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凝神听取首长下达的命令，两眼却瞅着正房屋檐下的放在地上的马灯，它闪动着红色的火光。飘忽着微微的黑烟，玻璃灯罩的上半部已经熏黑了。透过那昏暗的灯光，看得清楚，站在马灯左边的是副大队长兼中队长李一夫，他大约有二十六七岁，白皙的面庞，浓密的黑发，大而明亮的眼睛，在那跳动着的灯光照耀下，显得很英俊，很沉着，很有信心，他用标准的定襄人口音下达命令。站在马灯右边的是中队政治指导员苏桓，也不到三十岁。他身材高大，甚至很魁梧，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给我们的感觉并不那么健壮有力。他和中队长摔跤，从来就是个失败者，连一次也没有胜利过，但是不服输。他的头发稀疏而柔软，风一吹，就飘动散乱。他和我们一样也打绑腿，却只打到半截小腿肚，上粗下细，很像个鸡腿，这就更加给人以孱弱的印象。讲话时声音很高，尖声细嗓，还带着浓重的东北腔调。我们说是“打日本”，他却说是“打义本”。他是和中队长在建队初期同时调来我们中队的。他俩很合得来，有时还开玩笑。比方说吧，开饭时，李一夫夹一筷子菜放进苏桓的碗里，拉着长腔长调说：“咱俩是一对好夫妻！”苏桓笑得呛了饭，一边笑一边说：“对对对，你是我的小媳妇。”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但在上政治课时，从不嘻嘻哈哈，而是认真严肃。上课时，我们坐着，他站着，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烧杀掳掠时，还流眼泪，我们听了也很难过。这时，我们就举起拳头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他就更激动，更严肃。在这次动员会上，他和泰然自若的中队长比较起来，就显得有些紧张，因而也就更严肃。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我们：“又要大胆，又要小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一走了之，下次再打。”从话音里我们感觉到，他还有些不放心。情况不允许我们长时间开会，在接受了命令以后，各班各分队准备行动。非参战人员由指导员苏桓率领，押着两个汉奸上山，到台池村宿营等候。我们一百多名战士，由中队长李一夫率领，满怀激情地鱼贯出村，奔向日军宿营地，汾城县西北三官峪附近的尉村，战斗就要开始了。
这支日寇部队是从新绛县北上，经汾城县城，绕道三官峪到吕梁山南部的乡宁县去的。侦察员的报告是，只有一百多敌人，还带着运输队，天黑进村，天明就要出发，到乡宁县的目的不明。多么好的机会啊！一百多名轻装战士，袭击一百多人的运输队，还不像老鹰叼小鸡，十拿十稳。第一次打仗就是个漂亮的胜仗，破烂武器要换日本的好武器了。我们沉浸在好像已经胜利的情绪之中，步伐又轻又快，越走越带劲。这里是吕梁山脚下的丘陵地带，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到处是地塄地堰，一道又一道的干河沟里，铺满了大块小块的石头。没有月亮，星星也不明亮。在这乍暖还寒时候，不大不小的北风从背后吹来，推动着我们前进，身上还发热呢。远方，不时传来枪声炮声，打破了这春夜的寂静。那枪炮声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国土，正在残杀我们的同胞，要做拼死的斗争啊，要冲上去，把敌人消灭掉。那愤怒复仇的情绪激动得我们热血沸腾，什么黑夜、冷风、石头、地塄，曲折的小路，强大的敌人，统统不放在眼里。我们决心而且有信心打胜这第一仗。步伐加快了，不要让敌人跑掉。大约经过两个小时的行军，在快要天明的时候，我们到达尉村北门东侧的土塄上，卧在麦田里，等候进攻的命令。
时间怎么过得这样慢啊，慢得快要叫人发火了。我两眼目不转睛地瞅着那座高高的寨门楼，不久前我们还到这里来过，寨门上刻着的“永丰门”三个大字，还在我的印象里。此刻，在这黎明前的黑暗里，自然是看不见，就连那座高高的门楼，也只能在夜空里看到它的黑影。我不知道是怎样计算那漫长而又短暂的时间的，寨子里的鸡叫起来了。在东方，在汾河的东岸，在太行山的那个方向，缓慢地透出一些朦胧的灰暗的亮光。我们在那微明的晨曦中看见了，日寇的部队开始在门楼下出现，马蹄声也听到了。先头部队在门楼前不远的地方停止下来，后边的部队紧跟着出了寨门，在一个小土坡上集合。啊，时间到了。卧在最前边的中队长举起手枪，向着密集的敌人连放三响，这就是命令！整个部队，一百多支枪一齐向着敌人开火。霎时间，敌人的战马乱跑乱跳，乱了阵脚。但是，很快地，出人意料地，寨门楼上的机枪响起来了，一梭又一梭的枪弹向我们射来。这突然而来的机枪声，激起了我们无比的仇恨和杀敌的烈火，不等中队长下命令，不顾敌人的射击，一齐向着乱了阵脚的敌人扑过去。敌人且战且退，迅速地奔上山坡。我们追上山坡，敌人退向更高的山坡。这时，天亮了，我们看得清楚，那是一支骑兵部队，不是什么运输队，而且也不止一百多人。啊，我们的优势立刻化为劣势，在同一个山坡上，敌人在上，居高临下，不停点地向我们射击，我们在下，卧在土塄下的麦地里还击。小麦才拔节，如果卧着不动，可以遮住身体，一有动作，就暴露目标。敌人的火力很强，压得我们不能行动。我们不住地向敌人开枪，扔手掷弹，仍然不能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我使用的是山西造的冲锋枪，一梭子弹可以连发，但是，这种枪徒有虚名，打两梭子弹枪筒就发烧，再打，子弹一出枪口就落地，哪能冲什么锋？我只好把仅存的一颗手掷弹准备好，一旦敌人冲下来，就扔出去。就这样僵持到早饭时候，敌人不敢冲下来，我们也无法冲上去。这时，我们发现敌人的骑兵分出两队，从两侧下山，企图包围我们。突然，中队长李一夫举起一面小红旗，不住地摇晃，高喊：
“散开！撤退！”
正面敌人的火力一下子被吸引到小红旗那里，我们乘机后撤，跳过一级一级的土塄，拼命奔下山坡，向四面八方奔跑。这时，敌人的机枪步枪继续向插在地塄上的飘动着的小红旗射击，而我们的中队长已经离开，跟在我们后边跑下山来，冲出了包围圈。我们没有受损失，但是失散了，无法集合起来，我们五班的战士也不齐全，只好三人一群，五人一伙，稀稀拉拉上山，到指定的地点太池村去。在路上，我想得个结论，就问中队长，这次战斗，算是胜仗还是败仗？中队长不回答。走在我后边的王国英答话了，这个又瘦又小年龄也最轻的王国英，看来早已胸有成竹，得出结论了，他说：
“狠揍了小日本一家伙，就是胜仗。”王国英是绛县人，说话硬邦邦的，“第一仗打成这样就不简单。”接着，他还有个难以理解的结论：“第一仗就是胜仗。”
我有些莫名其妙。但是，还得走路，爬山。当我们坐在路旁休息时，记不起是谁吃惊地喊道：
“中队长，帽子！帽子！”
李一夫不慌不忙地取下帽子，原来是帽顶上被敌人的子弹打了一对小窟窿。他仔细地端详了一番，拍拍脑袋，说道：“这个还在，没大关系。”
我想笑，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就是笑不起来。我看大伙的情绪和我差不多（王国英除外），那心情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
我们闷着头，继续爬山。
看样子要起大风了。天空中好像弥漫着一层浓厚的黄尘，甚至可以嗅到吕梁山的干燥的黄土气息了。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阴云。而是雾雾腾腾那股子憋闷劲儿，令人烦躁不安。我的感情是太脆弱了吧，思想不够健康吧，我真想坐在这个山坡上，抱着我的冲锋枪大哭一场，然后冲下山去，找我的伙伴。但是，我的伙伴们此刻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到达太池村的时候，天已过午。风越刮越大，刮得昏天黑地，满天黄土。我们的伙伴们大部分已经归来。点了名，除了留下打扫战场的，还有七人未到，我们的心好像还没有放进肚里。正在吃饭的时候，我预感到的那种不幸的消息传来了，打扫战场的同志回来报告：汾城县游击大队长郑怀礼同志听到战斗消息以后，带人赶到尉村。那时战斗结束了，日寇部队已经进了三官峪。他们打扫战场时，在尉村东寨墙外和南寨墙外的干河槽里，发现了我军的七具尸体，很明显，他们跑错了路，在河槽里和敌人的骑兵遭遇，英勇牺牲了。对全中队来说，这消息像晴天的霹雳，击中了我们的感情，有的簌簌流泪，有的低声抽泣，还有的放声大哭。我们吃了半个半个的蒸馍和鸡蛋，又都扔进那柳条箩筐里。中队长到鹤坡村大队部汇报去了。指导员苏桓看到这摊场很着急，他控制住眼泪向大家做思想工作，说什么打仗就有个打胜打败么，打仗就会有流血牺牲么，总结经验教训下次就能打胜么，失败是成功之母么，我和大伙一样难过，可不能哭个没完没了么，说着说着，含在眼里的泪珠扑簌簌流下来。他大声下命令：
“各班班长带人回去休息！”
当我把全班的同志带进窑洞以后，一头扎在炕上，痛哭起来。哭一阵，睡一阵，甚至在梦中还失声痛哭。苏桓到各班的窑洞里去安慰大家，讲革命道理，我们一点也听不进耳朵，一连两天躺在炕上流眼泪，简直不像个革命战士。那个又瘦又小的王国英从伙房提来一竹篮蒸馍，在窑洞门口压低声音说：
“我说，同志们，咱吃上点再哭么！”
王国英的一句话，说得我们又生气又好笑，可是，肚子真的是饿了。王国英给每个人的面前扔了两个大蒸馍。我悄悄地吃起来，不大一会，又在眼泪模糊中睡着了。
到了第三天下午，我听见中队长和指导员在院子里说话，中队长高声喊道：
“起来起来，都起来，起来吃饭，咱们这第一仗才打了一半，明天早晨还要接着打哩。敌人从乡宁县退回来啦。集合吃饭啦。”
这么一阵吼叫，像是胜利的、振奋人心的号角，胜过三天的思想工作，我们第二分队的战士，迅速地，整整齐齐地排好队站在院子里，听中队长和指导员讲话。原来第一仗才打了一半！打了一半就哭，真是鬼抽筋。日本鬼子在乡宁站不住脚，顺原路退回来了，明天上午可能到达三官峪，我们还要接着打下一半的仗呢。这一回，我们是居高临下，小日本是跑不了啦。这消息，这命令，把我们为战友报仇雪恨的感情调动到几乎不能控制的地步。加快速度吃饭，吃完饭检查武器，补充子弹和手掷弹，可就是睡不着。我们已经在炕上躺了三天两夜，怎么还能入睡呢。
天不明，中队长率领我们从太池村出发，沿着山头向三官峪方向进发，大约走了十来里路，就到了那个已经选好的山头阵地。这里的地势很好，随便哪里都可以找到天然的掩体。山很高很陡，山沟弯弯曲曲，很多地方看不到沟底。这条山沟，下雨时，是洪水奔流的河槽，天晴时，就是一条大路。由于山势的缘故，山上没有可以通行牲口的大路。有小路也只是羊肠小道，绕过来弯过去，甚至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那是羊倌放羊，农民上地劳动时走的路。所以，日本鬼子进山走山沟，出山也只能走这条山沟，其他可以行军的路是没有的，这大概就叫作“插翅难飞”了。
从黎明等到早饭时候，又等到半前晌，等得我们心急火燎。等啊等啊，日本骑兵的尖兵班过来了。日本兵一直仰头张望。马蹄声踏着碎石的声音由远而近，由模糊而清晰。接着大队人马也跟上来。我们从那两个小山头的缝隙间清楚地看到了紧步前进的骑兵。他们的马枪不是背在肩上，而是斜端在手中，不时抬起头来，向左向右张望。过来了，大队人马到了眼前了。中队长李一夫举起手枪，向着山沟中的敌骑兵连开三枪，这就是命令。我们的冲锋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掷弹也扔下去，大块石头也掀下去了。山沟里的日本骑兵受到这突然袭击，人喊马嘶，惊恐万状，马蹄声又急又重，日本兵拼命往前闯。有的战士要往山沟里冲，被中队长制止了。这场战斗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日本骑兵是乘着手掷弹爆炸的硝烟逃出山沟，逃出三官峪，逃向尉村去的。唉！手掷弹是近距离杀伤敌人的有力武器，它的硝烟居然帮了敌人的忙，这更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这后半个仗打胜了。后来，我们把俘获的几匹东洋高头大马送到了大队部，把军用罐头、军毯、钢盔之类的东西，送给了绝大部分是少年儿童的第三中队，经过大队首长的批准，武器留给我们第二中队。至于被打死打伤的日本兵尸体和伤员，有的被日本人带走，有的撒了些药粉，被日本人放火烧了，我们也就省了事了。
打胜仗，真痛快。当我们集合起来准备往回走的时候，指导员苏桓领着太池村的群众给我们送饭来了。蒸馍、稀饭、白萝卜大块咸菜，我们吃了个香又香，美又美，饱又饱。指导员拍拍我的肩头说：
“这一仗打得怎么样？”
还没等我回答，王国英插嘴道：“我说过，第一仗就是胜仗。”
这简直像个小诸葛了，既然是胜仗，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这大风后的天空，蓝啊蓝得像深不可测的大海，在那湛蓝的大海中，太阳分外明亮，照耀得人们谁也不敢看它一眼。山地的小麦来得晚一些，正在返青，秋田尚未下种，土地已经耕过，耙平。地边地堰也修补好，单等一场春雨落地，吕梁山的大忙季节就要来到了，我们战士们就会帮助群众劳动，战场就会变成打麦场！
我们在蓝天红日下行军，走得真带劲。多么痛快啊，半个小时，干净利落地打了后半个胜仗。这时，把我们一百多名战士和送饭的群众排起队来，在这高高的山头上，扭上半个小时的秧歌，也不能充分表达我们的喜悦心情。对于一个战士说来，没有比打胜仗更痛快的了。可是，我们没有扭秧歌，没有狂欢到那种地步。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胜利来之不易，是付出了永远不能补偿的代价取得的。这半个胜仗只不过使我们不那么悲切了而已。让我们做好精神准备吧，胜不骄，败不馁，第一次考验已经过去，更加严峻的考验还在前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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