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也出现同样的症状，我觉得有点蹊跷，我这些日子脚受伤不能出门，接触不到花粉，家里的食物属于日常食谱不可能突然发生过敏。
这时有朋友告诉我，最近有些区域出现bed bug，一种滋生在席梦思床垫里的臭虫。我突然想起，冬天时也曾听说，我们这个小区有幢楼发生过bed bug。当时都认为，是学生在外面拾了旧床或旧家具才会带进来bed bug，所以觉得这种状况不可能在我的住处发生。
药房来电话让我去拿抗过敏药，于是我和儿子一起服药，红块伴随瘙痒症状一起消失，便又相信是过敏。
有个早晨是阴天，我醒来后开亮台灯想看会儿书，突然发现沙发床的扶手上有一粒小虫爬过，我头皮立刻发麻。床上怎么会有虫呢？公寓里从没有任何昆虫出现过，因为，每隔几星期，便会有杀虫公司的人到公寓厨房的暗角放些药，沙发床上的虫，难道是bed bug ？我不敢想下去，我的手已经先于我的意识捉住小虫，我把它放进小瓶，这虫的体积不比蚂蚁大，圆圆的身体有一层硬壳。我给租房办公室打电话报告虫情，他们立刻电话杀虫部门，当天便有人上门，是个胖胖的中年汉子，他身上背着药水罐，看到我收集的虫子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便是bed bug 。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虫子经常会在美国不同地区大暴发，一旦染上，很难赶尽杀绝，有些脆弱老美因此精神崩溃万念俱灰甚至自杀，传说张爱玲晚年到处搬家就是为躲这bed bug。总之，万幸的是，在虫子骚扰期间，我在各种忙乱中，没有去google，不知小虫威力，精神上未受到恐吓，因此，在半月左右的灭虫过程中，总是以为除虫在即，按照儿子说法，老妈满身正能量，什么事都只想到最好结果。
事实上，我一向最怕昆虫，怎能不烦恼焦虑？只是理智尚存，令我没有从此扔了美国，带着儿子逃回上海的家。
应该庆幸的是，由于服了医生给的抗过敏药，儿子和我虽被虫子咬过，但服药后，瘙痒症状便退了，灭虫过程中，偶然也会出现几个肿块，身边有一瓶新加坡产专门对付虫咬的花草涂剂，也非常管用。因此，对虫子的害怕和焦虑要超过虫咬本身带来的伤害（我后来在网上看到，发生在其他州的bed bug，情况严重得多，让一些向私人租房的留学生遭够了罪，浑身肿块不愿见人，等意识到是bed bug 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
当我以后在网上看到那些留美学生如何用各种土法除虫，饱受折磨，我得说，自己的这段遭遇是不幸中的大幸。所以，还应该庆幸，由于通过公司租房（后来儿子读大学在外面租房，我力劝他通过中介公司租房，虽然有点贵，但遇上麻烦，有公司帮助解决），灭虫是公司的职责，灭虫费用由他们负担，重要的是，我不至于孤身奋战。
这天，这位杀虫公司的胖汉子让我做些准备，隔天来杀虫，按照他的要求，似乎被子衣服等所有可能隐藏小虫的东西都要喷药水，当然，重点是两张床的席梦思床垫。我的沙发床没用席梦思，床板是铁制弹簧藏不住虫子，铺在弹簧上的厚褥垫立刻被我扔了。儿子的床和席梦思还很新，不可能扔，便让胖汉子在席梦思上喷了药水，好在天很暖，他可以睡在客厅的长餐台上，至于那些被褥枕头衣服等，喷过药水后都必须拿到洗衣房清洗烘干。
于是，从下午到深夜，洗衣房的大号洗衣机至少洗了七八筒衣物，还要进烘干机。我脚伤，洗烘的事归儿子管了，他上上下下，算了一下，有二十多次，时有不耐烦发着牢骚，终究还是把所有该洗的衣物都洗完烘干。
虫子并没有被药水杀死，我从已经竖起来的沙发背面发现未死的虫子。杀虫师傅便又来喷药水，每次喷完药，便是一阵忙乱，简直是噩梦。天气很暖，被子暂时用不着，我索性把被子扔了，既然被子扔了，枕头更应该扔。
那年我单元对门的韩国男生已搬走，换来一对中国姐妹，这对姐妹中的妹妹有个香港男友，是个有礼貌的男生，进进出出遇到我总客气打招呼。有一天清洁公司开了卡车来他们公寓清洗地毯，只见里面已空无家具，那天正好香港男生出现，我才知道他们已搬往新的住处。说起bed bug，他说他们房间早就发现，从冬天开始，已经折腾了两个学期，不由地，我们一起朝我旁边的单元看去，这间单元以前住两个苏丹黑人，现在是个单身白人女性。最近一段时间，她的房门口撒了一道厚厚的白粉，我一直有点好奇，但因为她总是紧闭双唇不跟任何人招呼，也就只能让自己忘掉这个困惑，现在恍然明白，那是药粉，显然她也遭受虫子的困扰。
香港男生告诉我，杀虫公司用的药水已被稀释，是顾忌对人造成伤害，因此杀虫效果不佳，他说他自己买了浓度高的药水才算把虫子杀死。隔天他又来了一次，特地给我送来他们用剩的半瓶药水，那时已经离暑假很近，他建议我，回中国离开公寓前再撒这些药水，因为毒性大。
我给租房公司经理打电话，投诉他对楼房里bed bug 流行保持沉默，没有及时告知，但他说他并不知这件事，又问我，你又怎么知道是bed bug 呢？我说我已抓到虫子给了杀虫公司，他却认为bed bug 神出鬼没，不可能让我抓到。这就奇怪了，难道我抓到的虫子是谁送我的？这个经理是我在美国遇见的最让人不爽的美国人，难怪他的公司雇员都做不久，那天香港男生也提到，说这个经理人品非常不好。现在这位经理对我说，如果我想搬走他倒是同意的，虽然租约未到期。
我有点没辙，搬家这件事根本无法考虑，找合适住处不容易，而你也很难确认其他地方是否有bed bug。就像香港男生说的，这位经理的确很难搞，除非找律师告他，否则是没有办法让他赔偿损失之类，因为有朋友认为，经理应该免去我一两个月的租金。
这时有朋友告诉我，她女儿在纽约租的房也出现了bed bug，然后又获知，我们州府城市得梅因有栋大楼因为流传bed bug 厉害，整栋楼封闭后，用蒸汽将虫热死，这方法好是好，但非常昂贵。租房公司怎么肯用这么高端杀虫法？
我搞不清这位经理是否有责任，也没有力气和他理论，此时，杀虫公司的胖汉子在我客厅的地毯上看到一瓶清洗厕所的消毒水，他不高兴了，认为是我用消毒水清洗了他喷在家具上的药水，“所以这虫才杀不死！”他得出这个结论。
我告诉他，正因为他的杀虫剂没有喷到沙发暗角，我才想用这消毒剂去灭虫，也许这番解释太复杂还涉及我不会的单词，他便去租房公司抱怨。于是工作人员电话我，把胖汉子的意见又说了一遍，于是我也把我对胖汉子的解释再讲一遍，工作人员表示同情，她说她能做的事，便是让那个我不想见的胖汉子再继续过来杀虫。
但胖汉子没有来，而是换了他的徒弟，一个温和的白人小伙子，他比较肯花力气，喷药水时翻动沙发床很勤快，不像那中年汉子，因为自身体重过重而不太愿意搬动东西。
有个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朋友曾抱怨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意思是，在中国遇到不讲理或让你不爽的服务部门，在美国也会遇到。但我觉得，即便遇上租房经理这种比较不nice 的人，或者工作不那么卖力的胖汉子，我仍然觉得这样的人在美国还是很少遇到，也许你会发现有些人很死板难通融，有些人心里藏着偏见，但绝不会公然地不讲道理，绝不可能习惯性地冷淡甚至蔑视其服务对象。
看来我等不到暑假了，我在我沙发床的背后又发现虫子的痕迹，同时，我发现，儿子睡长餐台，我睡他的床，好像没有再受虫子侵害，必须把这只沙发床扔掉才是上策。五月，正逢大学考试和毕业，我得等考试结束，想法找学生把沙发床搬出去，然后再考虑重新弄一张床。为干净保险起见，最好买新床，不过新床很昂贵，而且儿子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可是，一年也是日子。怎能委屈自己！
那段时间，朋友新彦刚通过论文答辩在找工作，常与我往来。她出生于台湾，父亲是大陆去台湾的军人，早在我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期间，新彦就邀请我们去她授课的班级与学生交流，这些年她一直在传媒系读博士。
新彦的经历很有某种代表性，她来美读博前在陈水扁助选班子工作，当然支持民进党，虽然她父亲是国民党老兵，选举时她搀着老父去投票，她投民进党父亲投国民党，成了那年电视新闻的一个经典画面。父女感情非常好，却无法在政治观点上一致，她讲起和父亲那些冲突真是有声有色，对去世的父亲的怀念也常让她泪水涟涟，这位皮肤白皙眉眼秀丽很江南系的女生，感性热情视野宽阔三观正，是我在当地最谈得来的朋友之一。我脚伤期间，她刚通过论文答辩突然就不那么忙了，便隔三岔五来看我，带着她喜欢的各种小食和我感兴趣的台湾政治话题。
礼拜天早晨突然接到新彦电话，她兴奋告诉我不用买新床，她认识的女博士生毕业要回台湾，她的床可转给我用，这张床两年前才从家具店买来，因为是爱干净的女生，床被她保护得很好，仍然很新很洁净，这女生只要求找人帮她把床运出她的公寓就算是交换，因为那天是她租约的最后一天。而兼职做助教的新彦已经找来她的一对学生夫妇，让我儿子过去一起帮忙，把女博士生的床直接搬来我公寓。
趁着人多有帮手，终于解决了我的心病，把那只又重又大的沙发床搬到楼下停车场的垃圾桶旁，虽然搬运过程一波三折，中间曾以为这只庞然大物从此会卡在楼梯拐角再也动不了，而我脚伤未愈帮不上忙。之后，新彦从停车场上来告诉我说，我们小区不止一家住户把床扔出来。
扔了沙发床，再也看不到虫子痕迹，但心里总有点担惊受怕。暑期眨眼到来，我和儿子回上海临出门前，按照香港男生吩咐的，将他那浓度很高的杀虫药水，洒在地毯和房间的各个角落，我们将离开两个月，回来时，想来这毒性早就挥发。
我回上海后，给租房公司发邮件，要求他们继续请杀虫人员去杀虫，以保证我回去以后不再有虫害，他们一口答应。我把钥匙留给乔伊斯，麻烦她在我们回来前夕开两天窗。
我们回美国那天，本和乔伊斯夫妇来接机，乔伊斯已把我床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她家清洗烘干，她说，不要担心，不会再有虫子了。
我们很快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节奏，那段杀虫经历因为回了一趟上海而变得很遥远，我睡在新彦帮我找来的床上，不再担惊受怕。可是我很失落，因为新彦在堪萨斯州找到教职，她搬离我的城市，在那里开始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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