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延安的时候，由政治部宣传科长余平若同志领队。我是支部书记，马烽是副书记，孙谦是分队长。从方山县城出发，经临县从克虎寨渡口过黄河到达延安。到延安以后，由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干部处分配，区党委的介绍信上写得清楚，我们到延安是学习文艺，学习结业以后仍回晋西北根据地工作。所以，干部处在分配学习单位时，除少数人到抗大、工农学校等单位外，大部分介绍到桥儿沟鲁艺，其中有马烽、西戎、孙谦、胡正、苗波、华纯、杨戈、牛文和我，当时的鲁艺对于从敌后来延安学习文艺的干部，是敞开大门的，即使水平不高，也准予入学，其用意是为敌后根据地多培养一些文艺工作干部。至于我们到鲁艺学习，也并非我们有什么文艺上的才华，个人有什么强烈的要求，而是工作的需要，服从组织安排罢了。但是，我们能够来延安，总是感到很幸运，在抗日战争那样紧张的年代，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那真是太难得了。所以，绝大多数同志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学习很勤奋，认真听课，认真读书。据我所知，在学习期间，马烽、西戎、孙谦、胡正都开始写作，在创作上跃跃欲试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我有幸很快地听了张庚同志和水华同志的传达。学校领导还把这个讲话列为课程进行讲解。学员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于“工农兵文艺方向”“和工农兵相结合”理解得虽然不深刻，记得却很清楚。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向，又学习了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知识，这对于我们这一批普通的文艺战士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提高，我们是怀着非常充实、非常满意的心情离开了延安，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回到晋西北根据地的。
晋西北是山西最穷苦的地区之一，生产方式很原始，岢岚山中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地步，群众生活很苦，有的地方，七八十来岁的女孩没有裤子穿，文化教育更落后，十村八村才有一座规模很小的小学。对于广大农民群众来说，报纸、刊物、书籍，则不知为何物，是一块真正的文化处女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一二〇师、决死四纵队、工卫旅等革命武装来到这里，才为此地带来一些文化，特别是在晋西事变以后，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全区性的政权，文化教育工作才受到重视。文化教育是百年大计，三年两年是难以奏效的。由于这个山区生活困难，外地的大文化人不来这里，党和政府虽然很重视文化工作，成效并不显著，和其他根据地比较起来，则是明显的落后。无奈只好自己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自己看花自己栽”，区党委送我们去延安学习，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想法。我们从延安回来以后，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和我，被分配到文联，当时的领导人张稼夫同志、亚马同志和以后到达晋西北的周文同志对于文化工作不仅是一般的重视，而且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据我的记忆，晋西北文联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在兴县城建立的，在成立文联的会议上，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讲了话，正在晋西北访问的萧三同志致了祝词，亚马当选为文联主任，卢梦当选为副主任。成立文联时的照片，现在还悬挂在兴县蔡家崖纪念馆内，这大概是晋西北文化活动的第一张照片了。文联成立以后，文艺工作的领导得到了加强，并且出版一份文艺刊物《西北文艺》，据说是卢梦同志主编的。区党委出版的四开铅印报叫作《抗战日报》，这张报纸办了个副刊，经常刊登一些文艺作品，大多是诗歌和文艺通讯，小说不多。这个副刊的负责人是樊希骞同志，他以“行者”的笔名发表过一些小品文，颇受读者欢迎。
我们到达晋西北文联的所在地——西坪村的时间，是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亚马同志接待了我们。他受张稼夫同志的指示，立即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的重点是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和工农兵相结合。我们在西坪住了不到五天，就开始分配，有的下厂，大部分下乡。我们下基层是由抗联分配下去的。当时，晋西北有个抗日救国联合会，其中包括工、农、青、妇，还有个文，文就是文联，是抗联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次下去有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要担负实际的工作任务，要有个具体的工作职务。马烽留在工会，胡正和胡海去了静乐县，辛景月去了苛岚县，方山去了偏关县，西戎和孙谦到了保德县，大胡子高鲁、李芸生和我到了河曲县。“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我到了山西最穷苦地区的最穷苦县之一的河曲县，背着背包走的可带劲呢。到了河曲县，大胡子高鲁留在县抗联，李芸生分配到县文化馆，我被分配到巡镇三区农会当干事。当时，三区的区委书记是安平生同志，他是陕西人，延安马列学院的毕业生，很有点实际工作经验，他曾给我很大帮助。我到达巡镇时，正值春节，由于日寇的不断“扫荡”，河西国民党军队的捣乱，那春节自然是笼罩着战争的气氛，草草而过。过了春节就下乡。我参加安平生同志领导的一个小组先上山到鹿固村，过了元宵节，我和区抗联的几位同志下到黄河滩的曲峪村，一直住到年底回文联，我的第一篇小说《租佃之间》，就是在曲峪村写的。四月从河曲发出，到八月才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这时。我写的第二篇小说《谈判》和散文《河曲风光》已经在《抗战日报》发表了。这几篇作品得到发表，给了我很大鼓舞，使得我的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成绩虽然微不足道，文艺工作却成了我的终身职业。
我在曲峪村工作时，区委给我的三大任务是：民兵，减租，生产。中心工作是减租减息。这项工作对于我是颇感困难的。我在部队工作了三年，在延安两年，对于地方工作，特别是对于减租减息完全不懂。此外，还有一个大困难，那就是语言上的困难，我是山东人，本地的方言土语很多听不懂，我用心听，仔细揣摩，不断向群众请教，才逐渐地入了门。我的本子上记了很多群众的语汇和民歌，我也写日记。这对我以后的写作很有帮助。
在这一年中，我和文联的联系全部是通信，每月写一封汇报信，汇报我的思想情况和农村工作情况。我的主要收获是结识了一些农民朋友，而不是那几篇习作。这一年，我从报纸上也看到我的伙伴们的新作，内容都很新鲜，很扎实，对我的鼓舞很大。我还向他们写信表示祝贺。到十二月，我们统统被调回文联参加整风学习，卢梦是我们的队长。大家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联系实际，大谈下乡下厂的收获，交流经验，讨论得非常热烈，内容很实际，很生动，很丰富。小组会开得很活泼。就在这总结深入基层经验的过程中，成批的作品涌现出来。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个艺术部门都有成批的新作。而且全部是新人新作，其中一批作品达到了相当高的质量。“七七七”文艺奖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设立的。评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张稼夫同志。评选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戏剧、音乐、美术等各个文艺部门，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在文学方面，小说、剧本、散文、诗歌、儿童文学都有受奖的作品，可称之为当时边区的代表作。后来，有些作品还被编入“人民文艺丛书”，这对边区的文艺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边区人民终于看到自己亲手栽的花，那心情确实很激动。
一九四四年秋，马烽、西戎和我先后调到《晋绥大众报》社工作。这是一张通俗的以农民为对象的报纸，五天一期，四开铅印。开始是王修同志负责，以后是樊希骞同志负责，再后是马烽同志负责。编辑这张报纸，在内容上不仅要切合群众的需要，在形式上，主要是在语言上也要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识字的看得懂，不识字的听得懂。为此，我们几个人在学习群众语言上下了一番工夫。下这番功夫的结果，不仅大致上适应了报纸的需要，对我们的创作也大有好处。甚至可以说，这点老本直到今天还起作用呢。
日本投降以后，边区创办了一份综合性刊物《人民时代》，是由穆欣同志主编的，其中有文艺栏目，每期都发表文艺作品，邵挺军同志和我合写一个中篇小说《苦海求生记》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晋绥日报》的副刊也增加了文艺作品篇幅，这个副刊开始由张惊秋编辑，以后由胡正编辑。这一时期，我在编报之余，又发表了一些反映减租的小说，如《红契》《老婆嘴退租》《土地和它的主人》，还有秧歌剧本《财主请客》。其他同志又有新作，思想和艺术都有所提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马烽、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是一部深受群众欢迎的长篇小说。边区的文艺创作更扎实了。
一九四六年中央下达“五四指示”不久，我就被抽调到晋绥分局组织的调查组，到临县第八堡一带搞土地调查，实际上是为土地改革做准备。年底正式开始搞土地改革运动，我被分配在临县土改工作团。从安业村到大峪沟村，又到车赶村，连续搞了三期土改，直到一九四八年的五月底土改胜利结束，我才回到《晋绥大众报》社，继续搞编辑工作。这两年，尽管有很多感受，素材也很多，由于工作十分紧张，除了写一些工作报告、通讯、工作研究之类的文章，在报纸和内部刊物上发表之外，没有搞创作。土改结束以后，回到报社写的《第一次收获》《卖鸡》等几篇小说，对于在土改中经历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只不过是挂一漏万之作，大量的珍贵的素材丢掉了。大约在一九四八年底，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集，书名就是《第一次收获》。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边区的绝大部分文艺工作者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了农村。晋绥分局的这一措施，对于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起了极好的作用，创作干部进一步和工农兵相结合，使得创作干部受到了锻炼。土改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消灭封建制度的伟大运动，比起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受到的锻炼更深刻，更严峻，所以，在土改结束以后，又出现了一批质量较好的作品，一支小小的创作队伍逐渐成长起来。果实虽不累累，但是，在那块文艺处女地上终于开放出一簇野花，这簇野花虽不那么鲜艳，却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功劳应当首先归于党和毛主席，归于毛主席的《讲话》。
土地改革运动在文艺创作上尚未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晋绥边区的部队和干部便开始南下。一九四九年初，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被调走，文艺工作干部，除了卢梦和我留在晋西北，其余全部调走了。有的去大西北，大部分到了大西南，马烽到了北平，孙谦到了东北，西戎、胡正到了四川，从此天各一方。晋绥边区一级的领导机构撤销了，成立了新的领导机关——晋西北中心地委，受新成立的山西省委领导。卢梦任地委宣传部长，我任副部长。到了六月，喜讯传到地委，要卢梦和我参加以柯仲平同志为团长的西北代表团，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在这次盛会上，我又见到了老战友，还见了延安的老师们，见到我们非常崇敬的老一辈作家、艺术家，那心情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晋绥边区从建立到撤销的十年间，培养了一小批土生土长的作家，这批作家都是从普通的战士成长起来的，在那成长的过程中，倾注了党的心血。晋西北是一块穷苦的山区，然而那里有沃土，人民的沃土，正是在那块沃土上，才生长了人民的文学艺术，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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