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星

    我们的队伍不停点地行军，几天几夜没有宿营了。在那吕梁山的羊肠小道上，在那山沟的冰凌上行军，对于我们这些年轻战士，本是日常生活，不在话下。可是，埋头几天几夜的连续行军，我们确实感到厌烦。饿了，吃几口炒面；渴了，吃几口雪，或者啃几口冰块，都不算是困难。没有棉衣抵御那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寒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热血在沸腾啊！最使我们不能忍受的是无休无止的行军，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从这个山沟到那个山沟，从这个村庄又转到另一个村庄。有时还走重复的路线，好像儿童捉迷藏，真是令人迷惑不解。在反共顽固派、投降派的进攻面前，那种绕过来转过去的行军，战士们认为是软弱，是退却，是不可忍受的屈辱，所以，也就像不停点地行军一样，不停点地向领导请示，要求停止退却，立即下命令，反击反共顽固派对我们的进攻。上级的指示却是：有理、有利、有节，命令是：继续行军，纪律是服从指挥。我们是革命战士，在道理上，在政策上，是明白的，可是，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欺人太甚，在感情上则是不能忍受的。我们的心情虽然很矛盾，还是服从上级的命令，一面行军，捎带着嘟嘟哝哝。指导员了解这种情况，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我们几个战士的分析，他和我们的情绪差不多，只是不说出来罢了。

    我们发现，这次行军和过去行军不大相同，过去行军，总是有个明确的目的地，任务也说得清楚，在哪里打尖，在哪里宿营，有多少路程。比如，袭击日寇的据点，或者是到同蒲线打埋伏，截击日寇的火车，任务下达的清楚而具体，战士们个个心中有数。这一次行军却有些异样。出发前，指导员向我们讲过形势，说反共顽固派受不住日寇的诱降，在吉县的安平镇和日寇的代表接头，谈判投降条件。反共顽固派为了扫清投降道路上的障碍，在十二月初突然进攻决死二纵队。他们的口号是“消灭决死队，困死八路军”。一开始就派部队袭击了我们的后勤部，抢走我们的军械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放火烧了我们的棉衣和军鞋，杀了我们的同志。接着就调集以陈长捷为军长的六十一军，以王靖国为军长的十九军，包围我决死二纵队，妄图聚而歼之，以实现其投降日寇的迷梦。这些情况，我们在《五日时事》小报上也看到了，心里是明白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退再退，听任顽固派的进攻。我们心中的疙瘩是，退到哪里为止？对于这种所谓的行军，战士们已经是不耐烦了。

    那次行军还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着走着，忽然传来命令：停止前进，原地休息。我们就抓紧时间睡一会儿。过了一会儿，多者一小时二小时，又传来了命令：继续前进。逐渐地我们也就适应了这种行军，不仅能够背靠山坡睡觉，就是走着路也能打盹，我们叫作行军睡觉两不误。这套本领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从指导员那里学来的。我们的指导员大概是个大学生，瘦长身材，瘦长面孔，皮带系的松松垮垮，手枪吊在小肚上，晃来晃去。上政治课，他讲政治、讲形势、讲哲学，还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很有点学问，讲起来滔滔不绝，在平时却是沉默寡言。他有一套本事，就是行军打瞌睡。但是，有了情况，就二目圆睁，精神抖擞，从不误事。我们自从学了他这套本领，什么时候都是精力充沛，要说打仗，啥时都现成。

    我们继续马拉松式的行军，走啊，走啊，在一个傍晚，走到隰县的一个山村，终于接到宿营的命令，不走了。这是十来天第一次宿营，我们几个人交头接耳，叽叽咕咕，说什么，这大概是最后一站，马上就要收拾顽固派了。于是高高兴兴地住到一户农民的窑洞里，高高兴兴地吃了饭，还准备高高兴兴地醒来，接受反击顽固军的命令。我们正准备上炕，指导员来了，他指名挑了十七名战士，集中待命，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他逐个地检查我们的武器、子弹和手掷弹，有的调换，有的补充，带步枪的还发了刺刀。另外又补充了炒面袋子，我们还领到两个小黄梨。这大概是要打顽固派了。还没有等我们高兴高兴，指导员招招手，说声“走”，就领我们向村外走去。我有点沉不住气了，鼓鼓勇气，紧紧皮带，自作聪明地问指导员：

    “咱们被包围了？”

    指导员不理睬我。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想法，于是再问：

    “突围？”

    指导员还是不吭气，可是我认定今晚有情况，有任务。

    指导员领我们来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上，立定站住。我抬头一看，满山坡的队伍，鸦雀无声，连骑兵的战马也不嘶叫。深沉的吕梁山的冬夜，天空没有月亮，地上没有灯火，只有那满天的寒星在灰暗的夜空闪烁。在这寂静的山坡上，我只能听到我的心的激烈跳动，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当政治委员张文昂同志讲话时，我才发现我们就在他的身旁，他和司令员韩钧同志，代参谋长李一夫同志并排骑在马上。在朦胧的星光之下，面孔自然看不清楚，身影也只能看个大概形状，与其说看到了他们，不如说感觉到了他们，因为他们的声音笑貌我们是很熟悉的啊！

    政治委员的讲话很简短，声音是高亢而果断。他讲了战争的形势、我们的处境以及今后行动的方针，还讲到我们党对顽固派投降派的政策。他的讲话激起了我们反击投降派的决心和力量，坚定了必胜的信念：抗日战争必须进行到底，反共高潮必须打退，妥协投降必须制止。我们坚信：山西人民，全国人民是支持我们的。最后，政治委员振臂高呼：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山沟里，山坡上，传来了清晰的带着颤音的回声：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战地誓师大会结束了。

    队伍开始行动。

    我们十八个人被编入司令部警卫连第一排，到第一线去的机会暂时是没有了。我们的心情却是非常兴奋，因为，反击反共顽固派和投降派的战斗很快就要打响了。

    我们又开始了行军。

    吕梁山的冬夜要比夏夜明亮一些，温暖的夏夜，灰蒙蒙的雾霭妨碍视线。在冬季，只要不是阴云密布，即使没有月亮，它的夜晚就像拂晓的晨光、落日的余晖那种时辰，影影绰绰，那山，那山顶上的树，轮廓是清晰可见的。还有晴空的无数星星，大的小的，红的蓝的，忽明忽暗，挤眉弄眼，又有带尾巴的，划破长空，栽到山后去了。这些星星也给群山增添了一些光亮。所以，在这个季节的夜晚行军，那山路虽朦胧，却可辨认，不但不感到困难，还有无穷的乐趣呢！在停止前进，原地休息的时候，我们靠着山坡，仰望夜空，像儿童一样数星星，逍遥得很哪。

    且慢逍遥，枪声、炮声响了，和反共顽固派、投降派的部队接上火啦，我们继续行军吧。

    落日

    西山的太阳自然是落日，有一次，我们在行军途中，却把落日的余晖当作东山的朝霞，把落日当成初升的太阳，差一点出了大漏子，至今想起那件糊涂事、总觉得又后怕又可笑。

    那是在战地誓师动员大会以后，我们的行军不像前几天那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而是一鼓作气地急行军。为了迫使顽固军对我们的包围圈不能收缩，我军就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和他周旋。从汾西县到孝义县，从孝义县到隰县，从隰县又到中阳县，不停步地行军。突然地转移，出其不意地大踏步前进，狠揍敌人一顿，而后又大踏步后退，弄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不知如何是好。

    就是在那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过程中，我们警卫连第一排的十八人掉了队，和司令部失去了联系。本来我们是司令部的后卫，但从具体任务看来，我们是个收容队，是个预防措施，万一有了病号走不动了，就收容起来。说来可笑，我们没有收容到掉队的，而我们这个自诩为十八罗汉的收容队却在中阳县山头上的一个三岔路口掉了队，急得我们在山头上转来转去，不知去向。那时候，太阳已经压到山头，深红的落日停在山凹里，它的余晖映红了西山的天空，映出了山头的树影和高高低低的山峦。啊，残阳如血！它缓慢地从山头上下沉，转瞬之间，就像一块石子投进水里，突然掉到山后，只有微弱的晚霞还在山头上闪光，不大一会，那霞光也就散去，夜幕降临了。走在末尾的指导员，再也不打瞌睡，走上前来，也顾不上批评我，就气鼓鼓地站在山头上向四下瞭望，希望从那夜幕的背后看到我们的大队人马。找到一条去路，哪怕有个山村，有个行人也好；但是，除了远方传来的枪声和炮声，什么也看不到。突然，指导员大声地“啊”了一声。我们顺着他指示的方向看去，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附近的山脚下，闪出一点光亮。远远望去，那光亮只不过手掌那么大，这预示着一定是个村庄，一定是从窗户上透出的灯光，一定有群众。我们循着光亮兴奋地走下山来，走进一条很窄很窄的山沟，在山沟的半坡上有一孔土窑洞，那光亮就是从那土窑洞的窗户上透射出来的。我们敲敲门，一个老汉模样的人把我们引进窑洞。窑洞里有一盘火炕，炕上有羊皮褥子，地上放着水瓮水桶，大锅小锅，烧火柴，门背后立着放羊铲，旁边卧着看羊狗。在麻油灯的照耀下，从眉宇间看来，那人不像个老汉，他不超过五十岁。他说，这山沟里只有他一家，只有他一人，有三孔土窑，一孔窑住人，一孔窑圈羊，一孔窑堆放饲草，原来他是为地主放羊的老羊倌。从他的谈吐看来，他一眼就看出我们是抗日部队，所以，说话并不吞吞吐吐。他说，不久前，二战区的顽固军抢走他的几只羊，还拿枪托打了他，地主却要他包赔损失。他又说，他老了，要是年轻二十岁，也要参加八路军，打日本。他也不问我们吃饭了没有，就动手洗山药蛋，还说，这年头，在这山沟里有山药蛋吃就不错了。说话之间，装了满满一大锅山药蛋，接着就从麻油灯上引火烧锅。我们急于找部队，请他引路，并不想吃饭。他说，他不知道我们的部队在哪里，但是，他答应一定去打听情况，为我们引路去找部队。他劝我们歇一歇，等山药蛋熟了，吃了饭再走。他说了声“跟我来”，就引我们到隔壁的一大孔土窑里，指指那满窑的饲草对我们说：“都钻进干草堆睡一会吧，这里保险。”看到那满窑的干草，我们确实感到了疲乏，瞌睡虫立即爬上眼皮，就稀里糊涂钻进干草堆。那干草的葱郁，泥土的芳香，土窑的温暖，很快就把我们引入梦乡，枪声炮声都听不见了。

    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确实只睡了一觉，一觉睡到东方亮，待我们醒来，走出干草窑，面向东山初升的太阳，抖抖身上的干草，做做体操，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不舒服，几天几夜行军的疲劳一扫而光，我们都说这一黑夜睡得真美气。老羊倌在一旁笑了笑，说道：

    “你们看看那日头。”

    我们再看看那山头上的红日，并不升起，而是渐渐地暗淡下来，突然落到山后，夜幕又降临了。我们一觉睡了一夜又一天，还说一觉睡了一黑夜，多么可笑，多么危险啊。

    老羊倌催我们吃饭，好大的山药蛋啊，每个足有半斤重，都裂了嘴，吃起来，又沙又甜又香，是地道的吕梁山的山药蛋。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听老羊倌讲述寻找部队的经过。他说，煮熟山药蛋以后，他就去找部队，跑了好几个村子都没有打听到，一直跑到天明，跑到中午，才偶然在二十里外的村里找到部队。我们说应该早点叫醒我们。他说，先头部队和顽固军接了火，司令部过不去，宿营了，打开通路才能往前走，再说，他也回不来呀。老羊倌知道情况紧急，就披上羊皮袄，拿上放羊铲，领上看羊狗，下命令似的对我们说：

    “把山药蛋装上，走吧。”

    看羊狗首先冲出土窑，走在前头。待我们上了山头，走上大路，就劝老羊倌回去，我们说：二十里路不算远，不用引路了。老羊倌不听我们的劝阻，一直走在前头。他说：

    “北边有枪声，咱们向那里走就没错。”

    我们迎着枪声向前走，二十里路程，不到两小时就到了司令部的宿营地，这时枪声炮声渐渐沉寂下来。队伍正在村口集合。我们报了到，连长把我们美美训了一顿，我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政治委员、司令员见了我们，只是说，不要再掉队，没有训我们。可是，我知道犯了错误，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再三再四地向老羊倌表示感谢，并且请他回去，他仍不走。一直等我们领了炒面，开始走动，才领着他的看羊狗走开。

    我们继续行军。到天明的时候，天阴了，没有风，大片雪花落了下来，落在我们头上，身上。白茫茫，冰天雪地。山也看不清楚了。我们在那千山鸟飞绝的羊肠小道上，向北，向着三川河走去。

    晓月

    我们终于进入离石县境，到达三川河的南岸。只要过了河，过了汾离公路日寇封锁线，就是完成了党中央下达的命令，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形势越来越紧张，处境越来越困难。在我们的后边，有二战区顽固派的六十一军和十九军为主力的追击部队，前边，有日寇加强了兵力的汾离公路封锁线，这真是前有顽敌，后有追兵，处境不妙。

    在傍晚时分，我们的司令部到达三川河南岸山坡上的一个村子里，准备过河。这条河是由方山县的北川河，离石县的东川河，中阳县的南川河汇集而成的，名叫三川河，当地群众有叫离石河的，有叫柳林河的。由于寨东村开阔的河谷有一股地下温泉汇入三川河，下游四十五里到黄河口，即使数九隆冬，河面也是蒸气腾腾，从不结冰，越冷越冒气，所以，又叫抖气河。这一带河面很宽，河滩也很开阔，公路上还有日寇的碉堡，选择从寨东村过河，不是理想的通过地带。可是比起峭壁林立的上游和村庄稠密的下游要好一些。因此，司令部决定在此过河。要过河，第一件大事，必须把寨东村的日寇碉壁打掉，第二件大事，就是在三川河搭便桥。夜幕刚刚拉下，一个战斗团冲过去，很轻易地就把日寇碉堡打掉，日本鬼子逃到离石城里去了。那座临时便桥是我们的战士和当地群众搭起来的，虽然有点摇摇晃晃，单行队伍通过是没有问题的。

    雪停了，天晴了。宽阔的河滩是白茫茫一片，稀疏的星空明月高悬。我们的队伍从南岸山坡鱼贯而下，在河滩的雪地上踏出一条小道，直通桥头。我们警卫连第一排的十八名战士走在最前头，后卫变为前锋了。向导告诉我们，过了便桥走几十步就是狭窄的小陡坡，上了小陡坡就是公路，公路旁有个碉堡，里边住着日本鬼子，刚才被打掉了。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障碍，再往北，就是临县和方山县，吕梁山的主峰地区，是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天地。胜利在望了。向导领我们过了便桥，刚刚进入那个狭窄的小陡坡，碉堡里的机枪就叫起来，火舌从碉堡的枪眼往外喷射，手掷弹也扔过来了，迫击炮也响了。霎时之间，我们的队伍乱了阵脚，那座只能通过单行队伍的便桥，由于队伍拥挤混乱，倒塌在河里，木板顺水而下，桥上的人全部落水。司令员韩钧同志，代参谋长李一夫同志从河水中站起来，指挥队伍蹚水过河，退回南岸。我们几个伙伴蹚过河，迅速通过河滩，走进那片芦苇地里，观察动静。碉堡里的机枪、迫击炮不住地向河滩射击。这时我才发现月亮之可恶，它照耀着河滩的雪地，上下辉映，大大限制了我们的行动，给敌人帮了忙。在平时，我对月亮本无什么好感和恶感，只记得儿童时代，中秋节偶然吃块月饼，抬头看看月亮，好像比平时圆一些，亮一些，其实，那感觉是吃月饼引起的误会，圆不圆亮不亮扯淡得很，没有什么要紧，所以，月亮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什么深刻印象。这一次过汾离公路封锁线，月亮给我的印象，却是极其可恶。它为我们招来了敌人的枪弹，为我们带来了牺牲。我蹲在芦苇地里，看看月亮依然把它的光辉撒在河滩和山冈，我们真有点发愁，可是，不能坐以待毙啊！于是，我们拉开距离，弯腰走上山坡，走进出发时的那个小山村。队伍已经集合起来了，司令员、代参谋长也在那里。这时，我们才知道刚才发生问题的经过：我们的战斗团打碉堡时，日本鬼子逃跑了，战斗团过了封锁线以后，日本鬼子坐汽车又回到碉堡，因此，我们受到阻击。首长们研究了情况以后，立即下命令，派骑兵通讯员调后卫部队为前锋，再打碉堡。调动队伍的工作是由代参谋长李一夫同志搞的。李一夫同志大概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白面书生。在平时上课时，讲政治，讲辩证法，讲文学，头头是道。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苏联步兵操典、《论抗日游击战争》。行军休息时，和战士们摔跤，五大三粗的大后生也要败在他的手下。那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常常改变军号的曲牌，李一夫同志把队伍集合起，叫司号员在他身旁吹号，他就表演：熄灯，起床，前进，冲锋，后退，等等，认真做来，一丝不苟，俨然是个修养有素的军事指挥员。

    我们在那个山村等了大约四个小时，才接到出发的命令。漫长的冬夜为我们帮了忙，我们第二次过河的时候，天还没明哩。

    第二次过河，自然是蹚水，过公路很顺利，因为日寇的碉堡又被打掉了。过了公路就在寨东村上山，这时，我们才发现裤子都结了冰，走起路来，丁丁冬冬，稀里哗啦，行军还有音乐伴奏，怪热闹的。上了山，大约走了二十来里路，东方渐渐发白发亮，天快明了。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村子太小，我们只好在村外的野地里休息。行军时并不觉得很冷，待坐下来休息时，两腿是刺骨的冰冷。而在我们身旁却堆放着一垛一垛的高粱秆，要是把它点着，暖和一下身子，烤烤结了冰的裤子和鞋子，那该是多么好啊！在我们正议论着烤火的时候，后勤部的同志领着几位老乡来了，当下买了那一垛一垛的高粱秆，当面向群众付了款，转眼之间，那些柴垛被火柴引着，一垛一垛的熊熊大火燃烧起来，映红了黎明的天空。我们围着火堆躺在地上，两腿伸向火堆，看那渐渐隐去的月亮。这时，我又觉得，那月亮朦朦胧胧，迷迷糊糊，虚无缥缈，若有若无，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并不那么可恨可恶。事过境迁，看法也就不同了。

    我们围着大火高谈阔论。是谁念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一首许多人会念的诗。而且各人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要说，在我的生活中，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像那时念这首诗激动过我的感情！

    我们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很快就要和一二〇师、决死四纵队、工卫旅会师了。大概还要和阎锡山的顽固军骑兵第一军打一仗，那不过是晋西事变的尾声罢了。

    天已大明，太阳爬上了东山。军号响了。我们排起队伍，踏着山路的积雪，开始了在晋西北的第一天行军。

    迷雾

    过了三川河和汾离公路，情况允许休息一下了，司令部下令休息三天，于是，我们就在临县招贤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痛痛快快地过那个一九四〇年的新年。招贤镇是临县的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商业颇为发达，有国民党骑兵第一军的驻军，人称顽固军，抢劫烧杀，和日寇差不多，名声极坏，我军冲过汾离公路封锁线时，这支部队撤到临县城附近去了。二战区在招贤镇开设的官家商店和修建的仓库却一时无法撤走，被我们全部没收。对于私人商店，我们则予以保护，公买公卖。因此，各商店均大开其门，生意比往常兴隆，这样一来，我们部队所需要的物资就不那么困难了。新年第一餐，我们警卫连第一排吃的是荞面饼、炖羊肉，“十八罗汉”坐在土窑洞里的热炕上又说又唱，还请房东参加了我们的会餐。一个月的疲劳一扫而光；就这么一餐，再来一个月的行军，也能顶下来。

    近一个月来，只要宿营，司令部的岗哨，均由第一排派出。我是第一班班长，负责带班和换岗。我没有表，只好向老乡要一些线香来计时间。每班岗哨一炷香，有时两炷香，一班过去轮二班，再轮三班。由于行军宿营时断时续，再加上后勤部有时要人弄粮食弄菜，经常临时派差，把派岗的次序弄得乱了套，找不到头绪，这时候，我们的连长就高声大嗓地喊叫：

    “一班长，派岗！”

    每逢找不到头绪，连长就大叫“一班长”，我就有点情绪，有点意见。要是分辩、解释，连长不等我说完就大叫一声：

    “服从命令！”

    到这地步，我没话说，立即派岗。

    我们的连长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陕北红军老战士，标准的革命军人，满口陕西话。要是参加合唱团，那一定是个呱呱叫的男高音。内战时期养成的组织性纪律性，使得他对于上级的命令，从来是绝对服从。打房子，找向导，派差，派岗，派尖兵，架电线，派通讯员往各团、队送命令，从来没有误过事，工作搞得很漂亮。对于下级，他同样要求绝对服从，对于不服从命令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我的分辩和解释，显然是不服从命令的表现，所以，连长对我不大客气，甚至骂我是“愣松娃”。但是，他有时也很虚心、很热火。由于他文化水平较低，常常看不懂司令部的通知，这时，他就拉开长腔不高不低地叫一声“一班长”，我就赶紧走过去念通知，他瞪起眼睛，好像听首长讲话一样，聚精会神，字字入耳。在行军中，他从未表现出疲乏的样子。绑腿打得很紧凑，手枪从来是插在腰里，而不是像指导员那样挂在皮带上。一架望远镜吊在脖颈上，走一会，举起来四下瞭望瞭望，看那劲头，他是多么希望从那架望远镜中发现敌人，然后冲上去揍他们一顿啊！

    三天过后，我帮助连长念了司令部的通知，部队又开始了行军。向着方山县，吕梁山的高峰之一的关帝山进发。这次行军和过去不大一样，连长不是走中间，而是走在我们第一排的前面，而且和司令部拉开了距离，往后看，不仅看不到司令部的队伍，警卫连的队伍也看不到，看来，我们是变为尖兵排，担负着重要任务，不只是单纯行军了。行军的速度也不像在晋西南那样紧迫，而是中午打尖吃饭，晚上宿营休息。走了两天，很快就进入北川河的大山谷，傍晚，通过了方山县的第一大集镇峪口镇，当晚就在峪口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宿营。黎明起床，准备行军。一拉开窑洞门，团团浓雾冲进窑洞。向外看，院墙，大门，墙外的大树，模模糊糊，难以分辨。啊，好大的雾！年前的大雪，年后几天晴朗温暖的冬日，把向阳坡的积雪融化了，空气湿润，没有风，树梢纹丝不动。我走到大门口，往外一看，那树枝上积满了厚厚的雪层，不，那不是雪，那是黎明时浓雾笼罩下凝聚的霜花，那霜花渐渐地积聚得多了，树枝上好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絮，那洁白的棉絮把树枝勾画得那么清晰明快，银装素裹，雍容庄重，真是一幅巧夺天工的图画！

    我们在浓雾中前进。突然，非常突然，在浓雾中出现了五六个顽固军，全副武装，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骑兵第一军的大兵。他们的头目，也发现了我们，这家伙颇有经验，一面拔手枪，一面问：

    “哪一部分？”

    “骑兵军！”

    我们的连长是打遭遇的老手，他一面答话，同时一个箭步冲过去，伸手抓住那个头目的手枪，另一只手夺过插在腰里的手掷弹，下边一别腿，上边用肩膀一抗，就把那个头目放倒在地。连长命令其余的大兵举起手来，不到一分钟，我们就解除了那个尖兵班的武装。直到这时，那伙大兵才清醒过来，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决死队尖兵排，不是什么骑兵军，后悔来不及了。我们的连长临阵果断，干脆利落，真不愧是个老红军战士。他举起手枪对着那个头目的胸膛，审问骑兵军的情况，我们很快得到了重要的军事情报。连长立即派人把情报送回司令部，又把俘虏用绳子串起来，押着继续前进。

    这时候，浓雾开始消散，团团白雾渐渐退出北川河谷，退到半山坡。一轮红日从东山升起，绯红的浮云，在清湛如水的天空漫漫移动，不大一会工夫，绯红的浮云变为白云朵朵。野雀子飞出来了，在北川河的河面上鸣叫。山鸡在山坡下飞跑。路旁树上的霜花也开始融化，但它不是融化成水珠滴落下来，而是一团一团地撒落在地面，慢慢地融化。空气寒冷、清新而又湿润、微甜。这空气使我们的头脑清醒、振奋。吕梁山，你以如此的美丽，吸引无数革命战士来到你的身旁，你是应当感到自豪的啊！

    我们正在欣赏那晨光美景，我们的骑兵排赶来传达了命令，并接走了俘虏。根据命令我们改变了行军方向，于是，离开北川河，向东侧的关帝山进发，很快进入大森林区，那里是满山遍野的杄树。这种杄树，在东北叫作落叶松，又叫红松，它笔直挺拔，从那满地咖啡色针状落叶看来，一到春天来临，就生机盎然，竞争向上，把它们的双手伸向太阳，吸取生存和发展的要素。进入白桦林，则又是一番景象。白桦村不像杄树那样高大，却很粗壮，那白色树干上的斑斑花纹非常秀丽清雅。它不仅美丽，而且用处很广，用桦树根旋的木碗，里里外外布满螺旋形的花纹，既美观，又不开裂。后勤部在横尖村每人发给一个大木碗，代替了行军时丁当作响的搪瓷碗。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我在横尖村亲手订的桦树皮笔记本。桦树皮简直可以称作千层纸。一张桦树皮，可以揭成有光纸那样薄的十几张书写纸，这种粉红色的天然纸上，还有许多花纹，真是妙不可言。桦树皮一文不值，到处都有，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行军途中休息时，就坐在路旁，埋头揭这种天然纸，一张一张又一张，然后订成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揭得厚一些做书签那就更漂亮。我曾在这种天然纸做的笔记本上写过日记，作为一件珍贵的纪念品一直保存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抄走，那既不是粮票，又不是钞票，不会被重视，恐怕早被扔进垃圾堆。可惜得很哪！

    在静乐县的娄烦镇住了一夜，我们杀吃了县农牧场的细毛羊——美里奴，挨了上级领导的一顿批评，生米做成熟饭，羊肉煮在锅里，没办法了。这时，我们和决死四纵队、工卫旅等取得了联系，决定联合反击顽固军的进攻。于是，我们把煮熟的羊肉赶紧装进干粮袋里，从原路经方山县急行军返回临县，到达玉荐村一带构筑工事，和二战区骑兵第一军的一场战斗就要开始了。

    野花

    我们差不多是用小跑的速度往临县赶路。司令部通过电台向各战斗团下达了命令，迅速赶往临县玉荐村一带，和四纵队、工卫旅等协同作战，反击骑兵军对我们的进攻。代参谋长李一夫乘马兼程前往，指挥作战。上级指示说，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不能再退让了，要打就狠狠地打，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我们在清晨赶到玉荐村的时候，北山上已经是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村前小河沟旁那块开阔地上，小树林里，男女老少，来来往往，他们担着水桶、箩筐，里边盛着白面饼，荞面饼，小米捞饭豆面汤，还有用黄豆捣成薄片和小米煮在一起的钱钱饭；送饭的人们和担架队组成一条川流不息的队伍，带着广大人民的热情向着山头上的阵地奔去。

    和我们这条战线对阵的骑兵军的军长赵承绶，是阎锡山的嫡系，后来，一九四八年晋中战役中被包围，在我军发起总攻时起义，有立功表现，受到人民政府的器重。这支骑兵军是经过严格训练颇有战斗力的野战军。他们的士兵由于长期骑马，许多人是罗圈腿，里八字步，下了马行动不便。战马训练有素，说走就走，说停就停，说卧倒就卧倒，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却从来不打日寇，专门和八路军、新军搞摩擦，极尽破坏抗战之能事。这一次，要和我们在玉荐村大战一场，准备追随他们的主子投降日寇，其用心是昭然若揭的。

    司令员韩钧到达玉荐村，看了看群众热情支援部队的场面，没有下马，立即奔上山头我军阵地。我们的四团、五团和六团在南山，骑兵军在北山，对峙已经整整一夜了。在黎明时，他们曾发起进攻，企图攻占我们的山头。开始，我们没有还击，当他们的进攻部队到达半山坡，离我们的阵地很近时，我军以密集的炮火，机枪，手掷弹反击，敌人的进攻被打退，逃跑都来不及，半山坡布满了死人死马，有的马拖着死人在山坡乱跑，到处是白色毡靴——战马被打死了，穿马靴跑不快，又是罗圈腿，那些丢了马的骑兵能够扔掉毡靴赤脚片子逃走，就算是幸运儿了。

    司令员和代参谋长不时用望远镜观察对面山头的情况，我们的骑兵通讯员不时送来战报，炮弹不时从我们的头上飞过。说实在话，抗战三年多，我们多少也积累了一些打仗的经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大炮只不过在精神上起一种威慑作用，实际的杀伤力不大，真正有杀伤力的则是机枪、步枪和手掷弹。所以，尽管炮弹在头上叫唤，我们趴在土圪塄下并不感到危险。

    我卧在土圪塄下东瞅瞅，西看看，发现在我身旁有一个雨水冲刷的小土豁，土豁里有一堆干枯了的沙蓬和黄蒿，还有一些草叶和草根。这里背风向阳，暖和一些，我想挪个窝。于是把那堆干草往一块收拢一下，就跳进土豁里，那是一个多么美气的避风窝啊！我坐在那里，不时收拢一些干草垫在屁股下。我一低头，看见干枯的黄蒿根部有几片略带灰色的绿叶。我用手又拨拉几下，一簇紫色的蚕豆大的小花正在开放。这是一种在夏天常见的小花，在路旁，在山坡上，石头缝里，到处可见，它并不鲜艳夺目，也不散发香气，谁也不理睬它，放羊娃踩它，羊儿啃它，它悄悄地生长，顽强的生命力使它到处开放小小的花朵，以它的朴素无华装扮山野。现在它又在这个严冬天气的战壕里陪伴我打仗，我却叫不来它的名字，那就权且把它叫作吕梁山的小野花吧。

    我们和骑兵军的对峙继续到傍晚，枪炮声稀疏了，偶然有那么几声枪响打破了这山野的寂静。这时，我们的大炮、机枪突然吼叫起来，向着骑兵军的阵地轰击过去，炮声机枪声越来越密集，炮弹爆炸的火光看得很清楚，骑兵军的大炮和机枪也向我们开了火。双方的炮火继续了不大一会儿，在对面敌军阵地的后方，接连升起三颗彤红明亮的信号弹，那是我军包抄骑兵军阵地的部队，已经到达目的地，打响啦！司令员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我们的战士一个个跳出阵地，向着对面山头冲去，抬担架的民工跟在后面，也冲过去了。枪炮声、呐喊声震撼了山野。骑兵军腹背受击，支持不住，彻底垮了。待我们冲上对面的山头，骑兵军跑得连个鬼影也看不到，他们马不停蹄地逃跑，把他们的一位师长丢在路旁，呼天号地，被我们活捉。我们不停点地跑步追击，步兵追骑兵，越追越远，真叫人气愤。沿途有死人死马，毡靴毡帽，枪支弹药。我们一直追击到第二天中午到达临县城，骑兵军已经撤离县城，向着三交方向逃跑了。临县城到处是人。我们警卫排进城以后，首先开进仓库，每人领了一身棉衣，一双鞋子。我来了个里外上下四套新，一身衬衣，一身棉衣，一双新鞋，还用一件旧大衣换了一件新大衣，浑身上下一崭新。我们换了新棉衣之后，立即出城，向着三交进发，继续追击逃跑的骑兵。

    我们顺湫水河向三交急行军。湫水河发源于兴县黑茶山，经白文镇、临县城、三交镇，由渍口汇入黄河，两岸有较为平坦而又宽阔的农田，气候温和，是晋西北的重要产粮区。三交镇离县城五十里，一马平川，又是下坡路，骑兵军不到天黑就到了三交镇，在附近村子宿营，不走了，看来，还想和我们干一仗。这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只好在离三交十来里的一个村子里停下来，派侦察员侦察情况。我们第一排的“十八罗汉”，有的被调出去留在临县城搞民运和后勤工作，人不全了，但是仍然很热闹。十来个人坐在一家农民的土窑里，炕上还放了个小炕桌，炕桌上放了盏麻油灯，一大盆小米焖饭，一小盆酸菜，排排场场吃起来。小米焖饭我并不觉得稀罕，我感兴趣的是那盆酸菜，那是由芥圪垯、芥菜叶、白萝卜、萝卜叶发酵制成的，绿茵茵，脆生生，酸溜溜，香喷喷，又好吃又好看。我们拨出一碗送给司令员和代参谋长，司令员说，先付款后吃东西。我们付款，房东老大爷伸手把那盆酸菜端起来，说什么，要给钱就不给菜吃，弄了个干瞪眼，等我们把钱收起，他才笑了笑，把菜盆放下，真是个橛巴老头子。

    快天明的时候、侦察员送回情报，说是骑兵军从三交撤出，向汾离公路方向逃跑了。哎呀呀，真糟糕，上当了。我们手忙脚乱，吱哇乱叫，鞋也穿不上，帽子也张冠李戴，背上枪急急忙忙在外走。这时，房东老大爷从地窖里跳出来，抱着两个西瓜，拦住我们不让走。这腊月的西瓜真稀罕，可是，我们没有功夫吃呀。没等排好队，我们就出发，只听房东老大爷在后边高叫：

    “囟西瓜，败火！”

    一直到我们出了村，上了大路，还听见老大爷在村口喊叫，这比十个拉拉队鼓的劲还要大啊！

    北风

    三交是临县第一个大镇子，商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比县城还要热闹。湫水河从镇外流过。出了三交镇不远，大约只有四五里路，我们走进一个山村，看看那里是否有骑兵军的溃兵捣乱。这些该死的顽固军真作孽啊！满街满巷乱撒着谷草，谷草上有马粪，墙角落还有火堆，火堆上有大铁锅，火堆旁有羊皮、鸡毛，还有被挖掉肉的死马。这劫后余灰，就是骑兵第一军的“杰作”了。据本村老乡说，骑兵军是昨天傍晚进村的，里边有大官。一进村就抢老百姓，要钱要东西，把好衣服穿在里边，外边套上军装，你要反抗，就用枪托子打人。他们把干草和豆子撒在街上喂马，捉鸡杀羊，吃饱了，死猪一样挺在干草上睡觉，比土匪还凶。快天明时，有个站岗的顽固兵抢东西，用枪吓唬老百姓，不小心走了火，一声枪响，惊动全村的顽固兵，以为是决死队追上来了，这个也开枪，那个也开枪，有个放羊娃大叫一声：“决死队进村啦！”这一声喊，可就把顽固军吓得乱成一团，自相惊扰，马也乱跑乱叫，大街小巷，人踏马，马踏人，官找不见兵，兵找不见官，乱七八糟挤出村去，连滚带爬上了南山，向汾离公路窜去。

    我们接到命令，停止追击骑兵军。既然没有追击任务，我们就帮助群众收拾这个烂摊摊。先把谷草收拾起来，捆好垛在路旁，把街道打扫一下，然后帮助群众安顿家务。群众对顽固军“坏鬼长、坏鬼短”，骂不绝口。看看日头已经正午，应该回三交去了。这时，一个放羊娃拿个放羊鞭跑来报告，说在后沟山神庙里有顽固军。我们站在村后高圪台上，往后沟一看，果然有个顽固兵从山神庙门口往外探头探脑，庙后还拴着好几匹牲口。确凿无疑，是一伙没有逃走的顽固兵，藏在那里，等到夜里逃走。我们把子弹推上膛，提着枪向后沟走去。

    起了北风了，这老北风一刮起来就呼呼叫，有时还带点哨音。风越刮越大，把我的帽子也刮跑了，我看着那顶军帽在半坡上打转，一会儿就刮到沟底，刮到山神庙的圪针堆旁，刮不动了。山坡上，山沟里，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还有许多醋柳、酸枣树，连个路也没有。沟底有点流水，也结了冰，踩上去喀嚓喀嚓响，碎了。那个一间大的山神庙是瓦房，墙壁是用石头砌起来的，庙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在庙前的大石头背后停下，命令庙里的顽固兵们走出来。

    一个穿戴比较整齐的顽固兵，举着双手走出庙门，手枪还挂在腰间。我们问：“几个人？”他回答，只有他一人。我们走过去，下了他的手枪，往庙里一看，吓了我们一跳。一伙珠光宝气、浑身泥土的女人偎挤在墙角发抖。这就明白了：这伙女人是大军官们的姨太太，顾不上带她们，被甩掉了，那个大兵是马弁，是保护她们的。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追呀，撵呀，到头来俘虏了这么一伙怪物，真叫人败兴。这伙怪物哪里还有个人样啊：鸡窝头，耳环子，花旗袍，手镯子，高跟鞋，露腿子，脸上抹成个粉蛋子，嘴唇好像吃了死娃子，脖颈上还挂了一串子，挤在庙里哭鼻子。放羊娃在门口打了个响鞭，吓得那伙女人直叫唤。我们又到庙后察看，那里有七八头驮骡，驮架放在地上，每个驮架上捆两个大铁皮木箱，加封上锁。我们问那个大兵，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那个大兵说“大花脸”。这一说，我们又明白了，“大花脸”是二战区印行的地方钞票，钞票上印着阎锡山的头像，花花绿绿，所以，群众称票子为“大花脸”。我们把驮架抬到骡子上，押着这伙怪物，在庙门口找到我的帽子，顺着山沟向三交走去。这伙女人一路扭扭捏捏，摇摇晃晃，在大北风中走进三交镇，冻得也够呛。我们这支队伍奇离古怪：一个顽固兵，一伙花花女人，七八头驮骡，还有我们十来个决死队战士，步调很不一致，但是，比一支锣鼓喧天的秧歌队还要动人，走在大街上，两旁的人们大呼小叫，还有吹口哨的，真是红火热闹。这伙女人不识趣，群众是笑哩，她们是哭哩，群众是高兴哩，她们是打颤哩，这心理状况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在三交，我们把这些俘虏和“大花脸”交给后勤部的负责人，就奉命返回临县城。

    风刮得更大了，黄尘满天，那黄尘中还夹着细沙，打在脸上脖颈上，很不好受。但是，我总觉得这老北风已经夹带着春天的气息，你看那儿，湫水河岸的柳树枝条那样的柔软，嫩黄的叶片快要伸展了，“春风吹破琉璃瓦，河边柳树要发芽”，春天确实来到了。

    在临县城，司令部把那个大俘虏师长交给我们看管。我们把他带到都督里村，关在窑洞里。此人生得白生生，胖乎乎，穿一身咖啡色将校呢军服，足蹬马靴，可是不那么神气了。有一天，他竟企图上吊自杀，被我们的卫兵扇了两耳光。后来，他到临县城参加大会，在路上还和我们说俏皮话，“弟兄的俩耳光，救了我的一条命咧！”

    春节到了，这是一个胜利的、值得庆贺的春节。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毛主席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的讲演中，历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和投降派的倒行逆施，讲到二战区搞“十二月事变”时说：“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1]并且发出号召：“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2]我们确实粉碎了反共顽固派和投降派的进攻，把盘踞在晋西北的反动势力彻底清除，完满实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晋西北成了一块纯洁而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成了陕甘宁边区的门户，成了后来进军全国的出发点之一，功劳应当首先归于党中央和毛主席。

    过了春节，在临县城召开庆祝反顽固胜利大会，新当选的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同志，在大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的讲话激起了人们长时间的鼓掌欢呼。那位被俘的师长也被邀讲话，当他讲到骑兵军进攻新军时，说道：“司令长官命令我们进攻新军，军部开会时，意见不大一致，有三分之二赞成打新军，还有咧，三分之二不赞成。”他讲到这里大概是过于激动，把账算错了，那效果比说相声还有趣，逗得听众前仰后合，哈哈大笑，他也跟上笑了。

    参加庆祝大会的秧歌队和八音会，一直红火到深夜。我挤在人群中倾听晋西北的音乐：它时而高亢激越，时而圆润幽雅，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欢快流畅；它充满活力，充满信心，充满晋西北高原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我陶醉了。我的第二故乡——吕梁山的音乐，它的悦耳动听的余音，经常回响在我的耳际，颤动在我的心中，成了我的亲密伴侣，永远不会消失。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4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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