔，验汝能否。”其人奔数步欲止。公曰：“大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门而去。见者皆笑。公爱民之事不一，此其闲情，邑人犹乐诵之。

    盐法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清朝廷严禁私盐买卖。在奸商和贪官控制下，盐法却变成坑害百姓、劫贫济富、颠倒黑白之法。盐商勾结官府抬高盐价，官员接受盐商贿赂，对盐商不法行为睁一眼，闭一眼，允许盐商见知县只作揖不下跪。对小本经营、靠贩私盐谋生者却严厉对待。蒲松龄忧心忡忡，却无力回天。张嵋做知县时，对盐商采取严厉态度，对私盐贩采取宽大政策。蒲松龄在《王十》正文中想象，在阴曹中由阎王把是非颠倒过来，派盐商淘臭气熏天的奈河，让私盐贩监工，派小鬼替私盐贩送盐。《王十》篇末附的真实故事，写张嵋同情并放走求升斗之利以活命的私盐贩。由此可以看出张嵋的宽仁。

    蒲松龄称颂张嵋的诗文很多。他在《古香书屋存草序》中说：

    安仁作宰，一县桃李；苏子为官，满堤杨柳；自古文人，多为良吏，可以知弦歌之化，非文学者不能致也。

    蒲松龄认为，像张嵋这样的官员为人磊落，为官清正，与潘岳、苏轼一样，都是因为受古代文化的陶冶，把古代读书人宝爱的博雅仁爱与“王事鞅掌”结合起来的结果。“自古文人多为良吏”反映蒲松龄的理想，属仁政范围。蒲松龄的组诗《和张邑侯过明水之作》，把张嵋与古代正直文人相比：“一朝桃李满河阳，李杜风流翰墨香”；“遥忆苏公应佇恨，不将堤柳种成行”。他颂扬张嵋得民心：“般河百里遍春阳，才子鸣琴政绩香”；“万户弦歌闻乐土，一时霖雨遍穷乡”。组诗最后一首，向张嵋抒发情怀：

    夏树萧森翳夕阳，山亭野草静含香。

    歧途潦倒怜蓬鬓，中夜悲歌忆帝乡。

    但得孙阳双眼顾，宁教陆氏一庄荒。

    遭逢落拓还如此，独抱牛衣泣数行。

    蒲松龄将自己出头露面的机会寄托于张嵋。但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张嵋又升官了。康熙二十八年（1689），张嵋被任命甘肃巩昌府同知。消息传开，淄川民众想留住这个好知县，恰好康熙皇帝南巡路过济南。淄川乡民和士绅成群结伙往济南跑，打算拦住康熙皇帝的鸾驾，请求张嵋留任。因为去的人太多，人头攒动，像蚂蚁搬家，从淄川到济南尘土飞扬。等民众赶到济南，康熙皇帝早就走远了。蒲松龄参加了这次企图向康熙皇帝拦驾请愿的活动。他的《送别张明府有小序》组诗尽情表达了他对这位好官的感受：第一，张嵋爱民，在他管理的县里做个小百姓很幸福，蒲家父子都受到特殊关照。第二，蒲松龄希望向皇帝请愿将张嵋留下来，但做不到，只能依依惜别，相信像张嵋这样清正廉洁的好官，简直就是从仙境来的，必定能得到皇帝重用，到甘肃做府同知仅是过渡而已。第三，张嵋一走，蒲松龄失去伯乐，前程黯淡。

    蒲松龄还写了《悲喜十三谣》，说张嵋对淄川的功德是：减轻农民赋税；制止童生考试中的敲诈勒索；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豪强有所收敛；商人受官府盘剥大为减少。而豪强、衙役、赌徒、讼师、巫师、娼户、苞且（行贿者）等，对张嵋离任弹冠相庆，认为他们的好日子又来了。农民担心又要加税；商人担心又得往官府送钱；老翁老妪担心没有贤明知县管理，不孝儿孙又捣乱，“袋内猢狲放出来”。由《悲喜十三谣》可以看出，在所谓康熙盛世，像张嵋这样的清官廉政实在是凤毛麟角。其中有两首诗，直言不讳描写官场暗无天日：

    从此河阳不种花，谁将曲直辨蓬麻？

    只拼十万青蚨子，买得衙门当作家。

    （《豪强喜》）

    刀笔无灵旧橐轻，从今里舍复知名。

    只消一片剡溪纸，木索郎当系满城。

    （《讼师喜》）

    一张薄薄的状纸，就可以颠倒黑白、坑害满城无辜；几万银钱，就可以把执法的官吏变成豪强的家奴。这才是封建吏治的本质。

    张嵋以“卓异”被提拔离任后，其继任者周统、时惟豫，都曾亲自到毕府拜访蒲秀才。蒲松龄成为历任知县必须待为上宾的头面人物。蒲松龄有诗记载他受到这些“父母官”热情款待的情景，甚至说，因为这些通情达理的官吏的恩遇，他竟然板不起清高的面孔了：

    初绽官梅廨署清，曼劳折柬召狂生。

    ……

    王门未许滥竽逃，又赐衙斋玉色醪。

    ……

    平昔最愁谒官苦，今逢贤令不能高。

    蒲松龄与张嵋之后的知县相处都比较客气，但他们都不符合蒲松龄心目中的好官标准，尤其是喜欢同性的时惟豫。蒲松龄虽然在《题时明府余山旧意书屋》中说时知县“京洛词人，英才磊落；燕山国士，年少风流。得句则石破天惊，临笺则龙骇凤跃”，赞赏时知县的文采，但在“年少风流”中已暗含他意。蒲松龄写的祭时夫人文，显然受知县拜托，更是说了许多好话。《聊斋志异·周生》却透露出一些真实信息，邑令的夫人托人代祭泰山，幕宾周生写出“栽般阳满县之花，偏怜断袖；置夹谷弥山之草，唯爱分桃”。由此得罪泰山神，夫人遂难产而死。小说中周生用的两个典故“断袖”“分桃”是中国古代暗指同性恋的常用语。而这件事发生在“般阳”即淄川，这个未被点名的邑令正是时惟豫。

    第十七节 结识王士禛

    康熙二十六年（1687），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在西铺结识了翰林院侍讲学士、诗坛盟主王士禛。两位分别以诗歌和小说彪炳文学史的巨匠近距离接触，产生一段佳话，也留下一些误传。在《聊斋志异》以抄本流传情况下，文坛巨匠王士禛对《聊斋志异》的欣赏和评点，无异是有力推动。

    一 花辰把酒一论诗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后因犯雍正皇帝名讳，改称“士正”。最终由乾隆皇帝诏命改称“士祯”。王士禛是山东新城人。王家明代为显宦。董其昌题坊曰“四世宫保”。王家诗书传家，王士禛叔祖王象春以诗名万历年间（1573—1620），受钱谦益称赞。入清后，王士禛四兄弟出三进士。王士禛乃神童诗人，十二岁写《明湖》诗，“杨柳临湖水到门”佳句四处传扬。顺治十四年（1657），王士禛与诸多名士在济南大明湖办秋柳诗社赋《秋柳》诗，和者超百家，王士禛一举成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授扬州推官，风华正茂，倜傥儒雅，结交前朝遗老诗人与江淮诗友才俊，写出不少名篇，为大江南北名流赞许，受到诗坛盟主钱谦益欣赏，希望他继自己后主持诗坛。五年后，王士禛进京城为官，曾任国子监祭酒，多次主持乡试、会试，门人甚多。钱谦益去世后，王士禛成为诗坛领袖，与朱彝尊并称“北王南朱”。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召对懋勤殿，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此后一帆风顺做到刑部尚书，最终被康熙皇帝借口某案件处理不当罢官。王士禛乃一代文宗，他创立的“神韵说”，是清初最有影响的论诗学说。王士禛多首诗歌脍炙人口，如王士禛故居院中石碑刻《真州绝句》，锦心绣口、妙手天成：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康熙二十四年（1685），王士禛因父亲去世，请假归乡守制三年。康熙二十六年，毕际有的从侄毕盛育因孙子海玥死在除夕之夜，伤心过度而死。毕盛育之子毕世持病倒在床，奄奄一息。三月中旬，王士禛来到淄川，一为答谢此前曾吊唁其父的唐梦赉等亲友，二为吊唁毕盛育、看望毕世持、探望从姑母王氏及姑夫毕际有。《宿唐济武太史志壑堂即事》描写他住在淄川城的感受：

    新竹捎檐夜气清，忽闻山鸟报寒更。

    单衾唤起潇湘梦，落月已西天未明。

    王士禛在西铺住了数日。毕际有是长辈，又年过花甲，遂请蒲松龄任“礼宾”接待王士禛。

    王士禛和蒲松龄会面是什么情况？蒲松龄后来几次写诗回忆：

    二人相识于康熙二十六年三月“花辰”即“花朝节”；

    翰林院侍讲学士、五十五岁的王士禛满头乌发，显得很年轻；

    王士禛和蒲松龄同桌饮酒，谈诗论文，两个人话语投机，彻夜长聊。

    二 王士禛四读聊斋点评题诗

    王士禛回到新城，初夏时派人给蒲松龄送了两封信，王士禛的信没有保存下来，蒲松龄的回信现存中山大学图书馆《聊斋诗文集》抄本中：

    耳灌芳名，倾风结想。不意得借公事，一快读十年书，甚慰平生，而既见遽违，瞻望增剧。前接手翰，如承音旨，又以东风未便，裁答犹疏，载辱瑶函，悚仄弥至。溽暑困人，良不可堪。粲花之在目也，想源上仙居，门近清流，序依碧荷，南窗一卷，下候姮娥为剪绿衣，亦快事也。若老熊见月欲喘，当此溽暑，倍益龙钟。云汉之忧，近亦复相同耳。几许阿堵物，何须尚存念念？然欲却而不受，又恐无以见，昧君子一介不苟之高节也。梅屋以索无期，姑缓之，中元之后无不相寄者。蒙遥致香茗，何以克堪？对使拜嘉，临池愧悚。

    王士禛为什么主动给蒲松龄写信？为还钱，更为借聊斋手稿。朝廷高官为何借穷秀才的钱？很可能王士禛在淄川看上一套书或一件古玩，没带钱，蒲松龄给垫上。翰林院侍讲学士借了穷秀才的钱，必须还。蒲松龄回复很得体：“几许阿堵物”，本来不足挂齿，但如果不收，就不能显示王士禛一介不取，只好收下。

    身居高位的王士禛如此礼贤下士，性情孤介的蒲松龄如此谦恭有加，为什么？为共同文学爱好。蒲松龄早就倾慕大诗人，一见之下，“甚慰平生”，请王士禛指点自己的诗。其实他们二人写诗不是一个路数。王士禛讲神韵，蒲松龄爱写实。聊斋诗自然难入渔洋法眼，出于礼貌，王士禛后来对蒲松龄《挽淮扬道》给予“起语陡健”“苍老几近少陵矣”的赞许；说《梦幻八十韵》“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而王士禛对聊斋先生亦久闻大名。此时《聊斋志异》已有很大名声，王士禛正在写《池北偶谈》，其中《谈异篇》也是记叙怪异事物。有些篇，如《妾击贼》《林四娘》等取材、题目与聊斋完全相同。

    王士禛住在毕府时，看了部分《聊斋志异》，很想知道更多内容，所以派人来要。蒲松龄信中没提“聊斋”字样，而说“梅屋”，是《聊斋志异》代指。《聊斋志异·李生》写一得道高僧怪异行为，篇末说：“此王梅屋言之。”王梅屋是蒲松龄和王士禛都认识的人。估计王士禛的信中曾用“梅屋”代指《聊斋志异》。蒲松龄告诉王士禛：“梅屋”（《聊斋志异》）被人借走了，一直要不回来，等到中元（七月十五）节后，一定寄给您看。

    蒲松龄的书稿寄到后，王士禛认真阅读，选了几个有趣短章如《小猎犬》，收进《池北偶谈》。

    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士禛写《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姑妄言之”用苏轼黄州谈鬼典故。苏轼喜人谈鬼，朋友告诉他，世间并无鬼，他说“姑妄言之”。王士禛认为聊斋故事像老农民下雨休闲时在豆棚瓜架下随便聊天。“鬼唱时”典出李贺《秋来》诗“秋来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王士禛这是肯定《聊斋自志》的表白，蒲松龄像长爪郎李贺怀才不遇，喜欢说鬼。王士禛的诗对《聊斋志异》的宗旨做了切合实际的认识。“厌作人间语”，包括了对聊斋故事取材和寓意的理解。在文网严酷的情况下，蒲松龄避开世间事而谈鬼说狐，有深细用心。作为青云得志的高官，王士禛或许不能完全理解蒲松龄的良苦用心，但他以高明鉴赏家的眼力，抓住了《聊斋志异》的真谛：厌恶人间丑恶，托言鬼狐。

    王士禛返还《聊斋志异》书稿时，夹了些纸条，评点聊斋故事，如：

    《莲香》：“贤哉莲娘！巾帼中吾见亦罕，况狐耶！”

    《张诚》：“一本绝妙传奇，叙次文笔亦工。”

    《侠女》：“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犹龙乎？”

    《红玉》：“程婴、杵臼，未闻诸巾帼，况狐耶！”

    《连琐》：“结尽而不尽，甚妙。”

    《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

    《商三官》：“庞娥、谢小娥，得此鼎足矣。”

    ……

    品评人物，赞赏意蕴，高度评价聊斋艺术，点评针针见血。

    蒲松龄将王士禛评语抄录到正文上。笔者曾有幸亲手捧阅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聊斋志异》半部手稿，蒲松龄手抄的王士禛评语清晰如新。

    蒲松龄写下《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蒲松龄奉和诗倾诉创作甘苦辛酸：为了这本书，他在困难情况下，殚精竭虑，布袍萧索，两鬓如丝。终于能以鬼狐史抒垒块愁。“冷雨寒灯夜话时”形象描绘写作的艰苦，委婉地对“姑妄言之”做出解释：我并非无聊地谈鬼说狐，而是寄托孤愤。

    “司寇”是对刑部尚书称呼，王士禛升刑部尚书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离写这首诗的时间还有十一年，难道蒲松龄未卜先知？会不会是聊斋诗编年发生错误，这首诗是康熙三十八年写的？那样的话，王士禛早在康熙二十六年就看了《聊斋志异》，怎么可能拖十一年再题诗？很大可能是：蒲松龄晚年重编聊斋诗，将后来王士禛的最高官职换上去。

    蒲松龄把创作甘苦倾诉给仅见过一次面的王士禛，他认为自己得到个难得的高层次知音，这种狂喜，表现在同年《偶感》诗中：

    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

    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

    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

    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科举失意，独守穷庐，呕心沥血写《聊斋志异》，连最要好的朋友张笃庆都认为是精力虚掷。蒲松龄简直走上穷途末路，甚至一度想停止《聊斋志异》写作。在这样的困境下，突然，一代文宗有“一字褒”，蒲松龄何等兴奋！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说过“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赐”。蒲松龄意想不到得到王士禛赏识，有这意料之外的赞誉，他激动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他不仅绝处逢生，而且坚定了信心：《聊斋志异》属于千秋万代，终会被后人认可。即使得不到世俗的名气和功利，有王士禛这样的大诗人做知己，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悲哀了。

    康熙三十七年（1698）王士禛升左都御史，总领宪台；康熙三十八年，王士禛任刑部尚书，位列九卿，成为台阁重臣。康熙四十年（1701）春，蒲松龄托人带给王士禛一封信：

    十年前一奉几杖，入耳者宛在胸襟。或云老先生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非亲炙謦欬者，不能为此言也。近于玉斧年兄案头，得诗集两种，快读之，自觉得《论衡》而思益进。先生调鼎有日，几务殷烦，未敢遽以相质，而私淑者窃附门墙矣。前拙《志》蒙点志其目，未遑缮写，今老卧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与同人共录之。辑为二册，因便呈进。犹之《四本论》，遥掷急走，惟先生进而教之。古人文字多以游扬而传，深愧谫陋，不堪受宣城奖进耳。

    从这封信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

    其一，蒲松龄认为，王士禛官高位显，但谦和儒雅，仍然保持倜傥名士风度。

    其二，蒲松龄以王士禛私附门墙的学生自诩，这是表达他对王士禛的钦敬，其实就诗歌而言，王士禛确实当得上蒲松龄的老师。

    其三，王士禛曾四次阅读《聊斋志异》。第一次阅读在西铺毕家，大约随意翻几篇。第二次阅读是二人分手后，王士禛主动写信向蒲松龄要去《聊斋志异》部分篇章。第三次阅读是十几年后。康熙二十六年《聊斋志异》手稿本卷首已有总目录。王士禛二次阅读后圈出目录中他想看的篇章，希望蒲松龄抄送他看。蒲松龄时隔十几年才送，从而有王士禛第三次阅读。王士禛第四次阅读是康熙四十年看完蒲松龄捎来的“二册”，将其璧还，写信要求继续阅读，不仅读圈出的三十几篇，而且问还有多少卷，都想看。十几年间，台阁重臣四次认真阅读一本“鬼狐史”，说明《聊斋志异》有非凡魅力，王士禛有相当高鉴赏力。

    其四，蒲松龄希望王士禛能给《聊斋志异》写序，使书广为流传。

    康熙二十六年王士禛标出想看的《聊斋志异》目录，蒲松龄为何十年不送？不得而知。时隔十几年蒲松龄为何又抄送？看来康熙四十年《聊斋志异》基本完成，蒲松龄想求名人作序，以便广为流传甚至印行。

    蒲松龄这封信是托人捎到北京去的。王士禛收信后不久，于康熙四十年春三月，向康熙皇帝请假半年，办理先人茔墓迁葬事宜。五月离京，十月返回。盛夏时节，王士禛在新城给蒲松龄写了回信：

    嘱序，因（固）愿附不朽，然向来颇有文字轻诺，府怨取诟，遂欲焚笔砚矣。或破例一为之，未可知耳。

    王士禛虽然肯定《聊斋志异》写得好，却不曾承诺写序，“或破例一为之”，说得很活，后来终于没写。王士禛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是有鉴赏力的文学家，深知《聊斋志异》的分量和魅力；另一方面，他顾及台阁重臣加诗坛泰斗身份。传统文学向来视诗文为正宗，小说为小道，《聊斋志异》谈鬼说狐，在传统观念中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野狐禅”。对于不能列入文学正宗的狐鬼史，王士禛只肯做个热心读者，不愿以自己的名望，为一名穷秀才的“闲书”赚取文坛一席之地。

    也不排除另一可能：《聊斋志异》虽谈鬼说狐，毕竟有改朝换代、描写清兵入关导致中原人民苦难、关乎清朝廷的“碍语”。如《公孙九娘》《野狗》《鬼哭》《三朝元老》等。为人谨慎的台阁重臣王士禛不能不考虑给这样的书写序会带来风险。就在王士禛四次阅读《聊斋志异》期间，清初两部最著名的戏剧《长生殿》和《桃花扇》先后以文遭祸，算给王士禛敲警钟。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生殿》三易其稿完成，京城盛演，万人空巷。第二年八月，赵执信、查慎行等因在佟皇后国丧期间观剧，被人告发。赵执信被罢官，洪昇被革除国子监籍。博山才子赵执信“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定稿，王公大臣竞相传抄，康熙皇帝半夜派人向孔尚任索要剧作阅览。第二年春，《桃花扇》上演，又是万人空巷，昔日受康熙皇帝亲自关照提拔的孔尚任却莫名其妙被罢官。康熙皇帝亲自过问两部剧作，就因为它们都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触动了康熙明清交替的敏感神经。《聊斋志异》“于七之乱，杀人如麻”等改朝换代惨状，远比《长生殿》《桃花扇》严重。对康熙皇帝有深刻了解的王士禛不会犯“捋龙须”的低级错误。他即使再喜欢《聊斋志异》，也只能三缄其口。其实，王士禛的《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早就把《聊斋志异》定位“姑妄听之”的鬼狐闲书，与政治脱钩。王士禛点评聊斋的文字，都着眼于事实考证和艺术性分析，离朝政、离现实、离刺贪刺虐远远的，是保护蒲松龄，更是自我保护。

    三 君子之交淡如水

    康熙四十年十月王士禛由家乡返回京城，很多人在新城乌河河畔为他送行。蒲松龄写《俚言奉送大司寇先生假满赴阙》。路大荒先生整理《蒲松龄集》注明这首诗是“从王启磊绘《系河饮饯图》题咏录出”。王启磊是当时著名画家，画齐鲁名流在新城乌河河畔为王士禛饮酒饯行，多人题咏。蒲松龄的诗直接送给王士禛。诗中写道：请假还乡的大司寇像天上明亮的星辰，像光芒四射的连城美玉，人们争先登门，让他评定到底哪个的诗写得好。卧于穷庐的自己虽然向往，却不能插翅飞到渔洋先生身边，但梦中经常见到，并听到像云端传来的声音。自己居然得到渔洋先生赏识，太荣幸。现在先生远去，周围一片荒芜。而不久先生就可以入阁拜相，大家都仰头看着您呢！

    在寄诗的同时，蒲松龄还写了封信：

    久拟一亲杖履，辄虑仓卒不能竟所欲谈，思近通德之门，觅一居停主人，侨寓五日，庶朝夕蹈隙，得以罄所来，荏苒因循，而舍人已趣装矣……松留心风雅……少苦鲍、谢诸诗，诘屈不能成诵，故于古一道，尤为粗浅。近妄拟古作，寄求指南……《送别》一首，所谓贫别在骨，止足以供笑资，不堪笺奏。统俟挥掷，临池翘切！

    蒲松龄在信中叙述自己曾打算到新城去，找个地方住几天，趁王士禛有空闲时间，当面聆听教诲，可惜未能成行，不能不怅惘。蒲松龄叙述自己写诗最初学鲍照、谢灵运等，写得不成功，写古体诗尤其不灵，现在他写《送别》长诗，与另外一些古体诗一起呈上，请王士禛指教。

    蒲松龄想去新城而没去成的说法并不可信。王士禛在新城不是住了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而是待了半年。这么长时间，蒲松龄难道都找不到机会去新城？归根结底是蒲松龄不肯去。大概就因他多次说的“羞见官长”。当官的，不管县令还是尚书，来毕府看望毕际有，顺便与蒲松龄见面交谈，是一回事；让蒲松龄颠颠地跑去拜谒当官的，是另一回事。蒲松龄不想将毕府把酒畅谈的平等“文友”聚会，变成淄川落第秀才到新城拜见当朝尚书。可以设想：蒲松龄远道骑马、风尘仆仆到新城。尚书门前正停着巡抚或布政使八抬大轿。王士禛正接待达官贵人，管家请聊斋先生稍等。蒲松龄能不觉得自己因地位低微被晾到一边吗？他不能自找没趣。

    人生就是如此，自己尊重自己，别人才尊重你。

    在蒲松龄和王士禛来往中，有个穿针引线人物王启座。蒲松龄称“玉斧年兄”，王士禛称“舍侄”。王启座是王士禛从弟王士骊之子，名启座，字玉斧，颇受王士禛欣赏，曾评点其诗并预言将来能成大器。《国朝山左诗续钞》记载“王玉斧早年得名一时，有‘小尚书’之目”。王启座在西铺出现是什么身份？有蒲学家认为，王启座也在西铺坐馆。笔者认为，或者王启座在西铺有别业，或者他经常往来于新城王府与西铺毕府之间，因而与蒲松龄交往较多。蒲松龄描写王启座的诗说明，王启座经济条件相当好。《别王玉斧》写王启座赠送蒲松龄珍贵的广东端溪砚。这种名贵砚台多次出现在唐代大诗人笔下。李贺说端溪砚“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刘禹锡说“端州石砚人间重”（《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王启座把如此贵重的砚台送给蒲松龄，蒲松龄既感动又愧无对等贵重礼物回送：“惭无瑶瑛可相致”。《题玉斧〈立雪诗思图〉》写王启座请人给儿子画像，王汉叟身披昂贵鹤氅站在雪地，像晋时坐羊车的贵公子，又像唐代诗人郑綮灞桥驴背构思诗篇：

    鹤氅从容意态闲，苍茫无尽雪漫天。

    人疑京洛羊车里，思在灞桥驴背间。

    后来蒲松龄亲眼看到王启座的儿子王汉叟，非常喜欢，写下《见王汉叟翩翩有父风，乃叹林下必有清风，诚然也。作寄玉斧》：

    羊车公子二十龄，玉骨英迈神爽清。

    庐儿楚楚骑白凤，登堂抑温满庭。

    家传风雅犹不替，芳兰竟体流余馨。

    翔步雍容中齐夏，想见藏府皆通明。

    王汉叟俊美潇洒，是贵族气派的“羊车公子”，衣着华贵，穿着缀明珠的鞋子。随从仆人衣冠楚楚，像从仙境来。王汉叟为人谦和，温文尔雅，来见蒲松龄，采用晚辈见长辈的“翔步”，即：上体稍倾，鸟儿飞翔般边拱手、边细步急进。王汉叟的举止步态，优雅得像踏着古乐齐夏乐曲。蒲松龄相信这位穿着、言谈散发出迷人馨香的青年，必定可以将新城王氏家族擅长写诗的传统继承下来。他因此得出结论：有钱人家的公子未必都是纨绔子弟，“古人白眼诮纨绔，概视天下余不平”。

    贵公子王汉叟，显然又给蒲松龄写聊斋俊秀书生构成原型参考。

    王启座经常来往于西铺与新城明清两代尚书府之间，常去看望姑奶奶毕际壮夫人和毕际有夫人，与蒲松龄见面机会较多。

    康熙四十一年（1702），王士禛给蒲松龄捎来《古欢录》，蒲松龄写《谢阮亭先生遥赐〈古欢录〉，用黄太史题〈放鹇图〉韵》：

    怀中内双足，霜风下松杪。

    缅想古沉冥，高风亦已杳。

    遥惠《古欢录》，披读淡美好。

    名浮天地窄，才横渤澥小。

    调羹济苍生，想望互四表。

    胡乃羡文人，结契海鸥鸟。

    这首诗充分显示蒲松龄对王士禛的敬重之情。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古欢录》是王士禛所编辑的古代人物传记，收的都是“上古至明林泉乐志之人”，隐于市朝、淡于名利的人物。《放鹇图》是古代名画，王士禛收藏。黄太史即黄叔琳，字崑圃，康熙三十年（1691）探花，是王士禛门生。他给《放鹇图》题诗用上声十七筿韵。蒲松龄感谢王士禛赠书写诗，特地采用王士禛门生黄叔琳用过的韵，表达双重敬意。诗中描写处于贫寒之中的自己，本来以为像严君年那样的古代高士已越来越少了，看了《古欢录》，觉得淡泊名利者还是大有人在。他觉得，像王士禛这样的高名，天地都有点儿容不下，其才思令沧海失色。这样宰相式人物，举国边远之地都感受到其恩泽。自己这样海鸥似的闲散文人居然也得到赠书，实在令人感动。

    与王启座密切来往，成为蒲松龄了解王士禛的重要途径。康熙四十二年（1703），蒲松龄有一首《王玉斧忽至，夜出壶酒，对酌倾谈》，耐人寻味：

    故人落丹霄，握手破忧悯。

    入夜出壶酒，促膝话中悃。

    为我开聋聩，惊怪胡可忍。

    世途尽陷阱，闻之涕既陨。

    ……

    王启座突然到来，从哪儿来？从北京，王士禛身边。李白《门有车马客行》写：“谓从丹霄落，乃是故乡亲。”“丹霄”是皇帝身边之意。这个时期新城王家在京城做官的只有王士禛。王士禛做过詹事府詹事，是太子身边的人，而太子胤礽立了又废，废了再立，重立之后再废，是康熙朝重要政治事件。王士禛处境微妙且险恶。王启座刚从北京回到西铺，黑灯瞎火就跑到蒲松龄这儿大发感慨，说世途都是陷阱。那么，什么人什么陷阱令蒲松龄大惊小怪、连眼泪都掉下来？应与王士禛有关，又是蒲松龄不敢说的事。王启座就这事写诗，请蒲松龄相和，他敬谢不敏。表面似乎是才思迟钝，难以奉和，实际上，是深知陷阱之深，不敢涉足。

    康熙四十三年（1704）王士禛罢官还乡。罢官原因是处理王五、吴谦案件不当。据《清史稿》记载：

    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狱，拟王五流徙，谦免议。士祯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嘱托刑部主司马世泰状。士祯以瞻徇夺官。

    《清史稿》为避雍正名讳，自然要将“士禛”称“士祯”。蹊跷的小案件，居然就罢了刑部尚书这么大的官，实在小题大做。这是康熙皇帝找茬整人呢。《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记载，处理此案，“司官委咎于堂官，满官又委咎于汉堂官”。有人提醒王士禛向皇上辩明此事来龙去脉，“（渔洋）山人曰：‘吾年已迟暮，今得返初服足矣。’”

    年逾古稀、政治经验丰富的王士禛就坡下驴，赶紧遁出京城，远离皇室斗争，逃过更大劫难。王士禛罢官的真实原因，康熙皇帝和王士禛都心知肚明：王士禛与废太子胤礽有唱和诗，犯了康熙皇帝的大忌。

    蒲松龄知道这消息后，似乎比王士禛本人还激动，写下长诗《阮亭先生归思二十四韵》。因为此诗表达了蒲松龄对王士禛的总认识，对理解二人交往相当重要，而诗中又用不少古代典故，我们用白话将这首诗大体复述一下：

    玉皇案前管香案的官吏，贬谪人间担任朝廷要职。

    为人是朝野表率，美名传遍整个寰宇。

    不羡慕蝇营狗苟巧言令色，甘愿学抱瓮灌田的拙迂。

    提携人才务尽其所能，等待上朝精心写奏本。

    文章直追屈原宋玉，明察秋毫辅佐尧舜禹。

    名士风度绝伦超逸，肱股良臣高风亮节。

    眼界像辽海宽阔，胸中无纤毫庸碌。

    怎么会受世俗诽谤？怎么遭到谗人诬陷？

    正在专心校点经史，却有“腐鼠”威吓鹓鶵。

    蕉叶覆鹿总难分辨，做马做牛任凭呼唤。

    早就羞做恋栈庸人，总算能够回归田园。

    山顶桂树早向您招手，碧绿青山不会辜负。

    安享桃花流水饮酒乐趣，何必坐八抬大轿？

    官员口袋装满诗稿，戴隐士头巾飘然离都。

    不妨游猎垂钓，幸好行走如风。

    人像濯濯春月柳，家是天上神仙居。

    到门客人非同凡俗，悦耳良言令人欢娱。

    家乡诗友等着哪，范仲淹下榻的醴泉寺再不孤独。

    桑林良田排列门前，携剑重游齐鲁故园。

    认真修剪繁花盛开的花圃，逛逛景色如画的锦秋湖。

    您把诗才展示个遍，我想论时政得和偏。

    家里贤妻雅善鼓瑟，杯中美酒加了再添。

    冷眼看贪取官位的禄蠹，挖空心思追逐吴地美姝。

    蒲松龄对王士禛罢官愤愤不平，为王士禛回归田园颇感欣慰。这首诗对王士禛的为人、贡献、地位做总结并声讨制造冤案者。可以想象，做那么多年高官，为朝廷做那么多大事的王士禛，因个小案件被皇帝罢官，心中何等凄凉！而一位终生乡居的穷秀才却对他有如此温情的关怀、如此高的评价，还对案件明察秋毫！王士禛内心肯定像打翻五味瓶，反复咏读：

    玉皇香案吏，谪位冠中枢。

    海内称三绝，鲁东止一儒。

    羽仪表朝宁，名字满寰区。

    ……

    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有多首与王士禛有关的诗，其中一首：

    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

    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

    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

    蒲松龄还说，他很想去看王士禛，“不是梦魂迷中道，徒缘惫骨怯征鞍”。这可能又是托词，每年数次从西铺回蒲家庄，怎么需要看王士禛就骑不了马啦？蒲松龄还是“厌见官长”啊。

    两位文学巨匠不计身份悬殊的情谊实属难得。他们只在康熙二十六年会面一次，此后数十年保持联系。王士禛是台阁重臣、诗坛盟主，蒲松龄是写鬼狐史的穷秀才。如此大的身份落差，并不妨碍他们互相欣赏。王士禛做了刑部尚书（大司寇）后，不仅多次给蒲松龄写信，还多次赠送诗文集，从不摆大人物的架子。心高气傲的蒲松龄对王士禛始终叉手不离方寸，保持敬重。

    王士禛蒲松龄之交，君子之交淡如水，不是李白与杜甫的生死之交，也谈不上挚友、密友。蒲松龄对与王士禛的交往看得相当重要，他写给王士禛的书信、与王士禛交往的诗歌都珍重保存。王士禛亲自编定的文集，却仅保存《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一首诗，他写给蒲松龄的信，都没有收。王士禛毕竟要讲点儿身份。

    有关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有些产生不小影响却并不属实的记载，如：

    新城王阮亭司寇，以诗名天下，操翰者竞附其门。公与先生故相识，且相赏也。公即休致，每托其族子从先生游者道公意，欲先生一造其门，必为品定诗文，且序所编著，而先生不往也。

    （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

    新城王司寇先生素奇先生才，屡寓书，将一致先生于门下，卒以病谢，辞不往。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吾淄蒲柳泉《聊斋志异》未尽脱稿时，渔洋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来往书札，余俱见之。亦点正一、二字，顿觉改观。先生笔墨之妙，端由心细工深。

    （王培筍《乡园忆旧录》）

    王洪谋和张元都是按照蒲松龄之子提供的材料写成。难免有借王士禛高位抬蒲松龄身份的偏颇成分。难道只要蒲松龄肯到新城来一趟，王士禛就倍感荣幸，就给《聊斋志异》写序？如上所述，王士禛即使罢官在家，牵涉到改朝换代这样重要的“政治问题”，他仍然会采取谨慎态度，即使不再做官，王士禛岂能只是为了让一位穷秀才来到自己身边，就拿举家性命开玩笑？《乡园忆旧录》的记载更离谱，如果真如王培筍所说，王士禛岂不成了蒲松龄身边的“脂砚斋”？总跟在蒲松龄这个“曹雪芹”身边亦步亦趋看刚刚写好的“蒲氏《红楼梦》”章节？至于因为王士禛动笔改了一两个字，聊斋就立马大大提高水平，怎么可能？虽然蒲松龄写诗时对王士禛私附门墙，但如果对比一下《聊斋志异》和《池北偶谈》，两位文坛巨匠，到底谁的小说写得更有趣好看，不是明摆着的事？

    关于王士禛、蒲松龄交往还有些道听途说的“轶事”，如邹弢《三借庐笔谈》写王士禛慕蒲松龄之名，三次前往拜访，蒲松龄却嫌他有富贵气，不肯见面。有两人的通信和蒲松龄关于王士禛的若干首诗存世，说明《三借庐笔谈》多属向壁虚构；再如倪鸿《桐荫清话》说，王士禛曾“以百千市其稿，蒲坚不与”，更是无稽之谈。觊觎《聊斋志异》确有人在，却不是王士禛，而是另一位高官喻成龙。此是后话。

    第十八节 孙蕙和顾青霞

    康熙九年（1670）宝应游幕期间，蒲松龄与孙蕙相处不错。南游归家，孙蕙曾向有关官员“说项”，想帮蒲松龄乡试过关，没达到期望效果。蒲松龄穷困潦倒中，常写诗向孙蕙诉说襟怀，对孙蕙感情仍然很深。

    孙蕙做县令体恤民众疾苦，又因与江苏布政使慕天颜是世交，“大计”得“卓异”评价，康熙十四年（1675）进京任户科给事中。

    “给事中”又名“给谏”，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掌侍从规谏、稽察六部百司之职，与御史同属谏官，俗称“言官”。县令升给事中，外官变京官，颇受重用。康熙十九年（1680），孙蕙又升户科掌印给事中。

    孙蕙官越做越大，排场越来越大，姬妾越来越多。蒲松龄渐与其疏远，终至分道扬镳。其中，顾青霞的不幸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 上书孙给谏

    孙蕙家乡是偏远山村。据《淄川县志》记载，孙蕙的宅第叫“逸峰园”。在淄川城南十五里，占地十余亩。宅中有一高阁，叫“逸峰”，东西两室翼之。孙蕙开池浚塘，堆岩布壑，种竹蓄鹤，建起淄川著名的“万仞芙蓉斋”。斋前有亩许露台，周围有短墙，台南建池，池上架桥，东为舫亭，西为长廊。台南堆假山，山之东绿竹万竿，山之西曲径幽斋。张笃庆《同邑八哀诗》描写孙家豪华靡丽，富贵堂皇：“雕梁映画栏，飞甍照林麓，广厦千万间。”康熙十二年（1673）蒲松龄《卧万仞芙蓉斋，听棋客争道》描写孙蕙的斋巍峨壮丽，雕墙曲廊，占地很广；朱栏新竹，园林讲究；酒人喧哗，宾客甚众；“清闺莫复还争道，恐褪柔荑玉指环”；侍妾众多且都艳美。隐隐流露出蒲松龄对这位贵官阔少奢靡生活的不以为然。

    康熙十四年（1675）孙蕙授户部给事中时，蒲松龄曾赋诗祝贺，认为孙蕙是替老百姓做好事的官，“循良望治深，形容为枯槁”。康熙二十一年（1682）蒲松龄《过孙给谏芙蓉斋》又表现希望他做好官的善良愿望：“此日果酬鸣凤志，书生引领望殊奢。”孙蕙在宝应时常自诩“他日必为朝阳鸣凤”，现在做皇帝身边言官，完成“鸣凤”愿望，是不是真利国利民？南游期间，蒲松龄给孙蕙写诗，自称“我”“余”，称对方“树百”，二人称呼平等。现在自称“书生”，与“谏臣”拉开距离。意味着孙蕙“贵”而蒲松龄“易交”。

    曾在朝廷中“以风烈闻”的给谏大人，在故乡名声却每况愈下。他的家人横行乡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朋友愤懑而不便言，耿直的蒲松龄直言进谏，毫不留情地向孙蕙直陈他的家人鱼肉乡民的行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孙蕙父亲病故，他回乡守制，蒲松龄将一封长达千言的《上孙进谏书》送进万仞芙蓉斋。这封信在《聊斋文集》抄本中，总放在第一篇，说明蒲松龄对这封信的重视。

    《上孙进谏书》开头一段写得阴阳怪气、耐人寻味：

    年年落魄，有负故人，自觉面目酸涩，不可以登君子之堂。因而疏节孔多，遂使曩年把臂之交，至不以我为人。

    蒲松龄早就数次飞鸿铩羽，不是现在才落魄，过去不因落魄疏远孙蕙，现在为何疏远？因多年“把臂之交”“不以我为人”。这话很重。这说明孙蕙在文人圈内说了对蒲松龄颇不友好、甚至“不当人子”的话，传到蒲松龄耳中。蒲松龄好友王观正是孙蕙妹夫，传话可能性较大。蒲松龄做了什么事让孙蕙这样恼怒？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蒲松龄看不惯孙蕙对顾青霞近于“始乱终弃”的行径，多次写诗填词给孙蕙，同情、怜悯顾青霞，引起孙蕙反感；另一个可能是，孙家人在淄川横行，众说纷纭，蒲松龄也参与批评，导致孙蕙不悦。蒲松龄接着说：“所自信者，朋友之情，老而弥笃，可无愧于良友耳。”这等于说，你孙蕙“不以我为人”，是误听传言，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没做任何对不起老朋友的事！接着转入正题：你做谏官有赫赫之名，可喜，因为向皇帝直言进谏，忠诚可嘉；在家乡有赫赫之名，可怕，因为家人在家乡横行霸道。我想直言不讳把你家的情况说出来，怕你不听。到底说还是不说？处于两难，就像你做言官，挑灯撰写给皇帝的奏章一样为难。幸好你是皇帝身边的诤臣，想必能容忍朋友做诤友。我乃草野之人，对你居官如何没发言权，但你们孙家在淄川办了哪些对不起家乡父老的事，我知道得详细，作为老友，不能不说。

    蒲松龄以提建议方式，层层深入，将孙家族人仆人恶行逐一列出：

    “一曰择事而行”。“某谓先生当今日，不必用自荐之毛遂，为吾争雄；只宜用市义之冯谖，代吾焚卷耳。”什么意思？孙府对百姓的盘剥令人忍无可忍，需要有人出来烧掉孙府的高利贷债卷。这些事明明与孙蕙本人有关：“我一动齿颊，阶下人将百倍行之矣。”

    “一曰择人而友”。劝告孙蕙多罗致君子之士、学问之士、贤德之士。“至胁肩吾前者，止足供棋酒笑具耳，其言固无足听也。”暗示孙蕙信任无耻小人，已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这些人怂恿孙蕙把伤天害理当作积阴德来办：“甚有以伤天灭理之事，教我作阴骘行之者。”

    “一曰择言而听”。“某谓名不可以威成，财不可以怒取，凡以此等事诱我者，皆欲坏我之德，以自便其私者也。”言外之意，孙蕙身边的人，巧言令色，助长孙蕙作威作福、巧取豪夺。

    “一曰择仆而役”。揭露孙蕙依赖的仆人“如中山之狼”，“豺狼之性”；乡中狡狯通过孙家仆人进身，肆行市井，构讼公门，乡里为之侧目，官府为之枉法。

    “一曰收敛族人”。直接指出“贵族（孙氏家族）威名，远迩藉甚。即时时收敛之，彼且人人以给谏为名；若稍加呵护，则邑中之太爷公第，无空闲处所矣”。孙家人打着“给谏大人”旗号，在淄川摆出“老子乃淄川太爷”架势。而孙蕙正是这一切恶劣行为的包庇者和纵容者：“恶虽出于众作，怨实丛于一人。”

    仿佛直陈其事还意犹未尽，蒲松龄大义凛然指出，孙蕙的行为与他平素爱民的宣言南辕北辙：“先生存心何等菩提，乃使桑梓愚民，闻声而股栗，诚不知其可矣。”郑重声明：这些事都是亲眼所见，如果不是实有其事，我绝对不会说。“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蒲松龄最后带点儿挑战口吻说：我的信非常辣害，如果你觉得有用，不妨看完就烧。如果你觉得荒诞不可信，拿给大家看看！真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光明磊落、痛快淋漓！

    孙蕙没回信，也没法回信。不过他还是顾全名声，曾发禁示诫族人。

    蒲松龄不顾情面直言进谏，最终还是影响了二人关系。自那以后再也见不到两人文字来往。康熙二十五年（1686）孙蕙死在家中。蒲松龄未吊唁，也没写悼诗。当年的东家去世，蒲松龄居然无一字提及，不同寻常。只能用“交恶”形容他们最终的关系。

    二 顾青霞的倩影

    蒲松龄对孙蕙态度的根本改变，很大程度与顾青霞有关。

    康熙十四年（1675），孙蕙进京担任给事中时将顾青霞留在淄川。不到二十岁的扬州佳丽受喜新厌旧的孙蕙冷落，孤零零待在语言不通、习惯不同的鲁中偏僻山村，被孙蕙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的姬妾包围，很不舒心。蒲松龄同情顾青霞，写组诗九首《闺情呈孙给谏》。“闺情”是代孙蕙没带到身边的佳人即顾青霞抒写，希望孙蕙能关注顾青霞，给她亲情和爱抚。这组诗层层深入描写顾青霞对孙蕙的相思和苦闷，描绘顾青霞的清纯、优雅、美丽、文弱：她思念孙蕙耽误做女红；她用金钱占卜孙蕙归期；她思念孙蕙、受孙蕙其他姬妾嫉妒；她怨恨孙蕙薄情而憔悴盈盈，薄情郎却一点儿消息也没有……诗中描绘顾青霞娇弱爱花爱美情态。

    连翩笑语入芳丛，低亚花枝拂面红。

    曲折不知金钿落，犹随蝴蝶过篱东。

    蕉分日影上晴纱，斜傍东窗理鬓鸦。

    妆罢玉台频对镜，侍儿带露折兰花。

    在蒲松龄想象中出现的顾青霞，还像南游时那么美丽聪慧。

    康熙二十一年（1682），蒲松龄写《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八首，其中：

    当日垂髫初见君，眉如新月髩如云。

    数年围带知何似，闺阁才名日日闻。

    佳人韵癖爱文章，日日诗成唤玉郎。

    莲瓣重台轻可听，行云也似按宫商。

    从这八首诗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蒲松龄对顾青霞的喜爱、赞赏、同情。诗里写，顾青霞给孙蕙做妾时很小，“当时垂髫初见君”，说话像春燕啼鸣，因是南方人，咬字似乎不清，酷爱宫词，擅长书法绘画，是闺阁才女，最喜欢琢磨写诗，不把郎君当贵官，而当诗友。顾青霞没能跟随孙蕙进京赴任，却始终把孙蕙放心上。孙蕙要走，她“别时颦黛”；孙蕙不在，她拈断湘裙、深夜吟思。顾青霞受孙蕙身边其他女人的嫉妒和陷害，很痛苦。这组诗是送给顾青霞的，不是私相传递，没避讳孙蕙，因为此时孙蕙正在家中，说不定还由孙蕙转交，此时二人还是不拘形迹的好友。但把写于同时的《过孙给谏芙蓉斋》和《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联系起来看，蒲松龄对孙蕙的恭维有点儿口不应心，对顾青霞的同情和爱怜却真心实意。

    蒲松龄还有多首写顾青霞的词，对顾青霞爱意更加明显。长词《西施三叠·戏简孙给谏》充满温情写顾青霞。为什么题目没注明顾青霞却可以断定是写她？因为词中明确说：孙蕙身边美女在唐人诗歌里最喜欢“西宫春怨”。而南游诗明确写过，蒲松龄给顾青霞选百首唐人诗，顾青霞最喜欢春怨诗。所以，《西施三叠》乃蒲松龄以艳词给顾青霞写小传，用春风吹拂似的秾艳笔墨把顾青霞的美丽、可爱、娇痴写得活龙活现：

    秀娟娟，绿珠十二貌如仙。么凤初罗，那年翅粉未曾干。短发覆香肩，海棠睡起柳新眠。分明月窟雏妓，一朝活谪在人间。细臂半握，小腰盈把，影同燕子翩跹。又芳心自爱，初学傅粉，才束双弯。

    那更笑处嫣然，娇痴尤甚，贪耍晓妆残。晴窗下，轻舒玉腕，仿写云烟。听吟声呖呖，玉碎珠圆，慧意早辨媸妍，唐人百首，独爱龙标“西宫春怨”一篇。

    万唤才能至，庄容伫立，斜睨画帘。时教吟诗向客，音未响，羞晕上朱颜。忆得颤颤如花，亭亭似柳，嘿嘿情无限。恨狂客兜搭千千遍，垂粉颈，绣带常拈。数岁来未领神仙班，又不识怎样胜当年？赵家姊妹道：“斯妮子，我见犹怜！”

    在蒲松龄笔下，顾青霞是不曾出道的雏妓。美丽的短发披在秀美的肩膀上，像海棠刚睡醒，嫩柳刚入眠。走起来像飞燕凌空，嫣然一笑，娇痴之至。她默写唐诗，云霞满纸。吟诵宫词，黄鹂啼鸣。在百首唐人绝句中，最爱《西宫春怨》。虽然出身青楼，却非常自重。孙蕙让她给客人吟诗，人们喊多少遍才能请出她，出来又庄重地站在那儿，眼睛瞟着远处画帘，还没开口脸先红了。那可爱的模样儿，像颤动的鲜花，像拂动的细柳，客人为她疯狂，她只是低着头，很不好意思地拈弄绣带……这美人儿几年未见，应该更美了吧？即使赵飞燕姐妹看到她，也会说：这丫头，我看了都爱！

    从这首词“数岁来，未领神仙班”等词句，说明蒲松龄虽与顾青霞数年未见，但是顾青霞美丽的倩影始终留存在他的记忆中。

    与《西施三叠·戏简孙给谏》同时描绘顾青霞的还有六首词：《菩萨蛮·又（戏简孙给谏）》四首；《东风齐着力·又（戏简孙给谏）》；《庆清朝慢·又（戏简孙给谏）》。六首词像顾青霞的随身电影摄像师，拍出一个个特写镜头：

    长宵瘦损腰围小，日间又恐人知道。此情付与郎，眼语送流光。

    衷怀欲向郎君道，从旁妒眼知多少？密意托新章，欺他姊妹行。

    履依新样作，着出恐招妒。留待夜中穿，与郎细细看。

    （《菩萨蛮·又（戏简孙给谏）》）

    对面相思，咫尺欢爱，似隔云泥。凄凉一夜，锐减小腰围。

    ……怒回首，秋波一转，粉项仍低。

    （《东风齐着力·又（戏简孙给谏）》）

    妒眼攒窥，狡心共伺，几时得个空闲？便如图中西子，止许凝看。

    ……无人处，匆匆一抱，不类人间。

    （《庆清朝慢·又（戏简孙给谏）》）

    顾青霞想念孙蕙想得腰围顿减，孙蕙回到淄川，嫡妻赵氏及几个姬妾又像福尔摩斯一样窥探顾青霞，瞪着妒忌的红眼睛，偷看孙蕙是否与顾青霞私会。顾青霞聪明地利用她识字会写诗的特点，将对孙蕙的情感写到诗里边。她在孙家连双漂亮的鞋都不敢穿，怕孙蕙姬妾指手画脚，只能留着晚上穿给孙蕙看。而孙蕙却又进不了顾青霞的房间，顾青霞只能在无人处与孙蕙匆匆拥抱，即刻马上分开……这类细节，不知蒲松龄如何琢磨出来？

    《闺情呈孙给谏》等加起来二十四首诗词，像现在的动漫镜头，画出顾青霞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成为生动精彩的美人动态图。不知孙蕙看后，做何感想？是因之勾起对顾青霞的怜惜，接受蒲松龄善意劝解，善待顾青霞，还是暗生不悦并对蒲松龄产生妒意甚至反感？用淄川话说：“本给谏大人的内闱事用得着你这个穷酸秀才‘咸吃萝卜淡操心’？我的小老婆如花似柳、娇憨可爱，与你何干？我的小老婆寂寞、苦闷、害相思，干汝甚事？用得着你写完诗写词，一首又一首、一阕又一阕、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写这么多艳词丽句？你是穷极无聊、吃饱了撑的，还是别有用心、想三想四？”

    从种种迹象看，蒲松龄这些诗词，对他和孙蕙的关系没起好作用。

    按人之常情，蒲松龄对朋友小妾，确实有点儿过度关注。孙蕙在世时，蒲松龄写顾青霞的诗词已超过三十首，而蒲松龄一辈子写妻子的诗不到八首！如果不是对顾青霞真心怜爱，痴心暗恋，孙蕙把哪个姬妾丢在家中，这个姬妾精神苦闷，碍聊斋先生哪根筋疼？！孙蕙的姬妾娇痴不娇痴，与柳泉居士有什么关系？

    顾青霞喜欢写诗，可惜没流传下来。王观正曾看到顾青霞写的诗，并写下《孙树百爱姬顾餐可，以所著诗词示予，赋此赠之，即题卷末》五首，从王观正的描写中，可侧面了解顾青霞：

    芙蓉斋畔美人居，八斗才名万卷书。

    ……

    德可仪型色可餐，闺中良友气如兰。

    兰花有梦争迟早，管取堂前次第看。（姬忧缺子，故慰之）

    在王观正笔下，顾青霞不仅美丽，而且气质如兰，擅长弹琴，写得一手“外孙黄娟（绝妙好词）”。王观正是孙蕙的妹夫，他也赞赏、同情顾青霞，但如果拿王观正的诗与蒲松龄的诗相比，很容易发现，王观正对顾青霞表达的是亲戚间的同情心，是“远距离欣赏”，与蒲松龄从南游就对顾青霞产生的“近距离爱怜”，不可同日而语。

    康熙二十五年（1686）孙蕙去世。张笃庆在《同邑八哀诗》中写孙蕙“妖姬一十二，伐性亦何速”，说明孙蕙之死与纵情声色有关。又据高珩撰《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元配韩儒人，继配赵儒人。子一，斯铭，君叔弟芹出也，今继君祀”。看来孙蕙广置姬妾，不仅与爱猎艳有关，更与求嗣有关。没想到，有钱有势、广置姬妾的孙蕙子嗣艰难，临终只有一个亲生女儿，只好过继叔弟之子。

    孙蕙死后姬妾大多散去，顾青霞却留在孙家，她可能是髫龄被卖妓院，连家门都找不到的孤儿。不到两年，顾青霞香销玉殒，终年不过三十二三岁。蒲松龄写下《伤顾青霞》：

    吟声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

    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

    孙蕙，这位当年提携蒲松龄的东家去世，蒲松龄不写悼诗。孙蕙侍妾顾青霞去世，蒲松龄却写悼诗，太不寻常。这诗把蒲松龄的真情实感展示得再明白不过：顾青霞生前，蒲松龄怜悯她，提醒孙蕙关照她；顾青霞死后，蒲松龄希望与她结再生缘。《牡丹亭》写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相爱，杜丽娘醒后寻梦不得而死，做鬼又与柳梦梅相爱，柳梦梅发冢，杜丽娘复活，二人终成眷属。从梦中相爱到人鬼相爱，再到人间美眷，《牡丹亭》写的是“三生石上旧精魂”。蒲松龄博览群书，他写诗用典总恰如其分，绝不会错用典故。蒲松龄对顾青霞之死，不是一般惋惜，而是抒发相聚来生的殷切愿望，“牡丹亭下吊香魂”。

    蒲松龄对顾青霞的“柏拉图之恋”持续了数十年。

    今生不能相爱，寄希望于来生；做人不能相爱，寄希望于人鬼恋。多么奇特可怜又虚无飘渺的愿望！它偏偏能实现，在哪儿？《聊斋志异》。

    三 《连城》《狐谐》等名篇与顾青霞

    蒲松龄对顾青霞的爱恋，强烈、执著，影响《聊斋志异》多篇爱情名作诞生。如：《连城》《宦娘》《绿衣女》《连琐》《林四娘》《白秋练》。关于《连琐》和《林四娘》，前此《新闻总入狐鬼史》已写，不赘。

    《连城》不仅是聊斋也是古代小说爱情名篇。富家女连城之父想通过征诗钓金龟婿，贫穷的乔生献诗，得连城欣赏。连城和乔生通过诗歌取得感情契合，经受金钱、生死等多次严峻考验，不是“色授”是“魂与”。连城在富商子逼婚时病死，乔生前往吊唁一痛而绝。二人感天动地的痴情感动阴世挚友，帮助二人复活。复活后二人又与官府和富商搏斗，唱出一曲父母之命为之退却、金钱和官府为之让步的“知己生死恋”。王士禛认为堪与《牡丹亭》媲美。聊斋点评家冯镇峦认为：“《牡丹亭》丽娘复生，柳生未死也，此固胜之。”《牡丹亭》男女主角的爱以性爱为主要标志。乔生连城的知己之恋既超越世俗婚姻，也超越“颠倒衣裳”即性爱，体现爱情的高尚化、精神化。在《连城》中，乔生献给连城两首诗，对二人惊天动地的恋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首：

    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

    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

    这首诗是蒲松龄原封不动从组诗《闺情呈孙给谏》搬过来的，原本是写顾青霞的。所以，笃于爱情的连城是顾青霞变形。连城为之献身的，不是什么高官，什么富公子，是蒲松龄式穷书生！

    《宦娘》是抒情诗、小夜曲般小说。琴艺高超的温生先爱上宦娘，求婚被拒；再爱上葛良工，求婚又被拒。温生和良工都没迈出主动追求爱情的步伐，冥冥中却有种力量三次帮助他们：葛良工捡到《惜余春》词，因喜欢，抄一遍，被父亲捡到，怀疑她怀春，想把她嫁出；偏偏请来相亲的贵公子座位发现女人睡鞋，葛父厌恶，议婚未成；葛家有家传秘种绿菊，由良工闺中培育，温家菊花突然变绿。葛父到温家“侦察”，恰好发现他认为女儿写的《惜余春》词。葛公怀疑良工与温如春有私，不得不把良工嫁给温如春。两人婚后，宦娘出现，揭开所有秘密：

    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筝，筝已颇能谙之，独此技未能嫡传，重泉犹以为憾。（温如春）惠顾时，得聆雅奏，倾心向往；又恨以异物不能奉裳衣，阴为君胹合佳偶，以报眷顾之情。刘公子之女舄，《惜余春》之俚词，皆妾为之也。

    宦娘写《惜余春》词，既抒发自己与温如春相爱而不能相聚的苦闷，又“嫁祸”良工，促成良工与温如春的姻缘。最终“宦娘凄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乌有此福。如有缘，再世可相聚耳。’”宦娘对温生的精神恋爱纯洁得像雪地上永不凋谢的花朵，宦娘写的《惜余春》是小说情节发展要素。而这首词是把早期聊斋词《惜余春慢·春怨》原封不动搬来：

    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醉，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抱。甚得新愁旧愁，剗尽还生，便如青草。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晓……

    这首词与蒲松龄南游初归思念顾青霞有关。顾青霞酷嗜弹琴。温如春是蒲松龄式穷书生。宦娘与温如春因琴生情，相约来生。

    连琐、林四娘都是文雅羞怯的女鬼诗人，绿衣女是会吟诗的绿蜂，白秋练是以诗为命的白豚，她们的形象和吟诗声，几乎是“顾青霞”翻版！这些美女的恋人，除《林四娘》中陈宝钥有官职外，一概是穷书生，是蒲松龄的翻版。蒲松龄借几个著名的聊斋爱情故事，把现实人物变形，借神鬼狐妖形式，与自己的梦中情人成为神仙眷侣。

    小说家为什么写小说？蒲松龄说是抒发孤愤。这孤愤包含对黑暗官场和科场的愤恨，也包含心灵深处不能公开表达的爱恋和怨恨。

    如果说，《连城》《宦娘》《连琐》《绿衣女》《白秋练》是蒲松龄借小说爱现实中非常珍视却不敢公开爱的人，那么，《狐谐》就是蒲松龄借小说骂现实生活中非常厌恶却不鳖敢或不便于公开骂的人，那个造成顾青霞人生悲剧的人。《聊斋志异》手稿中，《狐谐》改动最多、推敲最仔细、最费斟酌。蒲松龄为什么下这么大功夫？因为其中别有机关。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引用《狐谐》一段长文：

    一日，置酒高会，万居主人位，孙与二客分左右座，上设一榻屈狐。狐辞不善酒，咸请坐谈，许之。酒数行，众掷骰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会当饮，戏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暂借一觞。”狐笑曰：“我固不饮，愿陈一典，以佐诸公饮。”孙掩耳，不乐闻，客皆言曰：“骂人者，当罚。”狐笑曰：“我骂狐，何如？”众曰：“可。”于是倾耳共听。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红毛国，着狐腋冠见国王，王见而异之，问：‘何皮毛，温厚乃尔？’大臣以狐对。王曰：‘此物生平未曾得闻，狐字字画何等？’使臣书空而奏曰：‘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主客又复哄堂。

    很有趣，但有漏洞。出使红毛国（荷兰），荷兰国王怎会听懂汉字“狐”的写法？鲁迅先生大段摘引《狐谐》，显然因为这篇小说文字漂亮。实际上，《狐谐》关键不在鲁迅先生引的这一段，而在后边一段：

    酒酣，孙戏谓万曰：“一联，请君属之。”万曰：“何如？”孙曰：“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合座属思，不能对。狐笑曰：“我有之矣！”众共听之。曰：“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四座无不绝倒。

    《狐谐》写口若悬河的狐女与几个书生斗嘴，似乎只是个诙谐谈笑故事。但像许多聊斋故事一样，人物命名就已经暗藏机关。狐女的情人叫“万福”，与狐女斗嘴的客人叫“孙得言”。需要特别仔细琢磨客人名字的深层含意：姓孙，名“得言”，就是姓孙的朝廷言官，这是影射孙蕙，孙给谏。小说最后出现“鳖也‘得言’，龟也‘得言’”，把孙得言的名字嵌在内，咬牙切齿把孙蕙骂了个狗血喷头：姓孙的朝廷言官，算什么东西？乌龟王八蛋！蒲松龄在这篇小说里绵里藏针，用山东话说是“骂人不吐核”。狐女其他妙趣横生的话语都是最后这句“鳖也‘得言’，龟也‘得言’”的铺垫。蒲松龄把一句最关键的话藏在许多谈笑的话里。检看《聊斋志异》手稿本，一位点评者已注意到：《狐谐》似注意孙姓，但不知何人为翁所恶？

    蒲松龄年轻时与孙蕙是好友，最后孙蕙在《聊斋志异》中被如此影射。为什么？估计在孙蕙和顾青霞都死后，随着岁月流逝，蒲松龄的感情有了突发性变化，才借《狐谐》把内心最隐秘的怨恨抒发出来。蒲松龄如此“口孽”，是不是太不宽厚太不仁义？如果出于对顾青霞之情，算不算重色轻友？非也。蒲松龄通过顾青霞的不幸把类似孙蕙的花花公子看透了。这些人是两脚畜牲。《韦公子》就是为他们画影图形。韦公子进士出身，家中丫鬟仆妇凡稍有姿色，皆不放过，又载金数千，要玩遍天下名妓。结果，玩娈童玩到亲生儿子，玩雏妓玩到亲生女儿，“自食便液”。

    像孙蕙这样的朝廷贵官、花花公子，靠着几个臭钱，玩弄女性，焚琴煮鹤，视美玉为顽石，根本不懂爱情，也不配有真正爱情。

    而真正的爱情可以仅仅是精神爱恋，它是心的呼唤，虽然永不挑明，却强烈而持久地埋在心底，再通过想象、变形，将作者爱的欲望神鬼狐妖化，将痴迷的怜爱，将深沉的爱恋，将苦涩的暗恋，将相约来生的愿望，曲曲折折，巧妙隐蔽，却又顽强不已，通过小说形式表现出来。

    这，就是《聊斋志异》某些深沉凝重的爱情小说与蒲松龄深邃内心世界的隐性联系。

    第十九节 科场重挫与科举佳作

    西铺坐馆期间，蒲松龄数次遭受科场重挫，心灵受到极大打击。在科举问题上，蒲松龄颇有些酸葡萄心理和阿Ｑ精神。他做梦都想进官场，无奈年过花甲仍进不了举人副榜，于是转而观察“甲榜出身”的进士什么德性，科场有哪些弊端，然后做既有写实、又有夸张、更有想象与变形的描绘。于是，古代小说科举题材的巅峰之作《司文郎》《于去恶》《贾奉雉》《三生》《考弊司》《饿鬼》等应运而生。这些直接描写科场的小说与最具诗情画意的《罗刹海市》等一起成为蒲松龄最具“自传性”作品。

    一 熬场半生萧条无成

    蒲松龄渴望金榜题名。《贺刘文昭待除都阃》云：“男儿腾骧贵及早，肯抱枯萤坐终老？”他有首《鼓笛慢·咏风筝》，写普普通通的竹子扎成风筝，借春风之力，顷刻间直上青云，就像寻常不过的学子借科举东风做了高官，多少红尘中人羡慕嫉妒恨！仕途顺利的学子像青天上的风筝得意鸣叫：做官有无穷无尽好处啊。我（蒲松龄）跟大家一起，在地面仰着头看着，我离做高官还有多远？什么时候我也像这风筝，直上青云？

    蒲松龄为何如此着迷做官？因为做官就有了一切。他在俚曲《富贵神仙》第一回楔子，把这种人生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每日奔波条处里撞，一举成名四海传。歌儿舞女美似玉，金银财宝积如山；一捧儿孙皆富贵，美妾成群妻又贤；万顷田园无薄土，千层楼阁接青天。大小浑身锦绣裹，车马盈门满道看……天爷赐了生铁券，千年万载做高官……

    这样的人生理想，伟大？高尚？清高？哪点也谈不上。比起行吟湖滨、心怀天下的屈原，一点儿也不沾边。蒲松龄为这极世俗甚至庸俗的理想投入极热烈的感情。因一再遭受失败，他首先通过自己的遭遇对科举制度做浅层次思考，进而对整个制度产生全面怀疑。后一点至关重要。因不能进入官场，蒲松龄才能从老百姓角度观察官场；因深受科举制度荼毒，蒲松龄才能把准科举制度的“命门”所在。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蒲松龄描写科举制度，是从本营垒杀回马枪，格外有力。

    妻子刘氏厌倦了乡试。蒲松龄说：难道你就不想做戴凤冠的夫人吗？刘氏回答：我这人没别的好处，就是知足。现在我们有三个儿子一个孙子能读书，饿不着，冻不着，老天爷的赏赐够多了，还妄想什么？

    康熙二十一年（1682）蒲松龄补廪膳生。两年后乡试，受到鼓舞的蒲松龄自然参加，但落榜了，惜无诗词记载。我们从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庚午（康熙二十九年，1690）蒲松龄记载乡试失败的诗词，可以窥见他如何“惨淡经营，冀博一第，而终困场屋”。

    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到济南参加山东乡试，住在毕盛钰的寓所，写下《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

    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

    什么叫“越幅”？就是考生在答卷时，跳过一页，写到下一页上。按照科举考试规则，试卷真草不全、题字错落、越幅曳白、涂抹污染，均为“违式”。蒲松龄为什么“越幅”？因为有才气。拿到试题，文思如涌，奋笔疾书，写完，自信“举人”已在囊中，回过头检查，却惊呆了：中间有一页空白！按照规定，越幅要张榜除名，本科不许参加考试。对才高八斗、名满齐鲁的蒲松龄来说，“越幅”不仅是惨重失败，还是难堪羞辱，就像现在哪位“学霸”在考场上违规给抓住，太丢份了。

    蒲松龄被失败折磨得如痴如梦，却马上再为康熙二十九年乡试做精心准备。写下《拟上加意养老，诏令天下七十、八十以上者，各赐粟帛等项有差，群臣谢表》等好几篇拟表，可惜永远送不到皇帝跟前。

    康熙二十九年乡试，蒲松龄头场试考得好，第二场又失败。他的《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写道：

    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崛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首自笑濛腾，将孩儿倒绷。

    关于这次落榜，王敬铸手抄《聊斋志异》文中的记载是：庚午（康熙二十九年，1690）乡试头场考罢，主考官已决定录取蒲松龄为解元。可惜二场蒲松龄因病不获终试。但是从《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内容看，这次考试，似乎仍是蒲松龄出了差错，并非因病退考。

    五十而知天命后的蒲松龄继续跟乡试较劲儿，也继续受到命运捉弄。比他想得开的倒是刘氏。康熙二十九年乡试失败后，蒲松龄仍“不忘进取”，刘氏劝他，就此罢手不要再考了！如果你命中该做官，现在早已位居相位了。既然命中没有，安居山林，有什么不好？难道一定得做个往百姓身上敲板子的官才是好事？蒲松龄虽善其言，但仍放不下功名。有时自劝自慰，考上考不上无所谓，只要身体康泰就好。“穷途返后名心死，但求一身佳耳。”（《齐天乐·山居乐》）有时自我解嘲：追求浮名做什么？“读书元不求温饱，但使能文便可嘉。”（《示儿》）有时，感叹“梦里红尘随路远，镜中白发与愁长”（《五月十二日，抱病归斋》）。

    康熙三十九年（1700）五月十八日，六十一岁的蒲松龄写《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收信的韩逢庥在定州做官，乃毕盛钜的姻亲，因不得志于官场，有思归之意。蒲松龄在信中直言不讳科场黑暗：

    仕途黑暗，公道不彰，并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他似乎对“入仕”失望了？时隔不久，蒲松龄又兴奋地写下首《自嘲》，表示他肯定会通过乡试、再金殿对策，走上做宰相、做国公的坦途：

    皤然六十一衰翁，飘骚鬓发如枯蓬。

    骥老伏枥壮心死，帖耳嗒丧拼终穷。

    ……

    余息尚存眼底空，攘臂直欲追裴公。

    白头见猎犹心喜，起望长安笑向东。

    这首极有趣的《自嘲》像天才画家对着镜子给自己画了个“自画像”或“行乐图”，对理解蒲松龄在科举道路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年逾花甲也不放弃区区“举人”功名、近乎热昏和癫狂的心理，很有用。年过花甲，白发萧萧，还惦记着“举人”“举人”“举人”！因为举人是通往“进士”、高官厚禄的独木桥！蒲松龄想象自己纵然老了，却后来居上，像唐代的裴度做到宰相，像封到齐国的姜尚，白发苍苍遇周文王，建功立业、封侯赐邑！

    蒲松龄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大热情？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好运终于到了。康熙三十九年，皇太后六十大寿，朝廷额外加考“恩科”，对年长皇太后一岁的聊斋先生，岂不是雪中送炭？遗憾的是，恩科没给蒲松龄带来什么恩典，“裴宰相”不过是镜中花，“姜太公”依然是水中月。然而，当局者迷，蒲松龄继续在科考路上挣扎。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有《寄紫庭》：

    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

    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燃。

    难道六十三岁的蒲松龄又打算忍受乡试考场煎熬？难道恩科无恩也没让他死心？他的《客邸》诗说“久拼明主弃，不复染霜须”。奇怪！难道此前蒲松龄为与年轻秀才一起参加乡试还染头发染胡子不成？

    康熙四十二年（1703），蒲松龄为应付乡试认真写拟表。

    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十七岁的蒲松龄写下九篇拟表，这些珍贵的聊斋先生亲笔文稿，至今保存在蒲松龄故居的保险箱里。难道这一年蒲松龄仍参加乡试？还是帮儿子准备的？

    年近七旬，蒲松龄实在考不动了！

    二 此中求伊周，亦复可恻怆

    康熙四十二年，蒲松龄三个儿子参加秀才考试落榜，他写下《试后示篪、笏、筠》，历数科举考试不公：淄川十五个秀才名额，只有四五个可以凭学问，其余都凭金钱开道，再加上阅卷者眼瞎不懂文章，即使写出好文章，还得看有没有好运气。但是只要考上秀才，就算向富贵荣华冲刺迈出第一步，管他世道是否公平，还是自己好好努力吧：

    昔日童子科，发短齐颊辅。

    今日童子科，身横如墙堵。

    昔日学中士，获荣在稽古。

    今日泮中芹，论价如市贾。

    ……

    一备弟子员，云霄已腾举。

    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

    蒲松龄的《试牍》写道：他责备儿子们写文章没有一点儿落笔千言的才气，所以才屡考不中。等他看到试题时，才恍然大悟：这些瞎眼考官出个什么试题？狗屁不通！原来，这些试官根本不是量才取士，考生能不能考上，完全靠金钱或运气。世道如此，儿子们考不上有什么奇怪的？

    蒲松龄长子蒲箬已是秀才；次子蒲篪既乏灵气也乏志气；三子蒲笏也不太上进。蒲松龄写过《子笏》《儿笏》苦口婆心教训：

    有子不问贤与愚，爷娘望之眼欲枯。

    ……

    智慧皆从致志生，功名要自读书始。

    康熙四十四年（1705），蒲松龄两个儿子同时考上秀才，他写下《四月十八日，喜笏、筠入泮》，描写两个三十岁上下的儿子，年年考试，年年失败，仍像曹操食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在奇荒岁月，妻儿减少自己口粮，为他们备下赴考路费。总算感动上苍，兄弟一起入泮。这是多令人高兴的事！可是，“无底愁囊今始入”，真正愁事才刚刚开始呢。这是有四十多年秀才资格的老爹亲身体会！

    蒲松龄目睹朋辈的不幸更多。他曾代考三等前几名的秀才写呈，表白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应试的苦况，哀求参加乡试；他递《请祈速考呈》，描写在灾荒连岁的情况下，秀才为等待考试，资斧断绝，有饿殍之忧；他还曾代瘫痪老秀才要求贡生待遇；代穷困而死的读书人募捐买棺材……蒲松龄从方方面面，把科举制引诱读书人入“愁囊”的苦况体会得深入骨髓。

    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十九岁的蒲松龄到济南，恰好遇到秀才考试最后一关院试。他触景生情，写下叙事长诗《历下吟》五首，描绘院试的阴霾、考生的痛苦，把科举考试的弊病，淋漓尽致再现出来。其一：

    试期听唱名，攒弁类堵墙。

    黑鞭鞭人背，跋扈何飞扬。

    轻者绝冠缨，重者身夷伤。

    退后迟噭应，逐出如群羊。

    贵倨喜嫚骂，俚媟甚俳倡。

    视士如草芥，而不齿人行。

    帖耳俱忍受，阶此要荣光。

    此中求伊周，亦复可恻怆。

    这是蒲松龄对院试考场鸟瞰式描绘，入场点名，童生挤得像一堵墙。点名者飞扬跋扈拿鞭子打童生，轻的打掉帽子，重的被打伤。点名时回应稍微晚点儿，就像赶羊一样给轰出考场。考场官员喜欢辱骂童生，言词低俗得超过戏子娼妓，不拿童生当人，视若草芥一般。这样的污辱，童生俯首帖耳忍受着，就是为了考中秀才，走上富贵荣华之路。蒲松龄从司空见惯的场面，对于科举取士制度提出了根本性怀疑：用这样不尊重人才、不爱惜人才的方式，靠这些沐猴而冠的帘官，从这些忍气吞声以求恩宠的士子里，真能求出像辅佐商汤的伊尹、辅佐周武王的周公那样的国家贤才吗？恐怕办不到吧。

    《历下吟》挖苦主考官自称“明月无私照，良才亦见搜”。全省秀才录取名单都顺利公布，唯独到了淄川，主考随便听些流言蜚语，说已录取者营私舞弊有“关节”，下令淄川考生考后不许回原籍，要重新录取。本来文章写得好录取的，翻脸不认；再从废黜试卷中“随意”（其实有金钱打通“关节”）抽取。蒲松龄讽刺随意处置童生的考官，“无乃太酷虐”，“自谓矢清公，道路为一噱”！

    半个世纪前，蒲松龄成为山东头名秀才。现在，曾给蒲松龄留下美好回忆的院试，成了这副德性！《历下吟》客观描写山东童生参加院试受到的侮辱、折磨，有点有面，具体深刻，描绘了康熙年间考场的真实情况，也反映出蒲松龄经半个世纪切身体验，对科举弊端的重新认识。年近古稀的蒲松龄终于看清，他在里边拼搏一辈子的“棘闱”，不仅在考场周围插满防备考生作弊的棘刺，其精神上更是插满毒害读书人的毒刺！

    三 从“甲榜所为”到“蜃楼海市”

    康熙二十七年（1688），蒲松龄《读题名录》嘲讽朝廷取进士向江南倾斜：

    从来吴越产奇男，取得宫花更似探。

    一百余名金榜客，牙篦点去半江南。

    蒲松龄愤愤不平：难道江南书生做进士像探囊取物？学官衮衮诸公真慧眼识珠，能从江南考生中找出沈约、谢灵运那样的才子？出于这种义愤，他在《司文郎》中故意把志大才疏的书生命名“余杭生”，说他写的文章狗屁不通，顺手给朝廷“题名录”一枪。

    蒲松龄有倚马可待的才气，《聊斋文集》数十篇拟表，说明蒲松龄有凌烟阁从政练习，有“哲王图治”、“圣主垂谟”的美丽幻想，但年过花甲，他仍是寄人篱下的塾师，屡试屡败的秀才，穷村陋巷拖儿带女、“只恨田头不长金禾”的纳税者。愤懑之际，蒲松龄一定曾以复杂心情长期注视、留意“甲榜”进士出身者所作所为。他肯定向一些人投射过艳羡目光，因为他们之中有王士禛这样的大司寇，有唐梦赉这样的翰林，有张嵋这样的县令。但蒲松龄更多的是带点儿酸葡萄心理，以揶揄的眼光，注视另外一些牧民之官，这些曾蟾宫折桂者变成了令人掩鼻的丑脸人物：

    长山王进士蝌生为令时，每听讼，按罪之轻重，罚令纳蝶自赎；堂上千百齐放，如风飘碎锦，王乃拍案大笑。

    （《放蝶》）

    甲戌、乙亥之间，当事者使民捐谷，具疏谓民乐输。于是各州县如数取盈，甚费敲扑。时郡北七邑被水，岁大祲，催办尤难。唐太史偶至利津，见系逮者十余人。即当道中问其：“为何事？”答曰：“官捉吾等赴城，比追乐输耳。”农民不知“乐输”二字作何解，遂以为徭役敲比之名，岂不可叹而可笑也！

    （《韩方》）

    教官某，甚聋……学使退与诸教官燕坐。教官各扪籍靴中，呈进关说。已而学使笑问：“贵学何独无所呈进？”某茫然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靴，示之势。某为亲戚寄卖房中伪器，辄藏靴中，随在求售。因学使笑语，疑索此物，鞠躬起对曰：“有八钱者最佳，下官不敢呈进。”一座匿笑。学使叱出之，遂免官。

    （《司训》）

    济之西邑有杀人者，其妇讼之。令怒，立拘凶犯至，拍案骂曰：“人家好好夫妇，直令寡耶！即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守寡。”遂判合之。此等明决，皆是甲榜所为，他途不能也。

    （《郭安》）

    撞到蒲松龄笔下的四个官员，从不同角度大出“甲榜”出身的洋相：

    他们，不是“听断之爽快，禁博之严明，而且冰蘖自甘，鬼神可质”（《上张邑侯石年书》），而是把严肃的政事办成放蝶翩翩飞舞的儿戏，甚至昏聩到让杀人犯娶走被杀者的妻子！

    他们，决不去救荒拯溺、解民倒悬，反而对受灾百姓落井下石，横加盘剥，直到荒唐得用打板子叫老百姓交“乐输”（自愿交纳）！

    他们，根本没有“玉鉴悬秋、冰心映日”“经纶在抱”“锦绣为心”（《呈昆圃黄大宗师》）的品格，反而低级下流，学使公然向下属索要“关说”，学官公然出卖淫器！

    《放蝶》《司训》《郭安》《韩方》，都带真人真事成分。《郭安》写三个县令，与济西判苦主妻嫁杀人犯的县令同样荒谬的是淄川令和新城令。淄川郭安被李禄所杀，郭父告到淄川县衙，淄川县令陈其善即判李禄给郭父做儿子。新城王与哲把房子租出去收不到租金，告到新城县衙，县令陈凝断案时说：“毛诗有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生为鹊可也。”既然把房子租给人收不到租金，你就当被鸠占鹊巢的喜鹊吧！这令人笑掉牙的真事是王士禛讲给蒲松龄听的。《韩方》中，蒲松龄凿凿有据地指出，敲比“乐输”发生在康熙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694—1695）。蒲松龄已五十多岁，多年苦苦寻求通过乡试再一飞冲天，却眼见“甲榜”出身者蝇营狗苟、荒唐无能。怀才不遇的落榜者变成平心静气的观察家，向这些“甲榜”幸运儿投去一瞥冷静的、哲人的嘲弄目光：你们甲榜出身，你们金殿对策，你们高官厚禄。本人连举人都考不上，本人穷愁潦倒，本人寄人篱下，但是本人愣是比你们强得多，有学问得多，如果从政也会高明得多！

    蒲松龄是不是这样想？从他的作品看，应该如此。

    谁说“酸葡萄心理”没用？用得其所就能“变废为宝”。

    蒲松龄的理想到哪儿实现？《罗刹海市》“异史氏曰”有段话：

    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小惭小好，大惭大好”。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矣！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

    这段话概括了蒲松龄对社会的总认识，透露出他杜撰鬼神的良苦用心：现实世界像鬼蜮一样阴冷，美丑颠倒，举世嗜痂成癖，越丑越吃香，越坏越走运。正人君子如果以本来面目出现，一定受众人侧目。蒲松龄用韩愈“小惭小好，大惭大好”和卞和献玉两个典故说明：连城美玉经常不被人承认，正人君子模仿世俗小人做违背良心的事，自己越惭愧，社会上越认可。显荣富贵到海市蜃楼中追求罢！

    《罗刹海市》这段话，有利于理解蒲松龄为何采用幻想形式，如何利用巨大落差取得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罗刹海市》把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罗刹国和龙宫，相得益彰组合在一起。俊美才子马骥在“黑石为墙”的大罗刹国被看成最丑，因为这里以丑为美。到了龙宫，马骥成了栋梁之材。龙君爱惜人才，君臣相得，马骥娶龙女为妻，夫妻恩爱又不忘人间父母，归乡孝亲。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飞黄腾达孝亲守义——马骥全部实现。研究者常把《罗刹海市》小说的成功归结为对比手法的运用，归结为两个虚拟海外奇景的强烈对比。殊不知，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裂缝，这种不可弥合的断裂令蒲松龄感到的悲哀，才是“对比”惊心动魄的原因。

    为什么有才能者考不上功名、做不了官？因为卖官鬻爵成了黑暗吏治的一部分。蒲松龄晚年对这一黑暗现象的描写奇而又奇，深而又深。《公孙夏》写国学生某，连字都写不成个，花钱买个监生，还想凭着几个臭钱买个实职官儿做。阳世还没把官买到手就死了，继续买冥世的官且是更大的官。他在阳世想买八品县丞，到了阴世居然买到五品太守。“但有孔方在，何问吴、越桑梓耶”，多惊心动魄的语言！只要金钱开路，连向来标榜的不要桑梓做官的规定都可以不遵守。孔方兄成了官场的万灵通行证！吏治黑暗到不可救药的程度，有什么解决办法？关云长出现，将买官者罢官，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也是幻想。关云长和张飞是三国时的武将，是《三国演义》的文学形象，却多次被蒲松龄请到聊斋故事里清理吏治和文坛，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兑现的办法。《公孙夏》表达了蒲松龄经过漫长岁月后，对人生，对社会，对官场更清醒的认识。

    上帝对蒲松龄关上了“求仕”之门，敞开了“小说讽世”之窗。

    蒲松龄成为古代作家中第一个向科举制度全面开火的小说家。蒲松龄由热忱追求，到深沉怨恨，至彻底绝望。由于亲受科举之害，他对科举弊端批判尤力；由于困于衣食，他对贫寒知识分子的痛苦体会十分贴切。在一些文学史上，蒲松龄曾被评价为向科举制度投出匕首、投枪的坚强斗士，似有拔高之嫌。实际上，用“哀叹”、“无奈”、“碰壁碰出了体验和感悟”表述蒲松龄和科举制度的关系，也许较为妥帖。

    四 糊眼主司金盆玉碗盛狗矢

    蒲松龄形容：执掌科举的“糊眼主司”不仅眼睛瞎，连鼻子都瞎了，只认得金钱。科举取士文章是金盆玉碗盛狗矢。

    《司文郎》是聊斋描绘科举的巅峰之作。司文郎是掌管文教之神，人世间司文郎是否公平，决定世间读书人命运。梓橦府司文郎是否睿智，冥冥中决定人间书生功名。以“司文郎”为小说篇名，顾名思义，是刻画文运主管者。小说描写：顺天乡试前，傲慢狂妄的余杭生在朴实的王平子面前趾高气扬，受到宋生尖刻嘲笑。乡试考完，宋生赞许王平子的文章，说有位瞎眼和尚最懂文章，让他来判断一下。余杭生好奇地参加：

    僧曰：“三作两千余言，谁耐久听！不如焚之，我视以鼻可也。”王从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颔之曰：“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问：“可中否？”曰：“亦中得。”余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归、胡何解办此！”生大骇，始焚己作。僧曰：“适领一艺，未窥全豹，何忽另易一人来也？”生托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之作也。”僧嗅其余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膈；再焚，则作恶矣。”生惭而退。

    乡试结果余杭生做解元，王平子落榜。瞎和尚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宋生告诉王平子：瞎和尚是鬼魂，乃前朝文章大家；我也是鬼魂，正参加阴间考试，“梓橦府中缺一司文郎，暂令聋僮署篆，文运所以颠倒”。聋子管文坛，真真天下奇闻。蒲松龄以鬼魂应试、“鼻嗅文章”、聋僮署篆等天才的艺术构思，巧妙描写黑白颠倒的科举取士。鬼僧鼻嗅文章“向壁大呕”成为聊斋小说经典场面。聊斋异想天开以脏腑接受食物、吸收精华、排出渣滓先后过程，形容文章好坏。心为上，脾次之，横膈再次之，然后是腹、膀胱、肛门。古文大家的文章，瞎和尚用心接受，余杭生的文章只能做臭屁放出来。偏偏这样的人考第一。

    《于去恶》与《司文郎》写于同时，也以顺天乡试为背景，是蒲松龄“闱中越幅”后抚摸伤痕之作。善良仁厚的陶圣俞遇到愤世嫉俗的于去恶和洁身自好的方子晋，后两人是鬼魂，在参加阴间的帘官考试：

    陶问：“考帘官何为？”曰：“此上帝慎重之意，无论鸟吏鳖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内帘用，不通者不得与焉。盖阴之有诸神，犹阳之有守令也。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数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阳世所以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

    蒲松龄借鬼魂辛辣讽刺阳世“帘官”，说他们是鸟吏鳖官，胸中没文字。他们掌握读书人的命运，有才能的考不上，庸才却靠金钱高中。而阴司帘官考试，数十年游神耗鬼如瞎眼乐正师旷和只认得钱的司库和峤都参加，有才能者落榜，最后不得不让张飞来裂碎地榜。

    《贾奉雉》是堪与《司文郎》《于去恶》鼎足而三的佳作。贾奉雉才名冠一时却屡试不中，他遇到“风格洒然”的郎生告诉他：你之所以考不中不是因为文章写得不够好，而是写得不够坏！你得学习掌握速朽的应试文字，因为考官只懂得也只欣赏这样的文字，“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贾奉雉开玩笑地将自己落卷中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戏缀成文，郎生偏说“得之矣”，以符写背，贾奉雉进入考场后，只记得这滥污文字，“直录而出”，居然中经魁！贾奉雉“阅旧稿，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认为这根本就是“金盆玉碗盛狗矢”，决心遁迹山林，与世长绝。

    贾奉雉用“金盆玉碗盛狗矢”，其他一些读书人如何取得功名？蛇有蛇路、鸟有鸟路，旁门左道层出不穷：

    《阿宝》中孙子楚入闱前，几个书生捉弄他，拟了七个隐僻之题，悄悄告诉他是“某家关节”。孙子楚昼夜揣摩制成七艺，书生们等着看他洋相。没想到成了弯刀对着瓢切菜，“典试者虑熟题有蹈袭弊，力反常径，题纸下，七首皆符，生以是抡魁。明年，举进士，授词林”。

    《三仙》对取士文体做富有谐趣的挖苦：某士子参加乡试路遇三个谈吐风雅的秀才，邀请他到“门绕清流”的家中饮酒，设题作文。秀才喝得大醉，醒来发现在“三仙洞”，洞中有蟹、蛇、蟆。士子入乡试考场，考试题目就是“三仙”写过的！他照搬“三仙”文章，高中解元！螃蟹爬出来的文章竟造就跟唐伯虎同样功名，令人笑倒。

    《何仙》写长山纯阳弟子王瑞亭飘入阅卷内帘，看到学官根本不关心士子文章，阅卷都交给监生之类幕客。这些人“前世全无根气，大多饿鬼道中游魂，乞食于四方”，读书人的命运，就由这帮人决定。有一个写文章得到太史称赞的考生，“案发，竟居四等”。文章写得越好，越考不上。科举考试成了庸才选拔赛。

    《饿鬼》《考弊司》《阎王》讽刺学官。

    无赖马永人称“饿鬼”，市面乞食，因与学官勾结敲诈读书人，死在狱中。再世为人做临邑训导，对待学生，哪个手里拿钱，立即就像野鸭子一样笑起来，不然就合起眼睛，好像根本不认识。世上竟有如此学官！

    《考弊司》顾名思义，是考察弊端的地方，却成为藏污纳垢、魑魅害人场所。闻人生发现自己进了阴世学校，堂下两碣，立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进到司内，看到鬼王“鼻孔撩天，唇外倾，不承其齿”。随从虎首人身，半狞恶若山精。而凡来晋见的秀才，鬼王都得从腿上割一块肉（暗喻索贿）。秀才没钱行贿，求鬼王前世大父（爷爷）闻人生讲情，仍被割肉。“惨惨如此，成何世界！”

    《三生》描写阴司讨债尤为震撼：

    湖南某，能记前生三世。一世为令尹，闱场入帘。有名士兴于唐被黜落，愤懑而卒，至阴司执卷讼之。此状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万计，推兴为首，聚散成群。某被摄去，相与对质。阎王便问：“某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进凡庸？”某辨言：“上有总裁，某不过奉行之耳。”阎罗即发一签，往拘主司。久之，勾至，阎罗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过总其大成；虽有佳章，而房官不荐，吾何由而见之？”阎罗曰：“此不得相诿，其失职均也，例合笞。”方将施刑，兴不满志，戛然大号；两墀诸鬼，万声鸣和。阎罗问故，兴抗言曰：“笞罪太轻，是必掘其双睛，以为不识文之报。”阎罗不肯，众呼益厉。阎罗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见鄙耳。”众又请剖其心。阎罗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劙胸，两人沥血鸣嘶。众始大快，皆曰：“吾辈抑郁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气者；今得兴先生，怨气都消矣。”

    完全是虚幻情节，似乎以痛快淋漓的复仇宣扬善恶报应——考官在阳世误黜考生，考生便在阴司让考官受到白刃劙胸的惩罚。仔细考校，则发现，在这个似乎荒诞不经的鬼故事背后，深藏着如峭壁巉岩般深沉的历史：

    ——科举考试“黜佳士而进凡庸”；

    ——考官目不识文，理应剜去双睛，心存鄙见，理应以白刃劙胸，主考官和阅卷的房官文过饰非、互相推诿；

    ——考生被黜落郁郁而死者数以万计。

    再看看《三生》中复仇者的姓氏，更可以看出蒲松龄的良苦用心——“兴于唐”！姓“兴”，十分罕见的姓氏；名“于唐”，更加罕见的名字。蒲松龄偏偏用它。原来，那个影响了几代读书人命运的科举制度，恰好是起始于隋代，兴盛于唐代！蒲松龄这“异史氏”，真想充任“太史公”。一个阴司报应故事，负荷了千年知识分子血写的历史。

    终身不遇的秀才，借鬼魂将科举弊端剥肤见骨、发出怒吼！

    第二十节 终生磨一书

    绰然堂后，振衣阁巍峨壮丽；振衣阁后，万卷楼古色古香。

    遗憾的是，这座古代著名藏书楼的藏品未能像天一阁那样保存下来。

    值得庆幸的是，它有特殊的、寄生蟹般的“保存形式”。

    它融化进聊斋诗文、俚曲、杂著，特别是《聊斋志异》。

    聊斋故事好看、好玩、有趣、耐读，与《聊斋志异》文化含量高有很大关系，与蒲松龄博览群书有密切联系。蒲松龄手不释卷，经史子集、杂史小说、历算天文、园林种植、医药民俗……无所不观。猎狐而取其白，从前人书中找有用的东西，活学活用，推陈出新，甚至变腐朽为神奇。

    西铺坐馆期间，蒲松龄花大力气，让《聊斋志异》出新、出奇、出绝招。

    一 将前人作品改写升华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包括两类作品，一类是几百字甚至几十字的奇闻轶事，一类是长达数千言、人物栩栩如生、情节波澜起伏的真正的短篇小说，两类作品大概各占一半。而聊斋小说能从前人作品找到“本事”（原型）的约百篇，也就是说，将近二分之一的聊斋小说不是蒲松龄原创，而是改写前人作品。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聊斋志异》“亦颇有从唐传奇转化而出者”。其实，《聊斋志异》不仅能从唐传奇，还能从六朝小说及轶闻戏剧甚至于历史记载中化出。

    重新构筑传统题材的聊斋故事有几十个成为脍炙人口名篇，如《画壁》《画皮》《崂山道士》《香玉》《促织》《向杲》《侠女》《续黄粱》《姊妹易嫁》《莲花公主》《阿绣》《种梨》《陆判》《胡四娘》等。

    蒲松龄改写前人作品一曰出新，二曰求异。或者点铁成金，或者另辟蹊径。蒲松龄如何改写前人作品并加以升华？把部分聊斋名篇跟它的“本事”（原型）对照，一目了然。

    一曰让传统题材绽放思想芬芳

    改写前人作品刺贪刺虐，《促织》《向杲》《续黄粱》是突出代表。

    《促织》见于《明朝小史》：

    宣宗好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都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亦自经焉。

    一只小促织害一对夫妇丧命，是写小说绝好材料。《明朝小史》是简略记录，蒲松龄做脱胎换骨再创造。皇帝让地方供蛐蛐，不是传统产蛐蛐的地方而是不产蛐蛐的华阴县；不是偶尔要一次而是常供；官吏借此搜刮，百姓倾家荡产。最好促织的获得，《明朝小史》写骏马所易，虽然金贵，但毕竟有骏马可易。蒲松龄让读书人成名像儿童一样捉蛐蛐，蛐蛐死则是因为成名的儿子揭盆观看，比《明朝小史》妻子看更可信。好奇是儿童天性，小孩玩蛐蛐，一天死几个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却性命交关。孩子不小心把蛐蛐弄死了，怕得跳井。《明朝小史》促织被公鸡啄食造成悲剧；聊斋促织却能斗败大公鸡，还能伴随音乐跳舞。皇帝一高兴，一人得志，鸡犬升天。抚臣得到皇帝奖励，让县宰录取成名做秀才，“裘马过世家”。蒲松龄这样改写就是为了说明，天子偶用一物，就能造成百姓卖妇贴儿的惨剧，百姓性命不如小蛐蛐，批判矛头指向只知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皇帝和媚上邀宠、残民以逞的官吏。

    《向杲》师承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张逢》。张逢偶尔投身一段绿草地，变成“文彩斓然”的猛虎，把福州录事郑纠吃了。其实张逢对郑纠并无必须食之而后快的仇恨。向杲之兄被恶霸庄公子所杀，官府受贿，向杲“理不得伸”。庄公子得知向杲“日怀利刃”要伏击，请射手焦桐做护卫。向杲不管官了还是私了，都无法报仇，只有化成老虎才能把恶霸的脑袋咬下来。又因人化虎太荒诞，虽然向杲承认“老虎就是我”，庄公子家却无奈他何。人化虎，是古代小说传统写法，向杲化虎成了对付黑暗势力的法宝。《向杲》是中国小说史上“人虎换位”最成功的作品。

    《续黄粱》与唐传奇《枕中记》《南柯记》的传承关系很明显。蒲松龄自己认为《续黄粱》可算《枕中记》续篇，其实它们思想意蕴不同。《枕中记》是“人生如梦”的思想符号；《续黄粱》却“刺贪刺虐”，是黑暗吏治全景式素描。

    二曰精雕细镂人情世态

    《聊斋志异》有时将前人简短谈片改成精雕细镂人情世态，曲折生动、一唱三叹的动人故事，创造出过目难忘的丰满形象。《侠女》《姊妹易嫁》《胭脂》《胡四娘》是代表。

    《侠女》受唐传奇《原化记·崔慎思》影响。进士崔慎思赁房居住，房主自愿做妾，生儿子后一天夜里，崔忽见妇人自屋而下，白练缠身，右手握匕首，左手携人头，自称其父为郡守所杀……说完，逾墙而去。崔惊叹工夫，女子返回给婴儿哺乳。女子离开，崔慎思听不到婴儿啼，才发现儿子已被杀。蒲松龄借鉴唐传奇，但在主要环节上脱胎换骨：唐传奇女主角报仇过程中借男子暂栖身，与男主角缺乏深层感情交流；侠女与顾生惺惺相惜，与顾母温情煦煦。唐传奇女主角杀死亲生子，不近人情；《侠女》变怪戾“杀子”为温馨“生子”。侠女生子不仅成为刻画人物重要一笔，还成为小说情节发展枢纽，成为将传统题材点铁成金的关键。

    《姊妹易嫁》的原型系宋代钱易《南部新书》不到两百字记载：冀州长史吉某为儿子求崔敬长女为妻。花轿临门，长女认为吉家门户低，不肯嫁。崔家小女儿代姐姐上花轿。后来吉家儿子做了宰相。蒲松龄写《姊妹易嫁》时，把故事时间和清初拉近，把男女双方经济地位拉远。男主角是明末山东掖县毛相国毛纪，不得志时父亲穷得无立锥之地，给人放牛。张大户长女嫌贫爱富，“死不从牧牛儿”。花轿临门，“眼零雨而首飞蓬”，次女毅然代嫁。后来嫁富人的姐姐家产荡尽，嫁穷人的妹妹成了宰相夫人。

    《胭脂》篇末注明是写蒲松龄恩师施闰章断案。但蒲松龄常让真实人物担任虚拟时空的证人，胭脂案到底是真实案件，还是蒲松龄虚构的，有待进一步考证。而青年男女偷期密约，不速之客插进来李代桃僵，发生命案，再曲折断案，是古代小说戏剧传统题材。至少有三四个小说、剧本跟《胭脂》情节类似，如五代小说《李崇龟》、南戏《王月英月夜留鞋记》。冯梦龙《情史·情累》更与《胭脂》如出一辙：张生对临街楼上少女钟情，少女赠红绣鞋，张生请卖花的陆老太帮忙与少女私会，鞋落入陆老太屠户儿子手中，冒名顶替，与少女来往半年后，被少女父母发现，屠户杀死了少女父母。事发后断案官吏让张生与少女对质，发现张生被冤枉，再从绣鞋线索找到陆屠。聊斋《胭脂》情节与《情累》相似，但断案过程更曲折生动。

    《胡四娘》取材于明代小说《鹅容夫人传》，鹅容即宰相周延儒，《明史》有传。《鹅容夫人传》写鹅容夫人的父亲算卦算得鹅容将是贵人，将大女儿许给他，小女儿嫁给富人。大女儿在家中受歧视，默默纺织，不置一词。周延儒金榜题名，摆数十里仪仗前来迎娶。《鹅容夫人传》写出一个沉稳庄重、远见卓识的女性形象，但人物描写简略，情节缺乏大起大落。蒲松龄写《胡四娘》，抛弃了流水账似人物列传写法，写两个筵席场面，一个是胡家庆寿时挖苦胡四娘；一个是胡家筵席上传来胡四娘丈夫高中消息，胡家人立即趋炎附势。蒲松龄像天才雕刻师，删繁就简，对前人之作另起炉灶，创制出珠圆玉润的艺术精品。

    三曰奇思奔驰、寓意劝世

    将前人粗陈梗概改写成奇思奔驰、寓意劝世哲理名篇。《画皮》《陆判》《赵城虎》《种梨》是范例。

    《画皮》明显原型有两个：一个是唐传奇《集异记·崔韬》，崔韬遇到只老虎脱去虎皮变成美女，他藏起虎皮把美女带回家做妻子。多年后，妻子披上虎皮变成老虎把崔家父子吃掉。另一个是明代冯梦龙《古今谭概·鬼张》，高邮指挥张某路遇美女，带回家同居生儿。他发现女子常把头取下来放到膝盖上修饰后再把头接上。张某入户斩之，发现美女竟是块破船板。蒲松龄借鉴这两个怪异短片写成聊斋最有名的鬼故事《画皮》。《画皮》是早于西欧“哥特式黑色性小说”三百年，却具有“黑色性”的名作。喜欢猎艳的王生将美女带回家，结果美女是披着画皮的恶鬼，把王生的心挖走了。王生之妻陈氏不得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求“真人不露相”的乞丐，受“食唾之羞”。最终乞丐的鼻涕黏痰变成王生的心，令其复活。法国作家克罗德·罗阿说：《聊斋志异》是全世界最美的寓言。寓言的最终目的，通常是一句道德训示，聊斋《画皮》却给了世人两句道德训示：一定要警惕披着美女外衣的恶鬼；花心男人都有颗鼻涕和黏痰样肮脏的心。

    《陆判》原型有三个：其一是六朝小说《幽明录》，帅哥贾弼之夜梦一面貌可怕的人跟他换头，醒来他变成可怕的丑人；其二是唐传奇《原化记》，狂生刘某与朋友打赌，将一死妇背到家里说是自己妻子，结果死妇复活嫁为其妻；其三是清初《虞初新志》辑录的明代“换心记”故事：万历年间愚鲁之极的富翁之子，在梦中被金甲神用巨斧挖走心换上另一颗心，文思大进，不几年中进士。蒲松龄用这三个简短奇闻，改写成《陆判》，把换心、换头的怪异情节写得入情入理且富于人情味。

    《赵城虎》故事原型是《古今谭概·杖虎》：登州知府于子仁得知郡内有人被老虎所吃，下令隶卒捕虎。隶卒进深山焚烧捕虎令，吃人之虎现身，弭耳帖尾跟隶卒回到府衙。于子仁厉声斥责并杖虎。老虎受杖后沿原路返回深山。蒲松龄把原本怪异简短谈片写成曲折生动富于人情味的新奇故事《赵城虎》。老虎吃掉老妇独子，县令派隶卒捉虎，老虎“好汉做事好汉当”，听任隶卒拴到县衙，承担给老妇养老，给她送吃的、送钱，还常到老妇檐下趴着，像儿子恋母亲。老妇死后，老虎在她生前送的物品足够送葬。老虎跑到灵前嗥叫，如儿子哭母亲。蒲松龄把食人的兽中王写成可爱的虎形义士，让纯粹的虎形负荷优美的人性，产生奇异美感。

    《种梨》原型为干宝《搜神记·徐光种瓜》：

    吴时有徐光者，尝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及视所出卖，皆亡耗矣。

    蒲松龄将干宝的简短记录改写《种梨》。乡人市上卖梨，道士向他讨个梨，他不肯给。好事者掏一文钱买个梨给道士。道士说：我并不想要梨，只想用这梨核。吃完梨，将核种到地上，接着像电视动漫，梨树瞬息间发芽、成树、开花，树叶扶疏，硕果满枝。从道士种梨到梨子满树，道士摘下送给大家吃，再到道士丁丁冬冬砍树，扛起树干走掉，卖梨人都好奇地做观众，当他发现道士的梨原来是自己车上的梨，再去追赶时，道士已无影无踪！

    据朱一玄教授《〈聊斋志异〉资料汇编》“本事编”考证，近一百四十个聊斋故事能从前人作品中找到“本事”，如：

    《画壁》——唐·戴孚《朱敖》；

    《青凤》——唐·薛渔思《申屠澄》；

    《阿英》——唐·牛僧儒《柳归舜》；

    《天宫》——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织成》——唐·李朝威《柳毅》；

    《阿绣》——南朝宋·刘义庆《买粉儿》；

    《翩翩》——晋·干宝《搜神记·刘晨阮肇》；

    《夜叉国》——宋·洪迈《夷坚志》；

    ……

    有人曾问一位西方著名雕刻家：你怎么能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刻家回答：把不需要的统统砍去！蒲松龄就是鬼斧神工的雕刻师，对前人之作，大刀阔斧砍，另起炉灶炼，终于创造出全新的、珠圆玉润的艺术珍品。

    研究蒲松龄如何将前人作品写成新名作，可探讨他小说构思的独特成就。而学习前人“模式”进行再创造，就不是一篇两篇作品推陈出新了。蒲松龄学六朝小说，学唐传奇，也学并非小说的书。北京大学梵语教授王邦维在《奇书〈大唐西域记〉》一文中提到，《聊斋志异》有可能向《大唐西域记》取过经。认为《大唐西域记》华氏城故事：

    很有些像《聊斋志异》里某位书生在山林中遇见佳人的故事……只是我们不知道，蒲松龄是不是也读过《大唐西域记》？华氏城至今还在，是今天印度比哈尔邦的首府，名字稍有变化。

    王邦维教授说的这个故事见于《大唐西域记》卷八《摩揭陁国上·波吒厘子城及传说》，“波吒厘子”是梵语，原意是一种树，后来是城的称呼，意译为“华氏城”，坐落在恒河边。此地鲜花盛开，原为香花故城。《波吒厘子城及传说》这样写道：

    摩揭陁国周五千余里……初有婆罗门，高才博学，门人数千……有一书生徘徊怅望……学徒戏言之曰：“今将为子求娉婚亲。”乃假立二人为男父母，二人为女父母，遂坐波吒厘树，谓女婿树也……假女父攀花枝以授书生曰：“斯嘉偶也，幸无辞焉。”书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归，怀恋而止……景夕之后，异光烛野，管弦清雅，帷帐陈列。俄见老翁策杖来慰，复有一妪携引少女，并宾从盈路，袨服奏乐。翁乃指少女曰：“此君弱室也。”……期岁之后，生一子，谓其妻曰：“吾今欲归。”……翁谓生曰：“人生行乐，讵必故乡？今将筑室，宜无异志。”于是，役使灵徒，功成不日。香花旧城迁都此邑。由彼子故，神为筑城，自尔之后，因名波吒厘子城焉。

    我们看看蒲松龄随意点染的“波吒厘子城”——翩翩仙洞。

    《翩翩》写浮浪子弟罗子浮因为嫖娼得了恶疾，人人嫌恶，成了乞丐，找不到住的地方，却意外地遇到仙女：

    入深山中，见一洞府……光明彻照，无须灯烛。命生解悬鹑，浴于溪流，曰：“濯之，疮当愈。”……乃取大叶类芭蕉，剪缀作衣……生浴后，觉疮疡无苦，既醒，摹之，则痂厚结矣。诘旦，将兴，心疑蕉叶不可着，取而审视，则绿锦滑绝。少间，具餐，女取山叶呼作饼，食之果饼；又剪作鸡、鱼，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罂，贮佳醖，辄复取饮，少减，则以溪水灌益之。

    《翩翩》与《大唐西域记》“波吒厘子城”相似。它们有没有传承关系？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翩翩》仙境乃“幻由人作”，是罗子浮最需要救助时出现。罗子浮处于世人皆曰可杀的悲惨境地，对这么个社会渣滓，仙女翩翩却收留下他，再用山泉洗其恶疮，蕉叶做其衣裳，白云絮为锦袄，和他结婚，让弃恶向善的罗子浮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当罗子浮想归乡给叔父养老时，翩翩扣钗而歌给他送行：

    我有佳儿，不羡贵官；

    我有佳妇，不羡绮纨。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是志士仁人的大隐情怀。《翩翩》似乎比《波吒厘子城》多了些哲理，多了些蕴味。

    二 聊斋：古代精灵集结号

    毕际有喜欢林木花卉。绰然堂内外，盆景优雅，花卉烂漫。蒲松龄浸淫于此，写首趣诗《斋中有柑橘、菖蒲、迎春、海棠、月季、盆草、盆石、夹竹桃，又有榴树二，花大而实肥，因效徐文长作石醋醋骂座》，大意是：

    石榴朝橘树啐口“卑贱奴”，被家乡抛弃寒酸难入口！

    盆中草水中草有啥好夸？像那没法梳理的乱发！

    迎春又短又丑浑身是瘤，石头盆景给风吹得怪声呜呜。

    黄杨冬不凋落就得意忘形，月季单弱像愁眉苦脸的小猴。

    丁香这四十岁半老徐娘，不知羞耻装扮少女花朵。

    海棠荡妇惯于搔首弄姿，以为你真的美艳冠世？

    夹竹桃空担“桃”名，枝条瘦骨伶仃蹙眉头。

    本小姐是石家名门娇女，嫁汉帝刘（榴）家成凤凰侣。

    容貌胜过阶前花花草草，花开如火结子比谁都多。

    石醋醋是石榴别称。徐渭写《予作花十二种多风势，中有榴花，题其卷首曰石醋醋骂座》，骂的是风。聊斋石醋醋骂其他花卉，用其他花卉的“短处”彰显自己的“长处”。这首诗是模仿徐渭的游戏之作，说明蒲松龄对世间万物观察细致，对前人相关作品很熟悉。

    通过观察把握大自然“芸芸众物”，构思各种精灵。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小说出现过《聊斋志异》如此丰富精彩的“物而人”画廊。蒲松龄把大自然生物的外形和特点糅进他创造的精灵躯体，再赋予诗意化内涵。千姿百态的精灵，由虫、鸟、花、木、水族、走兽幻化而成，从天上，从水中，从深山密林，从蛮荒原野，纷至沓来人间，带来一大批有特殊意趣的故事。聊斋精灵故事像变幻莫测的万花筒，一篇一样式，一篇一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精彩纷呈的“精灵集结号”，世界文学独树一帜的“精灵百美图”。人与大自然生物和谐共存，聊斋堪称世界最“绿色”的环保小说。

    聊斋精灵不像《西游记》踢天弄井，他们一直像平常人那样生活，感受人世磨难，抒写悲欢离合。他们身上又有异于常人的奔放激情、执着的道德追求、深刻的哲理内涵、令人心动神移的美。关键时刻，异类身份暴露。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说“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读聊斋精灵故事，感受人生穷通祸福、现实爱恨情仇，感受大自然之美与人性之美的拼凑和结合，体味聊斋先生的绮丽才思。

    一曰诗情画意、温情煦煦

    白居易说“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是美好想象。宋代林逋说“梅妻鹤子”，是精神寄托。唐明皇说杨贵妃是“解语花”。聊斋创造各种花解语，把牡丹、菊花、荷花变成士子贤妻：

    葛巾艳丽，像花大瓣繁的紫牡丹；

    香玉凄美，像冰清玉洁的白牡丹；

    黄英俊爽，像笑迎秋风的悬崖秋菊；

    荷花三娘子清新，像出污泥不染的芙蓉。

    一个个带翅膀精灵，为求真爱，彩翼翩翩向人间飞来：

    《绿衣女》，绿蜂配偶被鸟吃掉，她变成绿衣长裙、婉妙无比的少女做书生爱侣，因曾受挫折，低调胆小，担心爱情不能长久；

    《阿英》，鹦鹉因主人对幼子说喂鸟“将以为汝妇”，就到仙境修炼成娇婉善言的美女，回人间恪尽妻责，兑现“婚姻之约”。

    一个个不可思议的“物”变成诗化人物，演绎诗化人生：

    《白秋练》，一老一小美人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豚，小的幻化成爱诗少女，用聪明智慧争取爱的权利，老的用生命保护女儿的爱情；

    《素秋》，粉白如玉的智谋才女乃书蠹所化，她用幻术在纨绔丈夫面前保持清白，用幻术驱走恶人，用幻术帮助结义兄嫂逃过兵灾。

    草木顽石、纸上古画也能温情煦煦：

    《橘树》，受小女孩爱护的橘树以累累果实报答，以憔悴无花哀离别；

    《石清虚》，太空石与爱石者心心相印，巧妙保护自己也保护爱石者；

    《画马》，元代画家画的马来人间做一日千里坐骑……

    二曰善作翻案文章、寄寓人生教益

    《竹青》，“不祥之鸟”乌鸦变美女，既给丈夫传宗接代，又不介入其家庭，让男人享受内妻外室惬意生活；

    “獐头鼠目”是形容不良者常用语，《花姑子》写活重情重义的香獐精，《阿纤》写活善良勤劳的高密老鼠精；

    《西湖主》，大自然中凶恶丑陋的动物扬子鳄幻化成秀美公主，给有放生之德的陈生带来富贵神仙生活；

    《八大王》，人们常用“醉鳖”形容酗酒，聊斋巨鳖却因受冯生放生之恩，化成醉汉，豪爽地将“鳖宝”相赠，帮冯生换回泼天富贵；

    《鸮鸟》，贪官倒行逆施、敲诈良民，黎民有冤没处诉，齐鲁俗称“夜猫子进宅无好事”的猫头鹰高歌“贪官剥皮”，唱出百姓心声；

    《二班》，医生曾帮母老虎治肿疼，医生再遇群狼，兽中王扑杀恶狼；

    《毛大福》，大灰狼在同伴生病时知道送礼请医生治疗，医生受诬陷，大灰狼巧妙提供证据帮其脱罪；

    《蛇人》，蛇与人、蛇与蛇之间充满温情，蒲松龄说，蠢然一物的蛇都懂珍惜感情，不讲情义的人应“羞此蛇”。

    现代西方小说家喜欢写人的“异化”，卡夫卡写人异化为大甲虫，马尔克斯让人长出猪尾巴。蒲松龄早就写双向异化，人可以异化为物，物也可以异化为人。不为好玩，不为猎奇，不为花样翻新，而是借此阐明社会伦理。《黎氏》写没品行士子随便领荡妇回家做继妻，后娘化狼，吃掉子女。《鸽异》写鸽神现身，展现中华美鸽之最，却免不了给贵官丢进汤锅。蒲松龄在“异化”中，常常暗寓道德教化。

    三曰大美传奇狐狸精

    狐狸精是聊斋最重要、最著名、最成功的精灵。

    狐狸精是传统题材，传统观念认为，狐是妖兽，狐狸精化为美女蛊惑男子。《山海经》写幽都山玄狐是阳界英雄克星；《玄中记》说“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女人，百岁为美女”，“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封神演义》中狐狸精化身的苏妲己既淫荡、狡猾、残忍，又妩媚、俏皮、工于心计，造炮烙、置虿盆、挖比干心、剖孕妇腹，坏出花样，坏出水平，却百般娇媚、万种软款，美得令刽子手都心醉不忍举刀。苏妲己使“狐狸精”成了中国古代对坏女人的统称。

    《聊斋志异》彻底颠覆对狐狸精的传统塑造，创造了多彩多姿的狐狸精形象。写出媚丽迷人、智谋超群的狐狸精美女群像，绘出运筹帷幄、惩贪治虐的狐叟狐书生行乐图，在狐狸精故事中寄寓深刻社会内容和哲理思考。

    娇娜。娇波流慧、细柳生姿、纯如水晶的阳光女孩。

    婴宁。爱花爱笑、有道家式心地超然境界的狐女。

    小翠。仙品狐女到人间替母亲报恩，玩闹着把公爹宿敌玩倒，略施小技将傻丈夫变成俊朗男儿；王公大臣在“颠妇”跟前相形见绌。

    阿绣。狐女冒民间阿绣之名跟刘子固相会，不为鸠占鹊巢，不为当“第三者”，更不为当“二奶”，只为追求前世已在追求的美。

    辛十四娘。亭亭玉立的红袖少女因鬼郡主乱点鸳鸯谱来到人间。巧治强横势力，救助轻狂男人，功成身退，明哲保身。是狐中仙。

    红玉。被冯父轰走，却帮冯生娶美妻。冯家遭受塌天大祸，红玉回到冯生身边帮他重振家业。头脑冷静，智谋超群，王士禛称赞“狐亦侠”。

    鸦头。狐狸精雏妓拒绝前门迎新、后门送旧，与爱人私奔。被鸨母抓回，受尽鞭楚，矢志不移。蒲松龄将她与“妩媚”的唐代名臣魏征并列。

    恒娘。像心理学大师般琢磨男人喜新厌旧、重难轻易心理，研究如何投其所好，向男人媚笑和抛媚眼儿，如何做男人玩偶并坐稳玩偶地位，如何绽放成女人操纵男人的恶之花。

    青凤、莲香、舜华、凤仙、小梅、封三娘、房文淑、胡四姐、汾州狐……各有各摇曳多姿的勾魂故事。聊斋狐狸精既用迷人风采吸引男人眼球，又充满独立意识和舍己精神，想爱就主动地爱，想恨就大胆地恨，想合就义无反顾地合，不想合就拂袖而去，她们是处理难题的能手，靠过人才智在社会安身立命，活得自在潇洒，不做男人附庸。能在男人受难时救助，也能把负心汉押上道德法庭。

    聊斋男狐往往承载更广泛社会批判意蕴。有道德文章、富于阅历的狐叟，有非常有派头、讲家教的家长，像《青凤》棒打鸳鸯的叔叔、《狐嫁女》温文尔雅的狐叟。狐叟常担任人间善恶判断者的角色。《九山王》遭受族灭之祸的老狐狸，是人的心理分析师，从李秀才对毫无怨仇的狐狸全家下狠手，看出秀才“方寸之间已有盗根”，处心积虑让“盗根”生根、发芽、登峰造极成了九山王，最终带来灭族之祸。

    狐狸狡猾聪明，未卜先知，能顷刻换形，本身会变，还会变出许多身外东西。但聊斋狐狸精多不害人，经常出现的是人狐相友。《酒友》的狐狸精帮酒友发财致富；《胡四相公》的狐狸精比高官厚禄的亲哥哥大方；《刘亮采》的狐叟跟刘翁成莫逆之交，干脆托生到刘家做儿子……

    狐女、狐叟、狐书生，狐狐神采飞扬，实在好看煞！

    下榻绰然堂，读书万卷楼，徘徊石隐园，可以设想：每当蒲松龄创造出一个新“狐”，一个前人没写过、自己也没写过的“狐”，一个比人还可爱的“狐”及其荡气回肠的故事，他是何等自豪，多么快意！

    三 聊斋：神鬼梦幻新质

    《聊斋志异》精灵大出彩，神鬼梦幻描写较传统小说有没有进展？

    同样有。蒲松龄创作出只属于他自己、令读者百读不厌的一批佳作。

    一曰神秘莫测聊斋鬼

    《聊斋志异》问世三百多年魅力不衰，鬼故事是重要因素。

    鬼故事为什么比纯粹人间故事更能引起读者兴趣？因为聊斋鬼虽有恐怖可怕、鬼气森森的一面，更有美丽清新、奇幻妙绝的一面。而且聊斋鬼故事比人间故事更有趣、更好玩、更机智、更有深刻内涵。

    蒲松龄令人信服地写出鬼的特有存在形式，写出各类生动精彩的鬼，有钟情鬼，有复仇鬼，有报恩鬼，有讽刺调侃官场丑类的鬼，有历尽三世轮回冤情不解的鬼，还有鬼中之鬼。《章阿端》写人死为鬼，鬼死为，鬼可以轮回，只能永远沉沦。

    人的灵魂能不能脱离身体、如何脱离身体？现代医学至今都没解决。蒲松龄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用《长治女子》写出灵魂出窍的步骤：长治女子的灵魂被恶道士所勾，身体麻痹，由脚至股，再至腰腹，似乎灵魂一步步离开躯体出窍，离壳灵魂再回顾躯壳，写得像真事一样。

    聊斋故事写各种各样精彩奥妙的轮回和寓意深邃的三生。在这些令人奇异惊悚的描写背后，是蒲松龄对社会人生的哲理思考。

    聊斋的凄美女鬼最能牵动读者心弦：连琐、小谢、伍秋月、宦娘、晚霞、窦氏、梅女、鲁公女、公孙九娘、章阿端……她绿裙飘飘，她甩出鲜花朵朵，她骑着黑色马驹，她弹着叮咚琴曲，她吟着优美诗篇……向读者冉冉走来，走出不同个性，不同故事，不同命运。聊斋女鬼在聊斋书生面前蓦然出现和悠然消失，像一阵微风，像一缕轻烟。这些弱不禁风的女鬼，忧愁伤感的女鬼，以泪洗面的女鬼，引起人间书生怜香惜玉的柔情。“美弱冷愁诗”即：美丽、柔弱、怕冷、忧愁、爱诗，是聊斋女鬼俘获人间书生和几百年读者的灵丹妙药。

    聊斋女鬼怎样返回人世？靠跟她们打交道的正人君子。靠他们的浩然正气，导引女鬼，或者走出阴冷的坟墓，或者走出祟人的魅影，走向完善，重回人间。聊斋女鬼和聊斋书生有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时，书生的爱情让女鬼白骨顿生春意；有时，女鬼跟书生心心相印却保持精神恋爱；有时，即使做鬼，也不能摆脱恶势力迫害和吞噬……聊斋女鬼能起死回生、能借体还魂、能轮回转世，能做活人妻，但如果她遇到的“对手”是朝廷屠刀，一切能给女鬼带来重生的招数都没用，就像《公孙九娘》和《林四娘》，只能有悲剧结局。聊斋女鬼离不开社会，离不开时局。

    论者喜欢谈论聊斋女鬼，殊不知聊斋男鬼同样精彩纷呈，且有浓郁的社会品格。多篇聊斋故事写到读书人为功名魂游，人死了，追求功名的心不死，人死了，到阴司继续追逐功名，多么可怕可笑的精神状态？！读书人为什么这样倒霉？因为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男盗女娼的人手里。学府成了割学生肉的地方，学官是饿鬼转世，前世做过畜牲，这辈子成为高居人上的官员。蒲松龄在科举路上拼搏一辈子，熟悉学府和学官，知道这里面的猫腻。他把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学界变形，放到阴曹地府，阴司学府和学官是现实世界的“套牌车”，正如魂游书生是现实生活中的书生，甚至是蒲松龄自己的变形金刚。

    鬼也可以正气凛然，鬼也可以掀翻黑暗吏治，席方平从城隍到郡司到阎王一反到底，下油锅、上刀山、遭锯解，绝不屈服！淹死鬼王六郎，水莽鬼祝生，都是善良的正人君子，不肯损人利己，他们与考城隍的宋焘一样，好人有好报。下棋误了终生，死了还迷恋下棋，连阎王安排的托生都误了，无怪乎叫“棋鬼”。嗜酒而死，死了继续撒酒疯，无怪乎叫“酒鬼”。各种有嗜好的鬼，活画了“癖”的影响。是画群鬼，亦是写芸芸众生。

    说鬼故事是蒲松龄发明创造，当然不对。蒲松龄之前，死而复生、人鬼之恋、完整的阴司、多彩多姿的鬼魂，早被前辈作家创造出来。但蒲松龄后来居上，别开生面，善于寻找新的描写对象，熔铸新的艺术世界。他写鬼魂对现实中达官贵人的报复或调侃，写阎王也会因为贪赃枉法而死。写阎王也可以通情达理、温柔善良、对一饭之恩也得报……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把前辈作家包括蒲松龄崇拜的干宝的鬼故事拿出来，与聊斋鬼故事比一比，论多样性、丰富性、观瞻性，聊斋鬼故事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外国作家的鬼故事摆出来与蒲松龄的鬼故事比一比，从但丁《神曲》到歌德笔下的魔鬼靡非斯特，二十世纪风行的电影，从《鬼魂西行》《冷酷的心》到《人鬼情未了》，论人文关怀和艺术手法，聊斋故事绝不比这些晚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作家差。

    二曰人情味十足的神仙

    神仙是聊斋玩的重要“戏法”，佳作迭出。仙界意味着永久的享乐、永恒的生命，是贫困潦倒者的海市蜃楼。世代人求仙，世代作家写遇仙，聊斋也有大批脍炙人口遇仙故事。除《罗刹海市》《翩翩》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仙界故事外，还有许多聊斋故事写得特别富于人情味：

    《蕙芳》。穷得娶不起民女的劳苦市民马二混，娶天上仙女为妻，家居变成雕梁画栋的宫殿，粗布衣变成貂裘绸缎。朴实木讷、只不过卖面粉为生的马二混为何有此好运？因蒲松龄认为他跟自己一样，是社会主流意识之外的“混混”。

    《菱角》。胡大成与菱角相恋却因战乱分离，观音菩萨为爱导航，来给胡大成做母亲，洗衣做饭，关心病痛，促成二人团圆。观音菩萨在任何神魔小说中都手执净瓶、洒几滴杨柳水、优雅救人、优哉游哉，只有穷秀才蒲松龄会派观音菩萨铺下身子给凡人做任劳任怨的“母亲”。

    《织成》。洞庭湖上失礼于仙姬的柳生，靠着跟洞庭湖主柳毅胡搅蛮缠套近乎，竟既逃脱灾害又得到仙女。

    《瑞云》。仙人手指一点，名妓变丑鬼，获得如意郎君后，仙指再一点，艳丽如昔。

    《雷曹》。乐云鹤因帮助朋友遗属并对人有一饭之恩，结果被带到天上，观察打雷下雨，还从天上捡回个文曲星做儿子。

    《雹神》。负责往人间送灾害的雹神，怜悯众生，将冰雹降到山谷，不伤庄稼。

    《柳秀才》。柳树神不忍心黎民受灾，泄露蝗神机密，结果以身代罚……

    聊斋遇仙故事特别具有“平民性”，还常做哲理思考：《崂山道士》写懒惰取巧就碰壁；《种梨》写小气者舍不得施舍一只梨，结果全车梨给散净；《佟客》写牛皮大王只顾吹，仙人略施小技，让他连亲爹都不管的本相暴露出来……在聊斋人神交往的故事里，吉人天相、劝善惩恶思想突出。如果你是一个好人，善良的人，上天会帮助你，让你得功名、富贵、子女；如果你是有缺点、有毛病但并非大奸大恶的人，上天会让你得到小惩戒，让你归正、向善，不再往邪路上走。

    三曰梦幻描写出新招

    蒲松龄处于从唐传奇到《红楼梦》过渡阶段，他扩大了梦幻文学疆域，把梦幻变成凡人联系神鬼狐妖的最佳手段，比如：《莲花公主》，梦中真能娶媳妇，眼睛一眨，美丽公主变成嘤嘤叫的蜜蜂；《续黄粱》的梦中宰相，贪赃枉法，在地狱遭到清算；《梦狼》的贪官被神灵砍下头再安上，故意安反，让他“自顾其背”……

    弗洛伊德有句名言：“梦是愿望的达成。”

    早于他两个多世纪，蒲松龄就写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梦文章。聊斋梦，做得新奇、巧妙、有哲理，情趣盎然，优美有趣。

    想象是作家别致新奇表现生活的葵花宝典。

    聊斋梦幻神仙故事充满超前的奇特想象：

    《陆判》，想换心就换心，想换头就换头；

    《嫦娥》，孕妇开玩笑般自己做剖腹产；

    《成仙》，两个好朋友瞬息间换脸；

    《彭海秋》，向天上招手，飞船立即到来；

    《丐仙》，高玉成寒冬的后园突然春天般温暖，异鸟成群，青鸾、黄鹤、凤凰、巨蝶飞来飞去，一会儿，巨蝶变成舞姬，跳起很像芭蕾舞的舞蹈，高玉成看到如此难以置信的景象，想亲手摸摸，“以手抚之，殊无一物”！让人琢磨不透，似乎三百年前聊斋先生已懂得互联网虚拟世界！

    四 一定要把故事讲好

    蒲松龄算得上古代最爱讲故事也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聊斋志异》真正具有“故事”特质的近三百篇，如此多篇目，一般小说家不要说写，想想都晕了。如何把一个个故事讲好？如何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这是蒲松龄最常琢磨的问题。

    一曰一书而兼二体

    《聊斋志异》是古代最杰出的短篇小说集，却没被纪昀等收进《四库全书》。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说到纪昀为何这样做：

    先生尝云：“《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聊斋志异》）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以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

    《四库全书》不收《聊斋志异》，似乎因为它不好分类，“一书而兼二体”，既有笔记，又有完整故事，而且小说人物形象及对话太真切、戏剧性太强。殊不知，这正是《聊斋志异》的优势：它既继承古代笔记主要是志怪小说的“简略记述”，又继承唐传奇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还接受古代戏剧制造并解决矛盾的写法。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还将前人笔记改写成情节生动、人物鲜活的短篇小说，约占聊斋短篇小说三分之一。这算是笔记还是小说？算抄袭前人，还是独创？大概更令博览群书又胶柱鼓瑟、文学观念陈旧的纪昀惊讶不已：离经叛道、匪夷所思！

    偏见比谬误离真理更远。纪昀认为的“缺点”，恰好是《聊斋志异》最突出的艺术成就。纪昀照此观点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唱对台戏，努力模仿《世说新语》的简淡、质朴，固然不乏佳作，却因为缺少小说特点、说教气味太浓，无法与《聊斋志异》争衡。

    作为乾隆驾下受宠大臣，纪昀不将《聊斋志异》收入《四库全书》会不会与政治有关，与王士禛不给《聊斋志异》写序有关？纪昀当然知道王士禛是康熙年间喜欢为人写序的文人，他为什么不给《聊斋志异》写序？是不是因为《聊斋志异》有统治者不乐意看到的碍语？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漏收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短篇小说集，不是蒲松龄的遗憾，是纪昀和《四库全书》的遗憾。

    二曰以传奇法志怪，以传记体写小说

    鲁迅先生曾说《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传奇与志怪本来是两种类型的小说。前者以曲折故事写人的遭遇，后者以简括记叙写鬼怪神灵。蒲松龄熔二者于一炉，他的故事，不管写人写鬼写狐写妖，都变化多端。如《西湖主》写书生陈弼教的奇遇。从陈生偶适南方、观丽人荡秋千写起，中间拾红巾题诗，被侍者以“死罪”恫吓，正焦急万分，忽然变出意外，被西湖主招为驸马。洞房花烛才知道鸿运的来由：原来，这位西湖主是他无意中救过的猪婆龙（扬子鳄）！故事在纵横开阖中展开，人物在瞬息万变的情势下，一会儿欢喜，一会儿思虑，一会儿恐惧，一会儿纳罕。像《西湖主》这样曲折离奇的故事，《聊斋志异》屡见不鲜，经常“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写法，最主要是以传记体记小说事。

    《聊斋志异》常让主要人物挟带个性来到读者跟前。人物一活动，情节就急转直下，我们看看聊斋故事常用的开头：

    长安士方栋，颇有才名，而佻脱不持仪节。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见一小车，朱茀绣幰，青衣数辈，款段以从。内一婢，乘小驷，容光绝美。稍稍近觇之，见车幔洞开，内坐二八女郎，红妆艳丽，尤生平所未睹。目炫神夺，瞻恋弗舍，或先或后，从驰数里。

    （《瞳人语》）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懒，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数间，与妻卧牛衣中，交谪不堪。时盛夏燠热，村外故有周氏园，墙宇尽倾，惟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晓，睡者尽去；红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归。见草际金钗一股，拾视之，镌有细字云：“仪宾府造”。

    （《王成》）

    邢云飞，顺天人，好石，见佳石，不靳重直。偶渔于河，有挂网，沉而取之，则石径尺，四面玲珑，峰峦叠秀。喜极，如获异珍。既归，雕紫檀为座，供诸案头。每值天欲雨，则孔孔生云，遥望如塞新絮。

    （《石清虚》）

    三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出现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构思却是同一个模式。故事一开始就介绍决定人物命运的个性特点。《瞳人语》人物轻薄；《王成》人物懒惰；《石清虚》人物执著。三个人都是西方文学理论所谓的类型化人物。人物遭遇也因他的个性类型往前发展。轻薄者一出场就尾随红妆少女，结果被弄瞎了眼，经长期悔过才得以复明；执著者一露面就捞了块奇石，为这块石头历尽艰险磨难，直到以石殉葬；懒人有懒福，一出场就拣股金钏，又因为正直，终于发了财。故事情节都由小说主角个性生发出来，情节发展也是人物个性最终完成。

    以传记体叙小说事，带来情节构思的突出特点：简捷、单纯。短篇小说最忌头绪纷繁。而聊斋以史传体经纬小说，故事虽眼花缭乱，却始终有非常明确、单一的情节主线，同主人公个性息息相关的主线，如：

    《张诚》始终围绕着兄弟深情；

    《胡四娘》始终围绕着程郎是否能金榜题名；

    《促织》始终围绕着皇帝爱蟋蟀；

    《叶生》始终围绕着叶生落榜“非战之罪”；

    《白秋练》始终围绕着商人慕某的患得患失；

    《西湖主》始终围绕着西湖主的身价；

    ……

    因为经常采用沿人物个性构思小说、叙述故事的策略，《聊斋志异》通篇线索一丝不走。读者一眼看去，就能抓住整个故事。它又不是毫无蕴藉、一览无余的。聊斋小说总是笔墨诙诡，丰富多彩，情节当繁则繁，当简则简。故事总是围绕着人物，一切为了人物，凡是可以画出人物的情节，小说家能够连篇累牍、不厌其细；凡是不利于、无助于画出人物的，可以一语千里，一夕百年，一笔带过，迅疾若风。蒲松龄非常清楚，不管构思多么精彩的故事，都应该为揭示人物命运、揭示人物性格、揭示人物之间的关系服务。

    三曰短篇小说章法集大成

    《聊斋志异》可看成是古代短篇小说构思最终成果，六朝小说、唐传奇、白话小说用过的构思方法，在聊斋中都能找到，且得到发展。如：

    《阿英》：甘父养鹦鹉，开玩笑地说了句“将以为汝妇”，引来儿子与阿英的姻缘。

    《王桂庵》：王桂庵携妻子归家途中，胡诌一句“家中固有妻”，引出芸娘跳江、寄生“襁褓认父”。

    《婴宁》：王子服郊游捡到姑娘丢的梅花一枝，害相思病。表兄吴生胡诌：拈花姑娘乃你姨妹，住西南山中。王子服往西南山，果然寻见拈花女郎，她果然是表妹，他们成了亲！

    《大力将军》：著名学者查伊璜外地探亲，突然有自称是“弟子”的武将军求见，请到家里后，对他恭敬得像对父亲。名贤何来武“弟子”？查伊璜如坠五里雾中，最后，将军用“举钟之乞人”解开谜团。原来将军是早年受到查伊璜救助的乞丐。

    《侠女》：顾生邻舍搬来贫穷的母女。顾母想把邻女变成媳妇，邻母同意，邻女不同意。顾生想亲近邻女，邻女冷冰冰。忽然，邻女对顾生嫣然微笑，欣然交欢……女郎行为自相矛盾，成了顾生母子的悬念。最终由女郎解开谜团：她有杀父之仇要报，因顾生照顾她母亲，而顾生贫穷不能娶亲，她决定为顾家生个儿子传宗接代。

    《青风》：耿生在荒宅中巧遇狐女青凤。青凤叔叔严词指责二人私会，钟情者只能劳燕分飞。耿生郊外野游，看到一只小狐被猎狗追杀，将小狐狸抱回家，放到床上，回头一看，小狐狸变成青凤。

    《青娥》：霍生与青娥结婚生子，青娥的父亲却要她进深山修行，于是，青娥“死”了。霍生为给母亲求药误入深山，正巧走进青娥修炼的洞府。

    《巧娘》：傅廉夜入古墓遇巧娘。巧娘因生前嫁天阉夫君，抱恨而死，遇上傅廉，又是个“寺人”。老狐狸精将傅廉变成伟男，女鬼巧娘给傅家生儿子。天下巧事都叫傅廉遇到，这样的故事能不叫《巧娘》？

    冯生夜坐月下，东邻女从墙上看他。冯生请邻女过来，爬梯子就过来了。另一个故事中，胡四姐也爬墙去和尚生约会。聊斋这么多温文尔雅、容华若仙的少女，怎么都善于爬墙？

    满生偶然走到临街阁下，忽有荔枝壳掉到肩头，抬头一看，一美丽雏姬站阁上，“不觉注目发狂”（《细侯》）。那么巧，荔枝壳不早不晚，不前不后，偏偏打在“生死冤家”肩头上？

    世界何等的小。无缘对面不相识，有缘千里来相会。只要合乎情理，小说尽可采用，也该采用“偶然”、“巧合”。

    四曰运用戏胆

    “戏胆”是传统戏剧概念。剧中出现某一物品，如京剧《锁麟囊》的囊，对情节发展起举足轻重作用，现代戏剧学家将其称之为“主题道具”。《聊斋志异》有上百篇被改编成戏剧影视，就是因为聊斋故事性强，戏剧因素明显。许多篇章中，戏胆起画龙点睛、提纲挈领作用。

    《婴宁》中的花，是婴宁须臾不离的道具，像元帅身后的令旗，帝王身后的龙凤伞，包老爷摆在堂上的虎头铡。花，是婴宁姑娘的化身；花，是婴宁姑娘的寓意。婴宁的行动也总用花来表示诗意内涵。

    《青娥》中小镵对男女主角离合起操纵作用。霍生爱上青娥，用小镵穴壁进入青娥家。后来青娥被父亲带进深山，霍生又用小镵挖开洞穴。

    《竹青》一领黑衣是人鸟转换关键，人披上变成鸟，飞到恋人身边。

    《西湖主》陈弼教捡的红巾，成了他与西湖主的“曹丘生”。

    《彭海秋》中的绫巾是男女主角的“联系巾”，娟娘与彭好古相会于醉梦，仙人彭海秋为他们订三年之约，将彭好古的绫巾赠娟娘。三年后，他们扬州相会，二人都觉得似曾相识，而绫巾宛在。

    《神女》中珠花对突兀多变而层次井然的故事至关重要。米生莽撞地到不认识的贵家拜寿，在他受到陷害时，“贵家”其实是地仙家神女送珠花给他解困，他舍不得用来换功名，最终却用来救助神女一家……

    表面上看，这些物件似微不足道，仔细推敲却发现：

    它与小说人物个性主导面紧紧相联；

    它与小说整个故事的发展走向相联；

    它与人物命运和故事结局紧紧相联。

    “戏胆”在聊斋故事中的运用自如，使得故事集中而简练，以尽量少篇幅，容纳尽量多的生活，也使得主线鲜明，构思别致。聊斋故事的小道具与《桃花扇》中那把用李香君鲜血画成的桃花扇如出一辙。孔尚任与蒲松龄都生活在康熙年间，都是齐鲁学者型作家，说不定还同时在济南住过。他们写剧、写小说，不约而同采取同样构思方式，是非常有趣的文学现象。

    五曰诗词入小说

    《聊斋志异》是诗化小说，诗意盎然，以诗词入小说随处可见。

    其一，诗词做点睛之笔。《鹗鸟》写几个当官的用诗来劝说贪官不要过分盘剥，没效果。进来个傲岸少年，吟“手执三尺剑，道是‘贪官剥皮’”。少年诗成小说文眼。

    其二，诗词是情节骤转变换点。《公孙九娘》和《林四娘》都写人鬼之恋，开头男女主角的爱情都像和风细雨，突然，公孙九娘在新婚之夜吟出“血腥犹染旧罗裙”。诗写她在于七之乱中被冤杀的经历。情节急转而下，新婚爱人分手。林四娘跟陈宝钥优雅地谈诗论文，林四娘吟出“谁将故国问青天？”描述在鲁王府被杀的惨剧。小说戛然而止。

    其三，诗词是主人公遇合重要依托。女鬼连琐吟“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杨于畏给续上“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素不相识的一人一鬼踏上爱的旅途。白秋练因慕生吟诗生爱慕之心，用诗治病。仙人岛上仙女却用诗歌调侃夫婿：从此不吟诗，亦藏拙之一道也。

    其四，诗词成为主人公命运暗寓。田子成过洞庭湖翻船而死，其子良耜求父亲遗骨，看到三人饮酒。“卢十兄”吟诗：“满江风月冷凄凄……梦魂夜夜竹桥西”，向田良耜指点田子成墓地。田良耜果然找到父亲遗骸，他大悟：“卢十兄”是父亲鬼魂！“满江风月冷凄凄”暗藏溺鬼身份，“梦魂夜夜竹桥西”暗藏田妻葬埋处。诗歌成了《田子成》小说构思的重要环节。

    六曰“异史氏曰”锦上添花

    作家如何将他面临的客观世界变换为属于自己的主观世界？如何将林林总总的世间万物以一管之笔化为文章？永远是后世读者和研究者难猜透的谜。后世读者知道屈子披发吟泽畔，司马迁忍受宫刑写《史记》，杜甫为吟好一句诗“捻断数茎须”，读者更想知道，他们借自己的笔，想说明什么？想寄托什么？想阐发什么？

    对了解蒲松龄来说，有个十分便利的条件：异史氏曰。

    “异史氏曰”立意和客观效果，都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近似。蒲松龄明明以“异史氏”自居，却将“太史公”职责担在肩上。“异史氏曰”在《聊斋志异》起什么作用，数万字论文也说不清，简言之：

    《武孝廉》：负心汉石某利用又背叛狐妇，受到惩罚。显然是“克里空”，“异史氏曰”却说：

    石孝廉，翩翩若书生。或言其折节能下士，语人如恐伤。壮年殂谢，士林悼之。至闻其负狐妇一事，则与李十郎何以少异？

    世上真有狐妇吗？蒲松龄用确实存在的人物，证实他编造的弥天大谎。类似情况还有《崂山道士》，月中有无嫦娥？嫦娥可否被招至人间？人能否穿墙而过？没什么疑问。但篇末“异史氏曰”却说“闻此事者未有不大笑者”，看来，崂山道士真正存在，那么多人闻此事呢。

    乡人愦愦，憨状可掬，其见笑于市人，有以哉。每见乡中称素封者，良朋乞米，则怫然……甚而父子兄弟，较尽锱铢。及至淫博迷心，则倾囊不吝；刀锯临颈，则赎命不遑。诸如此类，正不胜道，蠢尔乡人，又何足怪。

    （《种梨》）

    士则无行，报亦惨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况将于野合逃窜中求贤妇哉！

    （《黎氏》）

    《种梨》戏谑性很强，卖梨乡人不肯送道士一只梨，结果被道士略施巧计，将其一车梨都“长”到他点化出的树上，分给大家吃光。蒲松龄为什么把干宝的《徐光种瓜》改写成这么有趣的故事？“异史氏曰”说明：为了教育人世间那些锱铢必较者。给孩子娶后娘，是普遍社会现象，《黎氏·异史氏曰》则劝世人：要慎独，切勿因自己的私欲给孩子引狼入室。

    幻由人作，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老婆心切，惜不闻其言下大悟，披发入山也。

    （《画壁》）

    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叶衣云，何其怪也！然帏幄俳谑，狎寝生雏亦复何殊于人世？山中十五载，虽无“人民城廓”之异，而云迷洞口，无迹可寻，睹其景况，真刘、阮返棹时矣。

    （《翩翩》）

    《画壁》提出“幻由人作”，表面上似乎以佛教的理念解释自己的故事，实际上，是蒲松龄对于神鬼狐妖类作品的独特创造。只要你殷切盼望，热切等待，你所期望的一切就会实现。“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进一步说明，聊斋中的“千幻”，不管是狞恶的鬼，还是优雅的仙，不管是宁静飘渺的天际，还是阴森恐怖的阴间，都是为作者艺术构思服务的。《翩翩》中仙女与罗子浮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饿了，取山叶做饼、做鱼、做鸡，果然就是饼、鱼、鸡；冷了，收天上白云为棉絮，果然绵软暖和；想喝酒，汲溪水灌到瓮中，就成美酒。多么神奇！但是，“餐叶衣云”的仙，仅仅是蒲松龄一种诗意化寄托。仙也要吃饭，虽然是餐叶，仙也要穿衣，虽然是云彩。正常的夫妇和谐生活才是真正的内涵。这是一种洗尽尘滓的生涯，虚静如古井的生涯，高人达士的生涯。这种生涯把蒲松龄追求挣脱凡尘朿缚、向往自由的愿望表露无遗。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促织》）

    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苏而使之自顾，鬼神之教微矣哉！

    （《梦狼》）

    《促织》“异史氏曰”说明：“万恶君为首”，天子迈一小步，就可以殃民无穷。上梁不正下梁歪，官贪吏虐，害得百姓卖儿卖女。《梦狼》“异史氏曰”发出“官虎吏狼”著名评论，说明，白翁的梦并不是梦，而是血淋淋的现实，是社会本质。

    “异史氏曰”有时成为相对独立的小品，如《盗户》正文写：顺治年间，山东滕州一带十人七盗，官府不敢抓捕，后来招安，称为“盗户”，凡良民与盗户争执，官府不敢惹盗户，“曲意而左袒之”。于是社会上出现冒称“盗户”的特殊现象。犯了罪自称“盗户”就可从轻处理，连一只被捉的狐狸都自称“我盗户也”。“异史氏曰”不仅字数长出正文，内容也更深刻，它使读者对社会风气的日渐凋悴有更真切体会：“火耗”即额外的税赋，完全为官员中饱私囊，他们格外卖力地收。而“刁民”也有应对之策。既然绅衿比普通百姓交税少，刁民就将田产寄于绅衿名下。官府要查真正挂在绅衿名下的产业时，许多“诡挂”冒了出来。刁民把实际早就卖出的田产借机诬托为“寄挂”。明明是刁民诬赖田产，官员为自己利益（断给刁民可多收税），总袒护“诡挂”者，“良懦”因而丧产。于是出现了咄咄怪事：某甲诉李生说自己的产业挂在其名下，称李“秀才”。李坚决不承认是秀才，实际上他真是秀才。为什么读书人这么看重的功名，他反而避之唯恐不远？因为秀才争不过刁民！“异史氏曰”还加了一段新编历史故事：孔子弟子颜渊的负郭之田被著名的恶人原壤诬告为霸占，说孔子及其弟子“伊师率恶党七十二人毒杖交加，伤残胫股；又将身锁置陋巷，给簟食瓢饮，囚饿几死”。这段故事脱化自《坚瓠集》，是柳跖告伯夷、叔齐故事的翻版。一段“异史氏曰”四百余字，有世态鸟瞰，有典型事例，有天外奇想的历史故事，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那个沉沦的社会来。

    《聊斋志异》八卷本卷三有个故事叫《驱怪》。写的是：某大人物家有妖怪，将徐秀才请来，不说明请捉妖怪，只把徐秀才深夜安排到花园。妖怪出现，徐秀才急中生智，用被子将妖怪蒙住。妖怪不知是何新式武器，从此消失。徐秀才埋怨大人物：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要驱怪？我连如意钩都没带！故事本身不起眼，值得注意的是“异史氏曰”：

    黄狸黑狸，得鼠者雄……

    翻译成白话就是：“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多么振聋发聩而又意味深长的名言！

    与邓小平的“猫论”何其相似乃尔！

    一九六二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次讲话中说：

    刘伯承同志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流传甚广，世称“猫论”。

    类似“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的哲理名言，聊斋故事中经常可见到。如《阿宝》：

    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且如粉花荡产，卢雉倾家，顾痴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彼孙子何痴乎！

    一百九十四篇“异史氏曰”是《聊斋志异》重要部分。它们既有深刻思想内涵，又有感动读者的艺术魅力，夹叙夹议、文采飞扬。蒲松龄将其当成抒情诗、战斗檄文甚至作家的“施政纲要”写。这类文字常常如大江奔流，不计东西，亦庄亦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第二十一节 俚曲和杂著

    西铺坐馆后期，《聊斋志异》创作还在继续，俚曲和杂著的写作渐渐占据蒲松龄更多精力。

    什么叫“俚曲”？用淄川方言写成、可演唱的俗曲。

    什么叫“杂著”？文学创作外的著作，如《农桑经》等。

    蒲松龄为什么写俚曲？其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说：

    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呜呼！意良苦矣。

    蒲松龄用心良苦，他觉得用简练而难懂的文言写的《聊斋志异》可能对“村庸”、“市媪”——两个词包含农村和城市不识字的民众——有一定阅读障碍，而他又想让更多民众知道自己的“救世婆心”，所以就从聊斋故事中选择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者，写成俚曲，让民间艺人在街头巷尾唱给老百姓听。从这个角度讲，称蒲松龄为文学大众化的先行者，恐不为过。

    一 俚曲概况

    蒲松龄创作十四种俚曲，它们是：

    《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俊夜叉》《穷汉词》《琴瑟乐》《蓬莱宴》《丑俊巴》《快曲》《增补幸云曲》。

    有七种取材于《聊斋志异》，对应关系：

    《姑妇曲》——由《珊瑚》衍化而来；

    《慈悲曲》——由《张诚》衍化而来；

    《翻魇殃》——由《仇大娘》衍化而来；

    《禳妒咒》——由《江城》衍化而来；

    《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由《张鸿渐》衍化而来；

    《寒森曲》——由《商三官》和《席方平》发展衍化而来，并汲取《乔女》《续黄粱》精华。

    其余俚曲分别是这样的内容：

    《蓬莱宴》，演吴彩鸾及八仙过海故事；

    《增补幸云曲》，演明朝武宗皇帝太原嫖院的故事；

    《快曲》，演曹操败走华容道故事；

    《丑俊巴》，演潘金莲与猪八戒荡事，全文似未成稿；

    《俊夜叉》，演博徒迷途知返故事；

    《墙头记》，演逆子虐待老父故事；

    《琴瑟乐》，演新婚洞房故事；

    《穷汉词》，演穷汉困境。

    俚曲多取材于现实生活。除《琴瑟乐》《穷汉词》外，基本上写于西铺坐馆期间、蒲松龄晚年。那么，俚曲算什么文学体裁？

    《禳妒咒》属完整的地方戏剧体裁。《墙头记》《磨难曲》初具戏剧形式。其余各篇是所谓“鼓词”。它们往往以作者描绘、叙述、议论，杂以牌子曲，展开戏剧冲突。以第三者“介绍”替代剧中人“道白”，结构上，不像戏剧那样分场分出，却像小说般分“回”。如《翻魇殃》“第一回 仇尚廉贿卖侄妇，土条蛇造言诬良”，标题与章回小说无异。

    蒲松龄所处的时代，俗曲小令在淄川风行。蒲松龄打破宋元杂剧家堆金砌玉、雕章琢句的习惯，古奥艰涩的典故一概不用，采用淄川口语，群众生动活泼的俚语、俗语俯拾皆是。日本汉学家藤田祐贤曾对《穷汉词》《琴瑟乐》以外的俚曲进行曲调方面考证，发现俚曲采用曲牌达四十五种，【耍孩儿】、【银纽丝】、【叠断桥】、【呀呀儿油】、【劈破玉】使用频率最高。这些曲调中相当一部分，至今地方剧团仍在采用。

    二 《磨难曲》

    《磨难曲》特别能表明蒲松龄在艺术道路上的艰难跋涉。它由《张鸿渐》改编而成，先写成十四回《富贵神仙》，后写成三十六回《磨难曲》。《磨难曲》是直接干预现实的大部头作品，借助这部俚曲，历尽人世忧患的蒲松龄说出他对社会清醒而充满矛盾的认识。

    《张鸿渐》是读书人发迹故事。书生张鸿渐因参与告县令，被追捕，逃亡在外，遇狐仙，结爱侣。妻儿在家中茹苦含辛。几经周折，终于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小说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布局巧妙，但对社会黑暗的揭露有点儿浅尝辄止。蒲松龄把张鸿渐的故事撰成为民众“救世”、“醒梦”的《富贵神仙》。对只论钱势、鲸吞民膏的官吏揭露得更加淋漓；张鸿渐之妻方氏的形象，获得较大成功。康熙四十三年（1704）淄川诸灾并作，蒲松龄目击百姓逃亡、人吃人的残酷现实，对社会黑暗有了切入骨髓的认识，把《富贵神仙》再次改成《磨难曲》。《富贵神仙》变《磨难曲》，从题目到内容，都说明蒲松龄的视线已从读书人的富贵迷梦，转移到民众水深火热上。

    《磨难曲》有些情节，是蒲松龄直接从淄川现实生活“移植”来的。如“百姓逃亡”描写的天灾，与聊斋诗文《康熙四十三年纪灾前篇》《邸报》《旱甚》等如出一辙。《磨难曲》开篇，便展示一幅百姓逃亡的惨景。卢龙县遭旱灾，颗粒不收，本可向朝廷报灾免除钱粮。而一免钱粮，官员敲诈百姓的缘由就没了。县官买通勘灾官员，匿灾不报，百姓只好携筐外逃。县令逼百姓纳粮，当堂打死秀才范某。卢龙名士张鸿渐代众秀才写状，到军门那儿告县官。军门受贿，将秀才杀的杀，绞的绞，充军的充军。

    表面上看，读书人张鸿渐求取功名的富贵道路上的磨难，是《磨难曲》的主要内容，实际上，透过张鸿渐经历的重重困难，读者看到广阔的、封建社会底层百姓苦难的缩影，看到彻底腐朽的封建吏治和科举制度，看到人民的不满、直到用武力手段与朝廷抗争。

    蒲松龄以满腔愤懑漫画式地描绘了从台阁大臣到蠹役的各种官场人物，对于这些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丑类，蒲松龄甚至在《聊斋志异》中，也没有揭露得如此直率、深刻、有力。

    卢龙县连遭数灾，赤地千里，小麦无收，“六月才把谷来种，蚂蚱吃了个地平川”。百姓“老婆孩子一齐挨饿，瞪着眼乱叫皇天”，盼望朝廷慈悯，赦免钱粮。马知县却匿灾不报，以便“见了赦一并上腰”，中饱私囊。“牧民之官”成吃人生蕃。借天灾诈民财，不过是马知县进财手段之一。知县手下的师爷、刑房、应捕头，又是些“站着的知县”、“走着的知县”，虎狼般鱼肉百姓。

    在任不到三年，揭十万银子地皮的马知县，因打死范秀才，引起阖学公愤，告到军门处。军门庆幸“白刺猬（银子）来拱大门”。二品军门比七品知县更财运亨通，“不用开口，自然成千成万送将进来了”。秀才告卢龙知县，知县送军门一万两银子，军门便将原告斩绞流徒！

    吏治腐化病入膏肓。马知县靠行贿保住了地位，马上向告状者反扑，把写状者（张鸿渐）的妻子抓进监狱。方氏之兄方仲起向知县求情没获得批准，愤而进京赶考中进士，投靠严世蕃，再借刀杀人。名为“父母官”实为催命官的马知县被秋后处决，蒲松龄幽默地在他脸上画上最后一笔油彩：（马知县大哭问：）“不知买口快刀得多少钱？”禁子说：“马老爷不必忧虑，情管比别人少使二两银子！”佛面刮金的贪官即使买口处决自己的快刀，都比别人少使二两银子，入木三分。

    平日对良民耀武扬威的官吏，对入侵之敌束手无策。总兵金大傻和杨蕃在烧杀掳掠的北兵面前一筹莫展，反而纵容兵丁糟害百姓，“官兵合贼无两样，强劫奸淫乱如麻”。在上下官儿一样昏的世道，“草寇”三山大王任义成了清正裁判、正义化身、民族希望。对农民起义的肯定，表明晚年的蒲松龄思想的重要变化。

    蒲松龄终生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命运，而知识分子命运与科举密不可分。张鸿渐参与告发贪官就落入不幸的渊薮。如何争取与妻儿团聚？只有一条路：做官。参加会试时，父子作弊，老子代儿子改考卷，整个考场，“个个都吟哦，好似蛐蛐叫……处处捱哼哼，好像谁有病”。简直是闹剧。

    科举就是读书人的一切。张鸿渐中进士前，受尽窝囊气，地痞可以当面戏其妻，衙役可以用绳索把他捆得手脚发麻。等到张鸿渐父子中进士、选翰林，衣锦还乡，杀人拒捕外逃罪名不翼而飞，凶神恶煞般押解过张鸿渐的公差赶来“双膝跪下”，磕头求饶。司道军门州县官赶忙设宴接风，恶徒李鸭子的妈非但再不敢拦门叫骂，还到张家贺喜磕头。张鸿渐逃难时，门可罗雀，高官荣归，门外“竖大旗，挑长旙，人声喧，枪刀剑戟并矛镰”，“彩旗一片红，人人欣喜来承奉，袍带一身耀眼明”。蒲松龄借张鸿渐的遭遇说明，科举是读书人的青云路，更是护命符。张鸿渐刚中探花，便对官场心灰意懒，他对青云直上的幻灭感有一定代表性。

    三 《寒森曲》

    《聊斋志异》的《商三官》《席方平》都是从不同角度揭露黑暗政治的名篇，《寒森曲》将二者糅合，细写邑豪劣行。赵恶虎有钱有势，结交衙门，倚势横行，霸人田产妻女。他图谋霸占商家的土地未遂，怀恨在心，路遇商员外，不由分说，命恶奴将商员外活活打死。商员外两个儿子到官府告状，赵恶虎用八百两银子买通县官。县官审案时，在大堂上给被告设座位，判商员外是自己碰死。“眼见的商员外屈死，就与那蒿草无差”。商家兄弟再到府、司、院告状，赵恶虎照样金钱开路：

    东一千西一千，都买得密溜转，休说清官没半个，就有一个不大贤，被钱也耀的眼光乱……做官的贪似贼，见了钱魂也飞，世间哪有抵偿罪？……上下都成钱世界。

    商家兄弟“只恨朝廷捞不着见”，冤沉海底。商三官比哥哥清醒，她劝哥哥，不要寄复仇希望于官府：“天下官走的是一条路。”“天老爷等为咱敬生一个包文正来么？”父亡百日，她扮男装混入戏班，遁入赵恶虎的好友家，待赵恶虎到来，假作奉承，赵恶虎让“他”夜间陪侍，商三官杀死仇人后自尽。县官抢商三官遗体时死了，“閤县里猪头卖缺”，百姓庆贺。

    商官和赵家的斗争进入阴世。赵恶虎在阴间买通阎罗，商礼舍生入阴间，与赵恶虎评理，被冥王毒打、下油锅、遭锯解，他一直将状告到二郎神跟前，才把人世、阴间贪官污吏一网打尽。二郎神怒斥群恶：

    骂判官真贼狠，受人钱丧良心！人间善恶全不论，摆弄得不成世界，都是你这些毛神！权印官狠似狼，该剥皮揎麦穰。阴间自从你掌教，地狱竟有善人藏，恶人反在金榜上。把一个花花世界，真弄得日月无光！

    《寒森曲》描写恶势力入木三分，故事曲折，变幻莫测。尤其出色的，是商家兄妹的斗士形象。商三官年轻而深谋远虑；商礼宁折不弯，虎虎有生气。两兄妹是蒲松龄心目中忠臣孝子的楷模，蒲松龄颂他们的英勇，固然出于对“孝”的肯定，为他们安排的结局，亦囿于“善恶到头终有报”的传统观念，但通过商家复仇故事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揭露相当有力。

    四 《墙头记》

    蒲松龄早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写《祝翁》时就关注老有所养的问题，康熙五十年（1711）他有首《老翁行》：

    老翁行年八十余，耳聋目暗牙齿无。

    朝夕冷暖须奉养，一孙一子皆匹夫。

    知养妻孥不养老，分养犹争月尽小。

    翁媪蹒跚来此家，此家不纳仍喧哗。

    及到彼家仍如此，嗷嗷饿眼生空花。

    如果将《老翁行》视作《墙头记》原始素材，《墙头记》的写作，就应在蒲松龄从西铺撤帐回家之后。很大的可能是：蒲松龄在西铺已经掌握许多“老无所养”素材，开始构思甚至写出《墙头记》部分初稿，从西铺撤帐回到蒲家庄后，最终完成这部杰出的聊斋俚曲。

    《墙头记》是聊斋俚曲中最具有群众性、谐趣性，最富于历史意义和生命力的杰作，至今仍是山东多种地方戏保留剧目。山东各大剧种，吕剧、柳琴戏、梆子戏、五音戏，甚至高密茂腔都有演出。莫言曾记载他在家乡看蒲松龄写的戏：

    晚看茂腔《墙头记》，讲两个儿子先是虐待老父，后闻老父有一笔财产又争相供养。大儿台词说：“有钱就是爹。”

    《墙头记》写中等财主张老，晚年把地分给儿子，结果“孝顺儿革了他达（爹）的面，半年来丝丝两气，只饿的老肚生烟”，“六月还穿破棉袄，腊月还是旧布衫”。两个儿子一家供养半个月，让张老头吃高粱黏粥，铺席头子，枕半头砖。两兄弟还要计较月尽大小。大怪送老爹到二怪那里，二怪嫌早送一天，闭门不纳。大怪就把老爹送到二怪墙头上。

    张老儿骑墙受气，王银匠路见不平，表示：“情管我着他两个争着事奉你。”针对两个财迷心窍不孝子的心理，王银匠埋怨张老往年常到他的店里将散碎银子倾成大锭，欠下他的火钱。两个逆子由此认为：老爹藏有大宗银两。两个不孝之子立即变了面孔。大怪脱下自己的棉袄给爹穿上，烫酒煎鸡子讨好张老头；二怪杀鸡燉酒，花言巧语。张老头终于明白“这两个行子是敬我有钱”，怯懦的老头学精了，以虚幻的银子为钓饵，换来早晨肉面，中午鸡汤，冬月丝绵，夏日葛布，享足晚福后，伸腿去了。两个逆子又中了王银匠巧计，给老爹体面出殡，然后，请王银匠帮忙讨回父亲“借出去”的银子：

    银匠哈哈大笑说：“二位待要银子？甚么银子？桃仁子？杏仁子？你两个不成人，全不知养父亲，倒了头还怕你不出殡。我又用个牢笼计，哄着你俩去做人。说银钱是我瞎胡混……我虽老的无正经，哄杀人从来不偿命。不曾哄着你敬俺老，又不曾哄着你跳枯井，这一哄略略的通人性。”

    嬉笑怒骂、尽情奚落。两个逆子居然把王银匠告到官府。王银匠在县官面前大义凛然痛斥大怪二怪只要金银不养老爹的禽兽行为。不孝子被县官胖揍一顿。想叫自家儿子扶，儿子学他对老子的态度，不瞅不睬。

    《墙头记》人各一面，个性鲜明。张老头怯懦无能；大怪二怪自私愚昧；王银匠正直善良、见义勇为、机智多谋。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对比争斗，推动剧情发展，劝人尽孝行善，亦庄亦谐，富有喜剧色彩。

    五 其他俚曲

    《增补幸云曲》，洋洋数万言、凡二十八回，写正德皇帝嫖院的故事。蒲松龄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对官场、权贵有清醒认识的一面，也有嫉羡、迷恋的一面。在《增补幸云曲》中，他对浪荡皇帝的纸醉金迷、荒淫无行，做了津津乐道、艳羡不已的刻画。正德皇帝是猴儿下凡，贪恋酒色，不问朝政，他微服出访，目的是寻花问柳。他的“政绩”是：途中调戏了送水仙女；吃了樵夫一只鸡，便乱点鸳鸯谱，赠樵夫一个贵家小姐为妻；冒充军汉嫖妓院，与尚书公子王龙夸富斗强，认了酒保做“干殿下”，封了帮闲做“都篾片”，娶了妓女当贵妃。最后，将与他争风吃醋的纨绔子弟剥皮，将他下榻的妓院烧为白地。这位封建政权的至尊满腹偷香窃玉心，一副流氓无赖相，自称“天下头一条好光棍”“天下吃酒的老祖宗”“就嫖上一年半载，能使我几布政司银？”荒淫无耻，挥霍无度，恶俗不堪。

    《禳妒咒》，根据《江城》改编，借读书人高蕃个人的生活，阐述蒲松龄的正统伦理观：他讥笑“阳纲失竞”，挖苦不守闺教妇训、嫉妒而不许丈夫纳妾的妇人，并对家庭中出现的“雌教成风”做出“前世注定”的解释。夙业得解，妒妇变贤，金堂玉马，直上青霄。这样的故事和说教，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借助于纨绔子弟高蕃的人生道路，蒲松龄无意中描写了腐朽的科举制度，纨绔子弟莫名其妙中秀才、中举人，多数读书人苦熬苦捱，学官惦记的却是钱、钱、钱：

    点着名学道笑也么开，喜的原不是求真才。心暗猜，必定是大包封进来。只求成色正，不嫌文字歪，把天理丢靠九霄外。那管老童苦死捱，到老胡须白满腮。

    《慈悲曲》《姑妇曲》《翻魇殃》，分别改编自《张诚》《珊瑚》《仇大娘》，描写后母虐待前房之子、婆婆虐待儿媳、邻里纠纷等社会现象。《翻魇殃》对社会黑暗的揭露较深，而轮回果报、功名利禄、重男轻女、愚孝认命等，亦顽强表露。

    六 俚曲的艺术成就

    聊斋俚曲的人物一出场，一开口，就如见其人。《磨难曲》中，张鸿渐妻兄方兴是个深谋远虑、有心机的读书人，他上场时有段独白，寥寥数语，活画矜持、自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世故气与名士气并存：

    世间公道不分明，惟只钱财最有灵。闭门读书登甲第，人前说话便中听。自家方兴，字仲起。做个秀才，不敢说饱学，学校中也有点声名；不敢言豪杰，衙门里也还给点体面。阖学递公呈，来请俺入伙，我想，当今之世甚么公道，放着科甲不争，争什么闲气？

    即使是次要人物，也是登场伊始，就带有鲜明的个性。《禳妒咒》中出现过一个媒婆、一个厨师，都是下层市民。媒婆“一家衣食穿戴，只消两片嘴唇”。厨师被主人家逼急了，“恨不能老婆孩子剁了用葱姜”。他们的职业特点以及长期的职业经历对他们性格的影响造成他们特有的语言，写得入情入理、恰如其分。

    各类妇女形象尤为成功。《姑妇曲》的珊瑚恪守规矩妇德、孝顺知礼，却动辄得咎，被恶婆婆朝打暮骂，无故被休后，还苦守贞节，一心一意回到侍奉婆婆的地位。《禳妒咒》的江城恰好与珊瑚相反，她娇生惯养，自视甚高，视他人为粪土，无奇不有、泼悍之至的虐待狂。《翻魇殃》中的仇大娘则是带丈夫气的女中豪杰。仇人为求她不告状，送她十两银子，她银两照收，状纸照投，还要揶揄上几句：“告状正愁无盘费”。仇大娘的精明带有几分“光棍气”，是长期在尔虞我诈社会中翻滚的市井女性的特点。《磨难曲》中的方氏是读书人之妻，她的果断、贤慧，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助夫成名，教子成名。她鞭打娇儿，要他“读书思量中状元，前呼后拥，坐轿为官”。与方氏相近的商三官，与两个书呆子哥哥迥然不同，对官场不抱幻想。她像个天才演员，女扮男装，取悦仇人，留下伴宿，手刃歹徒。但她终究要受三从四德束缚，要非常悲切地自我谴责：“女子不守闺中教，拿着口刀去杀人，嫁丈夫也着人难过……怎见那远近乡邻？”

    曲折生活的情节，精心结撰的戏剧冲突，使俚曲引人入胜。张鸿渐出逃，在《聊斋志异》中只有几笔简略勾勒，《磨难曲》却集中了一系列事件写他的“磨难”：旅途中患病，病中恰好请了庸医，越治越重；经贤店主精心照护，病情刚刚好转，又丢了驴子；店主赠他银子为他雇上脚力，途中又被小偷剪绺，丢了盘缠；就近访友，友人恰好外出……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屋漏偏逢连阴雨。一系列不幸，把张鸿渐运交华盖的磨难写得淋漓尽致，也展现了充满灾难和不安因素的时代。《磨难曲》不仅在张鸿渐个人遭遇上发展了聊斋故事的精华，而且设计出几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面。第一回“百姓逃亡”，众流民凄苦流离的场景写出了卢龙县的天灾。第二回“贪官比较”进一步写“人祸”：贪官对黎民敲骨吸髓。第十四回“按台公断”，采用连续的【耍孩儿】调，一一历数县官的罪行：有告县官枉法的；有告县官纵部下行凶的；有告县官不捉盗贼欺良民的。整个戏剧场面已如火燎原，此时又来个哑巴，指指画画，哭哭啼啼，从袖中抽出个帖子来，以哑语控告县官党徒霸占自己妻子的劣迹。哑证人的出现，使如火如荼的斗争场面平添一层风趣色彩，别开一面。

    蒲松龄是杰出的语言大师，有兼顾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非凡才能。他既能熟练地运用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典籍中古色古香的语言，创造出《聊斋志异》特有的典丽古奥的语言形态，又能熟练地运用村翁妇孺活生的口语，创造出通俗易懂的俚曲。聊斋俚曲不仅是蒲松龄重要的白话文学创作成就，更成为淄川方言第一手珍贵资料。

    《墙头记》中，王银匠救下被儿子送上墙头的张老时说：“和他大家过不成，大石头往他锅里衡，不说你铺囊不济，怎怨得黄口成精？”不说“扔”石头，却说“衡”，不说“懦弱无能”，却说“铺囊不济”，不说“儿子犯上”，却说“黄口成精”，生动流利的淄川口语准确表现银匠的朴素、机智、侠义。

    《寒森曲》商二相公在阴间遇见父亲、妹妹，三人抱头大哭。解差说：“急自（淄川土语：本来就）一个唉唉哼哼，一个扭扭捏捏，又添你哭哭啼啼……”“唉唉哼哼”、“扭扭捏捏”八个字，情态逼真地画出了懦弱老迈的商员外，深闺少女商三官的神情。

    《翻魇殃》写仇家遭火焚后的凄凉：“好一似千年古庙，住着些瞎道癫僧”。写纨绔子弟范公子在考场坐蜡“出了题没奈何，急的两眼清瞪着”，“清瞪”增加形象性，比说束手无策生动得多。写高利贷者赵阎罗要霸占仇福老婆时说，“睁睁眼认认我休要想赖，休说是仇福子你这奴才，就是你达来，我也要揭他的盖！”话语不多，横行乡里的地方恶少跃然纸上。

    《慈悲曲》写悍妇李氏听说张讷到姑母赵氏家去，对丈夫说“你小达达（淄川口语：爹爹）往您那养汉头姐姐家去了”。把前房子称作“达达”，在“姐姐”前加“养汉头”，一句话，写尽李氏厌恶张讷、憎恨赵大姑、挟制丈夫的复杂心情，泼妇口吻惟妙惟肖。同一剧中，李氏问赵大姑，是否张讷来姑母家诉苦了？赵大姑不正面否认，却说：“该小讷子哪腿子事？就是犸虎（淄川口语：狼）咬着老羊——就吃下他下半截来，他也是不做声的。”一句俗谚活脱脱写出软弱无助的张讷受恶狼般后母虐待的处境。张讷不堪后母虐待，躲到赵大姑家，李氏到大姑姐家寻找，被赵大姑指桑骂槐臭骂一场，骂得精彩无比：

    赵大姑说：“你慌啥？你可是上门来怪哩么？有一个母鸡，极杂毛的科子，光啄那小鸡子，我杀来给你吃了罢。”

    【倒板浆】有个鸡甚杂毛，啄的小鸡没处逃。今日杀他来待客，定要剁他一千刀。一千刀，上炉烧，要把科子着实嚼！

    赵大姑先虚构个母鸡“私科子”啄小鸡的故事，又虚构个混账老婆虐待“后窝孩子”故事，对李氏指桑骂槐。李氏明明听懂，却只能装聋作哑。《张诚》原小说未出现的赵大姑成了《慈悲曲》最生动的人物。

    长达十万言的《磨难曲》代表俚曲最高成就，常采用淄川百姓喜欢的借景生情的咏歌形式，如张鸿渐听歌者唱【银纽丝】，以“五更词”表达方氏对张鸿渐的思念，把民俗景物与方氏凄苦的心情，融合得天衣无缝，缠绵动人：

    【银纽丝】一更里，昏沉灯儿也么张，无情无绪卸残妆。好凄凉，半是思郎半恨郎。人家有夫妇，晚来话衷肠，好恩情还把睡工旷，惟奴独自守空房，漫把金炉焚上香。我的天呀咳，上牙床，懒把牙床上……五更里，合眼到阳也么台，明窗红日上三竿，手脚沉困懒动弹。起又不能起，眠又不能眠，一夜儿滚的乌云乱。形容憔悴病新添，凄凉苦楚实可怜。我的天呀咳，埋怨谁，可将谁埋怨？

    就戏剧形式而言，俚曲有其不够完备或稍嫌粗糙之处；就作者而言，聊斋先生并非以戏曲名世；但由于以俚俗方言、戏剧形式表现广泛的社会现实，俚曲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

    剧本社会影响的大小，取决于是否搬上舞台。蒲松龄的俚曲是否上过舞台？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这些鼓词，当日究竟演唱过没有，就无从知道了。”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剧史》说：“《禳妒咒》既为戏剧，且系用俗曲写成，在乱弹腔还未完全抬头的清代初年，不管此项作品是否上演，单论曲调的组织，其形式，已颇值得注意。”未能确定俚曲上过舞台。

    一九七九年笔者到蒲家庄考察得知，俚曲不仅保存在文人的传抄中，且保存在群众口头传唱中。一位年近八十的蒲松龄十二世孙，向我们介绍俚曲演出盛况：每年正月十五，村人装扮成大怪、二怪、银匠，到城里、乡镇轮番演出。每到一处，东道主都端上大食盒飨以酒肉。酒盖了脸，黑塔似的汉子也扮起二八娇娃登台表演。观者人山人海，台上唱，台下和。【耍孩儿】、【银纽丝】、【呀呀油】田间路途、街头巷尾，随时可闻。这位不识字的蒲氏后裔大段唱《磨难曲》的“五更调”，《蓬莱宴》的【银纽丝】。他把【鸳鸯锦】叫【铺地锦】。从他的随意清唱，笔者竟发现《蒲松龄集》几处错误。如《蓬莱宴》吴彩鸾到华山的唱词“华山的景致尽堪也么夸，左是玉女石莲花”，后一句蒲家庄老人唱的是“左是玉女右莲花”。孰对孰误，一目了然。“左”应与“右”对，不能与“石”对。

    俚曲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民间广泛传唱。它对后世文学戏曲发展也有深远影响。《墙头记》等作为山东地方剧团保留剧目，盛演不衰，是明显例证。俚曲本身有重要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研究俚曲对探讨蒲松龄中年后思想发展有重要作用，作为参照，还能对研究《聊斋志异》有帮助。可惜研究者习惯将俚曲当成淄川方言资料，未对俚曲本身的思想艺术成就做深入研究。

    七 聊斋杂著

    除了俚曲外，蒲松龄还著有戏三出：《闹馆》《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西铺坐馆后期，除了写俚曲之外，编写杂著，是蒲松龄的重要工作。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载蒲松龄有《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五部杂著。蒲松龄这些杂著多写于六十岁之后。《省身语录》是蒲松龄记录蒲家先辈教育子弟的语录并收集古往今来前贤有关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的语录，即蒲家家风传统。《怀刑录》“使读礼者知爱，读律者知敬，其有裨于风化非浅矣”（《怀刑录·序》）。《历字文》是通俗历算书。杂著中比较重要的是后两种《日用俗字》和《农桑经》。

    蒲松龄康熙四十三年（1704）编成，颇像二十一世纪时髦的“汉字读写”前奏，是教村民如何正确认字、理解字意的书。涉及身体、庄农、饮食、器物、花鸟虫鱼、堪舆风水、赌博嫖娼等三十一章，用七字韵文写成，如：

    木匠祖师是鲁班，家伙学成载一船。

    斧凿铲钻寻常用，曲尺墨斗有师传。

    衙门不论情和理，个个衙蠹赛虎狼。

    须用银钱求押役，还将包面请该房。

    止见博徒成乞丐，那见相识成富豪？

    如今片瓦根椽者，当时曾称赌手高。

    《日用俗字》既是认字开蒙读本，又包含丰富的民间智慧及蒲松龄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和批判，还与俚曲异曲同工，成为研究淄川方言重要资料。

    蒲松龄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完成。他在序言中说：

    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桑。昔韩氏有《农训》，其言井井，可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余读书而善之。中或言不尽道，或行于彼不能行于此，因妄为增删。又博采古人之论蚕者，集为一书，附诸其后。虽不能化天下，庶可以贻子孙尔。

    《农桑经》包括《农经》《桑经》两部分。《农经》是在前人著作基础上，按实用原则增删，按月份告诉务农者该做什么，如正月要上粪、养牛养猪；三月要种棉、锄麦、打蝻。《桑经》包括二十一则，从择种到蚕室、三眠等。因为较全面地总结了华北农业生活经验，蒲松龄进入“中国古代农学家”行列。

    蒲松龄还著有《药祟书》《婚嫁全书》《家政外编》《家政内编》《观象玩占》《历字文》《小学节要》等。《药祟书》收有两百多个药方，传世数种抄本。《婚嫁全书》是古代有关婚姻嫁娶礼俗的书，可惜没传下来，唯有其“序”保存在《聊斋文集》中。

    西铺坐馆后期，因《聊斋志异》基本完成，蒲松龄转向为大众写作，杂著大量出现，这说明：尽管一生大部分岁月都在读书、教书、著书，在走向仕途路上奔波，在虚无缥缈的艺术世界飞翔，但是蒲松龄的心却一直接着地气，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淄川农民连在一起。

    第二十二节 平民生涯

    西铺三十年，蒲松龄从中年迈入老年，他久以梅鹤当妻子，总将自家作邮亭，每年六次从西铺休假回乡，管管儿孙课业，看看庄稼收成。然后风尘仆仆回到西铺，寄人篱下，感伤并快乐着。因为西铺坐馆的收入和生活条件，使得他能养家糊口并好好写作。“西漂”三十年，蒲家生活条件渐渐改善，蒲松龄不为衣食所累，但仍然过平民百姓寻常日子，并为民众疾苦呼号。

    一 胡子白了

    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一天，蒲松龄对镜信手抚摸胡子，突然发现：有几根胡须白了，亮晶晶，白闪闪，像鱼刺一样。

    这还了得？不到五十岁，没做上举人，就变成白胡子老头啦？

    这是老天爷递个“老”的信号！是多年愁肠难舒的结果！

    有了白胡子，就算老人啦，多有碍观瞻，有碍飞黄腾达！

    像刘备相亲，弄点儿鸟须药把它染黑？多别扭，多造作！

    那就拔了它！拔了再长出来，长得更多，继续拔！

    康熙二十八年（1689）乡试失利，蒲松龄灰溜溜从济南返乡，再照镜子，进入“棘闱”前认真拔过的白胡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仅又长出来，还连成了片！干脆写文章骂骂不请自来、不该早来的白胡子：

    “你这讨厌的白胡子，太不像话。长在本人下颏儿，像亮晶晶的蚕丝，硬棒棒的鱼刺，把美男变成丑类，把年富力强变成皤然老翁。有了白胡子，美女不再理会，冶游群不再引为同类。当官的有了你，上司不喜欢，读书的有了你，学官不待见。古代有名的贤士因为有了你受到抛弃。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找我做甚？你去找宰相、找六卿，他们高官厚禄，长了白胡子也不在乎。我还在这儿寒灯黄卷刻苦攻读、以求凌烟阁上题名呢，你怎么今年长几根，明年长几根，像荒草一样，铲了再生？难道你不脸红吗？”

    骂完白胡子，趴到桌子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有个穿白衣的伟岸男子进入我的梦中说：“我是掌管白胡子的神灵。听到你埋怨，我来说几句给你听听：当年邓禹年方二十岁，我还没找他呢，他已做了大官，等我荣幸地找到他时，他乃白发宰相，美名远扬。我给别人做胡须，或者像关云长，被汉献帝叫个‘美髯公’；或者在高官如云的地方，当众披拂，白丝飘动，巴结的人都来奉承：多美的胡须啊，人美如兰，胡须如玉。自从做了你的胡子，与随着饮美酒、吃燕窝、亲美女的高官全然不同。早上沾上你喝的粘粥，晚上薰着你油灯上的黑烟，你还总是枯坐在冰冷的案前写文章，拈断我多少条美须！冬天我给你那粗糙的布被折断，夏天我给你的臭汗熏染，做你的胡子真算倒霉透顶！我不埋怨你，你倒埋怨起我来了？你真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

    听了这番话，我痴若木偶。半晌回不出话来。想把胡子全部剃掉？像个和尚，算什么情景？找点药把胡子染黑？没几天，胡子碴又长出来，下巴颏像趴着一堆虮子，更难看。想来想去，对髭神说：“去你的！你这白胡子！我之所以怕你，因为我还在这儿想三想四。从此以后，我不读书不写作，不求高官厚禄，不需要逢迎上司，不需要献媚美女，我还有什么求你的？你乐意叫我长白胡子，只管长！”

    伟丈夫犹豫着要离去，瞪大眼睛瞅着我：“随你便！随你便！”

    突然醒来，再对着镜子抚摸胡须，有几根白胡子格外挺拔，似乎还在生气呢。

    《责白髭文》写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髭神”成为蒲松龄笔下唯一没进入《聊斋志异》的神灵。

    看一位大作家如何惊慌失措于年龄增长，极富谐趣。

    二 五次休装岁已终

    蒲松龄西铺坐馆如何休假？每次休多长时间？康熙三十六年（1697）蒲松龄六天写了七首诗，即《九月晦日东归》二首、《家居》三首、《十月五日西行》二首，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我们看看前后两首：

    年年此日到家中，投老情怀更不同。

    相对祇应愁岁俭，暂归未忍课儿功。

    几回闻雁秋方尽，五次休装岁已终。

    雪刺可怜生鬓发，犹随马迹转秋蓬。

    （《九月晦日东归》）

    西望红尘去路赊，寒风短晷苦离家。

    暮云遥接青山嘴，荒草歧分古道叉。

    月暗明河星琐碎，风摇岸柳树横斜。

    到来村舍仍灯火，驻马高门策乱挝。

    （《十月五日西行》）

    上次回家，门前百年古槐绿影婆娑，这次回家已黄叶飘零、满目萧条。时间过得真快。蒲松龄想到白发新添而事业无成，很伤感，自己青云无路，能不能寄希望于儿孙？想到总把家当旅馆，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既不能享受天伦之乐也不能管理儿孙课业，很惆怅；热爱文学的心却九死不悔，仍要向李白称“弟子”，以新诗写情怀；仍要学习屈原，用鬼狐史抒发垒块愁……思来想去，还是饮酒写诗！“近日凄凉无好绪，新诗强半为悲秋。”

    这些诗说明：蒲松龄九月最后一天到家，十月五日赶回西铺，来回六天。而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月初七日途中日暮》，说明这次十月初一休假为八天。故可推测，蒲松龄平时休假为六到八天，九月最后一天的休假是年内第五次休假。

    九月晦日开始的休假是“五次休装”，最后一次时间最长的年假（春节）还没休呢。蒲松龄每年休假六次，除“五次休装”外还有一次，四月十六日，蒲松龄生日。如此计算起来，蒲松龄每年在家里待的时间，将近两个月。因毕府待西宾友好，蒲松龄休息有时还会拖上他几天。

    来往西铺，都经过奂山，蒲松龄有多首写奂山的诗。

    有时，奂山优美的景色令蒲松龄心情舒畅，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清明节归家途中，满目细柳、清溪、青山，满耳莺啼燕鸣雀叫，蒲松龄看看驴背上走娘家女子的耀眼红妆，喜雨后路旁茸茸嫩草，似雨点般落下的榆钱，春风中翩翩的乳燕，心情宽解许多。他在《奂山道上书所见》《奂山道中》两诗中欣喜地描绘：

    十里烟村花似锦，一行春色柳如腰。

    ……

    轧轧谁家庭院里，秋千遥送隔墙声。

    ……

    骚客由来惜往日，才人何必怨春风。

    有时，奂山巨雷、狂风、冰雹骤起，令蒲松龄行进困难：

    霹雳震谷裂空山，碎雹弹射千冰丸。

    风吹冈平拔老树，横如百尺蛟龙蟠。

    马蹄斜窜频倾倒，几几下坠深崖间。

    ……

    蒲松龄骑着马从五十里外的西铺回家，儿子们总等在门前，扶老父下马。后来又有活泼可爱的孙儿们“迎门稚子绕征鞍”。这些可爱的男孩，是迎接祖父呢，还是等着尚书府的稀罕食物？按习俗，馆东在西席例行休假时，是要给礼物甚至银钱的。蒲箬兄弟看着白发老父仍然不得不为了生计抛家在外，心中极为不安。扶老父上马离家，他们常会在心中用“不孝”谴责自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蒲松龄“素丝垂领”，年逾古稀。

    三 何必歌钟羡五侯

    齐鲁民谚“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算是农村小康生活。西铺坐馆十年后，蒲松龄家里已养上两头牛。康熙二十七年（1688），蒲松龄端午节回家，家里盖起几间新房，虽然不像毕刺史新建的傚樊堂那样富丽堂皇，但毕竟属于自己。蒲松龄兴致很高，一口气写下十一首七律。《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组诗生动、细致描绘他的处境，直抒胸臆、理想、追求。

    年近半百的柳泉居士已不再艳羡郭子仪汾阳王式的钟鸣鼎食、儿孙满床笏的生涯，只求衣可遮体、食可果腹、按时完税、子孙绕膝、平平安安。他向往宋太医“四休居士”孙昉那样的生活：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二平二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蒲松龄修建几间茅草房像蚂蚁堆土建窝、燕子衔草建巢，只不过为避风雨、护儿孙。造这么几间小房子，比别人盖个高楼都艰难。想想后人，肯定会嘲笑聊斋先生无能，但有了这几间草房，总可以与儿辈安居了：

    新庐结傍院东头，垂老经营羡四休。

    聚垤蚁为风雨计，衔泥燕作子孙谋。

    茅茨占有盈寻地，搜括艰于百尺楼。

    遥忆后人应笑拙，聊同儿辈寄吟呕。

    端午节回家看到自家地里麦子一垄接一垄，一片连一片，好年景啊。新房盖起，小院理好。小小房屋被松树遮挡，阳光照不进来。这么清幽的地方，正堪读书。无奈儿子们不好好读书。可读书又能读出什么效果？且容许他们偷闲一时吧。家境依然不富裕，幸亏老伴贤惠、能理家，按时交纳完税赋，还有余粮糊口，喝三杯家酿的浊酒飘飘然：

    端阳已过麦边阡，院落初成小构竣。

    日出当门松似壁，庭开方丈屋如拳。

    有书读任群儿懒，无米炊凭老妇贤。

    租吏不催粮未罄，三杯浊酒意醺然。

    新盖的房子连着父亲给的场屋，在庄东头，庭院寂寂，屋内空空。树木是实用的桑树和柘树，叶子可养蚕，树木成材可做家具。这样也好，对着空荡荡房间，心情容易淡泊；这么偏僻的居处也无贵客来访。细雨霏霏，儿子在栽种父亲喜欢的菊花。快把邻家老翁请来，割点儿韭菜，喝两盅！

    数间茅屋托山村，桑柘萧然四壁存。

    坐对空庭生白晓，窗临短树易黄昏。

    残春冒雨儿栽菊，小院如山客闭门。

    邀取邻翁相对酌，晚菘犹足备盘飧。

    四个儿子陆续长成，大的已娶妻生子。半亩大荒园都盖成房子，孙辈越来越多，一大早就像小鸟儿似叽叽喳喳。幸亏蒲箬已是秀才，可以教弟弟读书。院里有一群鸡啄食，牲口棚有两头牛吃草。今年粮食丰收，粮价降下来，卖不了几个钱，只要能吃饱饭，就不羡慕贵族之家的钟鸣鼎食啦：

    半亩荒园屋渐稠，晓来儿女乱啁啾。

    长男幸可教诸弟，薄地仅堪饭两牛。

    明月上床清客梦，凉风送雨醒花愁。

    丰年谷贱人无恙，何必歌钟羡五侯。

    宋代兵部侍郎王祜在门前种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代有人能做到三公。后来其子王旦做到魏国公。蒲松龄不敢在门前种三棵槐树，院里也只种桑种竹。主人刚从西铺归来，还觉得是家里的客人。门前没有高头大马拉的华贵轩车到来，路上长满青苔。这有什么？在自家寒窗下苦读，自然会有太古之民的快乐：“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管他人世有什么磨难，卷起草帘泡壶茶细品，岂不也像蓬莱仙境？

    堂前未敢置三槐，山傍衡门竹树栽。

    簦屩乍归身似客，轩车不到径生苔。

    须知膏火寒窗下，也有羲皇好梦来。

    高卷荻帘时瀹茗，红尘远去胜蓬莱。

    狭小的房间，铺着谷草的土炕，松、竹、梅“岁寒老友”有两个（松、竹）当门。到了秋天有自产的南瓜葫芦，可以傲视陶朱公这样的豪富，冬天有取暖的煤火，也能向唐代豪族韦氏杜氏自夸。细雨蒙蒙，请来两位老兄共饮，小儿子蒲筠一边给大爷和爹爹倒酒，一边喊：哥哥们快来给大爷、爹爹端酒！天放晴，老弟兄一起把该交的税交完，没了心事，到集市上买些梨和枣，回家哄哄小孙子：

    斗室生凉土锉温，岁寒老友绿当门。

    瓜壶秋傲陶朱富，煤火冬夸韦杜尊。

    细雨连床邀二仲，小男酾酒唤诸昆。

    完粮过市求梨枣，归去探怀饵幼孙。

    往事像春梦一般，豪情壮志消磨殆尽。蒲松龄飞黄腾达的愿望已随岁月付之东流，只求个安身之地。自己功名无成，也懒得督促儿子们揣摩如何获取功名。青年时代的蒲松龄是何等壮志凌云？现在都成了画饼，只不过是个与山水为友的草野小民，一个不为皇上录用的安分守己的百姓而已。其实，就算你狠，出将入相，挣下万亩良田、千间广厦，还不就是白天三餐饭、晚上睡七尺床？想通了这些，把家务事交给贤妻做，学学陶渊明，提醒妻子不要忘了给种些酿酒用的黍子！既然命中注定做普通百姓、烟霞伴侣，想当大官？那就到梦里追寻吧。知足常乐，住着简陋的草房，喝着热腾腾的黏粥，不也像住在挂华丽窗帘的楼阁一样快乐？寒舍小院，晚霞斜照，清风徐来，绿竹千竿，岂不同样悠哉游哉？既然是苦行僧转世，注定一辈子吃苦，自己和文章注定沦落，那就认了吧。但看看穷困的五柳先生，不也活得有滋有味？“且喜先生门外柳，春来也自发长条。”

    琢磨来琢磨去，蒲松龄的思绪还是定格于为文学九死而不悔。

    同一年，蒲松龄有《遣怀》诗，描写自己看着光阴流逝，感叹功业未成。从春日雨后和风入树、莺鸣燕嗔，到秋日孤云蔽日、倦鸟飞还。他想到：文学成了人生永远丢不开的累赘，只好借酒浇愁。年景差可凑付，人也闲居无事，落拓不得志，连鬼都来嘲笑。最尴尬的是，平日门可罗雀，好不容易来了客人，又穷得一个钱没有，拿什么来招待远道来访的朋友？只有天上的明月可以拿来待客：

    牡丹开罢草新苏，尚有箪瓢未患癯。

    雅士长贫诗作累，豪襟欲纵酒为徒。

    太平犹许人闲放，落拓凭教鬼揶揄。

    客至尚余明月照，何妨看橐一钱无？

    时间又过六年，康熙三十三年（1694）蒲松龄五十五岁时，家还是那个豆棚瓜架松柏为篱的家，人还是那个青灯黄卷一心读书的人。虽然白头发越来越多，老态越来越显，爱饮酒、爱养花、爱读书的秉性仍然不改。家里肥沃的土地本来不多，但忘不了种点儿黍子酿酒，家里小院本来狭窄，却忘不了栽上菊花。读书是为换吃穿？能写文章就算不错啦：

    豆蔓松篱处士家，缥囊缃帙旧生涯。

    渐添白发狂怀减，每遇新寒老态加。

    肥地无多犹种黍，荒庭虽隘亦栽花。

    读书元不求温饱，但使能文更可嘉。

    康熙三十六年（1697），蒲松龄五十八岁，家里又盖房，他写《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与九年前盖的绿屏斋相比，新盖的房子更小。现在院子更小，打开木板门，整个小院一览无余，甬路几步就能到头。庭院几乎没空地，却见缝插针，墙边檐前都栽花，篱笆旁种蔬菜。这次盖的房子不是给孩子们用，是蒲松龄的书房。修建此房时，借势对全院修整，重新垒院墙、栽橘树、架瓜架、种菊花，没少花钱。小小茅屋掩映在绿树之中，蒲松龄形容它只有拳头大小，里边安放一床两几，按孩子们意见取名“面壁居”。面壁是面对墙壁默坐静修，佛家用语。达摩面壁十年，终成正果。书生“面壁”则表示板凳一坐十年冷，一心只读圣贤书。但蒲松龄在外坐馆，只怕模仿佛家面壁而坐的蒲团每天都空着了。取名“面壁居”标志着这个家族传统是读书。几个儿子纷纷把作好的八股文放到面壁居的几上请父亲批阅，九岁的长孙蒲立德交的“作业”最多，他居然写了十几卷小说！真是“涂鸦童子著新书”。

    蒲松龄住进面壁居，已是深秋，孩子们给烧些木块取暖，茅屋顶上烟雾腾腾。看着天上南飞的一行一行大雁，蒲松龄想，什么时间有钱买上百亩良田，置上个宽敞院子，盖上些夏屋，与儿孙一起自由自在好好读书呢？他睡不着，思前想后，为什么别人功成名就，我就是不行呢？

    蒲松龄西铺坐馆后，儿子依次成家，蒲松龄分些家产给儿子。蒲箬、蒲笏、蒲筠都到外边教书。蒲松龄负担减轻，家境渐渐好转。

    四 与贫窭大众共忧愤

    蒲松龄是有名气的文人，也是贫窭大众的一员。衣食的清贫，赋税的重压，灾荒的威胁，他与穷苦大众一起感受。

    即使丰收，因为税收太重，农民仍不免饿肚子。西铺坐馆十几年后，蒲松龄进入中等人家行列，但官府巧立名目，他却得像殷实人家一样交税。他在《东归》抒发无奈：

    系马柴门上旧堂，炉火煨芋话农桑。

    勉同沃室完官税，强典春衣买醉乡。

    聊斋诗特别表现出对灾荒的恐惧。《捕蝻歌》写面临虫灾，农民束手无策，以致邻里之间发生纠纷。《蝗来》描写遮天蔽日的蝗虫飞来，急风骤雨一般落到田里，老农急得双目圆睁，喊得口干舌燥；农妇解下破衣悬在竿上驱赶蝗虫；小娃娃敲着破锅呐喊。蝗虫刚刚被轰走，飞了一圈儿，又落回庄稼上。看着西铺乌云似的蝗群，蒲松龄不禁设想：蒲家庄旱情严重，谷苗尽皆枯死，只有耐旱的高粱才长得齐腰高，假如这些蝗虫往东飞去，家里那点儿硕果仅存的高粱也保不住了。他用商量的口吻对蝗虫说：“蝗兮蝗兮勿东飞，逛尔空行吾不忍！”

    康熙四十二年（1703）夏天，山东水灾，波及大部分州县。山东巡抚王国昌匿灾不报。康熙皇帝南巡经过山东，发现灾情，命令免掉山东赋税并调运赈灾粮。王国昌又伙同布政使刘皑将赈灾粮补入库存亏空，将八旗官员到山东赈灾的银两收入藩库。康熙皇帝命截留部分原本运往京城的漕米救助山东黎民，王国昌却向康熙汇报：山东大部分州县无灾。淄川县在山东巡抚汇报的“无灾”县之内。其实康熙四十二年开始的淄川严重灾荒整整持续三年。蒲松龄《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记载：

    癸未（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天雨丹，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风雨竞日，自此霪雨不休……六月十九日，始大晴，遂不复雨。低田水没胫，久晴不涸，经烈日，汤若煮，禾以尽槁。

    山东百县之中有八十四县成灾区。六月中旬，淄川又出现虫灾。淄川民众请蒲松龄写《祭蜚虫文》，文中叙述连年灾荒给淄川人民带来的不幸：“千钱斗米，道殣相望，榆皮净尽，髠及垂杨，矛弧遍野，横劫村庄。”老百姓“人已剥皮而见骨”，蒲松龄也为自己家揪心。全家三十口，已有二十个“第三代”！人丁兴旺是好事，可人多粮食不够吃，再加上弟弟家是几十年困难户，不得不给他帮助。收到家信，蒲松龄坐卧不宁。人在毕家，却惦着蒲家，夜夜难眠，那么多孙儿孙女，怎么吃饱饭？毕刺史的侄儿毕莱仲请他喝酒，庆祝重阳节。真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盛情难却，蒲松龄吃着肉喝着酒，却惴惴不安：一瓶酒三百钱哪！毕府普通一场酒就是十口人一天的饭。面对美酒佳肴，他无法下咽了：“一醉真堪饱十口，况复列鼎烹肥鲜！”（《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

    蒲松龄与普通百姓共甘苦，渐渐地，他试图探索这苦难的来源。康熙四十二年（1703）后写的一些诗文，迸发出夺目的人性光辉。

    康熙四十三年（1704），因为前一年六月以后淄川天旱少雨，秋季无收成，再加一冬无雪，转过年来又一春无雨，淄川地区田无寸草青，粮价飞腾，贫民卖儿卖女也难活命。青壮年逃亡者十分之三，老少妇孺饿死十分之三。大村烟火稀，小村无鸡鸣。流民载道，饥尸遍野。蒲松龄从济南返回淄川，看到遍地灾情，忧心如焚。途中他都不敢到饭馆吃东西了，因为说不定会吃到人肉！他写下《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淄人也》《流民》《离乱》《邸报》《旱甚》等诗。《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秋灾记略后篇》详细记载了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四十三年淄川一带的大灾荒。蒲松龄写《救荒策上布政司》并亲自到济南投递，建议“禁私钱；开放民间贸易；借官谷；惩盗贼；开粥厂以救民水火”。这是一个正直书生异想天开的空头建议，布政使哪儿会理睬？

    蒲松龄的记灾诗，勾画出一幅令人发指的惨状：

    何处能求辟谷方？沿门乞食尽逃亡。

    可怜翁媪无生计，又卖小男易斗糠。

    （《饿人》）

    男子携筐女负雏，女儿卖别哭呜呜。

    郑公迁后流民死，更有何人为画图！

    （《流民》）

    旅食何曾傍肆帘？满城白骨尽灾黔。

    市中鼎灸真难问，人较犬羊十倍廉！

    （《饭肆》）

    男女老幼沿街乞讨，卖儿卖女换来斗糠。灾荒如此严重，满城皆是饿死的灾民。饭铺的大锅里煮着人肉，人肉比狗肉、羊肉便宜得多。那些牧民的父母官呢？哪有一个像北宋时的郑公郑侠，看到流民载道，画出幅“流民图”给神宗皇帝看？更有甚者，灾荒严重，朝廷免征赋税，地方官却想复征。有的官员还假装不认识田里的害虫，不承认百姓的田里受了虫灾，受到书生嘲弄。《记灾后篇》写道：

    时某邑诸生告灾于令，呈蚄，令咄之，谓之么麽物，何足称灾？又呈豆螟，始骇，始诘名。一生答曰：“此所谓‘糊涂虫’也。”闻者皆匿笑……

    “父母官”非但不为民请命，还把“丰收”信息上达皇帝；把逃走的灾民捉住送回原籍，让他们因为可死到家乡，感谢皇帝恩典；他们纵容盗贼，镇压饥民；蒲松龄控诉的矛头已隐隐约约指向封建统治宝塔尖：

    有道天王自圣明，南漕百万济苍生。

    大人已报年初富，五月横尸满郡城。

    （《历下》）

    灾殣年，蒲松龄为人民饥病游离呼号，年景稍丰，他又与贫苦农民一起，担心朝廷增税，埋怨“至圣至明”的皇帝对人民的忧虑毫不关情：

    既为伤农忧谷贱，万缘多累祝年丰。

    苦逢敛薄加官税，民隐谁将达帝听？

    （《重阳前一日》）

    与蒲松龄应付乡试作的拟表不同，这类抒发人民心意的诗，没有一句歌颂“圣恩”的假话，如《拟上念山左饥殣，比年蠲赈，民困新苏，仍亲巡地方，省其疾苦，群臣谢表》所写的：“吏不追呼，已见皇恩浩荡，烟生墟落，更仰帝德之宏深。”聊斋记灾诗诉民苦难、为民请命。当然啦，因为人微言轻，蒲松龄的话，皇帝是听不到的。

    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南巡，往返都经过山东。山东巡抚赵世显为讨好皇帝，支付巨额银两接驾，横征暴敛，榨取百姓血汗。蒲松龄的《齐民叹》描写：皇帝到地方上出巡，内务府官员准备精美食物，封疆大吏花费百万银子奉迎皇帝南巡。山东百姓乐意拿出血汗钱来资助你们这些善于奉迎拍马的官员！这巨额金银可不是从天上雨一样地落下来的！它来自官员们在朝廷法定的夏税、秋税之外向百姓额外征税！

    圣明省春耕，水衡供珍膳。

    当路何所营？耗金百十万。

    金非雨自天，两税增民羡。

    羡金问几何？略抵税之半。

    愿竭我膏脂，共资尔巧宦。

    谷尽难取盈，涕泣零如霰。

    写于同时的《议羡》描写衣冠楚楚的士绅到公堂，商量如何增税。官员增税说是为皇帝南巡，其实是聚敛民财填贪囊。士绅像在市场卖菜一样，跟官吏讲价钱，乞求再三，官吏才肯稍稍降低一点儿额外税收。贪官秤上的银子，都是割老百姓的心头肉！官员贪囊像盛美酒的杯子没底，谁能源源不断注入玉液琼浆？百姓把一家大小的口粮都交出去了，百姓只好双泪落“圣君”前。蒲松龄用漫画式的场面和意在言外的嘲讽，画出横征暴敛者的鬼脸：

    大令折柬招，三五衣冠胄。

    济楚登公堂，议填无底窦。

    官意欲相杀，民意乞三宥。

    争类卖菜佣，低昂计不就。

    酌在桀貊间，摇尾犹望救。

    慷慨减一分，鸣拍息郡咮。

    虽无卵翼慈，亦异矛弧寇。

    维征秤上金，皆此心头肉。

    玉卮苦无当，谁能补其漏！

    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听说去年花费百万银两奉迎皇帝南巡的山东巡抚赵世显要升迁，百感交集，写出《喜开府有迁报》挖苦之。

    《齐民叹》《议羡》《喜开府有迁报》都取材于康熙南巡政事，赤裸裸地写皇帝出巡如何祸及于齐鲁百姓，而讨好皇帝、祸害百姓的巡抚却要升官。这样思想深刻、直言干政的作品，表现了蒲松龄的正直和无畏。在清初诗坛上，实属罕见。

    第二十三节 历下游踪

    假设蒲松龄未曾到过历下，其人生和《中国小说史》会不会改写？答案是肯定的。二〇〇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回忆》中写道：“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如果说，历下和淄川、宝应共同造就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应该不算牵强附会。

    在古代大作家中，蒲松龄的人生平淡无奇。一年到头教书，逢年过节回家。到湖光山色的济南，就算生活中的大事。除自己参加乡试外，蒲松龄还带学生到济南参加考试。有时到济南办事遇到阴雨，可能在济南一待就十几天，“稷门半月浑无事，十日僵卧五日游”（《旅邸》）。

    济南古称“历下”，蒲松龄称“稷下”或“芰菱乡”，他“年年作客芰菱乡”。蒲松龄的历下游踪既影响部分聊斋佳作产生，也影响《聊斋志异》流传，还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山东按察使喻成龙欲以千金换《聊斋志异》署名权的轶事。

    一 历下胜景与聊斋名篇

    济南又称“泉城”，有七十二名泉和数不清的小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蒲松龄写济南风物的诗文，比写淄川的还多。《古历亭赋》《趵突泉赋》《同安邱李文贻泛大明湖》《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重建古历亭》《古历亭》《历下》《历下吟》等，以及其他未注明写济南的多篇诗文如《旅邸》《客秋》等，都描绘历下美景。

    蒲松龄《趵突泉赋》描写被称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汹涌如雷，三股泉水喷涌而出，散在水面上，被阳光照耀得像锦缎一样：

    突三峰而直上，散碎锦而成漪。

    波汹涌而雷吼，势澒洞而珠垂。

    蒲松龄七十岁时，巡抚到任，在济南珍珠泉巡抚衙门招集秀才们写文章，谓之“观风”。珍珠泉以泉水如一个一个晶莹珍珠从泉底蹿出而得名，泉水涌出水面后，经曲曲小溪流入大明湖。清代珍珠泉是巡抚衙门，寻常百姓进不去，成了官僚专享的游览胜地。蒲松龄能参与这次秀才们的“盛会”，看到船上坐的，栏杆边站的，都是衣冠装饰着金珰和貂尾的贵官。映在珍珠泉中的天上北斗星和泉边的封疆大吏互相辉映。“凭轩载酒尽金貂”，一直想进入这个行列、年过七十还是老秀才，触景生情，蒲松龄未免有些心酸。清洌的泉水声，像高明的乐手在弹奏清逸的曲调。他觉得自己像做了个梦。但既然来了，奉命作文，还是说几句好话吧。他想象，这清洌的泉水流向何方？它滋润整个山东的土地？“远波旁润仍千里，直到蓬莱彻底清”，既写泉水，也顺带歌颂山东巡抚的德政。幸亏此时的巡抚已不是《齐民叹》时那位贪囊无底的家伙。

    蒲松龄最喜爱下榻大明湖毕盛钰的寓所。《夏客稷门僦居湖楼》：

    半亩荒庭水四周，旅人终日对闲鸥。

    湖光返照青莲屋，荷气随风香入楼。

    蒲松龄还常买些明湖莲子，带给淄川亲朋，“闲收市上青莲子，归作明湖景物夸”（《旅邸》）。大明湖成为蒲松龄笔下曝光率最高的景点。他喜欢初夏大明湖红花遍地，绿叶满塘，“浅沙丛蓼红堆岸，野水浮荷绿满塘”（《稷门东归》）。也喜欢荷花凋谢后，济南满城飘着荷叶包米饭的馨香，“八月荷花凋谢尽，满城荷叶裹粻粮”（《客秋》）。他描写大明湖两岸垂柳依依，湖中荷花盛开：“大明湖上一徘徊，两岸垂杨荫绿苔”，“雨余水涨双堤远，风起荷香四面来”（《重建古历亭》）。杜甫曾歌咏过的古历亭在美丽的夕阳中显得格外迷人：

    历亭湖水绕高城，胜地新开爽气生。

    晓岸烟消孤殿出，夕阳霞照远波明。

    （《古历亭》）

    “秋恨欲随湖水涨，壮心常凭鹊山高”，历下美景和蒲松龄文学创作的雄心息息相关，有若干聊斋名篇可直接追溯到蒲松龄与历下的密切关系。

    《济南道人》也题作《寒月芙渠》，是似乎癫狂的济南道人巧妙惩罚地方恶少和仗势欺人官员的有趣故事。蒲松龄曾在大明湖水面亭（一说为“水西亭”）与朋友饮酒话旧，看到连天清碧的荷花，嗅着清雅的荷香，写下《水面亭》诗：“论心话旧一樽前，风送荷香媚远天。”到了小说中，他写济南道人下请帖请官员到水面亭赴宴。时值隆冬，水面亭更非豪华酒楼，官员抱着怀疑态度到来，空空荡荡一个亭子，官员怀疑，这里能有什么吃的？道士对官员们说：我没有仆人，烦请你们带来的人代为奔走。官员们答应了。道人在墙上画了个门再打开，里边有人来来往往，送摆设和酒食，道人让仆人接过来，一会儿“陈设满亭，穷极奢丽”，“旨酒散馥，热炙腾熏”。有个官感叹：今天聚会很好，可惜没有荷花。话音未落：

    一青衣吏奔白：“荷叶满塘矣！”一座尽惊，推窗眺瞩，果见弥望青葱，间以菡萏。转瞬间，万枝千朵，一齐都开，朔风吹面，荷香沁脑。群以为异。遣吏人荡舟采莲，遥见吏人入花深处，少间返棹，白手来见。官诘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见花在远际，渐至北岸，又转遥遥在南荡中。”道人笑曰：“此幻梦之空花耳。”

    三百年前蒲松龄居然创造出大明湖虚拟的“网络”美景！来如惊鸿，去如游龙。美景如诗，美景如画。道家的虚幻世界是前辈作家多次写过的，但能像蒲松龄这样写出迷人的美景，与他对大明湖的熟悉分不开。

    蒲松龄还写过《采莲曲》，显然是在大明湖观察到的景象：

    两船相望隔菱茭，一笑低头眼暗抛。

    他日人知与郎遇，片言谁信不曾交？

    这些诗句令我们想起《荷花三娘子》里的情景，还有点儿《王桂庵》男女主角在相邻的船上相遇、一见钟情的意味。

    蒲松龄在济南常去的地方是：大明湖、趵突泉、东流水。有谁能想到，偏偏是济南南郊给他带来《聊斋志异》最凄美的人鬼恋故事？

    《公孙九娘》以于七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为开端，以男女主角的生离死别为结尾，用一个昙花一现、遗恨终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蒲松龄的民族恨。小说写莱阳生到济南办事，遇到死在于七之乱中的朋友朱生，朱生求莱阳生将外甥女嫁给他，莱阳生在外甥女处，巧遇“笑弯秋月，羞晕朝霞”的公孙九娘，一见钟情，结为连理，新婚之夜：

    既而席罢，朱归。青衣导生去，入室，则九娘华烛凝待。邂逅含情，极尽欢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刭。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两绝云：……“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

    公孙九娘说人鬼有别，提醒莱阳生不要在此久留，请莱阳生将自己的骸骨带回家乡安葬。二人分手，莱阳生却忘问墓表，前去寻找，“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惊悼归舍”。蒲松龄常赋予笔下人物阴阳世界任往来的本领，为什么一定要把公孙九娘推到永久性悲剧？不仅不能与爱人成连理，也不能随爱人返回家乡，甚至爱情信物罗袜也随风化为灰烬。因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故事的背景是清廷惨绝人寰大屠杀：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

    鬼故事有明确时间地点：“甲寅间，有莱阳生至稷下。”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稷下，济南。蒲松龄曾写过《郡城南郊偶眺》：“谁家庭榭垂杨树？小阁朱门傍水开。”似乎这地方颇有诗情画意。其实，济南南郊也有个千坟累累的地方，“莱霞里”即莱阳、栖霞被杀者的埋骨处。

    《偷桃》写蒲松龄年少时参加秀才考试在济南看到的神奇魔术表演：

    子乃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渐入云霄，不可复见。久之，坠一桃，如盌大。术人喜，持献公堂……忽而绳落地上，术人惊曰：“殆矣！上有人断吾绳，儿将焉托！”移时，一物堕。视之，其子首也……无何，肢体纷堕，无复存者。术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合之……乃升堂而跪，曰：“为桃故，杀吾子矣！如怜小人而助之葬，当结草以图报耳。”坐官骇诧，各有赐金。术人受而缠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儿，不出谢赏，将何待？”忽一蓬头僮，首抵笥盖而出，望北稽首，则其子也。

    历下之行，还让蒲松龄真实记下中国历史上一次大地震。康熙七年（1668）六月十七日，蒲松龄与表兄李笃之一起到济南，两人正在旅店对饮，忽听地面响声如雷，屋梁咔嚓咔嚓响……原来是地震。这次地震，淄川裂城墙数丈，摇落一千三百九十一个垛口，毀坏房屋无数。史载，这次震级达八点五级的特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蒲松龄在济南亲历此事，以生花妙笔记下中古史上最大一次地震，由近及远、由点及面，由局部到整体对地震做实录：

    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鸭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历下还给了蒲松龄山东省头名秀才的美梦和十余次乡试冲不开举人关的噩梦。蒲松龄历下得志，历下失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得感谢蒲松龄的历下失意，不然文学史上的“科举”一题，肯定少Ｎ道精彩答案。

    二 山东按察使喻成龙打聊斋什么算盘

    康熙三十二年（1693）山东按察使喻成龙请蒲松龄到其官衙。

    喻成龙乃辽东人，汉军镶蓝旗，曾随王士禛学习写诗，算王士禛的入室弟子。不知他通过什么渠道，读到《聊斋志异》，琢磨来琢磨去，下令淄川县令周统：把蒲秀才给我请到济南来！

    蒲秀才偏偏不肯来。

    既然喻大人诚意相请，又有周县令夹在里边，总不好让他左右为难，先生还是得走一趟……毕际有父子说好说歹，百般劝说，蒲松龄只好随周统到了济南按察司署中。

    喻成龙见了蒲秀才，亲切交谈，先请蒲松龄看官衙盛开的梅花，再请蒲松龄看他请当代名画家画的“梅花书屋图”。蒲松龄连写三首诗，《喻廉宪命题“梅花书屋图”》和《又二律》。诗中恭维喻成龙“品似梅花淡烟拂”，赞扬喻成龙有政绩，“大雅真能起浮衰，宁止仁声遍空谷”。说爱梅的贵官请名画家画梅，请名流题诗，居然也请我这样疏狂的在野文人，诗写得诚惶诚恐，对喻成龙颇多恭维：

    ……

    帧上名流题欲遍，犹将风雅问樵渔。

    ……

    我分笔札忆梅开，如坐春风登春台。

    此时蒲松龄可能心中“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呢！喻成龙突然相请，是何意向？如果他提出让自己入幕，如何应对？如何既能拒绝，又不得罪操生杀大权的人？

    蒲松龄做梦也想不到，又有谁能想到，掌管山东刑名监察大权的朝廷三品官“诚邀”蒲松龄来济南的真正目的，是觊觎《聊斋志异》！

    当喻成龙终于说出来——或由其心腹说出来——他想拿白银千两交换《聊斋志异》署名权，蒲松龄如雷轰顶，半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一千两银子什么概念？二十两银子够庄户人家过一年。一部书稿，能换全家五十年生活费！若如此，还用风尘仆仆、寄人篱下、梅妻鹤子？自己和儿子还可以纳贡做官。千两纹银，多现实的诱惑！

    然而，蒲松龄呕心沥血，《聊斋志异》写了数十年。渴望像屈原在中华文明史留名，渴望得到杜甫梦李白那样魂魄相通的知音。他终生磨一书，不为换钱哪怕是大钱！

    面对喻成龙丰厚而荒谬的交换条件，蒲松龄委婉谢绝。

    喻成龙想用千两银子交换《聊斋志异》署名权，是达官贵人想出名想疯了。如果再把蒲松龄变成幕宾，代自己写出一份份文采斐然的公文、书信，从朝廷三公，到六部衙门，喻成龙“才思敏捷”、“飞花粲齿”，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他又“写”了部《聊斋志异》，自然顺理成章！

    不过，喻成龙只知《聊斋志异》写得好，这本书到底有哪些内容，大概不得其详。如果他知道《梦狼》，知道《向杲》，知道《席方平》，知道《罗刹海市》，知道《公孙九娘》，如果他看到“官虎吏狼”，看到“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看到“阎罗殿上尽是阴霾，枉死城中全无日月”，会不会吓出一身冷汗？穷乡僻壤的秀才谈鬼说狐可能没事，朝廷贵官借古讽今，脑袋还要吗？

    蒲松龄不乐意交出《聊斋志异》署名权，以乡野小民、疏懒成性为由请求回乡。喻成龙还算宽厚，没苛待蒲秀才，派人将他送回西铺。

    把《聊斋志异》当作性命的蒲松龄，这次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了。

    拒绝掌管整个山东生杀大权贵官的“善意交换”，不想活了？

    可是丢了终生为之奋斗的《聊斋志异》，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如何保住身家性命？尽量说好话以自保吧！于是，我们看到《聊斋诗集》异乎寻常、“热情”到不可思议、歌颂喻成龙的三首诗。

    《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称赞喻成龙居官清廉、为民做主，尊重士子，富有文采。说他手执三尺剑，斩贪除暴；内心洁白，拒绝请托“关节”；为蒙冤被屈的百姓伸张正义；微服出游察民情，像春风甘霖给民众带来福音；在他治下，平民没有争讼，祸害黎民的豪强蠹役没有市场，恶人受到感化，不再为非作歹。在他治理之下，齐鲁诉讼日少，弦歌日增。他言辞锦绣，诗风超李太白，尊重爱惜人才更令人感动。像这样才德俱佳的好官应得到皇帝恩宠，进入三公行列，子孙都做高官，“三槐应见明允昌，七叶金貂笏满床”。

    康熙三十三年（1694），蒲松龄听说喻成龙要调京城任职，写了两首诗送行，《送喻方伯》似乎是向喻成龙委婉说明自己虽对他倾慕、敬佩，但不能追随。说喻成龙是“名贤蒞东疆，伟抱倾琪瑰”，“虚衷真爱士，煖律吹寒灰”。自己秉性古拙，口拙不能见官，只能在寒冷书斋写作，而喻成龙看得起自己，在严寒的冬日带来温暖，给一个飘泊的灵魂以安慰。没想到造物忌恨，把识才的伯乐调走，离别之际，无限怅惘。《又闻喻方伯迁京尹》描写听到喻成龙到京城任职的消息，上千人攀住他的车希望他留任，自己很想带妻儿进京城请愿，无奈没有盘缠，再一想，这期望岂不太自私了，喻大人高升能够覆盖更多的黎民，不是百姓之福？

    折杨柳，送君行。征人一簇马鸣嘶。

    飘飖鹤盖风飔飔，千人掩面攀锦鞿。

    攀锦鞿，挽朱轮，行将天上自说陈。

    虎豹卧常关，道绝苦无因。

    我将携妻子，入燕门，恨无双羽翼，资粮艰辛。

    南亦王民，北亦王民，留鞭截镫，北人怒嗔。

    覆君衣被，恐君他移，低头步念，此一何私？

    但愿登凤楼，入黄阁，

    黑头相公方年少，身如明月无不照。

    读《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送喻方伯》《又闻喻方伯迁京尹》，既非常不舒服又百思不得其解。喻成龙何许人？不过曾对蒲松龄表示欣赏的山东高官而已，其在诗坛的地位根本没法与诗坛的真正大师王士禛相提并论。蒲松龄怎能如此卖力“讴歌”？美化得不讲分寸，夸张得不合情理，“赤诚”得近于肉麻！“秋怀粲发云汉章，遒逸欲过谪仙郎”，连李白都不如喻成龙啦？缺少起码常识！“千人掩面攀锦鞿”，“我将携妻子，入燕门”，渲染造作，言不由衷。如此热情歌功颂德朝廷高官的文字，怎么可能出自呐喊“官虎吏狼”的《聊斋志异》作者之手？是蒲松龄因为受到“恩遇”而真心敬仰这位三品大员，还是因拒绝喻成龙要求、为避祸不得不违心歌颂？都有可能。实际上，不管山东省志、济南府志，还是《聊斋志异》，都找不到喻成龙如何爱民如子、如何清廉的记载，哪怕一个像张嵋放私盐小贩逃走的小故事，也找不到。这些诗歌说明，当需要恭维哪位高官时，蒲松龄能将马屁拍得舒舒服服，高帽戴得优哉游哉。读这些词藻华丽、叠床架屋的颂诗，再读读蒲松龄康熙三十二年（1693）及之后拟表中对皇帝的颂扬：

    伏以盛世尊贤，布龙文于万国；熙朝重道，摛凤藻于五云。

    （《拟四子赞》之一）

    伏以龙旗拂地，九重劳府事之脩；风诏自天，万物仰生成之大。

    （《巡河赦罪表》其二）

    蒲松龄在虚拟的皇帝面前何等诚惶诚恐、感恩戴德！如何搜肠刮肚、歌颂圣明？它们与《齐民叹》怎么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可以设想，如果蒲松龄真的通过秋闱、春闱，做了进士，成了皇帝身边的高官，他能做包公、海瑞那样捋龙须的诤臣吗？大概不能。能做苏东坡、范仲淹那样的“文章太守”吗？大概也不能。他很可能会成为类似明代台阁体代表三杨（杨奇、杨荣、杨溥）那类“颂圣德、歌太平”的人物，高唱什么“圣主经营基业远，千秋万岁颂升平”（杨荣《随驾幸南海子》）。

    幸亏历下有个彻底堵住蒲松龄做官之路的山东贡院！真该给它挂副对联：

    上联——挡住某个潜在庸碌官

    下联——造就一位天才小说家

    横批——留仙伯乐

    康熙三十二年，朝廷三品官喻成龙向蒲松龄提出以千金易《聊斋志异》的事，在蒲松龄死后二十几年，由其长孙蒲立德透露出来。乾隆初年（1736），蒲立德想把祖父的《聊斋志异》印出来，手里没钱，就向当时的淄川县令唐秉彝上了个《呈览撰著恳恩护惜呈》，其中说道：“在昔喻廉宪购以千金，未敢庭献。”蒲立德的呈子收进《东谷文集》，仅有抄本，因此知道此事的人不多。乾隆三十一年（1766），蒲松龄去世半个世纪后，刻印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的赵起杲李代桃僵，在《刻聊斋志异例言》中将喻成龙欲欺世盗名的事，硬给栽到王士禛头上。二百多年间随着青柯亭本流传，曾提携蒲松龄的王士禛一直蒙此不白之冤。真是哪个庙都有冤死的鬼。

    三 湖畔泉边晤子青

    白发苍苍的蒲松龄在大明湖畔遇到聊斋真正知音时，激动极了。

    比蒲松龄小三十岁的朱缃算得上聊斋先生最忠诚热诚的“粉丝”，对《聊斋志异》的流传起了相当重要作用。

    朱缃，字子青，号橡村居士，是贵胄子弟，出生于济南声势显赫的豪门之家。伯父朱昌祚，曾任工部侍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总督，后因抗阻鳌拜擅权被处死。康熙皇帝亲政后为其平反，朱昌祚两个儿子分别做了大理寺卿和郧阳知府。朱缃之父朱宏祚，官至浙闽总督。朱缃为其长子，朱缃二弟朱绛官至广东布政使，三弟朱纲做到湖南布政使。王士禛说济南朱家“家世翔贵，门有列戟”（《带经堂集》卷七十五《云根清壑集序》）。朱缃捐个候补主事虚衔，终生不曾做官，蒲松龄尊称“朱主政”。朱缃三十八岁去世。王士禛为他写的墓志铭说他：

    薄科举程文……独致力于歌诗……彬彬然一代之作手也。子青既盛有时名，四方胜流过历下者，揽湖山之秀，挹清泉之洁，而未识子青，则犹以为未足也，必停车结驷而造焉。

    朱缃的《枫香集》《云根清壑山房诗集》《观稼楼集》《吴船书屋诗集》，都曾刊印，其中不乏清丽之作。如《观稼楼集·酬时雨村明府，时已罢官》写得空灵潇洒：

    浮名身外掷鸿毛，酒盏诗简兴倍豪。

    我亦劳劳厌人海，从君秋水诵《庄》《骚》。

    朱缃在济南城南有富丽堂皇的厅堂楼阁，精致考究的私家园林，院内杨柳飘拂，繁花如锦，绿竹森森，阶下淙淙泉水流淌。朱缃还常带上童仆，驾上画舫，漂在大明湖上，看捕鱼采莲。他的“橡村别墅”坐落在章丘明水乡，房屋为青山拥托，清泠百脉泉环绕其舍。朱缃聪明好学，喜绘画下棋，酷爱写诗，因其父曾与王士禛同学且同朝为官，朱缃曾向王士禛学写诗，也算“诗艺出名门”。康熙四十四年（1705）王士禛经过济南曾在朱家住过十天，朱缃为他做导游，带王士禛游大明湖。王士禛对朱缃提携唯恐不力，朱缃刊印四部诗集，都由王士禛写序。

    朱缃过着富贵闲人生活，又是个文学发烧友，他在什么情况下，读到部分《聊斋志异》手稿，已无确切史实可以查实，很大可能通过唐梦赉。唐梦赉与朱缃之父朱宏祚是同年，都是顺治五年（1648）山东乡试中举，朱缃称唐梦赉“年伯”。唐梦赉早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已为《聊斋志异》写序。蒲松龄再写新作，唐梦赉总是热心读者。如果朱缃通过唐梦赉向蒲松龄借阅聊斋手稿，蒲松龄很难拒绝。蒲松龄有封《上唐太史济武先生》写道：“然所呈司内之书，无有副本，不讨之，恐归乌有耳”，说明《聊斋志异》手稿在唐梦赉手中待的时间不短，很可能从唐家“游”进朱家。

    康熙三十五年（1696）秋天，蒲松龄到济南参加乡试。乡试考完，心情很不舒畅，写了封简单、客气的信请人送给朱缃，讨要部分聊斋稿：

    到郡数日，未敢以褦襶相干，今行矣。昨所寄书，如蒙电过，望掷还也。

    没想到，一封语气冷淡的书信，引来个热情“聊斋发烧友”。朱缃接到信后，坐上华丽的马车，带着美酒，到大明湖畔毕盛钰寓所拜访蒲松龄。他的热情与诚恳令蒲松龄感动，不肯轻易登权贵之门的蒲松龄答应到朱缃家做客。第二天，借了毕盛钰家的马，冒雨跑到济南城南朱府。两人谈诗论文说聊斋，坦诚相叙，相见恨晚。秋雨淅淅沥沥下着，酒席上两个文友谈兴正浓。五十七岁的秀才与二十七岁的贵公子通过一番倾心交谈成了忘年交。在知心交谈中，连时间流逝都被忽视了：

    踏泥借马到南城，高馆张筵肺腑倾。

    岂以作宾拟枚乘，徒劳入市过侯赢。

    锦堂蕴藉诗千首，褐父叨沽酒一盛。

    公子风流能好客，不将偃蹇笑狂生。

    （《朱子青见过惠酒》）

    蒲松龄描绘自己迂拙得像自由自在的山野之民，没想到朱公子亲自穿过济南城到大明湖来拜访年老家贫、穿旧衣服、宛如魏国隐士侯赢的聊斋先生。济南城南摆着高官仪仗的朱家，像西汉梁孝王刘武在河南商丘的园子，把司马相如、枚乘等待为座上客。朱缃像唐代北海太守李邕客待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像江州刺史王弘客待陶渊明，在接待贤人高人的地方也接待淄川来的狂野之人。朱缃是青年人，而老年蒲松龄对年轻人喜欢的事早已忘怀，虽然是朱家宾客，但不是能写赋的枚乘。《朱子青见过惠酒》说明两个年龄地位家境相差很多者交往的基础是什么？是文学，首先是《聊斋志异》。蒲松龄以穷困中的杜甫自比，将贵公子朱缃比作北海太守李邕。朱缃在席上说了什么“惊人句”令蒲松龄兴奋？描绘富贵闲人的诗句能令蒲松龄“惊人”？不可能。只能是高度评价《聊斋志异》的诗句。

    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曾拟《书〈聊斋志异〉朱刻卷后》一文，说明其祖父之所以与贵公子朱缃成为契友的原因，关键正是《聊斋志异》：

    昔我大父柳泉公，文行著天下，而契交无人焉。独于济南朱橡村先生交最契。先生以诗名天下，公心赏之；公所著书才脱稿，而先生索取抄录不倦。盖有世所不知，先生独相赏者，后之人莫得而传之。

    “交最契”即交情最为深厚之意。单看这一句话，岂不会觉得奇怪？蒲松龄与张笃庆、李尧臣是青春结杜、终生友谊不变的朋友，与毕盛钜是同食三十年如同亲兄弟的朋友，难道都不如与蒲松龄仅见过几次面、通过几封信的朱缃？何况二人家境贫富悬殊、年龄相差三十岁。蒲立德明确说明：乃祖蒲松龄与朱缃的感情建筑在文学上，尤其是《聊斋志异》上。朱缃不是一般地喜欢《聊斋志异》，而是能理解蒲松龄以鬼狐史寄托垒块愁的良苦用心，能高度评价《聊斋志异》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这对于蒲松龄，实在是雪中送炭，难得知音。蒲立德这样描述：

    公（指蒲松龄）之名在当时，公之行著一世，公之文章播于士大夫之口，然生平意之所托，以俟百世之知焉者，尤在《志异》一书。夫“志”以“异”名，不知者谓是虞初、干宝之所撰著也，否则黄州说鬼，拉杂而漫及之，以资谈噱而已。不然则谓不平之鸣也；即知者，亦谓假神怪以示劝惩焉，皆非知书者。而橡村先生相赏之义则不然，谓夫屈平无所诉其忠，而托之《离骚》《天问》；蒙庄无所话其道，而托之《逍遥游》；史迁无所抒其愤，而托之《货殖》《游侠》；昌黎无所摅其隐，而托之《毛颖》《石鼎联句》……

    蒲松龄茹苦含辛写作《聊斋志异》，希望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创作成就能得到应有评价。蒲松龄与朱缃交往之前，已有高珩、唐梦赉为《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禛为《聊斋志异》题诗。但他们对《聊斋志异》的评价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上，还没有真正理解《聊斋志异》，也没有真正理解蒲松龄。他们或者把《聊斋志异》与《搜神记》《虞初新志》相提并论，认为《聊斋志异》与它们一样，是谈鬼说狐、记述怪异，为人们提供谈资；或者认为蒲松龄不平则鸣，借鬼狐寄托孤愤、劝善惩恶。只有朱缃把蒲松龄与屈原、司马迁、庄子、韩愈等一流文学大家相提并论，把《聊斋志异》看成与《离骚》《史记》《逍遥游》并肩的经典作品。这就远远超出高珩、唐梦赉、王士禛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评价。蒲松龄终于遇到一位真正理解自己的知音，一生的追求终于被人高度认可，何等兴奋！这也给子孙留下与朱缃“交最契”的印象。

    蒲松龄与朱缃在济南饮酒畅谈之后，维系二人关系的是《聊斋志异》。朱缃就抄录和评价《聊斋志异》给蒲松龄至少写过四次信和两首诗。

    第一封信写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朱缃已过录七册《聊斋志异》，尚有八册没见，“冀阅虬龙之全甲”。说明康熙三十五年（1696）两人愉快相见后，蒲松龄把《聊斋志异》手稿借给朱缃抄录，包括朱缃曾经抄过的，总共七册。第二年朱缃在信中说七册都抄完了，希望把剩下的八册再拿来让他抄。《聊斋志异》手稿共十六卷，康熙三十六年已有十五卷。

    康熙三十六年朱缃写《简蒲留仙》，把蒲松龄与传说是淄川人成仙的鹿皮翁类比，说他想到淄川拜访蒲松龄：

    岑山栖托处，谁识鹿皮翁？

    床晒一笼药，膝横三尺桐。

    蓑衣梦中绿，花影句边红。

    此际幽居者，柴门可许通？

    朱缃并未成行，蒲松龄与朱缃的诗中都没有二人在淄川相会的记载。第二封信写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朱缃向蒲松龄索要“《志异》书有未经弟抄录者”，说明《聊斋志异》最后一卷已基本完成，朱缃希望蒲松龄拿给他抄。同一年朱缃《蒲留仙过访话旧》写得真诚感人：

    旧雨情深动雁群，西风萧瑟又逢君。

    诗吟篱下狂犹昔，书著山中老更勤。

    身外浮名空落落，眼前余子任纷纷。

    泉香峰翠勾留处，且共开樽坐夜分。

    不管人生是否得意（蒲松龄再次乡试落榜），不管能不能获得功名，不管世人如何看待写鬼狐史，蒲松龄都心无旁骛、更加勤奋，一心一意著聊斋，朱缃对此深表敬佩。

    朱缃写给蒲松龄的第三封信较难确定作期，却相当重要，信中谈到对《聊斋志异》艺术特点的认识：

    暑退秋晴，伫望华不注，恍若新晤，奇矣！今披读先生文，苍润特出，峭拔天半，又不费撑弩，天然夷旷，固已大奇；且细按之，幽细刻露，蹙岚滴翠，非复人间有。然则华不注之形模，惟先生文似之；华不注之神骨，惟先生得之。非但旧契，并获良晤也。先生其许我否？

    华不注是济南的一座名山。朱缃用华不注的山势形容《聊斋志异》文势，“苍润特出，峭拔天半”，用华不注幽深滴翠，比喻《聊斋志异》语言特点。这样的分析，比高珩、唐梦赉等的评价要细致确切得多。

    第四封信写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信中说蒲松龄“新著甚多”并希望“《志异》并祈携来”，说明“新著”并非《聊斋志异》，指什么？难道朱缃也对俚曲、杂著感兴趣？朱缃要求将《聊斋志异》带来校正过去抄录的错误，说明《聊斋志异》创作已完成。

    康熙四十五年朱缃写下《〈聊斋志异〉题辞》：

    捃摭成篇载一车，诙谐玩世意如何？

    山精野鬼纷纷是，不见先生《志异》书。

    社会上“山精野鬼”多得是，正等着进入《聊斋志异》充任角色！

    朱缃还将自家经历、见闻告诉蒲松龄，让他写进《聊斋志异》。如《外国人》及《老龙舡户》，后者写朱缃父亲朱宏祚任广东巡抚时，当地发生多起客商海上失踪的无头案，朱宏祚在城隍提醒下破了此案。

    朱缃还是个笔记小说的创作者，他所著的《耳录》没流传下来，有两则被蒲松龄做了《聊斋志异》的附录。一则为《司训》后的简单记载：“道傍设浆者，榜云：‘施恭结缘。’讹茶为恭，亦可一笑。”另一则为《司训》后记载东莱贡生做沂水司训：

    性癫痴，凡同人咸集时，皆默不语；迟坐片时，不觉五官俱动，笑啼并作，旁若无人焉者。若闻人笑声，顿止。日俭鄙自奉，积金百余两，自埋斋房，妻子亦不使知。一日独坐，忽手足动，少刻云：“作恶结怨，受冻忍饥，好容易积蓄者，今在斋房。倘有人知，竟如何？”如此再四。一门斗在旁，殊亦不觉。次日迟出，门斗入，掘取而去。过二三日，心不自宁，发穴验视，则已空空。顿足拊膺，叹恨欲死。

    朱缃记载教官洋相，与深恶“帘中人”的蒲松龄不谋而合，蒲松龄拿来做附录，并感叹“教职中可云千态万状矣”。

    朱缃抄录的《聊斋志异》在他过世后丢失，朱缃之子又通过淄川张作哲向蒲松龄子孙借来《聊斋志异》手稿，雇人抄录。这部为“殿春亭主人”即朱缃之子抄录的珍贵抄本，后来成为产生巨大影响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底本，对《聊斋志异》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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