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春，姚雪垠为工作来到武汉。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又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的名义赴徐州采访。在徐州，姚雪垠同山东来的几位打游击的青年彻夜长谈，后来就根据所获资料，用书信体写成一本小册子，题为《战地书简》，接着又写了一篇小说《白龙港》，宣传抗战和爱国主义精神。就在这时，武汉的一家刊物向姚雪垠约短篇小说。他根据游击队员的讲述，加上自己的感受，写出了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因武汉那家期刊有顾虑，姚雪垠便寄给由茅盾主编、在香港出版的《文艺阵地》。过了两个月，文章发出，茅盾写了评论，刊物到了国内，引起轰动。郭沫若、魏东明等也在《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对《差半车麦秸》给予高度赞扬。不久马耳（叶君健）又将这篇小说译为英文，又由苏联人罗果夫译成俄文。紧接着，姚雪垠又完成一部中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当稿子寄到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发表时，印刷厂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后来，从废墟中找到稿件时，中间已缺了许多页，只好残稿发表，同样引起轰动。
此时的姚雪垠，血气方刚，写作情绪高涨。一九三八年秋，他到了第五战区，又转至湖北老河口。在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开始写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拟在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创刊号上开始连载。这是姚雪垠同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他亲身参加抗战斗争，置身于“抗日救亡”的历史拱流中，直接感受，所见所闻，为写好《春暖花开的时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初期，河南开封的抗日救亡情绪十分高涨，到处是救亡宣传，救亡墙报，唱救亡歌曲，演救亡话剧，开展多种活动。上海、天津的演出队不断来到开封。像洪深、贺绿汀、崔嵬、张瑞芳等，嵇文甫、范文澜在地下党支持下，办起了“抗日游击战争讲习班”。姚雪垠仍在办《风雨》周刊，当时生活条件极差。一九三七年秋冬之交，陈荒煤和张瑞芳同他们的演出，队在开封停了一段，住的地方距《风雨》社不远。隔些日子，他们有了时间，就来找姚雪垠，要他请他们吃东西。姚雪垠就带他们走很远，到北街南头一个老头子开的小铺子里，买几个烧饼和用砂锅煨的坛子肉。平时苦惯了，吃起来狼吞虎咽，有时连五毛钱也付不起，还得向别人借。
《春暖花开的时候》既然要赶在《读书日报》创刊号上连载，就只能迅速赶写。战争年代，稿纸无处买，只能用土法造的粗纸，质松色黄。此时，日本人还经常派飞机到老河口狂轰滥炸；姚雪垠往往吃过早饭就带着稿纸同妻子王梅彩跑到郊外，向老百姓借把小椅子，在村外树下写作。他将稿纸摊在不平的小椅上，坐在土地上，两肘悬空，蹙额凝眉，低头写作。由于小椅子太低，写一阵，姚雪垠就觉得脖颈酸痛，就在这种情况下，姚雪垠的写作情绪丝毫未减。
让人担心的是，日本人的飞机随时都会出来轰炸，随时都有危险。姚雪垠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写作环境，听见从市内传来警报声时，他照例不予理睬；等紧急警报鸣起，他才抬头看看天空，引起注意。如果沉重的嗡嗡声响起，并越来越响，他就判断出是轰炸机来了，而且不止一架。附近没有防空壕，也没有别的可躲避的地方，遇到这种情况，姚雪垠和妻子梅彩只好赶快将稿纸塞进皮包，仰望天空，注目等待。倘若飞机群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飞来，并已临近，便赶快伏在地上。当时，守卫老河口的国民党防空部队的高射炮很少，也瞄不准。日本飞机俯冲轰炸和扫射，竟未将其击落。姚雪垠亲眼看着日本人的炸弹往下投，闪着白光。有时，炸弹就在他近处爆炸，弹片发出刺耳的响声。
姚雪垠的妻子王梅彩伏在他身边声音颤抖地叫道：“雪垠！雪垠！”姚雪垠替妻子壮胆说：“别怕、别怕，目标不是我们这里。”
飞机一离开他们的头上，姚雪垠就坐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土，扶好小椅子，取出土纸，等飞机的影子和声音渐渐远去，姚雪垠重新将思想集中在小说上，并伏下身继续写下去。
就在这样条件下进行长篇小说创作，保证《读书月报》每月连载不中断。有时，因日军仓皇撤退，还要到前线采访。走前，还要将小说稿多准备一些，以免发稿时接续不上。到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读书月报》停刊，姚雪垠的写作也暂时中断。
一九四三年春节后，姚雪垠到了重庆，停顿了两年多的《春暖花开的时候》又接着写下去，一边写一边分册出版，共出了三分册，又合为一厚本，算是第一部。
姚雪垠不愧以笔为枪的勇士。一九五五年，中国作家协会为抗战时期老作家颁发了纪念章，上边醒目地镌刻着：“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姚雪垠先生受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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