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这不是黄河的真实面貌。据一位老大爷介绍，黄河变成现在的清水细流，是由于长期干旱，水枯无雨，澄清了。不要很久，雨季来临，洪峰一到，它就怒涛滚滚，波浪翻天，它咆哮怪叫，声闻数十里。黑峪口就是它的受害者。三十多年来，黑峪口千亩河滩被淹没，千亩山林被刮走。河滩地上的谷子、糜子、枣子、蔬菜，顺水而下。河滩上一切都没有了。连一棵枣树、一根野草也没有留下，都已经被黄河激流侵占。不仅如此，那条长长的街道，街道两旁的商店、仓库、居民的房屋、畜圈，也被巨浪冲倒，顺水漂流，彻底毁灭。人被挤到石头山上，住进了石头砌起的窑洞。现在，能够使人回忆起这座繁华集镇的，只有原供销社后小院的库房，以及这小房背后的一株杨树，它高高地伫立在黄河崖畔，连个伙伴也没有，孤独地凝视着这条伟大的河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黑峪口由沧海桑田而桑田沧海，以致面目全非，不禁令人百感交集。由于下游军渡公路桥和上游天桥公路桥的通车，黑峪口要恢复原来的繁荣盛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是不可能了。但是作为当地的一个商业、农副业的集镇，繁荣经济还是可能的。解放以来，党和政府积极领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同时调粮拨款，支援群众发展农副业生产，搞多种经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条件太差了。村前流黄河，村后大石坡，要想种块地，得爬五里坡。人常说，立着房、躺着地。在黑峪口这地方，那些零星小块地，不是躺着、卧着，而是在山坡上挂着、立着。土薄石厚，水土流失严重。亩产多者百十斤，上二百斤的很少，少者几十斤，十几斤；遇上赖天气，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到目前为止，全村二百八十三户、七百四十六口人，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土地扩大到两千亩，大多数是狼不吃的山坡地。群众常常难以为炊，只得吃返销粮，谈不到向国家做贡献。怪不得群众常常唉声叹气：这算是什么摊场！
这还不够苦。果真是祸不单行，又来了十年内乱。七斗、八斗社队领导干部，砸烂了副业摊子，收回了社员的自留地，取消了家庭副业，冲散了集市贸易。集中劳力上大石山上修“人造平原”。地头上虽然插着红旗旗，产量却越来越低。硬要变小队核算为大队核算，这是名副其实的穷过渡。然而，要过渡到哪里去？是穷过渡，还是过渡穷。请看这个数字：口粮不够已经三十年，不用说了。分红怎么样？没多有少，多少得分几元吧。哈，你倒想得美！一九七六年，分红真是气死人，每个劳动日倒贴三分钱，谁劳动得多，谁赔得多。黑峪口是家家吃返销粮，户户领救济款。到一九七九年初，初步改革管理体制，实行责任制为止，总计欠国家贷款两万五千元，领国家救济款七万元，吃返销粮一百二十万斤。二十多户迁居他乡，六十多个强壮劳动力外流谋生，工人、干部家属住在城镇不归，还有少数讨吃要饭的。留在村里的人惶惶不可终日，这生活该怎么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黑峪口群众，张开口袋领取返销粮，伸出带茧的老手接受救济款的时候，那五脏六腑齐翻动、酸甜苦辣不知啥滋味。面对着滔滔的黄河流水，不禁纳闷，何年何月才能过渡到天堂呢？
有盼头！有希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回答了黑峪口群众的疑问。从此。黑峪口这个穷地方渐渐有了生气。县委书记、老干部白普同志亲自到黑峪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搞联产到组，并恢复了生产队的核算制度。年终结算，四个生产队中的一个生产队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信心提高了，真的有盼头了。一九八〇年春，为了进一步完善责任制，把联产到组改变为包产到户。年终结算，全大队四个生产队全部摘掉了吃返销粮、领救济款的帽子。隔一天一集的集市贸易也恢复了。
黑峪口两年复苏，大大提高了群众的信心。一九八一年初，将包产到户又改为大包干责任制。群众的干劲快要冲塌天啦！外迁户和外流劳动力纷纷回村。给黑峪口的后生介绍对象的媒人也进村啦。过去是大喇叭哇哇叫，催人上地，你到他不到，七股八岔，撵不到地里。到了地里，做样子干上一会儿，老汉们坐到地畔上抽小兰花，后生们到土窑里打扑克，气得“叫明鸡”没办法（群众称生产队队长为叫明鸡）。如今，在大喇叭上唱唱山西梆子还差不多，如果还要在大喇叭上叫人出勤上地，那就是六个指头挠痒痒——多了一道道。比方说吧，一九八〇年，任寨大老汉，干脆在地边崖畔挖了一孔土窑洞，住在那里，生产队长在村里呼叫他能听得见吗？不要小看这老汉，脑瓜还是挺精明的。他全家三口人，主动提出包四十亩边远赖地。这些地定的产量低，只要肥料上去，工上去，比好地增产的幅度大得多。这本账他比黑峪口的大能人任怀亮算得还清楚。他买了一头牛。投入一千五百斤化肥。结果粮食超产一千二百斤，如果把产量外的一百七十斤油料、四百斤葵花、枣子，以及家庭副业收入合计起来，是一千零七十七元，人均三百五十九元。
再看看那个能人任怀亮吧。他是第一队的队长，全家四口人。尽管他能不够，在过去，和其他社员一样，也是吃返销粮，花救济款。他感激党和政府，却不能心安理得，有劲使不上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八〇年他包了十八亩地，种了一亩二分花生，一亩五分葵花，其余土地种粮食。他开家庭会分工：他自己种地，老婆送饭，捎带剜草寻菜。儿媳妇在家做饭搞家务，喂两口猪，五只羊。儿子外出干木工活。去年三伏天无雨，粮食产量还达到四千斤，超产七百斤，还有花生、葵花、菜籽、红枣、猪呀、羊呀，加上木工收入，总计收入一千七百五十元，人均四百三十元，他高兴得合不住嘴。
在黑峪口数人物头，不提懒断筋任好清，那就是有眼不识泰山。他的懒劲是颇有道行的。外出是东游西串，回家是土炕挺尸，宁饿肚，也不劳动。经常等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讨饭回来给他吃。一九八〇年实行包产到户，这就动了他的心，主动要求包地，谁知他是真懒假懒，一年大变样，收的粮食一年吃不完，再也不让他老母亲外出讨吃，过得像个人家了。他还挤时间做点小买卖，他说：“咱有吃有穿，也有零花钱了。”
还有那个工人家属杨桂珍，她是三个娃娃的母亲，每年要交队里八十元才能领到口粮。一九八〇年她包了四亩地。不会种地怎么办？她过河西走娘家，请他父亲来帮忙，还把一头牛弄到大渡船上牵到黑峪口。他请老父亲手把手地教她耕地、下籽。年终结算，收包地粮食八百斤，自留地粮食二百斤，还有一千斤山药、瓜啦、菜啦，一个钱不掏，解决了口粮问题。家里摆着缝纫机，蹬起来扎扎响。她说话嗓门大，侃侃而谈，一面说话，一面纳鞋帮，时不空过吆。我问她今年过河走娘家没有？她说：“现在地里忙，没空走娘家，等我那人回来再去。”看来这一对真热乎哩！
还可以举例，任三迎等十五户社员经工商部门批准，逢集设摊卖饭，每户预计可收入两千元；任王池等五户社员买了驴和平车，搞运输；赵由作等四户做木工；程子玉等八人开炉打铁；王双有父子四人和另一户社员合伙摆渡搞河运。
生动的事例多得很，不必赘述了。由于干劲大，今年春耕和夏锄比往年提前了一个节令。上地一窝蜂的时候，一亩地种成八分，现在一亩地能种成一亩一，一亩二。过去捉苗是七缺八不补，现在出到十成还要间作，高秆间低秆，粮田套油料，地边地埂种瓜种菜种葵花，恨不得从地里一下榨出油来。心狠得很哪！
举这么多的例子干什么？因为有人不了解黑峪口的情况。说这么详细干什么？因为有人对黑峪口实行大包干将信将疑。从农业增产的幅度大小来看，从对国家贡献的多少来看，从群众生活提高的程度来看，原来的某些先进单位，将转化为后进，而某些后进者将逐渐转化为先进，这个征候已经开始显露。黑峪口由于黄河造成的天灾，“左”的错误造成的人祸，长期处于后进状态，现在，他们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开始走进先进行列，令人高兴。那些稀汤寡水的大锅饭是禁不住考验的。
一九八一年的大包干，以及各项政策的落实，黑峪口在手工业、商业、家庭副业等方面将有新发展，增产增收，毫无疑问，在农业方面，也必将有所前进。可是，黄河的浊流仍然不得澄清，泥沙俱下的状况依然得不到控制。现在的黑峪口已搬迁到山坡上，坐落在磐石之上，一时间，黄河奈何它不得。但是，水滴石穿，黄河的浪涛是无情无义的。黑峪口从惨祸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是极为可贵的。农业的增产应当限制在提高单产之上，不要掏挖小块山坡地，小块山沟地。“掏个坡坡，吃个窝窝”的做法，是杀鸡取蛋，而不是百年大计。沿黄河的耕地，应该在统一的领导下，将一部分休耕还林，或种草发展牧业，以控制水土流失，沿河各地都一齐动手，黄河水清是指日可待的。道理人人明白，可是总难做到，不知毛病出在哪里？
我们的访问时间不短，太阳早已落山。淡淡的浮云飘过，勾月时隐时现。黄河依然清如明镜，依然是那样的温顺，好像与世无争。到明天，一场暴雨过后，大河小河的流水夹着泥沙注入黄河，那时，它就发出怒吼。唉，黄河，不要着急，总有那么一天，你流过的地方，青山绿水，风平浪静，会为人民造福的。
在暮色苍茫中，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黑峪口，离开了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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