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人新政

    雍正时代的政策确实是苛严了一些，乾隆即位之后，为了作一调整，提出“宽严并济”的主张。他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在这样的政治思想指导下，他作出不少重翻雍正朝旧案的事也是意料中事。

    雍正死后第三天，即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下令将贵州苗疆用兵视为“紧急之事”。本来在雍正末年因为古州地方苗变，官兵剿抚不力，应变欠妥，以致变乱扩大，而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行事乖张，特别是不懂军事的张照，“挟诈怀私，扰乱军务”，结果让雍正皇帝都有了“弃绝苗疆”的念头。乾隆在父皇死前一直负责苗疆军事的责任，熟悉内情，因此到他自己执政后，他又“不法祖德”地违反他父亲的政策了，他坚持主张用兵并改土归流。他也了解过去苗疆用兵之所以失利，除了文武不和、剿抚未定之外，主要是兵力没有集中攻苗，以致效果极差。他立即以张广泗为经略，寄以专征之任，让他拥有政军大权，号令、率领六省官兵，直扑苗寨，到乾隆元年春夏间，苗寨“罔不焚荡铲削”，到同年六月平定了贵州的苗变。其后又免赋设屯，安定苗区，尊重苗俗，苗民也守法生活了。乾隆上台后的新政，不但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对苗疆发展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乾隆在受封宝亲王后，也在雍正政府中处理过西北准噶尔用兵的军务。可是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事因为早在雍正九年清军大败和通泊之后，雍正帝已有息兵之意。当时清方缺乏将领，军威不振，军费浩繁，种种原因，想与准噶尔议和，而准部也因与邻部喀尔喀多年战事元气大损，故也有意休战。雍正十二年八月双方已开始谈判，只是划界问题未决。雍正去世后，乾隆了解对准部用兵不易，上台后便制定了基本方针，即息兵、守边、议和，他知道必须固守边疆，才能遏止准部的野心，才能保持双方真正的和平。尤其是他即位伊始，若耗费巨额军费，全国难得安宁。不过乾隆对准部交涉时，仍保持有备不惧的态度，他告诉准部：若“自不揣量，犯我边境”，则“准噶尔螳臂之力，劳师涉远，岂能有济！”清方与准部的和议不久后达成，二十多年来的西北边乱，从此得到平息，而准部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逐渐通畅，乾隆皇帝的声望与统治地位也更进一步地建立与巩固起来了。

    乾隆皇帝基登之初，不但注意处理好边疆事务来安定政局，他也强调“民为邦本”的传统儒家主张。在即位后的二十二天，他就颁降了一道又长又重要的谕旨，谈到他爱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本固邦宁”、“爱养元元”等问题，他决心要处理好君民关系。他要让人民有“恒产”、“恒心”，因此他告诫大臣：“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也。”他在登极大典后，立即颁降恩诏大赦天下，其中有一条规定：“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着该部查明具奏，候旨豁免。”二十天以后又降旨：“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在民欠者，一并宽免。”这次蠲免的范围很广，数量很大，全国各州县，凡有拖欠钱粮者，都一律免除了，这对贫民真是一大善举。在此同时，乾隆又先后颁布多道谕旨，减免一些地区的过重正额赋税，划一赋税征收标准，禁止滥收耗羡，限制各级官吏的额外剥削，又裁除一些地方性的苛捐杂税，非法摊派，其中具体而影响大的如：禁止地方清丈土地，虚报升垦；废弃由官府掌管民间房地产交易的《契纸契根法》，还给人民买卖自由；禁止地方官工程派捐；停止没有实效的《营田水利法》等等。这些措施确实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与官府的剥削，改善了人民的经济生活。

    乾隆也对于一些绅衿士子表示了关切，改变了他父亲的严厉政策，下令将对生员欠粮、包揽词讼的处分予以放宽改缓，并对于以前因“抗欠国课”而褫革的举贡生监，分别赐恩开复。不久更规定“嗣后举贡生员等概行免派杂差”，充军的犯人中，“有曾为职官及举贡生监出身者，一概免其为奴”；另外，“生员犯过”，地方官当先详学臣批准，始能“会同教官于明伦堂戒饬，不得擅行饬责”。读书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乾隆如此尊重他们，无异是在地方上安置一批效忠的安定大军，对于他的统治是有助益的。

    雍正时代因为政治斗争或是能力不好而被处罚的官员很多，乾隆为执行他的中道，即位后就将两千多名废官，颁降恩诏悉数宽免。后来又下令给在京城的大小官员各加一倍的俸银，中央与地方的佐杂官员也发给养廉银，藉以增强官员的向心力，为乾隆加添了很多政治资本。

    雍正在世时，曾经大量增设府、直隶州、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对亲民官员的任用也作过一些改变。当时情形是直隶州属于省，省的官员题授由总督与巡抚进行，这些地方疆吏因而具有新增地方行政官的考核与任用权，而最后大权却操在皇帝手中，所以雍正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全面调整了官制，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皇权。乾隆继承皇位之后，他认为改隶州县，“百弊丛生”，增设官员，“事绪益纷，供给逢迎，闾阎滋扰”，破坏传统官制，应该恢复旧章。

    雍正皇帝又倡议给“乐善好施”的人叙用的报答，这一措施原本是想让一些有钱的官僚、地主、商人捐出一笔钱来帮助政府赈济贫民，以缓和贫富对立及人民与政府间对立的关系；不过议叙是给出钱的人一种政治酬庸，具有卖官的性质。乾隆同意大臣的看法，认为“好施”的人“趋捐助以博功名，假好善之虚声，启夤缘之捷径”，根本是“另开捐纳之条，而胥吏土豪，乘此得以侵蚀”，因而下令不许再陈奏乐善好施的奖叙办法。此外，雍正又大事嘉奖拾金不昧的人，这固然是美化风俗、改善社会风气的好办法，但是这项藉以表明风俗淳美、世道清明的政策，倡行后不久就弊端百出了，有人弄虚作假，谎称拾金不昧，领取奖赏。官员甚至也有制造拾金不昧而猎取名声，为升宫铺路的。乾隆继统后，立即加以限制，规定若有人真是拾得巨金，州县官可以酌量奖励，不许申报上司，督抚大吏亦不得以此奏陈皇帝。可见乾隆也不同意他父亲的这种“宣教”方法。其他还有“岁举老农”旌奖与派官员到福建去改正方言等等，乾隆也觉得真正勤奋老农的选拔被乡曲无赖把持，而福建人改学官话可以从本省教职中挑选熟晓官话的人去“专司正音”工作就好。他又推翻了一些父皇的政策与主张。

    雍正朝因政治斗争而发生多起文字狱。乾隆上台后为消除官吏与士子的疑惧心情，他曾颁降多道谕旨，强调“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机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若以避忌为恭敬，是大谬古人献替之意，亦且不知朕兼听并观之虚怀”。不但口头说得好听，同时乾隆又用法律来保障文字的某些自由，他规定“妄举悖逆者，即坐以所告之罪”，承审官吏“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人人罪律论”。乾隆即位之初有如此气魄，使得他执政早年政治界一度出现比较开放的局面。

    乾隆既如此关心边疆与全国各省的富强安乐问题，当然他也会重视满洲本族的事务。当时满族最大的问题是族人的生计。根据乾隆即位后不久的谕旨，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八旗生齿，日渐繁庶”，“八旗兵丁，寒苦者多”，皇帝虽不断施恩赏赐，但旗民“领钱到手，滥行花费，不知爱惜”，因此旗人的生计十分困难。八旗贫穷的问题事实上从入关之后就逐渐产生了。因为清初他们参加了打南明、剿流贼、伐三藩几大战役，旗兵伤亡惨重。同时他们因自备军装战马，费用很多，因此到战后大家都变得贫穷，而满族高层人士又变得奢侈腐化，挥霍银米，家产耗尽的大有其人。康熙中期，天下承平，八旗人口大增，据统计北京一地的满、蒙、汉旗人，兵额约十万之众，当时钱粮并未增加，“以数丁、十余丁之人，食一甲（即一名士兵）之粮”，显然生计艰窘不堪了。

    满洲人丁的贫穷化，会给清朝统治权带来威胁。因此从康熙朝起，政府就极力设法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康熙时代主要的是以赏赐银两的方式，希望旗民能“营运有资，不尤匮乏”，可是旗人不善经营，更有懒惰嗜赌的，因而无法解决问题。雍正帝想到移民回东北老家，兴办“井田制”，但移居的不到二百户，而且最后有九十户又回到北京。乾隆也确认八旗是“国家根本”，不能不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除“频颁赏赍、优恤备至”外，又宽免旗人亏空银钱，赐还部分官员获罪革退的世职，并增加养育兵名额，帮助旗人赎回民典旗地以及大力推动回流东北的移民政策等等，效果显然比他父祖两代为佳。八旗生计的不能完全改善，是有多层原因的，乾隆可以说是尽了一己之力了。

    乾隆皇帝即位初年对他父亲雍正的政策作了不少调整与修正，对于他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对清朝中期政治形势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仅从他违反父命或不法祖德一端看才对。

    二、强化专制政权

    雍正皇帝在位时，很多政策都是为巩固他的统治权与强化他专制君主权威而设置的，他的儿子乾隆上台后常见有违反他父亲的行事，是不是表示这位新君有意改变专制政权，趋向于开放路线呢？答案是他不亚于乃父，仍是一位专制集权的领导人。

    雍正元年，皇帝宣布储位密建法，暗中写下弘历的名字，收藏在金匣中，当时无人知晓弘历是储君。不过在雍，正七、八年间，皇帝突然生了大病，以为一病不起了，他召见重要的王公大臣等人，告诉他们立弘历为继承人的事，并命令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辅政大臣。没有想到皇帝后来病好了，但储位密建事已曝了光，在某些宗室重臣之间已经不是秘密了。雍正十三年皇帝逝世当晚，张廷玉等宣读了雍正亲笔书写的继承人名，弘历在得到合法皇位继承权之后也任命允禄等四人为辅政大臣，这是那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事。

    辅政大臣的设置意味着乾隆的皇权尚不具备全权掌炳新政的地位，即一切政务仍有四位王公大臣参与决定。然而乾隆皇帝常说：“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这样一位绝对专制主义者，如何能容忍呢？老于世故的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在“辅政”了三天之后，便向新君乾隆提出更名的建议了。他们认为“辅政”一词不妥当，康熙初年曾经设辅政大臣，因当时康熙年仅八岁，没有理政能力，所以需要元老重臣来代理政务，辅佐幼主。现在弘历已二十五岁，且具备学识能力，不须辅政人员，沿用康熙初年“辅政”之名，不但名不副实，而且对新君也不尊敬，更可能使人联想到鳌拜那些跋扈的权臣与政争的后遗症。因此鄂尔泰等要求乾隆仿照雍正初年的例子，皇帝在居丧期间，可设总理事务王大臣代为办事。对于这一要求，乾隆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显见他内心对元老重臣们分权是介意的。

    总理事务大臣与辅政大臣不同处就是皇帝对总理事务大臣们的权力有所限制，皇权的地位无形中增高增大了。但是乾隆对此似乎仍不能满意，在他居丧期间，他和几位总理事务大臣间因权限不清而发生过不快，总觉得他们的权力过大，于是在允禄等四人外，乾隆又任命了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等多人加入总理事务处办事，以限制并分散前朝老臣的权力。即使如此，乾隆仍觉得他的皇权不能延伸与加大。终于在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一月，服丧满二十七个月后，趁允禄奏请辞去总理大臣事务时，他干脆宣布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雍正时代成立的军机处，重组中央核心集团，老臣只留下鄂尔泰与张廷玉，实际上是借用他们多年从政的经验，另外加上乾隆所信任的人，如公爵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作为皇帝直接指挥的军机大臣。如此改组当然对乾隆时期皇权的进一步加强，发生极积的作用。

    军机处在雍正年间一直只是个专管军务军需的单位，并不能算是中央最高权力机关。在雍正死后乾隆即位不到两月，皇帝还曾下令废掉军机处，由总理事务处取代其职掌，甚至认为军机处是前朝败政之一。不过当他与皇叔允禄、允礼以及前朝元老大臣们发生摩擦之后，他想到军机处的妙用了，因为军机大臣全由皇帝特简，也就是说可以找一批自己的亲信来军机处任职，完全作皇帝的御用工具。雍正年间，军机大臣向例不超过三人，乾隆则增多为六人，而且规定宗室不能担任军机大臣，以防大权旁落。又首席军机则必须为满人，以保证满族的主导地位。另外，皇帝遴选军机，可以不计资历，只重忠诚，以便贯彻皇帝的意旨。乾隆又通过各种手段，削弱中央与地方各机关的权力，使军机处所管事务增多，权力也加大，后来竟发展到“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中央与地方各机关的事“莫不总揽”。“内则六卿、部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敬事房；外则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至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从此军机处的地位超过了中央其他衙门。不过，乾隆这位有智慧的政治家，虽然让军机处权大位高，他却是始终不把军机处变成真正的中央大衙门。例如他不为军机处立办公衙署，不设专官，所有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都是兼职人员，从中央各部院调来的，甚至薪俸仍在原单位上领取。军机处官员只是皇帝高级秘书幕僚班子，他们没有实权。军机处权力的扩大，只是乾隆皇帝个人权力的扩大。恢复军机处使得自清初以来议政王大臣、总理事务王大臣这些人的权力被剥夺，同时也使明朝以来的内阁机关形同虚设了。由此可知，乾隆恢复军机处对强化专制君权统治是绝对有助益的。

    乾隆为了集权，他也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对中外官员的控制。当年不像今天资讯发达，皇帝身居九重，要想了解天下事是极难的。所幸古人很早就发明了章奏制度，由中央与地方的高级官员向皇帝呈送书面报告，以传达各种情形。清朝在康熙年间，又发展出了一种“密奏制度”，就是臣工们可以秘密地缮写报告，直达君前，不必经过中央其他衙门，因而报告内容不致曝光。雍正时期又加强了密奏功能，到了“小报告”满天飞的境地。当然皇帝藉着各级官员的提供资讯消息，了解到了很多京中与外省的情形，对他的统治大有益处。乾隆当然深悉其中妙用，即位之初就下令官员们可以“照前摺奏”，并一再的扩大具摺言事官员的范围，增加报告人就是增多消息来源，后来更“改题为奏”，大家都用奏摺，不再重视透明化的题本了。因而在乾隆一朝，很多政争、贪案、官员操守、仕绅思想、秘密宗教、地下会党、各路军情、人民生活等等情况，都是由奏摺首先传达到御前的，并让乾隆能掌握先机予以处理。经由奏摺不但加强了对官员的控制，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尽管乾隆一上台就强调中庸之道，反对他父亲时代苛严的行事作风，可是为了有效控制大臣，他也是以严刑峻法、动辄诛戮以达到目的的。乾隆六年，皇帝一口气就杀了三个满洲籍的贪官，有中央兵部的尚书，也有地方的大吏，因为他了解贪污官员欺上瞒下，互相包庇，影响官场风气，更容易在政治上形成对皇权的离心倾向。他不但严惩贪官，其他高级官员犯罪被处死的也时有所闻。他确是以重刑震慑臣属而收加强专制统治的效果。

    尽管乾隆皇帝从重组中央核心机构、恢复军机处来任用亲信，维护皇权；同时又利用密奏制度收集情报，以了解京中与外省政局；并以严厉手段震慑群臣，使他们效忠；但是皇权并未能完全伸张，因为一则八旗亲贵的旗权又见高涨，威胁着皇权，再则雍正朝旧臣的势力相当强大，特别是鄂尔泰与张廷玉的党人很多，影响到皇权的统于一尊。为了专制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建立，乾隆皇帝必得对宗室亲贵与佐命重臣进行政治斗争了。

    三、皇室操戈

    雍正皇帝虽然为他儿子弘历做好了很多的妥善安排，让弘历在继承皇位的道路上畅通无碍，然而康熙的子孙众多，即使经历雍正一朝的无情杀戮与打压，宗室里的野心家与有心对抗皇权的人依然大有人在。当乾隆帝弘历即位后不久，皇家的恶斗又发生了。

    乾隆初年的皇室操戈，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少数皇室成员不能登基而不甘心所致，另一方面也与乾隆自己的想集专制大权有关。乾隆为做一个彻底的专制国君，他只有对离心的皇家亲人进行整肃了。

    乾隆当时要整肃的皇家宗亲约有三种对象，一是权重的长辈，二是觊觎皇位的宗人，三是对他大位有威胁影响的至亲。

    权重的长辈在乾隆即位后只有允禄与允礼二人，他们分别是乾隆的十六叔与十七叔。这两人在康熙末年因年幼没有涉入继承斗争，雍正得位后，非常善待允禄，首先让他成为庄亲王博果铎的过继子嗣，因而承袭了庄亲王爵位，并继承了博果铎的大笔遗产。雍正八年因为怡亲王去世，皇帝失去了爱弟与宠臣，允禄也由此被雍正所重用。允礼也是雍正皇帝的爱弟，在雍正时受封果亲王，先后管理理藩院、户部事务，兼宗人府宗令。雍正死亡之前，命允禄与允礼为乾隆的顾命大臣，与鄂尔泰、张廷玉同为辅政大臣，后来辅政大臣更名总理事务大臣，允禄仍位列诸人之首，并食亲王双俸，乾隆崇敬他可谓无以复加。允礼虽然没有像允禄那样的得到旷典殊恩，但是在当时中央政府中也是位高权重、不可一世的。允禄与允礼既然权势日重，又以皇叔与前朝顾命旧臣自居，显然会令乾隆不满，甚至在处理政务上发生摩擦。

    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一月雍正皇帝二十七月丧满之时，乾隆下令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军机处，他为了加强皇权，乘机也将两位皇叔排挤出了军机处，以杜绝皇室旗权再干扰政权，侵害皇权。事实上，雍正时期的军机处大臣只有三人，而以皇室亲王一人为首。乾隆恢复军机处之初，简任军机大臣六人，但赶走了允禄与允礼，实在又是不法祖德的行事。允禄与允礼被剥夺大权高位后，当然心怀怨望，不过也不敢反抗，只得小心行事，以免进一步被罚。乾隆三年二月，允礼因病去世，允禄便成为乾隆的大目标了。允禄之所以变成乾隆的眼中钉，主要因为他在退出军机处之后，并未能离开多事的政治圈，相反的他与皇室中一批反乾隆的人经常在一起，让皇帝怀疑到他们似乎有对他不利的密谋行动。乾隆的疑虑也并非是无因的，事实上在允禄离开军机处之后，皇室成员中的弘皙、弘昌、弘皎、弘异、宁和等人，就成了允禄家的座上宾，“往来诡密”。这些人都是大有来头的，如弘皙是康熙朝皇太子允初的嫡长子，他的父亲原本是皇位继承人，由于政争被废，当然也影响到他的前途，破灭了他当皇帝的美梦，雍正与乾隆都对他不错，但一般的名位是填不了他的欲壑的。在雍正的淫威下他不敢有所表现，乾隆新上台他便蠢蠢欲动了。正好十六叔允禄又失意政坛，双方很容易情投意合。弘昌、弘皎则是康熙十三子允祥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在雍正朝很受重用，是当时的大宠臣。弘昌因鲁莽狂妄在雍正时被父亲圈禁在家，乾隆即位后下令恢复他自由，并加封他为贝勒，但他对雍正一家一直没有好感，对雍正的得位尤其不满，因而他对乾隆也并无感恩之意，反而与弘皙结成一帮，非议朝政。弘异是康熙第五子允祺的长子，“生性好事”，康熙末年就参加继承政争，雍正即位后打击异己时，弘异也在黑名单内，丢掉了世子身份，并予以圈禁。乾隆为和缓皇家关系，登基后特别重用他，让他担任火器营都统，这是八旗禁军的要职，也可谓待他不薄了。可是这些失意的皇亲，始终心怀怨望。

    乾隆四年九月，皇帝终于采取断然的行动了，他下令将弘舁革去都统之职，锁拿来京，交宗人府，原因是他“诸事夤缘，肆行无耻”。皇帝并谕令王公宗室以弘异为戒，力除朋党之弊。不久之后，皇帝又颁降谕旨说：“伊（按指弘异）所从事之人，朕若宣示于众，干连者多，而其人亦何以克当。”显然乾隆是指出弘异是受人指使，而其他牵连的人似乎还很多。同年十月间，皇帝果然将允禄、弘皙、弘昌等人的“结党营私”实情揭发，命令将他们交宗人府收审，皇家的恶斗台面化了。

    经过宗人府的调查，皇帝说出他们的罪状了。允禄犯的是与弘皙、弘舁、弘昌等人“私相交结，往来诡秘”，此外允禄“唯务取悦于人，遇事模棱两可，不肯承担，唯恐于己稍有干涉”，这是“全无一毫实心为国家效忠之处”，也应予惩罚。弘皙则有大罪三条：一是对皇帝毫无敬谨之意，唯以谄媚庄亲王允禄为事；二是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三是在事情败露后当宗人府听审时，仍不知畏惧，抗不实供。至于弘异、弘昌等人，则都定了他们“群相趋奉，结党营私”、“擅作威福”等罪。宗人府向皇帝建议将允禄、弘皙、弘异、弘昌等都分别处以革爵、圈禁的处分，不过皇帝没有完全采纳，他只在谕旨里说：

    庄亲王乃一庸碌之人，但弘皙、弘异、弘昌、弘皎等无知之辈，群相趋奉，恐将来有尾大不摔之势。庄亲王从宽免革亲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俱着革退。弘皙革去亲王，免其圈禁高墙，仍准在郑家庄居住，不许出城。弘羿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晈从宽仍留王号，

    终身停俸。

    经过这一次皇室斗争，乾隆皇帝把前朝旧皇亲的重大势力解除了，也把宗族里有野心想当皇帝的威胁力量整肃干净了，乾隆的集权专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至于庄亲王允禄的受罚比别人都轻也是有原因的，应该一提。原来在康熙末年弘历被抚养宫中时，就由允禄的生母密嫔王氏照料生活，有一度弘历与叔叔允禄一起受康熙的指导学习，允禄因年长弘历十五六岁，因此允禄几乎成了小弘历的“师傅”，他们二人的情谊确实不能与其他叔侄相比，这次处罚较轻可能与此有关。不过弘皙的问题实在严重，就在皇帝宣布处分他们后不久，又传出有人向皇帝告密，说弘皙曾找人卜卦算命，问了一些奇怪的未来事情，例如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弘皙还升腾与否？在乾隆看来，他的找人算命，简直是希望准噶尔早日打来京城，天下大乱，而皇帝又短命，如此他就能登上大位，皇统再传给他们家一系。弘皙算命案经调查属实，大臣决议应治以重典。乾隆则下令从宽免弘皙一死，永远圈禁，不过弘皙的子孙却受到严厉的牵连，被革去宗室，给予红带子，从此变成皇家的远亲，政治地位与势力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乾隆皇帝尽管已经稳坐江山，但在他的心中还有自家的弟弟仍是隐忧。雍正生前虽生有十子，但是弘昐、福宜、福慧、福沛四人都幼龄夭折，弘晖、弘昀又仅活到八岁与十一岁就病故，弘时在雍正五年因削宗籍后死亡，所以乾隆当皇帝后被视为威胁皇位隐忧的只有弘昼与弘瞻二人。弘昼比乾隆晚生三个月，弘瞻则是比乾隆小二十三岁的小弟弟，这两人本来未必对皇位有野心，但是皇帝认为为防患未然，还是以及早处理为佳。

    弘昼与弘历年纪一样，因此从小两人就在一起读书，是朝夕相处的亲密兄弟。雍正后期，两人也受到父亲重用，后来更同时受封为亲王，雍正十三年两兄弟更一同担任苗疆事务大臣，参与政务，可谓同尊同荣。乾隆继位之后，兄弟间关系仍然不差，只是弘昼有时候没有注意到他与弘历之间又多了一层君臣关系，忽略了皇权是至尊而不可侵犯的，与兄弟亲情是不同的。例如弘昼为人倨傲，他竟在朝廷议政时动手殴打军机大臣讷亲。当着皇帝的面侮辱国家的重臣，让君主情何以堪！另外有一次举办八旗科目考试，弘昼在中午用膳时刻硬要皇帝退朝，让他一人主持考试。因为当时有八旗子弟挟私作弊的传闻，乾隆迟迟没有离开，弘昼十分不快，当场与乾隆发了脾气，认为皇帝不该怀疑到他也被士子买通，共通作弊。还有一次，弘昼与小弟弘瞻一起到皇太后宫中请安，他们竟不按礼仪地跪坐在为皇帝专设的藤席上，乾隆不能再容忍了，痛斥两弟“仪节僭妄”，并因此罚弘昼三年的俸禄。这些都是加深兄弟间不快的事实。到乾隆十七年，弘昼被派与王公多人一起清点仓储，结果因他们漫不经心，敷衍了事，皇帝乃借题发挥，指责他们“未能尽心”办理国家大事，命宗人府议他们的罪。宗人府不久作了或革兼职，或罚俸饷的从轻议处办法。皇帝认为宗人府徇情，下令将宗人府王公严加惩处，弘昼等人案再交都察院审理。都察院看到宗人府的从轻发落使皇帝生怒，于是研议出了一个将所有亲贵都革王爵的重罚。可是皇帝也不满意，痛斥都察院各官为“自全之术”作出如此不“实心为国家任事”的决议，下令将有关官员革职留任，因为“王公等非干大政，从无革去王爵，降为庶人之理”。最后乾隆自己决定弘昼等人罚俸一年，以为惩戒。

    弘昼经过此次教训，深感天威莫测，皇帝淫威无法抗拒，从此远离政坛，寄情于戏剧，对弋阳腔尤为偏爱，家中成立专门剧团，自己改作戏本，担任导演，以排解胸中郁闷。后来研究丧葬礼仪，由家人演习丧礼，他充作死人，享受祭品哭奠，精神显然不正常了。他死于乾隆三十五年，活了六十岁。

    弘瞻是雍正的老来子，雍正死时他才两岁，他的一切可以说都是乾隆这位大哥安排的。首先皇帝在乾隆三年果亲王允礼死亡时，下令以弘瞻过继给允礼，因此弘瞻不但承袭了果亲王的爵位，也得到果亲王的殷富家产。据说这位年仅五岁多的小王爷，“每岁赢余，不啻钜万”。乾隆又为弘瞻请了大诗人沈德潜为师，这是弘瞻日后善作诗词、又富藏书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弘瞻没有体会他皇帝兄长的苦心，却养成了纨挎习性，又常以皇弟身份，放荡无羁，仗势欺人。他是巨富，仍时常向母妃索要财物。任命他去沈阳送玉牒，他却先上奏要在途中狩猎。甚至还不时向皇帝怒形于色地发出微词，很令乾隆不悦。他三十岁那年，又让两淮盐政高恒为他贩卖人参，以牟取暴利，这事后经人告发，弘瞻以为事态不致严重，没有想到皇帝立即下令将弘瞻等收捕入狱，交军机处大臣审讯。结果查出弘瞻又有购买蟒袍、朝衣以及请托军机大臣选任他门下私人为官之事，显然弘瞻又干预到国家任官事务了。乾隆乃公开批评弘瞻“素不安分，往往向人请托，习气最陋”，又说他“冥心干预朝政，毫无顾忌”，于是下令革去他的亲王，降为贝勒，并解去一切差事，永远停俸。弘瞻经此打击，居家不出，不久竟一病不起。乾隆曾到他病榻前探病，并恢复了他的亲王爵位，但到乾隆三十年三月，弘瞻终因病重不治逝世了，得岁三十有二。

    乾隆兄弟中只有他自己一人存活着，他的亲长与堂兄弟也都被整肃殆尽，再也没有宗室人等能向他的皇权挑战，集权独尊的地位从此坚实地建立起来了。

    四、皇权不容分享

    乾隆皇帝为集专制大权于一身，即位后就将皇室宗亲赶出中央权力核心，并不惜以严厉手段，对皇家离心族众大肆迫害，维护皇权的不受侵犯。当允禄、弘皙等人的威胁解除后，皇帝专心来对付那些有心分享皇权的权臣了。

    雍正末年，中央高官中有两位权势高重的人，一是鄂尔泰，一是张廷玉。他们都是雍正的宠臣。鄂尔泰升官到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并晋爵一等伯。他常常称雍正为慈父，雍正也对他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鄂尔泰之所以能得到雍正的宠信，当然与他的“居官奉职，悉秉忠诚”有关，尤其是“改土归流”政策的拟订与执行，得到雍正的激赏。张廷玉则没有在疆场或边地建立过什么殊功，但是他的文才出众，在内廷帮雍正筹画机务出力很多，而且任劳任怨，多疑的雍正皇帝对他的诚信极为赞赏，因此他奉命掌管过吏、户等部，人值军机，并获得皇帝六次赐金的殊荣，而且“每赐辄以万计”，实在难得。雍正对他们二人的信赖还可以从临终任命他们为顾命大臣、辅佐乾隆登基一事看出，也因此鄂、张二人在乾隆初年成为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元老重臣。

    然而中国古代官场，一直存在着互相援引、互相攀附的不良风气。鄂、张二人原本出身不同，受雍正知遇的背景各异，二人都各有一批追随者，而在雍正政权核心工作时，又各有主张，常常“阴为角斗”。在雍正晚年，因为皇帝是严厉的君主，他们虽呼朋引类，但仍不敢明目张胆地从事斗争活动。乾隆即位后，形势不同了。他们凭藉前朝旧臣身份，又有拥戴新君登极之功，态度变得嚣张起来，连乾隆都看得出来，认为当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之门户之习”。门户之习实际上就是结成党派，互相斗争。

    乾隆尽管了解他们的结党营私影响到政局的安定，影响到皇权的伸张，但是在即位之初，为了倚靠他们处理国家政务，也为让他自己能专心对付皇家反对他的势力，容忍了鄂、张等人的斗争，甚至有时还利用他们的斗争来制衡这两大党派，以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乾隆四年，当允禄等皇家势力被整肃之后，皇帝对鄂、张两大权臣开始打压。鄂尔泰因为骄倨傲慢，给皇帝有“权臣震主”的感觉，他首先被皇帝指责问罪了。

    早在雍正死后第四日，王大臣允禄、鄂尔泰等上奏，准备把雍正的棺木停放在寿皇殿东面果园地方暂时安奉。乾隆不满意他们的想法，曾批示说：

    皇考宾天不及数日，即议暂安奉事宜，朕心实有不忍。……王大臣议，指称东果园，朕意东果园系旁侧地方，断然不可。雍和宫系皇考居住之处，倘暂奉安此处，似合道理。

    这是雍正梓宫暂安雍和宫一年的由来。后来雍正安葬易州陵寝，鄂尔泰为得和亲王弘昼的欢心，竟然主张将雍和宫赐给弘昼居住。乾隆对此事甚为不满，一则雍正在世时就有意要将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二则乾隆认为雍和宫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居住的吉地，是龙兴之所，不愿再让别人去沾龙脉风水；同时赐屋一类的大权是皇帝专有，大臣如何能擅作主张。因此断然拒绝鄂尔泰的建议，大挫了鄂尔泰的锋芒。

    又如在雍正死前，因为贵州苗疆生变，张廷玉一党为打击鄂党，除制造舆论迫得鄂尔泰革职夺爵回家养病外，张廷玉的党人张照又自请到苗疆效力督理事务。张照一心要打倒鄂尔泰，他去苗疆全力收集鄂尔泰当年的罪状，根本不专心用兵，以致毫无成效，终于影响了“改土归流”政策的实行。乾隆上台以来，坚决再行归流政策，降旨指责张照，而此时鄂尔泰又重回中央掌权，不久后张照便以“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名逮捕下狱，并派鄂尔泰心腹张广泗往贵州平定苗乱，鄂党势力又见抬头，张照成为众矢之的。

    张广泗到贵州后重新部署军事，半年时间平服了苗变，开始攻击张照，并对他在贵州军需上银两支用问题进行清算。张照的罪行实在是无可宽免的，但是皇帝知道“鄂尔泰与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之所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张所恶者”，皇帝更坦白承认过：“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当时鄂尔泰占了上风，附势的人更多起来，显得益发势大而权重。他想以苗疆事件置张照于死地，并藉以打击张廷玉。乾隆没有依从鄂尔泰的意见，事后皇帝说：“朕若听信其言，张照岂获生全？彼（张照）不知朕非信谗之主，而鄂尔泰又岂能谗照之人？”不但如此，乾隆后来竟出人意外地免了张照的罪，还让他入值南书房，甚至升官到刑部尚书，无异是告诉鄂尔泰赏罚之权操在君主手中，任何大臣是不能享有的。

    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疏劾步军统领鄂善贪赃。仲永檀是鄂尔泰党人，鄂善受贿事牵涉到张廷玉等人，事实上又是鄂张两派的一次交锋。鄂善是满族老臣，先后当过兵部尚书等要职，乾隆帝也重用他为京城禁军首长，他这次受贿的银两不多，但因涉入党争，情形变得严重了。皇帝下令组成七人小组，包括鄂、张二人在内，共同审查此案，并降谕声称：“此事甚有关系，若不明晰法办，判其黑白，则朕将何以任用大臣？大臣又将何以身任国家之事耶？”同时指明，贪案果属事实，“鄂善罪不容辞，如系虚捏，则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七人小组合力审案，很快得到结果，证实鄂善确有问题，皇帝立即“垂泪书谕”，令鄂善自尽。至于大臣中贪赃的部分，皇帝只将礼部侍郎吴士骐与詹事陈浩革职，张廷玉有嫌疑的事，皇帝说：“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仲永檀虽因此而升了官，但倒张的计划仍然没有成功，皇帝对鄂尔泰显见不满了。

    鄂善案件后不久，皇帝到塞外行围，在古北口看到“队伍整齐，技艺娴熟”，甚为称赞，当时任古北口提督的军官是黄廷桂，皇帝随即命令赐黄廷桂战马二匹，御用锦缎二匹。两个月后，乾隆返京时，又降旨授黄廷桂甘肃巡抚。黄廷桂是汉军旗人，雍正年间就出任过四川总督，乾隆元年因朝廷裁四川总督一职，他被降为古北口提督，现在被升为甘肃巡抚，根本不是什么殊恩。事情也真凑巧，就在皇帝出塞让鄂尔泰等人留京办事之时，有人告发古北口守备和尔敦“钻营行贿”，而黄廷桂又曾经是举用和尔敦为守备的长官，鄂尔泰本来就厌恶黄廷桂，如今有此告发事件，他当然不轻易放弃，于是利用他有主管兵部大学士的职权，乘皇帝不在京城时期，指示兵、刑两部审查，最后以即速处理手段，定了黄廷桂“滥举匪人”之罪，向皇帝建议处以降调职务。鄂尔泰以为皇帝在外，批阅本章一定不会仔细，只要皇帝写个“览”字或“知道了”，黄廷桂就无法升迂了。没有想到皇帝不是一个庸主，而且对黄廷桂很有好感，如何会被鄂尔泰蒙骗呢？皇帝在鄂尔泰的奏摺上批写道：

    黄廷桂不过因朕出口行围，路经古北，防备守御事务须人料理，是以将和尔敦请调，并非荐举升迁也，亦非保举和尔敦久留此任耶。

    皇帝又说：“办此事之大臣素与黄廷桂有不睦之处”，“谓非挟嫌，谁信之？”鄂尔泰如此办事，实在是“欺君揽权”，下令“将办理此案之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黄廷桂免除处分，皇帝又给鄂尔泰一次难堪。

    鄂尔泰经过这次事件，对自己的行为也开始收敛谨慎了，可是他的家人党人为数众多，难免有犯罪犯过的，鄂尔泰虽未参与，甚至根本不知情，但是皇帝找他算账，所以他想避开是非也不一定能如愿。乾隆七年，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与仲永檀因串通泄密事败露，皇帝大为气恼。原来仲永檀因鄂善贪赃事受皇帝嘉奖，升官为左副都御史，他的气焰更骄狂了，经常与鄂容安私下交通。鄂容安当时在南书房行走，担任詹事府詹事，他们二人先寻找对象，商量参奏方式，利用京中与内廷的资料，弹劾打击异己，不顾朝纲地做些营私的勾当。事发之后，乾隆下令将他们二人革职拿问，并责斥鄂尔泰“不能训子以谨饬”，也“不能择门生之贤否”，并令将鄂尔泰也一并交部议处。

    鄂尔泰经此打击之后，身心交瘁，不久就诸病时发，到乾隆九年冬天，他的手脚都不能动弹，第二年四月就逝世了。皇帝为了遵行父亲遗言，准他配享太庙，人贤良祠，并赐“文端”谥号，恩礼可谓隆厚。鄂尔泰死后，其弟鄂尔奇在户部尚书任上被人参奏庇护私人，坏法扰民，因而罢官。张廷玉党人还想趁机倾陷，希望皇帝治以重罪，但未得允准。皇帝不愿在去了一个擅权的鄂尔泰之后又来一个揽权的张廷玉，所以免去鄂尔奇加倍处分之罪。不过两年之后，鄂尔奇也因病离开了人世。

    鄂尔泰一党后来由大学士史贻直领导，继续与张廷玉党斗争。乾隆十三年，他利用张廷玉请求归老还乡之事，到处宣扬张廷玉一生未建大功，没有资格配享太庙，并上书皇帝从众意罢张廷玉庙享。乾隆对张廷玉也有很多不满（详情看下一节），但极不愿受大臣左右而行事，因而没有理会史贻直的请求，并公开说：“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之倾陷？”两年之后，乾隆出京巡幸回銮，史贻直竞没有参加皇帝召集的会议，此事确实损害到了皇帝的尊严，不久史贻直便以“小节不谨，必致尊卑之分不明”之过，“令他明白回奏”，表明皇权的绝对至尊。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皇帝藉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的文字狱案，彻底摧毁了鄂尔泰党残余势力。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当过内阁学士兼侍郎衔，他的诗集《坚磨生诗钞》中有很多怨恨不平之语，经过断章取义的解读，胡中藻犯了结党反清的大罪，皇帝对大臣说：

    朕见其诗，已经数年，而在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

    胡中藻当然被处决了，但狱案并未因此结束，先被波及到的是甘肃巡抚鄂昌。鄂昌是鄂尔泰的侄子，因与胡中藻经常有诗词唱和，在鄂昌诗里发现有“胡儿”字样，乾隆认为有辱骂满洲之嫌，是满族的败类，下令革职，后来更赐令自尽。

    鄂昌在案发前曾受史贻直的请托，为史贻直的儿子谋求甘肃布政使的职位，皇帝认为他们之间有徇私之情，史贻直也因此以大学士原品休致回家，给史贻直一个丢脸的处罚。两年多后，皇帝又起用史贻直入阁办事，补授大学士，但那是因为史贻直“业已改悔”才得到皇帝恩赐的，让他知道君权是无所不能的。

    最令鄂党人士难堪的是胡中藻案最后竟牵连到了死亡已十年的鄂尔泰本人，皇帝认为胡中藻敢如此肆无忌惮，鄂尔泰亦有责任，所以下令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以示惩罚。

    权臣会分享皇权，党争会破坏皇权，在集权专制的皇帝看来，都是必须清除的，鄂尔泰及其党人的下场如此是必然的。

    五、曹一士的奏折

    乾隆刚刚即位，就有个叫孙国玺的左都御史奏请将悬挂在京师菜市口的汪景祺等六名犯人的头颅“掣杆掩埋”，理由讲得很委婉，说是“京师为首善之区，菜市口又京师之达道，列树枯骨于中途，不惟有碍观瞻，且不便服贾之辐辏”。

    这里提到的汪景祺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的头颅长期高高悬挂在南城闹市的杆子上呢？

    汪景祺是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人。究其原因，是他党附年羹尧。雍正力矫朋党之弊，就拿他开了刀。汪景祺，号星堂，少年轻狂，尔后潦倒文场数十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才考取了个举人的功名，故而心中燥热，急于速化。雍正二年（1724年）他离京前往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处“打秋风”。胡是年羹尧死党，年羹尧时任川陕总督，佩抚远大将军印，圣眷正隆，权势炙手可热。汪景祺借胡期恒这层关系，上书年羹尧自荐。为得到年的青睐，信中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韩铸、范仲淹比起年大将军，“不啻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在这封自荐信快煞尾时，汪景祺肉麻地说，如果不能瞻仰“宇宙第一伟人”年大将军金面的话，则“此身虚生于人间”了。年羹尧看了，心里很受用。就这样，汪景祺成了年的人幕之宾。不料年羹尧好运不长，从雍正三年起，雍正就开始究治年及年党，理由是年恃宠而骄，擅作威福，植党营私。当年九月命将年羹尧从杭州将军任上解京治罪。在查抄年寓时，发现了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雍正阅后，恨得咬牙切齿，挥笔在该书封面上批写：“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果然，当年十二月，刚处决了年羹尧，便把“此种”汪景祺照大不敬律立斩枭示。“大不敬”，系《大清律例》中所谓“常赦所不原的”“十恶”重罪之一，汪景祺为什么坐以“大不敬”呢？请看罗列的汪的罪款：《读书堂西征随笔》中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意在讥刺圣祖康熙皇帝；该书还载有讥诽康熙皇帝的尊谥不应称“圣祖”，非议雍正得年号用“正”字，有“一止之象”等内容；其《功臣不可为》一文责备人主猜忌，以檀道济、萧懿比年羹尧。雍正心里很清楚，汪景祺如果仅止吹捧党附年羹尧，自然罪不至死。所以不惜从他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中罗织出诽谤先帝、本朝的罪状，再加上“大不敬”的吓人罪名，然后堂堂正正地置之重典。“大不敬”罪刑罚极重，不只立斩，还要“枭示”。“枭示”，亦称“枭首”，即砍下人头，悬杆示众，多用于犯强盗罪者，其他恶逆重犯，也有用枭首刑的，汪景祺即属此例。按照雍正特旨，汪景祺的头颅要长期悬挂在宣武门外最热闹的菜市口。那里既是刑场，又是大道通衢，南来北往的人，特别是那些南边来的汉族士大夫和普通读书人见了，怎能不触目惊心呢？

    经过十年风吹雨打，烈日暴晒，汪景祺等人头颅的皮肉和发辫早已剥离殆尽，只剩下白森森的几颗骷髅在凄风苦雨中晃荡。乾隆对此早有所闻，但皇父尸骨未寒，自不宜主动采取纠正前朝弊政的声势过大的举动。如今既有大臣从有碍观瞻着眼，奏请将汪景祺等人首级掣杆掩埋，所以立即降旨命“照所奏行”。接着，又命赦免了被发遣边外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当然，这一连串的举措对遏制雍正朝文字狱泛滥的趋势充其量不过是治标而已，但无异于向天下臣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朝中有人开始考虑通过健全法制的途径，从根本上杜绝清初以来持续发生的以文字罪人的悲剧重演，他就是上海籍监察御史曹一士。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一月，曹一士经过深思熟虑，字斟句酌地草成《奏陈清查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之事折》进呈乾隆皇帝。折中首先回顾了康熙晚年，特别是雍正即位以来，文祸肆虐带来的严重危害：“比年以来，闾巷细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指戴名世和汪景祺）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私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株连亲族，破家亡命”，其结果，“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影响统治秩序的稳定。曹一士最后建议皇帝下旨命各省总督、巡抚全面检查以前是否有此类狱案，条列上请，以俟明旨钦定甄别；今后凡有检举诗文书札悖逆讥刺者，审无确凿形迹，即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乾隆十分慎重，将曹一士奏折发交刑部讨论上奏。刑部也很慎重，三个月后，才拿出“应如所奏”的最后意见。他们又补充了一条极关重要的建议：“承审各官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入人罪论。”乾隆立即予以批准实行。

    什么叫“反坐”？“坐”，就是加以某项罪名的意思。“反坐”，简言之，即以某人控告他人的罪名，反加之某人。清律规定，凡故意捏造事实，向官府控告他人，使无罪之人被判有罪，罪轻之人被判重罪，告人者要按诬告他人的罪名，受到相应甚至加重的刑罚，称“诬告反坐”。曹一士这里说的是，如有人挑剔别人文字作品的瑕疵诬告其“悖逆”，而审无“确凿形迹”的话，就“反坐”诬告者以“悖逆”之罪，凌迟处死，亲属缘坐。诬告仇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专制时代，气候适宜时，最省事最易得手的伎俩就是对诗词书札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因为对文字字面意思的解释，最易颠倒黑白，上下其手。雍正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写了两句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说他“思念明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经刑部审讯，雍正批准，把徐骏杀掉了。“明月”、“清风”，哪一个文人不曾吟诵过？徐骏却为此招来杀身之祸。这可怎么得了！看来只有望月结舌，临风缄口了。曹一士奏折的锋芒所向，就是像徐骏案中这类专以文字罗织他人死罪的恶棍，只要“反坐”一个，跃跃欲试者可能都会闻风丧胆。

    什么叫“故人人罪”？即法官故意将无罪判为有罪，将轻罪判为重罪。清律规定，承审官“出入人罪”，凡不意误犯，处罚较轻；凡知而故犯，则要受到重惩。曹一士提出“反坐”，意在遏制起自民间的文祸的萌生；而刑部覆奏又在文祸既生之后，从承审文字之狱的官府方面，责成其慎重甄别，将其消弭，否则就要冒丢掉乌纱的危险。

    随后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以下一条专门针对“以文字罪人”这种违法行为的治罪法条：

    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者，除显有逆迹，仍照律拟罪外，若只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确实悖逆形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至死罪者，分别已决、未决，照例办理。承审官不行详察辄波累株连者，该督抚科道查出题参，将承审官照故入人罪律交部议处。

    严格来讲，《大清律例》并无“以文字罪人”的法律根据，清朝皇帝也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以文字罪人；相反，《大清律例》却明确载有将“以文字罪人”定为犯罪行为并加以惩治的条例，那就是上述乾隆元年（1736年）由御史曹一士倡议、刑部遵旨覆奏、乾隆皇帝批准，最后在修订律例时加载《大清律例》的重要律条。

    既然如此，清朝，特别是康、雍、乾三帝在位的一百多年间，何以制造了那么多的文字狱呢？问题就发生在究竟如何界定“形迹”或“实迹”的内涵和外延。曹一士以及制定上述乾隆元年法条的刑部大臣们从无数摧残人性、扼杀思想的血淋淋的文字狱案中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不能光凭诗词书札的字句定罪。曹一士强调必须有“确凿形迹”，《大清律例》中上述律例也强调“确实悖逆形迹”为最后定案的根据。这样来界定“形迹”一词，可谓抓住了文字狱案如何定罪的要害；这样来界定“形迹”一词，和今天法律意义上“行为”这一概念十分接近。雍正皇帝和中年以后的乾隆皇帝都堪称搞文字狱的专家，他们总是指斥犯罪者有“种种叛逆实迹”，他们所说的“实迹”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行为”呢？请看雍正朝著名的查嗣庭案：雍正说我治查嗣庭的罪，并不是因为他去江西典试时出的试题有毛病，如果这样做，别人会说查嗣庭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我之所以杀查嗣庭，是因为他有“种种实迹”。这“种种实迹”原来是抄查嗣庭家时发现的两本日记，在那里面记下了查嗣庭对已去世的康熙皇帝的种种不满，和对雍正初政的一些微词。查嗣庭对自己所写的日记隐秘之至，从来没有明示于他人。如果不是雍正抄了他的家，可能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一本日记，因此，不能把他定性为反清的宣传煽动罪——当然这是今天的认识。这桩著名的文字狱很有典型性，它表明以雍正为代表的清朝皇帝的逻辑很简捷：凡是讥讽皇帝，诋毁清朝，不管你有没有宣传煽动的行为，都要视为“谋叛大逆”的“实迹”，罪名定得十分可怕。清代文字狱特别多，与对“实迹”做如此强词夺理的解释，随意扩大其外延，实在有很大关系。这样看来，至少在雍乾之际，统治集团上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实迹”或“形迹”的解释，与雍正皇帝有所不同。那个摇头晃脑吟风诵月的倒霉的徐骏，如果在乾隆初年被人举发，承审官就很有可能依法审查一下他究竟有没有确凿的反清形迹，当然更有可能的是，没人敢以身试法，举发他“大逆不道”，清代文字狱史上也就见不到这个案子了。

    曹一士等人强调文字狱案应以“确凿形迹”定罪的认识十分可贵。专制时代文字狱林林总总，不暇细分，其最本质的共同特征则是不以作者的行为方式作为主要罪证，而仅仅从作品的文字推求作者的思想倾向将其置之以法。这里面固然有对字面意思加以歪曲荒唐解释的，甚至有本意在奉承人主而糊里胡涂得罪的，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字狱不能说作为罪证的文字作品没有反对以至诋毁国君及朝政的意味。这后一种情况最难讲清楚，你说我是善意批评，当政者非说你是恶毒攻击。专制时代，皇帝“口含天宪”，你纵有一百张嘴也辩不清，很可能不让你说话就把你杀了。1842年马克思针对普鲁士政府“书报检查令”中“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必须是善良的，而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这样一来，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原因很简单，法律没有规定客观标准，“倾向”究竟如何，只能由代表专制统治意志的法官去判断。那么什么才是法律定罪的客观标准呢？马克思认为，不应当是“当事人的思想方式”，而只能是当事人的“行为本身”。他说：“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所以，按照今天的法理和法律观点来看，一切针对思想倾向的文字狱都是非法的，都是专制主义、恐怖主义法律的产物。在马克思之前一百年，曹一士等人竟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此中的真谛，实在难能可贵。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们的认识不彻底，所拟的相应法条也存在自相抵触之处，给日后乾隆及其子孙，还有那些专门揣摩皇帝风旨的伶俐官员们开了践踏法制的后门。你看，反对“以文字罪人”旗帜最鲜明的曹一士竞认为康熙、雍正“两朝诛殛大憝”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和查嗣庭日记案这样再明显不过的文字狱倒是神圣而不可非议的。他特别声明，他的反对以文字罪人并不包括“圣祖”和“世宗”发动的这两个特殊的大狱；乾隆元年新定律例尽管反对以文字定罪，但又预留下什么“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者，除显有逆迹，仍照律拟罪外”之类可供专制帝王曲法玩法的含糊之词。这样一来，又把什么是“实迹”的最后解释权拱手交给了专制皇帝。所以，说到底，当时包括曹一士这样勇敢的有识之士在内，谁也不敢，也不能期望通过法制手段约束最高统治者制造文字狱的手脚。如果乾隆和他的子孙认为政治上确有制造文字狱的强烈需要的话，他仍然可以放手大干起来。当然，乾隆元年新帝即位伊始，他真诚地不想这么做。

    在乾隆初政的十几年间，能够称得上文字狱的大概就只有谢济世私注经书案一件。谢济世在雍正朝因为私注《大学》，“心怀怨望”，险些丢了脑袋。朝代更迭，物换星移，他的积习却难以改变，仍旧在那里注经，仍旧不用程、朱的注释。乾隆对此早有不满，到乾隆六年（1741年）终于感到不宜再宽容下去了，于是亲自揭发了这件事，下令查办。但他与雍正不同，没有说谢济世有政治问题，只说他“迂”。至于说他的居官操守，乾隆说：“朕可保其无他也。”从乾隆对谢济世的批评来看，保全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在最后结案时，乾隆特向天下臣民郑重表示：“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谢济世本人仍做他的原官湖南粮道，不过，被指为“自逞臆见，倡为异说，肆诋程朱”的谢注经书则不便存留于世，所以连同书版，一把火全都烧了。

    这十几年间，思想界之所以比较开放，文字狱之所以几近绝迹，看来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乾隆本人对雍正朝峻急严猛的统治方针带来的弊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和知识分子的对立情绪，为政以宽缓为主调，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放松了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再就是初政伊始，兢兢业业，惟恐失误，既真诚求谏，又虚心纳谏，是他六十余年政治生涯中作风最开明的时期。还有一点，乾隆即位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形势比较平稳，全国的气氛比较宽松。当时吴中歌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与雍正后期“雍正钱，穷半年”的民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乾隆没有碰到什么大的棘手问题。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叫他心烦的不过是张廷玉与鄂尔泰的门户之争、暗中较量而已。

    六、乍暖还寒时节

    对于政治节气的转换，士大夫和普通士人感觉最敏锐。

    刚登金榜的才隽之士全祖望回首康熙晚年以至整个雍正年间文字狱的肆虐，有感于乾隆初政以来文字之禁的解除，不胜欣喜地说：“欣逢圣天子荡然尽除文字之忌。”这个雍乾之际最著名的史学家死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一生创作最旺盛、他最想在著述近代史和当代史上能够最大可能地保留自己独立的见解时，正好赶上雍正时期与乾隆中后期两个文字狱高峰之间的谷底。从积极的方面看，他给后人留下了明清鼎革和清前期诸多珍贵的史料；从消极的方面看，全组望生前得以幸脱文网，死后也因极偶然的缘故而躲过了乾隆中后期文祸的浩劫。

    全祖望在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时已经三十二岁了，照常理刚及而立之年便春闱登科，前程正无可限量，但他坎坷的后半生却恰恰从这时开始了。

    当年九月特开博学鸿词科，以全祖望的才学本该不成什么问题，结果竞出人意外地落了榜。他的挚友杭世骏深有感慨地说：“绍衣之考证，据天下之最，近代罕有伦比，不得在词馆，岂非命哉！”全祖望，字绍衣，他所著《七校》、《三笺》是独步一时的考据佳构，所以杭世骏认为绍衣未登词科，不在才学而在命。

    其实，这倒不能全归之于命运。据说全祖望未能通过博鸿之试，原因在于大学士张廷玉对他没有好感。当时张廷玉以三朝元老，一身而兼大学士与辅政大臣二任，视为朝中权相。博鸿失败后，全祖望尽管仍在翰林院供职，但他心中隐隐感觉前景不容乐观。据全祖望后来讲，历事康、雍、乾三朝的名士方苞预感兆头不妙，曾劝他及早辞官隐退，他没有听，祸事果然很快降临了。

    得祸之由是全祖望写了《皇雅篇》一文，篇中有“大讨贼”一段，这“贼”指的是闯王李自成。公元1644年，岁在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明崇祯帝仓皇奔景山，投缳自尽。由谁来讨贼呢？全祖望说的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他在《皇雅篇》中描述清兵“讨贼”进入北京时说：“燕人望师如拯焚，一朝快复仇，壶浆夹道出九门。”你看，京师的老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全祖望笔下的清兵不是成了为明朝报弑君之仇、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王者之师了吗？对清朝入关第一帝的顺治，全祖望更是极尽美化之能事，说他是“圣人”，冲龄不及十春便命摄政王多尔衮“为我讨贼清乾坤”。这种近于谀颂的应景之作出自全祖望的笔下，真令人替他惋惜。但就是这篇颂扬清朝得天下之正的文字，却被全祖望的仇人指为“悖逆”。他们说全祖望在《皇雅篇》中把崇祯帝写成了有德之君，竞有“明烈帝（崇祯），非荒君，十七载，何忧勤”之句，这分明意在煽惑人民“不忘故主”。他们还特别指出“为我讨贼清乾坤”这一句诗，说全祖望故意将“贼”字冠于“清”之上，名为颂扬清朝而暗肆诋斥毁邦，这不是“悖逆”是什么？无中生有，罗织周纳，竟到了如此地步！也真叫人无话可讲了。但全祖望终能幸免于祸，据说是“某大学士为之解释”。

    有人说这“某大学士”就是李绂。李绂在雍正朝屡起屡蹶，乾隆即位，万象更新，在世人当中声望很高的李绂又恢复了侍郎衔。他仍然改不了“远闻佳士辄心许”的爱才如命的老毛病，对才情横溢的后起之秀全祖望，更怀有特殊的眷爱。全祖望顺天乡试中举，内阁学士李绂看到他的行卷深为嘉许，尔后考中进士的丙辰科，考官之一就是李绂，出面荐举他参加博鸿之试的也是李绂。全祖望因《皇雅篇》而受到诬陷，李绂出来援救是可能的。但李绂一生从未入阁拜相，没有作过大学士；再者，乾隆元年他就因荐举过众，左迁詹事。他是否有力为全祖望开脱，并得到乾隆的首肯，不能没有疑问。

    这“某大学士”若说是鄂尔泰似乎更有可能。乾隆初年，鄂尔泰与张廷玉不和，而鄂尔泰位居张廷玉之上，全祖望不得登词科为张廷玉所梗，在大小臣工分别投靠鄂、张，隐然对立的乾隆初期，全祖望因恶张而趋附鄂自在意料之中。全祖望后来为方苞写的《神道碑铭》中就流露出对鄂尔泰的好感。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不管这“某大学士”是谁，乾隆总算接受了他的“解释”，判定全祖望是无辜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应归之于乾隆初政，相对开明，在“圣天子荡然尽除文字之禁”的氛围里，有人敢站出来为蒙冤者讲话，而乾隆还听得进去这样的话。

    有惊无险，一场虚惊。但从恶人的诬陷中挣脱出来的全祖望还是深受触动。他这个人生性耿介，待人接物直来直去，既处处与人为善，也疾恶如仇；有不少好朋友而树敌亦多。回想起方苞前此的忠告，从《皇雅篇》事件后，全祖望退隐的念头便越来越强烈了。

    第二年翰林院朝考，全祖望被置于劣等，散馆后分发知县。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抑郁愤懑，心灰意懒。他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就辞官回到了家乡浙江鄞县。

    全祖望的后半生，曾主持过浙江宁波蕺山书院和广东端溪书院的讲习，但时间都不长。他把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了史学。他酷爱历史，特别想为活跃于明清之际的那些光彩照人的先贤立传，为他十分熟悉的康、雍、乾三朝那些气节凛然、个性鲜明的人物立传。乾隆十五年（1750年）春，正当他埋首于著史之时，害了一场重病，一只眼睛忽然失明了。有人就说他“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怎能不害病”！然而，一目忽眇是小，全祖望拳拳于记述时事，这在当时更隐藏着杀身破家的危险，这他怎能不知道呢？但先人的那些事迹就像胸中的一团火，他非要把它写成火一样的文字，让它在世上流布。

    最早使全祖望立下著史之志的是他的祖母张氏。祖母的父亲就是为抗清而壮烈献身的烈士张煌言。有关张煌言的种种轶事，全祖望就是听张氏祖母讲的。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十七日，张煌言在一个海岛上遭到清兵的偷袭而被捕。十九日押解到南京，浙江提督张杰设宴迎接，张煌言对他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张杰无奈，把他解到杭州。路上看守他的士兵在船头低唱苏武牧羊曲，又有人偷偷把诗放在舱中，上面写道：“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张煌言知道他们在激励自己，希望他学苏武，不能屈节失志；学文天祥，要杀身以成仁，发扬民族正气。九月七日张煌言在杭州就义时，遥望凤凰山一带深情地说：“好山色！”遂赋《绝命词》，挺立受刑。听这些故事时，全祖望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深深地感动了，为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坚毅卓绝的伟人而骄傲，为自己家族有这样一位志节皎皎的英杰而自豪。

    全祖望弃官治史，更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老家浙东地方清朝初年出了几位名闻遐迩的大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余姚黄宗羲和鄞县万斯同。全祖望佩服黄宗羲的学问，更敬仰他的品德节操。黄宗羲批评明人讲学束书不观而从事于游谈，他教育学生要以“六经”为根柢，做有益于世的真学问。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得意门生，敬承师教，主张“无益之书不必观，无益之文不必为”。康熙中他参与了官方《明史》的纂修，但讲明是以“布衣”身分入馆，这样终归少一些约束。全祖望全面继承了黄宗羲、万斯同的学术宗旨，而且又有所发展。他把写史的范围从古代推进到近现代，除表彰前朝忠义之士外，特别把眼光集中到当今之世，写了他身边诸多遭遇坎坷的悲剧人物。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此外他又为清初那些忠于明朝而不与新朝合作的所谓“明遗民”立传，表扬为先儒肯定的可贵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显而易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全祖望特立独行的精神和作为，对保留明清之际及康雍乾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信史，意义不可估量。然而，也恰恰因此而最担风险。

    全祖望的志向与康熙晚年罹著史之祸被杀的戴名世极为相近，他也想于官修《明史》之外，完成一部具有独立见解的明代三百年信史。

    中国自古因撰写历史而贾祸者不绝于书。史官见柄国者有虐政，拼命也要直笔以彰其恶。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大臣崔杼杀了国君光，太史据实秉笔直书曰：“崔杼弑其君。”为此被崔杼杀了。太史的弟弟照写不误，也被杀掉了。另一个弟弟仍坚持如此书写，崔杼终于不敢再杀了。南史氏听人说太史阖门尽亡，就抱着竹简跑去了，半路上得知此事已记录在册才拉倒。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为秉笔书史而获罪致死的吧！到北魏时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史狱。魏明元帝和太武帝时司徒崔浩主持纂修北魏的开国史。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国家，这在汉族的传统观念来看，算不得正统，况且北魏进取中原时难免杀掠之类的野蛮行为。崔浩在修史时如何处理这些难题，不得而知，但他到底还是以“暴扬国恶”而得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中书侍郎高允冒死力争，认为崔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最终仅仅崔氏及其姻亲夷五族，被株连的其他数千口人才幸免于难。可见写史绝非蹲在象牙塔里悠哉游哉地搞学问，它总是脱离不开与现实政治的敏感问题。王朝鼎革之际，特别是像崔浩史狱那样新王朝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情况，忌讳尤多。带有遗民情绪的人，执着于“华夷之辨”的人，往往通过撰写历史而寄托对前朝的怀恋，对“夷狄”所建立的新朝则难免不敬，甚至诋讥。有清一代第一起文字狱——僧涵可史狱，就是这样发生的。

    顺治四年（1647年）冬，把守南京城门的清兵盘获了一个名叫涵可的广东和尚。从他的经笥中搜出了一本名为《变记》的史稿。在审讯过程中，涵可受到严刑拷打，夹棍折了又折。年底，以《变记》记录了抗清志士的悲壮事迹，摄政王多尔衮命将涵可械送京师，关入刑部大狱。第二年四月，问定罪明，流放到了冰天雪地的沈阳。

    康熙初年，又发生了清代文祸史上一桩罕见的大案——《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双目皆盲，很想效法著有《国语》、同自己一样失明的左丘明也搞一部传世的史作。不过他对历史并不在行，就出钱购买了明末人朱国桢所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延揽远近有志于纂修前朝史的人才，补写崇祯朝及南明史。在叙述南明史实时，仍奉弘光、隆武、永历正朔，不承认清朝正统地位。书中某些涉及满族先世——建州女真时，也据实记载，这些都是清朝统治者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刊刻后被一个因贪赃落职的知县吴之荣看到了，以为奇货可居，就买了一本去讹诈庄廷罐的父亲——这时庄廷鑨已死——却被顶了回来；因为庄的父亲已买通了官府，有恃无恐。吴之荣一气之下，告到了北京。当时康熙还只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大权掌握在四辅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手里，他们极为重视，称旨究治。第二年这件大案才审理结束，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凡在《明史》书首列名参阅的人，不管是否真正参与纂修没有，通通受到株连，一说“杀七十余人”，一说“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其中最令人痛惜的是被凌迟处死的潘柽章和吴炎两位年轻的史学家。潘、吴原是明末秀才，明亡时不过二十出头，两人立志以私人之力写一部《明史》，以继迁、固之后。明清之际大儒顾炎武十分敬慕，把自己所藏的千余卷史料全借给了他们。潘、吴为修史殉难后，顾炎武赋诗祭悼两位英杰的亡灵云：“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对他们的史才和品节推崇到了极点。

    康熙年间继《明史》案后震惊朝野的史狱是《南山集》案。这一大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此案勃发前的四十几年间由于康熙有意识地缓和了旨在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民族思想的文化统治和封禁的政策，因而没有再发生什么真正称得上文字狱的案件，汉族人民和知识分子对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现实则大体上认同了。谁想到康熙晚年又翻出戴名世著述明朝历史的旧案来惩儆人心呢？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对官修的《明史》有所不满，想独力私撰一部《明史》，他的才识也足以担当此任。梁启超讲过，有清一代史家如林，令他俯首者就只有戴名世与章学诚二人而已。然而，戴名世还没有动笔写，大祸就突然临头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身为翰林编修，而“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康熙命“严察审明具奏”。刑部奉旨严审戴名世，最后集中在戴的《南山集》里引用传播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中“悖乱之语”。方孝标也是安徽桐城人，顺治年间官至侍读学士，后无辜得罪，被流放宁古塔（今吉林农安县）。康熙即位，遇赦还乡，家业早已败落。平西王吴三桂蓄谋叛乱，亟亟于网罗人才，就把方孝标请到了云南。三藩之乱平定之后，方孝标又回到桐城老家，就把在云南、贵州两地巡游所见所闻编成一书，名之日《滇黔纪闻》。其中多记有南明忠臣义士及永历帝在滇省抗清等史事，其纪年也用“永历”年号。有志于著述《明史》的戴名世看到《滇黔纪闻》，发现该书所记事实翔实可信，并由此认为明代历史下限应延至南明永历帝被清军俘杀之时的康熙元年（1662年）。易言之，顺治朝十八年算不得正统——这些意见都记入了《南山集》中。康熙五十二年，历时一年多的《南山集》案到了结案阶段，刑部等衙门的判决十分严厉：戴名世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已故的方孝标亦应照大逆律锉尸，方、戴两族俱应照律缘坐，为《南山集》写序、刊刻以至贩书者均应依律治罪。看来法司要兴动有如庄氏《明史》案那样的大狱了。幸亏康熙很慎重，最终除戴名世处斩外，受株连者则作了充军黑龙江、编入旗下等的从宽处理。戴名世认为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的历史地位不应一笔抹煞，在今天看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观点，而在当时确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这对清朝的正统地位构成了威胁。康熙批准追究戴名世等人的文字之责，最后竟将戴名世处死，其背后的原因固然极其复杂，但毕竟是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全祖望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当初戴名世构想他的《明史》时的处境也惊人地相似。康熙亲政后，戴名世曾说：“今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者万端。”活画出经历过《明史》案雷霆般震撼又幸逢雨露润泽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乾隆初政，以宽缓矫正雍正的严猛，十几年没再搞什么文字狱。乍暖还寒时节，士人们虽余悸尚存，却又有蜇动的欲望。全祖望由衷地讲过“欣逢圣天子荡然尽除文字之忌”。话虽这么说，但经历过康熙朝江浙两大史祸，特别是有了戴名世的教训后，仍不免含毫惶惶，下笔凛凛。

    他写张煌言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与郑成功相配合大举北上抗清时，是这样描写大江南北民众欢迎盛况的：“公（张煌言）师所至，禁止抄掠，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谓见。”老百姓竟如此发自内心地迎接郑成功、张煌言的队伍，这里固然有希望恢复汉家天下的成分，但也真实地反映出大江南北人民对清军“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式野蛮征服和强制剃发易服、圈占土地之类残暴统治的强烈敌忾情绪。全祖望如此写显然大大犯忌，因为他道出了那一特定时期人心向背的实情，本身就构成了对清朝统治的否定。为冲淡这过于鲜明的政治色彩，全祖望又在文中对清统治者时有美言。在提到清廷没有杀害张煌言在家乡的亲属时，全祖望写道：“世祖（顺治）之所以待公（张煌言）如此，盖亦自来亡国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他把势不两立的双方都照顾到了。

    全祖望为坚决不出仕清朝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李等“胜国遗民”立传，叙述明末忠臣义士钱肃乐、孙嘉绩等人的抗清事迹，都采取了写张煌言的笔法，或者说策略。他十分小心地避开与清廷对立的立场，不触及“华夷之别”这个敏感问题，而单从忠义的角度，去为胜国遗逸、忠臣志士们的抗清行动寻找思想根据。这种迂回的写法，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可以为清统治者所宽容的。全祖望笔下的阳曲傅山先生最有味。明亡，傅山“梦天帝赐之黄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但像傅山这样的气节之士怎能安心作黄冠道士呢？全祖望轻轻一笔，以“其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含蓄言之。及天下大定，反清无望，傅山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而状其为人，全祖望以书法隐喻，最称绝妙。傅山学颜真卿书，因语人“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全祖望说人们都以为傅山先生“非止言书也”。最后写傅山拒博学鸿词征召更精彩：

    戊午（康熙十七年），天子有大科之命，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以先生（傅山）荐。时先生七十有四，而眉（傅眉，傅山之子）以病先卒，固辞，有司不可，先生称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孙侍。既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于是益都冯公（冯溥，时为大学士）首过之，公卿毕至，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礼。蔚州魏公（魏象枢，时为左都御史）乃以其老病上闻，诏免试许放还山。时征士中报罢而年老者，恩赐以官，益都密请，以先生与杜征君紫峰虽皆未预试，然人望也，于是亦特加中书舍人以宠之。益都乃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先生不可，益都令其宾客百辈说之，遂称疾笃，乃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进曰：“止，止！是即谢矣。”次日遽归，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

    康熙中负有人望的“胜国遗民”领袖如黄宗羲、顾炎武、孙奇逢、李、傅山等最受尊重。朝廷有心栽花，借鸿博特科以消弭士人鼎革后的避世之心，千方百计争取他们出山与新朝合作。而最重遗民气节者偏偏无心问柳，不受朝廷的笼络羁縻，不为朝廷装点门面。你看傅山，称疾拒绝举荐，地方官不答应，硬是把他从山西抬到京师。到了北京郊外，死活不走了，公卿毕至，不给面子，皇帝破例封官，还是不给面子，这怎么下得了台？只得往紫禁城里硬抬，没想到傅山刚望见午门，便泪流满面，再不肯前进一步了。城阙犹在，物是而人非，怎能不令怀恋故国的傅山“泪涔涔下”呢？从另一角度来看，你又不能不佩服康熙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迹近真诚的态度和宽容博大的胸怀。拒绝参加考试，还是授予内阁中书这个不小的官。已经到了天子脚下，还以死抵拒，不去谢恩，仍命放免归山。与日后残虐荼毒士人的乾隆皇帝相比，直不啻霄壤之别！写傅山先生事略这样的短文时，又随手勾画出上下周旋、苦心调护的大学士冯溥，以及虽身仕新朝，但对坚持气节的傅山极为理解的左都御史魏象枢。这一切，分明可见全祖望欲留一段信史于天地间的良苦用心呵！

    比较清初，全祖望生活的时代确实发生了变化。乾隆鉴于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定，所以对诸如史可法、熊廷弼、袁崇焕、黄道周等坚决抗清的人物也开始加以表彰了，甚至说他们是“一代完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政策性改变呢？乾隆说得很坦率：“崇奖忠贞，所以励臣节。”意思是要臣下效法史可法等人对明朝的“忠贞”、“节义”，作清朝皇帝的忠实奴仆。全祖望的表彰明清之际的忠臣义士，是不是有意逢迎“圣意”呢？完全不是的，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乾隆最早提出不应把史可法、黄道周视为“伪臣”，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其时全祖望已经去世十年了。这里只是想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全祖望理会“古人”事迹的那部分内容，相对来说，触犯文禁的风险小一点。

    真正容易被罗织致罪的是全祖望对康、雍、乾三朝某些重大而敏感的时事的记述，以及他所写的同时代许多风云人物的碑铭、墓表、行述等传记文字。

    清初皇帝大搞文字狱，但对此又讳莫如深，严厉禁止别人私下记载评论。查嗣庭在日记中写的“戴名世得罪为文字之祸”，下文就要说到的蔡显在《闲闲录》中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都成了他们杀身破家的罪证。全祖望比查嗣庭、蔡显走得更远。他涉险著《江浙两大狱记》，备记本朝庄廷鑨史祸和戴名世《南山集》之祸——自称目的在于“为枉作者戒也”。关于前者，全祖望记曰：“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给边”。浒墅关主事李尚白听说书店有庄著《明史》，就打发属下差役前去购买，书商不在，差役暂坐旁边朱姓之家，等书商回来，姓朱的老者又掺和讲价钱。及案发，主事李尚白以“购逆书立斩，书贾及役斩于杭，邻朱姓者因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发极边”。天理何在？庄著《明史》即便是货真价实的逆书，帮着砍价的人也定为死罪，这不是暗无天日的鬼蜮世界是什么！全祖望又著《陆丽京先生事略》，意在昭示庄氏史狱在士人内心深处久久挥之不去的阴影。陆丽京，名圻，庄廷鑨慕其名高，私列《明史》卷首。当狱初起，陆圻械系按察司狱，久之事白，被无罪开释。他深知这世道已难以生存了，叹曰：“余自分定死，幸而得保全首领，宗族俱全，奈何不以余生学道耶？”遂终身为黄冠道士，先往黄山，后赴广东丹霞山，一夕遁去，不知所终。其子陆寅往来万里，苦苦寻找不得，竟以是悒悒死。在《陆丽京先生事略》一文结尾，全祖望用“呜呼，其亦可哀也夫”，对庄氏史狱幸免者陆圻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另在顾炎武、查慎行的传记中，全祖望还记录了康熙七年（1668年）发生在山东济南的黄培诗狱以及雍正朝著名的查嗣庭案。这些文字尽管写得不够舒展酣畅，但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作者爱憎仍是灼然可见的。

    全祖望为当代人物所写的传记，感情抒发得比较自由一些，特别是为他的恩师和挚友李绂写的《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一文，更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愤激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李绂历仕康、雍、乾三朝，屡起屡蹶，肮脏以没。对这样一个置身于最高统治集团权力斗争漩涡的人物的功过是非如何评定，直接关系到康熙、雍正乃至当今皇帝——乾隆的形象。在李绂与田文镜的互参事件中，雍正从一开始就站在了田文镜一边，给李绂扣上了科甲朋党的大帽子。全祖望在李绂的传记中则说他“遭钩党之诬”。乾隆即位，李绂复起，是非业已昭然，本应有一番作为，但“不一年，竞左迁詹事”，原因何在？全祖望说乃是李绂爱才心切，以“荐举过多而被黜”。对李绂在三朝的遭遇，全祖望作了这样的总结：“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记，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而浩然之气亦未尝少减。”如此一伟丈夫为什么不能见容于康、雍、乾三帝？就在于他那一副铮铮铁骨，一腔劲气刚肠。全祖望以自身经历对此中奥妙已有所认识，所以他说雍正皇帝特以李绂“性刚，意欲痛有所催折而后湔洗之，而复用之”。这话听起来很委婉，实则对清帝用人之道的剖析可谓力透纸背。在全祖望为恩师所写的墓碑中，人们看到李绂的博学洽闻，看到他那如大江东去、如春潮澎湃的雄豪浩瀚之才，但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不为专制淫威稍稍屈服的刚烈之气。全祖望说，恩师曾亲口对他讲：“我只要内省无负疚之初，那么生死且置之度外，何况祸福？祸福且不足动心，何况荣辱得失？这样做去，再险恶的处境也难不倒我。”日后，全祖望的弟子向他请教立身行事之道，他就把李绂的话奉献给他们。然人皆血肉之躯，终非金石，屡经政治霜雪侵蚀剥离，精华亦渐渐耗尽了。全祖望记晚年的李绂“神气支离，与人语健忘，一饭之间，重述其言，絮絮数十度不止”，与“少有万夫之禀，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的李绂岂可相提并论？李绂先逝，全祖望不胜悲痛地说：“今老成徂谢，后学其安所依归乎？”

    乾隆二十年，一代史学家、一代文学家全祖望去世了，年近五十一岁。他的身后极为凄凉萧条，连殡葬之费也没有着落，家人把他毕生所藏万卷书出让，换来二百两银子，才得以安葬。

    全祖望盛年而卒，是我国学术界的不幸；但就他个人来讲，又何尝不是幸运呢？乾隆二十年前后，全国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已荡然无存了，在“为世道人心计”的旗号下，乾隆皇帝步晚年康熙及雍正之后尘，厉行对文化思想的钳制，旨在肃清朝内朋党流毒，镇压汉族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文字狱接二连三地发生，文网之绵密，甚至粗通文墨的精神病患者也不能幸免。正当巨大的文网在全国张开之际，留下数不尽可供挑剔吹求文字的全祖望停止了呼吸。

    对全祖望个人来说更为幸运的是，他辛勤一生、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日后竞逃过了乾隆的焚书浩劫，而完整地流传到了今天，他也避免了身后锉尸扬灰、亲族缘坐的人间惨祸。这倒要完全归之于纯粹偶然的因素了。

    全祖望未能入明史馆参与修纂《明史》，但他对这项工作寄予了极大的热情。他期望把那些抗节不屈、不出仕清朝的仁人志士列入《忠义列传》，但这个意见怎能为官方控制的修史机构所接受呢？他只能独立奋斗，坚信“他年补史者，其视我碑铭”。因此他生前就整理校订好了自己的文集——《鲒埼亭集》，临终时交给扬州马氏，嘱其刊刻发行。全祖望既逝，他的学生董秉纯、蒋学镛又请杭世骏校订《鲒埼亭集》书稿，并代为作序。杭世骏的序是写成了，却把《鲒埼亭集》书稿长期积压了起来，董秉纯索之再三而不可得。这样一来，终乾隆之世，《鲒琦亭集》也没有付梓问世。后人指责杭世骏有负于已故好友全祖望，说他无故拖延刊刻存放在杭家的《鲒埼亭集》书稿。但如果联系到当时文祸风声渐紧，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又掀起了遍及全国的查办禁书运动这一背景，刊行全祖望那些出入敏感政治禁区的文字，其后果则不待智者知矣。杭世骏手里的全祖望手稿后来不知所终，但董秉纯、蒋学镛那里还保存着副本，经董编辑、蒋审订的《鲒埼亭集外编》出版于嘉庆六年（1801年）。其时文禁稍解，人们仍心有余悸，刊刻的人见书有“违碍”，故而未敢署名。但无论如何，这一中华民族的“正气歌”总算完整地流布到了人间，全祖望可以含笑九泉了。

    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戛然结束了。乍暖还寒时节过后，并没有迎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文字狱高峰却突兀而起。

    七、疯汉之死

    乾隆十六年政治节气转换的枢纽就是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以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为内容、假托敢言之臣孙嘉淦之名的奏折底稿，从乾隆十五年七月至十八年二月在全国暗中流传竟达两年半之久。在追查伪稿期间，乾隆坐卧不宁，疑神疑鬼，他开始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编造，后来又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也怀疑过可能是被杀掉的原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当查办伪稿正紧张时，江南、湖广方面大吏又密报马朝柱聚众起事。据称马朝柱散发《诏书》和《檄文》，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乾隆不胜惊骇，他仔细推敲马朝柱《伪诏》和《伪檄》的文字，说二者的“文气心思”与伪造的孙嘉淦奏稿很相似，伪稿的撰造者是马朝柱也未可定。总之，突发的伪稿案使乾隆感到有一股不满和敌对的暗潮正在全国涌动，“太平盛世”并不太平。而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皆因即位以来实行宽大之政所至。

    乾隆接受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和整肃。乾隆十八年正月伪稿案接近尾声，他降旨称：“此等奸徒，传播流言，诪张为幻，关系人心风俗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所谓“风俗人心”，乾隆有时也说“世道人心”，盖指社会风气人的思想。具体来讲，部分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反满民族意识，某些反封建专制体制的朦胧思想，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情绪，以至学术领域的“异端！’等等，都可以囊括于其中。在乾隆看来，这是关乎大清帝国安危的头等重要问题。这一点乾隆继承了雍正的思想。雍正明确指出过，盗贼明火执仗，是有形的，地方官即使想掩盖也势所不能；至于那些专以文字蛊惑人心的“匪奸”，如地方官不留心访察，尽可置之不问，很难败露。而权衡二者，“匪奸”之为害国家、淆乱人心，“甚于盗贼远矣！”这一段文字是雍正从他发动的吕留良等案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乾隆全盘接受，而且认识得更深刻，措施也更有力。对伪孙嘉淦奏稿一案，乾隆不惜倾全国之力，历时一年又八个月，必欲将其搞个水落石出，正是基于一切“奸徒”若要推翻清朝统治，则首先要造成舆论，以惑乱人心这样一种认识。既然最高统治者如此高度重视“风俗人心”对巩固政权的特殊重要作用，各级地方官员对文字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危险思想倾向岂敢掉以轻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追查伪稿案的恐怖气氛中，疯子王肇基触犯文网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巡抚阿思哈密奏，拿获介休人王肇基一名，此人前往官府呈献诗联，其中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警惕性甚高的阿思哈在折中又称，伪造孙嘉淦奏稿一案，王肇基“迹涉可疑”。乾隆谕示阿思哈：“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阿思哈连忙提来王肇基亲自审讯，王肇基供称，今年欣逢皇太后万寿，小子呈献诗联，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想讨皇上喜欢。阿思哈又问，诗联后叙语何以毁谤圣贤，狂吠悖谬？王肇基茫然不知所措，半晌才说：“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呈献的。”阿思哈再问与伪稿案的关涉，王肇基更瞠目结舌。严诘之下，所供语无伦次，一片胡涂。阿思哈只好以“此人似属疯癫，与伪稿案并无关涉”覆奏。乾隆接奏，承认王肇基“竟是疯人而已”，但这场闹剧至此并未结束，乾隆又通过军机大臣谕示阿思哈：“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造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

    不能“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只能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了。怎么消灭？《大清律例》载，死刑分斩绞两种，“十恶不赦”重罪死囚，则适用凌迟极刑。还有一种处决人犯的方式叫“杖毙”，亦称“笞杀”、“棰杀”，即用竹杖击打犯人致死的刑罚，不载于律例，也不用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层层审核、刑部备案，只须督抚密奏，皇帝允准，即可执行，因之被认为是法外之刑，只是在小民聚众闹事，事态难于控制时，才将为首者于闹市通衢杖毙之，以迅速镇压民众暴戾之气。王肇基显然不属于这类情况，但乾隆特交待阿思哈，将“疯人”王肇基“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

    这样，不仅一个王肇基被当众杖毙了，而且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乾隆盛世，精神病患者以文字获罪，轻则杖毙，自此案始。这里说的“轻则杖毙”，并非说刑罚轻，就其残酷程度而言，杖毙较之立斩和立绞要重得多，与极刑凌迟可称不相上下。章士钊在《沈荩》一书中描述了清末奉慈禧太后之命杖毙反清志士沈荩的惨状：“乃拽荩，以竹鞭捶之，至四时之久，血肉横飞，惨酷万状，而未至死，最后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刽子手们不停地用竹鞭抽打死刑人犯，竟至“四时之久”，还没有打死，分明是看准了不打要害之处，这和慢慢地千刀万剐究竟有什么区别？！

    时隔不到两年，人们又可以真的看到凌迟精神病患者的盛况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十四日正午，署理山东巡抚杨应琚亲临法场监刑，面色死灰、口中喃喃的钦定逆犯丁文斌在济南被当众凌迟处死。

    这是清朝开国一百年来，第一个因文字获罪被处以极刑的精神病人。

    丁文斌智能平常，品行无懈可击，只是一阵阵耽于遐想，或出语荒唐，因此被家人邻里呼为“痴子”。他原籍浙江上虞县，父亲死得早，随母亲在杭州长大。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曾一度投靠叔祖丁芝田。丁芝田是个塾师，看文斌年纪稍长，教过他几本《论》、《孟》。但这孩子自幼孤僻多疑，不招人喜欢，丁芝田随教随辍，《四书》还没讲完便罢了手。到十几岁时，丁文斌又跟母亲往投哥哥丁文耀。文耀比文斌大十一岁，家住松江府华亭县，有时打烧饼卖，有时去面馆帮工，勉强糊口。家中凭空添了两张嘴，虽说至亲，嫂嫂秦氏还是不满意，不免常有怨言。文斌母子俩只好常常外出佣工，炊煮服役，什么下贱事都干，江西、湖广，路途再远，只要有人雇用也从不推辞。

    乾隆十二年（1747年），在艰辛与屈辱中操劳了一生的母亲病死了。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慈母，丁文斌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终日闷闷无语。面壁出神。不久又染上了抽烟的毛病，常常在烟雾缭绕中想入非非。侄子们讨厌他，开始叫他“痴子”，文斌为此气得不行，但也无可奈何。他生来弱小，不能像哥哥那样卖力气为生。好在小时候毕竟喝过墨水，认识些字，诗日子云、圣经贤传之类还能讲解几句，加以写得一笔不错的字，所以在他头脑清楚的时候，总还有个把小户人家送子弟给他教。这样，在母亲去世后的两三年里，他断断续续过了些安稳生活。不幸后来精神越来越不正常，“痴子”越叫越开，蒙馆这条谋生之路也就断了。实在没饭吃，就在家里给路人算命测字，去米铺给老板舂米，到茶馆帮人烧火拉风箱，聊以糊口。渐渐的在本县又混不下去了，就到苏州等地写对子送给店家讨几文钱。断炊之日，难免不顾斯文，沿街乞讨，受尽了白眼和凌辱。

    虽然过的是猪狗般的日子，可丁文斌却偏偏有数不尽的非分之念。三十几岁的汉子，没有妻室，难免渴望异性的温情，也常常被难忍的性欲所煎熬。在本县董恒山开的茶馆中拉风箱的半年，董家年方十五的姑娘着实让丁文斌心醉神迷，他拼命压抑折磨着自己的情欲。极贫至贱的现实不准丁文斌对董家小姐有所奢望，他就暗中编织些五彩缤纷的才子佳人之类的故事聊以自慰。当然，丁文斌最渴望的是钱，大发其财，一夜之间变成富翁，但现实哪有如此的幸运？他不甘心，就精心设计了制钱的式样，取什么名目呢？“乾隆通宝”不能用，也不敢用，搜索贫乏头脑里那些支离破碎的故典，最后确定为“太公九府钱”，自己心中暗喜，不过，毕竟不能拿去用。丁文斌想来想去，总算弄明白了，为什么穷，为什么被人轻贱？说到底，还是没权势。讲权势，世上至高莫如皇帝，接了帝位，金银财宝，名誉尊严，以及成群美如天仙的妃嫔，一切都有了。当皇帝，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是丁文斌吞云吐雾之际脑海里浮现出的种种缥缈幻影中最令他心驰神往的。他饥肠辘辘地沉耽于五彩缤纷的遐想之中，这使被强行压抑的欲念得到暂时满足，但眼前冷酷的现实总是无情地将幻想的泡沫撞得粉碎。每当他从幻梦跌回冷峻的现实世界时，总感到锥心般的痛苦和绝望。这样，丁文斌就更处于持续不断的精神苦闷之中。

    丁文斌的处境太可悲了，甚至比他身边的平头百姓还可悲。那些做田的，扒粪的，帮工的，卖艺的，也有种种欲望，但他们安分守己，知道自己到底值几文钱，加以会一两种营生，故而饮食男女之类的本能欲望、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可以得到基本满足，不至于失去控制而对现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丁文斌则不然，他读了几句书，因此滋生了种种奢望，总想着“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什么的，不时还作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的美梦。不幸的是，他资质平常，也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可能循着“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爬到人生金字塔的顶部，去做人上之人。更为不幸的还在于，他缺少一副机能健全的大脑。推其原因，不能排除由某种遗传因素所致，但自幼颠沛流离的生活，慈母遽尔逝去的强烈刺激，长期持续纠缠的精神苦痛，无疑加剧了他先天性的大脑器质性疾病。总之，丁文斌比身边劳苦大众，比许多落魄书生的命运更凄惨。他既不能用自己的体力，也不能以自己的文墨之长去谋取一件勉强糊口的差事。他属于太平盛世中最值得世人同情，最应该得到国家救济的悲惨无助的特殊群落。

    丁文斌接近中年的时候，精神疾患的种种症候越来越明显了，他渐渐丧失了调节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丧失了对自己行为后果辨识的能力。早在母亲去世前，丁文斌就时不时地听到身旁有人对他讲话，奇怪的是，周围竞空无一人。自母亲离他而去，这种带有指令性口气的声音在耳边出现得更频繁了。他同别人讲过几次，但谁能相信他的疯话呢？久而久之，丁文斌开始确信这声音来自冥冥上苍，是上帝对他的特殊眷顾，于是虔诚地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动。乾隆十三年（1748年），母亲死去的第二年，丁文斌受到上帝的启示，开始埋头著述，转过年来就完成了《文武记》两本、《太公望传》一本，趁着江苏学政庄有恭到松江府按试，他跪在路中拦轿，把书献给了庄大人。庄有恭点过元，很有才气，丁文斌相信只有他才看得出自己的道德学问。可惜拦舆献书之后，竟如泥牛人海，杳无音信。

    在贫困与焦躁的煎迫下，上帝的声音又频频出现在耳边，这次是命他将旧作改写为《洪范》和《春秋》。他陆陆续续做了些增删订补工作，并遵照上帝之意，把每章之后的“丁子日”统统改为“天子日”、“王帝日”。丁文斌何以从“丁子”成为“天子”、“王帝”呢？原来他自认为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年幼时，丁文斌曾随叔祖丁芝田去过一趟山东曲阜的孔府，听过衍圣公孔广綮讲过尧舜之道。乾隆十六年（1751年），丁文斌听说孔广棨早已去世了，幼时朦朦胧胧的孔府之行的记忆一下子又浮现在眼前，心里便想：“老衍圣公能守尧舜之道，自然应该居天子之位。我小时候蒙老衍圣公传过尧舜之道，不和传位于我一样么？”不久，身旁又常响起上帝的声音：“老衍圣公见你讲道论学，与舜无异，故传位于你，还把他两个女儿一起许配给你了。”丁文斌乐不可支，觉得既受位于尧，自当以“天子”、“王帝”自居；既接受了帝位，就得定国号、年号，另颁一部《时宪书》，让天下臣民尊奉新朝正朔。从乾隆十六年起，他赶修出一部《钦定时宪书》，把国号定为“大明”——他并非有什么“复明”的政治野心，不过取《大学》“明明德”之意；年号则用“天元”。这一年孔广棨已死去六年了，丁文斌想自己即位也自然有六年了，因此《时宪书》上写的是“天元六年”。过了两年，丁文斌检讨政绩，很惭愧，经请示上帝后，决定改国号为“大夏”，取“行夏之时”的意思，改年号为“昭武”。所有改动之处都写在“天元八年”，即“昭武元年”的《钦定时宪书》里了。

    丁文斌自居九五之尊，自然要有数不尽的创制封典之类的大事要增写进《洪范》与《春秋》之中。新一代衍圣公孔昭焕是自己的大舅子，封他为“冢宰”、“平虏将军”；孔叔舅封为“大宗伯”；孔伯舅封为“大司徒”。哥哥文耀不明道理，常常骂我“痴子”，但我既君临四海，理应封他个什么，叫“夏文公”吧。死去的父母自当封王封后，杭州有个族叔，叫丁左白，是个贡生，封为“太宰”。还有茶馆董老板的闺女，心仪已久，早想娶过门，先封为“董妃”再说。其它如制钱式样、名称、冠婚丧祭礼乐制度等等，也统统记载在《洪范》与《春秋》里。除了要记这些体面的事情外，还需将有仇怨、要报复的人也记进书里。哥哥一家不好，所以记为“兄顽嫂嚣侄傲”；李回回的妻子诓骗母亲去江西给人当佣人，也须记上一笔。而自己最恨的人莫过于松江的张七，这张七是原任刑部尚书张照的儿子，名应田，号伯耕，他竟抢在丁文斌前头把衍圣公的长女娶走了，害得他只能在自著的书里当衍圣公的女婿。但丁文斌并不能确知张七的名字，号究竟是那几个字，就在书里记上对“张不赓”夺妻之恨。另外，张家办喜事极尽铺张奢华，丁文斌痛恨不已，这当然也成了《洪范》、《春秋》里的内容。改写完毕，丁文斌曾送给家住丰乐桥的徐旭初、米店店主的父亲王先生及蔡先生看过。这几位拜读之后，有的不上半天就掷还了，有的还书时什么也没有说。

    乾隆十八年春夏之交，哥哥丁文耀与旁人搭伙往杭州卖鳝鱼去了，丁文斌没人可怜，连饭也没得吃，无可奈何之下，凑了一两多银子，北上山东曲阜，打算将所著的书呈交衍圣公，或许能得到他的赏识。五月中旬走到苏北宿迁的中兴集搭船，遇见一个姓田的河南汉子，到台儿庄下船的时候，丁文斌就教姓田的替他挑行李，说好到曲阜给二百文钱。这行李说来也同它的主人一样寒酸：一边是个小篓子，里面装着几本用油纸包着的书，另一边是一条毡子包着铺盖，好在轻得很，姓田的河南人答应了。一路上，只见丁文斌下了店，就吃饭吸烟，上路后，光着头，打着破雨伞，跟在后头，仍默默无语。五月二十八日走到曲阜孔府，丁文斌先进去，起初听到里面有争执之声，然后安静了下来，没过多少时辰，姓田的就见孔府的人把丁文斌拿了。

    原来衍圣公孔昭焕听守门人役禀报，说有亲戚丁文斌携书求见，不胜惊诧，心想浙省哪有这个穷得像叫花子似的丁姓亲戚。于是让守门人役再详加询问，未久，送进丁文斌亲书一纸，只见上面写道：

    予小子丁文斌原系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有族叔丁芝田在北路教习，曾与先岳老圣公为盟，予小子带府中留住数日。后予小子回松，荷蒙岳父面命，今在松修道，续成《洪范》、《春秋》五本，已终帝命。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所以卫孔门之道。敢申达尊览，余面谈不暨。

    孔昭焕见写得云山雾罩，料定来者不善，遂命门役搜出《洪范》、《春秋》和《钦定时宪书》旧册几本，看到《大明》、《大夏》、《天元》、《昭武》字样，急命将丁文斌拿下，发交曲阜县羁押。随即密札山东巡抚杨应琚查办。衍圣公有专折奏事特权，孔昭焕将诸事料理妥帖后，又缮具密折一件，向乾隆皇帝陈报此怪诞狂悖之事。

    署理山东巡抚杨应琚是在六月初二日接到孔昭焕密札的，当时他正在兖州府鱼台县查捕蝗蝻，见有投递逆书的要案，不敢少有延误。一面命曲阜县令迅将逆犯丁文斌就近严密解送兖州候审，一面连夜赶驰兖州。

    在杨应琚的亲自主持下，审讯自六月初四日就开始了，但令杨应琚和参审的刑官们哭笑不得的是，原来此人整个一疯子，一场虚惊！这样于来，问供就不无调侃戏谑的味道了。且看当时问供记录的片断：

    刑官问：“你既是小家出身，现在看你形如乞丐，当年衍圣公怎肯与你结亲？况结亲从无两女同许一人之理，又并无媒妁，显属无赖了。供来！”

    丁文斌供：“小子结亲是奉上帝之命，何须媒妁呢？那一夫—二妇乃尧舜之道，舜妻尧之二女，班班可考。当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实应称帝。他看小子讲道论德，与舜无异，故传位于小子，以二女妻之。这都蒙上帝启迪所成。小子闻得老衍圣公殁了，就接了位……”

    听到这里，问供的刑官忍俊不禁，相视莞尔。但逆犯供单将来要恭呈御览的，此案关节之处，丝毫不敢大意。这关节之处，就是丁文斌著作逆书是否有政治背景。

    问：“你既敢著作逆书，谋为不轨，一定有主谋的人，还该有羽党助你的人，还不实说吗？”

    供：“小子原不愿做这事，实是上帝之命，无奈何，并没有什么主谋之人，哪里还有羽党？现在衣食不充，百分穷困，哪里还有人帮助？叫小子从何处供出呢？”

    问：“据你说上帝命你的话，到底他在哪里？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里挑唆你吧！”

    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实是蒙上帝时时启迪，常在身边说话，别人不能听闻的。”

    刑官们大惑不解，难道会有这等怪事？看来必得动刑了：“你说的都是荒唐之言，明明将主谋、羽党之人不肯供出。夹起来！”夹棍是早经准备好了的，发声喊，便动起了大刑。

    夹棍是法定刑具，看起来简单得很，由三根木梃和绳索构成，但威力十分了得，故有“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之说。清律规定，中间一根梃木长三尺四寸，两旁木梃各长三尺，上圆下方，在三根木梃相合之处，各凿成圆窝四个，用绳索穿起。动刑时夹在男性犯人的小腿上，逐渐发力，勒紧绳索，犯人疼痛难熬，只得乱供一气。其结果，往往造成终身残废，甚至胫骨折断，登时殒命。夹棍号称“大刑”，清律规定，人命、强盗等重案方准酌用夹棍，但刑官为逼出他们要的口供，往往滥用夹棍。你看，对疯子丁文斌不是用起了夹棍吗？

    丁文斌体质本弱，哪里经得起大刑伺候？有气无力地呻吟着：“小子并没有主谋、羽党，不能供出，实是上帝之命。如今受刑，也是上帝带累的。供不出来了……求松夹，求松夹……”话音未落，就昏死了过去。

    杨应琚当然没学过什么司法精神病学，不能科学地解释精神分裂患者的种种症候，但他为宦多年，阅历甚富，类似丁文斌这样的怪人还是有所见闻。对丁文斌所供身边常有旁人听不到的莫名其妙声音这一关键情节，他也宁肯信其有。然而，著作逆书，建国称王，怀恋汉人朝代“大明”、“大夏”，关系非浅，且供证确凿，只能照“大逆”律条严办。

    六月初七，杨应琚命结束审讯，当天即缮具奏折两件，向皇帝做了全面的汇报。

    第一件奏折叙述拿获、审拟逆犯丁文斌的经过，最后定其罪案：“确查丁文斌建号称王，擅加封赠，伪造宪书、钱式，又敢肆为逆语，目无国法，诚属罪大恶极。”当然应照大逆谋反律凌迟处死，其亲属照律缘坐，就是说或应立斩，或给功臣之家为奴。这是叙述罪案，照律拟罪的官样文章。

    第二件奏折才是详加解释何以如此定罪量刑。杨应琚对丁文斌谋反大逆的动机做了如下分析：“臣揆查其情，丁文斌乃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稍习陈言，遂自诩为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女色，痴心日炽，结为幻影，牢不可破，则肆其枭獍之心，狼号狗吠，无所不至。”然后，笔锋一转，又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照此说来，丁文斌确系疯人无疑，而且疯病的病因及症状都说得几近科学。但杨应琚如此说，绝无为丁文斌开脱之意，而是想让皇帝确信，丁文斌的供词绝非支吾诈伪，也就是说，他谋反大逆仅只一人而已，确无党羽和主使之人。杨应琚不愧混迹官场多年的老吏。他深知钦办逆案，不容丝毫懈怠马虎，必须办得无枉无纵，结实可靠。把一个精神病患者定为谋反大逆，凌迟处死，分明是最大的冤枉，谈何“无枉”？这是今天讲的话。在杨应琚看来，“无枉”的意思是，不能刑拷太甚，把丁文斌逼得乱咬一气，最后收不了场，到头来自己难辞其咎；“无纵”最要讲究，如果被精明的皇帝看出丁文斌背后还确有巨奸大慝没有审出来的话，这岂能吃罪得起？所以，他解释丁文斌犯罪原由时最下功夫。在这件奏折中杨应琚还不忘向乾隆皇帝建议：“该犯气体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他担心丁文斌可能挨不到常规司法程序下定拟、批准行刑所需的时间了。

    六月十一日杨应琚两件密折及逆犯丁文斌供单一并飞递到京。在第一件奏折折尾，乾隆朱笔批示：“三法司核拟速奏。”对第二件奏折中杨应琚提供的丁文斌业已垂危的情况皇帝极为重视。屈指算来，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办理再快，刑部钉封文书驰递济南也需旬余，丁文斌一旦等不及，瘐毙狱中的话，一则太便宜他了，再则奸人匪类也不能咸受炯戒，达不到明正典刑的震慑作用。乾隆即命军机大臣寄信密谕杨应琚：“酌看该犯现在光景，若尚可等待部文，则候部文正法；如恐不及待，即照所拟，先行凌迟示众。”

    丁文斌果然“不及待”了。六月十四日一早，杨应琚接奉上述廷寄谕旨，即亲赴济南臬司大狱察看，只见丁文斌语塞气短、奄奄一息，于是马上点派济南城守营参将万德、济南知府赵之采布置法场，放出警戒。午时，巡抚杨应琚供出王命旗牌，亲临监决。只见刑场四周万头攒动，观者如潮，八方人众争睹凌迟逆犯的盛况。

    凌迟，亦称“寸磔”、“脔割”、“鱼鳞剐”等，俗称“千刀万剐”，清律名之日“极刑”。凌，细也；迟，缓也。凌迟即用零刀碎割，延长行刑时间，使犯人受尽痛苦而死的一种极其残酷的死刑。凌迟适用于“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等罪大恶极的犯人。清律载凌迟之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完肤，然后为之割其势。”《明季北略》详记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闹市凌迟大臣郑郧的情景，大略如下：黎明，脔割之旨乃下，（笔者）与人同往西市（即甘石桥下四牌楼）观刑。时尚无一人，止有地方夫役据地搭厂，竖一有丫之木在东牌楼下。旧规：杀人在西而剐在东也。少停，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内俱藏贮铁钩与利刃，时出其刀与钩颖，以砂石磨砺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声亦嘈杂殊甚。郑郧停于南牌楼下，坐筐篮中，科头跣足。少顷，从人丛中舁之而入，遥望木丫，尚闻其“这是何说者”连词。于极鼎沸中，忽闻宣读圣旨，结句声高：“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尽股栗矣。炮声响后，人皆跂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亦原无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之绳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后，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丫颠，众不胜骇惧。忽又将绳引下，而郑鄤之头突然而兴，时已斩矣。则转其面而亲其木，背尚全体，聚而割者如猬。须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飞雷走，云以刀数报人大内也。午余，事完。天亦暗惨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

    丁文斌终于如乾隆所愿“明正典刑”了，当人们看到一个形容猥琐的疯子神情麻木地被千刀万剐时，该当有何感触，究竟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呢？不敢妄言，只能留给读者诸君去体味了。然而‘，确有一个人将为此事而深受触动。

    他就是原任江苏学政、现任江苏巡抚的庄有恭。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庄有恭在泰州舟次跪接一道廷寄，皇帝在密谕中就庄有恭曾收受丁文斌献书一事严厉饬责说：“丁文斌所着逆书内，大逆不道之言甚多，庄有恭既经接收，何以不具折奏闻？又不即将该犯拿究？”庄有恭一下子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天哪！什么时候接收过丁某人的逆书呀？这丁文斌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搜遍了记忆中的每一个角落也想不起，更哪里找那大逆之书？冥思苦想了一天一夜，状元郎总算想起来了：乾隆十四年（1749年）按试松江，一日忽听轿外人声喧哗，分明是在呵责什么人。庄有恭忙问，回称是个疯子拦轿。庄有恭近视眼，待取出眼镜隔轿窗望去，只见一个人蓬头垢面，衣裳褴褛，正跪在轿前献书。取过书随手翻阅，上面满是污垢，内容不过是些剿袭经典的陈词滥调，惟独后有“丁子日”云云。庄有恭心想，如此一个龌龊不堪的人竟妄自称许“丁子”，必是疯子无疑。随手把书弃置一边。时隔四年，庄有恭早把这件事丢到爪哇国了，现经严旨催问，联想到“丁子日”，方才恍然大悟，皇上指的必是此人此事。

    庄有恭据实缮折，奏明疯子献书的经过，至于所献之书，“实不知破簏败箧中果存此册否？容臣回署细检，如得之，当即缄封进呈”。乾隆穷追不舍，在庄折折尾朱批：“此奏又属取巧。细查书来，不可终归乌有！”庄有恭六月二十五日三更回署，即亲自翻箱倒箧，搜寻三日，终归还是乌有，只好自请交部严加治罪。皇上则认为庄有恭“故纵逆罪”，且“狡诈为鬼蜮伎俩”，命照他学政任内俸禄、养廉数目加罚十倍银两。这个“加罚十倍”岂是小数，十四年后，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七月庄有恭病故，身后仍有罚赔未完银六万余两待家属亲族偿还，总算皇恩浩荡，乾隆命“加恩宽免”，才了却了这笔陈年旧账——此是后话，当时庄有恭则实实在在地对皇上感激涕零，声泪俱下。追查庄有恭接收丁文斌献书、昏愦纵逆这件事时大部分谕旨都是通过内阁明发的，乾隆如此小题大做，绝不仅为警戒一个庄有恭。

    当然比庄有恭更倒霉的还大有人在，作为谋反大逆正犯的亲属，丁文斌之兄丁文耀、侄丁士麟、丁士贤照律缘坐，本应立斩，经皇帝加恩，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丁文斌的另外两个侄子丁士良、丁士信未满十六岁，照例给功臣之家为奴。还有看过逆书的徐旭初及蔡先生、王先生，自然难逃法网。徐旭初有名有姓，很快拿获归案，王、蔡两位，丁文斌也忘了名字，捕人时则颇费周折。蔡姓之人很快认定了，叫蔡颖达；而家住丰乐桥又姓王且年貌相类的竟有两个：一系王士照，一系王素行，看过逆书的究竟是谁，一时搞不清，索性一齐捕了来。经过一番质询，王士照被开脱了，王素行以见逆书并不检举，照律打一百板子，流放到三千里之外烟瘴之地。蔡颖达和徐旭初很侥幸，因为他们是在乾隆十五年前尚未添入“逆语”时看的，所以定为“混看杜撰邪书”，照律杖八十。徐旭初系武生，因此衣顶也被革去。

    四十五年之后，乾隆皇帝崩逝，嘉庆皇帝开始亲政，遂降旨凡前此“书词狂悖案”内照大逆律缘坐的犯人一律开释。被叔叔丁文斌株连的四个侄子士麟、士贤、士良、士信都还活着，有的在充军之所，有的为人家奴，圣天子雨霖普降，他们终于重获自由。年轻时挥泪诀别，谁承想还有白首重逢的一天呢？

    疯子丁文斌虽然被处以极刑，但与前此因献诗而被杖毙的王肇基一样，下自地方官吏，上至乾隆皇帝，还是承认他们确有疯癫之状。二者刑罚之所以有轻重之别，是因为丁文斌查有“悖逆实迹”，而王肇基不过“无知妄作”。丁文斌案发生之后，各地加强了对患有精神疾患的文人的管束，疯汉文字狱案呈上升趋势。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刘德照逆帖案发生，情况又为之一变。

    刘德照原籍直隶，后流寓山东濮州，家有妻子及年纪尚幼的子女三人。因年景荒歉，家中又遭火灾，穷苦不堪，靠推小车为生，不久，害眼病彻底断了生计。这个人看过一点子平书，就胡乱写了一张叫《春秋建论词》的字帖，原想到京师献上，没准儿能赏个几十两银子。谁承想刚走到德州就叫署理山东巡抚白钟山拿获，搜出字帖，白钟山看又是一个疯子自投罗网，就以其“迹类疯狂”奏闻。但很快又在刘德照家中搜出另外几张字帖，写着“兴汉兴明”、“削发拧绳”之类有反清政治意味的话。情况报上去，乾隆很震惊，为此特向各省督抚发下谕旨，开首先说近来督抚往往以迹类疯癫奏请杖毙完结，若仅只词语不经，妄言灾祸，或生事地方，訾议官长，则杖毙已足蔽辜，接下去引刘德照一案，词气就严厉起来：“如讪谤本朝，诋毁干犯，则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条，即当按法定拟，明正典刑，妻子缘坐，不得坐以疯癫，曲为原解，仅予杖毙。”刘德照自然难逃凌迟、妻子缘坐，为他“曲为原解”的巡抚白钟山也受到严旨训斥。

    此后审鞫疯汉“逆案”也就有了固定的程序，极少见仅予杖毙的，更少见为这些可怜的罪犯亲属开脱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有个粗知文墨的江西人王作梁给人写信，到信尾竟不书乾隆纪年，怎样写呢？这个老表还有一个名字叫王坤治，他一时痰迷心窍，就写了“坤治元年”。被人告到官府，江西巡抚海成亲自提审，向皇上奏称“该犯语言颠倒，全无伦次，疯邪无疑；但该犯书符写怪，妄称年号，不法已极，未便因疯曲贷，请照大逆律办理”。王作梁即王坤治及其亲属就这样被办理了。

    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古代，如何确认是否系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是比较困难的。虽有煌煌谕旨，不得轻易“坐以疯癫”，一旦碰到具体案件，还是难于做出判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福建有一个叫林时元的疯子因投递一张字帖被捕，闽浙总督杨廷璋亲加刑讯，让他解释字帖上所写“孔子张天师杨家府杨老令公龙翁龙母”是什么意思，林时元供称，有的是“梦中告知”，有的是“戏场看见”。杨廷璋据实上奏，乾隆大怒，降旨申斥杨廷璋说：“林时元如实系疯狂，自当不省人事，何以逐条登答，俱能圆融解说？”杨廷璋吓坏了，连忙又提林时元严加刑讯，然后顺着皇上的口气覆奏说：“该犯茹刑之下，亦知痛苦呼号，则诚非不省人事者可比。”刚愎自用的“圣主”断定疯子就当永远“不省人事”，开始还算明白的“能臣”一经点拨立即也自认胡涂，这君臣二人一起串演的审鞫疯汉文字狱的一出严肃正剧真令人啼笑皆非。

    乾隆践踏封建统治常规，较之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荒唐残虐的疯汉文字狱雍正朝未曾出现，乾隆朝却比比皆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底层文人，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笔之于书的文字连自己都解释不了，乾隆偏偏要拿来治罪，轻则当众杖毙，重则凌迟处死。这不仅无视封建法制，也违背人之常理，是对人性的最野蛮、最粗暴的践踏。

    但毕竟还有个别大臣良心未泯，他们虽不敢为“逆迹”昭然的精神病患者辩解，但觉得被这些疯子带累的家人亲属则太无辜也太悲惨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连续发生数起疯子文字逆案后，负责刑名事务的湖南按察使五诺玺给皇帝上了这样一件奏折，先说定例疯病之人责成亲属报官，由官府亲发锁铐交其亲属锁禁，立法已属周备。但例内专为疯病逞凶者而言，“更有一种粗知文义，赋性不顺，少因失意之事，始而佯作疯狂，继则疯迷罔悟，忽明忽昧，信口妄言，如醉如痴，任意书写，或捏造妖言，或逞其梦呓，事发到官，在本犯予以极刑，固所应得，而牵涉亲朋，缘坐家属，株连颇多”。接下去五诺玺说，这类疯犯不同于真正疯狂凶悍之人，其行迹虽然并无凶悍之状，而流毒更甚于行凶之人，请嗣后责成保甲、牌头、户首，留心稽查，应与疯狂之人“一律报明地方官，置备坚实链铐，严行锁固，谕令亲属人等不得给与纸笔，任其混写”。在五诺玺之前，原任湖南巡抚、调任吏部尚书的陈宏谋也呈进《请锁锢疯人折》，用意也在疯人因文字获罪，罪止自身，不宜株连家人亲属。乾隆还是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命传谕各省督抚：“向来此等疯人病发，原定有严加约束之例，但行之日久，地方官不能实力风行，以至旋锁旋释，甚至任其拨弄笔墨，滋生事端，而匪人中实系丧心病狂者以转借词疯病，冀为玩法，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嗣后遇有此等疯病之人，应预为严行看守防范，毋得稍有弛懈。”“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一语道破了乾隆之所以制造一连串荒谬绝伦的疯人文字狱，原因就在于他郑重其事地把疯人荒诞不经的文字视为国家社稷和世道人心之大害。五诺玺、陈宏谋陈奏之后，疯人文字狱虽有减少，但远远不能绝迹。

    随着乾隆盛世的落幕，历史上这残酷办理疯人文字狱案的最黑暗的一页总算翻过去了。

    八、胡中藻诗狱

    鄂、张一死一去，似乎乾隆可以就此罢手了。其实不然。正当大小臣工翘首以待雷霆过后的雨露时，乾隆却在暗中加紧部署一个围歼朋党的决定性战役。经过几年精心策划，乾隆终于在他即位的第二十年发动了对臣工朋党毁灭性的一击。靶子选得颇具匠心，是已故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内阁学士胡中藻；战术的运用也高明之至，拿办胡阁学，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名很古怪的诗集——《坚磨生诗钞》。再健忘的人心里也明白，乾隆在效法其父雍正借文字狱以打击威胁皇权的朋党之故技。

    十几年的政治实践表明，朋党恶习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绝不会因鄂、张的退出政治舞台而销声匿迹。在张廷玉因配享而失足之际，鄂派官僚集团便以大学士史贻直为首，蠢蠢欲动，企图借倾陷张廷玉而复起。况且，鄂、张毕竟是先帝所遗大臣，终需设法保全，对他俩的挫辱还远远不足使大小臣工怵目惊心。只有效法皇考杀一两个如汪景祺、查嗣庭那样朋党习气甚深的人物，朝野震怖，才可望将朋党斩草除根，不复再如魑魅魍魉滋生于盛世。循着这样的思路考虑下来，乾隆终于选中胡中藻，决定借他的脑袋一用。

    胡中藻，号坚磨生，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选他当下一战役的突破口有几个好处：其一，出身科甲，名列清华，官内阁学士，又兼了侍郎衔，论官品，不大不小；其二，胡中藻平日以鄂尔泰高足自居，又与鄂尔泰的侄子、历任方面大员的鄂昌关系密切，而对张廷玉系统的官僚则视若仇敌；其三，胡中藻出过一本名为《坚磨生诗钞》的集子，文辞险怪，尽可以拿来上下其手，随意罗织。这第三点最重要，所以自张廷玉还乡以后乾隆就交代曾在军机处行走的蒋溥一项秘密使命：从《坚磨生诗钞》的字里行问推敲出胡中藻的狼子野心。罪状罗织起来不会太难，蒋溥没过多久便交了卷。但乾隆以为时机尚未成熟，故而一拖就是几年。

    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年初，正值发动对准噶尔蒙古之役的国家重大关头，汉大臣官员对此举颇有非议。乾隆决定选择这一时机出手，蕴含多重考虑。

    正月末到二月初，四天中间乾隆三次向群臣吹风。正月二十九日重提张廷玉年老乞休的旧事，降谕指责汉人喜欢沽名钓誉。谕中皇帝闲闲地说起：“朕昨日为增长知识，偶尔翻阅过去的案卷，发现查嗣庭的日记中也有‘难于乞身’之语……”既要“增长知识”，自然看什么书都可以，为什么偏偏翻档案？为什么一翻就翻到查嗣庭案的案卷？皇帝要“增长”的是什么“知识”，增长这些“知识”要干什么？细心的人是不难猜到的，但多数臣子一头雾水，搞不明白皇帝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翌日又降下一道谕旨，告谕礼部议准已故大臣人名宦祠乡贤祠时要出以公心，然后话锋一转，指向了朋党。乾隆说：“徇情曲庇，就是党援门户的开端。过去皇考洞悉此等陋习，曾大力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各案。今天有人胆敢故态复萌，朕非不能执国法以警奸顽！大小臣工要知道警惕呵。”二月二日的谕旨是借着群臣进贡方物、祝贺乾隆四十五寿辰这件事，告诫大家不要学查嗣庭妄生疑议，制造谣言，腹诽心谤，乃至笔之于书。

    两三天内乾隆一再点的查嗣庭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查嗣庭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查嗣庭是浙江杭州海宁县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进士，雍正初先任内阁学士，很快升任礼部侍郎。据雍正后来说，他早就看出查嗣庭有叛逆之心，理由是他长了一副“狼顾之相”。何谓“狼顾”？相面家讲，有的人走路时回顾似狼，即头向后转一百八十度而身躯可保持不动，故称“狼顾之相”。这种人心术不正，往往心怀异志。雍正深信相面术，对此亦小有心得。既然早知查嗣庭如此，何以在雍正初年他官运亨通、深惬圣心呢？日后拿问查嗣庭时皇帝向群臣解释说：“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举荐，朕令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及礼部侍郎。”这样一讲，固然撇开了自己对查嗣庭的信任之误，同时也就把为什么要罗织查嗣庭文字之罪的深层原因点破了。原来隆科多是雍正粉碎年羹尧党之后，正在部署的下一轮打击朋党集团战役的主要目标。在隆科多的党羽中，首先清查出一个如查嗣庭这样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才可以先声夺人，钳制众口，为最后解决隆党作舆论准备。但如何下这一步棋，雍正颇费思索。

    传闻查嗣庭书法极精，遐迩闻名，但从不轻易示人，更谈不到有什么大部头作品刊刻流传，要从文字中推求他的险恶居心，从而论定罪名是有相当困难的。这自然难不倒雍正，首先调来查嗣庭任江西学政时出的试题，反复斟酌推敲，果然大有吹毛求疵之处。不过雍正还有顾虑，怕人说洽查嗣庭的罪是因为他典试江西时出题有毛病，这样旁人会讲，查嗣庭或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只有另辟蹊径，挖出他的“叛逆实迹”，方能塞住悠悠众口。

    这也不难，一骑快马将皇帝十万火急的亲笔密谕递到杭州，催令杭州将军鄂弥达和浙江巡抚李卫“立刻速至查嗣庭家，将一应字迹、抄录、书本尽行搜出，封固送部”。雍正还不忘叮嘱道：“可在其家或墙壁、地窖中有藏匿者，亦皆留心详细搜检，不得泄露，另作走漏，尔等领罪不起！”查嗣庭家明处自不必说，房前屋后也掘地三尺，果然发现细字密写的日记两本，叛逆“实迹”彰明较著。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传集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在京大小臣工，当众公布从日记中摘出的查嗣庭的罪证：批评讪谤圣祖康熙皇帝亲赐进士是“滥举”；多选庶常如蔓草；清书庶常复考汉书过于苛刻；殿试时不能按时完卷被黜革进士是“非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概怕这些分量还不够吧，雍正又举出查嗣庭日记中某些个人琐事及天气状况寓有春秋褒贬深意，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记皇帝崩逝，这没错，可没隔几天，查嗣庭又记“患腹泻，狼狈不堪”；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凡初一、十五朝会之日或皇帝祭奠之日，查嗣庭往往记当日“大风”、“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大冰雹”；热河偶发大水，查嗣庭记“官员淹死八百人，其余无数，雨中飞蝗蔽天”……雍正统统把这类无关大体，甚至鸡毛蒜皮的琐细小事无限上纲，大加渲染，硬说成“讥刺时事”、“幸灾乐祸”、“悖礼不敬”，查嗣庭当然逃不过被处以极刑、亲属照律缘坐的噩运。

    显然，在雍正眼里，查嗣庭的日记，白纸黑字，腹诽心谤，是足以定罪的确凿而有分量的罪证，用他的话来讲，就是“种种叛逆实迹”。这话貌似有理，实际是站不住脚的。查嗣庭怵于清初以来频发的文祸，对笔墨文字谨慎到了极点。据说他的书房每晚房门紧闭，有人曾从窗缝窃视，只见他秉笔疾书，写完后，又爬上梯子，把所记文字藏到房梁上。纵使查嗣庭真的对现实政治不满，但如此慎之又慎地私记日记，秘不示人，又无相应的反朝廷行为，怎能构成“叛逆实迹”呢？动不动就仅凭文字便断为“悖逆实迹”，这种强词夺理的逻辑清初已见端倪，到雍正时大加发挥，普遍使用，与皇帝日益膨胀的无上权威结合在一起，日渐成为不可移易的真理、法司断案的依据。

    乾隆在发动胡中藻案前，认真学习和研究了皇父制造查嗣庭案的全挂子本事，自信胜券在握，时机已到，遂开始调兵遣将，分路出击。

    第一路：乾清宫侍卫哈清阿和理藩院侍郎富森前往江西新建逮捕胡中藻。二月二十六日天还没亮，即将钦犯胡中藻在梦中拿获，随即押往京师覆命。第二路：广西巡抚卫哲治于二月二十三日遵照军机处寄发的一道密谕，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的试题及与人倡和诗三十六首一并密封，专差驰送京师。第三路：陕甘总督刘统勋接到的廷寄密谕是查抄甘肃巡抚鄂昌的住所，将他与胡中藻往来应酬的诗文书信以及其他有讽刺朝政或嘱托公事的文字封固解京。刘统勋闯命即行，颇有斩获。最后一路是谕令军机大臣阿里衮等提讯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刊刻的侍郎张泰开。种种布置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待一切安排妥帖，万无一失之后，乾隆却于三月初六日离开圆明园，前往河北易县恭谒泰陵。严整细密之中，透出从容不迫的气度。

    三月十三日，乾隆从泰陵返京途中驻跸于永定河附近的韩村行宫，他突然把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召集起来聆听面谕。先从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几起大狱谈起，然后切入正题，乾隆说：“经过皇考严加惩创，数十年来臣民咸知警惕。不意竞还有出身科目、厕身清要而鬼蜮为心者，借诗歌吟咏，而肆其悖逆诋讪。”听到这里，群臣相顾失色，科甲出身的翰林们更把心提了起来。待乾隆点出乃是内阁学士胡中藻时，大小臣工才惊魂稍定，细听胡中藻的罪状。

    罪状主要是从《坚磨生诗钞》中摘取的诗句，皇帝随引随驳：胡中藻以“坚磨生”为号，表示自己操守坚定。乾隆质问：“以此为号，是何居心？“。

    《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清、浊对用，讲的是政治节操。乾隆先加歪曲，然后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胡中藻写诗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这样莫名其妙的句子，乾隆硬说“老佛”是暗指他，然后辩驳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如何说‘朝门不开’？”

    胡诗有“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点灯”，意在颂扬蠲免善政。乾隆也认为意含讽刺，说“朕闻荒歉，立加赈歉，为什么说如佛灯之难于见到”？

    胡诗《孝贤皇后之丧》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以并蒂花比喻帝后的恩爱。乾隆却认为作者暗指孝贤皇后干政，说“朕何尝令有干预朝政、骄纵外戚之事”？

    胡诗又有“其夫若父属，妻皆母道之”，把帝后比于父母，以表臣子忠爱之忱。乾隆勃然大怒，说：“君父是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之上，说‘父君’犹不可，怎么敢把君谓为父？而且直说‘其夫’、‘妻’，丧心病狂，真是到了极点！”

    胡诗还有“下眼训平夷”，乾隆认为是巧骂自己，根据是胡中藻出任学政时，曾面训他论文取士应该以平正为优，胡心中不满，用“下眼”寓识力卑下之意。

    胡诗还有“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东西。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乾隆说句中显然是讲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其丧心病狂，一至于此！

    胡中藻《述怀诗》有云“琐沙偷射蜮，谗食狠张箕”，《贤良祠》又云“青蝇投昊肯容辞”，乾隆质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到底是谁？诸如此类的罪证，皇帝不厌其烦，一口气列举了不下四十条，而几乎每一条都如上面所举的那样望文生义，百般挑剔，严词吹求，谬加指责。只有一条乾隆帝说对了，那就是《坚磨生诗钞》中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鄂尔泰姓西林觉罗，胡中藻平日以鄂第一弟子自诩，乾隆抓住胡中藻这句诗痛斥他“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算没有冤枉他。但这一条与其他大约四十条攻击大清朝与当今皇帝的叛逆大罪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乾隆惟恐群臣不能仰体圣意，所以在面谕将近尾声时，又声色俱厉地说道：“比年以来，并无一人参奏胡中藻，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杀胡中藻以振刷朋党恶习，才是这洋洋万言的画龙点睛之笔。

    然而，比起“皇考之诛查嗣庭”，乾隆的水平差多了。雍正毕竟抓到了查嗣庭某些责难和非议康熙皇帝的某些把柄，这在专制时代当然可以视为不可饶恕之罪；雍正也曾指出查嗣庭所出试题中暴露出其怨望之心，但又说不能光凭这一点治罪，否则会被人指责搞文字狱，由此可见雍正还有些顾忌。乾隆要杀胡中藻，却拿不出一条像样的理由，所以这场戏酝酿了好几年，临到出台，唱起来还是不能字正腔圆。胡中藻的诗不少是颂圣之作，乾隆却硬说是“鸱张狂吠”，恶毒攻击大清朝和当今皇帝，于是只得不顾帝王尊严，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乾隆明明在搞文字狱，而且是那种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的最恶劣的文字狱，却还说什么“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来强辩，结果必然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尽管有这么多为难窒碍之处，乾隆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干到底？一句话，非如此，不能树立绝对的专制权威。对专制帝王来说，做些顺乎天理、合乎民心的事以令人心悦诚服固然重要，但杀人立威则必不可少，而武断专横、践踏法制、不讲道理、罗织莫须有罪名乱杀人尤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让天下臣民觳觫恐怖、噤若寒蝉、绝对服从的最高境界。胡中藻之难逃一死，奥妙尽在于此；胡中藻以后，终乾隆之世，朋党彻底绝迹，也真的如乾隆所期望的那样，乾纲独断，不受任何干扰。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一日胡中藻奉旨“从宽”斩决，但案件没有因此终结，而是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与胡中藻同案治罪的还有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鄂昌前已命来京候旨，胡案发动后，又被革掉巡抚职，锁解来京。陕甘总督刘统勋差使办得很得力，他果然从鄂昌的书籍、信札中搜出了“罪证”：鄂昌有一首题为《塞上吟》的诗称蒙古为“胡儿”，还有一封信稿对堂弟鄂容安差往北路军营一事，叹息“奈何，奈何”。加上鄂昌平日与逆犯胡中藻论门谊、叙杯酒，治他死罪已经足够。二十年五月十七日乾隆宣谕：“鄂昌身为满洲，与胡中藻唱和往来，见其大逆之词，不但不知愤恨，而且引为同调，丧心已极！《塞上吟》称蒙古为‘胡儿’是自加诋毁，非忘本而何？其他种种怨望，不一而足。与鄂容安一信有‘奈何’之词，忘记淳朴旧俗，纯属满洲败类！然鄂昌未至如胡中藻之大肆讪谤，著从宽赐令自尽。”总算赏了一个全尸。

    清代罹文字之祸的满人寥寥可数，鄂昌是官品最高的一个。拿他陪斩，另有妙用。鄂昌出身满洲世家，但已经相当汉化了，甚至沾染了相当深重的朋党习气。与鄂尔泰为同年举人的大学士史贻直实际上成了继鄂尔泰之后鄂派的首脑人物，鄂昌效汉人之习，呼为“伯父”。史贻直见鄂昌任甘肃巡抚，便写信请托，替自己的儿子史奕昂谋个甘肃布政使当。鄂昌果然“鼎力玉成”，荐举“世兄”就任了甘藩。鄂昌的文学修养有限，但也学着汉士大夫杯酒流连，诗歌酬唱。在旗员中，鄂昌的所作所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仰慕汉文化，甚至涉身于门户之争，乾隆深为厌恶，但难于遍加痛创。鄂昌膺封疆重寄，集种种汉人朋党恶习于一身，又与逆犯胡中藻气味相投，自然为乾隆提供了最理想的批判的靶子。在处理鄂昌的两个月之间，乾隆两次传谕八旗，务须保持尊君亲上、朴诚忠敬的满洲旧俗，杜绝一切玩物丧志的汉人恶习。乾隆警告说：“今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律照鄂昌，严惩不贷！”

    因胡中藻诗狱被株连的还有鄂尔泰、史贻直和鄂容安等。乾隆认为胡之酿成“恶逆”，鄂尔泰应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他过去对胡中藻独加赞赏，以此之故，命撤出贤良祠，“以为大官植党者戒”！史贻直为子请托，从宽以大学士原品休致，勒令回籍，闭户家居。鄂容安时为征准噶尔参赞大臣，大军定伊犁，论功行赏，独鄂容安向隅，原因是胡中藻与鄂昌往来唱和，鄂容安不为陈奏。

    从表面上看，胡中藻一案似以鄂派势力为打击目标，但实际上包括鄂、张两派在内的内外臣工无不受到震动。乾隆总结本案时，特别注意鄂、张各打五十大板。他说：“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视张廷玉等为寇仇；而张廷玉所用之人，也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由此告诫群臣，要牢记这一事件的教训：朋党之弊起于群小妄为揣摩，互为水火，而群小朋分角立，又源于大臣怀挟私心，各存意见。在审理胡中藻案的过程中，张廷玉病故，遗疏送到御前，乾隆表示和鄂尔泰一体对待，仍准配享太庙，但又说明这是“遵奉皇考遗诏”。言外之意，鄂、张在本朝所作所为，不足为训。

    嘉庆朝礼亲王昭裢认为乾隆搞胡中藻真正原因是“深恶党援”，而“非以语言文字责也”。他说，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相国秉政，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皇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雍正皇帝《朋党论》戒之。胡阁学中藻为鄂尔泰相国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皇上正其罪诛之，由此朋党敛迹，“时局为之一变”。他的评论可谓一语破的。乾隆初政，用鄂、张辅政，地位冠于群僚，这是对大行皇帝的尊重，也是稳定政治的需要，但不符合专制时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常规。乾隆渐渐感到皇权处处受到干扰，一度消沉的朋党之争又有死灰复燃之势。经过胡中藻诗案，鄂、张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洗荡殆尽，被乾隆亲加擢拔的一代政坛新秀如傅恒、兆惠、刘统勋、舒赫德、尹继善、阿桂、刘纶之辈布列朝中要津。从此大小臣工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再不敢分朋引类，拉党结派，互相角斗。

    发动胡中藻诗狱第二年，江苏巡抚庄有恭以该省被灾，沿海地方米价骤涨至每石三两四五钱，请照乾隆十六年（1751年）浙江旱灾歉收例，暂弛海禁，准令商贩从台湾运米到江苏。这本来是一纸谕令就能办妥的爱民之举，乾隆却以江苏不同于浙江，转弯抹角地说这件事多有不便，不准照所请行，并责备庄有恭“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救灾务实的事何以为“慕虚名”？乾隆并没有详加解释，却说自己“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这道朱批谕旨看似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乾隆一生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却具有标志性意义。

    这一年乾隆四十六岁，经过二十年政治上风风雨雨的洗练，他已脱尽了年轻时身上浓厚的儒家理想主义的色彩。想当年庄有恭己未科（乾隆四年）蟾宫折桂高中状元，乾隆大喜过望，说：“广东僻远之省竟出状元耶！”庄有恭，广东番禺人，殿试对策有“不为立仗之马，而为朝阳之凤”之句，据说受到奉旨为读卷官的尹继善的激赏，极力称扬推荐，庄有恭的卷子才被列于诸卷之首。乾隆也赞赏说读卷官所拟第一的卷子“无浮泛之习”。“立仗之马”，就是天子参加朝会、祭祀及出巡时作为仪仗的马。唐玄宗时权相李林甫为钳制言官，独专大权，就把有建言之责的官员叫来说，明主在上，你们赶紧把嘴闭紧，别瞎提什么意见，“诸君不见立仗之马乎？食三品料，一鸣则斥去，悔之何及”！庄有恭廷说自己“不为立仗之马”，而要作“朝阳之凤”。“风鸣朝阳”典出《新唐书·韩瑗传》，说的是自韩瑗、褚遂良相继死后，大臣噤若寒蝉不敢讲话将及二十年。一次唐高宗到奉天宫，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极言，打破了沉闷已久的政治空气，时人喜之，谓为“凤鸣朝阳”。不难看出，庄有恭在即将踏上仕途之际，立志在明君治下作一个青史留名的贤臣；科甲出身的满洲读卷官尹继善独赏“仗马鸣凤”之句，亦可见其受汉文化浸染之深；乾隆其时二十九岁，心中也未尝没有仰慕尧舜之心，所以，他们君臣三人在“君明臣贤”以成一代盛事这一点融洽和谐地认同了儒家理想的政治境界。

    然而，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乾隆与庄有恭在思想上已开始有了深刻的分歧，用乾隆的话来讲，就是庄有恭“以为救灾爱民之举，朕未有不行者，故为此奏耳”。乾隆经过二十余年的政治历练和认真的思索，深知儒家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在君臣、君民关系这两个关系国家稳定、天子地位的根本问题上的政治理念，说起来条条是道，而在实践上往往行不通，“凤鸣朝阳”如是，“仁心仁政”亦如是。用他的话讲，就是“事当据理据实”，再也不能像自己年轻时那样“有好名之心”了，不热衷于“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了。

    此时的乾隆已最终地摆脱了圣贤训条对他的桎梏，成为一个有自主意识、独立思考、遇事能明辨不疑的极富个性的中国最高统治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乾隆二十年胡中藻诗狱为起点，乾隆时代才真正开始。

    九、月晕而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初春，经历了头年特大水灾的河南、山东、江苏三省的毗邻地区一片凄凉景象。低洼的田地到处汪着积水，灾民卖儿鬻女，四出逃荒。然而地方官却无暇顾及赈恤灾民，原因是皇上南巡的车驾即将过境，诸多的迎驾准备工作已经把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

    乾隆帝是正月十一日自京师启銮，开始第二次南巡江浙的。去秋的水灾’他有所了解，所以南巡之始即对途经的山东济宁等五州县及江苏徐、淮、海三府特破例加赈数月。但受灾最重的豫西归德府下各县却没有普沾恩泽。这倒不是圣驾不经过那里，皇帝有所疏忽，而是河南巡抚图勒炳阿未将去秋严重灾隋向乾隆帝如实奏报。

    豫西一带民情汹汹，有些侠肠义胆的人开始暗中串连，准备当皇上南巡过境之际遮道叩阍。不少乡绅也对州县官吏颇有怨言，希望皇上能够了解实情。一月下旬河南在籍布政使、夏邑县人彭家屏前往山东接驾，他决心借觐见天颜之机，剀切陈情，为乡梓做件好事。恰逢皇上垂询地方情形，彭家屏就原原本本讲了豫西夏邑、商邱、虞城、永城四县去秋大雨成灾，而以夏邑独重。据彭家屏所奏，水、旱、蝗灾河南历年难免，而惟独此次群黎啼饥号寒，流离失所，甚至有欲铤而走险者，巡抚图勒炳阿讳灾不报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听了彭家屏的陈奏，乾隆帝心中不快。他对臣下揭露太平盛世的缺失素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特别是彭家屏，身为本地缙绅，有心邀誉乡里，更难免言之过甚。彭家屏曾为方面大员，乾隆帝对他本来就没好印象。此人是康熙六十年进士，从刑部司官一直作到布政使。雍正年间，他攀附深得圣眷的疆臣李卫，乾隆帝即位，他总是借端攻击李卫的政敌、大学士鄂尔泰。在乾隆帝的心目中，他不过是李卫门下的一条走狗。乾隆二十年，帝召彭家屏来京面询政事，遗缺江苏布政使派别人顶补。彭家屏很知趣，以病乞罢，返回故乡夏邑养老去了。彭家屏此次面奏，告发巡抚匿灾，在乾隆帝看来，是地方缙绅干预公事，但终归没有查清事实，因而又不便发作。

    过了两天，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赴行在朝见，乾隆帝询问豫西灾情，图勒炳阿矢口否认夏邑等县去秋成灾。乾隆帝就让图勒炳阿带同彭家屏前往豫西实地查勘，表示要公正处理图、彭互讦一事。

    图勒炳阿的查勘尚无结果，乾隆帝便了解到了实情。车驾过济宁时，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全面奏报去年水灾，特别指出“惟夏邑被灾独重”。这有些出乎乾隆帝的预料，但考虑到张师载这个人品行朴实，与彭家屏又素无瓜葛，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而图勒炳阿却不知皇上的判断起了反复，二月初便把勘查的结果奏报乾隆帝。据他说，去年雨水诚然过多，但高粱仍有九分收成，谷豆小有减产，不过二、三、四分不等。他建议，眼下开仓平粜即可，不必赈济。乾隆帝知道他在说谎，但又总觉得这类粉饰语句听起来入耳，想了想，就在他的奏折折尾用朱笔批示：“你终不免有文过之意。今后须改过，再如此则不恕矣。”这番温谕之后，乾隆帝又让他查明地亩，给赈一月。至此，是非业已判明。图勒炳阿如能遵照旨意，切实办赈，稍稍安抚一下濒临绝境的饥民，很可能将各种矛盾缓和下来，不会再起波澜。而事态的发展又偏不如此。

    四月初，乾隆帝结束南巡后，为巡视河工，又顺道深入视察了苏北徐、淮两府属下桃源、宿迁、郑州、睢宁等州县。所到之处，只见成群结队的灾民鸠形鹄面、衣不蔽体，令人不忍卒睹。这一来乾隆帝总算对去年水灾之重有了一点直接的感受。联想到与徐、淮犬牙交错的豫西各县，那里的百姓自不免沟壑流离之苦。为证实这一点，乾隆命随行的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

    就在观音保密访豫西的十来天中，乾隆一行正从徐州府向山东境内进发。四月七日，忽见有人跪在御道旁，高举呈状。经讯问是河南夏邑民人张钦和艾鹤年，向皇帝告发本县县令孙默办赈不实。乾隆帝颇感不快，既然已命图勒炳阿加赈一月，刁民为什么还敢作无厌之求？于是下令将张钦、艾鹤年解交图勒炳阿审办。两天后，乾隆帝行至山东邹县途次，又有夏邑县人刘元德告御状。据刘元德诉称，很多实在极贫户并没有得到赈恤，另有的胥吏因缘为奸，侵蚀赈粮归己。刘元德请求撤换县令孙默，让贤而爱民的人为父母官。一起接一起的遮道呈控，而且都是夏邑人所为，使乾隆恼怒异常，他很有些疑心背后有人操纵指使，而彭家屏的可能性最大。审问刘元德的结果，暗中主使，商同具词，给与盘费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彭家屏，而是本县生员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乾隆特命侍卫成林押解刘元德，交图勒炳阿深究主谋，严审具奏。与此同时，又降下一道谕旨，让夏邑等县百姓静候赈恤，即便地方官奉行不善，也要待该管上司查明参奏，不得藉端妄诉。在谕旨中，乾隆帝还打了一个比喻，让愚民明白皇帝、官吏与百姓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朕岂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而抗其父。此等刁风断不可长！”“祖父”不准他的“爱孙”控告暴虐之“父”，“爱孙”如果为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向“祖父”求救，则被视为“刁民”，要押交“其父”去审办。但“祖父”一旦通过自己的耳目发现了事情真相又当如何呢？

    四月十八日，驻跸德州行宫。观音保风尘仆仆返回向皇上奏报此行密访的所见所闻：夏邑等四县系连年受灾，去秋大水，有如雪上加霜，穷黎惨状真令人不堪人目。观音保办事很精细，他在夏邑买了两个小孩，统共享钱不足500文！观音保掏出这两张卖身契恭呈御览，作为此次微服访察所作结论的有力佐证。

    面对确凿事实，乾隆帝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姑息图勒炳阿、孙默之辈，势必张显吏治的腐败，不利于国本的稳固，也有损于自己爱养子民的形象；严惩图勒炳阿等不称职的官员，无疑又会助长动辄越级上控的刁风，甚至可能煽起百姓闹赈罢市，不服该营长官，对统治秩序的危害更是严重。连日来发生的几起越境申诉表明，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权衡再三，乾隆帝决定官、民两方都不可姑息放纵。四月十八日当天即降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赎罪；夏邑、永城二知县亦革职拿问，以为讳灾者戒！同时通谕夏邑等四县的百姓：巡抚、知县的罢斥，并不因有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遮道呈诉。彭家屏令就近还家，不得以乡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从严交山东巡抚鹤年审办。“祖父”似乎不偏不倚，将“虐父”与“刁孙”各打五十大板。但此中明显地隐伏着反复的因素——乾隆帝惩治图勒炳阿等是不情愿的，至少是选择这样的时机极不策略。

    两天以后，即四月二十日，侍卫成林回奏，情势急剧逆转。

    成林遵旨押解刘元德去后，四月十六日抵夏邑县，当天传讯段昌绪，段拒不到官。知县孙默亲赴段家查拿，在段昌绪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康熙十二年冬平西王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起兵反清时，曾传檄四方，以明朝遗臣的口吻对清朝“窃我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以及入主中原以来的种种暴政大加声讨。时隔八十余年，段昌绪仍传抄收藏这一反清檄文，孙默和成林认为仅此一端，就足以证明他的主使旁人到皇上面前告发地方官办赈不实乃属包藏祸心。乾隆帝听了成林的陈奏，又仔细审阅了查抄来的吴三桂反清檄文，只见段昌绪在如下一段话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彼夷君无道，好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要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由此可见，段昌绪与吴三桂檄文产生了思想共鸣。乾隆帝深感夏邑县的闹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巡抚、知县匿灾不报、办赈不力固然激起了民情骚动，但严重的是，这种情绪被某些心怀叵测的士人利用，借此煽起了闹赈抗官、叩阍申诉的政治对抗行动。凭着丰富的从政阅历，他认为应及时调整策略，把打击对象集中在已经暴露和隐藏在深处的政治异己势力方面，对工作上有过失的地方官则要加以保护。只有如此，才能震慑蠢蠢欲动的百姓，稳定当地的统治秩序。

    基于以上考虑，乾隆立即采取了下面四项措施：一、图勒炳阿不必革职，仍留河南巡抚之任，理由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二、夏邑县知县孙默“能查出此事，尚属能办事之员”，与永城知县一并不必革职拿问，各仍留原任；三、命直隶总督方观承驰驿前往，会同图勒炳阿追查段昌绪“伪檄”抄自何处，穷究审办；四、命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查抄，是否亦有“伪檄”。这最后一项措施最令人莫名其妙。乾隆是这样解释的：“段昌绪既有此书，传抄何自？此外必尚有收存，即彭家屏恐亦不能保其必无。”揣摩其中的含意，不难发现乾隆，深疑彭家屏与段昌绪乃一丘之貉，都是从汉族反满的立场出发，借地方官员的失误而煽动乡民闹事的。而彭、段相比，乾隆更重视彭，因为他是在籍二品大员，具有相当可观的政治号召力。离开德州北上后，乾隆又陆续颁发谕旨，命彭家屏来京听候讯问，派出三泰、苏勒德作为钦差大员驰赴夏邑彭家，严密查抄一切书籍文字。

    四月二十六日乾隆回銮至圆明国，结束了此次风波迭起的南巡。第二天召见九卿科道，彭家屏以戴罪之身也奉谕参加。乾隆首先向臣工叙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列举南巡途中颁发的一系列谕旨，表明自己体恤灾民，爱养黎元的本心，以及在处理图勒炳阿、彭家屏、孙默等人时一秉至公的态度。在声势造成以后，即开始了对彭家屏的质问：“朕为恩待你呢，还不为恩待你？”彭家屏沉静地回答：“皇上大公，非为臣一人。”彭家屏之意，是说皇帝从国家社稷出发，对任何一个臣子都谈不到私情。这话如在别的场合，自然没有问题。但出诸此时彭家屏之口，就分明有抵触的意味。乾隆帝见彭家屏竟无感恩之意，不免再低头审视，只见跪奏的彭家屏面色死板，毫无惶悚服罪的样子，心中越发恼怒，下面质问的语气自然严厉起来：

    “你家必定藏有伪檄，如能自首，尚可开一线之路。”

    “吴三桂伪檄，臣实未寓目。”

    “即使如此，你家也必定藏有与伪檄相类的诋毁悖逆之书！”

    “……”彭家屏支支吾吾，半天才回答：“臣家原有明末野史数种，存留未烧，但臣确实不曾阅看。”

    “既然说未看，你如何知道其不当存留？天下岂有只见一书之名目，而就能了解其为何等书吗？家有藏书，当然难以遍阅，但既已知道为不当存留之书，而又故为藏匿，是诚何心？”

    锐利的词锋逼得彭家屏频频叩首，唯唯认罪。据他交待，家藏的明末野史有《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及抄本小字书若干种。乾隆随即降旨：彭家屏革职拿问，俟方观承等查奏到日，审明按律治罪。

    方观承的奏折很快到了，但他并未如乾隆帝所期望的那样把彭家屏收藏伪檄及明末野史一事查个水落石出。据方观承奏，刘元德供称，其呈词彭家屏之侄彭型曾传递阅看，既如此，彭家屏已属知情。乾隆帝认为，方观承没有详究逆书实迹，却专以刘元德控告一节来定彭家屏的罪案，乃属轻重倒置。特命军机大臣传谕方观承，不必为刘元德一案所纠缠，要把查办重点放在藏匿逆书上，并寄去彭家屏所供明末野史诸书名目，命方观承逐一详查具奏。

    其实，方观承倒不是有意避重就轻，对彭家屏有所袒护。自从他接奉谕旨负责查办彭案来到夏邑之后，曾数次前往彭家搜查，非但查不出“伪檄”，连内容稍有忌讳的书籍也一本未见，因此他才以主使刘元德呈控一节请旨定彭家屏之罪。接奉乾隆新的谕旨后，方观承立即将彭家屏之子彭传笏及亲信家人隔离看守，分别审讯，明示他们所追各书都是彭家屏在京亲供，如再坚执不认，即当照律缘坐，立行正法。几经追问，彭传笏终于招认：四月十六日他得知从本县生员段昌绪家查出逆书，遂连夜查阅家中藏书，见有明末野史等抄本，恐有违碍，概行烧毁。其时家父在外，确实不知此事。方观承立即具折奏闻，乾隆命方观承将彭传笏等亲自押解来京，交部严审。

    六月六日，经军机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彭家屏拟斩。乾隆谕：“彭家屏本应斩决，但所藏之书，既经烧毁，罪疑惟轻，着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彭传笏亦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彭家屏的家产除酌留养赡家口外，分赏该地贫民。至于彭家屏为什么“本应斩决”，乾隆作了如此解释：“以彭家屏居心观之，则其所抄藏者，白系诋毁悖逆之词，又焉知其不加以批阅评点？”这是典型的诛心之论！

    就彭家屏所供的几种明末野史而论，这些书籍在当时并不难找到，并非彭家屏秘藏的海内孤本，法司定罪时，完全可以找出这些书籍，检查其中是否有“诋毁悖逆”之词。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乾隆不去调阅这些书籍便断定彭家屏所抄藏的几种明末野史为“诋毁悖逆”，真是专横到了极点。在彭家屏的罪名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又谈什么“罪疑惟轻”，只能暴露出他的虚伪。《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似为《南渡录》）等书或记明末事，或记南明弘光朝事，对清人绝无诋毁悖逆之词，如果一定说不利于清廷，那只能说这些野史的个别章节涉及到了满洲的前身——建州女真，充其量不过字句稍有“违碍”。至于《豫变纪略》，写的是所谓“闯贼之祸”，更与清人无干。彭家屏是河南人，李自成军在河南之事有些是他所目击的。乾隆八年他还为《豫变纪略》写过一篇序文，其中说：“叹当时之丧乱，幸今日之太平，可以动君子之鉴观，觇细民之匪群，是有功于世道，非仅以博旧闻也。”乾隆说彭家屏极有可能作了敌视清人的“批阅评点”，这太冤枉彭家屏了。白纸黑字的序文，证明彭家屏是绝对忠诚于清廷的。乾隆无视这种种并不难找到的证据，必欲加之以罪，严加惩治，说到底是只有如此结案，才能达到乾隆发动此案的目的：杀鸡给猴看，借彭家屏震慑汉族臣民。这样一来，彭家屏的冤狱还不会就此了结了。

    本年七月，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为置彭家屏于死地，奏称他曾刊刻了名为《大彭统记》的族谱，内容“甚属狂悖”，这就为乾隆杀彭提供了借口。乾隆认为《大彭统记》的问题极为严重：彭家屏说“大彭”得姓之始，本于黄帝，其意何居？以《大彭统记》命名，这“大彭”与累朝国号有什么区别？该族谱凡遇庙讳及御名（即清初诸帝和乾隆的名字）皆不缺笔。这最后一点，乾隆特加说明：“朕自即位以来，从来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其心实不可问！”乾隆认为他“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从宽即赐令自尽。

    彭家屏被冤杀了，但他的死却给自己的家乡带来了某些意料不到的实惠：夏邑等四县历年旧欠钱粮银谷一并豁免；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亦概予蠲免；派员通盘筹划根治归德府属各县历年受灾之源；彭案了结后，立即调图勒炳阿还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一职；夏邑、永城两个不知体恤百姓的知县仍革职按问。

    一潭死水激起的几轮微澜就这样平静了下来。夏邑等县的绅衿士庶们在享受着彭家屏、段昌绪这些为民请命者、带头闹事者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时，也从他们的下场领教了诸多有益的教训：要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头顶上的父母官再贪虐，也要静待圣明天子来处置；勿仗义直言，勿好事逞强，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绝不会有意外祸殃。这些教训化成“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之类的处世格言，伴着彭家屏、段昌绪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塑造出了豫西贫瘠土地上的驯顺臣民。

    但乾隆在处死了彭家屏之后却没感到宽释，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据彭家屏供，他的明末野史诸书，俱得自昆山徐乾学家。徐乾学是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康熙朝曾充《明史》总裁官，家富藏书。乾隆考虑到如因彭家屏而蔓引株连，势必兴动大狱，获罪者众，何况这样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间收藏禁书的问题。究竟如何是好？乾隆从彭家屏案开始已在认真探索一种将所有诋斥悖逆书籍统通销毁的一劳永逸之计了。

    十、准噶尔之役

    在清代的历史上，“盛世”一称几乎是和乾隆皇帝同时诞生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即弘历诞生的第二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向全国臣民宣布，现在库帑充裕，从明年起，人丁不再征收丁银（人头税），此举不止有益于民，亦国家一大“盛事”也。史家从此就把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称美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岁末，当平定准噶尔取得最后胜利的报捷红旗驰递到京师时，乾隆感慨地说：“乃者关门以西，迄乎大漠，虽亘古不通之境，究以国家全盛余力而定之。”承继父祖余烈，乾隆终于将国势推向了全盛的巅峰。

    回首往古，环顾宇内，站立在盛世之巅的乾隆皇帝将何以自处呢？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第六次南巡，也就是最后一次南巡即将结束回銮时，乾隆在杭州颁发了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南巡记》，总结即位五十年来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西师”，另一件大事是“南巡”。乾隆一生文治武功不暇细数，在《南巡记》里，“西师”何以被列为悠悠万事中的头等大事呢？乾隆并没有加以申说，为了解皇帝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有必要先把“西师”的原委说一下。

    明朝末年，强盛一时的蒙古分裂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大部落。清人关前，漠南蒙古先已归附了清朝，成为清军征服中原地区最忠实可靠的盟友。漠南蒙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在它北面是漠北蒙古，其牧地在今天蒙古共和国一带，当时称为“喀尔喀”，是明代蒙古中兴之汗达延汗的后裔。喀而喀从西向东又分为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三部。扎萨克图汗部隔阿尔泰山与漠西蒙古毗邻，清朝称漠西蒙古为“厄鲁特”，在明代称这部分蒙古人为“瓦剌”。厄鲁特的牧地东起阿尔泰山，西至斋桑泊，南起伊犁河谷，北到鄂毕河、托博尔河上游，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辉特等部。清初准噶尔部在噶尔丹汗领导下，逐渐统一了厄鲁特，又控制着天山南路清人称为“回部”，实际上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广阔地区，势力非常强盛。清朝人就把厄鲁特也称为准噶尔。准噶尔一方面遏制了正在向东进行殖民扩张的俄国对中国土地的蚕食，捍卫了祖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怀有雄心壮志继成吉思汗之后完成蒙古统一的大业，进而与清朝争夺天下，这就不能不成为刚刚在中原地区立住脚跟的清朝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

    康熙初，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部之间大起刀兵，这就为准噶尔提供了东进统一蒙古的大好时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强劲的准噶尔骑兵在残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之后，兵锋南指，逼近漠南蒙古乌兰布通，京师震动，康熙皇帝亲自率兵出古北口，揭开了与准噶尔长达七十年战争的序幕。乾隆说的“西师”，实际上最早应发端于此。康熙时曾三次出塞亲征漠北，最后准噶尔汗噶尔丹兵败走死青海，而喀尔喀则全部归附清朝，与漠南蒙古一起成为清朝皇帝进一步完成祖国大一统的强有力的同盟军。终康熙之世，清朝与准噶尔的冲突并没有止息，而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对西藏，特别是对喇嘛教大教主达赖喇嘛的控制权，因为他们都十分清楚，谁控制了西藏和达赖喇嘛，也就控制了笃信喇嘛教的实力强大的蒙古人。

    噶尔丹败死后，准噶尔并没有放弃与清朝争作中华帝国主人的努力。这时准噶尔汗已经换成了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汗。康熙晚年，策妄阿喇布坦汗出兵穿越大戈壁占领拉萨，西藏陷于混乱，康熙毅然出兵安藏，将准噶尔驱逐出藏，并护送六世达赖喇嘛从青海人藏坐床。这样，清朝就进一步巩固了在西藏和青海蒙古、喀而喀和漠南蒙古的统治，但与准噶尔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康熙把他消灭准噶尔的遗愿交给了雍正皇帝去完成。

    整个雍正朝十三年几乎都是在对准噶尔的备战与决战中度过的。雍正初大将军年羹尧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叛乱，实际上是康熙出兵西藏之战的继续。罗布藏丹津兵败后又投奔准噶尔，使清准关系更加恶化。雍正对准噶尔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实在太清楚了，正如他在心腹重臣鄂尔泰密折上朱批所讲的：准噶尔不比俄罗斯、安南等外国。准噶尔一日不平定，西藏事一日不能安稳；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就难免怀有二心——此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所系。所以圣祖康熙皇帝明察事之始末利害，立意灭取准噶尔、安定西藏者，圣知灼见，不得已，必应举者也。基于如此清晰的对战略大局的判断，雍正知道与准噶尔的一场生死决战必不可免。因此在平定罗布藏丹津之乱后，便积极而稳妥地从政治体制、经济财政以至兵马粮草等多方面进行了秘密的备战工作。雍正七年（1729年）命西北两路大军出征准噶尔，但战争尚未开始，准噶尔先发制人，突袭清军西路军营，第二年又在和通泊大败北路清军，清军损兵折将，为之气夺。准噶尔骁将大小策零敦多布乘机率大兵进袭喀尔喀，情势空前危急。幸亏喀尔喀赛因诺颜部郡王、额驸策零率训练有素、军纪严明的蒙古军在雍正十年（1732年）取得光显寺大捷，击杀准噶尔万余人，“河水数十里皆赤”，这才勉强挽回败局。经过光显寺一战，准噶尔元气大伤，请求议和。清准双方经反复交涉谈判，直到乾隆皇帝即位后才划定游牧界限，准噶尔保证不越过阿尔泰山，清朝方面保证喀尔喀不越过扎卜堪。这样，清准这两个死对头就保持了相当长一段不稳定的对峙状态，双方之间的贸易也有所发展，但彼此不共戴天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噶尔发生内讧，一批批数以万计的准噶尔部落人众陆续投向清朝，乾隆准备抓住这个天赐良机。

    策妄阿喇布坦汗之后，先是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汗。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凌去世，他的嫡子年方十岁的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于第二年嗣汗位。乾隆十五年晚些时候，乾隆得到确切情报称，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其属下所拘禁。原来噶尔丹策零去世时遗有三子一女——长子喇嘛达尔扎，庶出；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嫡出；幼子策妄达什；女儿乌兰巴雅尔。因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汗年岁幼小，就由其姐乌兰巴雅尔代管政务。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及汗位后淫乱昏暴，乌兰巴雅尔时加规劝，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不但不听，反疑乌兰巴雅尔，将其拘禁。乾隆十五年（1750）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密谋欲谋害其兄喇嘛达尔扎，结果事机不密，乌兰巴雅尔之夫赛音伯勒克与准噶尔大头目联合先动手，起兵将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擒住，刺瞎他的双眼，送往阿克苏囚禁起来，随即立喇嘛达尔扎为大台吉。据乾隆得到的情报称，当下准噶尔“诸台吉皆觊觎大位，各不相下，喇嘛达尔扎篡弑得国，其危亡可以立待”。

    果然不出所料，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一月，大策凌敦多布的孙子大台吉达瓦齐起兵突入伊犁，杀死喇嘛达尔扎汗，自立为准噶尔汗。消息传来，乾隆开始调兵遣将加紧备战，但公开发布的谕旨仍说“我大国断无乘乱兴师之理”。乾隆十八年冬，准噶尔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即所谓“三车凌”）苦于内乱不已，率所部三千余户、一万余人，离开长期住牧之额尔齐斯河归附清朝。这件事使乾隆最后下决心对准噶尔开战，以完成父祖两代“灭取准噶尔”的未竟之业。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密定明年两路进剿准噶尔。他对军机大臣说，准噶尔内乱已有数年，外部又有哈萨克为难，他们人心离散，而在我恰逢可乘之机。朕意机不可失，明年准备两路进兵，直逼伊犁，即将三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三思之，有不得不办之势。“不得不办”，其实就是雍正说的“不得已，必应举者”的意思。可见他们祖孙三人在乎准战略重要性的认识上是一脉相通的。乾隆和军机大臣计议已定，立即开始紧张准备一应兵丁、驼马、粮饷等事宜，计划西北两路进兵，北路派兵三万名，西路派兵二万。按每兵需马三匹计算，共马十五万，另需驼一万六千只、羊三十万。至于粮饷，数目更为庞大，大概从内地购买军粮需银一两上下，而千辛万苦运到前线则费银二十余两。由于这次进兵主要用满洲、蒙古兵，所以又密谕此次剿办准噶尔，所有关系军机事件，俱用“清字”，即满文具奏，以确保军事机密不外泄。不过，明年具体进兵时间还没有定。

    两个月后，准噶尔辉特部大台吉阿睦尔撒纳等率众两万余人归附，乾隆兴奋不已，决定加速进兵准噶尔。

    阿睦尔撒纳这个人将在以后两年多的残酷拉锯战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平准之役也必得阿睦尔撒纳已死的确信，乾隆才能宣布最后胜利，所以在他出场前先介绍几句。阿睦尔撒纳，和硕特部拉藏汗的孙子，父亲叫丹衷，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是他的外祖父。丹衷的妻子，即策妄阿喇布坦之女，先生子叫班珠尔。及丹衷被杀，她改嫁辉特部台吉韦征和硕齐，生下了遗腹子阿睦尔撒纳。初，准噶尔分四卫拉特，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辉特部附庸于杜尔伯特。等到土尔扈特远徙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辉特则别为一部，仍称四卫拉特。阿睦尔撒纳既袭为辉特台吉，其同母兄班珠尔为和硕特台吉，又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之女，所以在达瓦齐汗袭杀达什后，阿睦尔撒纳胁持达什之子讷默库，遂令行辉特、和硕特和杜尔伯特三部。乾隆认为“阿睦尔撒纳乃最要之人”，对他率三部人众来降大喜过望，原因就在这里。

    阿睦尔撒纳在达瓦齐夺位称汗后，以自己雄厚的实力向达瓦齐提出南北分辖准噶尔，为达瓦齐所拒。本年四月，达瓦齐出兵分两路夹击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三战皆败，暂驻博罗塔拉地方。六月，达瓦齐亲率兵三万至阿睦尔撒纳游牧之地，阿睦尔撒纳不敌，遂与杜尔伯特台吉讷默库、和硕特台吉班珠尔率众向内地迁移。七月初六日抵达北路喀尔喀，遣人通报到境，请求内附。乾隆命军机大臣寄信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即将阿睦尔撒纳安插于阿尔泰山以东，并为其提供保护。但同时又密谕副将军策楞，说朕闻阿睦尔撒纳之为人，诡诈反覆，全不可信，故防范不可不周。

    阿睦尔撒纳来归更加坚定了乾隆用兵准噶尔的决心，他认为应该向满洲王大臣公开即将对准噶尔开战这件天大的事了。十月十三特召见满洲王大臣说：朕于准噶尔，开始并无利其土地人民用兵之意，今岁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又领数万众投诚，朕以天下大君，焉有求生而来者不为收养之理？再者，达瓦齐作乱之人，今即收纳其数万众，虽目前不见得敢兴兵来犯，而日久力足，必又蠢动，侵我边圉。与其费力于将来，不若乘机一举平定准部，将三车凌、阿睦尔撒纳安置原游牧处，使边境永远宁谧之为得也。准噶尔之事，历有年所，因机无可乘，故大勋未集。今事机已值，无烦大举，以国家之余饷，两路并进，不过以新降厄鲁特之力，少益以内地之兵，即可成积年未成之功。乾隆知道，满洲王大臣自雍正末和通泊惨败后，都患有严重的“恐准症”，所以，必须先打消他们的疑虑，以期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乾隆特别对他们说，这次用兵只不过“以新降厄鲁特之力，少益以内地之兵，即可成积年未成之功”，目的也在于解除他们的担忧。据乾隆日后讲，当年决策用兵平准，他是很孤立的，支持他的只有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傅恒一人而已。乾隆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得到傅恒有力的支持，对此，他念念不忘。

    阿睦尔撒纳安顿好之后，乾隆召他来避暑山庄觐见。时间已过了十一月，阿睦尔撒纳一行还在路上，大约十二三日才能抵达，而皇太后的寿辰是十一月二十五，乾隆还必须在接见阿睦尔撒纳后从避暑山庄及时返回京城庆祝。乾隆想早一点赶到热河，所以，离京后并站兼行，三日即驰抵避暑山庄。十一月十二日阿睦尔撒纳、讷默库等率众至广仁岭恭迎乾隆皇帝车驾。十三日，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大蒙古包赐亲王阿睦尔撒纳等宴，与宴者有宗室王公、蒙古王公、文武大臣等。嗣后连日赐阿睦尔撒纳等宴。又降旨加封阿睦尔撒纳亲王，为“辉特额尔德尼诺颜部落”盟长。据《啸亭杂录》作者礼亲王昭梿记载，乾隆与阿睦尔撒纳行的是亲密的抱见礼，“皇上从容抚慰，并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阿悚然，时冬月严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慑服’”！

    总之，热河召见，乾隆给了阿睦尔撒纳相当高的礼遇，意在笼络怀柔新降之准噶尔大小头目。但乾隆在避暑山庄驻留期间，主要还是与阿睦尔撒纳密谈如何用兵征伐达瓦齐的军事方面的问题。阿睦尔撒纳当面陈述进兵准噶尔的方略。乾隆起初已降旨赏给阿睦尔撒纳等八旗上三旗旗色大小旗帜，以为进兵时的标志，但阿睦尔撒纳最后说服了皇上，明年进兵时仍用阿睦尔撒纳“旧纛”，理由是“使彼处人众易于识认，投降甚便”。是用满洲旗纛，还是用阿睦尔撒纳“旧纛”，这里面乾隆与阿各自都用心很深，乾隆经过深思熟虑，还是答应了阿睦尔撒纳的要求。这就种下了第一次平准之役大获全胜不久，突然出现准噶尔全境叛乱的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局面的因由。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西北两路出师，平准之役开始，也是乾隆日后所说的“西师”正式拉开了帷幕。在此之前，乾隆已任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先已投诚的准噶尔台吉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阿兰泰为北路参赞大臣，鄂容安为西路参赞大臣。本月十二日，阿睦尔撒纳率北路哨探兵六千名比原定出发日期提前三天从乌里苏台军营起程。八天后，定边将军班第即率察哈尔兵三千名衔尾而进。萨喇尔率西路哨探兵也比原议提前三日从巴里坤军营进发，定西将军永常随后率兵继进。两路军各二万五千、马七万匹，各携两月粮，两路约期会师于伊犁东北的博罗塔拉河。

    自大军出师，前锋副将军阿睦尔撒纳、萨喇尔皆以故准噶尔台吉，建其“旧纛”先进，准噶尔各部落望风归附，大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而进军极为迅速。四月，西北两路大军在博罗塔拉会师，随即大军开进伊犁。五月初，大军渡伊犁河。准噶尔汗达瓦齐拥众万人退据格登山，结营固守，但军械不整，马力疲惫，众心离散，到处弥漫着失败的情绪。清军两路逼近格登山，阿睦尔撒纳派翼领喀喇巴图鲁阿玉锡等带兵二十二名连夜往探达瓦齐踪迹。阿玉锡等突入敌营，敌众如惊弓之鸟，自相践踏，一哄而散。达瓦齐仅率二千余人窜往天山南路回部地区。不久，为乌什伯克霍集斯所擒，呈献清军大营。

    出兵未及半载而兵不血刃克定伊犁，举国为此欢欣鼓舞，乾隆也慨然兴叹说“朕筹办之初，亦未敢遽信大功计日可就”，于是大封有功之臣，赏阿睦尔撒纳亲王双俸（双亲王），班第、萨喇尔以下俱封赏有差。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协心赞画”西陲用兵，再授一等公爵。其实，大军之所以神速取得全胜，说穿了，就是准噶尔部众并不认为清军“灭取”准噶尔来了。他们箪食壶浆叩马迎接的是打着准噶尔旗纛的准噶尔大台吉阿睦尔撤纳和萨喇尔。乾隆“欲借其声威，以收速定准噶尔之效”的目的确实达到了，但危机也恰恰在大军全胜、共同的敌人达瓦齐被擒送京师后迅速凸显出来。

    乾隆在进兵前已开始筹划占领准噶尔全境后的善后之策。他打算将准噶尔分为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和绰罗斯四卫拉特，以阿睦尔撤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另外的绰罗斯汗一时还找不到合适人选。这无非是传统的“众建以分其势”防止准噶尔再成为西北一大劲敌的思路。而老奸巨猾的阿睦尔撤纳岂能看不透这点？但大敌当前，他还要利用清朝的援助以壮大自己的声威。乾隆与阿睦尔撒纳暂时能在打击达瓦齐上结为联盟，阿睦尔撒纳也愿意暂时为皇帝麾下之将。现在准噶尔全境平定，阿睦尔撒纳自以为清军并未出什么力，平准之大功既为自己独有，那么，总统整个准噶尔则非己莫属。他私下里向将军班第试探：“我等四卫拉特与喀尔喀不同，若无总统之人，恐人心不一，又生变乱。”班第立即密奏，请皇帝特降谕旨，令阿睦尔撒纳速行入觐，早定四部封汗之事。乾隆对阿睦尔撒纳反复狡诈、志不在小早有觉察，接到班第密报，他不是不想调虎离山，加以处置，但事情做急了反而可能激出变乱，就密谕班第：阿睦尔撒纳不无希冀侥幸之心，若急遽遣回，恐其生疑，不若仍遵前旨，暂留彼处驻扎办事，酌定规模后，再令其兼程入觐。班第以解决阿睦尔撒纳事不宜迟，就催促皇帝及早采取断然行动。乾隆则以为尚无阿睦尔撒纳“图占准噶尔确据”，于是温旨令阿睦尔撒纳即行入觐，命班第等宜婉言晓谕，使其起程前来，毋致惊疑。直到六月二十八日乾隆感觉事态严重，才以阿睦尔撒纳“图据准噶尔已无疑义”，与其俟其变乱，莫若先发制人，密令定北将军班第：阿睦尔撤纳尚未起程入觐，即行擒拿，在军营正法；如已动身，则另行办理。

    很快乾隆得到班第密奏，说阿睦尔撒纳已于七月初七日起程入觐，但起行之日，即行住宿，显然故意拖延。乾隆断定，阿睦尔撒纳势必在塔尔巴哈台一带游牧处逗留，班第等加意探访，一得信息，即遵旨令萨喇尔、鄂容安带兵擒治。

    自七月初十日阿睦尔撒纳奉旨自军营尼楚滚启程入觐后，就与他的亲信党羽日夜密议潜逃。他之所以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千方百计在路上拖延，是因为他对皇帝仍抱有希望，总觉得皇帝可能答应让他总统准噶尔。到八月中旬，旨仍未下，阿疑事已中变。据俄国史料记载，阿睦尔撒纳这时又“截获了由北京下达给将军们的命令”，阿睦尔撒纳自己也说八月十九“行至乌隆古地方，闻有拿我之信”，于是将其定边左副将军印信交与同行之喀尔喀王额琳沁多尔济。翌日，阿睦尔撒纳并不经由正路，绕道从额尔齐斯地方抢掠。额琳沁多尔济即率兵往追，然阿睦尔撒纳早已由额尔齐斯河间道飘然北逸。

    乾隆于木兰行围中获悉阿睦尔撒纳逃遁的信息，立即命将军班第相机办理。不久接到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莫尔浑等奏报，拿获阿睦尔撤纳遣至其扎布堪游牧处通信的们都等人。原将军永常又奏，阿巴噶斯、哈丹抢掠西路玛纳斯河三处台站、扎那噶尔布游牧；阿睦尔撒纳领兵直犯伊犁，并欲骚扰巴里坤；班珠尔、普尔普抢掠台站。乾隆对阿睦尔撒纳的叛逃至此已深信不疑，于是命命永常仍为定西将军，调兵剿除。

    阿睦尔撒纳潜逃后，遣人四出煽乱，伊犁众喇嘛、宰桑蜂起响应。八月二十九日，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率军从伊犁撤出后退至乌兰库图勒，为叛乱的额鲁特围住剿杀，班第力竭自尽；鄂容安本书生，腕弱，刀不能下，令其仆刺腹而死。萨喇尔走至崆吉斯河，为厄鲁特宰桑锡克锡尔格所执。

    第一阶段平准之役的主要敌人开始转化为昔日的盟友阿睦尔撒纳。

    阿睦尔撒纳倡乱后，准噶尔地区局势混沌不明，但乾隆帝未改封四卫拉特汗之初衷。当年九月在避暑山庄封四卫拉特汗：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并开始整饬前线军心不稳的状态。将怯懦退缩、增援班第不力的永常革职，解京治罪，授策楞为定西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筹办再次进兵伊犁，同时部署北路遥为声援。

    乾隆二十年年底，乾隆接受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尔曼济、巴雅尔等卫拉特汗建议，决策明年正月进兵，并向全国臣民宣谕用兵准噶尔始末。在谕旨中乾隆针对平准以来臣下当面虽不敢表示反对而多退有后言说：上年定议用兵，举朝率多疑议，及伊犁平定，则以为事出意外。闻阿睦尔撒纳负恩逃叛，又以为究不可办，且以为此固当然。今闻伊犁宰桑悔罪擒贼，或又以为恐未必然。人心风俗，一何怯懦至此！此朕所以愧且惧也。可见当阿睦尔撒纳叛逃、军前主将或陷敌殉难，或获罪罢黜时，潜伏已久的反对平准的声音又有所抬头，这使乾隆十分恼怒。

    更令皇帝暴跳如雷的是，军前将领误报拿获阿睦尔撒纳，以至进退失据，几乎难以下台。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皇帝自圆明园启銮，往谒孔林。途中接到擒获阿睦尔撒纳的红旗捷报，乾隆未加深思，命改程往谒地在直隶易县的雍正帝陵泰陵告捷，并以平准军务告竣，颁谕宣示中外。不料车驾刚刚进入山东境，才得知策楞所报阿睦尔撒纳被擒一事竟属错误。原来这次失误是中了阿睦尔撒纳的缓兵之计。阿睦尔撒纳在雅木图岭被清军将要追及时，特派人伪装为清军哨探向前锋台吉诺尔布报称“正月二十一日擒获阿逆”。诺尔布转报侍卫福昭，福昭转报参赞大臣玉保，玉保遂以红旗驰报策楞。策楞不审虚实，亦遽尔飞章入奏，露布贺捷，上书“为恭报捉获逆贼阿睦尔撒纳捷音事”。清军方面还沉浸在祝捷的欢庆之中，阿睦尔撒纳已远远摆脱追兵，由库陇癸岭遁人哈萨克境内。盛怒之下，乾隆命拿解策楞、玉保等治罪，以西路专任达勒当阿、北路专任哈达哈，令二人领兵擒拿阿睦尔撒纳。

    这年年中，发生了喀尔喀和托辉郡王青滚杂卜的撤驿之变。北路自十六驿至二十九驿一时尽撤，进入准噶尔追剿阿睦尔撒纳的清军后方补给线被切断，军报不通，喀尔喀也出现了“溃乱”之势。八月，乾隆知难而退，以“天时渐寒”、“马力疲乏”为由，降旨西北两路暂停深入哈萨克。闰九月又明发谕旨，宣布俟一二年后再相机酌办阿睦尔撒纳。原已降旨定于本年进行的二度南巡，以江苏等省水灾降谕停止。

    但准噶尔形势还在继续恶化，已降服清朝被封为卫拉特汗的准噶尔大台吉等见撤驿之变遽起，喀尔喀骚动，入准清军处境岌岌可危，遂于这年初冬群起暴乱。准噶尔全境复陷于纷乱之中，第一次平准之役至此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厄鲁特反复无常，忽降忽叛，令乾隆帝大为震怒，他开始考虑改变设四卫拉特汗分治准噶尔的既定政策。为此密谕军前将领：“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明发谕旨，向全国臣民通行晓谕厄鲁特全境叛乱，以及必须彻底灭取准噶尔的决心：

    厄鲁特贪残好乱，反复狡诈，固属准夷常性，然亦由阿睦尔撒纳未经擒获之故。所谓叛贼一日不获，则伊犁一日不安，边陲之事一日不靖者，正为此耳。外间无识之人，又不免妄生议论，必谓此事原不当办，即经办矣，仍复生变，何如不办之为愈。殊不知准噶尔之为西北边患，自有明至今，垂四百余年。我皇祖、皇考，当噶尔丹、噶尔丹策零等藩篱完固、兵力强盛之时，尚且屡申挞伐，今适值该部落人心涣散，既已机有可乘，而乃坐失之，岂不贻笑于天下后世，亦何以上对皇祖、皇考在天之灵耶？此所以熟筹审计，实有万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时之好大喜功，开边衅而勤远略也。朕办理始意，亦惟欲按其四部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之各自为守，以奉中国号令，聊示羁縻而已。乃伊等蠢愚无知，不能承受太平之福，以致自干剿戮，实非朕之本怀，岂此中实有天意，故非人力所能与耶？况准噶尔地近边陲，虽定以边界，准通贸易，而犬羊之性，久之亦难保其不生衅端。今即重烦兵力，得以永靖边圉，揆之事机，尚应断然为之，岂有已成之功，转为弃置之理？至于用兵之费，雍正年间西北两路，费至五六千万；今自军兴以来，统计军费才及一千七百余万，将来即有多费，亦何惜焉。

    随着对准噶尔政策的急剧变化，清军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剿杀厄鲁特，而尚无叛迹之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及其属众首先成为清军刀下之鬼。

    沙克都尔曼济所属有一千余户、约七八千人，先已奉旨暂住西路军营巴里坤地方，准备明春再迁回故地。巴雅尔等发动叛乱后，乾隆屡降旨谕示军前大臣，若厄鲁特稍有可疑，即行剿灭，并密示雅尔哈善：倘沙克都尔曼济稍有可疑，亦当乘其不备，先行剿灭。十二月十六日夜，彤云密布，大雪纷扬，参赞大臣雅尔哈善以沙克都尔曼济与已叛乱的扎那噶尔布通，显有叛逆形迹，乘夜派兵至其游牧，沙克都尔曼济热情接待。夜深，趁厄鲁特熟睡无备，雅尔哈善发兵掩杀，据称“斩贼众四千余，以杜后患”。乾隆以雅尔哈善“办理甚属奋往”命交部照军功议叙，给雅尔哈善内大臣衔。

    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是否真如雅尔哈善所称“显有叛逆形迹”不无可疑。据礼亲王昭梿所记：

    雅尔哈善故书生，不敢保（沙克都尔曼济不叛），时饷正乏，而沙克都尔曼济请粮不休，雅患本军缺粮而又赍敌，遂令裨将阎师相率五百人入其垒，若失路借宿者，沙屠羊以待。中夜大雪，阎曰：“此擒吴元济时也！”遂以笳为令，袭其卧庐，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沙被杀时，残灯未灭，其妻睡梦中惊起，不忍其夫之戕于乱刃，裸而抱持之，如两白蛇宛蜒穹庐中，以至于死。雅以沙谋叛被杀报，上封雅为一等伯。雅归朝日，拜其祖祠，叹曰：“李广以杀降不封侯，至于失道自刎。今我罪逾于广，而反膺五等之爵，祖宗蔑血食矣！”其后果以失机被诛。上于庚戌中咏西域诸故事，犹及雅之滥杀云。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以亲王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车不登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等率兵，从西北两路起程，清朝第二次出兵进剿准噶尔。乾隆指示：“此次专为剿灭叛乱之众厄鲁特。”并一再密谕驻巴里坤大臣：大兵进剿后，凡厄鲁特前赴巴里坤投诚者，“即将伊等头目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俟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嗣后，凡投至巴里坤之厄鲁特及由军营解到之厄鲁特，俱解送至嘉峪关内“再行分别办理”。所谓“分别办理”，即将丁男正法、妻孥为奴。

    清军此次大举深入并没有遇到厄鲁特强有力的抵抗，原因是叛清的厄鲁特内部又开始互相仇杀起来。最先是图什墨勒尼玛怂恿扎那噶尔布袭杀其叔绰罗斯汗噶勒藏多济及其亲属人等，尔后尼玛又要杀害扎那噶尔布，往迎阿睦尔撒纳管辖准噶尔地方。很快鄂勒哲依之子敦多克也戕杀其父，同土尔扈特舍楞迁往库克乌苏、喀喇塔拉。厄鲁特向不出痘，其时则痘疫横行，死亡相望。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乘厄鲁特内乱和瘟疫流行，率兵奋力进剿，再克伊犁。

    前此阿睦尔撒纳因与哈萨克不睦，又闻清军撤回，遂乘厄鲁特纷纷叛乱之机，先已返回准噶尔布崆地方，并在博罗塔拉地方会集众厄鲁特，各宰桑共愿推举阿睦尔撤纳为大台吉。阿睦尔撒纳随即遣人往哈萨克求助。参赞大臣富德闻讯带兵追袭，阿睦尔撒纳望风而遁。兆惠、富德拿获阿睦尔撒纳之侄达什车凌，追问现在阿之踪迹，据称或仍往哈萨克，或逃入俄罗斯。此时厄鲁特因内讧和瘟疫已不能构成清军的大敌，乾隆遂将此次用兵由剿灭叛乱之众厄鲁特转为先擒首逆阿睦尔撒纳，命成衮扎布、兆惠两路大兵克期会合，并力擒获阿睦尔撒纳。

    阿睦尔撒纳在清军参赞大臣富德率前队官兵追剿下，只带二十余人仓皇往投哈萨克，富德深入哈萨克逐捕。五月三十日清军前队追剿至爱登苏，哈萨克兵迎战，侍卫奇彻布中鸟枪阵亡。经鏖战数次后，哈萨克兵举玛尼纛四杆，遣人告称我等因仓猝不知大国之兵，是以拒战，随即撤兵。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并献马二匹，告称“倘阿贼入我境，必行擒送”。

    阿睦尔撒纳并不了解形势的突变，仍率残众往投哈萨克汗阿布赉。阿布赉欺骗他说明早相见，而暗中散其马匹牲只，阿睦尔撒纳警觉，同妻子及亲信数人仓皇逃去。走投无路之下，阿睦尔撒纳渡额尔齐斯河逃往俄国塞米巴拉特要塞，请求准许加入俄国籍。

    从五月上旬起，清廷理藩院就援引《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不得收容对方逃入的条款，再三致函俄枢密院，如阿睦尔撒纳逃入俄国，俄方应立即遣还中国。同函还附有俄边境地方长官写给阿睦尔撒纳邀其归顺俄国的四封书信原件。第一封信系俄历1756年8月1日俄国奥伦堡省省长伊凡·涅米耶夫等写给阿睦尔撒纳的，大意是：“今尔意欲使我等为尔转告我女皇请恩资助，则望尔现在到达后，即相机而行。若尔果逃往哈萨克避难，则不论何日，确有机会，欲来我奥伦堡省亦可。”第四封信系俄历1757年1月7日俄管理边界司令官嘎布里科上校写给阿睦尔撒纳的，要求阿睦尔撒纳必须先订立投降书，“否则，仅口称愿降，实难资助尔等”。前线清军副都统顺德讷也奉命往见俄西伯利亚总督，请俄方遵约擒献阿睦尔撒纳。俄方以阿睦尔撒纳坠河殒命支吾推诿。乾隆谕示副将军兆惠：搜查逆贼阿睦尔撒纳身死实据尚非紧要，察访阿睦尔撒纳投入俄罗斯与否，并在各僻处搜查，乃为紧要。很快获悉阿睦尔撒纳已逃往俄罗斯的确信，乾隆即命理藩院行文俄国枢密院索取。

    因阿睦尔撒纳往投俄罗斯寻求庇护，为索取阿睦尔撒纳与俄关系渐趋紧张，乾隆就此咨询诸王大臣，而“盈廷之议，颇有以伊犁既已平定，不必穷追为言者”，盖惟恐饬索过严，以致又启边衅。这令乾隆非常失望，降旨说：“集思广益，固期于事有济；若徒筑舍道旁，不若姑置之，待朕之自为应机决策耳。”

    八月二十日，阿睦尔撒纳患天花在俄国病死。俄方派人到中俄边境，告称阿睦尔撒纳已拿送固伯喇纳托尔监禁，不久出痘病故，请清廷差人前往塞楞格城或恰克图边界验看。乾隆命喀尔喀亲王桑寨多尔济遣人速往恰克图验看，并将阿睦尔撒纳尸体解送京师。经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前往验尸，见阿睦尔撒纳尸肌肉尚完，面貌宛然，确实无误，但俄方拒不交尸。乾隆遂以既详验无疑，尸体解送与否可不必深论。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以阿睦尔撒纳身死异域，乾隆命通行晓谕全国臣民平定准噶尔大功告成。

    厄鲁特部落当强盛时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礼亲王昭裢说，经平准之役，“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

    当平准战争接近尾声时，乾隆就明谕“西师不可中止，回部必须征讨”。乾隆二十四年冬清军越境至巴达克山国，将已死于该处的大小和卓木兄弟首级索回函送京师，依附准噶尔叛乱的回部被平定。

    自乾隆十九年准噶尔内讧，乾隆皇帝命将出征起，历时五年、拓地二万余里之准回之役，或称“西师”，至是以全面胜利而告终。

    以准噶尔全局大定，诸王大臣请加上尊号，乾隆并未接受。他举出皇祖康熙皇帝在三藩之乱平定后“廷臣请上尊号，尚未允行”的先例说，我皇祖圣德神功，超越万古，戡定殊勋，炳于史册，今以数载间运筹决策之劳，克全我两朝挞伐绥遐之略，返衷自问，只能说没有辜负皇祖皇父的重托而已。

    乾隆讲的确是心里话。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平定回部奏捷到京，第二天皇帝发表了《御制开惑论》，全面回顾了“西师”成功始末。在这篇酷类今天剧本的文章中，乾隆塑造了三个人物，一个是身穿宽衣博带的“春秋硕儒”，他的性格特征是“是古卑今，循规蹈矩”，专门与“西师”作对；另一角色是处处维护“西师”为其辩护的“大夫”；还有一个角色名为“信天主人”，实际上是皇帝自己。开始，信天主人欲有所挞伐，春秋硕儒不敢面折其非而背后散布悲观言论，等到兵不血刃，克定伊犁，就对大夫说，天子守在四夷，佳兵不祥，今之所见异乎古也！大夫回答说：“非常者，固非常人所疑也。”很快，阿睦尔撒纳叛乱，春秋硕儒洋洋得意地说，怎么样，怎么样，果然不出吾之所料，应该赶快罢兵！大夫对他说，您再等等看吧。随后战局恶化，厄鲁特相率为乱，喀尔喀也出现动荡，春秋硕儒哀叹道，兵连祸结，吾真不知何日能息肩也。而信天主人重整我师，两路出兵，阿逆授首域外，“西师”大功告成。大夫对春秋硕儒说，两大部落，不为不强；周二万余里，不为不广；五年成功，不为不速；前歌后舞，不为不祥。您还有何说？春秋硕儒还是不服气，强辩道，死者不可复生，损兵折将无补功成。大夫说您真所谓执迷不误者也，难道汉祖唐宗拨乱草创之初，无一人死于战乱？春秋硕儒理屈词穷，自认隙中观斗，井里窥天，但心中犹有疑惑说，能不能迟几年再动兵呢？大夫对日，操刀必割，所戒迟疑，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您诚所谓菽麦不辨者也，安知我信天主人哉？春秋硕儒的“惑”已经让大夫全都“开”了，到这时候，信天主人，也就是乾隆皇帝自己扮演的角色才发表议论，他说，我没有时间计较你们二人争论之短长，我只是想“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怎能恃功而夸张？况且，五载以来，屡危而屡平，愈变而愈康，结局如此，不是大幸事吗？我除了深深感念昊苍保佑，兢兢业业，凛凛皇皇，不负皇祖、皇父两代重托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处于盛世巅峰的乾隆皇帝仍保持着清醒的意识，他念念不忘“持盈保泰”的道理，由衷地想把国家鼎盛的局面永远保持下去。

    现在再来看乾隆为什么把“西师”列为自己一生所作的头等大事？为什么清代最负盛名的三代领导人竟如此执著地坚韧不拔地非彻底战胜和消灭准噶尔不可？

    准噶尔在全国战略全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武力强劲的准噶尔部雄踞西北，有雄心也有实力与清朝一争中国的主人。其兵锋所向，一是南向西藏，挟持达赖和班禅两个大喇嘛以号令众蒙古，一是东向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以完成蒙古统一大业。对清朝来说，准噶尔不是什么肘腋之患，而是腹心之患。不彻底消灭准噶尔，西藏就永无宁日。尊奉喇嘛教的大漠南北的蒙古各部也就永无宁日，被康熙皇帝倚为长城的蒙古不能安定，清朝也就失去了统治占人口90％以上、具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汉族的最可靠的盟友，处于被南北夹击的危险态势。真可谓生死存亡，系于西北准噶尔一隅，这是何等严重的事体呵！乾隆在战略思想和治国方略上与康熙和雍正是一脉相通的。他继承父祖遗志，最终完成了平准伟业，他自我矜夸的“十全武功”竟有7次——两次金川之役、两次平准之役、回部之役和两次廓尔喀之役——都与西藏和蒙古有关。在取得对廓尔喀入侵西藏的自卫反击战胜利后，乾隆专门写了《喇嘛说》一文，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兴黄教”的重大意义。他说，为什么要尊奉保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乾隆晚年把“西师”列为一生所做头等大事，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才下笔的。可以说，这是他们祖孙三代百年思考和实践的精辟总结，也是对后世子孙规划治国方略应遵循的原则的谆谆训诲。

    康熙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乾隆法祖，同样南巡六次。乾隆在《南巡记》中把“南巡”与“西师”并列为一生所做两件大事，可见南巡的重大意义。“南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到南方巡视，“南”者，特指江浙两省。南巡为什么限于江浙，南巡江浙对维护全国安定究竟有什么战略意义呢？

    要确立对汉族的统治，千头万绪，从何抓起呢？康熙和乾隆认定，关键之处在于能否使江浙地区的汉人，特别是那里的汉族知识分子稳定帖服下来。为什么？因为江浙才是华夏文化正统所系。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最早在黄河流域，但经过晋末永嘉之乱、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及金朝武力征服北半个中国等战乱，经济中心渐渐南移到江浙等江南地区。随着衣冠士人举族纷纷南渡，自然也把华夏传统文化带到了那里。文人们在优裕的物质生活滋养下，在南国青山绿水、春风秋月的催化下，更把华夏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峰。明清进士、高官多南产，就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证。连乾隆也承认江浙是“人文渊薮”之所在。《四库全书》总共修成七部，按乾隆的指示，有三部放在江浙，供那里文人就近浏览。

    但康雍乾三位皇帝对江浙知识分子的猜忌防范之用心又最深。这一方面是，清初征服江南时制造了诸多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惨绝人寰的屠城事件，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汉族人民世代难平的民族敌忾情绪；另一方面，则在汉人“华夷之别”畛域太深，这种错误观念在华夏文化正统的江浙地区尤其强烈，尤其牢不可破。清朝入主中原，满族人当了皇帝，今天看来没什么了不起，都是中国人嘛，但那时则认为“中原陆沉”了，“日月无光”了，“夷狄盗窃天位”了，绝对不能容忍！所以乾隆在说江浙是“人文渊薮”时，又常骂那里“风俗易嚣”，人民难治。如果仅仅江浙一隅也好办，在“士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之首”的古代，华夏文化正统所在的江浙士人领袖对清廷的态度可是关乎整个汉族人心向背、清朝治乱安危的头等大事呵。所以，康熙、乾隆的六下江南虽不能说完全没有游山玩水、松弛身心的成分在内，虽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关切民生的善良愿望，但主要还是基于清醒的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千方百计想怎样才能把那里的汉族老百姓、士人，尤其是那些精英人物安抚好。为此，他们祖孙俩特地在明太祖孝陵前三跪九叩，频频接见声望夙著的江南耆老宿儒，风尘仆仆地跑到各处阅视河工海塘，更不去说那些豁免江南（包括江苏和安徽两省）、浙江民间田赋积欠以及赐举人、增学额等等显而易见的羁縻笼络的举措了。

    “西师”的锋芒具体指向在准噶尔，而宏观的战略意图则在于广袤的蒙藏边疆地区的稳定；“南巡”的意趣似乎专注于江浙，其实它蕴涵着驾驭整个汉族人民的深远用心。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由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散居的边疆地区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二者之间存在着自然形成的扯不断的经济文化纽带，但这并不等于自然地会出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里还须要一条政治纽带。以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多没有把这条纽带做好，有的甚至根本不想做。康雍乾时代的英主们则放出了宏远博大的战略眼光，做成了一端是“西师”，一端是“南巡”的精致而坚韧的政治纽带，百年间咬住这两件头等大事不放，北边凭倚蒙古这个忠实可靠的盟友，挟政治军事之优势，以北制南，镇抚人口占全国90％以上、文化优越的汉人；南边则依托汉族中原地区源源不尽的富厚人力、物力和财力，跃马塞外，彻底制服关系国家战略全局的准噶尔，迅速平息在西藏发生的动乱。无庸讳言，康雍乾三位皇帝追求的是夯实爱新觉罗皇族千秋万代的帝国基础，但在客观上，也就顺应了数千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锻铸了超迈千古的大一统丰功伟业。

    乾隆时代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中国古代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到乾隆时代才最后完成并真正巩固起来。汉、唐以开疆拓土的赫赫伟业著称，辽、西夏、金、元踵而继之，最后由清总收其功。这一伟大的历史功绩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也不过分。平定准噶尔蒙古是关系完成统一大业的中心一环，清军打得最艰苦，战争的结局也最惨烈。天山南北划入版图，一举拓地二万里，乾隆欣喜之余多次申说要“持盈保泰”，可见他已清醒地意识到盛世正处于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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