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借力获利，乱中取胜
面对棘手问题，有些人往往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或者袖手旁观、落荒而逃，或者盲目行动、惹祸上身。而对于一个谋略家来说，这正是乱中取胜、借力获利的大好时机。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北征襄樊，势如破竹，后来却败走麦城，失守荆州，成为骄纵大意的负面教材。而相对于孙权、吕蒙、陆逊擒服关羽的风光，曹操在整个过程中似乎显得很无能。大将庞德被斩，于禁投降，樊城被围，内有魏延谋反，外有民变掣肘，关羽又一路挺进，吓得曹操一度打算迁都，避开关羽的锋芒。
然而，细看曹操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其一流的智谋和一流的政治操盘，离间计运用娴熟，反离间也运作自如，只占便宜，不吃暗亏，和孙权既联合又斗争，和与战的分寸掌握得恰如其分。
就在曹操有意迁都时，司马懿、蒋济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孙权和刘备结盟，“外亲内疏”，互相提防，关羽得志非孙权所乐见。所以，不如笼络孙权，晓以利害，和孙权结盟。
司马懿和蒋济的看法是对的。刘备占据荆州不还，又夺益州、取汉中，并且称王（汉中王），孙权心里很是不满。先前提议和关羽结为亲家，反遭关羽羞辱，而今关羽大军震动中原，更让孙权没有安全感，于是，十年来孙、刘结盟的态势破局。孙权和曹操打了十年仗，这回决定和曹操联手，对付气焰正盛的关羽。
联合次要的敌人，对付主要的敌人，是合纵连横的基本法则。诸葛亮、鲁肃的高度共识，促成了孙、刘合作。如今，利益冲突又使孙权投向了曹操。孙权一边向曹操递送降书，另一边又出兵袭取荆州，攻打江陵、公安两座城，并要求曹操为他保密。
曹操喜出望外，但并未被喜悦冲昏头脑。曹操何等厉害，他要来个“一石二鸟”之计。他表面上答应孙权保密防谍，暗地里却将军机泄露给了关羽。
提出这项建议的是董昭，董昭在军事会议上力排众议，反对保密，他认为应该让关羽知道孙权的袭击计划。
“关羽获悉吴军的意图后，如果回防，樊城自然解围。让他们两方相斗，我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董昭说，“更何况，樊城守军不知会有救兵，粮尽援绝，心中惶恐，万一生变，大势不好。”
董昭最后分析：“关羽为人孤傲，自恃江陵、公安二城防务坚固，不会即刻退兵。”
于是，曹操把孙权的书信分别射进了樊城和关羽阵营。果然，樊城守军知道救兵将到，咬紧牙关紧守，关羽攻不下来，而后正如董昭所料，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南返荆州，守护江陵、公安。
关羽不撤，却传来江陵、公安生变，已向孙权投降的消息，关羽只好急急撤军。
曹操后来的谋划，再度展现出了他善于离间的一面。曹操听说关羽撤退，并没有下令追击，反而要求按兵不动。曹操清楚得很，孙权岂会那么轻易上书降服，他这么做，无非是想趁关羽和曹军相持不下时，进击荆州，又担心关羽率军回救，两虎相斗，魏军从中得利，因此恭恭顺顺，要求军事合作。如今关羽败走，魏军反守为攻，擒服关羽大有机会，但隔山观虎斗的一方变成了孙权，对魏不利。
孙权的如意算盘打得虽好，曹操的锦囊妙计却使得更妙，他干脆不理会关羽，把关羽留给孙权，让他们捉对厮杀。
孙权杀了关羽后，不知祸害即将上身，因为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雪恨，必定会和曹操联军攻吴。张昭点醒孙权，同时建议把关羽首级转送曹操，让刘备以为是曹操所主使，刘备必然会把矛头指向曹操。
孙权的诡计逃不过司马懿的法眼。曹操接到装有关羽首级的木匣后，为除去这心头大患而心安，而司马懿却指出，这是孙权的移祸之计，破解之策是“将关公首级，刻一香木之躯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礼”。如此一来，刘备必定南征孙权，曹操只需以逸待劳，落井下石，攻打落败的一方，再徐图发展，摆平幸存的另一方。
原本，关羽的头颅就像个烫手山芋，谁接到谁倒霉。而曹操厚葬关羽，把嫁祸的受害者丢还给孙权，这才有了之后刘备大军伐吴之事。
接下来，渔翁得利的曹操只剩坐山观虎斗的惬意了。
以现实的眼光来看，曹操的做法未免不太厚道，但战争是无情的，所谓兵不厌诈，这些都情有可原。如果联系到实际，我们在借鉴这一谋略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利己可以，但切记不可损人。你可以借助他人之手解决自己手头的棘手问题，但要争取实现双赢的局面。
历史上，汉高祖刘邦率领大军与匈奴交战，刘邦求胜心切，带领一小股骑兵追击匈奴人，不料中了敌人的埋伏，被困白登山。此时，汉军的后续部队已被匈奴人阻挡在各要关路口，无法前去解围，形势万分危急。
到了第四天，被困汉军的粮草越来越少，刘邦坐立不安，手足无措。谋士陈平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条借匈奴单于夫人阏氏脱身的计谋。刘邦大喜，赶忙派一名使者带着一批珍宝和一幅美女画秘密会见了阏氏，使者奉上珍宝，对阏氏说道：“这些珍宝是大汉皇帝送给您的，大汉想要和匈奴和好，特奉上这些珍宝，请您务必收下，在单于面前美言几句。”阏氏无动于衷，使者又献上那幅画，说：“大汉皇帝怕单于不答应讲和的条件，准备把中原的头号美女送给他，这是她的画像，请您先过目。”
阏氏接过画像一看，果然是一个貌似天仙的美女，心想：如果单于得到她，还有心思宠爱我吗？于是，当下说道：“珍宝我留下了，美女就不用了，我请求单于退兵就是。”
汉军使者走后，阏氏立即去见单于，说：“听说汉朝的援军就要到了，到那时我们就会陷入被动，不如现在接受汉朝皇帝的讲和要求，趁机向他们多索取一些财物。”单于经过反复考虑，觉得夫人的话很有道理，于是答应了汉军的讲和。后来，单于得到了一大批珍宝和财物，放走了刘邦君臣。
珍宝和财物并不能打动单于夫人的心，但借用一幅美女图，利用女人善妒的心理，刘邦终于转危为安。这就是善借的威力。
2.借一种旗号提升影响力
借力有多种途径，而借一种旗号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便是其中之一。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各主要势力各有优势，如孙策凭借长江天险固守江东，刘备则凭借“光复汉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下，要想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己的优势来号令天下，曹操经过比较权衡，决定以“奉戴天子”，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
据史料记载，曹操刚自领兖州牧，他自己任命的治中从事毛玢即对他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又说：“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这些话正合曹操之意，于是曹操立即使从事王必到河内太守张杨处“借路”西去长安，张杨不听。当时正好袁绍任命的魏郡太守董昭因得不到袁绍的信任而离开袁绍，意欲经河内去长安，为张杨所留，董昭对张杨说：“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当时，曹操尚仰赖于袁绍，而董昭竟能看出将来成功者是曹操而不是袁绍，亦可谓是善断大事而识人者。经董昭一点，张杨豁然明白，于是准许曹操的使者经过他的地盘而到长安进事，并表荐曹操。同时，董昭还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人，并且到处打点送礼。
投石问路，曹操算是迈开了其雄心大略的第一步。曹操的使者到了长安，李傕、郭汜等以为关东军阀都想自立为天子，现在曹操虽有使者，但未必诚实，便准备把使者扣留，以示拒绝。黄门侍郎钟繇劝傕、汜说：“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李傕、郭汜听从了钟繇的意见，对曹操“厚加答报”。自此开始，曹操便有了使者通皇帝。
所谓“厚加答报”，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承认了曹操自领兖州牧的合法性，献帝“拜操为兖州牧”。曹操得到拜授之命，立即写了一份《领兖州牧表》给献帝。文字内容不长，但充分表达了三层意思：首先，是讲自己不会忘却皇恩，对汉室的忠心绝对不会改变，就算是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其次，是说自己一生征伐没有间断过，但没有哪一次不是为了符合皇帝的意愿而进行的，一直都是把皇上的旨意举到头顶，以此理由把自己的连年用兵的真实企图掩盖过去。最后，结尾不忘说自己愧对皇家厚待，说自己现在受的礼遇和贡献不相称，恐不敢当之类，怕别人讥笑，有点进退两难。
这样的表章，既接受了授命，又出言得体，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为奉迎天子，曹操积极准备，可谓费尽心机。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曹操积极谋划进驻洛阳以迎天子的时候，时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本来是董承凭险拒操，但这时曹操却突然收到了董承的“潜召”。史载，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于是“潜召”操，操乃引兵进驻洛阳；进了洛阳，曹操当机立断，趁其他兵众大多在外之机，“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这时，张杨、杨奉之兵均在外，韩暹又跑了，洛阳城中兵势最大的就是曹操。曹操深知如何利用天子，更知如何对付反对力量，因此当即依靠暴力夺取了权力。
献帝七月甲子到洛阳，八月癸卯封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骑将军，辛亥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前后不到五十天，汉天子便落到了曹操的控制之中。
天子已在曹操的掌握之中，接下来就看如何利用了。
打着天子的旗号，曹操便可以东征西讨，为出兵制造借口，如他讨伐袁术即为一例。
袁术“天性骄肆，尊己陵物，及僭伪号，淫秽兹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梁肉，自下饥困，莫之简恤”。当时，只有陈国（今淮阳）较富庶，陈属豫州，但与扬州辖境相近。袁术求粮于陈，陈国相骆俊拒绝不给，袁术率兵击陈，杀死陈国王刘宠及相骆俊。对此等灭国大事，朝廷不能置之不理，曹操既挟天子，当然有理由立即征讨。
此外，曹操还以天子名义大封百官，培植个人势力，打造私家集团。他向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一些谋士托以重任，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荀彧。
曹操迎帝都许，即以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每有军国大事，均与荀彧商量。
曹操不仅重用旧部，也不忘把有功于前的人物安排在重要位置上。如曹操以程昱为尚书，继而拜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
满宠，字伯宁，山阳昌邑人，曾做高平县令，曹操领兖州牧，辟其为从事。满宠随军征战，颇多功劳，曹操以满宠署西曹属，并任都城许之令。西曹是主管府吏录用的衙门。这样，毛玢在东曹，满宠在西曹，曹操便通过这两个心腹把所有文武大员的除授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许令，即京都之长，官秩虽低，但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曹操没有忘掉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如董昭、钟繇等。董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曾为柏人令，袁绍以为魏郡太守，后离开袁绍，在曹操西迎天子与迁帝都许大事中有重大贡献。曹操委以重任，后来迁河南尹，继领冀州牧。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曾为尚书郎廷尉正、黄门侍郎，说服李傕、郭汜允许曹操通使天子。曹操拜繇御史中丞，迁中尚书仆射，并封东武亭侯。
有了天子这块招牌，曹操可谓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政治上，他先发制人，挟天子以令诸侯；外交上，他更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奉辞伐罪”，制造声势。
赤壁之战前夕，在是否立即对孙权用兵的问题上，谋士贾诩曾对曹操说：“明公此前打败了袁氏，现在又夺取了荆州，威名远扬，军势大盛。如果能够利用荆州富饶的条件，奖励吏士，安抚百姓，使之安居乐业，那么不用兴师动众，就可以让孙权前来归服了。”这是一个从长计议的办法，目的是要在荆州站稳脚跟，获取民心，最后再迫使孙权不战而降。但曹操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荆州，眼下兵威正盛，雄心勃勃，恨不得立即就将孙权拿下，哪里听得进贾诩的劝告。再说关中还有马超、韩遂的威胁，后方的巩固也存在问题，他不能安坐荆州，静待孙权前来归附。
因此，在稍事准备之后，曹操就派人给孙权送去了一封信，信上说：“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实际上是向孙权下的一封战书。
“奉辞伐罪”谓奉天子之命讨伐有罪之人，说得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战争讲究师出有名，凡事都要有个借口，否则就是非正义的一方，众人枪口必将一齐瞄准他。曹操借天子名义，不仅师出有名，而且在舆论攻势上也胜了一筹。
这封信送到柴桑后，果然产生了不小的威慑效果。孙权将信拿给众人看，竟然有不少人吓得变了脸色，纷纷劝孙权迎降曹操。长史张昭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曹操就像豺狼猛虎一样，假借丞相的名义，挟天子以征四方，什么事都说成是朝廷的命令，今天如果加以抗拒，对我们将会很不利。而且，将军抗拒曹操的条件只不过是长江天险，而现在曹操占据了荆州，将从刘表那里接收过来的水军和上千艘艨艟斗舰沿江摆开，兼有步兵，水陆俱下，而我们的兵力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依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前去迎接曹操。”
虽然后来曹操赤壁兵败，但从上述内容看，曹操扛的天子这面大旗还是颇有威慑力的。
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语，叫“要想打鬼，借助钟馗”。打鬼借助钟馗，确实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借力手段，因为一方面，鬼是怕钟馗的；另一方面，谁有了钟馗，谁就掌握了打鬼的优势与主动权。
春秋郑庄公在位时，就曾以王师的名义伐宋，引得齐、鲁等大国派兵前来相助。郑庄公的几位继承人也都抓住了“勤王”这面旗帜，其中最有作为的厉公曾挟“勤王”之功以争雄于诸侯，只因寿命所限，功亏一篑。
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经济、军事力量都日益壮大，在诸侯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与此同时，周王室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已没有什么遵从听命的必要。于是，齐国调整其争霸谋略，将“奉天子以令诸侯”调整为“挟天子以令诸侯”。
齐桓公北杏主盟时，遂国没有到会，鲁国也有些不服，齐桓公便率军将遂国灭掉了，鲁国因此感到威胁，于公元前681年冬天同齐在柯地结盟。而鲁与宋又是对头，宋见鲁国与齐国盟好，很是不高兴，宋与齐的关系由此破裂。
公元前680年，齐桓公联合陈、曹伐宋，并请周王室派军相助，周王派王臣单伯来到齐军中，表示对齐桓公的支持。郑国见周王支持齐国，便也加入了对宋国的战争。于是，齐桓公正式打出天子的使命，率诸侯大军伐宋。这是继郑国之后，再次打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号。
齐桓公率兵到达宋国边界，与众臣商议攻宋之策。大夫宁戚说：“主公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破宋并不困难。但以臣愚见，以威取胜不如以德服人。臣愿意凭三寸之舌，前去劝宋公求和。”齐桓公同意了这一建议，派宁戚等数人一同前往宋都。
宁戚见到宋公，对其晓以利害说：“现在天子失权，诸侯争斗不断，齐侯恭奉王命，与诸侯结盟，而你们却出尔反尔，天子非常生气，因此派遣王臣率领诸侯来向你们讨罪。如今王师压境，不待交战，我已知胜负了。”宋公向宁戚请教办法，宁戚表示，愿引荐与王师讲和。
在多国军队的压力下，宋国向齐求和。公元前679年春，齐、鲁、宋、卫、陈、郑在卫国的鄄城相会，齐桓公主盟为诸侯长，这时，齐国的霸主地位才真正确立。
挟天子以令诸侯，代天子而行威权，内尊王室，外攘四夷，于列国之中扶助衰弱者、压制强横者，讨伐昏乱不听命者，是齐桓公夺取政治上主动地位的重要王牌。
秦末陈胜、吴广发动农民大起义的时候，也变相采用了这种借力技巧。为了鼓动起义，他们抬出了扶苏和项燕这两块招牌。扶苏本是秦始皇的太子，由于在政见上和父亲相左，被派往北方蒙恬军中。当秦始皇病死沙丘之际，扶苏的小弟胡亥和赵高勾结，发动宫廷政变，假造诏令登基，并将扶苏处死。但宫廷政变纯系上层统治者的阴谋活动，当时一般人不知扶苏真的已死。项燕原本是楚国大将，和士兵关系较好。他早在秦统一前便被秦军所杀，但当时人“或以为死，或以为亡”，说法不一。陈胜找了两个人，让他俩冒充扶苏和项燕，借用他们的名义进行反秦起义和造势，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爆发。
做事情，尤其是做大事情，一定要借助一种招牌，或者说打着一种旗号，而这种招牌和旗号的名声必须是响亮的，表面的威信必须是公认的，这样才能感召众生，得到拥护。
对于“借一种旗号”这一底牌，历来贬多褒少。人们常用的形容词是“拉虎皮，做大旗”，投机钻营，寻找“靠山”，似乎非正人君子之所为。这一观点缺乏公正性。固然，有些人利用这一手段，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通过这一手段爬上社会高层，祸国殃民，为非作歹。但这绝不是借力韬略本身的过错，而在于借力的人。这就如同科学既可以被野心家用来作恶，也可以为人类造福一样。
因此，对于现代社会的竞争者来说，要想成就一项事业，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借力这一底牌的力量和作用，正视权威人物，想办法赢得他们的支持，这样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3.空手套狼，变敌有为我有
所谓“无中生有”，就是在战争中化敌有为我有，这既需要高超的胆量，也需要有灵活的战术。在战斗中，掠夺敌方资源，以为己用，是补充军力的有效途径。
曹操在山东时，与各地诸侯相比，只能算是一小股军事力量，加之新近起事，没有很充足的物质储备。因此，遇到灾年，军粮就成了大问题。荀彧提出了“重地则掠”的谋略，使得曹操轻松地从黄巾军手中收掠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解了燃眉之急。
谋略之法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实用战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天下大乱，人人难以自保，个个希望偷生。但战略的物资就是那么一点点，胜利的利益也只有那么一点点，不可能人人争得。所以，谋略之法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掠夺之法，谋略的本质就是掠夺。在复杂的人类社会生物链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屡见不鲜，而曹操却游刃于这个残酷的竞争游戏之中，在那里找到了生存、壮大、发展、称霸的武器。
当时，曹操攻打徐州，为父报仇不成，回师山东，时逢大旱之年。曹操在鄄城，得知陶谦已死，而刘备已经被任命为徐州牧，十分生气地说：“我仇未报，汝不费半箭之功，坐得徐州！吾率先杀刘备，后戮谦尸，以雪先君之怨！”说罢便传号令，要即日起兵攻打徐州。此时，荀彧入内劝谏曹操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敌虽有困，终济大血。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亦是昔之关中、河内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备，必助备死战。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却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矣。愿熟思之。”曹操说：“今岁荒乏粮，军士坐守于此，终非实策。”荀彧说：“不如东略阵地，使军就食汝南、颍川。黄巾余党何仪、黄劭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粮食，此等贼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粮，以养三军，朝廷喜，百姓悦，乃顺天之事也。”曹操采纳荀彧建议，决定从敌人手里掠夺资源以为己用，战局终有转机。
每个人做事都不可能具备百分之百的自身条件，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可以利用的东西，虽然不为我们所有，但用用也无妨。比如，父辈及朋友的人际关系，他人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等。简单地说，就是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这也是古兵法中所说的“重地则掠”的道理。
“重地则掠”出自《孙子兵法》，其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重地吾将继其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芑杆一石，当吾二十石。”意思是说：深入敌国境内作战，从本国运粮不仅不方便，还会使国内百姓贫困。善于用兵的将领，不一定非得从国内征兵、运粮，应获取敌国之兵、取敌国之粮为己所用。
由此可见，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是不行的，长久的战略意图是军事战争中的最终利益所在，而短时的胜负对于战局的变化并无多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长线胜于短线，眼前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
从无到有，化他有为我有是世界上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实质。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巨商富贾，他们当初创业时大都两手空空，毫无本钱，多靠借贷起家致富，这也是一种商战中的“以战养战”。当自己的力量十分微弱时，有必要借助他人或他方的力量实现自己发展的意图，借鸡生蛋术就是对这一策略的精辟概括。
宋朝时，山东淄博有一个叫韩生的穷秀才，手无缚鸡之力，又无一技之长，地主老财连地也不肯租给他。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养鸡下蛋换钱花的方法来维持生活，但他连买鸡雏的钱都没有，只好同别人商量借鸡养，即别人的鸡由他饲养，下两个蛋，给别人一个，自己留一个。结果一年间，他就由十几只鸡发展到一百多只，又过了一年，发展到三百多只。仅数年时间，韩生便成了当地的富户，从此就有了“借鸡生蛋”一说。
每个人都渴望财富，然而，多数人终其一生都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他们很渴望掌握通向成功的密码，但始终没有找到。事实上，成功的密码很简单，只是人们习惯了将它复杂化。它就是除自身的努力之外，再加上一个“借”字。懂得了借，财富将不再遥远。
钻石是珠宝之王，若想经营好珠宝生意，就必须经营好钻石。可是，钻石的主要来源地是南非，那里有一个垄断性经营钻石的戴比尔公司，控制了全球八成的钻石，香港进口的钻石大都从那里来。那里的钻石对世界各地采取配给的形式，全世界大概有500张戴比尔的牌照，也就是分配的许可证，没有这种特殊牌照，便不能批购钻石。
其实，南非的钻石矿是南非政府所有，外人岂能染指？那么，香港钻石王郑裕彤是怎样获得戴比尔牌照的呢？他自有一套妙方。他了解到南非的钻石矿虽为国家所有，但钻石加工厂却是民间私营，而且这些加工厂往往都拥有多个戴比尔牌照。买一间钻石加工厂，就有可能拥有多个戴比尔牌照。郑裕彤决心既下，便立即动身前往南非，买下了一家钻石加工厂，这样不仅解决了从南非进口钻石的大难题，同时也使他拥有了自己的钻石加工厂。这种“借鸡生蛋”的谋略，使他一举成为了香港钻石王。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经济中，“借”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大的意义。事实上，社会上大多数经商成功者都是靠借来成就自己的。我们来看一看洛维格是如何从银行借到钱的。
美国屈指可数的大富翁洛维格所采用的集资方法是用抵押的方式向银行贷款，但他的抵押方式非常巧妙。当时，运油比运普通货物赚钱，而买货轮又比买油船便宜，所以洛维格便打算从银行申请贷款买一艘大旧货船，把它改装成油轮，从事石油运输。但当他来到美国大通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的职员问他：“贷款可以，但是，你拿什么证明你将来一定能还清本息？”
洛维格想到，他手中还有一艘破烂不堪但勉强能航行的老式油轮，现在正包租给一家石油公司，用它做抵押，贷款或许还有希望。他试探着说：“我手里有一艘油轮，现在租给了一家石油公司，每月的租金刚好可以还上我每月应还贷款的本息数目，所以，我想把这艘船过到银行名下，作为这笔贷款的抵押品。银行可以直接从石油公司收取租金，直到贷款本息还清了，我再把船开走。”
由于洛维格思路很新，善于借用石油公司的信誉，因此虽然洛维格是单独一个人，没有足够的信用，但那家石油公司的牌子很响，信用极好，按月付油船租金根本不是问题。
洛维格这一招的确很灵，他借着石油公司的信用，提高了自己贷款的可信度，终于从银行贷到了第一笔资金。这个案例告诉我们，银行实际上也是一个企业，有利可图的事情当然不会放过，但银行一般不直接参与做生意的过程，即它不对某个企业投资，但它可以提供本金，所以信用对银行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许多刚开始创业的人觉得，从银行贷款太艰难了，不仅手续烦琐，更重要的是创业之初，资本严重不足的时候很多，没有足够的财产做抵押，无法从银行贷更多的钱。与银行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取得信任，让它有安全感，觉得把钱贷给你将来还可以收回。
生意场上的成功，有时需要巧妙借用他人的金钱来干一番自己的事业。借他人的“钱袋”发自己的财，需要胆识、智慧，更需要技巧。能做到借别人的钱成就自己的事业，成功和财富将唾手可得。
4.借人之手，为我解忧
如果有些问题自己不能或不便解决，便可考虑把皮球踢出去，借助他人之手为自己解忧。这是“借术”最常见的情况。
汉语有许多词是十分生动而形象的，仅以“杀人”为例，就有“杀人不见血”“借刀杀人”等说法，而这个“杀人不见血”既有一种恐怖阴险的意味，又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感。以曹操的一生来说，其杀人不计其数，但杀人的方法却各不相同，广为流传的几个故事都集中地表现了曹操杀人的阴险毒辣及高深莫测。例如，他不动声色杀警卫，将错就错杀伯奢，无字密信杀荀彧，借刀杀祢衡等。曹操杀人的原因不同，计谋也不同，目的更不同，在杀人这个问题上，集中体现了他阴险的一面。
当年，曹操招安张绣之后，采纳贾诩的建议，打算找一位有文名的人去招安刘表。孔融荐出祢衡，谁知祢衡恃才自傲，将曹操的手下贬损了一番。当时张辽在一旁，抽剑要杀祢衡，曹操制止说：“我正缺少一个鼓吏，早晚朝贺享宴，可令你担任这个职责。”祢衡不推辞，应声而去。张辽说：“此人出言不逊，为何不杀了他？”曹操说：“此人素有虚名，远近皆知，今天杀了他，天下人必然说我不能容人。他自以为有能耐，所以令他为鼓吏来羞辱他。”
第二天，曹操大宴宾客，令鼓吏击鼓。祢衡一身旧衣而入，击《渔阳三挝》，音节殊妙，深沉辽远，如金石之声。座上人听着，莫不慷慨流涕。左右人喝道：“为何不更衣？”祢衡当着他们的面脱下旧衣服，裸体而立，赤身尽露，客人皆掩面。祢衡慢慢穿上裤子，脸色不变。曹操叱道：“庙堂之上，为何这般无礼？”祢衡说：“欺君罔上才叫无礼。我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而已。”曹操说：“你清白，那谁污浊呢？”祢衡道：“你不识贤愚，眼浊；不读诗书，口浊；不纳忠言，耳浊；不通古今，身浊；不容诸侯，腹浊；常怀篡逆之意，心浊。我是天下名士，你把我用作鼓吏，这像阳货轻贱孔子。”曹操指着祢衡说：“令你去荆州做说客，如果刘表来降，就封你做公卿。”祢衡不肯去，曹操便命备三匹马，令二人挟持着他而去，并教文武官员在东门外为之置酒送行。
荀彧告诉大家：“如果祢衡来，诸位都不要起身。”祢衡到，下马入见，众人皆端坐。祢衡放声大哭，荀彧问：“为什么哭？”祢衡说：“走在死柩之中，怎能不哭？”众人皆说：“我们是死尸，你就是无头的狂鬼。”祢衡说：“我是汉朝的臣子，不做曹操之党羽，怎么没有脑袋？”众人要杀祢衡，荀彧急忙制止，说：“他不过是鼠雀之辈，用不着玷污我们的刀。”祢衡说：“我是鼠雀，可还有性，而你们只能叫作寄生虫。”众人恨恨而散。
祢衡到荆州，见刘表之后，表面上颂扬刘表的功德，可实际上尽是讥讽。刘表不高兴，叫他去见黄祖。有人问刘表：“祢衡戏谑主公，为何不杀了他？”刘表说：“祢衡多次羞辱曹操，曹操不杀他，是因为怕因此失去名望。曹操让他当说使到我这里来，是要借我的手杀他，使我蒙受害贤的恶名。我如今让他去见黄祖，让曹操知道我刘表有见识。”众人皆说好。
祢衡至黄祖处，两人一同饮酒，都醉了。黄祖问祢衡：“你许都有什么人物？”祢衡说：“大儿孔融，小儿杨修。除此二人，别无人物。”黄祖说：“我像什么呢？”祢衡说：“你像庙中的神，虽然受祭祀，遗憾的是不灵验！”黄祖大怒，说：“你把我比成是土木制作的偶像了！”于是杀了祢衡，祢衡至死骂不绝口。曹操得知祢衡受害，笑着说：“这个以舌为剑的腐儒，自己遭到报应了！”
曹操借刘表、黄祖之手把自己的心头之患处理得干干净净，并且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污点和不便，这一招实在高明。
懂得太极的人都知道，在太极的图案中，阴阳两鱼相互依存，相互变化，彼此相生，它暗示着阴阳谋略的变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高明的谋略家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意图暴露在别人面前。
春秋末期，齐简公派国书为大将，兴兵伐鲁。鲁国实力不敌齐国，形势危急。孔子的弟子子贡分析形势，认为唯吴国可与齐国抗衡，可借吴国兵力挫败齐国军队。于是子贡游说齐相田常。田常当时蓄谋篡位，急欲铲除异己。子贡以“忧在外者攻其弱，忧在内者攻其强”的道理，劝他莫让异己在攻弱鲁中轻易主动，扩大势力，而应攻打吴国，借强国之手铲除异己。田常心动，但齐国已作好攻鲁的部署，转而攻吴怕师出无名。子贡说：“这事好办，我马上去劝说吴国救鲁伐齐，这不就有了攻吴的理由了吗？”田常高兴地同意了。子贡赶到吴国，对吴王夫差说：“如果齐国攻下鲁国，势力强大，必将伐吴。大王不如先下手为强，联鲁攻齐，吴国不就可抗衡强晋，成就霸业了吗？”子贡马不停蹄，又说服赵国，派兵随吴伐齐，解决了吴王的后顾之忧。子贡游说三国，达到了预期目标，他又想到吴国战胜齐国之后，定会要挟鲁国，鲁国不能真正解危。于是，他偷偷跑到晋国，向晋定公陈述利害关系：吴国伏鲁成功，必定转而攻晋，争霸中原，劝晋国加紧备战，以防吴国进犯。
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亲自挂帅，率十万精兵及三千越兵攻打齐国，鲁国立即派兵助战。齐军中吴军诱敌之计，陷于重围，齐师大败，主帅及几员大将死于乱军之中，齐国只得请罪求和。夫差大获全胜之后，骄狂自傲，立即移师攻打晋国。晋国因早有准备，击退了吴军。子贡充分利用齐、吴、越、晋四国的矛盾，巧妙周旋，借吴国之刀，击败齐国；又借晋国之“刀”，灭了吴国的威风。鲁国损失微小，却能从危难中得以解脱。
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不够聪明的头脑。或许你手中烫手的山芋就是别人眼中的香饽饽，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借别人之力，你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棘手难解。
5.借别人的“光”照亮自己的路
有时，完全凭我们一己之力，很难做出成绩，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而别人的引荐或一句赞美之言就能帮我们照亮前进的路，让成功来得更快。
少年曹操因为顽劣异常，不治学业，因而“世人未之奇也”，没有太多人看好他，大家都认为这小子是曹家新上市的“垃圾股”。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样一个聪明异常的孩子一旦上道，将会是一支前途远大的“潜力股”，持这种观点的有两人：一个是当时有侠名的党锢中人何颙，估计他是看中了少年曹操身上那股不羁的气质；另一个则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桥玄（也有人称作乔玄），此人就是《三国演义》中大乔、小乔的父亲，也就是孙策、周瑜的岳丈乔国老的原型。青年时代籍籍无名的曹操曾经拜望过这位老前辈。交谈过后，桥玄对眼前的这位年轻人颇为赞赏，对他说：“天下即将大乱，今后能够让人民重归安乐的人，非你曹孟德莫属。”得到有“知人”之名的桥玄的称赞，曹操顿时身价倍增。而桥玄对青年曹操的帮助，也并不仅仅限于“背书”一途，他将这个被自己视为未来大汉栋梁之材的人进行了一番精美包装，并隆重推荐给了朝廷。
桥玄推荐曹操去见了一个人，一个在当时以品评人物而知名于天下的人——许劭，他同从兄许靖主持了一档在当时影响极大的“节目”，叫“月旦评”，即在每个月对当时朝廷内外的人物进行品评，而“月旦评”的意见常能上达天听，被当政者采纳。桥玄的目的就在于希望以许劭的点评为曹操铺就一条通往政坛的“高速公路”。
于是，踌躇满志的曹操沐浴熏香，备上厚礼，拿着桥大人的推荐信，兴冲冲地前去拜望鼎鼎大名的许劭。不料，这许先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就是不愿给桥大人面子，曹操在许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吃闭门羹。正在弱冠之年、血气方刚的曹操恼火非常，不禁又使出了他原本就擅长的“非常手段”，找个机会抓住了惜字如金的许先生，硬是逼他说了一句评语，而此语一出，却让两个人全都名声大噪。这句考语的原话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而让许劭名垂后世的却是原话的“改编版”——“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分析在曹操流氓手段的威逼下，他得到的这句点评有多少是出自许劭的真心，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原本十年“玩闹”无人问的曹操，靠着这句评语名闻天下。有了桥玄、许劭这样“舆论领袖”的引导，一些原本“唱衰”曹操的人也加入到了为曹操摇旗呐喊的队伍。
借贵人的“光”，可以为自己照亮前进的方向。很多人相信“爱拼才会赢”，但有些人拼尽全力也没赢，这大约是因为缺少贵人相助。在某个关键时刻，若能有个贵人推你一把，也许就能使你“鲤鱼跃龙门”。
推荐诸葛亮给刘备的第一个人是司马徽。司马徽的身份是“隐士”，没点儿学问能当隐士吗？司马徽的话，刘备完全相信。
徐庶深得刘备信任，水平很高。他说诸葛亮比自己强百倍，徐庶的话，刘备也相信。
石广元、孟公威高谈阔论，使刘备折服，知道二人身份后，他想起了司马徽说的话“亮自比管仲、乐毅，石、孟只够当刺史”，更想见诸葛亮了。
诸葛均、黄承彦朗诵诸葛亮的诗词，好像也在向刘备推荐诸葛亮。
《三国演义》中，似乎这些名士只起到了一个作用——推荐诸葛亮，就像是诸葛亮有意安排的似的！
诸葛亮未出茅庐时，自比“管仲、乐毅”。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谁人能及？乐毅率燕军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哪个能比？这个读书种田的青年人，自认为能比，当时很多人都嘲笑他。
诸葛亮虽然有才学，但政治履历空白，空有大志，谁能证明你有本事呢？既然自视大贤，不能毛遂自荐，世道混乱，又不能通过考试显示才能，该怎么办呢？
诸葛亮化主动为被动，采用“名人推荐法”。当时他在荆州很有名气，一些有知人之明的贤能人士慧眼识才，对他印象颇佳。他社交工作做得很到位，人脉很广，声名远扬，因此他不急，他知道有一天会有明主来访求自己。
虽然他没有有意让众人推荐自己，但刘备还是知道了他的存在。三顾茅庐后，诸葛亮随刘备出山，成功地走上了建功立业的舞台。
在攀登事业高峰的过程中，贵人相助往往是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这不仅能缩短你走向成功的时间，还能加大你的筹码。
李鸿章早年屡试不第，“书剑飘零旧酒徒”，为此，他一度郁闷失意。然而，1858年，他却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从一个潦倒的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系首脑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李鸿章拜访曾国藩，牵线搭桥的是其兄李瀚章，李瀚章是曾国藩的心腹，当时随曾国藩在安徽围剿太平军。因为这层关系，曾国藩把李鸿章留在了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掌管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折甚为得体，深受曾国藩的赏识。
有一次，曾国藩想要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因为他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决定不当，后来定远失守时又弃城逃跑，未尽到封疆大吏守土之责。曾国藩愤而弹劾，指示一个幕僚拟稿，但总是拟不好，自己亲自拟稿也还是拟不妥当，觉得无法说服皇帝。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皇帝的老师，弟弟是状元翁同龢。翁氏一家在皇帝面前正是“圣眷”正隆的时候，而且翁门弟子布满朝野。怎样措辞才能让皇帝下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办，又能使朝中大臣无法利用皇帝对翁氏的好感来说情呢？曾国藩为此大费踌躇。
最后，这个稿子由李鸿章来拟。奏稿写完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而且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说：“臣职分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一写，不但皇帝无法徇情，朝中大臣也无法袒护了。曾国藩不禁击节赞赏，就此入奏。收到弹劾后，朝廷将翁同书革职，发配新疆。通过这件事，曾国藩更觉李鸿章此才可用。
当然，如果一个人一无所长，是很难得到贵人赏识的。即使侥幸获得高位，也肯定有一堆人等着看笑话。而且，贵人也会比较谨慎，选择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吗？“相马相出一个癞蛤蟆”，那可是天大的讽刺。“伯乐相马”，同时“良禽择木而栖”，所以双方最好各取所需，以诚相待，投桃报李。
月亮本身不发光，却能借太阳之光，使自己明亮起来。对于缺乏成功条件的人，有时也必须借别人之光，帮助自己超越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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