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能屈能伸，善于适应
清代名士程允升说：“丈夫之志，能屈能伸。”放下架子，该屈就屈，能屈能伸，才能更好地适应现实，更好地生存，以屈为伸者方为真英雄。
公元195年，曹操被汉献帝任命为兖州牧。此时的曹操尚没有自己的地盘，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因此只能暂时屈身在兖州。尽管官职不够显赫，但此时的曹操已经在积极筹备起兵，而军队给养及后勤补助方面，还需仰仗张邈的接济。
因此，为了赢得张邈的好感，曹操主动接受他的节制，受他指挥。不久后，曹操就随张邈一起开赴前线，并代行将军之职，检验并积累了自己的统兵才华。
所有想要成就大事的人，都会经历人生的低谷，这时要懂得“屈身”，才能够保全自己，为日后的“伸”积蓄力量。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能屈能伸的典故莫过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
吴王阖闾打败楚国，成了南方霸主。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去，勾践即位，吴王因与越国多年积怨，乘丧起兵攻打越国，吴越两国于檇李展开了一场大战。
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没想到却吃了个败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再加上上了年纪，回到吴国不久便咽了气。
吴王阖闾死后，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时对夫差说：“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夫差记住了这个嘱咐，叫人经常提醒自己。他每次经过宫门，手下的人就会扯开嗓子喊：“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吗？”夫差流着眼泪说：“不，不敢忘。”他叫伍子胥和另一个大臣伯嚭操练兵马，为攻打越国做准备。过了两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去打越国。越国有两个很能干的大夫，一个叫文种，另一个叫范蠡。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练兵快三年了，这回决心报仇，来势凶猛。我们不如守城不出，不要跟他们作战。”
勾践不同意，也发大军去跟吴国人硬拼，越军最终大败，越王勾践带着五千残兵败将逃到会稽，被吴军围困。勾践无计可施，他跟范蠡说：“我真是懊悔没有听你的话，弄到这步田地，现在该怎么办？”
范蠡说：“咱们赶快去求和吧。”于是，勾践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文种在夫差面前把勾践愿意投降的意思说了一遍，吴王夫差想同意，但伍子胥坚决反对。
文种回去后，打听到吴国的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私下送了他一批美女和珍宝，请他在夫差面前讲好话。经过伯嚭的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
经过一番考虑，勾践最终决定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则带着夫人和范蠡去吴国。勾践到了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的坟墓旁边的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则跟着做奴仆的工作。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都会给他拉马。这样过了三年，夫差认为勾践已真心归顺他，便放了勾践回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便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己问自己：“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不仅如此，他还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作褥子。这就是后来人传诵的“卧薪尝胆”。
为了使越国富强起来，勾践亲自参加耕种，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以鼓励生产。因为越国曾遭遇亡国的灾难，人口大大减少，为此，他制定了奖励生育的政策。他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叫范蠡训练人马，自己则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救济贫苦百姓。在勾践的带动下，越国上下的百姓士气高涨，誓要强大自己的国家，打败吴王夫差，为自己的君王报仇雪恨。最终，吴国被越国所灭。
越王勾践能够忍常人之不能忍，低声下气地在吴国做了三年奴隶，最终迎来了人生新的光明，并彻底洗刷了国耻。
但在现实生活中，想要做到“能屈能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也并不像逆来顺受那样简单。要想真正做到能屈能伸，就要克服一切心理障碍，时刻准备低头，承受委屈、孤独、泪水甚至是侮辱。
很多年前，一个正值妙龄的少女来到东京帝国酒店做服务员。这是她进入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她将从此处迈出踏向社会的第一步，因此非常激动。同时，她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好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争取一个开门红。
第一天去上班，她高高兴兴地去报到，但让她大感意外的是，上司分配给她的第一份工作居然是洗厕所，而且要求也是出奇的严格，要洗得光洁如新。
虽然不情愿，但由于是上司交给自己的第一项任务，所以一开始，她还是去尝试了，并努力劝说自己要学会适应。但当她真正去面对那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厕所中的秽物时，她还是无法掩饰内心的厌恶与抵触。她想要放弃，但又不想就这么轻易地认输，也不甘心就这样败下阵来；想继续坚持下去，但看着眼前的一切，她又开始止不住地皱眉。
就在她进退两难时，一位酒店内的前辈来到了她的面前。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随手拿起了抹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洗着马桶。她知道前辈是在为自己做示范，便非常耐心地留意着他的一举一动。很快，马桶被擦好了，看上去确实光亮如新，前辈的好心示范与敬业精神打动了她，这时，她也明白了上司并非在故意为难她。
正当她思绪万千时，她又看到了让自己震惊的一幕：那位前辈居然当着她的面从马桶里舀出了一杯水，一饮而尽，而且看不出任何不情愿与勉强的意思。
震惊乃至感动过后，女孩也彻底想通了：自己必须去适应这种工作，而且还要做得更出色，就算今后一辈子洗厕所，也要做一名全日本最出色的洗厕所人。
于是，她开始振奋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洗厕所的工作中。即使没有上级监督，她也始终以前辈做榜样，使工作质量达到甚至超过前辈的水平。而且，她也多次喝下了自己清洗过的马桶里的水，这样做既是为了检验自己的工作质量，也是为了检验自己的自信心。
正是这种对工作的迅速适应以及全身心的投入，让她养成了善于适应、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并为她漫长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了这种工作精神，在今后的道路中，她就可以去勇敢地迎接所有挑战，适应任何恶劣的环境。
几十年的光阴很快就过去了，这位少女成为了日本政府内阁的主要官员——邮政大臣，她的名字叫野田圣子。
野田圣子用自己的行动为“能屈能伸”赋予了伟大的内涵。因为面对一般人都会去抵触的事情，她不仅适应了、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没有人会因为她适应了洗厕所这种工作而去嘲笑她，相反，所有人都会发自内心地对她表示钦佩，并为之喝彩。
日常生活中，能屈能伸者也更容易适应变化的环境，这是一种能力的表现，也是具备较强竞争力的一种外在展示。
2.掌握好进退妥协的尺度
能进，不失为勇气；而退，则更显示出智慧的一面。其实，退是一种谋略，是一种交换，更是一种维系生存的手段。退能保身，退能成事，退是大勇，更是大智。真正的英雄，能进能退，进退自如，所以不败。只退不进，是懦夫；只进不退，是莽夫。进退得当，才能从容面对成败，潇洒成就人生。
曹操参与镇压颍川的黄巾军后，被任命为济南国相。任职期间，曹操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多项革新，惩治贪官，捣毁淫祠，在当地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卓著的政绩让曹操的仕途隐隐有了上升之势。
与卓著政绩相对应，曹操的“过激”言行也得罪了一些当朝权贵，并损害了地方豪强的利益，这些人对曹操恨之入骨，都在伺机进行报复。精明的曹操也意识到了这层危险，但他不愿意为了迎合权贵而改变自己的做事原则，同时又担心再继续强势下去，会为自己乃至家人带来灾祸。因此，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曹操决定辞去济南国相的职务，并请求朝廷让自己回宫中值宿，实际上是想从这个是非位置上急流勇退。
然而，那些朝中权贵却试图将曹操调任东郡太守，这是一个和济南国相同等重要的职位，曹操深知其中利害关系，因此托病拒绝。后来，朝廷又任命他为议郎，但曹操同样托病没有赴任，而是告病回归乡里。
回到家乡后，曹操常常“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就这样，曹操在家中韬光养晦了一年左右，但他时刻不忘关注外部时局的发展。后来，由于黄巾军余众起事不断，朝廷为了镇压起义军，维护统治，成立了一支新军，并设置八名校尉作为统领。当时被选中做校尉统领的有宦官骞硕、武官袁绍，而正赋闲在家的曹操也是人选之一。曹操得知这一消息后，终于决定不再退隐，立马进京赴任。
何时该进，何时该退，曹操拿捏得非常到位。预知危险后，果断退隐；而当朝廷给出官职砝码达到自己的要求时，又果断出山。对进退之道的精准掌握，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曹操。
漫漫人生路，退一步，等一等，不过是歇歇脚，为走得更远做准备，低一低头，更是为了下一步抬得更高而蓄势。
龙虎寺的一群学僧在墙上画了一幅龙争虎斗图，请无德禅师评鉴。
“画得很好，但没有把握好龙与虎的特性。”禅师说道：“龙在攻击之前，头必须向后退缩；虎要上扑时，头必然向下压低。龙颈向后的屈度越大，虎头越贴近地面，它们也就能冲得更快、跳得更高。”学僧们心领神会，其中一位又看了墙上的画一眼，分析说：“我们不仅将龙头画得太向前，虎头也太高了，怪不得总觉得动感不足。”
“为人处世与参禅修道的道理一样。”禅师进一步说道，“退后一步，才能冲得更远；反省一下，才能爬得更高。”
趋利而动，进也；避害而行，退也。趋利避害是进退之道的现实反映，也是人之常情。这一点，在历史上被运用得尤其广泛。
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出击祁山，打败了曹真之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急令全军拔寨撤退。
杨仪不明其中原因，前去询问诸葛亮：“今天我军大胜，挫败了魏军锐气，为什么要退兵呢？”诸葛亮解释说：“我军缺少粮草，应当速战速决。现在魏军虽然战败，但实力仍然保存。如果他们以轻骑袭击我粮道，我军不能运粮，那时就无法撤回。因此，我军要趁曹真刚刚战败，不敢轻易出兵之际，出其不意，乘胜退兵。”于是，蜀军诸将收拾本部兵马立即撤退。待曹真得知诸葛亮撤退时，蜀军已撤走两天，就是想追也来不及了。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绝不做无谓的纠缠与牺牲，这就是诸葛亮统军的进退之道。这种灵活的作战方式，确实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懂取舍，知进退，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成就不凡之业。进退之间往往能够彰显人生智慧。怎样进，怎样退，这是一种手段；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这是一种分寸。进退是一种处世哲学，也是一门做人做事的艺术。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当今的官场上、职场上、商场上、情场上……我们都需要明白进退之道。
然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把握不好进退的度，特别是在退让时，他们只知一味妥协退让，而失去了自己的做事原则，因此给自己的事业和人生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王峻涛1999年开始在北京筹划电子商务项目，不久，8848.net开通，王峻涛出任总经理。
随后，融资问题提上日程，风险投资商们蜂拥而至。除了IDG（International Data Group，美国国际数据集团），还有雅虎、软银和其他华尔街投资企业和个人。经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创业者的股份被迅速稀释，IDG成了最大股东。然而，资本游戏并没有就此结束，华尔街投资者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包装8848到纳斯达克上市。
2000年7月，8848取得了关键的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批文，据说，8848还在纳斯达克进行了路演，甚至已经取得了股票上市的代码。
但就在这最后关头，董事会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IPO（首次公开募股）的价格上。此时，全球互联网泡沫正在破灭，互联网企业在纳斯达克上的股票从2000年4月起开始下滑，先行上市的网易、新浪的股价已经跌到了摘牌的边缘。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8848 IPO的定价，据说只有10美元左右，而当时8848的私募价格已经达到了每股八九美元。风险投资商们认为，如果以10美元每股IPO价格上市，那后来进入的投资者几乎就无利可图，而投资者的股票也就无法迅速套现，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为此，IDG建议推迟上市，等待纳斯达克回暖。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纳斯达克并没有出现意料中的反弹，而是一路狂泻，8848的上市日期就这样一推再推。
既不想流血上市，也不能继续傻等纳斯达克的回暖，不甘心的投资者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B2B。这意味着作为B2C电子商务领军的8848，必须“变脸”，把自己转变成B2B业务的明星。这在公司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吵。
最后，投资人决定“分家”：将8848的B2C业务拆分出来，只留下刚发布的MarketPlace（电子市集）和ASP（应用服务提供商）业务，单独以B2B的概念上市；分拆出来的B2C业务由王峻涛另找投资人买下，自己经营。后来事实证明，这是走向最后崩溃的转折点。
分家后的日子并不好过，王峻涛的B2C业务迟迟找不到资金，引发了原8848投资者的极大不满，王峻涛不得已选择了抽身走人。随后，B2C管理层开始大量流失，业务迅速萎缩。B2B业务由谭智全面负责，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2001年9月中旬，8848宣布与电商网合并，但时隔不久，谭智就挂职而去。随后，8848电商数据进入休眠状态，不久清盘，原8848正式宣告消亡。
8848最终落此下场，可以说与王峻涛没有原则的妥协与退让有很大关系，当然，其背后的风险资本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想让自己的利益免遭不必要的损害，就应该把握好进退的尺度。至于何时该进，何时该退，进退的尺度如何把握，我们可以借鉴曹操的策略：缜密思考前进与让步的幅度，做到恰到好处，既不能太过于损害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使对方的利益得到一定的满足，从而达成共识，实现双赢。
知进退之术，可化险为夷；懂进退之道，则终身无祸。
3.适时退让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们经常会看到，同样具有雄心和才华的人在社会中奋发，有的人能掀起万丈狂澜，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有的人在浪涛中扑腾了几下就沉入海底，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阅尽古往今来的风云人物，可以发现，凡是能够并善于做到适时退让者，大多能够顺利踏平人间坎坷，成就一番大业。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在曹操临死前几个月，孙权上书表示愿意归降，并劝曹操称帝。曹操并没有老而昏庸，他以清醒的政治头脑，一眼看穿这是孙权的阴谋，企图让自己激怒天下，陷于孤立，于是“观毕大笑”，说：“这家伙是要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
侍中陈群等进一步劝说：“殿下德功巍巍，生灵仰望。现在连孙权都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及早应天顺人，早正大位。”
曹操却很冷静地表示：“施于有政，是以为政。”意思是说，政权本来就在我的手里，为什么一定要那虚名呢？如果真的天命在我，我早就成为周文王了。
“施于有政，是以为政”出自《论语·为政》。曹操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对政治施加影响，也就是参与了政治。只要掌握了政治实权，何必一定要皇帝这个虚名呢？然后明确表示：即使当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自己也不会当皇帝，而要做周文王，就是要像周文王给周武王创造条件那样，让自己的儿子去当皇帝。
从处理事务的步骤来看，退却是进攻的第一步。现实中常会见到这样的事，双方争斗，各不相让，最后小事变为大事，大事转为祸事，这样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落个两败倶伤的结果。其实，如果采取较为温和的处理方法，先退一步，使自己处于比较有利有理的谈判地位，待时机成熟，再以退为进，便可成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兵无地不强，地无兵不险，远与近一旦与对方兵力部署的虚实相结合，矛盾的双方就会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远而虚者，易行易进，行动快，费时少，则变远为近，容易取胜；近而实者，难行难攻，行动慢，费时多，成了实际的远，且不易获胜。
从曹操的故事中我们能够领悟到什么呢？人生的进攻和退却是一对矛盾，是一对孪生的处世矛盾，纯粹的退却和进攻绝不是人生的全部，从对人生的态度来看，退却有时也是一种进攻的策略。现代社会中，以退为进也不失为一种表现自我的好方法。
一位计算机博士毕业后找工作，但好多家公司都不录用他，于是，他决定不用学位证明就去求职。很快，他就被一家公司录用为程序输入员。不久，老板发现他能看出程序中的错误，非一般的程序输入员可比，这时，他亮出了自己的学士证。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发现他远比一般的大学生要高明，这时，他又亮出了硕士证。再过了一段时间，老板觉得他还是与别人不一样，就对他进行了“质询”，此时他才拿出了博士证。终于，他得到了老板的重用。
由此可见，以退为进是一种巧妙的处世策略。有时看似愚蠢可笑的行为，对于一位处世高手来说，其中却隐藏着更大的智慧，有着更加深刻的行为动机。
意大利有家公司，因为专营中国食品，就取了个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叫“重庆公司”。有一次，一位叫史坦·费里贝格的广告高手对该公司老板鲍洛奇夸口说：“不管什么商品，只要由我来给你做广告，保证会打开销路。如果失败，我情愿用人力车拉着你在大街上跑一圈，你信不信？”鲍洛奇听了，眼珠一转，立刻心生一计，十分认真地对费里贝格说：“这样吧，现在我正好有一批商品还未销出去，你给我做个广告试试，如果成功了，我也情愿用人力车拉你跑一趟。”当时，鲍洛奇已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真的会有上街拉车的勇气吗？费里贝格担心他食言，还特意请人作证。
过了不久，费里贝格果真把鲍洛奇的商品推销了出去。他得意扬扬地找到鲍洛奇，想看看对方如何反应。没有想到鲍洛奇毫不犹豫，操起车子就拉着费里贝格在大街上跑，这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立刻就吸引了大批围观的人群。在众目睽睽之下，鲍洛奇非但不在乎，还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有人甚至怀疑他精神出了毛病。热闹的场面把电视台记者也惊动了，他们赶来拍了录像，并在当晚的黄金时间播出，第二天，当地的报纸又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这么一来，全城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重庆公司”的老板，知道他说话算话。通过这次影响广泛而又不花分文的广告宣传，鲍洛奇公司的存货几乎售空。
中国古代所说的“欲进则退”，是根植于兵家的“迂直说”。现代社会中，两强（或多强）相遇，正面交手，互相拼耗，势必两败倶伤；即便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会得不偿失，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种势态之下，人人都专注于争雄，力求在某一方面高人一等。在这种情形下采取硬打硬拼的方式是不明智的，而像曹操那样采取以退为进、由低到高的策略才是一种稳妥的进攻之术。
4.知进不知退者难有大作为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进是人的本能和愿望。多数人都希望能往上走，受到别人的欣赏和尊重。正是有了这种美好的愿望，人们才会树立远大的理想，乐观向上，开拓进取，无所畏惧，迎难而上。
而相对于进，退也是一种生存智慧。在自然界里，明月不与太阳争辉，才展现出它的恬静与温柔；枯叶蝶退去它华丽的外衣，才逃避了天敌的追捕，得以生存；梅花退出了百花争艳的春天，才显示出它“凌寒独自开”的傲骨；人退出束缚自我的怪圈，生命才会更加多姿多彩。
柳暗花明不是风光，而是一种境界，是路外之路。“进”与“退”的关系，其实是相当微妙的。繁星布满夜空，如果没有太阳的退避，怎会像灿烂的花朵在空中绽放？这是“退”造就了“进”。春季是孕育生命的季节，各种花儿竞相开放，五彩缤纷。可是，没有一朵花儿长盛不衰，它们终会在冬天凋谢，难道是它们的退让结束了它们的辉煌？不是，你看那枝头，它们会在第二年春风吹拂的时候发出绿芽，鲜花怒放，变成一片花的海洋。这是以退为进，进而又退，如此互相扶持，最后烂漫辉煌。
曹操击败张鲁，取得东川以后，谋士们纷纷进言，劝曹操乘胜进兵，直取益州。主簿司马懿说：“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时，时不可失也。”谋士刘晔也说：“司马仲达之言是也。若少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守关隘，不可犯矣。”
按照司马懿和刘晔等人的分析，当时的战略态势似乎对曹操进兵西川十分有利。但曹操却认为，夺取益州的时机并未成熟，他以“士卒远涉劳苦，且宜存恤”为理由，一直“按兵不动”。
曹操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在胜利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及时控制取胜后的激情，做到恰到好处、见好即收，的确难能可贵。据说曹操当时还借用了刘秀说过的一句话：“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后汉书·岑彭传》记载，建武八年（公元32年），刘秀手下的大将军岑彭和偏将军吴汉，率军围困西城（今陕西安康县西北）的隗嚣时，刘秀因事要先回洛阳。临行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岑彭，信中令他攻克西城以后，须立即南攻四川，“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又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刘秀说这句话的本意是要岑彭乘胜前进，平定陇地后紧接着就进攻盘踞在蜀地的公孙述。而曹操引用这句话却与刘秀的意图完全相反，他反对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得寸进尺，主张缓兵持重。
曹操和刘秀当年的情况比较相似：都是初战获胜，最后的目的又都要夺取蜀地。但二人所处的形势却又截然不同。刘秀是在控制了中国的整个东部地区后，转身向西进军，这就毫无后顾之忧，所以才主张乘胜进兵，一劳永逸。而曹操当时却“怀惧者三”：“前以初破袁绍之众，远行疲惫，跋江河，致有赤壁之败；今以初平张鲁之众，历险阻，越山川，不恤其劳而用之，安能料其必胜乎？”既担心劳师袭蜀，出现赤壁之战时那样相持的不利局面，“使荆州会合东吴，而乘虚北伐，将奈之何”，又担心一旦进军蜀中，会使腹背出现空虚，坐山观虎斗的孙权是断然不会失此良机的，荆州又有关羽领重兵把守，如果这时关羽联合孙权奔袭许都，会使自己非常被动。“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蕞尔之城，犹能焚我师而挫我锐，况今有西川之地而欲与之抗衡。”还担心蜀中本就易守难攻，现在又有诸葛亮调动指挥，恐怕很难取胜。因此，曹操在西有刘备、南有孙权的战略环境中，不得不瞻前顾后，慎重从事。
曹操通观全局，既考虑到了进兵益州的现实之利，又注意到了长驱直入西川，远离本土的后顾之忧。在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中，他不光只看一点，而是同时兼顾两面。他按兵不动却不撤兵，说明他还在观察形势和慎重考虑是否取蜀。
在正确的时机谢幕，是一切精彩演出的高潮。不能尽快地结束，就不能尽快地开始；不能很好地结束，就不能很好地开始。在生活中，不失时机，急流勇进，固然是英雄本色；然而，审时度势，知难而退，也应该算是伟人之举。曹操平定汉中之后，不被胜利冲昏头脑，力排众议，没有率军急进西川，充分显示了他知难而退的战略眼光，是明智的举动。
元朝末年，当朱元璋的起义军初具规模时，就有人提出让他称王称帝。朱升坚决反对，向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
当时，主要的几路起义军和较大的诸侯割据势力中，除四川明玉珍、浙东方国珍外，其余的领袖皆已称王、称帝。最早的徐寿辉，在彭茔玉等人的拥立下，于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称帝，国号天完。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公元1352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到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四川明玉珍闻讯，也自立为陇蜀王。
此时只有朱元璋依然十分冷静，他坚定地采纳了“缓称王”的建议，直到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才称为吴王。至于称帝，那已是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的事情了。此时，天下局势已明朗，也就是说，朱元璋即便不称帝，也快是事实上的“帝”了。
与其他各路起义军迫不及待地称王的做法相比较，朱元璋的“缓称王”之战略不可谓不高明。“缓称王”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独立反元的政治色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元朝对自己的关注程度，避免或大大减少过早与元军主力和强劲诸侯军队决战的可能。这样一来，朱元璋更能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从而求得稳步发展。
在当时天下大乱的情况下，起兵割据并不意味着与中央朝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但一旦冒出个什么王或帝，打出个国号，那就标志着这股力量与中央分庭抗礼了。因此，哪里有什么王或帝，朝廷必定要派大军前去镇压。徐寿辉称帝的第二年，元朝大军就对天完政权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同样的道理，张士诚、刘福通等人，无不为元军围攻。相比之下，尚未称帝的朱元璋一直到大举北伐南征前，都未受到元军主力进攻。而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有利契机，加紧扩大地盘，壮大力量，最后终于成为收拾残局的主宰者。
“缓称王”还可以避免刺激个别强大的割据政权。元末，割据势力众多，但最后的“冠军”只能有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割据政权都是皇权路上的竞争者。因此，割据政权除要与朝廷斗争外，相互之间也有“竞争”，这种“竞争”实际上就是血腥的相互残杀。朱元璋的“缓称王”不但使自己避免卷入这种残杀，而且借隶属于小明王的宋政权，一方面可以讨得宋政权的欢心，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宋政权的庇护，真可谓一箭双雕。
“缓称王”关键在一个“缓”字上，一旦时机成熟，朱元璋就当仁不让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军事形势对朱元璋集团十分有利，北面的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即便与朱反目，也不足为虑；东面的张士诚已成为惊弓之鸟，再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四川的明玉珍安于现状，没有长远打算，对朱元璋集团构不成大的威胁；而元军在与宋军的决战中大伤元气，且又陷入内战之中，已无力南进。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凭借自己强大的军队和广阔的地盘，不失时机地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立为王并最终统一了中国。
进与退紧密联系、互相转化，退中有进，进中有退；进时当思退，退时当思进。该进则进，否则会错失良机；该退一定要退，否则就可能前功尽弃。进有高度，退有分寸，只有处理好进与退的关系，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游刃有余，进亦不喜，退亦不忧。这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制胜的底牌与谋略。
5.善隐忍者，方成大业
做人做事要想取得成功，就要视野开阔，不但要了解自我，还要深知他人。做事之前，先要对具体情况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这是以退为进的前提，然后趁机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步骤，胜利的天平就会向你倾斜，从而使棘手问题得到解决。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好事不要占尽，坏事不要做绝。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无论做任何事，都需要给自己留下一定的空间。天空广阔，所以便有云雀高飞；海洋浩瀚，所以便有鱼儿畅游；离弦的箭射得再远，总会有无力坠落的一刹那；狂妄的人眼界再高，总会有回天无力的那一刻。处事的谋略告诉我们，让人一尺，有时反而能得到一丈的空间，而寸步不让则有很大可能产生两败倶伤的恶果。
曹操的政治生涯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成长的过程，这其中经常有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委屈，也会有强龙难压地头蛇的不如意。每当这样的时刻，曹操总能够及时改变自己的策略，采取主动避让的方法，以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
自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他的优势已得到确立。袁绍为了争取主动，摆出盟主的架势，以许县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将献帝迁到鄄城，因鄄城离袁绍所据的冀州比较近，便于控制。袁绍还考虑到，鄄城是曹操的地盘，曹操容易答应。可曹操在重大问题上从不让步，断然拒绝了袁绍这一要求，并以献帝的名义写信责备袁绍说：“你地大兵多，而专门培植自己的势力，没看见你出师勤王，只看见你同别人互相攻伐。”袁绍无奈，只得上书表白一番。
曹操见袁绍不敢公开抗拒朝廷，便又以献帝的名义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此举实际上是一种试探，太尉虽是“三公”之一，但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见曹操任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十分不满，大怒道：“曹操几次失败，都是我救了他，现在竟然挟天子命令起我来了！”拒不接受任命。
曹操知道自己这时的实力不如袁绍，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袁绍闹翻，于是决定暂时向他让步，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他，自己则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代理车骑将军（车骑将军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以缓和同袁绍的矛盾。但由于袁绍不在许都，曹操仍然总揽着朝政。与此同时，曹操还安排和提升了一些官员，以荀彧为侍中、尚书令，负责朝中具体事务；以程昱为尚书，又以他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巩固这一最早根据地；以满宠为许都令、董昭为洛阳令，控制好新旧都城；以夏侯惇、夏侯渊、曹洪、曹仁、乐进、李典、吕虔、于禁、徐晃、典韦等分别为将军、中郎将、校尉、都尉等，牢牢控制住军队。这样一来，曹操在朝廷的地位就大大地巩固了。
曹操的阴阳谋略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究实效，不计虚名，小战失利，大战胜利，小战退却，大战进攻，既讲究后发制人，又懂得韬光养晦。要成功何求小利，斗顽敌机动灵活，这样才能笑到最后。
曹操不乏英雄气概，但他也有退让的时候。他迎献帝都许昌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他当时还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如此，他还因此行为成了众矢之的，与袁绍等人相比，更处于弱势。因此，曹操选择暂时忍让，以便积蓄力量，后发制人。
做事要分清轻重缓急、大小远近，该舍的就得忍痛割爱，该忍的就得从长计议，这样才能实现宏愿，成就大事，创建大业。
无论是创业的征程，还是人生旅途，有时会出现诱人的小利，遇到一些枝节纠缠，抑或遭受暂时的挫折和失败。倘若被微利迷惑，纠缠于细节、琐事，而忘记大目标，或者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动摇奔向大目标的信心，则十有八九会失败。想成大业、干大事，就得忍住一时的欲望，或一时一事的干扰，甚至屈辱。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被眼前的小是小非缠住手脚，排除各种干扰，创造条件向着大目标、大事业迈进。
刘邦和项羽在称雄争霸、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忍小取大，舍近求远”上见出高低、决出雌雄的。这是一场“忍”功的较量，谁能够“忍小取大”，谁就能得天下，称雄于世；谁若刚愎自用，小肚鸡肠，或只逞“匹夫之勇”，谁就会失去天下，一败涂地。宋代著名大文学家苏东坡在评论楚汉之争时就曾说：“汉高祖刘邦所以能胜，楚霸王项羽所以失败，关键在于能忍不能忍。项羽不能忍，白白浪费自己百战百胜的勇猛；刘邦能忍，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直攻项羽要害，最后夺取胜利。刘项之争，从多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刘邦之所以成大业，是他懂得忍人之言，忍个人享乐，忍一时失败，忍个人意气；而项羽气大，什么都难忍难容，不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大业未成身先亡，可悲可叹！”
楚汉战争之前，高阳人郦食其拜见刘邦，献计献策，一进门看见刘邦坐在床边洗脚，便不高兴地说：“假如您要消灭无道暴君，就不应该坐着接见长者。”刘邦听了斥责后，不但没有勃然大怒，反而赶忙起身，整装致歉，请郦食其坐上座，虚心求教，并按郦食其的意见去攻打陈留，将秦积聚的粮食弄到手。刘邦围困宛城时，被困在城里的陈恢溜出来见刘邦，告诉他围城不如对城内的官吏劝降封官，这样化敌为友，就可以放心西进，先入咸阳为王。刘邦采纳了他的意见，使宛城不攻自破。
与刘邦容忍的态度相反，项羽则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一个有识之士建议项羽在关中建都以成霸业，项羽不听。那人出来发牢骚：“人们说楚人是‘沐猴而冠’，果然！”项羽听到这话后，大怒，立即将那人杀掉。楚军进攻咸阳时到了新安，只因投降的秦军有议论，项羽就起了杀心，一夜之间把十多万秦兵全部活埋，一时，其残暴之名传遍天下。他怨恨田荣，因此不封他，而立齐相田都为王，致使田荣反叛。他甚至连身边最忠实的范增也怀疑不用，结果错过了鸿门宴杀刘邦的机会，最后气走范增，成了孤家寡人。
其实刘邦原本不是个好性情的人，在沛县乡里做亭长时，他好酒好色。刘邦率军进了咸阳，将士们纷纷争着去找皇宫的仓库，往自己的腰包里揣金银财宝时，刘邦自己也曾被阿房宫的富丽堂皇和美如天仙的宫女弄得眼花缭乱，有些迈不动步。但在部下樊哙“沛公要打天下还是要当富翁”的提醒下，刘邦立时醒悟，忍住贪图享乐的念头，吩咐将士们封了仓库和宫殿。他带将士们回到灞上的军营里，并约法三章，对百姓秋毫无犯。这为他赢得了民心，使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而项羽一进咸阳，就杀了秦王子婴，烧了阿房宫，收取了秦宫里的金银财宝，掳取宫娥美女据为己有，并带回关东。相比之下，他怎能不失人心呢？
楚汉战争中，刘邦的实力远不如项羽，当项羽听说刘邦已先入关时，怒火冲天，决心要消灭刘邦的兵力。当时项羽40万兵马驻扎在鸿门，刘邦10万兵马驻扎在灞上，双方只相隔40里。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却依旧能做到“得时则行，失时则蟠”。他先是请张良陪同自己去见项羽的叔叔项伯，再三表白自己没有反对项羽和称王的意思，并与之结成儿女亲家，请项伯在项羽面前说好话。第二天一清早，他又带着张良、樊哙和一百多个随从，拿着礼物到鸿门去拜见项羽，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化解了项羽的怒气，缓和了与项羽的关系。
表面上看，刘邦忍气吞声，项羽挣足了面子，实际上，刘邦以小忍换来了自己和军队的安全，赢得了发展和壮大的时间。甚至当自己胸部受了重伤时，刘邦也能忍着伤痛，在楚军阵前故意弓着腰，摸摸脚，骂道“贼人射中了我的脚趾”，以麻痹敌人，回到自己大营后，又忍着伤痛巡视军营，以稳定军心。他对不利条件的隐忍，面对暂时失败时的坚韧，既反映了他对敌斗争的谋略，也体现了他巨大的心理承受力。这是成就大业者必备的心理素质。
相比之下，项羽则能伸不能屈，赢得起而输不起，所以连连中计，听到“四面楚歌”就怀疑楚被汉灭，一败涂地，自己先大放悲歌。被刘邦追到乌江时，亭长要用船送他过河，他却认为“天要亡我，我渡过去有什么用”，自动放弃了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唯一机会，拔剑自刎而死。可惜的是，他到死也没明白，他首先是输在自己手里。
从刘邦与项羽的较量中，我们不难看出善忍与不忍的区别。善忍者心量宽，承受力强；不忍者，心量窄，根本承受不了挫折，这也是导致成功或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聪明的人一定要懂得运用“忍”的功夫来成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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