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佛说人生苦，儒说人生乐 (1)

    儒释皆破执，执有不同义

    “佛家之破执，是破生命中原来之执，此执在佛家为俱生我执与法执……孔家不但不破俱生执，且认为是根本所在。”

    意必固我之人，总以为“非如此不可”，这种态度其实就是落入了佛家所说的“执”。佛家看来，人世的痛苦正是来源于此。佛法说：“世间诸灾害，怖畏及众生，悉由我执生，留彼何所为？”又曰：“由内心执取自我，所以在家人执取五欲，出家人执取种种错误之见解与毫无意义之禁戒。” 执取，又名执著，我执，乃是导致世人产生种种烦恼困苦的根源，是意必固我的代名词。佛家把执分为我执和法执，无论是我执还是法执，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执着，一者执着于我，一者执着于天地万物。

    我执有两种：俱生我执（俱生执）和分别我执。佛家要把执一破到底，梁漱溟先生说，佛家之破执，是破生命中原来之执，此执在佛家为俱生我执与法执。所谓“俱生我执”，也就是“与生俱来”的对于“我”的执著。颜子死，子哭之恸，在孔家不算为执，不算为意必固我，但在佛家则以为执。此为生命原来有者，为俱生执。孔家不但不破俱生执，且认为是根本所在。

    人们都认为这个“身体”是真正实在的“我”，所以“俱生我执”，就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我”对“身体”的执著；在这方面人们必须获得觉悟才能破除“我执”，获得“解脱”。所以佛家要破“财、色、名、食、睡”这“五欲”，认为他们会是对生命的妨碍，但孔子却说，食色，性也。把被佛家作为俱生执的东西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孔子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所以孔子对于生命是持“在意”的态度的，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很珍惜，而佛家宣扬四大皆空，谓世间万事皆虚，包括人自己，都并不存在。如刀子伤我而痛，在孔家并不认为执，而佛家则认为执，他要一直破到底。

    因此梁漱溟先生说，佛家是彻底的无我，而孔家则在直觉之中之我并不排斥。孔子也要破分别我执。“我之观念完全由后天分别而成，有区划范围，指定方向，所以如此之空间，如此之时间而命之为我，此之为分别我执。”人本身应当是一个意味，生命的存在怎么能用时间、方位来限定呢？分别我，就是把他人和自己分开，心中有“私”的意思。平时大家在生活中说“小我”“大我”，其实已经走入了分别我执之中，不知道其实只有一个“我”。在这一点上，儒家和佛家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佛家更进一层，把“我”又等同于万物和外物。

    唐朝时，有一位懒瓒禅师隐居在湖南南岳衡山的一个山洞中，他曾写下一首诗，表达他的心境：

    世事悠悠，不如山岳，卧藤萝下，块石枕头；

    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复何忧？

    这首诗传到唐德宗的耳中，德宗心想，这首诗写得如此洒脱，作者一定也是一位洒脱飘逸的人物吧？应该见一见！于是就派大臣去迎请禅师。

    大臣拿着圣旨东寻西问，总算找到了禅师所住的岩洞，正好瞧见禅师在洞中生火做饭。大臣便在洞口大声呼叫道：“圣旨到，赶快下跪接旨！”洞中的懒瓒禅师，却装聋作哑地毫不理睬。

    大臣探头一瞧，只见禅师以牛粪生火，炉上烧的是地瓜，火愈烧愈炽，整个洞中烟雾弥漫，熏得禅师鼻涕纵横，眼泪直流，大臣忍不住说：“和尚，看你脏的！你的鼻涕流下来了，赶紧擦一擦吧！”

    懒瓒禅师头也不回地答道：“我才没工夫为俗人擦鼻涕呢！”

    懒瓒禅师边说边夹起炙热的地瓜往嘴里送，并连声赞道：“好吃，好吃！”

    大臣凑近一看，惊得目瞪口呆，懒瓒禅师吃的东西哪是地瓜呀，分明是像地瓜一样的石头！懒瓒禅师顺手捡了两块递给大臣，并说：“请趁热吃吧！世界都是由心生的，所有东西都来源于知识。贫富贵贱，生熟软硬，你在心里把它看做一样不就行了吗？”

    在懒瓒禅师看来，天地万物并无区别，贫富贵贱、生熟软硬都一样，一切都不过是瞬间的存在。因此，他否认自己的存在，流鼻涕的那个俗人已经不是他了，完全把自己超脱了出来，与万物等齐。故梁漱溟先生说，儒家和道家均属于世间法，他们心中都珍视有个体生命；而佛家则为出世间法，真的超脱于生命之外，把人作为人的特征都看做空空无物。

    弦外听儒音

    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这首诗出自《红楼梦》，说的正是道家那种万事皆无的虚无主义。

    乐本无所待，何须身外求

    “生命根本上自己是生活，实无待找。”

    佛家说，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人世之苦是因“执着”太多，贪嗔痴等诸惑皆是执。本来无一物，向前一步便是“执”。梁先生最初也认为自己的痛苦来源于贪。他说十三四岁的自己“仿佛是个野心家……野心者，是一个太贪的心……这种太贪的心，真是厉害，人若是不想名利，无所要求，就没有碰钉子的时候。但有了欲求，就会碰钉子。欲求愈大，所碰的钉子愈甚，我欲达很大的要求，遭到层层挫折，弄得神经衰弱，心中苦痛。”佛学在这点上正好和他当时的心情相契合，他便认为“苦乐是因欲求而有”，“苦乐实起于贪欲；贪欲实起于分别执着。——内执着乎我，外执着乎物”。

    王国维先生就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宝玉的“玉”乃“欲”之象征，悲欢离合皆由它起。当时正在研读佛经的梁漱溟应是赞成此说的，他说：“可见苦乐是因欲求而有……生命根本上便是欲求，故人有求生之欲而拒绝痛苦。此种欲求不是在念虑上，乃在生命里便有。”他还立了四条根据：

    一是欲念无已时。人容易饱暖思淫欲，只要生命存在就会有欲望的存在。

    二是世间苦多于乐。人难以满足，所以生活中觉有所短缺的时候居多，这时就会觉得痛苦，快乐是极为短暂的。

    三是振贝子的苦乐与拉车者之苦乐相等。无论地位高低都会有苦乐，而且差别不大，即苦乐与境遇无关，而在于境遇是否为其欲求之所在，也就是说对于当前的境遇自己所持的心态如何，是否有不满而且想着要去改变。

    四是欲求愈进必愈苦。人之苦在于欲望难以得到满足，一旦满足便是“乐”，但是欲望得遂后新的欲望又起，而新的欲望比原来的更难得到满足。所以梁先生说：人类愈进化则愈聪明，愈聪明则愈多苦。

    这四点都是从佛家看待世人的角度推出的观点，特别是从第四点出发，把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都进行了否认，无疑是很消极的。这些论点的前提就是“欲”之难以消除，而且人把苦乐都寄于欲的满足与否上。

    智德禅师在院子里种了一棵菊花。转眼三年过去了，这年秋天，院子里长满了菊花，香味随风飘到了山下的乡村。

    到禅院来的信徒们都对菊花赞不绝口：“好美的花儿呀！”

    有一天，有人开口，想向智德禅师要几棵菊花种到自家的院子里，智德禅师答应了，他亲自动手挑了几株开得最盛、枝叶最粗的，挖出根须送给那人。消息传开了，前来要花的人络绎不绝，接踵而至。智德禅师也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不久，禅院中的菊花就都被送出去了。

    弟子们看到满园的凄凉，忍不住说：“真可惜，这里本来应该是满院飘香的呀！”

    智德禅师微笑着说：“可是，你们想想，这样不是更好吗？因为三年之后，就会是满村菊香四溢了！”

    “满村菊香。”弟子们听师父这么一说，脸上的笑容立刻就像盛开的菊花一样灿烂起来。

    弟子们看到的是菊花已空，心中的凄凉来自于对菊花的留恋，这就是欲念，也是执，因此有不满，落入了苦海。智德禅师心中明了，菊花在此在彼其实都并无不同，随缘即好，因此他并没有想要给自己挽留住菊花，菊花不过是一个意味，一个与天地同尘之物。他的一席话其实正是在破弟子之执。

    而孔子“他不从改造局面去救人，不是看乐事有所依待，而是走无所依待之路”。梁先生在接触了儒家之后，便由此便对前面的四条做了调整。从儒家的观点出发，境遇无苦乐、大家苦乐相似都没错，但欲念无已和人生苦多于乐两点错了。这两点成立的前提是人的苦乐寄于欲念，欲念无已，故人生常苦。因此，梁先生说，“我当时因不知有不找之可能，故有此说，若不找时，此说便不能成立了，于此可知欲求实有已时……而生命根本上自己是生活，实无待找。你找的时候便缺短。若时时待找，便时时苦多于乐，但是若把生活重心放在生活里面，实在时时都是不成问题，时时是满足，时时是畅达溢洋。”所谓的“找”便是欲求，把自己的苦乐寄托在外在的东西上，而忘记了自己的本心。这个时候就会生出苦来。如果专注于内而非外，就不会有苦的存在了。

    佛家和儒家都认为苦在人的身上存在，不同之处在于：佛家认为苦是人世间的常态，因为凡人既然常被执所束缚，自然难免就会被欲所困扰，由此便产生了苦。而儒家则不然，他把乐作为生活的本源。生活中虽然存在苦，但那时生活的非常态，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得以解脱。

    弦外听儒音

    君子三乐：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这三乐与治理天下没有关系。父母俱在，兄弟安好，一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得到天下的好学生，然后教育他们，三乐。

    解脱之道：顺生还是无生

    “生命是欲求，他（佛家）就根本不要生命……孔子不是如前面所说从取消问题去救人，是从不成问题去，听他感触应付下去，不加一点意思。”

    第三章 佛说人生苦，儒说人生乐 (2)

    如何才能摆脱痛苦？梁漱溟先生说：“在前，我以为看世间人生只有两面，一是向外面去找，走欲求的路，许多圣哲都是顺着这个方向去找一个东西来解救大家；一是取消欲求，根本上是取消问题，这是佛家的路子……（佛家）是去取消欲求，根本是在解脱生命……生命是欲求，他就根本不要生命”。这一观点和王国维先生何其相似！王国维先生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红楼梦中真正得以真正解脱者唯有宝玉一人。梁漱溟先生自己不也是差点遁入空门吗？

    在佛家看来，人生无论是苦还是乐都在一个欲念间，有苦必有乐，因此苦和乐都归于“执”。因此，佛家的解脱之道是要从“执”中解脱出来，达到超情绝欲，四大皆空，六根清净的无我之境界。弘一法师说：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生死都是空，他真正从“执”中得以超脱出来，因此在圆寂之际静如秋叶。

    与佛家不同，梁漱溟说：“孔子不是如前面所说从取消问题去救人，是从不成问题去”，而是“听他感触应付下去，不加一点意思。”对于儒家来说，生死是一个应该严肃对待的事情，儒家的着眼点就在于“生”，也就是俱生执。生命原来是一个活动，是在生机畅达上，真是无所谓苦乐。生机滞塞，才有所谓苦。只要顺从生命本身之理而行，便可以达到解脱苦的目的了。

    泰州学派创始者王心斋说，“乐者心之本体也。”还留下了四句话：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了，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

    意思是说，乐本就在人的心中，无需从外面去找寻。仁者虽有事亦行所无事，都是所谓随遇而应，过而不留，安和自在，泰然无事，他感触变化只随此生命之理，所以他时时是调和，是畅达快乐。

    孙叔敖原来是位隐士，被人推荐给楚庄王，三个月后做了令尹(宰相)。他善于教化引导人民，因而使楚国上下和睦，国家安宁。

    有位孤丘老人，很关心孙叔敖，特意登门拜访，问他：“高贵的人往往有三怨，你知道吗？”

    孙叔敖回问：“您说的三怨是指什么呢？”

    孤丘老人说：“爵位高的人，别人嫉妒他；官职高的人，君王讨厌他；俸禄优厚的人，会招来怨恨。”

    孙叔敖笑着说：“我的爵位越高，我的心胸越谦卑；我的官职越大，我的欲望越小；我的俸禄越优厚，我对别人的施舍就越普遍。我用这样的办法来避免三怨，可以吗？”

    孤丘老人很满意，笑着离去。

    孙叔敖严格按照自己所说的行事，避免了不少麻烦，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他曾几次被免职，又几次被复职。有个叫肩吾的隐士对此很不理解，就登门拜访孙叔敖，问他：“你三次担任令尹，也没有感到荣耀；你三次离开令尹之位，也没有露出忧色。我开始对此感到疑惑，现在看你的心态又是如此平和，你的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孙叔敖回答说：“我哪里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啊，我认为官职爵禄的到来是不可推却的，离开是不可阻止的。得到和失去都不取决于我自己，因此才没有觉得荣耀或忧愁。况且我也不知道官职爵禄应该落在别人身上呢，还是应该落在我的身上。落在别人身上，那么我就不应该有，与我无关；落在我身上，那么别人就不应该有，与别人无关。我的追求是顺其自然，悠然自得，哪里有工夫顾得上什么人间的贵贱呢？”

    孙叔敖在险恶的仕途风浪中始终不惊不惧，只因他心中淡定，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就是“只是顺着生活的路上走去，着重生活的本身，不着眼环境的关系，就完全不成问题”。所有的经过都是生命，而生命应该是从心出发的，孙叔敖守住了心，顺心而行，生命自然也就随之畅达。

    梁先生还以君子和小人来指代这两种生活态度。孔子有言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本是安和自在，种种不成问题，当然时时是乐，故君子与乐完全不离。小人因有许多私欲，故不能安乐……小人去找，所以把宇宙海阔天空大的态度失掉；而仁者不找，所以他的心是通天通地，宇宙是属于他的。”君子只看当下自己心的自然流行，而小人杂念甚多，把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拉到了当下，故焦虑不堪。因此一者乐，一者不乐。

    无论儒家还是佛家，对人生困苦的问题都得圆满地解决，只不过一个顺生，力求生命的生机畅达；一个是无生，根本在于取消生活。一水中分，殊途同归，并立于中国哲学之高山，良无愧也。

    弦外听儒音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字汝止，号心斋，师承王守仁，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李贽是其重要代表人物。

    平平淡淡才是真

    “生命本是一个活动，原是生机畅达，这是绝对的乐，原无可说，即是平淡，即是说生命原是一个调和的平坦的，并没一点高低之可言。”

    人生有苦有乐，但是在最为本真的生命意义上来说，只有畅达与否。梁漱溟先生说：“生命本是一个活动，原是生机畅达，这是绝对的乐，原无可说，即是平淡，即是说生命原是一个调和的平坦的，并没一点高低之可言。”生活就像一条河，缓缓向前流淌，纵然遇到巨石横拦，依然可以顺利地绕过去，水流没有滞塞，这都是乐。因此“在条达安和之气象看，真是无时非乐。”梁先生还举例说，小孩之喜怒哀乐，听他喜怒哀乐。听就是“任由”的意思，为何如此说呢？“他喜怒哀乐的时候，也恰是他条达通畅的实际，苦的踪迹安在？而成人当喜不喜，当哭不哭，忍含在心里，乃有苦之可言。”

    这种乐是当下的，具体的，因为生活本就当下。这种当下和具体并不是以某一件为乐，某一件为苦，如果是这样的话，实现就会抱定这种态度从这些事情中寻找乐，一旦寻找了，其实就是落入了“虚见”。梁先生说，与此虚见同起者，厥为妄情，正是这些东西扰乱了人原本正常的生活。

    梁漱溟先生说，所谓实感者，即当前一刹那苦乐之感，此乃直觉之所指示，离此而去希冀什么便是虚见，因已离开直觉矣。就如同吃一块糖，觉得好吃，心里就有一种乐在。但是有的人会以此推去，以为有千块糖便有千倍乐。而作为实感的乐是绝对的，并无高低之别。“若愈看愈高或愈低则愈错，实则一平淡而已。”既无高低之别，生活就当只存“平淡”可说。人们常说平平常常就是真，这种生活的真就是乐。这种和生命同在的俱生我执正是儒家认为的根本。

    苏东坡评价陶渊明的诗作说：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平淡之中其实有万般滋味，生活也是如此，而且这些滋味其实都可归于一个“乐”字。

    梁先生认为实感便是对，如果在此直觉之外再加一点，就成了非是。也就是说如果抱定了糖越多，乐越多的态度，便是落入了虚见和妄情。这是儒家和佛家都要求破的执。

    县城老街上有一家铁匠铺，铺里住着一位老铁匠。时代不同了，如今已经没人再需要他打制的铁器，所以，现在他的铺子改卖拴小狗的链子。

    他的经营方式非常古老和传统。人坐在门内，货物摆在门外，不吆喝，不还价，晚上也不收摊。你无论什么时候从这儿经过，都会看到他在竹椅上躺着，微闭着眼，手里是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旁边有一把紫砂壶。

    当然，他的生意也没有好坏之说。每天的收入正够他喝茶和吃饭。他老了，已不再需要多余的东西，因此他非常满足。

    一天，一个文物商人从老街上经过，偶然间看到老铁匠身旁的那把紫砂壶，因为那把壶古朴雅致，紫黑如墨，有清代制壶名家戴振公的风格。他走过去，顺手端起那把壶。壶嘴内有一记印章，果然是戴振公的。商人惊喜不已，因为戴振公在世界上有捏泥成金的美名，据说他的作品现在仅存三件：一件在美国纽约州立博物馆；一件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在泰国某位华侨手里，是那位华侨1993年在伦敦拍卖市场上，以56万美元的拍卖价买下的。

    商人端着那把壶，想以10万元的价格买下它，当他说出这个数字时，老铁匠先是一惊，然后很干脆地拒绝了，因为这把壶是他爷爷留下的，他们祖孙三代打铁时都喝这把壶里的水。

    虽然壶没卖，但商人走后，老铁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这把壶他用了近六十年，并且一直以为是把普普通通的壶，现在竟有人要以10万元的价钱买下它，他转不过神来。

    过去他躺在椅子上喝水，都是闭着眼睛把壶放在小桌上，现在他总要坐起来再看一眼，这种生活让他非常不舒服。特别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当人们知道他有一把价值连城的茶壶后，来方者络绎不绝，有的人打听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有的甚至开始向他借钱。他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他不知该怎样处置这把壶。当那位商人带着20万现金，再一次登门的时候，老铁匠没有说什么。他招来了左右邻居，拿起一把斧头，当众把紫砂壶砸了个粉碎。

    老铁匠的生活原本是平淡而和适的，因为他没有把乐寄托在心外的某一件事物上。按世俗的方法，多一块钱就多一份乐，多10万块钱乐岂不是更要多许多？老人就不得已地陷入了这种虚见之中，生活也不再那么舒服了。梁先生说：虚见本不难破，难破乃在他辗转相资，习而不察，离去事实太远，即离当下太远，使我们不知不觉的入于意必固我而不自觉。老人的失眠就在于想着那把壶可能带来的财富，以及财富所象征着的幸福，却不知道这些在当下看来都是虚无，落入了“执”之中。但他最终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快乐生活与壶并没有关系，所以他做出了选择。他无法对壶做到视而不见，只能用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彻底把自己的虚妄打得粉碎，也算得上是生活的智者。

    生活既本是乐，就无需在从外面去找，更不需要从生命之中解脱出来。儒家在生活中看到乐，并提炼乐；而无苦也就无所谓乐，因此佛家把乐也当做了“执”，采取了对苦一样的取消的态度。两家都试图让生活回归到平淡安适，只是方式不同。

    弦外听儒音

    破釜沉舟：《孙子兵法》上写道“焚舟破釜，若驱群羊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但该成语为后人所熟知还是源自项羽。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最后大破秦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