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和妻子、著名作家聂华苓共同创办的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IWP，即国际写作计划），每年秋天该组织邀请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作家，参加为期十个星期的笔会，因此这座小城以全球三座文学城之一闻名于世。这也是当初我选择这座城暂居的重要理由。
城里有个著名的书店Prairie Lights 经常举办作品朗读，作家季每个星期有若干次朗读，平常日子的星期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是固定的作品朗读时间，电台会做直播。美国出版商安排作家签名售书，除了东西两岸的纽约和加州，美国中部这一站，便是在我们城里的这家书店签名售书。
然而，令我更有兴趣了解的，不是著名作家，也不是已经有出版物的作家们，而是散落在民间，从未出版任何作品，却仍然坚持创作的写作者。称他们为写作者，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写了作品并有出版的作者，才有资格称为作家。
有这么一种说法：生活在寒冷地带的人们更敏感更忧郁，也更有内心生活，比如多雪的北欧，比如同样多雪的美国中西部。有人认为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瑞典著名作家）敏感而孤僻的性格在北欧人当中很普遍。而美国当代著名作家雷蒙德·卡佛、弗兰纳里·奥康纳，便来自冬天长达半年的中西部，他们的作品都有着深沉的悲哀底蕴，忧郁而美，绝望却有力量，他们都曾在UI 写作坊历练。
早在多年前，我便读到过美国人的一篇文章，谈到，在美国中西部民间，隐匿着大量诗人，其中很多是家庭主妇。
在我暂居爱城的日子，竟然有幸遇到这些隐匿在民间的家庭主妇诗人。还是在刚搬迁爱城那一年，在劳拉的朋友家，主人将一位被称为作家的中年女子带到我面前，她叫简，穿一身运动装，身材结实肤色黝黑，因为经常打高尔夫。她认识我的第一分钟便约我参加一个作家俱乐部的文学讨论活动，这个邀约让我惊喜，我还从未有机会遇见过本地作家呢。
然而，作家俱乐部的活动时间却是在早晨八点钟，地点在当地一家银行。
那天早晨，简驾车接我去银行。银行也是八点才开门，那时还未有顾客，大堂很大也很冷清。作家们的活动被安排在银行的会议室，会议室也很大，一张大长台，可围坐二十多人，靠墙的吧台上已摆放咖啡、茶和甜点，想来都是银行资助。
这家银行只在当地开设，有多家分行，我也是他们的顾客。虽然本地还有州银行和跨州银行，在这么多银行中挑选这家银行为我服务，原因却很简单。只因为若干年前，我在做驻校作家期间，当地报纸曾为我写过报道，这份报道被这家银行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用套子塑封，通过邮局送到我住处，以示他们对我的尊敬和支持。我因此记住了这家银行，再回爱城，我便走进这家银行大门，成为他们的客户。后来我又知，他们不仅支持作家，也资助社区的戏剧演出。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商业竞争行为。本地另有一家州银行，每年秋天的国际写作计划期间，都会举行派对迎接各国作家，派对隆重，招待的食物高档，而笔会发给作家们的生活费，是放进这家银行让作家们领取。这虽是商业机构的生意经，但能通过文化资助竞争顾客，该是有品味的竞争吧。
这天早晨来了二十多位作家，大长台围坐满满。令我稍感意外的是，出席者全部是女性，且都上了年纪，想想也是，女人到了这个年龄，上班族已退休，假如是全职家庭主妇，孩子们都已经成年，是可以在人们上班的时间，聚在一起谈文学了。
主持人是一位年过九十的女士，名叫伊丽莎白，是的，伊丽莎白已经高龄九十二，瘦削白皙，涂玫瑰红唇膏，她就像她的名字，派头十足气场强大，雪白的卷发剪得短短抿在脑后，腰背挺直，黑丝绒连身裙前胸缀着碎钻，闪闪烁烁华丽耀眼。一条小小的秋香绿底色的丝绸围巾围在领口格外明丽，遮住她松弛多皱的脖颈，衬出她气质优雅。她几乎是座中女性外表最讲究、最都市化的一个。
中西部女性平常日子爱穿运动装，不事修饰，很少见她们用装饰性围巾。我们这里是大学城，通常在大学任教的知识女性的外表比较简约，也可以说是简朴，不走花枝招展那一路，而在农场长大的本地女性天生有股子纯朴味，不追赶大都市时尚，尤其是这群耽于写作的女性，衣着几近马虎，可说是不修边幅，九十二岁的伊丽莎白，在她们中间独领风骚。
我被安排坐在伊丽莎白旁边，因为她去过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在南京大学教英语，我俩之间便有他乡遇故知的认同感。这是一种独特感受，在一群未去过亚洲对中国毫无概念的老美中间，有个人到过中国，就足以让你有安全感，是属于文化上的认同带来的安全感，至少你不是个莫名其妙没有背景的外星人。那一年，我还是刚刚开始接触美国腹地的普通百姓，她们望着你的目光充满好奇和困惑。
伊丽莎白聊起自己当年在中国的旅行，关于南大教学，让她笑得开心又不无骄傲，在座的她们惊奇好奇。伊丽莎白为我带来八十年代气氛，那是中国开放初始，来到中国的老外们，携来彼岸或者说是另一世界的气息，他们成了一种象征，代表了我们未知而向往的人生。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有一所为成人办的英语学校，报名者人满为患，学英语也是象征，是去另一世界的通道。我曾报名入校，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地学了几把英语，遇到过一位叫大卫的美国老师，他耐心仁慈相貌英俊，我们都快爱上他了，虽然对他的背景毫无了解。然而，真正刺激到我的，或者说曾让我产生羡慕嫉妒恨的，是在一架从云南飞回上海的飞机上，一位年轻的美国女学生坐我边上，她一上飞机便脱下鞋袜，把枕头裹在外套里垫在脚下，她说她累坏了，已经在亚洲旅行半年之久。天哪，旅行亚洲半年？她跑遍了亚洲国家，即使在中国，她去过的地方也比我涉足过的多，那一刻，我对走出国门冲向外面世界的渴望更加强烈。
我坐在银行会议室回想那些年，在上海或在中国其他城市，一波又一波的出国潮流，无非展示了人们对于可以自由进出国门这样一种来去无阻挠的人生的向往！
讨论已经开始，我把思绪拉回来。看着伊丽莎白在那里滔滔不绝，我仍然难以置信她都快要活过一个世纪了。从面貌上看，她的脸颊、下颚、眼帘皱纹密集，如同一张揉得太久的纸，的确让你足够相信她有这么老，假如她不是这么瘦的话。然而她讲话时语言的清晰悦耳，她回答问题时的快速反应，你怎么能相信这是个年过九十的老人？在中国时我甚至都没有机会接触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家。因为，这样年纪的老人都被子女侍奉在家，不会再有社会生活。
有位女诗人腿有残疾，是坐轮椅来的，她身体粗壮声音洪亮，至少看起来不阴郁。有位女子形象特别鲜明引人注目，她有一双绿色眸子，眼睑还涂浓郁的绿眼影，头发好像随意剪出，长短不齐，发稍竖起，身上披挂了一堆五颜六色的布料，说笑时手舞足蹈，嗓音尖细得像是被捏住鼻孔，这样的形象在中国出现，人们会把她看作“神经病”。
由于我的到来，她们的注意力朝我转移，主持人伊丽莎白为我做了简短的介绍，当有人提议让我朗读自己的作品时，她们都朝着我鼓掌，我惭愧没有带作品来，以为只是随意地旁听一下，没想到她们都很认真。事实上，即使带来我的经过翻译的小说，也没有多少底气在一个朗读诗的空间读小说。
这天在座的女作家们，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女诗人们，集中讨论了几首已经打印出来的诗，更像是分享彼此的作品，这才是文学圈气氛，让人羡慕。
我的低水准语言无法真正读懂这些打印出来的诗句，更无法领略蕴含其中的深沉意味，女诗人的背景她们漫长人生的故事，也一定彼此迥异各有沧桑，但语言像堵墙，阻隔了我渴望知道的另一世界。
这天伊丽莎白执意载我回家，她的车里还坐了残疾诗人和那位浓妆绿眸诗人，这位举止打扮稍稍有些反常规的女诗人刚从外州搬来，暂时无车。车里的景象令我忍俊不禁，这四个作家都太有特色，简直像一部欧洲电影刚刚打开的镜头：四个边缘化的女人，一个残、一个疯、一个讲不利索英语的东方人，没有车没有驾照在不同地方迷路，先后上了九十二岁老太太的车，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一位叫布鲁兹的美国青年告诉我，他出生于农场，他的农场主妇妈妈酷爱写诗。这位主妇每天清晨四点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诗，写完诗，她便大声朗读，她的丈夫和儿子被她的朗读唤醒，他们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遵从她的指示，给她才写好的诗提意见，之后主妇进行修改，改完诗，她才以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去煮咖啡烤面包煎鸡蛋，准备全家人的早餐。最后，在早餐桌上，她把修改好的诗再向丈夫和儿子朗读。
“读大学之前我从来不是自然醒，每天是被妈妈的诗歌朗读声吵醒！”
布鲁兹幽默地笑着总结道。
每天在妈妈的朗读声里醒来的布鲁兹，也许比他母亲看起来更像诗人，长而凌乱的卷发，梦幻的眼神。他大学毕业去法国游学，他希望自己是法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所以他在法国漂泊经年，只交法国女友，他希望生活更像一场游历，而不是朝九晚五。回到美国后，他便为法国旅游者做导游，他会带他们去富于诗意的老街区老店铺。
我和几位作家在波特兰遇到他，他自告奋勇带我们去吃东西，他不是带我们去吃汉堡比萨，而是去一间只有两平米的微型巧克力店，让店主给我们一小杯一口就可以喝尽的巧克力，那是他认可的优质巧克力。布鲁兹并没有固定工作，他在寻找什么呢？是的，布鲁兹骨子里也是诗人，尽管不像他母亲坐下来写诗。
我有几位美国主妇朋友，其中一位的母亲、另一位的婆婆都是诗人，这足以说明女诗人概率之高。我曾在咖啡馆遇见朋友苏的母亲，诗人爱德娜·卡朋特·布可，那天她在咖啡馆吃简易午餐，桌上摊着讲义夹，内层夹一厚叠写有诗句的草稿纸，和一本她正在阅读的诗集。天哪，这状态太吸引我，真希望我在老年时，某一顿午餐也会兴之所至去咖啡馆享用，并且同样手不释卷。
爱德娜的丈夫曾是美国空军上校，年轻时，她伴随丈夫去世界各地，跟随部队去过德国、夏威夷、日本。然而，在俄克拉何马的农场长大的爱德娜，其诗歌全然没有异国军旅生活的描写，却充满对故乡大自然的爱和关注，她的一首诗《触摸天空》为她赢得2009年州内桂冠诗人的荣誉。
我在咖啡馆遇见爱德娜那年，她已经九十岁，仍然在写作，她面容白皙沉静，说话时声音细弱有几分孩子气，看起来远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她丈夫去世多年。她说，写作为她驱赶了孤寂，我想说写作使她保持了纯真的气质。爱德娜八岁开始写诗，六十岁的时候，曾参加著名的UI 写作坊，然而，她的传统的写作风格，被比她年轻许多，观念上追求现代派风格的指导老师否定。她曾经试图改传统变现代，最终又变回传统。毕竟她是虔诚的基督徒。
爱德娜一直写到九十四岁才停笔，那年她中风瘫痪在床，却在那年她的诗集出版，是唯一一本出版的诗集。也是在同一年，在她诗集出版不久，爱德娜辞世。
我曾遇到一位为医院开急救车的女司机，工余时间还做志愿者，给国际作家开车，她三十四五岁，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整天穿着工作服，却是位发表过诗的诗人，至今还在写诗。她告诉我，她才获得这份医院工作不久，之前她开了十年货车，开货车是为生存，坚持写诗，是为梦想。
在美国，作家和艺术家的道路更艰辛，在实现理想的同时，他们都得为自己的生存负责，尤其在纽约，漂泊着几十万满怀梦想，从世界各地来寻求发展的艺术家和作家。还未找到出路的作家和艺术家多去餐馆当服务生，因此纽约人对于服务生们都非常尊敬，给的小费很多，他们知道这些服务生中卧虎藏龙，别看他们在此服务客人，心中的理想却很高远。
有一次在小城饭店吃饭，便遇到一位有气质的白面书生型的服务生，一问，果然，有大学英语系硕士学位，正在写作，立志当作家。
有一天，我为换汽车保险一事去保险公司，遇到一位非常年轻的业务员，他大学毕业不久，下班后在家写短篇小说，没错，他的理想是当自由职业作家。同去的朋友告诉他，我正是自由职业作家时，他兴奋得脸都红了，我们忘了聊保险聊起了写作。他感叹出版作品很难，我告诉他，我认为比起中国，在美国出版小说难很多，因为在美国，喜欢写作的人太多了，竞争就更激烈。因此，在美国社会，普通人对于作家异常尊重，我的美国朋友为我介绍新朋友时，总是强调我是作家，而对方一定露出惊喜的目光，紧接着的一句话必然是，有出版过书吗？假如告诉他们出版作品的数目，他们会发出阵阵惊叹声。
曾有过一次最经典遭遇。在进入美国边境时，持有永久居留证却较长时间住在中国的人们，都有同样的担心，要是遇到难搞的移民官追究你在境外居留时间超过半年，很有可能警告你并在护照留下记录，甚至收去你的绿卡。那次我离开美国较长时间，进边境时很担心，我排队窗口的移民官是位五十多岁的华人，看起来非常难搞，因为任何人在他窗口都被问许多问题而逗留很长时间，我前面一家四口中东人已站在窗口超过十五分钟。只见两旁窗口排队的人一个又一个走上前，提问回答拍照按指印，然后移民官的图章落到护照上。人家窗口入境速度很正常，可我已经站在等候线前，没有机会换窗口，周边的保安目光炯炯盯着呢。
等我站到窗口时，见我来自中国，这位华人移民官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翻着我的护照，问我在中国住了多久，听到回答后便冷冷发问，既然喜欢住中国，为什么还要永久居留证？我立刻拿出我的书，翻到有我照片一页，递进窗口告知，我是作家，后面的理由还没有出口，他已经笑逐颜开，他翻阅我的书，问我这本书讲什么故事，然后要求我在书上签名把这本书送给他。当然，送一本书算什么，虽然听起来好像不太对，移民官可以随便问人索要东西吗？也许书是例外？总之，因为知道我是作家，他再没啰唆让我进关，这便是我遇到的有惊无险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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