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儒墨谁是“大功利” (1)

    利义不相斥，君子并容之

    “功利与非功利之区别，不是内容的不同，完全是一个态度的不同。”

    “功利”总易于被人理解成为“追名逐利”，其实不然。这个词所包含的更多的是一种实在可得的利益。而利和义总是被并提，如“见利忘义”。和利相比，义应该是更为高尚的精神追求。儒家正是这样，所以梁漱溟先生认为它是非功利的，《论语》里有两句话明白地说明了孔子的态度：

    第一句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

    第二句是“放于利而行，多怨。”一个人总是以个人利益为目的而行事的话，难免招致他人的怨恨。

    从字面上来看，利和义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就如君子和小人之别一样，真是如此吗？简单地来说，重在利的可称为功利派，重在义的可称为非功利派，但是不能轻易地从他们的行为上做出判断。其实非功利派是“见利思义”者，就是比功利派多了一个“义”。他们的行为能够产生现实的功用，但是要看是不是合乎义，可见非功利派是一个更高的标准，也就是把行为引向好的方向。

    梁漱溟先生说：“功利与非功利之区别，不是内容的不同，完全是一个态度的不同。故富国强兵的论调本是功利派的说话，可是孔子也不一定就不讲，他曾说足食足兵一类的话，因此可见这完全是态度上的区别，与事实并不相干。”若只从内容上看，孟子像一个政论家一样，为君王出谋划策保境安民，不是更为功利吗？但是这种功利是利国利民，有何不可？因此，孟子却是属于非功利派的。

    事实上，同样的事情，功利派和非功利派都可以去做，甚至连结果也可能一样。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心态的不同，心中的目标不同。梁漱溟先生说，世间所有一切的问题，仿佛只有两个，一是是非问题，一是利害问题。功利派就是拿利害去解释一切。“是非”是一个趣味的取舍，利害则不然。梁先生所说的“义”是一个广泛的与“利”相对的意思。

    举个例子，有个女孩子站在街头卖花。如果她是功利派的，就只会在心中想着：这些花快点卖出去才好，待会儿干了就不新鲜了……成本是多少，卖多少钱才合适……她会紧紧地盯着过往的行人，看谁是她潜在的顾客。看着花渐渐枯萎，心中越来越焦急，因为这是一种损失。如果是非功利派，行为上看起来很相似，但她不会那么焦虑。她会觉得卖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虽然也要靠卖花来养活自己，但是手里拿着花儿本身就是很美的事情，如果花枯萎了，心里也会触动，但那时一种美学上的感伤。或许对她来说，和陌生的人打交道，每次都是一段奇妙的经历。

    可见非功利派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孩懂得现实在何处——花是用来卖钱的，不是只用于自己欣赏，所以她依然站在路边耐心地等待着顾客。只不过她的心里比旁人多了另一个意思，那就是趣味。梁漱溟先生说：“他（孔子）在生活中并没有是非的意思，只是一个趣味的问题，无所谓讲是非善恶，因为正在直觉中，完全是一个以为，并无种种说法，如是非利害等问题。”趣味是一种意味，它涵盖的内容要比是非广泛得多，它是从直觉中出来的，所以说非功利派心中其实连是非都没有，只凭着直觉去行事。

    有些人看到那个女孩子在数钱，就会觉得功利、铜臭气，却不问她内心是怎么的想法。前面的卢藏用，隐居终南山，看似不问世事、淡泊名利，其实心中一本账册计算得分厘不差。因此梁先生说：事实上不管他像功利派的也好，非功利派的也好，只要他态度是一个非功利的态度就对了。反过来说，若他是个功利派的态度，不管事实像不像非功利派，他仍是一个功利派。因为旁人按自己看到的只能去推断“像不像”，很难知道实际中“是不是”，如果不是卢藏用自己成功地走完了“终南捷径”，不知情者恐怕依然会称扬其苏世独立呢。

    因此君子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重在生活本身的趣味，利只是旁人看到的副产品。他不会因为旁人说这是功利的事情而放弃。“君子喻于义”，“义”者，“宜”也，也就是“应该”之意。

    两师兄弟走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走到一处浅滩时，看见一位美丽的少女在那里踟蹰不前。由于她穿着丝绸的罗裙，无法跨步走过浅滩。

    “来，小姑娘，我背你过去。”师兄背着少女过了浅滩，然后放下，与师弟继续前行。师弟心内不悦，但是默不作声。回到住处后终于忍不住问道：“男女授受不亲，你为什么要背那个女子呢？”

    师兄一愣，继而笑答：“你说的是今天那个女子吗？我早已把她放下了，怎么还在你心上？”

    师弟就是在只看到了现实的“利”，因此对师兄的行为存有芥蒂。而师兄则只去做自己当做之事，因此内心坦荡荡。此二人，一者功利派，一者非功利派，截然分明。

    世界上，有人因德高而望重，有人却是沽名钓誉。盛名之下，其实存有多少的真实？对于这种问题，非功利派之人总是一笑了之，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当行则行，其余的东西与他何干？

    弦外听儒音

    一毛不拔：源于墨子学生禽滑厘和杨朱的对话。禽滑厘问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天下人的问题，决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禽滑厘又问：“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

    杨朱默不作答。

    杨朱贵生、重己，但是并不是自私自利，因为他知道“拔一毛利天下”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就不予回答了。

    儒家主大利，墨家太计较

    “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

    “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

    梁漱溟先生说：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这是儒家最显著与人不同的态度。不计利害，指的是不避利害，即人的心并未着眼于“利害”之上，这也是儒墨两家最显著的差别，如下这段话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日，‘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儒家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

    儒家只是说一个理想的标准的君臣父子应当是怎样的，而不会去追问为什么。因为在儒家看来，过最理想的生活，是最自然也不过的事情，本当如此，何必再去追问？因此在回答“为什么乐”的问题时，说“乐以为乐”，在回答“为什么要造房子”时也回答，想造房子所以就造了。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儒家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生活中本着“义”而行，也许会带来利益，但是心中不去计较这些。而梁先生说，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他还举了个例子：如造一所房子，墨家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方才知道怎样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方才可以知道怎样构造布置始能避风雨寒暑，始能分别男女内外。

    墨子的主张看起来很实际，在现实中房子也确实是应当做如此用途的，因此梁先生称之为“应用主义”，或者“实利主义”。如是，世界上的万般事物的价值判断就成为了有用和没用，而没有了美不美。

    墨子是主张兼爱非攻的，希望人能够摒弃私念，爱人如己。当时就有人诘难墨子，问道：“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大家都无私心，彼此相亲相爱，再无战争世界和平自然好得很，然而真的能够实行吗？墨子答道：“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他说如果不能适用，又怎么称得上是“善”呢？好的东西必须要实用才行。墨子还主张节用节葬和非乐，认为进行厚葬、欣赏音乐都是铺张浪费。墨子把生活当作了生存，而不许人去获得更高层次的享受。如吃饭，只有食物够不够，而不管它是否色、香、味俱全，与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要求相差得何其之远。

    因此，在梁漱溟先生看来，墨家就是把整个的人生生生打成两段：若处处持这个态度，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成手段，而全部人生生活都倾欹在外了，不以生活的意味在生活，而把生活作为别的事而生活了。

    比如造房子，房子被排除在了生活之外，只作为生活的手段。抱着这样的心态，造房子成为了不得不为之事，带有了勉强的意味，唯一的动力是“先苦后甜”的信念在支撑——“现在苦一些，日后就可以好好享受了”，工作中注意的是劳累和辛苦。而儒家不同，孔子总说“乐以忘忧”。他们不以“是非”去定“善恶”，因在儒家眼里，生活本身就是好的，无所谓有用无用，无论是造房子还是住房子都是一种乐趣，出于一种心态。梁先生说：好善恶恶，实是一个情味，要是去问他为什么好善恶恶，此实不能再下解释，因他的本身不是手段，乃是目的，故不能再问其目的。造房子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也应当是充满情趣的。趣味是生命之最后，也是生命之开头，它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可见墨家的出发点已经和生活相悖了。儒家在大的方面看似很计较，其实这是一种一丝不苟的态度。

    孔子说：“居上位而不宽厚，行礼时而不严肃，吊丧时而不悲哀，这种样子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这种对礼的要求就是对人品行的要求，而且之前说过，礼乐本身就是充满趣味的，人能够在仪式中得到乐趣，它的身上体现的是“大利”，是在趣味中潜移默化地教化感染着百姓。这样的生活岂不是要比整日在算盘上计算数字的墨家要有趣得多？很多的礼，如教育一样并不能在短期内就能够看到其实际的用途，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是真正有益于人的生活的，所以儒家着眼的是“大利”，而墨家在这方面难免失之偏狭。

    弦外听儒音

    杨朱的诗意：杨朱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他外出到了一个岔路口，竟然哭了起来，因为他联想到了人生的歧路，心中不禁伤感起来，可见他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还有一次，他的弟弟出门时穿了身白衣，回来时因为天下雨就换了身黑衣，结果家里的狗没有认出来，朝他狂吠，弟弟气得要打它，杨朱却说：“你不要打它。假设这狗在出外时为白色，回来时却变成了黑色，难道你不同样地感到奇怪吗？”

    生活在于当下之趣味

    第二章 儒墨谁是“大功利” (2)

    “凡靠趣味去生活的结果，都成为一个非功利派，他的动作完全靠当下所感之趣味。”

    梁漱溟先生说：“凡靠趣味去生活的结果，都成为一个非功利派，他的动作完全靠当下所感之趣味。个性特别的人，里面充足的人，他的直觉很强，都是靠趣味生活，结果都是非功利派。所以不应看非功利派是一个很严的态度，很冷的样子，其实他是顶富于趣味的。”因为功利非功利只是态度之别，所以与人行为之出世或入世并无所大关系。趣味在心而不在境遇，人的心只应当守在当下方能安定，方有趣味可言。这种趣味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心里时时都是开心快乐，而是就“顺畅”而言的，这样的人也就是性情中人。

    这种非功利的态度在宋朝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的身上往往集儒释道于一体，内在的充足使得他们不论在官在隐都能够以从容自在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自然是苏东坡。

    苏轼曾说自己：“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也就是全凭自己的心去做事，不去计较这些言行会为自己带来祸或者福。带着这样心态去处世的人，生活自然是丰富而充盈的，因为内心很充实。

    苏东坡的一生因党争而仕途连蹇，晚年时还被贬地方。已经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身处异乡的他却并没有为自己的得与失去做账册，反而自我嘲解道：“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消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明明是朱颜已逝，却被他写成了一个自得其乐的老顽童，青春不可再逮，乐趣却不曾消散。

    被鲁迅先生称为“名士的教科书”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很多文人雅士的超俗行迹，其中有一篇是写王子猷的“任性情而行”的。

    王子猷弃官后住在山阴，一天夜晚下大雪，他睡觉醒来，打开房门，命仆人酌酒，四周望去，白茫茫一片。就起身徘徊，吟咏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戴安道（戴速字安道）。当时戴安道在剡县，王子猷就在夜晚乘小船到戴安道那里去。走了一夜才走到，到戴安道门前却不上前敲门就又返回了。有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王子猷回答说：“我本来是乘兴而来，现在兴尽就返回家，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

    对于现在奔波于尘世之中那个忙忙碌碌的人来说，谁还会不计成本不计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纵然是心向往之，也难以真的落到实处去。其实，这种有趣味的态度才是对生命的认真，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乐的，能从中体味到这一点的人才是真正享受生活的人。红楼梦里的妙玉对宝玉谈及喝茶之道时说：“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这样的人，懂得收藏生命的每一点每一滴，生活就渐渐变得丰富起来。

    梁漱溟先生说：而利害，讲实利，反不免干枯无味，正以理智之冷硬有以致之。人生如果总是计算功利生活的情趣难免大减。与生活的情趣相对的是理智。梁先生说，“理智常是一个数量的计算，计算就是找东西。”在找的时候，就会把心空中想等待一个还未出现的虚幻的东西来填满，于是就失去了当下的趣味。因此梁先生指出：墨子之非乐、节葬、短丧的态度，通统是看实利，即是计算数量。因他只在符号上去辗转，便失掉情趣矣。

    因此梁先生就说：“天下最危险的事，就是怕人没有生趣。一个人觉得他没有生趣，便要闹大乱子，社会就要掀动。让人丧失生趣的就是算账，就是功利的态度。”因为乐本身无高低之分，并不能用来计算。手里拿着一朵玫瑰的女孩所感到的幸福并不比戴着钻戒的所感受到的少，但是若用计算的态度，换算成金钱，鲜花还能给人带来多少的快乐？如果住在草棚子里的人认定住别墅的富人生活更快乐，能保证他们不做出引发社会动乱的事情来吗？儒家之所以持不计较的态度，正是想让人们去看生活本身就是乐的，而乐是无法计较、计较不来的；而不是着眼于可用数字来衡量的境遇等外在之物。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陶醉在当下自己的心情中，有没有酒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活如此美好。而墨子却会盯着酒看，思索这种酒是否很贵，是否会太过奢侈。墨家在细枝末节上专做文章，反而忽视了人生活之可贵可爱，故而干枯无味，不是因小失大吗？我们所有的就只是生活本身而已，还有什么东西比生活的情趣更重要的呢？

    弦外听儒音

    晴雯撕扇：《红楼梦》中，撕扇成了晴雯的性格的标志。对此，宝玉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在他看来，生活中的事物都是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存在的，撕扇也罢、摔盘子也罢，能从中获得乐趣就好了。

    刑罚：利一时，弊一世

    “刑罚这个东西是让人生去走功利的路，根本与孔家冲突……拿法律刑罚去统驭社会，实在是把人生建立在计较利害的心理上，建立在不正当的功利态度上，结果使人的心理卑陋鄙劣。”

    孔子说仁，但是矢志不移地在政治上推行仁政的其实是孟子。推行仁政是大利，却很容易被人当做是功利之行。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有利于我的国家吗？”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为什么定要说到那利呢？只有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封邑？’士人平民说‘怎样有利于我自身？’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百辆兵车，不算是不多了，如果轻义而重利，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是绝对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君主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

    梁惠王的问题功利性很强，目的很明确——把国家治理好，这是目标，他希望孟子能够给他指点一二，告诉他实现目标的手段。孟子则认为推行仁政，即行王道就能够治理好国家，因为王道合乎人心，尽自己的心去做就可以了，无需再把目标放到别处，所以认为齐宣王“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有仁心，便可以“王天下”。目的与手段合一，这正属于非功利派的路子。但是梁惠王一直没能从“功利”的斤斤计较中摆脱出来，才有五十步笑百步之说。这种计算都着眼于手段而非目的。在施政中更大的计较是与王道相对的霸道，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尚刑罚，重利害。

    孔子是反对这种行为的，他说：“用政令来训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饬百姓，百姓只会尽量地避免获罪，却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教来整饬人民，人民就会有羞耻心而且归顺”。

    梁漱溟先生同样也反对刑罚，他说：刑罚这个东西是让人生去走功利的路，根本与孔家冲突……拿法律刑罚去统驭社会，实在是把人生建立在计较利害的心理上，建立在不正当的功利态度上，结果使人的心理卑陋鄙劣。

    汤显祖以一曲《牡丹亭》名动天下，“令《西厢》减价”，与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王实甫一样，他也受到当时心学的影响，认为天地之间无不有情，“尚情”成为他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基点。因对当朝首辅张居正的拉拢无动于衷，他两次科举名落孙山，张居正死后才得以考中。因不肯攀附权贵，并且对时政上书直谏，被贬入地方为官。

    在浙江遂昌任知县期间，他把自己对“情”的理解付诸实践。人是有情人，世界是有情世界，生活在这样有情世界中的有情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在除虎患、抑豪绅、建书院、劝农耕之外，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他对待监狱里犯人的措施了。除夕之夜让狱中囚犯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元宵节组织囚犯到城北河桥上观花灯，称为“除夕遣囚”和“纵囚观灯”，一时“绕县笙歌”，无论是官还是囚，都沉浸在“与民同乐”的氛围中。而且这些犯人中没有一个因此潜逃的，他的理想实践得到了成功。

    汤显祖懂得人性本善，这些并不是刑罚可以让人意识到的，他所做的就是“感化”，让囚犯回归自己心中去找寻人生的真谛，他也不愧为儒家心学之传人。

    刑罚是一种强制的措施，暂时把人的恶行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却是治标不治本，不知道人之所以“恶”是因其原本清明的仁心被弄污浊了，只有澄清污秽才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刑罚却把人导入了计较的道路：因有了刑罚之后，人不再从自己的心出发去过生活，而是用法这种外在的东西来束缚自己。比如夫妻之间本是相濡以沫，是一种情感的默契，这应是不言而喻的。现在不能使用家庭暴力却是怕担法律上的责任，纵然是相敬如宾到底意难平，生活的乐趣不知被消解了多少，更为重要的是，人如果习惯于跟着刑罚走而舍弃了自己的心，一世都难挽回。

    自古道“刑不上大夫”，因为士大夫都受过正统的“仁义礼智信”之熏陶，用刑罚会是对他们品格的否认和践踏。另一句相对的话是“礼不下庶人”，带有些“愚民”之意，认为对普通百姓施之以礼也无济于事，只能用刑罚来约束，这和儒家的学说自然是相悖的，因为儒家认为，从自己的心出发，生活就能过得很好。梁先生甚至认为小孩子和乡村之人的生活更容易快乐，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计较的缘故。故梁先生说：“以后只有提高了人格，靠人类之社会的本能，靠着情感，靠着不分别人我，不计较算账的心理去作如彼的生活，而后，如彼的生活才有可能。”这也是汤显祖的理想。只是这种美育非几世没有效果，所以很多没有预见力的人，就以为不如刑罚立竿见影，这实在是大谬。

    弦外听儒音

    连坐：中国古代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所谓的灭九族、株连三族其实都是属于连坐。唯有明朝的方孝孺被灭了十族。他因忠于建文帝，不愿跟随明成祖，朱棣下令把方孝孺的朋友门生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而杀害。这是一种极为不人道的刑罚制度。方孝孺至死也未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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