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总要面对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些是自己或环境造成的，

    有些是生来即有的。

    该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

    又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境？

    谁不知道疼呢？

    那些为人排难解纷、治病疗伤的，

    很可能自己受的伤更大。

    那些一站十几个小时，

    为人动手术的外科医生，

    很可能寿命却比常人短得多。

    我在美国的网球友，曾经是个功夫高手。

    既然练功，就懂得治疗跌打损伤。到美国之后，虽没挂牌，却有不少人请他推拿，每天晚上为人推拿赚的钱，比他白天上班赚的还多。

    但是最近，他不知搬什么东西，扭了腰。挺直了能走，就是不能弯，连上下车，都疼得龇牙咧嘴。

    球不能打了，可他还是出去为人推拿。

    “都是老顾客，每个礼拜按时去，不去。他不舒服，就叫，我只好去了。”他对我解说，叹口气：

    “还不是为赚那两个钱？推拿，看他躺在那儿，直叫过瘾。他哪儿知道，我自己可真疼啊！”

    就因为好一阵子不打球，又总是写作，最近我的脖子老痛，只好去看理疗师。

    理疗师行医二十多年了，电疗机又大又重，像个老古董；按摩的皮椅子也绽了缝，露出里面的海绵，所幸老医生的手还挺厚实，转颈子也依然咔咔作响。

    “因为球友伤了腰，我没运动，所以脖子容易疼。”我躺在那儿对老医生说。

    “他应该看理疗师。”医生笑笑。

    “他自己就是理疗师。”我说。

    “什么？”他叫了起来，“你是说真的吗？”

    “是啊！”我说，“所以我不找他推拿。他连自己都管不了，怎么管别人？”

    他拍拍我肩膀，叫我坐起来，一边转身收拾工具，一边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大家都一样，我也扭了腰，一年多没打高尔夫球了。”

    听说我脖子痛，正为我修房子的工头也推荐他的推拿师傅：

    “唐人街有名的气功师，比洋人高明多了，保证你去两次就好。”

    “你去过吗？”我问他。

    “去过！”他说，“常去！”

    我笑起来了：“既然去两次就好，为什么常去？”

    他先怔了一下，又摊摊手：“好了又坏了啊！到我这个阶段，其实治不好了。他只能让我不痛，不痛就够好的了。”

    他的话让我想起高雄的一个朋友，五十多岁，是位有名的钢琴老师，一辈子没开过独奏会，却不知把多少学生送进音乐科系、送出台湾，使他们得了奖。

    “哎呀！生在我那个年代，爸爸又不是医生，能在教会里学琴，不但学得不错，还能出来教学生，教出几栋房子，教大一双儿女，已经不简单了。”每次我叫她开独奏会，她都这么说，然后必定加一句，“你以为我爱弹哪？你错了！我二十年前就不愿意弹了。”

    她不愿意弹，其实是“不能”弹，因为她的肩和背老疼，一疼就整夜不能睡。

    “几十年，天天从早到晚，坐在学生旁边，歪着头、伸着手、扭着腰，能不疼吗？”她说。

    听纽约侨声电台的广播，访问密宗黑教大师林云。

    “那么多人围绕着您，求您帮助，您有没有厌倦的时候？您这一生，如果有什么悔恨，那悔恨又是什么？”主持人江汉用他感性的声音问林云。

    “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为人解决问题。有时候上车就睡，下车睡醒了，又打起精神为人解厄。”林云顿了顿，说，“我当然有悔恨，就是悔恨没能把握时间，多学点东西。错过许多机会，到今天，还一个人。又血压高，又糖尿病，心脏又不好。”叹口气，“学生多、朋友多，是累啊！有时候穿着西装，进门，没脱，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看电视新闻。

    小布什刚上台，就把克林顿卸任前的一个法案否决了。

    虽然否决之前，工会的压力很大，但是来自资本家的压力更大。

    “股市已经下跌了，经济已经不振了。”一个工厂的老板说，“如果再那么严格执行保障工人权益的法案，很多厂都办不下去了。”

    电视里映出工人们抬钢板的镜头，旁白则说：“如果照克林顿的法案，这种工厂都得在工人的头顶装轨道，好先把钢板挂在上面，再由这台机器移到那台机器。虽然工人伤到背的机会变小了，但是成本太大，工厂撑不住，工人也可能失业。”

    我常想，这个世界真矛盾——

    那些为人排难解纷、治病疗伤的，很可能自己受的伤更大。

    那些一站十几个小时，为人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很可能寿命却比常人短得多。

    那些以优美的琴音、感人的文字，打动人们心灵的音乐家、文学家，却可能“半生终夜长开眼（失眠）”。

    每个职业都可能造福人群，也可能危害自己，只因为那是职业、那是责任，就不得不接受职业伤害。

    我永远不会忘记十几年前的一件事——

    那时我到黄山写生，住在离排云亭不远的宾馆，在那山巅能盖起现代化的大旅馆，真不容易，何况每天吃的用的全是由挑夫从山下挑上来的。

    “多不简单哪！”看他们挑着旅客的行李、砖块、食物，走在陡峭的山壁之间，我不禁赞叹，“你们真不简单，要是我，早坐骨神经痛，疼得不能走了。”

    每次听我这么说，他们都笑笑，不吭气，继续往前迈着沉沉的步子。

    直到我写生告一段落，坐缆车到山脚，看见他们正坐在一块儿休息，又过去赞美他们的时候，一个挑夫突然抬起头冷冷地说：

    “您别这么说，到您这个年岁，我们也早就坐骨神经出毛病了。好多人不用说挑，连走都不行了，就像他！”

    顺着他的手势看过去，一个中年男人正跪在一小块木板上，向一群新到的旅客喊着：

    “要不要他们帮你们抬行李，带你们爬山？你们爬不动，他们还能背你们，很便宜的！很便宜的！……”

    天可坏·人要好

    “难道你活一百二十岁，

    要在同一家公司一做就是九十年吗？

    就算九十年你都不腻，公司也会倒哇！”

    到加拿大落基山度假，在班夫饭店吃晚餐，旁边桌子坐了两个年轻的日本人，各叫了两只大龙虾，侍者问要不要帮他们剥。

    “不用了！我们要练习。”其中一人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抬头，发现我正在看他们，又对我一笑，“日本龙虾太贵，这里便宜。”

    “听说日本经济状况最近好多了。”我说。

    “没有。”两位男士居然异口同声地答，“我们都失业。”

    看我怔了一下，一个人又笑道：

    “失业真好！所以我们有空出来度假。以前忙死，忙得只有时间赚钱，没时间花钱，现在正好出来花。”

    当年SARS流行，百业萧条，打开报纸，看见好大的标题——《股票跌，张忠谋买新房子》。

    翻开报纸另一版，又有个很妙的标题——

    《董娘管事，董长泡汤》。

    意思是生意不好，董事长不去公司，跑去泡温泉，改由董事长夫人到公司坐镇。

    接着跟朋友谈到这事。

    “对极了，”他在电话那头笑道，“大环境不好，既然无法改变，就当作度假，往正面想，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要我们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人。你知道吗，我最近从祖国大陆回来，不得不居家观察，才发现儿子已经上初三，而且比我高了。”

    接到个出版界朋友跟我邀稿的电话。

    “现在太难做了，书店先跟你猛要书，隔一阵又猛退书，而且租陈列架要钱，贴海报要钱，办活动要钱，参加书展要折扣。”她在那头叹气，“只怕会有一堆出版社和书店得关门，连我都在吃老本。”却又笑了，“也好！我过去几年，一天到晚编书，现在总算有机会看书了。”

    “看谁的书？”我问。

    “看自己编的书啊！”

    “编的时候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那种看，算什么看？不是评估好不好卖，就是校对有没有错字，只有现在才是真看。”

    读《纽约时报》的特刊，说因为医学进步，人的平均寿命很快就会达到一百二十岁。但是也因为这改变，使“退休”有了新的含义。

    “什么是退休？那不再是六十多岁的事，而是一生可以发生许多次的事。”文章说，“一个年轻人，工作几年，赚够了钱，他可以离开工作，旅行进修，充足了电，再找新的工作。”

    文章结尾，问大家：

    “难道你活一百二十岁，要在同一家公司一做就是九十年吗？就算九十年你都不腻，公司也会倒哇！”

    四年前从花店买来一棵紫藤，虽然勤施肥、勤浇灌，它却不开花。

    会不会我买的不是紫藤呢？我终于忍不住，跑去花店抱怨。

    “你有没有施肥？”店员问。

    “施了！施了！”

    “那就对了！”店员一笑，“很多花都是当它营养太多的时候，就拼命长枝子、叶子，等到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才开花，所以你试着一整年不施肥，连水都少浇。”

    我照做，第二年果然开了满树的紫藤花。

    想起母亲生前常说的话：

    “说什么‘有钱没钱，讨个媳妇好过年’，中国人爱在过年结婚，是因为天冷了，庄稼没了，人闲了，又在秋收之后，大家都有钱，红包包得大。说实在话，过年的时候，冰天雪地，是老天最坏的时候。老天愈坏，人愈要好。”

    人生像耕作——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冬天只是收藏吗？如果总收藏，那谷子是会坏的！

    所以冬天是享用的时候。

    人生也像登山——

    当你拉着绳子、敲着钉子、攀着巉岩、喘着大气，终于登上山头的时候，当然应该坐下来，享受一下风景，也看看四周是不是有更可爱的山。

    于是走下这座山，你还能攀上另一座山。

    人生的困顿，常不在谷底，而在山头；老天爷要你在山头休息反省之后，再一次攀上巅峰。

    嘘！请让我静静地走

    我开始怀疑，在将死者的身边诵经、祝祷，会使死者“心安”，还是反而造成“心乱”。

    去年中秋节的第二天，跟朋友约好打球，路上觉得眼前的东西亮亮的，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可能要病。

    果然网球才打不久，肚子就痛，强忍着打了几局，实在受不了，只好请朋友把我送回家。

    冲进屋子，钻进厕所，就崩溃似的泻肚子。起先只是泻，接着吐。吃了止吐药下去，马上又吐出来。试着坐进放热水的浴缸里，还是止不住。

    就这样，持续几个小时，皮肤上的血管全凹陷了下去，眼前白茫茫的，要晕倒。

    已经没办法移动，只好叫了救护车。才十分钟，警察、医生、救护车全到了。里里外外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对讲机的呼叫声。

    我被抬上了担架，转出卧室，进入客厅。太太扶着担架，女儿跟在后面，临出大门，看见九十岁的老母正守在门口。

    她脸上居然没有一丝惊恐，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用很坚毅的语气对我说：

    “你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

    车子呜啦呜啦地开到医院，先抽这个、验那个，再插上管子打点滴。

    家庭医生和邻居都来了，站在床边跟妻子讨论病情。不知为什么，胃里乱，心也乱，觉得周遭一点点声音都使我不安，即使是人们的慰问与小声交谈。

    那一刻，我只想静静地忍着痛苦，面对自己、面对生命。

    记得不久前，看过一部瑞典的电影Sofie，描写住在瑞典的一家犹太人。

    经历了困顿、流离、数十年的苦难，一个病重的犹太老人走进客厅，盯着逝去妻子的画像，再回到自己的卧房。

    孩子到床边，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老人颤抖地示意，请大家出去：

    “我想一个人，因为如果亲人在场，舍不得，我的灵魂不会快乐。”

    大家在门外守着，再进去时，老人已经死了。

    看电影时，我就猜想：犹太人是不是有这种习俗，宁愿一个人面对死亡？他们是不是也像佛教徒一样，认为亲人的哭喊，只会使死者舍不得离开，造成灵魂不安，而无法“平安往生”？

    接着看《爱因斯坦传》，写父亲在意大利病危，爱因斯坦由瑞士赶去。

    父亲只跟他见见面，谈了几句，就一个人关在卧房。等爱因斯坦再进去探视，父亲已经死了。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父亲也用了同样的方法，面对死亡。

    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我有了很深的感触。

    死亡与病痛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能由死者和病者自己去面对。

    若情况尚佳，医生、家人的几句安慰，还能唤起一些生机，使“躺着的人”露出些笑容。

    但是，当有一刻，药石罔效，大限将至，就只有由那重病的人，独自面对死亡。

    死是“大痛”，在那“大痛”时，自己忍痛都办不到了，哪还有心情听别人的言语？

    死是“大限”，在死的另一端，是谁也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就如同被推下悬崖的人，有谁还能回顾？

    我开始怀疑，在将死者的身边诵经、祝祷，会使死者“心安”，还是反而造成“心乱”。最起码，我在重病时，宁愿有个独自安静的环境，让我能面对自己、面对生死。

    当我们总是要病人“静养”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让他“静死”——

    安安静静地死去。

    从那次大病到今天，已经半年了。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常浮起两个画面。

    一个是妻在床边对我说“孩子没害怕，已经睡了”。

    一个是老母站在门边说“你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

    最近在报上看到一篇短文，很感动。

    短文写一位老父病危，大家围在四周哭泣的时候，其中一个儿子突然说：

    “爸爸，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我想，当有一天，我将“永远地离开”，我只想听见家人对我说两句话——

    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好好走吧！家里的一切，请你放心。

    前一句话，肯定了我的存在；后一句话，让我没有牵挂。

    然后，就请安静——

    嘘！不要哭、不要怕！只轻轻地挥手，让我静静地起程，在另一个国度等你们相聚。

    人生何必重新来过

    如果有悔，想想，再来一次，只怕还一样。如果有恨，想想，那恨的人与事，也将随着我们凋零。

    一位从来不碰股票的朋友，第一次“进场”，就赔了钱，真可以用“伤痛欲绝”来形容。

    “本来想赚一笔，没想到，才买，就大崩盘，赶快认赔杀出。”朋友低着头说，“可是才卖，隔两天又涨了。”听声音，他几乎要哭出来，“你知道，我就这么一点钱，一下子赔掉三分之一，气得真想跳楼。”

    “你当时为什么不等两天，看看情况再脱手呢？”我问。

    “就是啊！我就是后悔，骂自己为什么那么急着卖，如果等两天，不但不赔，现在还赚了。”他狠狠地敲自己的膝盖。

    我拍拍他：“如果时光倒流，你完全不知道后来会涨，现在又回到崩盘的时候，我问你，你是不是就不卖了？”

    他想了想，抬起头，盯着我说：“我还是会卖。”

    “为什么？”

    “因为我年岁大了，孩子还小，我不能不为孩子留个老本。”他突然变得很肯定，“我不能冒险！”

    “这就是了！”我说，“时光倒流，你还是一样，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他先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突然笑起来：“是啊！有什么好悔的呢？”

    以前办公室有位女职员，长得很漂亮，但是命很不好。

    “要是当年我爸爸不那么早死……”总听见她对同事说，“我也不会休学，不会那么小就去做事，不会碰上那个浑蛋，不会十九岁就拖个孩子，不会又被甩了，苦成这样。”

    她很聪明，学得快，动作快，又有耐性。几个主管常私下讲：“她要不是高中都没毕业，真可以把她升上来。”

    最近又遇到她跟几位老同事，我就请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

    结账的时候，我把账单抢过来。她在桌子另一头笑道：“连税二十三块，对不对？”

    我吓一跳，说：“你真厉害！”

    “我很聪明的。”她歪着头，“你不是早知道吗？”

    “是啊！”我感慨地说，“你当年要不是父亲死得早，说不定今天当教授了。”

    她没答话。别的同事却接过话：

    “她现在不谈以前了。”

    “对！”她用咬着牙的表情说，“我儿子刚考上布朗士科学高中，你知道吗，有了他，我很满足。”想了想，又加一句，“如果重新来过，也不会有这个儿子，不是吗？”

    看电视《真情指数》节目，主持人蔡康永访问名作家柏杨。

    “我只因为一行字，被关了九年零二十六天。”柏杨回忆过去那段被迫害的日子，沉沉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失去了生命、健康和人格权……”

    “如果把那十年牢放在你面前，你是不是就不写了？”蔡康永问。

    柏杨一笑：“不写不可能，这是命中注定的，个性造成的悲剧。”

    前年暑假，搁下台北忙碌的工作，飞到安克拉治，与由纽约飞去的太太、儿子和女儿碰面，再一起游阿拉斯加。

    不知是否在桃园机场吃坏了，从上飞机就开始胃痛，而且一路痛下去。

    饭后特别厉害，天气愈冷愈糟，仿佛有把尖刀在胃里绞，怎么吃药都不管用。

    夜里，躺下来就更痛了。痛得浑身冒冷汗，湿透了睡衣和床单。但我忍着，不吭气，听一双儿女的鼾声。

    就这样，我躲在厚厚的羽绒服里，陪着一家人，由安克拉治坐汽车、坐火车、坐船，游了一个又一个冰河，去了北美最高的麦金利山，再转往北极圈的费尔班克斯。

    十几天的旅行结束，回纽约看医生，才知道是胆囊炎。

    “早不犯、晚不犯。”我对医生抱怨，“为什么难得一家人旅行的时候犯了？”

    “蛮危险，当时要是破了，就麻烦了。”医生笑，“不过，你不是也玩下来了吗？”

    “玩下来了。”我回家对妻说，“一路痛苦地玩下来，为了补偿这次的遗憾，我改天要重走一次。”

    转眼，两年过去了。常想到那次的“痛苦之旅”，常把当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看。

    每一次“快门”，记忆中似乎都是在疼痛中按下的，摄下了妻子儿女的笑。

    妙的是，我居然没有漏过任何精彩的景色，即使在风雪中游冰河的那天，仍然站在甲板上拍下许多很好的画面。

    我开始自问：我漏掉了什么？有什么遗憾？我只是少吃几餐美食，少睡了几个大觉。其实什么壮阔的风景，我都没错过。

    甚至可以说，因为在痛苦中，那冰河的冷、硬、蓝，变得更悲壮，印象更深刻。

    也因为我忍着剧痛，作了牺牲，使我对家人，更多了一种特殊的爱。

    想起有一次跟朋友打网球，正巧以前的教练经过，我就问他：“你觉得如何？”

    “很烂。”他扮个鬼脸，“很多该接到的都没接到，很多该赢的没赢。”接着对我喊，“但是很精彩！”

    “这是什么意思？”我追问。

    “有些人的球打得好，双方在底线抽来抽去，好，但是不精彩。”他笑道，“你们两个虽然技术不好，却很拼，所以跑来跑去，很精彩。”

    我常回味他的那句话——

    打一场很烂，却很精彩的球。

    我也常回味那次的阿拉斯加之行，觉得那就是一次很烂却很精彩的旅游。

    人生就像这么一场球、一次旅行。

    我们可以遭遇很坏、命很苦、表现很差，该赢的都没赢。

    但是，在那苦难中，我们也坚持到底，度过几十年的岁月。看着大时代的变迁，看着恋人的来去、子女的成长、世事的繁荣与萧条。

    无论甜或苦，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有悔，想想，再来一次，只怕还一样。如果有恨，想想，那恨的人与事，也将随着我们凋零。

    我们确实可能打了一场很烂的人生球。

    幸亏它很精彩。

    回忆中一点也不比别人逊色。

    而既有的已经有了，既失的已经失了。在我们阴错阳差中诞生的下一代，已经成行成荫了。

    人生啊，就是如此，已经完满！

    何必重新来过？

    只恨不在同一个世界

    古往今来，在情海中、人海中，

    许多分离都是如此无奈。

    不怪情，也不怨人，

    只恨——他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

    接到一个女孩子的信，问我有没有看过美国电影《律政俏佳人》（Legally？Blonde），说她就像电影里的女主角，被上台大的男朋友甩了。现在她正昏天黑地地K书，非考进台大不可，而且要进她男朋友那个系，在系里跟他拼，然后在那男生回心转意的时候，把“他”甩掉，报一箭之仇。

    才看完信，就跟个从美国回来的女学生吃饭，闲聊中提起那部电影。

    “我也看过啊！”女学生一笑，“宿舍的同学一起去看的，讲一个女生被男朋友甩，再甩她男朋友的故事。”

    “于是那女生报了一箭之仇？”我问。

    女学生一怔，笑笑：“怎么说报仇呢？起先男生去东岸念哈佛，女生在西岸，一东一西，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当然会吹。”

    “后来女生不是也上哈佛了吗？男生不是也回头了吗？”我又问。

    “男生是回头了，可是他不如女生，比女生差多了，女生还没毕业就出庭当律师，那男生却还像个小朋友，他们当然会吹，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儿子初中时，念附近的天主教学校，交了一票朋友，一下课就来家找。

    可是上高中，我们经过一番挣扎，送他进了远在曼哈顿的史蒂文森高中，每天单单上、下学搭车就花掉三个钟头。渐渐地，附近的朋友不来找他，他也不再去找那群当年的死党。

    “你平常是因为没空，为什么放假也不去找老同学玩玩呢？”我问他。

    “他们太不成熟了。”儿子撇撇嘴，“有一天我说去新泽西州的大冒险乐园，他们居然把眼睛瞪得好大，说‘什么？那多远哪！’你说好笑不好笑？”叹口气，“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少年时去爬山，也遇过这样的情况——

    一群爱登山的朋友，由台北近郊的大屯山、观音山和乌来内山开始登，愈爬愈高，终于上了合欢山、大雪山和玉山。

    队伍里起初有一对情侣，总是相互照顾，可是当大家愈爬愈高，他们却吹了。

    原因是每次攻顶，只要过了一定的高度，那男生就脸色惨白，好几次被紧急抬下山。可是只要下到一定的高度，他又立刻“返魂”，生龙活虎起来。

    反倒是那女生一点没有“高山症”，起先她都陪男生留下来，目送大家继续爬，后来男生劝她也去，反正没多久就下来了，她才勉强同意。

    到高山是不能多想事的，一方面因为危险，不能分心；一方面因为缺氧，脑袋不灵光。那女生一上山，就好像把男生全忘了。

    有一天，从山头下来，一群人满身泥泞汗水地走进休息站，发现等在下面的男生正跟另一个女生喝咖啡。

    从那天起，没再看见男生，倒是女生继续爬，而且又交了个可以相互扶持的“山友男朋友”。

    “没办法！”女生说，“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更妙的是我父亲的邻居——

    大家都是台北六张犁山上的“阴宅居民”。据管墓园的老张说，就在我父亲坟头上面一排，有两个相邻的墓，起先总有个少妇来哭她早死的丈夫，也有个男人来凭吊他逝去的妻子。

    渐渐地，两个人聊起来，一起下山，甚至一起上山。

    又过一阵子，两个人都不见了，原来结了婚。

    “这有什么办法！这是好事啊！”老张指着那两个坟，咧着没牙嘴用他的胶东腔喊着，“他妈×！谁让你们早死呢？一个阴一个阳，不在同一个世界了嘛！”

    参加旅行团到挪威和瑞典去，起先团员彼此都陌生，只跟自己人在一起，渐渐形成小圈子，又渐渐打成一片，一起唱歌、一起逗笑、一起跳方块舞，我的女儿拉小提琴，我秀我的写生，南非的一对夫妻唱他们的国歌，尤其到三个星期行程要结束的那几天，大家更是依依不舍。

    “最后的晚餐，”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太太跑来搂着我和妻的肩，感慨地说，“我真不懂，大家这么好，为什么每个旅行团结束之后，却都一下子，全不见了，而且失去联络，这是怎么回事？我真不懂！我真不懂！”她不断地摇头，眼睛里闪着泪光。

    问题是，旅行团结束了，虽然交换了地址，我却没收到她的信，几度想提笔写个卡片给她，也终于没那么做。

    是啊！为什么旅行团里交的那么好的朋友，一朝分散就多半失去联系？不是说好，大家还要再一起去旅行吗？不是有人讲要写旅行心得寄给彼此吗？不是有人要把照片从网上送给每个人吗？

    言犹在耳，为什么全说话不算话？

    或许因为旅行太快乐了吧！把俗世的一切全抛在脑后，大家尽情地放松、尽兴地游玩，好像在天堂一般。

    只是旅行结束，也就是坠入凡尘的时刻，大家重新面对的是沉重的工作、烦琐的家务和纷乱的人情。于是仿佛饮了忘川之水，忘却了天上的一切。

    就像那攀在巅峰的女生，面对的是危险的巉岩和稀薄的氧气，她怎么能够去思索她在山腰喝咖啡的男朋友？

    就像那扫墓的“未亡人”和“杖期夫”，冰冷的墓碑，禁得起多少单边的倾诉？

    古往今来，在情海中、人海中，许多分离都是如此无奈。不怪情，也不怨人，只恨——

    他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

    生命的上升与下落

    “你是我的女儿，

    但是我竟然没有回信给你，

    实在感到深深的愧疚。

    收到这封信之后，请给我回信。”

    到贵州深山的一所希望小学去，学生们排成两列，摇着小红旗子；穿着苗族服饰的家长，唱着迎客歌，送上一杯又一杯小米酒。村长、校长、老师一一致辞，然后大家在教室前合影。

    从头到尾，都有个漂亮的六七岁的娃娃，站在我身边。起初以为是学校特别安排的，后来才发现并没有大人指点，她就亦步亦趋地跟着；直到我上车，都站在人群前面，目送我离开。

    “那个小娃娃好漂亮，很奇怪，她一直跟着我。”我一边回头对她挥手，一边对同行的朋友笑道，“说不定如果我叫她跟我回纽约，她也会跳上车呢！”

    “当然！”朋友居然斩钉截铁地说。

    “当然？”我一怔，看他，“她怎么可能离得开娘？”

    “当然离得开！”朋友笑笑，“在贫苦的地方，每个孩子都要争出头，希望走出去。所以盯着你、跟着你，是她的本能。”接着，她数了一串当今在祖国大陆响当当的名字，“他们哪个不是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现在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当年连裤子都没得穿？谁叫他们有本事啊！会钻哪！所以能出头……”

    她的话让我想起旧金山的一个朋友，十几年前，一家三口挤在一个车库里住，夏天热得能煎蛋，冬天冷得能做冰块。那丈夫在祖国大陆据说是个石匠，跳船到美国还做粗工；那妻子则又粗又细，她尤其好打听、能跟风，附近中国太太买什么花，她也去买，没地方种，就放在车库前。看见白人屋主吃什么，她也照买，不会吃，吃得直吐，她还硬吃。虽然两口子非法打工没赚几文，但是孩子穿得比有钱人还体面，限量生产的名牌运动鞋，她儿子先穿；大家都买不到的“卷心菜娃娃”，她儿子先有。

    华人圈的朋友常说她爱虚荣。问题是，她也能拼命，她一家一家做管家，一家一家送饺子外卖，没几年美国大赦非法移民，他们就出头了。先搬进独门独院的房子，孩子又进入常春藤名校，他们家吃的用的，样样领先，据说还教四周华人太太吃鱼子酱呢！

    二○○三年年初，预言家预言，美国六年内将出现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在台湾地区听到这个新闻，朋友都笑：“太过火了！”

    可是我相信，美国人心里有数，那“黑人”指的是国家安全顾问赖斯。

    据说赖斯的外祖母是“白人主子”和“黑女奴”生的，所以她有八分之一的白人血统。

    在美国，就算你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都可能被认为是“黑人”，所以黑黑的赖斯，十岁那年跟着父母去华盛顿游玩时，竟因为是黑人，而不能进白宫参观。

    在白人学校里，赖斯也受尽歧视，虽然拿全A，学校还说她不是念书的料。但是赖斯证明了她自己——不但赢得丹佛青少年钢琴大赛冠军，而且高三直接念大学课程，二十六岁就拿到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更在一九九九年被礼聘进入白宫，成为布什最倚重的官员。

    而今甚至有人猜测，她将成为白宫的主人。

    赖斯的故事，让我想起最近美国一本畅销书——《佩罗的秘密》（Pearl’s？Secret）。

    黑人记者尼尔·亨利（Neil Henry）有一天跟母亲聊天，母亲说她的外曾祖母和一个白人相恋，生下她的外祖母佩罗。但是不久之后，这对黑白恋人就分手了。佩罗后来过得很苦，写信给她的白人父亲，却石沉大海，直到两年之后，才收到父亲的回信。信上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佩罗：

    在整理保险箱文件时，见到你和你女儿的照片，以及你在一八九九年五月三号写给我的信，你是我的女儿，但是我竟然没有回信给你，实在感到深深的愧疚。

    收到这封信之后，请给我回信。

    父亲亚瑟·约翰·贝蒙特

    佩罗收到信，正兴奋，却接到一个朋友寄给她的讣闻——老人已经死了。

    距离那封信上的日期不过五天。

    《佩罗的秘密》里，作者一路寻访到她早已家道中落的白人亲戚，有人热情，有人冷漠，还有人曾经是攻击黑人的三K党成员。但是比较起来，佩罗的后代虽然在白人社会受尽屈辱，却一一得到高学位，成为名记者、名作家。

    合上书，眼前浮起一个病危老人颤抖着双手，阅读他黑人女儿来信的画面。

    那信在保险柜里躺了两年，他是真忘了，还是故意不去理睬、不敢理睬？

    我也想当他提笔写那封忏悔信时的心境，那悔可能藏在他心中几十年，终于在死前五天，说了出来。

    但是在这时间的长河里，得意与失意，荣华与萧条又有多大分别呢？沉在水底的总会往上挣扎，于是后来居上，崭露头角；原本显赫一时的，又可能散尽家财，成为昔日王谢，沉在时代长河的底层。

    中国人常说“不富三代，不懂吃穿”，意思是暴发没有用，那高级品位总得一点一点学，学上三代，才能真懂。只是中国人不也说“富不过三代”吗？在这三代之间，低品位的成了高品位，高品位的又可能成为贫民。

    世事浮沉、沧海桑田，大概就是如此吧！

    想起一则笑话——

    一个大老板看见工友在拖地，就过去说：“好好干！想当年我也当过工友。”

    那工友笑笑：“您也好好干！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也想起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句子——

    人的伟大，在于其为桥梁而非目的；人的可爱，在于其为不断地上升与下落。

    在生之流中泅泳的人们，没有尊卑，只有浮沉；没有永恒，只有轮回。

    富不过三代，也穷不过三代；主人可以成为仆人，仆人也能成为主人。生生世世，我们只是不断地上升与下落。

    生之流里的挣扎

    “他一辈子做硬汉，

    ‘二战’诺曼底，他当班长，跑在最前面，

    没被打死……

    现在不能走，他不信，非来不可……”

    和朋友一起观赏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电视转播。

    高龄三十一岁，已经将近两年未得冠军的桑普拉斯，居然大发神威，以三比二击败阿加西，拿到他生平第十四座“大满贯赛”的金杯，也成为一九七○年以来最老的冠军球王。

    “原来以为他不行了，没想到还能称王。”球赛结束，朋友站起身说，但接着又叹口气，“真可喜，也真可悲，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落幕的感伤。”

    “为什么？”

    “因为这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个冠军，他还能得吗？”

    “在这之前，大家不也说他过气了吗？”我说，“他还不是得了？看看，他今天打得多好！”

    “好！问题是老了，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九月十一日，世贸中心的废墟上正举行追悼仪式，不知是不是老天也感到悲哀，纽约地区居然刮起了飓风。

    院子里飞沙走石，风定之后，到园中检视，真可以用“劫后”来形容——向日葵折断了，盆栽的香蕉翻倒了，玉兰花的叶梢全变得又黑又黄，曼陀罗只剩下秃秃的枝子，更不用说原本就已经半死的黄瓜藤了。

    也就趁这个机会，为院子来个大清理。没想到正抓住黄瓜藤往外扯，岳父却从屋子里跑出来喊：

    “还有黄瓜呢！”

    我笑笑，举起手上刚摘下的细细小小的一条黄瓜：“我已经摘了。”

    “还有花呢！”他又喊。

    “有花又如何？已经中秋了，那花还能结果吗？”

    想起多年前一次奥斯卡颁奖典礼，一位老牌影帝和一位老牌影后在台上彼此调侃——

    “怎么样，典礼结束后有空吗？”老影帝问。

    “可以啊！你还要请我吃消夜吗？”

    “当然！”

    “然后呢？请我去喝一杯吗？”

    “当然！”

    “然后呢？请我去大饭店？”

    “当然！”

    “然后呢？我们进了房间。”老影后对老影帝笑笑，“然后怎么样？我们还能怎么样？”

    台下响起一阵笑声。在笑声里，两个老家伙颤颤悠悠地鞠躬，拉着手，勉强挺直了腰，走向后台。

    参加北欧旅行团。

    大概因为属于“行程缓慢”的那种团，放眼望去，三十七个团员多半是已退休的老人。

    第一天用餐，一个老先生，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费力地伸直了去拿盘子，我就帮忙，递给他，又让他走在前面，为他夹菜。

    奇怪的是，他有太太，那太太只管自己，不管他。

    连走路参观时也如此，只见老先生拖着特大而沉重的身躯，一脚轻、一脚重，勉强地跟在队伍后面，却不见老太太。再转头，才发现老太太早走在最前方。

    直到有一天，与他们同桌吃饭，才知道那是老先生坚持的。

    “他一辈子做硬汉，‘二战’诺曼底，他当班长，跑在最前面，没被打死；回家乡他开五金行，每天一个人搬货，没被压死；现在不能走，他不信，非来不可，而且说好了不准我扶。”那太太笑嘻嘻地说，就见老先生在旁直点头。

    瑞典的旅程结束，到丹麦；丹麦的“石砖路面”也没整垮老先生，终于到了挪威。

    一群人早上参观奥斯陆著名的维格兰雕塑公园（Gustav Vigeland Sculpture Park）。导游问老先生，有好长一段路要走，行不行？要不要安排轮椅？

    老先生摇摇头。于是又听见他那一只脚刮着地面，一只脚沉沉踏步的足音，响在人群的后面。偶尔声音停了，回头，则看见他正歪着身子喘气。

    当天就听说他摔倒了，午餐时看他拿盘子实在太辛苦，我又帮了他一下。

    晚餐，我是带着妻女在外面吃的，回旅馆发现大厅里坐了一圈人，围着中间轮椅上的老先生。

    “他不能继续了。”有人对我说，“膝盖裂了，内出血。”

    我和妻过去安慰他，十三岁的女儿也去拉着他的手。

    “可惜不能听你演奏了。”老先生笑着对小丫头说。

    “你不会错过的。”我说，接着叫女儿回房间拿来小提琴，为他奏了一曲Bruch Violin Concerto No.1的第一乐章。

    琴音在大厅里飘荡，突然，这坚毅的老人掩住面，泪水从他的指间流下。

    看教育台播出介绍鲑鱼的影片。

    小鲑鱼进入大海，要经过许多年才会成熟。

    然后有一天，它的喉咙开始变窄，胃开始缩小，它不再能大量进食，上天开始对它下达命令：“你要洄游到你出生的地方。”

    于是它开始了漫长的旅程，逆着溪流而上。

    那溪水是湍急的，尤其是冰雪解冻的夏天，有些地方简直就是瀑布，却见那些鲑鱼，拼命似的往上蹿。

    它们确实是拼命的。即使见到棕熊正站在水中猎食，见到同伴的尸体正被老鹰撕裂，尸块顺流而下，它们仍然前仆后继地向上冲。

    然后，它们终于到达溪流的尽头，开始交配、产卵。

    然后，死亡。

    画面中，可以看见那些濒死的鲑鱼，浑身伤痕，鳍已破裂，有些巨大的伤口，清楚地见到里面浅橙色的肉。难以想象，它们是怎么经历千百英里的逆流和长达两个月的旅程。

    它们多像历劫归来的老兵，拄着拐杖、绷着纱布、残了身躯。

    这些完成责任的鲑鱼，有的早死了，有些依然在溪里挣扎着游来游去。

    不知为什么，这画面总留在我心底。总让我想起那个叫山姆的老人、他的脚步声，以及他的泪。

    我觉得那鲑鱼的影片如果能在产卵时就结束，会让我舒服得多。

    我觉得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像是那么一条在生之流里挣扎的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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