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度是中唐后期最著名的宰相。他二十多岁进士及第，随后在制举中登博学宏辞科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等，从河阴县尉做起，逐步晋升。在仕途中，他曾因直言论谏触怒当局，而遭到贬谪。但由于他公忠体国，勇毅多谋，在处理藩镇问题中多建功勋，特别是平淮西叛镇吴元济一役，为“元和中兴”增添了光辉的一笔，受到唐宪宗的高度赞赏和信任。
当然，他也有对立面，即使他身为位极人臣的宰相，也总有奸佞之人与之作对，诬陷攻击无所不至。但裴度一面坚持正义，一面巧与周旋，历宪、穆、敬三帝而至文宗，始终无人能够真正撼动他的地位。
作为大唐王朝的柱石之臣，裴度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旧唐书·裴度传》载：“时有奉使绝域者，四夷君长必问度之年龄几何，状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于憬俗，为华夷畏服也如此。时威望德业侔于郭子仪，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
裴度是李商隐心目中从政、执政者的崇高榜样。最使李商隐感动和钦佩的，是裴度一生遭过多少危难却百折不挠。他曾被藩镇派杀手行刺，几乎丢了性命；李逢吉等奸人处处与他为难不用说了，就是颇具贤名的元稹也因妒忌而在帝前屡下谗言。但他始终持正不阿，中流砥柱般巍然峙立，以自己的威望保障了唐朝内外数十年的安定。
现在裴度死了，朝廷给了他一份哀荣，但奸恶之人对他的攻击却并未罢休，这不能不引起李商隐的极大愤慨，一股大声疾呼的冲动海浪般撞击着他的心胸。
裴度当年率军平定淮西之后，韩愈曾奉诏撰碑纪功，韩愈以其如椽大笔写下了著名的《平淮西碑》。可是，就有人挑唆告状，说韩文过于突出裴度，未能体现大将李愬的功劳，一时纷纷嚷嚷，闹得宪宗只好下令由段文昌另撰一碑。当年推倒韩碑，和裴度死后恶人们的快意，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而这件事也恰好把李商隐崇拜的两个人绾结在一起。
李商隐不知道将来的史书会怎样书写这些史实，他决定自己先用诗来记述这段公案。
“千百年下，生人之权不在富贵，而在直笔者！”这是李商隐深信不疑的。史书固然应是直笔，自己的诗同样是一种直笔，是直笔就要忠实于历史，就要还历史以公道和良心。
《韩碑》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此诗当然不能不歌颂“元和天子”唐宪宗，但它真正的主角则是裴度，另一个主角则是碑文作者韩愈。诗歌由衷地赞美裴度大忠大勇献身报国的精神，赞美君臣同心不受干扰的合作关系；同时极力推重韩碑的史笔意义和它“句奇语重”的文风，从中体现出李商隐的政治观和文学观，而这一切显然都是有感而发，与晚唐政治和文坛状况有着密切联系。
现在让我们来诵读这首歌咏韩碑、同时刻意仿效韩愈风格的七言古诗：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
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
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
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
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
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淡天王旗。
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
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
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
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
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
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
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
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
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
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
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
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
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
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
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
呜呼圣皇及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
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
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
传之七十有三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这是一首叙事性很强，而将强烈的感情渗透于叙事之中的诗。
开篇从元和天子写起，让全诗站上观照事件的制高点。平淮西之事既与王朝兴衰存亡息息相关，是在皇帝直接关注之下进行，以下所叙便自有高屋建瓴、居高临下之势。原来，淮西藩镇割据坐大、与朝廷分庭抗礼达五十载，已经成了子孙递传的独立王国，成为唐王朝肌体上的一个毒瘤，不下狠心动大手术是不行了。但要割除这个毒瘤，就不能不牵涉到与之利害相关的方方面面，阻力极大。以前朝廷也出兵讨伐过，但因各方掣肘，总是劳而无功。现在皇帝决心任用裴度，情况才根本改观。
叙到这里，诗的真正主角出场。那就是坚决主张平藩、“贼斫不死”的“圣相”裴度。“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这两句是叙述，但感情倾向极为鲜明，显示了诗文高手于叙述中抒情的本领。从“帝得”到“不死”一连串的仄声字，读来短促顿挫，异常的节奏令读者的精神提起。
以下的叙述，点出裴度以宰相身份挂都统帅印出征淮西，点出其部下武将文官阵容的强大和士气的高涨，加上李愬“雪夜入蔡”勇擒贼首吴元济的壮举，这场平藩之战终告成功。
对于韩碑来说，以上所叙还只是背景——正因为有了如此重大的胜利，才有了皇帝下诏立碑纪念的事情。至此，诗笔转向立碑之事。
为了突出人物，也为使表现生动、笔法多样，诗人让皇帝登场表演，把下诏立碑写成了小小的戏剧场面。
皇帝说：平淮西，裴度功第一，你韩愈跟着出征，该由你写这篇大文章。
韩愈的表演更为精彩。他当仁不让，跪拜稽首蹈且舞，坦然接下撰写碑文的任务，皇帝则是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这样的描写仿佛让读者看到一小段戏剧演出，由此把诗推向高潮，逼近了全诗真正的重点——韩愈撰碑。然后用浓墨重彩勾勒皴染，突出了这位“大手笔”写作的气势及其文章所达到的高度。
对韩碑的赞颂似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接下来却是一个转折，从碑之立，说到碑之毁。还是叙述，但叙中流露出强烈的不满和遗憾之情：“句奇语重”准确地概括了韩碑的特色，四个字令人过目不忘；而“谗之天子”则仅用一个“谗”字就给攻击裴度和韩愈的人定了性。
在以上所有叙述的基础上，诗人这才亲自出来发表议论，更加直截了当、明白无误、痛痛快快地宣泄了一通。那就是“公之斯文若元气”直至结尾的十二句。没有以上的大段叙事，这些直白的抒情和议论就失去前提和依据，感人力量必大为削弱。然而叙事、抒情和议论一结合，互补互激，全诗就获得了更强的表现力度，更显得神完气足。
《韩碑》就是这样一首以叙事为主而又充分抒情说理的诗作，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交融互渗所产生的一朵奇葩。
这首诗模拟韩愈诗文风格，句子散文化，音律上平仄自由，既有七字皆平，亦有七字皆仄之句，而读来铿锵抑扬极具震撼力。后代诗评说此诗“直追昌黎”“直拟退之，殆复过之”，几成公论乃至滥调；而能够指出“诗咏韩碑，即用韩文叙事笔法”（清钱良择《唐音审体》），“叙事简明，极似（平淮西）碑文”，甚至因此得出“余尝言不熟《史记》法，不能作七古大篇”的结论（清张文荪《唐贤清雅集》批语），[1]揭示《韩碑》诗史性特色的根源，则将对此诗的分析推进了一步。
《韩碑》诗的出现，标志着李商隐思想和诗艺的深湛。此诗遂成为其诗集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历来得到诗家的重视和好评，有的李商隐诗集版本将此诗列为首篇，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是编年的，但也破例将此诗置于卷首，并解释说：“煌煌巨篇，实当弁冕全集，故首登之，无嫌少通其例。”
裴度死时，文宗尚在，文宗还来得及给他应得的褒奖和哀荣。开成五年（840）元月，文宗突然去世。[2]他既没有亲生的太子，生前又没有安排好继位人选，只好任由后宫、宦官和某些大臣去博弈了。他生前被宦官操控，而身后遭遇似乎更惨。
唐武宗之立是朝中几股势力较量的结果。对此史有明文，大致说来，当时宰相李珏和大宦官刘弘逸支持皇太子成美（敬宗之子），而两个权势更大的宦官、在甘露之变中大开杀戒的仇士良、鱼弘志则支持皇太弟李瀍（后改名李炎）。文宗一死，李、刘说他们“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这是让成美当皇帝的第一步。但仇、鱼手段更狠、动作更快，他们干脆率兵把皇太弟直送进宫中，召见百官，宣布文宗遗诏：“皇太弟宜于柩前即皇帝位”，把生米做成了熟饭。
这还不打紧，接下来便是一场以人划界的屠杀——凡以往支持成美，或动过其他念头、未能拥戴李瀍的人，无论你是王子王妃，还是宦官朝臣，都得消灭掉。于是一批人被杀，像曾为太子的陈王成美和拥戴他的宦官刘弘逸、薛季稜，像曾被议为太子的安王溶和支持他的杨贤妃等；更无辜的是那些曾被文宗宠幸的乐工和宫人，也有不少被杀或被逐。
宰相李珏和杨嗣复分别支持成美和安王溶，也是站错了队的，只是遭到远贬，还算是十分幸运的呢。后来，李瀍坐稳了皇位，回过味来，曾欲下诏追杀李珏、杨嗣复，亏得新宰相李德裕、崔珙等获讯上朝力谏才算保住了他们两条命。
朝廷里那些争斗，李商隐未必清楚。对李瀍其人，他几乎毫无了解。他不知道这个新皇帝将会如何治理国家，更不知道唐朝是否能在他手中实现中兴。
倒是对已死的唐文宗，李商隐颇有点哀悯和同情。记得甘露之变后，自己曾在《有感二首》诗中对文宗有过讽刺，那以后才逐步了解到文宗其实是真心锄除宦官的，只是用人不当，被宦官反噬，进而反制。从此，宦官，特别是手握兵权的两个禁军中尉更加骄横怙权，根本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有时甚至当面围攻数落他，说要不是他们，他这皇帝早就当不成了。
唐文宗受制于家奴，长期心情压抑，有一次竟忍不住向大臣泣诉自己不如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3]这些情形，李商隐虽知之不详，但也曾多少听说过，不免产生“哀其不幸”之情。据说唐文宗儒雅好诗，尊重文士；生活比较节俭，多次减免地方的赋贡，还曾不止一次释放宫人和宫中女乐。对这些，李商隐当然也都有所了解。然而，他想，皇帝如此，为什么唐朝的国运还是一如既往地走下坡路，毫不见起色？现在唐文宗死了，一个新皇帝开始执政，他是怎样一个人？唐朝的前途又将如何？
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甚至并不是所有文人士大夫都会关心这些问题的。但李商隐却是位卑不忘忧国，他关注着，思考着，并用诗的形式表达出他的焦虑和悲哀：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薫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这首诗题为《咏史》，其实却是为悼念唐文宗而作。前四句从道理和事实两方面强调了节俭的重要，从而充分肯定了唐文宗。李商隐这样写，也许因为内心深处对《有感二首》讽刺文宗多少怀有歉意。但正视文宗在位的作为和遭际，李商隐不得不指出他非但一事无成，而且处境可悲。
“运去”一联，既有慨叹、惋惜和某种开脱，又有深沉无情的裁断和盖棺论定。时运已去，所以再也难逢千里马了！这是诗面的意思，似乎把责任推给了时运，可言下却含着这样的意蕴：就是遇上千里马，恐怕时运不佳的您也驾驭不了吧！
“蜀山蛇”也是个比喻，就唐文宗而言，指的是宦官。宦官像粗悍无比的蜀山之蛇，就算您曾是五丁力士，但若勇力已丧失穷尽，又怎么可能拔得起它们？这一联是全诗的核心，直指唐文宗平生最大的心病和痛处，其内涵相当丰富，措辞也十分有力，有令人过目难忘的功效。所以，它也和别的许多精妙诗句一样，读者总能从中发掘出字面以外更多更深的涵义。
后世读者似乎更愿意把这两句当作李商隐对唐朝历史命运的估计和悲叹，犹如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写景怅惘看作是对大唐衰亡的悲观预感那样。
“蜀山蛇”既可以比喻弄权欺主的宦官，当然也可以指野心膨胀、尾大不掉的藩镇。唐朝最后不就是被割据为王的藩镇们瓜分而亡的吗？这样一理解，“运去”一联的思想意义自然更深更广，而且也确实与晚唐的历史趋势相合。
人们因此佩服诗人李商隐的政治敏感和预见能力，这当然不错，但我们还应该感谢的乃是读者的积极参与和再创造。其实，从尾联来看，它本来确实不过是唐文宗的悼诗而已。“几人”句用了一个有关唐文宗的“今典”——他于夏日和学士联句，曾对柳公权的“薫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表示激赏。“终古”句则用了一个“古典”，以大舜崩于苍梧之野比拟文宗之死。两句合讲便是：在文宗生前，曾有些人幸运地与其联句唱和，而如今人们却只能为他的死亡而哭泣了。
后来，在会昌六年（846）唐武宗李炎去世时，李商隐也曾为他写过悼诗。但那三首悼诗是标明《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的，那为什么悼念唐文宗却要用《咏史》为题呢？李商隐的理由我们无法知晓，我们可以试做分析。
比较一下悼武宗的三首，《咏史》诗的思虑显然要更深沉些。哀挽武宗，基本上是就事论事，而《咏史》诗则从文宗之死想开去，想到历史，想到未来，想得更远更多更深，所以才特意不以悼念命名。
这首诗以文宗之死为契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疑问：一个皇帝如何治国才最有效？做皇帝，节俭固然重要，但是否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更重要的品质、智慧和能力应当具备？《咏史》诗没有给出结论，我们也不指望从一首诗里得到多么高明周详的答案，但诗人能够把问题醒目地推到读者面前，使他们不能不思考，这就很了不起。李商隐后来还写过不少咏史诗，但多是嘲讽一些具体的人事，绝少像这首《咏史》般纵观鸟瞰，目光和思考如此宏观深远。
开成五年（840），唐朝在皇位交替中度过，宫内气氛紧张，官员频繁调动，市井却还平静。李商隐关注着这一切，同时忙着自己的家事和从调之事。
接下来唐武宗执政的六年，年号会昌，政坛风云变幻，由文宗时代的牛李纷争，变为李德裕的一党执政，牛党诸相则贬去远方。由于武宗信任李德裕，专用李德裕，而李德裕政治上也确实精明强干，会昌朝总算在艰难竭蹶中办成了几件大事，如平泽潞、击回鹘、巩固西北边疆等，被历来史家称颂不已。
然而，长时段地看，武宗一朝，并未能遏制住唐朝国力衰退的总趋势。武宗本人酷信道教，沉迷于服药求仙之事，结果年纪轻轻便一命呜呼。武宗之死，当然又要引起宫中的一番震动。这次上台的不是什么皇太子、皇太弟，而是比已故文、武二宗辈分更高的皇太叔李怡，就是后来的唐宣宗，他改了个年号叫大中。
大中时代朝政的最大特点是一切“反会昌之政”。于是朝廷官员又一次大换班，牛李两党的地位整个地翻了过来。李德裕从宰相的高位上被一直贬到崖州（海南岛），牛党诸相则被召返京。朝廷政治就是如此反复无常，而李商隐却无论在会昌年间还是在大中年间，都没有获得晋身的机会，更不必说施展才能了。正如他两句诗“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4]所说，那低级官员所穿的草色青袍像是跟定了他一般，只有白发却每天有新的长出。他叹息，他无奈，但就在写这首题为《春日寄怀》诗的时候，他的从政之心还没有死，他还“欲逐风波千万里”，还想投身扭转乾坤的报国大业，哪怕为此经历万里风波，也在所不辞，只是“未知何路到龙津”，徒有一片赤心，却无路请缨。
李商隐在会昌、大中年间的遭遇和他的奋斗，我们下面还要细说，这里只是先提一个头而已。
在以往的李商隐研究中，曾认为他在开成末、会昌初有过一次“江乡之游”。江乡，也就是江湘，指的是湖南湘江洞庭湖一带，中心是潭州（今湖南长沙）和岳阳。
这个说法是清人冯浩《玉谿生年谱》和《玉谿生诗集详注》中提出来的。冯浩在为李商隐诗编年的过程中发现有不少诗与江乡有关，从而提出了李商隐江乡之游的假设，获得过不少学者的赞同。但近年刘学锴教授考证，认为开成、会昌之交，李商隐正忙于家事和自己从调的事，频繁地奔波于济源、长安、洛阳、华州、许州之间，证据是这段时间他为各地长官如华州刺史周墀、陈许节度使王茂元等代笔过许多文书，不可能分身跑到湖南去。
这样，原先由冯浩编在开成、会昌之交的李商隐一系列诗作，都必须重新考虑。这还不要紧，因为冯浩本就说明自己的假设“全从篇什中参悟得之”，[5]即他是根据读诗的理解来将它们编年，并不是这些诗中存在着某种铁证。现在换了一种理解，把这些诗移后六年多，放到李商隐大中初随郑亚去桂林、路经湖南时所作，也可以讲得通。
但有一件事却有点麻烦，原说李商隐开成末有江乡之游，还有一个重要情节，是他曾于湘阴的黄陵庙与亦师亦友的刘 见过面，而此次分手之后，李商隐是返回长安，刘 则去了贬所柳州（今广西柳州），不久就死在了柳州司户任上。过了一段时间，李商隐才得知噩耗，痛惜朋友的逝世，他写了四首诗来悼念刘 ，同时借此一泄怀才不遇的愤懑。如果冯浩的假设不能成立，李商隐没有江乡之游，他和刘 的见面和送别又应于何时何地呢？
巧的是出土文物中发现一方《刘珵墓志》。刘珵是刘 的儿子，他的墓志中说刘珵“烈考讳 ，皇秘书郎贬官，累迁澧州员外司户”。这与两《唐书》的说法不同。
《旧唐书·刘 传》说刘 应试被斥后，令狐楚、牛僧孺先后“辟为从事，待如师友。位终使府御史”，虽未言明刘 卒年，但似乎有终于幕府的意思。《新唐书·刘 传》则说他是“贬柳州司户参军，卒”。二传都没有提到刘 “累迁澧州员外司户”，因此这是一条新材料。
刘学锴教授据此认为，刘 并未死于柳州，而是在大中二年（848）从柳州量移后再迁至距京城较近的澧州（湖南）。就在从柳州北去澧州的途中，跟李商隐（他当时从桂林出使江陵，事毕正要返桂）见了面，并在湘阴的黄陵庙分手，临别，李商隐有诗相赠，就是那首著名的以“江风扬浪动云根”开头的七律《赠刘司户 》。此后不久，刘 就死在澧州或江州。
追寻古人的行踪，因为材料短缺，免不了假设和推测。尤其是根据诗歌作品来确定作者的行踪，往往只能近似，很难十分确切。冯浩关于李商隐江乡之游的假设自己并不敢断然肯定，后来的学者有赞成的（如张采田），也有质疑的（如岑仲勉），刘学锴教授后来居上否定冯说，提出了新的假设，但仍有学者坚持冯浩的观点（如周建国）。看来这个问题还可讨论，可暂不作定论。而我们为诗人作传，也只能酌取一种假设，先把故事说下去。
[1]此处钱良择和张文荪语，皆转引自陈伯海《唐诗汇评》李商隐《韩碑》诗下。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韩碑》诗后引钱木庵云：“赋韩碑即学韩文序事笔法，神物之善变如此。”而陈伯海书引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则谓朱彝尊曰：“题赋《韩碑》，诗定学韩文，神物之善变如此。”所云大同小异而主名不一，兹录以备参。
[2]《旧唐书·文宗纪》说文宗死于开成五年正月初四，《武宗纪》说他暴卒于正月初二，初四应是对外发丧之日。
[3]《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文宗四年十一月：“乙亥，上（文宗）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
[4]李商隐《春日寄怀》：“世间荣落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研究者多认为此诗作于会昌五年李商隐闲居永乐为母守丧之时。
[5]见冯浩《玉谿生年谱》开成五年下，《年谱》附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玉谿生诗集笺注》，1979年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