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回上海带他去医院看病，西医中医都看过，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不同医生不同说法，互相矛盾，配来一大堆药，尤其是中医的成药，更是又贵又多，且是针对不同病症的药。
对于已经市场化的医院，就像对于已经市场化的学校，很难有信任感，我不让孩子随便吃药，他回美国后，我便带他去大学医院检查。
我们城里有一间大学医院，这类大学医院带有研究性质，有两千多名医生，医院还有停机坪，有全美最好的眼科。
这间大学医院的艺术气氛特别浓郁，每个楼层大厅悬挂艺术画，有职业摄影师拍摄的国际作家富有个性的肖像，有时还在楼层大厅举办慈善演出。朋友劳拉擅长爵士歌演唱，她经常为医院病人举办她的爵士独唱音乐会。
这座小城被评为美国宜居城市之一，除了有浓郁的文学气氛，还因为城市虽小，却有间医术先进的大医院，虽然是公立医院，却看病方便，与纽约的公立医院天差地别。
这么说，是因为我曾在纽约遭遇车祸，有过到纽约公立医院看急诊的经历。一段让我啼笑皆非的经历。
那天，刚从上海到纽约，朋友约了去饭店吃饭，一路说笑热闹，也许，正是太热闹了，影响了驾车朋友的反应。在绿灯过十字路口时，有部车子从横马路窜出来，没错，那部车子闯红灯了，之后才知闯红灯的车子刹车坏了，车主是个底层南美人。
因此我们这部行驶正常车速也正常的车便撞上了那部超速闯红灯的车。当时我坐在副驾座的位子，相撞的一刻空气气囊袋弹出，直接弹到我胸口，力道之猛，胸口好像被硬物狠狠撞击，肋骨像被撞断，剧痛伴随胸闷，而驾车的朋友很幸运，气囊袋弹出时，被他放在方向盘上的手阻挡了一下，所以他没有遭遇激烈弹击之痛。坐在后排的朋友由于没有系安全带，车子相撞时，她的身体被强烈震荡上弹，头撞到车顶。
警车很快就来了，警察见我系着安全带，便说，幸亏你系着安全带，否则很有可能颈椎受伤，那就麻烦了。
警察要把我和后座朋友送去医院检查，问我们想去哪家医院，我们没法判断哪家医院更好，便以国内的思维模式要求去附近的公立医院。我们以为私立医院贵，却不知是由保险公司付账，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车祸附近这家公立医院是坐落在纽约皇后区不那么高尚的地段。
警车立刻把我们送进附近公立医院，进得医院被直接抬到病床上，虽然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走动，却被护士按在床上。可是，被移送到急诊室的病床后，却一等等了四五小时没有人理，从天刚擦黑进医院，说要先拍X 光片，到夜里十一点还没有轮到拍片。公立医院的胖护士懒洋洋的，对于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相同问题，爱理不理，后来干脆消失了。
那是个夏天，医院冷气足，我们只盖了层白被单，冷得牙齿打战。期间，有一群街上斗殴的黑人被送进来，其中一个就被放到我旁边的床上，一条白布帘把我和旁边的伤者隔开，只听那人在床上嘶哑着嗓子骂骂咧咧，听不懂他在骂什么，但“Fuck……fuck……”的单词还是相当清晰，我把被单撩开一条缝，看到这黑人衣服上血迹斑斑，精神却很亢奋，张着血盆大口，一串串的脏话不绝于耳，立马觉得自己身处好莱坞动作片中。
很快，谩骂声停止，这黑人被推走了，去了手术室还是被警察带走？不得而知。然后又进来一拨人……十二点以后，医院忽然安静下来，我实在又冷又疲累，熬不住了，于是起身下床去找医生，朝着医务人员“你是医生吗？”一个一个问过去，终于问出个医生。是个印度裔医生，当他知道我才从中国来，便非常热情，亲自带我去X 光室拍片。一个懒洋洋的黑人坐在里面，完全没事干，我拍完片，和印度裔医生一起离开X 光室，他向我保证等片子出来立即给我看病，也就几分钟时间。可是话才说完，广播响起，要外科医生进抢救间，同时，只见警察押送进几个戴手铐身上有血的黑人，印度裔医生立刻从我面前消失，去对付枪伤病人了。
想来这个晚上看病是没有希望了，只得回家，那时已近凌晨两点，我在这家医院等了六个小时还没有看上病，这便是纽约公立医院留给我的印象。
纽约公立医院看病难，也跟这个州的福利好有关。据我所知，纽约州是全民医保，低收入病患的医保由国家埋单，所以他们通常去公立医院才能全免费看病，这便是公立医院环境远不如私立医院好的原因之一。
我所在的农业州不如纽约州那么富裕，低收入病患要到六十岁以后才能享受政府医保，再加上城里唯一的公立医院是大学医院，这又比一般大城市公立医院环境好很多。
由于小城人口少，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因此低收入人群比例本来就比大城市低很多，免费看病的机会更少，因此去公立医院看病并不难，电话预约看门诊，可以立刻安排时间，十八岁前的孩子，是在儿科看病。照顾到孩子要上学，便尽量满足家长要求，将门诊安排在早放学的星期四下午三点以后。
有了预约，在看病前一天，医院会通过语音电话再做提醒。儿科的候诊室小桌上都是图画书，墙上也贴满各种富有童趣的图画，儿子不乐意了，虽然才十五六岁却已长到一米九的个子，怎能与这般小儿为伍？好在候诊室还坐了几个看似家长的成人，不至于让儿子觉得自己像小人国里的巨人。
我们刚填完挂号处窗口给的表，就有护士出来招呼O奔。进入门诊区域，有专门的护士先在一间房给他量体重和身高，这一环节是儿子最感兴趣的，他对自己的身高体重非常关注，站在体重秤上意犹未尽的，好像要多称几次才尽兴。
我们被安排坐进问诊室，稍后进来一位年轻女医生进行问诊并做记录，年轻医生离开后，主治医生爱琳娜才出现在问诊室。她是位亲切的善解人意的并有几分知识分子气息的中年白人女医生，O奔在高中那几年，她一直是我儿子的主治医生。
爱琳娜和O奔聊了一会儿，才把话题转到病情，之后O奔做了些化验室的检查，有护士进来采血，报告很快出来，没有什么问题。于是爱琳娜与我交谈，仔细向我询问O奔何时开始有腹痛现象，我便想起儿子从读小学开始便在上学日说肚子痛，也去医院检查过，之后不治自愈。来美国后，又出现腹痛，并且痛感比小时候强烈，所以才又带他看病。
爱琳娜认为这腹痛最有可能是压力引发胃酸过多引起的疼痛，我有些不解，听起来压力只属于有工作重任的成人，孩子会有什么压力呢？爱琳娜却说，孩子从中国搬到美国，环境的巨大改变便是压力，只是这压力是在他的潜意识里，孩子未必有意识上的认知。由于看病那天儿子腹痛感消失，医生让我回去再观察几天，假如腹痛又出现，让我给她打电话，并给了我名片，说可以随时联系她。
几天后，儿子又有腹痛，我电话爱琳娜。事实上，这电话是通过医院总机转到爱琳娜的诊疗室，接电话的是位男护士，显然，在电话转接过程中，他已经了解了O奔的状况，他在电话中做了些问询后，便开出药方。原来，美国医院的护士也有处方权。
男护士嘱咐说，让O奔试着服一种非处方减酸药，假如吃了有效果，说明是胃酸分泌过多，连续服药几星期就会好。这位男护士说他马上打电话给超市药品柜的药剂师，我直接去药品柜报出O奔的名字，就可以拿到他开出的药。
这瓶减酸药才三美元，服下后腹痛便消失，没错，孩子的确是胃酸过多，的确是那看不见的压力造成的胃酸分泌过多。可在上海期间，从西医看到中医，做了一堆检查，配了一堆药，却没有医生意识到是压力造成的胃酸过多而引起的胃痛。
虽有药可治胃酸过多，但儿子自己都未必清楚的压力也使我有压力了。想起伊萨卡高中办公室老师说起他们有为移民学生设心理辅导办公室，可见移民学生有压力是可以预料的。又想起以前在纽约小学，学区专门派一位华人老师每星期来O奔小学，帮助他与学校老师做深层沟通。
可是，儿子目前就读的高中并没有这项服务。我询问医院是否有心理咨询科，医院让我先联系儿子的主治医生爱琳娜，原来儿科的主治医生也可以进行心理咨询。爱琳娜认为，O奔不需要特别的心理咨询，只要学校的counselor 多和他聊聊，帮助他与新环境融合，压力就会消失。她说她认识艾米，会和艾米联系，让她和O奔聊聊。
可能艾米太忙，她找了一位在他们高中实习的心理系韩国留学生和O奔聊。但事与愿违，儿子不愿意和他聊，说这位韩国留学生讲的英语他听不懂，这倒是真的，我也有这种感觉，韩国人和日本人讲英语口音很重，不容易听懂。
那几天正好我的纽约好友永玲来电话，她在纽约一所私立学校任主管，听了这件事便道，这些老美总以为亚洲人来自同一个国家，他们难道不知道亚洲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他们就是自以为是。假如遇到一位出生在美国的华人，他们不会认为他是美国人，他们会说他是中国人，如果这个人是讲英语的欧洲白人，他们就理所当然把他看成美国人，难道美国是白人的美国吗？
我一直很欣赏好友身上的锋芒。她曾在美国非营利教育机构做国际交流方面的工作，之后去纽约私立高中任教，然后被新建立的纽约私立学校挖宝挖过去，令她的私立高中校长非常不舍。她的丈夫是德国人，在新泽西一所大学任化学教授，可以说她是那一类视野开阔的国际公民。这位好友工作上是她美国校长的得力助手，就她个人立场，绝对不苟且各种偏见，是个在美国社会活得扬眉吐气的中国人。
艾米找韩国留学生和O奔沟通本是出于好意，可这好意之下不排除有那么一点种族主义的偏见，这是个相当微妙的境遇。这样的境遇在这几年里碰到不止一次。
后来，在儿子十二年级的英语课上也遇到过类似的情景。新来的女教师把班里的三个中国学生放在一个小组，除了我儿子，另两位中国学生才来美国不久。她安排小组之间进行演讲比赛，当然，这个中国学生小组分数最低，而这演讲在整个学期要延续下去，显然演讲的低分会拉低整个学期的分数。
儿子对这样的安排感到不舒服，也许，我更敏感，但我没有把心里的质疑告诉儿子，而是直接给这位老师发信，希望她把三个中国学生安放到美国学生中间，不同国家的孩子应该混合而不是隔离，让中国学生单独成组去竞赛演讲不够公平，并且可能出现的负面结果是，让他们在班里有异己的感觉。
种族话题在美国是敏感话题，老师立刻回信各种解释，显然她感觉到了我内心没有说出的那些话。
期末最后一篇读书报告，儿子洋洋洒洒写了几大张纸，未料这位老师给了O奔79.95分，在他几年的写作上这是最低分了，而他觉得自己这次写得还特让自己满意。是的，这种分数挺让人郁闷的，差了这么个0.05分落在C 档，这让儿子非常意外和生气，认为是在分组的事情上我给老师写信得罪她了。我也有这样的怀疑，不过，这种事太微妙，没有办法说清。再说已经是高中最后一学期，儿子他们都已经拿到大学入学通知，这分数至少对未来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我知道，儿子也知道，但他心里仍然不爽，而我，更是心塞。
我忍不住给老师写了短信，告诉她孩子对这次读书报告的重视，他写了老师要求字数的两倍，但老师给的低分让他有点受打击，我说，我很遗憾，这门课是以这样的成绩结束。老师回信说了一堆赞扬儿子的话，说他如何有才华如何积极参加讨论，说她很高兴，因为看见O奔在她的课堂非常快乐诸如此类，看到这种言不由衷的可说是忽悠人的赞扬话让我顿时心头火起，我立刻不客气地回信告诉她，在你的课堂他并不愉快，尤其是演讲分组的事，在我跟你提出之后，孩子认为我得罪了你，他因此认为你给的写作分数表达了你的不快，我对你把孩子的不快乐看成是快乐感到吃惊……虽然我当时很生气，但也只是把信发给她而不是CC（抄送）给年级负责人，至少这封信只是让她知道我的看法，不如说我不爽的时候也让她不爽了一下，却不愿意真的给她带来麻烦。如果让学校领导知道少数民族家长抱怨老师有偏见，说不定会给老师惹来麻烦。
我后来回想起来，会怀疑自己，这样的反应是否太激烈，是否在演讲分组这件事上，我有点太过敏，是否作为少数民族，我们太玻璃心。
让我自己更难以接受的是，与美国朋友之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不愉快。那次是刚进大学的儿子脚扭伤，正逢我去美国探望他，一位美国朋友和我一起陪儿子去医院的门诊部。填表时，接待柜台有名护士看了一眼O奔后，便关照说他必须先打预防针，我告诉护士，他是在美国上的高中，该打的针都打了，这位护士没有回答我的话，因为她被电话叫走了。
我身边这位美国朋友便帮着护士说服我让O奔打预防针。我问为何无缘无故打针，朋友跟我解释说，可能因为O奔暑假去过中国，所以需要打预防针。我突然有种不悦的感觉，我说，暑假去中国的不止O奔，也有许多美国大学生去中国，如果暑假去过中国的所有的美国大学生都打针，那O奔也打，这位护士没有查记录，就凭着他是中国面孔，不，凭着他是亚洲面孔就要他打预防针，这……对吗？我的朋友一愣，她在回味我的话。
然后，那位护士又出现在接待柜台，也许她去查过记录了，没有再提预防针的事，我和朋友也没有再聊这个话题。可是，我和朋友之间一贯的愉悦气氛被冻住，关于预防针她的解释和我的反应，好像在我们之间划了一条细细的裂缝，虽然，她是城里对中国人最真诚最友善的美国人之一。
当然，我会用其他的愉快话题掩饰我内心一时无法消化的不自在，时间也会慢慢修复这道细微的裂缝。
我那位在纽约大学任教的好友张真，每年为招收新教师而与她的白人同事冲突，她认为他们更看重来自欧洲的申请人，而她则竭力为那些深肤色的亚洲女性争取名额，有时冲突激烈令她生气而夜不能寐。她说，即便是在开放的纽约，在更开放的纽约大学，这些自认为liberal 的白人教授，他们潜在的、内心深处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种族主义偏见仍然会在某些片刻浮上来。
有文化修养的人是不会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偏见的，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更何况，在这个法律国家，公然的种族歧视是触犯法律的。但是，歧视和偏见有时非常隐秘，你自己的理性都没有意识到。你心里觉得自己是出于好意，却已经不小心伤害了你想帮助的人。
种族平等是个漫长过程，既然开放的纽约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便释然了。我很庆幸我有这两位强大独立优秀的中国女友。
关于那次心理辅导，O奔拒绝和韩国留学生继续聊下去，我也不再用心理辅导这个问题去打扰艾米。你没有太多期待才不会有太多失望，毕竟，她只是一位出生在中西部从未去亚洲旅行的高中老师。
美国这些年这一类细微的却无法忽视的挫折，让我联想到发生在自己城市人们已经见怪不怪的种种歧视。多少年来上海人习惯称外省市人为“乡下人”，而我长年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城市，完全没有过异乡人在生活不易的大都市受到排挤的感受和种种难处。我也因此告诉自己，告诉我认识的中国家长，对年少留学的孩子要有更多理解，他们是直接沉浸在异国文化中，暗流险滩个中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明白，在难以言说的挫折中，这些孩子的内心会异常敏感。
在新加坡工作一年时，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个爱好文学有人文情怀的医生。当年与他讨论不同国家的社会问题时，他说过一句睿智的话让我总是记着，没有完美的地方，问题是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地方。我在想，让孩子离开严酷的中国教育环境固然是一种选择，但移居有移居的问题，人生从来不会光滑到一帆风顺，只有从哲学角度来审视生活，才能够接受现实，而现实的本质便是，坎坷曲折总是伴随人生路途。
无论如何，美国是一个可以通过沟通辩清道理的地方，老师们有自己的视野局限，但尊重是底线，不可能出现对学生破口大骂的事，对家长更是恭敬。你是外国人，你不懂不了解的地方很多，你可以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假如你不想委屈自己。虽然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两个让你心堵的人，但，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国家任何人群都有内心藏着偏见的人，这并不说明什么，重要的是，我要防备自己以偏盖全。
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
一年一度的AP 考试，各门课程中也包含了语言，因此AP 语言考试有西班牙语、法语、日语或中文，如果获得其中一门非英语的AP 语言过关考，进大学可以免修外语。对于我家孩子，最容易通过的自然是中文考试。一般的AP 考试都可以安排在校内完成，但中文考试，O奔的高中偏偏没有安排，要去某些大城市专门的语言考试机构，我上网一查，最近的也远在芝加哥，而且已经过了这一年的报名时间。
这件事被在纽约私立学校工作的永玲知道后，她很不理解为何儿子的学校不安排中文考试，据她所知，纽约的高中都是让学生在自己学校考中文，当然纽约高中都有中文课作为选修课。我们城里两所高中还未有中文课程，但我曾听副校长说过，一两年后学校可能会安排中文课作为外语选修课。可永玲认为，不安排中文课可以理解，如果学生不多，但不安排考试不能理解，因为她的学校只有一名学生考日语，学校照样为她一个人安排了考试。
于是永玲帮我联系了邻城高中，那里有她认识的华人老师，那位高中华人老师提出让O奔去她学校考。这座城市离我们小城才二十五英里，但她学校领导知道后，不同意让O奔一个人去考中文，觉得对O奔同校其他要考中文的学生不公平，问题是如果O奔的学校所有要考中文的同学都去邻城高中考试，是需要两所学校之间有个契约，总之，最终没有考成。
不过，邻城的这位华人教师对我们城高中不安排中文AP 考试觉得不可理喻，她说，你们这大学城，号称州里最开放的城市，高中不设中文课，连AP 中文考试都不安排，这让我突然对这所谓大学城的开放度产生疑问。
这番周折和议论，令我对西区高中有点不爽了，我发邮件给负责AP 考试的另一位counselor，这位老师是南美裔，据说对学生非常不错。我向他提出要求在学校安排中文AP 考试，因为学校的中国学生也在逐年增加，他当时似乎不那么接受我的要求，其中还牵涉到语言考试需要一些小设备，我提出这些设备可以自己解决。可考试在即，没法在一两天里联系其他中国学生家长，这考试一事在当年是黄掉了，但次年，儿子的学校设法安排了AP 中文考试，我知道后心里释然了，虽然我家孩子已经申请大学。
关于腹痛，从这一天开始，儿子的身边总是带着减酸药，每当肚子痛，服一颗药片立刻就有效。我感激美国医生爱琳娜和她的男护士。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