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比肩而立，儒与众家何处异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管是儒家、道家、佛家或是墨家，都是在追求更好的人生，然而他们立足点不同、着眼点不同，给人们带来的启示自然也不同。在这些不同学派的碰撞之中，或许能够更好地看清儒学对我们生活的意义。

    第一章儒道之别：大隐隐于市 (1)

    眼冷心热多隐士，未能全然忘世间

    “儒家为学本于人心，趋向在此心之开朗以达于人生实践上至自主、自如。道家为学重在人身，趋向在此身之灵通而造乎其运用自如之境。”

    春秋战国，各个诸侯国或争霸，或结盟，竞争激烈，逐鹿中原。影响不亚于此的还有思想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东汉的班固把当时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并对其渊源和优缺点做了很清晰的辨别，成为后世评论各家短长的滥觞。后人又把学问分为显学和隐学，显学通常是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相反，隐学则是离现实较远，不那么为世人瞩目的学问。以此标准出发，儒家和道家便分别成了显学和隐学的代表，然而梁漱溟先生认为：儒家道家同于人类生命有所体认，同在自家生命上用功夫，但去向则各异。儒家为学本于人心，趋向在此心之开朗以达于人生实践上至自主、自如。道家为学重在人身，趋向在此身之灵通而造乎其运用自如之境。

    儒道两家都是重视生命的意义的，他们都在洞察着自己和天下的命运。这从班固的《艺文志 诸子略》中也可看出端倪：

    儒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他们帮助国君顺应自然，宣明教化，特别注重仁义。他们远宗尧舜的道统，近守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尊崇孔子为师表来加重他们言论的重要性，在各派当中最为崇高。孔子说：“如果对别人有所称赞，就一定先对他有所试验。”唐尧虞舜的兴隆，商朝周朝的盛世，孔子的德业，是已经经过试验而有成效的。但是迷惑的人不懂得儒家经典中精深微妙的道理，而邪僻的人又追随时俗任意曲解附会经书的道理，违背了圣道的根本，只知道以喧哗的言论来博取尊宠。后来的学者依循着去做，所以五经的道理就乖谬分离，儒学就此逐渐衰微；这正是那些邪僻的儒者所留下来的祸患。

    道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的史官。他们记载各国的成功失败、生存灭亡等缘由和道理。然后秉持要点把握根本，守着清静无为、谦虚柔弱的态度；这就是国君治理国家的方法。这想法和尧的谦让是一致的。但是，等到狂放无守的人来实行道家学术，那么就断绝了礼仪，抛弃了仁义；认为只要用清静无为，就可以治理好国家。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道两家都是从治国的高度来阐释学问的。原本的主张都于国有益，只是发展到后来产生了弊端，过犹不及。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儒家积极入世，以一己之身担天下之责早已人所共知，而道家真的就远离人世，飘然隐去了吗？道家鼻祖老子本身就出于史官，对天下的局势了然于心，亦有济世之心，却分明感到无力去挽狂澜，只得在极度失望而骑青牛出关。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只是他一时的牢骚而已，他的一生都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真正乘浮槎于海的是老子。梁漱溟先生说：孔子关心当世政教，汲汲遑遑若不容己；而老子反之，隐遁幽栖，竟莫知所终。

    清朝学者胡文英说庄子是“眼冷心热”，这个词用来评价道家真是精确之致。冷眼看世界，仿佛真的不问世事，然而心中却依然无法真正放下。归园田的陶渊明，千百年来一直作为出世文人的精神偶像，而他的实际经历是仕而隐，隐而仕，最终决定“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他的心中又哪里忘却了世间呢？否则又怎会在归隐九年后写下“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这样的诗句？他的心中依然有着自己的志向，只是生不逢时难以施展。

    道家的转身入扁舟，在梁漱溟先生看来就是重于身，而非心。梁漱溟先生说：《老子》五千言，而身之一字频频见之，多至二十三见。道家做出了离开尘世的姿态，但是却依然没有能够得以超脱。道家的隐，更多的是对世间的抗争，一种决裂的姿态，而不是抛下人世。

    弦外听儒音

    胡文英：清朝朴学学者，著有《庄子独见》等。朴学是明末清初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重考证的学问，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也称为“考据学”。

    潜心药理学，谁见得升仙

    “儒家盖不妨谓曰心学，道家盖不妨谓曰身学；前者侧重人的社会生命，后者之所重则在人的个体生命。”

    班固说道家出于古代的史官，梁漱溟先生对此并无异议，但是他提出了另一个见解：道家者起自摄生养生之学也。他说：儒家盖不妨谓曰心学，道家盖不妨谓曰身学；前者侧重人的社会生命，后者之所重则在人的个体生命。

    道家的独善其身不仅表现在远离自己无力回天的政治纷争，还在对生命个体的研究。“中医的理论及其治疗方法、一切措施，无不本于道家对于生命生活的体认。”儒道两家都贵生重死，但是两者的追求有所不同。梁先生说：儒家道家皆源自古，而儒家代表其正面，道家代表其负面。言其（道家）思想路数特殊的由来，即在早有悟于宇宙变化而于自家生命深有体认。

    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天海力移山”不仅是他自己的人生态度与追求，也是儒家对生命领悟的代表：以有限之生命力求造福于苍生。他们体认到生命的短暂，所以抓紧时间，努力加强生命的密度，去寻求精神的永恒。但是道家不同，他们钻研的药理学所指向的目标，不只是人的肉体在有限的生命里能少受些病痛，而且更进一步，希望着能够羽化而登仙，齐彭祖之寿。

    范缜在《神灭论》中写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但是中国历代帝王依然对不灭之形神、对“万寿无疆”有着无比的热衷，道家的出现恰好符合了他们的需求，于是对之大力弘扬。这类追求长生不死的仙术，应该归于道教而非道家，不过梁漱溟先生对此并没有细分。

    从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开始，炼丹香炉就成为了宫廷里并不可少的设备。此后的帝王们即便没有他一统六国的伟业，却也继承了他长生不死的遗志，乐此不疲。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二十年不理朝政，潜心修炼丹药的明世宗嘉靖皇帝了。

    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皇帝不仅没有因炼丹药而长生，反而差点命丧于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宫女起义——“壬寅宫变”。

    当时皇帝迷信，认为未有经历人事的处女之血可保人长生不老，因此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为保持宫女的洁净，宫女们不得进食，而只能吃桑、饮露水。所以，被征召的宫女都不胜苦痛。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个宫女决定趁朱厚熟睡时把他勒死。谁知在慌乱之下，宫女们将麻绳打成死结，结果只令嘉靖帝吓昏，而没有毙命。一个胆小的宫女报告给周皇后，皇后及时赶来，嘉靖的命才算是保住了，否则他当真是要“成仙”了，但这种方式恐怕不是他所向往的。自宫女谋杀未遂后，年仅30岁的嘉靖不仅不思反省，反而完全退出了朝廷和紫禁城的正常生活，住进皇城西苑的永寿宫，基本上与官僚们相隔绝，着迷于通过药物、宗教仪式和秘教的养生之道追求长生不死。如果说壬寅宫变伤及的只是他一人之性命，那么他二十多年不理朝政所殃及的便是整个明朝百姓。虽然他并不是完全放手政治，而是通过核心小集团进行统治，形成一个朝廷中之朝廷，但如此非常规的做法还是给国家的正常运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利。

    世事纷扰如云烟，历史上多少英雄才俊叱咤风云也终将成为过去，但是他们依然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后人凭吊的正是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年代刻下的精彩。“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秦始皇、武则天、嘉靖等等，这些对仙境孜孜以求、不胜向往的人现在身在何方？唯有功业还能真正地让后人铭记他们，舍功业而求升仙，不仅身死魂灭，而且原在有生之涯可得的生命的光辉也一并没入了尘土，岂非得不偿失？留下的不过是五陵野草吹秋风而已。

    不过，梁漱溟先生对道家在医学上的贡献也做出了极大的肯定：事实胜于雄辩，每遇西医断为不治之症或治而不效者，中医却能为之医好，效果惊人。虽其学说难免“不科学”之讥，事实上却不能不引起重视……气功疗法原出于道家……中医针灸疗法所依据之根本学理全在道家学术中。这些医药之学能够帮助世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要通过这些来所寻求“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不亦远乎！一者立足世间，一者眼看天外。毕竟古往今来，逍遥如庄子者也难以羽化而登仙。而对仙境的畅想，其妙处更多的是在于为人类提供了另一条玄妙的思路、开启后人对虚无飘渺的仙界奇幻而美妙的想象吧。

    弦外听儒音

    彭祖：原系先秦传说中的仙人，以长寿见称，相传他历经唐虞夏商等代，活了八百多岁。后道教奉为仙真。王羲之在在《兰亭集序》里就写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范缜：中国南朝齐、梁时思想家，无神论者。

    功在天下，行藏由我

    “儒家为学本于人心，趋向在此心之开朗以达于人生实践上之自主、自如。”

    第一章儒道之别：大隐隐于市 (2)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一直被儒士们奉为人生的信条。但是却也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以为“济天下”与“善其身”必是择一取之，而没有看到“兼”与“独”之别。梁漱溟先生说：“人类有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之两面，而社会一面实为侧重。”个体生命寄于此身，而与之相对的“心”则是其社会生命的基础。儒家所侧重的正是人的社会生命，也就是个人和他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完善自己的社会生命并不意味着对个体生命的抛弃，而是二者并行。是仕途通达还是命运乖蹇，都无法全然由自己控制，然而选择为天下还是为自己却是不同人信念的分水岭，信念本与身之所处无碍，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达还是隐，只要心中有信念，就能够做到“济天下”与“善其身”之心同存，这就是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梁漱溟先生说：儒家为学本于人心，趋向在此心之开朗以达于人生实践上之自主、自如。

    这种能以达观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人往往“也宜墙角也宜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忧并不是忧虑和无法可想，而是时时心有挂念。“卑微未敢忘忧国”，无论身在何方，都是心忧天下，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勇气与责任心。功在天下是心之所系，行藏由我则是身之所处。无论何处，他所看的不是自己脚下站的位置，而是整个人生，所以不会被当下的处境之穷困所牵绊。

    蒲松龄有对联自勉：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身为败国之君，成夫差之奴，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他却把所有的尊严掩藏在了低声下气的卑贱之中。范蠡看到了他的志向，懂得了他的志向，于是出而助其复国。几年之后，越灭吴。分赏之际，范蠡飘然隐退。他的进退有度，成为后世多少知识分子的典范。李商隐有诗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说的就是范蠡。能以一己之力去挽回天地，此生不虚。若国家需要，定然会像谢安那样东山再起。

    李泌一生中多次因各种原因离开朝廷这个权力中心。玄宗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南岳嵩山的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颇受重视，遭到杨国忠的嫉恨，毁谤李泌以《感遇诗》讽喻朝政，李泌因此被送往蕲春郡安置，索性“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自从肃宗灵武即位时起，李泌就一直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虽未身担要职，却“权逾宰相”，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猜忌。收复京师后，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叛乱消弭、大局已定，李泌便功成身退，进衡山修道。代宗刚一即位，又强行将李泌召至京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使其破戒入俗，李泌顺其自然。当时的权相元载将李泌视作朝中潜在的威胁，寻找名目再次将李泌逐出。后来，元载被诛，李泌又被召回，却再一次受到重臣常衮的排斥，再次离京。建中年间，泾原兵变，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至京师。

    李泌屡蹶屡起、屹立不倒的原因，在于其恰当的处世方法和豁达的心态，其行入世，其心出世，所以社稷有难时，义不容辞，视为理所当然；国难平定后，全身而退，没有丝毫留恋。李泌已达到了顺应外物、无我无己的境界，又如儒家中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身养性，出世入世都充实而平静。他的一阙《长歌行》正是其自我写照：“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气志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李泌真正地做到了梁漱溟先生所言的“人生实践上之自主、自如。”因无论在何处，他都能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既未有辱身之洁，又建功业于天下。

    《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时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这种在天地之间游刃有余的龙说的正是天下的英雄，正是有兴云布雨之志者之谓，能够在人世间伸缩自如、宠辱不惊。出世入世的不过是一介皮囊、一个姿态而已，行随心往才是至人之境界。

    弦外听儒音

    东山再起：谢安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长期隐居在东山，后来把他重新出来做官，人们就称之为 “东山再起”。

    心为形役，士人徘徊两路间

    “此学（道家）介于世间法、出世间法之间。因其对于人世间现实消极，近乎出世矣，而仍处在生灭迁流中，终未超出来，属于佛家所谓有为法。”

    梁先生说，儒家两家分别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正负面，简单地说来，就是儒家积极入世，道家隐遁避世。自古而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这两条道路之间徘徊。“此学（道家）介于世间法、出世间法之间。因其对于人世间现实消极，近乎出世矣，而仍处在生灭迁流中，终未超出来，属于佛家所谓有为法。”世间法说的是儒家，关心世俗风尘中人们的劳碌；出世法说的是佛家，摒弃今生，不食人间烟火。道家的目标虽是“完全无待”的境界，清心寡欲，与自然同化，与佛家相近，但是却依然有心留恋于世俗，也就是纵然身已处江湖之远，依然系心于人世；它寻求长生，依然是凡俗之人对生命的留恋和渴求，不像佛家把一切都抛诸脑后，皆归于空，因此梁先生说道家“终未超出来”。

    梁漱溟先生认为，真正超脱的人，能够洞察宇宙流行的大趋势，也就是既能知己——明白自己，也能够知彼——站在更为高远的角度看待当下的自己和别人，从而决定该去往何方。但是这种境界只有功夫到家者方能通透，本就不能人力可强求。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并不能做到，所以他们无法超脱出来，一直在隐和仕之间犹疑徘徊。

    初唐时和王维齐名的孟浩然因其终身未仕而为后人所敬仰。李白有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然而孟浩然不仕并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早年的他也胸有大志，呈诗给当时的丞相希望能得到赏识：欲济无舟楫， 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 徒有羡鱼情。对于朝堂他是心向往之的。可惜不久之后丞相就免职被贬，他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另有一次更好的机缘，却被他错过了，而且使他再难入仕。

    事情是这样的，孟浩然到长安考进士不第后，应王维的邀请到王的内署做客，两人正聊得高兴的时候，突然听说唐玄宗来了，王维慌忙叫孟浩然躲进床底下。唐玄宗发现屋里的情况不太对劲，王维只好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说：“我听说过此人的诗名而没有见过面，为什么要躲起来呢？”说完叫孟浩然出来。孟拜见了皇上。当场朗诵了自己的一些诗作，诵到《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那一句时，被唐玄宗打断了：“我对人才还是比较重视的。只是你自己不求长进嘛。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一如后来的宋仁宗对柳三变的考卷大笔一挥：“且去浅斟低唱。”不同的是柳永后来辗转做了些小官，孟浩然却是被打发回了南山，终身未能入仕。

    在历史上，还有些头脑灵活的的知识分子灵机一动，借隐士之高风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政治游戏。

    唐代的时候，有位叫司马承祯的人，在都城长安南边的终南山里一住就是几十年。他替自己起了个别号叫白云，表示自己要像白云样的高尚和纯洁。唐玄宗知道了，要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谢绝了。于是，唐玄宗替他盖了一座讲究的房子，叫他住在里面抄写校正《老子》这本书。后来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到长安会见唐玄宗，见过玄宗，他正打算仍然回终南山去，偏巧碰见了也曾在终南山隐居，后来做了官的卢藏用。卢藏用抬起手来指着南面的终南山。并开玩笑地对他说：“这里面确实有无穷的乐趣呀”！原来卢藏用早年求官不成，便故意跑到终南山去隐居。隐士原本不是应当远离官场市井吗？而终南山靠近国都长安，在那里隐居，既标榜了自己的高尚节操，又容易让朝廷知道并礼贤下士，被邀请去做官的概率挺高。卢藏用果然以此达到目的。司马承祯看不惯他的做法，便应声说：“不错，照我看来，那里确实是做官的‘捷径’啊！”

    此后终南捷径就成了对这种知识分子的讽刺：明明有功利心在，却先把自己装扮得目下无尘。南朝骈文家孔稚珪有一篇著名的《北山移文》就是对这类假隐士做了辛辣的讽刺：这类矫取功名者将玷污一方山水，为世人不耻。“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用来说道家倒也不差，而卢藏用之途，哪里有“洁”与“空”之志呢？别人欲盖弥彰，他却是欲彰而弥盖。

    牟宗三说，道家一眼看到把我们的生命落在虚伪造作上是个最大的不自在，人天天疲于奔命，疲于虚伪形式的空架子中，非常的痛苦。一个人能够像道家所说的，一切言论行动好像行云流水那么样的自由自在，这需要很大的工夫，这是很高的境界。虚伪造作本身就是件累人的事，谁都想要摆脱，但是又有几人能够真的做到？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说，自以为心为形役。道家身在江湖，正是想通过“身”的释放从而带动灵魂的自由。然而士人的寒窗苦读，梦想的是金榜题名兼济天下，若不是穷途末路怎会归隐？纵归隐也在寻觅时机再出山。道家的“行云流水”之境只怕古往今来的仕人得之寥寥。

    弦外听儒音

    牟宗三：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当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主要著作有《逻辑曲范》、《理性的理想主义》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学》等３部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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