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瞻是连襟，当然首先去。第二位就是老朋友令狐绹，这是他在泾州就想好的，前一阵忙乱，有点怠慢了，而今确也有些事和话要当面说一下。
令狐绹目前仍在居家守丧，本不见客，但李商隐一向如同家人，故门子还是通报，主人一听是李商隐，皱了皱眉，嘴角不觉挂上一丝冷笑，但终于还是让他进来了。
李商隐见令狐绹表情冷淡，心想，传闻他对自己有所不满大概是真的，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丧父之痛未解，遂先不谈别事，而对他表示了深切慰问，顺便对自己久疏问候表示了歉意，随即要求到令狐楚灵位前跪拜叩头，表现得极为虔敬沉痛。
在这一系列动作之后，令狐绹的面色开始和缓下来。商隐询问了令狐绹兄弟们的近况并托他代为问候之后，向他告白了结亲王氏的原委和此次准备应考的打算，没敢再提拜托令狐绹关照的话。令狐绹也没说什么，只是照例问候了商隐的老母，商隐告诉他，老母现在仍在济源，由弟弟羲叟侍奉着。末了，令狐绹照例留商隐用膳，商隐借故辞谢，令狐绹也不再坚持，起身送客。
友谊这件事，同爱情一样，两个人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份上，只有自己清楚。
李商隐在回去的路上反复思考令狐绹今日的表现，感到昔日无话不可谈的亲密关系已难重现。按照过去的关系，如果令狐绹把商隐狠狠责怪一顿，那倒说明他的心还是热的。今天这样，不冷不热的，那才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令狐楚的余荫毕竟还在，令狐绹对自己的隔阂，显然还不到完全不理自己的程度。今后如何，那也只能走着瞧了。
这一点不但李商隐直觉到了，我们后世读者，从他写给令狐绹的一首诗中也能体会出来。那诗题为《酬别令狐补阙》，是在令狐绹守丧期满官复原职后所写，其中除一般的奉承外，有这样两句：“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大意是说您知道我对您令狐家的厚恩（以锦缎为喻）无法报答，但我也明白，您定会相信我的忠诚，哪肯因此对我起疑而按剑（青萍）相视？前一句是句客气话，后一句以推测来表示坚信，其实正透露了李商隐内心深深的担忧。
这首诗的结尾“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用两个汉朝典故委婉地道出了希冀令狐绹继续援手之意。[1]
李商隐就是这样，一方面竭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一方面又在诗文中向权势者卑词求援。这首致令狐诗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在我们看来，李商隐仕途和官场的坎坷还不是最糟糕的，他的精神压抑和人格扭曲才是更可怕的困厄。然而，时代和社会就是如此对待李商隐这样的知识分子的。
说起来，天下的事情真是绝难逆料。去年，当李商隐踌躇满志以为博学宏辞考试必胜无疑时，他被无情地刷落了；这次他倒是咬紧牙关横下一条心，准备再次受挫受辱，没想到却轻松地金榜题名了。尤其意外的是竟被立即委任了秘书省校书郎之职。
作为秘省房中官的校书郎，职务无非是校理兰台所藏的各类书籍，是个清高而无实权的差事，而且官阶甚低，仅为正九品上阶，在唐代官位图中属倒数第四级。然而，这又是一个初入仕者十分向往的美职。因为唐翰林院向无定员，上至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都有可能被选入翰林院。而一入翰林院，就等于到了皇帝身边，经常有可能承办皇帝直接吩咐的事务，如代拟朝旨制诰之类，也就有可能接触朝廷的核心机密，充分显示自己的从政才能，那发展的余地就大了。如果幸运，拜相封侯，都不是不可能。
李商隐当然了解这些，所以“释褐为校书郎”，在他是欢欣的。他立刻将这个喜讯驰书报予母亲和岳丈，他知道，老泰山是会马上告知雪娘的。
因为在京城尚未置产，李商隐暂时还是单身住在长安。不过，他想好了，要尽快置房，尽快把雪娘接到长安来。短短的分别，已使他想念不已，将心比心，恐怕雪娘也是如此。
他开始兢兢业业地上班了。校书郎的工作正对他胃口，秘书省收藏着历代保存下来的图书秘籍，以前只知书名，或连书名都不知道的，现在可以看个够了。这段日子，他整天沉浸在经史典籍和古人的诗文名著之中，大大满足了他博览群书的渴望，顺手还抄摘了不少精彩的篇章和段落，使他觉得自己的学问辞藻和精神世界一下子丰富了不少。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仅过了几个月，开成四年（839）初夏时分，吏部忽来调令，让李商隐离开秘书省，到弘农县去当县尉，也就是说，要由清贵之职变为尉簿俗吏。这颇使他感到意外。
他敏感到，这恐怕还是那股压抑和排挤自己的势力作用的结果。这势力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实实在在的，谁想今又追踪而至。
就这样俯首听命？实在心有不甘。可拒绝调动，自己也没理由，而且同样的先例也不少。
经过一番思考，李商隐决定不做申诉，服从照办，很快打点行李到弘农县去报了到。
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是河南道虢州属下的一个县，虽是离长安不远的一个上等县份，但其县尉的官品仅为从九品上阶，比秘书省校书郎低两个等级。
在唐朝，有人称县尉为“仙尉”，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县尉是一种俗吏，因为他位卑职繁，既要拜迎长官，又难免鞭扑百姓，对自己的身心不免有所压抑和扭曲。具体来说，县尉的职责是催交课赋租税、管理户口和捕盗缉贼维持治安，都是些琐碎而难办的事，与高雅的文化可说无关。
但话又说回来，这种差事总也得有人去干，刚刚获得进士身份者由此起步，可以获得基层工作的锻炼，对其个人来说亦并非无益，而且做得好，晋升为县令或入朝为郎，都有可能。唐朝有不少后来身居高位者，初入仕时都曾做过县尉或县丞、主簿之类的小官，如盛唐高适和中唐陆贽。当时有不少赫赫有名的诗人，中了进士或制举，甚至已做了朝官，又回头去做县尉，也并非绝无仅有。像开元年间的王昌龄，早已诗名籍籍，进士及第后，先是补了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登“博学宏辞科”，而且考得极好，却改授为汜水县尉；又如贞元年间的白居易，中进士后再登“书判拔萃科”，得官秘书省校书郎，次年又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式，反而改授了周至县尉。王、白二位都是先为秘书省校书郎，后经再考，才调任县尉的。当然，白居易不久后便当上了翰林学士，算是一步登天；王昌龄却没他幸运，几年后遭到贬谪，从此一路坎坷。看来，仕途上的顺逆荣晦说不清，但调任县尉未必就一定是坏事，一定就会从此沉沦。这一点，李商隐心里也是明白的。
真正让李商隐在县尉任上倒霉的，是他的民本思想和对为官之道的暗昧。
因为有民本思想，相信“民贵君轻”，相信“民为国家社稷之本”，李商隐比较同情穷民。他甚至想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把苦日子撑持着过下去。他特别不希望穷民们对生活绝望，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沦为官府捕捉的“盗贼”。这对谁都没有好处。这种思想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那首诗中曾有明显的流露。李商隐认为自己的想法可谓对百姓和朝廷两利，他很想把爱民和忠君兼顾起来。太宗皇帝不是把国家社稷比为舟、老百姓比为载舟的水，说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话吗？
现在李商隐手里有一点儿权力了，他对待因赋税未完而被拘入狱的囚犯，或因其他事触犯官府而其实并无大罪的刑徒，便往往比较手下留情。每天傍晚，县衙封印清点犯人，乃是县尉的职责，李商隐在执行时，总是能宽的就宽一点，能放的就放掉几个。
李商隐这样做，对维持地方治安的平安稳定，从根本上讲，是有好处的。然而，他的做法却与一般县尉不同，似乎不很忠于职守，不是站在官府一边，而是站在了穷民一边。被层层报告到上峰，便惹得陕虢观察使孙简十分恼火。一个小小县尉竟敢私自“活狱”——不是严刑追逼，而是给狱里的犯人以活路——传扬开去，那还有谁再老老实实地遵纪守法？抗交赋税或延宕不纳之风岂不要蔓延起来！那还了得！这种事他都敢做主，那还要我这个观察使何用！他目中还有我这个上司吗？！
《新唐书·李商隐传》记载：“（商隐）调弘农尉，以活狱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会姚合代简，谕使还官。”其实，弘农尉李商隐本来与陕虢观察使孙简并不直接发生关系，孙简管辖着陕、虢两州十三个县，即使不算顶头上司弘农县令，在李商隐与孙简之间至少还隔着一个虢州刺史。不知是何缘故，李商隐因“活狱”竟触忤了观察使大人。史文简省，略过了某些过程和细节。很可能是李商隐“活狱”案报到了州里和观察使府，引起孙简关注，孙简把李商隐找去问话，不免将他狠狠申斥一顿。而李商隐竟据理力争，惹得孙简更加怒不可遏，终于逼得他起了罢免李商隐的念头。
先是做了“活狱”之事，长官训斥时又不肯低头认错，不肯做出奴颜婢膝的样子，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下，李商隐如此不世故圆滑，怎会有好果子吃？
然而，李商隐此时气蒙了头，是啊，他哪受过这等肮脏气？在堂上争了几句，看出孙简不怀好意，他索性来了个当堂拂袖而去。这又哪里是一个下属对长官应有的态度！而他回到住处，还是平静不下来，竟立刻动笔写辞呈。不过，一到落笔，李商隐就小心了。这辞呈是用诗的形式写成，投递的对象不是观察使大人而是直接的上司虢州刺史，为了不太刺目，又把辞职说成请假，题目就叫《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但明白底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等孙简炒他的鱿鱼，李商隐先下手为强了。那诗倒也写得妙，在文雅的词语下喷发出灼人的火气：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
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首句说的是县尉的职守，紧接着就是一句牢骚：每天站班干这种无聊差事，让我觉得丢人，对不起那藏宝蕴玉的荆山——这里，荆山既是实写（弘农县旁有覆釜山，一名荆山），又含自比之意，更引起下文卞和在荆山（地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得玉献楚王而反遭刖足的典故。后两句进一步把牢骚发到极致：卞和献玉被刖双足固是天下奇冤，可我今天却羡慕他；因为没了双足，就再也用不着每天在县衙阶下站班和屈辱地趋走，干那些自己不屑一做的所谓公务了！这话等于是说：我宁可被刖双足，再也不干县尉的勾当了！
不知孙简当初是否拿到过这张诗的辞呈，如果拿到，是怎样的滋味，又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反正李商隐自行其是，已挂冠而去，不再上班了。而且回到家中是这样一种狂傲的姿态：
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
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
（《自贶》）
何等桀骜，又何等潇洒！晋代陶渊明的精魂此刻就活跃在唐人李商隐身上。
李商隐在心里说：给不给官做，那由不得我；可弃官不做，却由不得你了！他被一种反抗的激情所控制，体会到一种争到自由和尊严的快感，便用简简单单二十个字赠送给跨出此断然一步的自己。诗题“自贶”，就是自己赠送给自己的意思。
不过，事有凑巧，就在这当口，孙简奉调升迁走人了，新来的观察使姚合，是开元名相姚崇的曾孙。他一上任，就看到了李商隐这份诗的辞呈。姚合本人也是个诗人，而且小有名气，因为曾当过武功县主簿，诗坛上人称“姚武功”，晚唐著名的“姚贾体”，就是指他和贾岛那种偏于瘦瘠清峭的诗风。而他早就闻听过商隐的诗名，也许出于惺惺相惜，也许知道李商隐本无大错，辞职乃一时冲动，便对李商隐好言相劝，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谕使还官”。此时李商隐气愤已过，又碍于姚合的情面，也就顺水推舟回复原任了。
在弘农尉任上，李商隐又留了一段时间，直到开成五年（840）九月。那时他给一位向他请教文章的陶进士写信——这是李商隐文集中颇重要的一篇散文——落款就写的是“九月三日弘农尉李某顿首”。大概就在这之后，他终于没耐心了，向上司提出要回长安“从调”，也就是到吏部另觅差事，或再次参加制举考试。姚合看他去志已决，也就不再勉强他，准了他的请求。
这时，李商隐的家有两处，一处是母亲的住地济源，一处是妻子所在的泾州。他决定把老母和妻子都接到长安，今后就以长安为中心来谋求发展。他已经在长安城南的樊川找好一处房舍，可以落脚安家。老母在济源多年，由弟弟羲叟照料，自己当哥哥的也该负起责来，一家人在一起比较节省方便，住近京城也便于“从调”谋职，各种机会自然也多些。
这样一来，李商隐就大大地忙碌起来了。他奔波于长安、济源、泾州之间，把一个分散的家归置到一起，又筚路蓝缕地在樊南乡下建起一个新窝，实在是够费劲够辛苦的。
特别是在经济上，他本不富裕，而搬家置房哪一处不要用钱？丈人家可能会资助一点，但不会很多。他又清高，绝不肯再去开口。幸有其岳丈之妻兄弟、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李执方一向对他颇有好感。当初李商隐结亲王家，李执方就从中出过力，李商隐对他很是感激，故联络不断。现在他要定居长安，李执方知道后便着实地助了他一臂之力。当一切终于完成，可以稍喘一口气时，李商隐的心情还是不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启用了新的名号：樊南生。
樊南生此时年不到“而立”，自恃高才，文名已树，对前途还是信心十足。他完全没有料到，他所开启的竟是后来被他自己称为“樊南穷冻”、“十年京师寒且饿”的时代。[2]
李商隐家住樊川之南，距长安市中心二三十里。中唐宰相杜佑在那里有别墅，后由其孙杜牧继承。杜牧晚年曾以官俸修缮樊川别墅，并在那里居住，他的诗文集就是以“樊川”为名的。李商隐与杜牧是同时代人，在晚唐诗坛都是大名鼎鼎，人们把他俩合称为“小李杜”，与盛唐的大“李杜”李白、杜甫前后辉映。再细说起来，他俩还有点亲戚关系。杜牧有个堂兄杜悰（同为杜佑之孙），后来当了宪宗的驸马，做过宰相和节度使。杜悰乃是商隐的表兄，这样一扯，商隐和杜牧，也可算是中表兄弟辈了——当然其实是挺疏远的。
我们看李商隐的诗集，现存两首赠送杜牧的诗，写得很是热情。多么希望他们俩有更多的交往，谱写一段诗坛佳话啊。
遗憾的是，对商隐的热情赠诗，杜牧似乎没有相应的反应。当商隐在樊南安家时，杜牧也在朝为官，先任左补阙，后为膳部、比部员外郎。按说他们都在长安，又都在樊南有家，本该有机会见面的，但却没有。大中三年（849）他俩同在长安，同为牛僧孺之死撰文祭奠，杜牧写的是牛僧孺墓志铭，李商隐写的是牛僧孺祭文，而且都被时人视为杰作。一般认为，李商隐赠杜牧的那两首诗就是那时写的，但是杜牧没有回赠，而且史书和口碑中也没有他们见面或交往的痕迹。这使对他们友谊持有良好愿望的后人颇感失落和不解。究竟是何缘故，实在是很值得探讨的，这个且留待下面再说。
开成四、五两年（839、840），李商隐既有快乐也有烦恼，总的说来是在忙碌和焦虑中度过。他在忙于己事、家事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国事，他的忙碌虽与国事无关，他的焦虑一部分也是因为个人的困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忧心大唐的国运。
这两年确是唐朝的多事之秋，从后来人长时段的眼光看来，开成（文宗年号）、会昌（武宗年号）正是中唐转为晚唐的关捩点，唐朝国势下行的曲线是越发明显了。
开成四年三月，老臣裴度去世，国家顿失栋梁。
开成五年正月，文宗驾崩，他没有子嗣，于是围绕皇位，宫中各派势力展开了一场血腥的争斗。
李商隐对这两件事都非常关心，而且感触很多，在他的诗作中都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1]“弹冠”用《汉书·萧望之传》“萧、朱结绶，王、贡弹冠”和《王吉传》“王阳（王吉字子阳）在位，贡公弹冠”典。“扫门”用《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魏勃为求见曹参而每日为曹参舍人扫门，终于成功之事。两句意谓倘若您今后在位而不顾及我，那我只好再次哀告求助啦。
[2]李商隐于大中元年（847）作《樊南甲集序》，其中有云：“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十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应该也涵盖了安家之前在长安奋斗的日子。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