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初到北平，落脚在沙滩的一家小公寓，名叫蓬莱公寓。他住在一间坐西朝东的小房间里，每月连伙食、茶水、电费在内，要付十块钱。当时的姚雪垠尚未考虑专心走文学创作道路，而是希望通过艰苦的自学，将来能够成为史学家或中国文学史家。于是，往东去逛东安广场的旧书摊；往西去坐北平图书馆的阅览室，生活十分艰苦。往往是，每天吃过早饭，步行到北平图书馆看书，中午或回公寓吃饭，或在图书馆附近随便吃点东西。图书馆除星期一外，天天开馆，晚上九点闭馆。姚雪垠贪婪攻读，如饥似渴；争分夺秒，惜时如金。他常常等到响过第二遍闭馆铃声以后才依依不舍地从图书馆走出来，步行回沙滩。路上，特别是月下站在冷冷清清的金鳌玉螈桥上，常常想到，下月住公寓的钱如何解决，冬衣靠什么置买，长此下去，如何养家糊口（当时姚雪垠在开封结婚不久）等迫切的生活问题，不由得心中发愁。

    当姚雪垠回到沙滩时，在公寓门前一个卖小米粥的布棚里，同拉黄包车的和各种苦力挤在一起，买碗米粥一喝，觉得浑身温暖，才回公寓睡觉。

    生活越来越困难，图书馆是难以长期坐下去了，姚雪垠不得不靠投稿生活。那时把写作投稿叫做“爬文坛”，姚雪垠从此就转向了“爬文坛”的道路，并一直走下去，始终不渝。

    “九，一八”事变那年冬天，姚雪垠回到河南。为了生计，第二年春季，到豫北淇县的楚旺中学教书，秋天又到信阳义光女子中学教书。寒假回到开封，仍找不到工作，同妻子住在岳父家中，经济相当困难。

    由于贫病交加，姚雪垠不知何时，患上了肺结核病。每隔半年，就来一次大口吐血。吐血之后，有时留在北平，有时回到河南杞县大同中学居住。大同中学是河南大学教授王毅斋先生创办的，他是姚雪垠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学校各教室都用东北沦陷地方命名，用小木牌悬在教室的门楣上，如乌苏里、鸭绿江、哈尔滨等等。姚雪垠在大同中学时，跟同志们一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一二·九”运动时，姚雪垠回到老家邓县养病，他常以不曾亲自参加这一伟大的运动而抱撼。“双十二”事变时，姚雪垠又到大同中学作客。一天，教员赵伊坪被地下党调往别处工作，在他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更深入静，四五个地下党员朋友聚集在一盏煤油灯下，大家围着小方桌，一边饮酒，一边低声谈话，悄悄为他饯行。下酒菜是黄昏时从街上买来的咸牛肉和花生米之类，没有热菜。赵伊坪是诗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在快要散场时，大家要伊坪说几句话，算作临别留言。他说了几句赠言，就讲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小故事。姚雪垠被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深深打动。抗日战争初期，姚雪垠把这个故事进行了再创作，写成短篇小说，定名《红灯笼的故事》，并多次讲给救亡青年们听，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并被译到国外，连同另一篇短篇《差半车麦秸》收入莫斯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后来又成为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的一章。

    一九三七年春天，姚雪垠离开大同中学，又来到新乡，住在豫北日报社。

    姚雪垠的妻子王梅彩在老家邓县教小学，提前结束，来到新乡。两口子一齐到了北平，在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租了两间房子住下，安排了简单而贫困的生活。刚一住下，姚雪垠就开始写长篇小说《五月的鲜花》，他一边写作，一边仍到北平图书馆看书。

    好景不长，过了不到一个月，“七·七”事变爆发了。人们没有料到北平会沦陷那么快，后来连南苑也失守了。姚雪垠和妻子惦念还在老家邓县的两个孩子，岳母和妻子的妹妹，姚雪垠决定让妻子赶回邓县，自己留在北平，参加北平保卫战。可手中没钱咋办？说来也巧，《光明》半月刊主编之一沈起予先生，通过天津文理学院的李辰冬先生转汇来两篇小说的稿费。大约千字五块，这笔稿费真是雪里送炭，一部分用来送妻子还乡，一部分借给河南同乡，留一部分供自己暂时留居北平使用。

    “七·七”事变后，仍有日本人办的两家日文报纸在北平继续出版。报纸上刊登有关于住在北平的抗日文艺界人士的报道，姚雪垠的名字也被列在里边。为了掩护自己，姚雪垠好久不刮脸；留下长长的胡子，穿着半旧安安蓝洋布大褂，上了一艘客轮出了大沽口。

    姚雪垠有股倔犟劲儿，办什么事一旦下了决心，就背水一战，有进无退，不管多么艰难困苦，决不半途而废。三十年代前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死亡率相当高。姚雪垠的病没钱治，也没有条件躺下去休息，他常常认为自己难活到三十岁。尽管病魔缠身，但他没有消沉，对事业仍充满信心。他往往在大口吐血停止的三四天后，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就从床上爬起来，继续坚持写作和读书。说来也怪，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姚雪垠的肺结核病未经医治，不去管它，却奇迹般地好了。多少年后，每每检查身体，透视过后，医生便问：“你得过结核病？”姚雪垠总是回答：“青年时得过。”“怎么好的？”“不知道！”这是奇迹，这与姚雪垠执著追求，顽强拼搏的精神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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